从世纪儿到反英雄

Submitted by 沈默克


　　大革命与大文学，就像一对孪生子，你方唱罢我登场。

　　　　　　　　　　　　　一

　　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启蒙主义作家为旧制度敲响了丧钟，开启了大革命之门。这是文艺复兴以来最大的奇迹。但在雅各宾专政的断头台下，在拿破仑的炮声中，只有萨德侯爵疯狂地用淫欲涂抹书写，而夏多布里昂则被迫流亡。文学呼唤革命，革命的巨手却像捻臭虫一样把文学捻死了。王政复辟时期，贵族偕同秩序和腐败回来了，也把文学带回来了。老迈的歌德，乱伦的拜伦，还有年轻的雨果，仿佛一根长长的导火索，点燃了浪漫主义的炸药库。也许文学只会产生于贵族。最初支持浪漫主义运动的都是保皇党，雨果本人就隶属这个阵营。政治的保守主义者成为文学的革新者，而政治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却维护古典主义，反对浪漫派。直到 1824年，法兰西学院院长在年度会议上公开攻击“质疑我们所有准则，侮辱我们所有杰作”的浪漫主义时，事情才逆转过来。“自由的”《环球报》刊登宣言性的文章回应，将浪漫主义定义为“文学领域的思想自由”，将浪漫主义者比作“新一代的百科全书派”，而浪漫主义运动是新兴的“革命”。但1829年大仲马携浪漫主义剧作《亨利三世和他的宫廷》攻陷法兰西剧院（意义堪比日后雨果攻陷法兰西学院）的首演之夜，那些奇装异服的青年浪漫教徒们仍禁不住高喊诋毁政治自由主义偶像的口号：“我们打败了拉辛！我们打败了伏尔泰！打倒所有冷酷的老顽固，把他们扔出窗外去！”

　　到了雨果的《爱那尼》公演，那就成了一场浪漫主义者对全巴黎的战争。剧场池座和楼座前排坐了数百名拥护者和招募的捧场客。事先，雨果向他们昭告《爱那尼》将引发“思想和进步之战”，“我们将和封闭固守的文学进行战斗”。为此来捧场的巴尔扎克、戈蒂埃、德拉克洛瓦等人没少挨鸡蛋砸。而他们则挥拳痛殴喝倒彩的资本者观众。在“思想的土匪”和“文艺野人”们排山倒海的掌声、跺脚声、欢呼声中，《爱那尼》胜利了，浪漫主义胜利了。几个月之后，七月革命爆发，浪漫主义、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一起胜利了，查里十世逃离法国。

　　加缪曾谈到“叛逆者”的概念，盖指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丹东、圣茹斯特之流人物，我们不妨借用来特指“文学革命”的青春期文学喧骚派。这里所说的“青春期”，与生理无关，与心理有关。由于文学、艺术中强烈的幻想成分，足以让文学艺术家们较之常人大大地滞后其心理成熟年龄，耽于私性和伪神性之维，无论30岁还是50岁，照旧在创作青春期的沼泽里扑腾。任何年代青春期文学的共同特点就是忧郁，狂热，故作高深，自命不凡。自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大仲马的《安东尼》、维尼的《查铁顿》开始，浪漫主义的窠臼里都装着一个忧郁古怪孤僻的主角，为世所伤，为情折磨，心碎轻生。任何年代也少不了这种青春期的晦气蠢蛋。浪漫主义拔高了蠢蛋们的“焦虑和痛苦”，并刻意赋予了某种反叛、反抗的象征意义。浪漫主义确乎与大革命后新生代渴求变化、希望冲破复辟君主制度社会沉闷压抑氛围的心理一拍即合，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但究其作品却徒有虚名。巴尔扎克转头便毫不客气地撰文批判自己所捍卫的雨果矫揉造作、千篇一律。至于那些将匕首插入情妇胸膛的少年奸夫（大仲马《安东尼》），躺在床上服毒的受挫诗人（维尼《查铁顿》），就更加可笑了，跟百科全书派扯不上半点关系。浪漫主义除了造就一代“热情、苍白、神经质”的自杀倾向的“世纪儿”之外，别无贡献（戈蒂埃描述道：“观众疯狂起来，大厅里又是鼓掌，又是抽泣，又是哭喊。年轻的女人个个爱上安东尼，而年轻的男人都准备为阿代尔饮弹牺牲。”每个法国小男孩，都惯于把自己想象为心碎欲绝的安东尼或查铁顿。 1839年法国的自杀率比1829年高了几倍）。包括“最完美的浪漫主义英雄”拜伦，并非通过其作品，而是通过其风流韵事（与同父异母姐姐通奸，与雪莱和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的作者——玩3P）获得不朽。也包括浪漫主义的精神领袖雨果，如果一辈子都停留在浪漫主义阶段，他的作品估计比不上任何一件十九世纪的巴黎古董有价值。

　
　　　　　　　　　　　　二

　　初看起来，现代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迥然不同。一度脍炙人口的浪漫主义剧作、诗歌、小说，早已鲜乏问津，被时代遗忘。而麦尔维尔、亨利·詹姆斯、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等现代主义大师，至今仍声明显赫，盘踞文学万神殿的巅极。在浪漫主义的世纪，社会守旧，而文学创新。在现代主义的世纪，社会一日千里，文学则因循陈腐。所以现代主义者要从事革新文学观念、重构文学传统的工作。他们绞尽脑汁炫技，以作品的强力内禀撕碎浪漫主义虚有其表的幌子。新的世纪赋予现代主义者以崭新的人性价值观和崭新的文学精神，把旧道德、旧文学冲击得溃不成军。高贵和忧郁，浪漫主义的世纪定格姿态，此刻只落得了小丑般的下场。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无疑是现代主义症状的主要放射源。卡夫卡所沉迷的骑桶人、地道、行刑机器、人-昆虫变形等荒诞意象，无不若合白日梦理论符节。乔伊斯代表作《尤利西斯》用梦境闹剧的形式释放了主人公布卢姆的恋物癖、易装癖、受虐狂和肛交倾向，也许还是作者本我的一次力比多大释放：至少其书信透露了类似的秘密。他曾奢望自己的意识流文体能得到弗门高足荣格的赞誉。福克纳则是美国版的乔伊斯，其拗口难解不知所云的长句装载了性欲、乱伦、犯罪的白痴家族史，遂成为马尔克斯等南美文学爆炸作家的模仿对象。至于劳伦斯无处不在的阳具崇拜就更不必说了。尽管俄国贵族出身的纳博科夫对弗洛伊德颇为鄙夷，但这种表面上的鄙夷似乎是为了掩盖“影响的焦虑”。对“洛丽塔”题材反复不倦的书写，难道不正是他本人的娈童情结作祟吗？甚至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也坦言1922年的冬天写成的《补天》一篇“取了弗罗特（弗洛伊德）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后来鲁迅又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并深受其“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之说影响。

　　从客观世界的全知关照到对本体深邃内心的无限掘进，现代主义之路盘旋而下，似乎非通到撒旦的无底洞不肯罢休。现代主义文学的向内转，通过弗洛伊德之门的无底洞之旅，可以用牛顿经典物理学到量子力学的世纪剧变作类比。而量子力学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1927年）恰是现代主义思潮的第二个精神渊源。原子的不确定性导致客观世界的实在性被颠覆。原子是不确定的，世界因此也是不确定的，它只靠观察者的意识而确定自己的存在。量子理论的种种佯谬加剧了各种虚无主义的甚嚣尘上。文学的现代性，归根结底是十九、二十世纪盛极一时的虚无主义、怀疑主义与精神分析学交配受精孵化的一枚必然之蛋。(虚无主义是文化的蝥虫，这个无须例证。重要的是时人尚未了解被成为“科学基石”的怀疑主义的破坏性影响。普鲁塔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把逻各斯/神的话语收归人之本体，崇尚不确定性的怀疑主义抛弃终极真理已在二千年前定局。既然可感物—可知物/现象—本质都是不可知的、不确定的，随心所欲便成了本体之人的逻各斯。它不但使现代主义的重构顺理成章，也使反意义的后现代主义铺平了道路。)整个欧洲十九世纪，迄至俄国的1917年，充满了动荡、暴动和革命。但革了文学之命的现代主义大师竟对政治和社会革命视若无睹、视而不见，作白内障状，作失语状。马克思说过，（十九世纪中叶的）资产阶级社会缺少英雄气。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愈加成熟，或称晚期资本主义，所以中产阶级的文学斗士现代主义者们不独没有英雄气，还自鸣得意地“反英雄”。反英雄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庸人，其文学典型就是《尤利西斯》的主角布卢姆，一个甘于戴绿帽子的犹太男人。马克思又说“旧世界是属于庸人的”。庸人只需要家庭，秩序，收入，色欲。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资本社会就成为庸人社会。向内探险的现代主义貌似走向精英主义，其实步入庸人主义，他们似乎要乘坐阿尔戈号去新世界寻找金羊毛，其实找到却是整个旧世界的阴暗面。希腊的英雄时代一去不返，乔伊斯却妄图用“互文性”把反英雄追认为英雄，或把英雄追认为反英雄。此种“反英雄”的意蒂牢结，或是现代文学对社会失语的根由。他们用形式置换世界，用语言置换存在，用性欲置换人性，用纯文学置换文学。他们是勇敢的，亦是胆怯的。与十九世纪大师粗粝的文本相比，现代主义大师的文本要精致得多，结构巧妙得多，观念先进得多。但这场文学内战的胜方并没给文学的外部世界带来任何意义。印刷传播的宠儿从他们付梓刊行的当日便退化为无害的、无能的、无效的无用之物。从现代主义僭居文学主流之日起，世界已将之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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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沈写一篇文章都要花许多时间，今年才四篇，理应都转。

但老沈最近创作太少了，也变成一个扯皮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