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博士前不久撰文,预测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全文如下: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国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掌握了70%财富的0.02%(最新统计)的人口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会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压迫的原因。并且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已经做好了奶挤干净后的杀牛准备,这就是通过金融市场股市和汇市的对冲操作,将中国最后的剩余资产全部卷走。
    一、就经济总量来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以至于总共九届的财富论坛,有三届在中国召开。中国已经连续四年,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四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相当于12万亿人民币,按照去年全国工资水平计算,相当于全国城镇职工6年多的工资总额。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从世界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这些年由于中国进口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下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怪异现象。中国对亚洲的贡献更是让人惊叹,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的100%来自中国,正是中国推动亚洲经济走出了1998年金融危机时的困境,特别是亚洲经济大国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出口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约占日本出口增加额的70%,日本自己也承认“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是日本摆脱危机泥潭,经济恢复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是,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世界、亚洲包括日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死亡率上升了37%。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比日本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日本人到现在抬头看日本人,小日本真的成了“大日本”;《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
  
  二、就外贸来看,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历史上除了当初白种人到非洲猎获黑人不付钱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对照一下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
  
  在中国入世五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五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日本人因为买中国筷子比洗筷子还便宜而用过就扔,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日本却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中国潮水般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一次性商品,虽然毁灭的是中国资源,却连西方国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纷纷呼吁改变一次性消费,并衷告中国要保护资源。
  
  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国经营的企业更是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都是个未知数,如此低的工资已经把现代社会的工人完全变成了奴隶社会的奴隶,绝大部分打工妹打工仔之所以能够在几乎白干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变成城市人口。
  
  对他们来讲,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只能放弃权益,回农村了此残生。滚滚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泪啊。
  
  谈到民工的代价,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这还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的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今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一位擦着鼻涕的矿主要买几百万一辆的法拉利轿车,当车模小姐告诉他这车很贵时,这位矿主“啪”的鼻涕一甩,指着车模小姐喊道:“开个价吧,连你一起买走”,最终几位矿主从车展上买走了80多辆法拉利轿车。这种极度扭曲会的资本家,包括殖民地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出现,只有殖民地经济的“二狗子”才会扭曲到如此地步。
  
  三、就外汇来看,中国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换来的巨额外汇完全无偿的奉献给了美国。面对中国空前的资源劫难和百姓劫难,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却是一片欢呼,声称我们赚取了宝贵外汇。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外汇储备与其说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不如说是美国的宝贵财富更加准确。一方面,一万亿外汇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资产。美元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纸张,美国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随着美元印刷的增加和美国经济的减弱,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过去动员人民有句话,叫做“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现在我们则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不仅如此,美国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反过来又以我们贸易顺差的巨额外汇为理由,压迫人民币升值,并勾结国内买办集团,用外汇储备的大幅度贬值,来要挟中共政府高价进口西方国家产品。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之高,同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同样令人震惊。中国进口高档轿车价格,高出海外市场价格两倍以上,劳斯莱斯“幻影”型系列的海外零售价约四十万美元,但在中国的成交价格达到了数百万,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以二百多万美元,买走了一辆劳斯莱斯最昂贵的“幻影”型轿车。进口中档轿车价格也高于海外市场一倍左右。进口化妆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更是高的离谱,简直就是公开抢钱,中国南方奢侈品展览会上,一件翡翠首饰价格高达8000万人民币,随后举办的上海第二届奢侈品展览会,四天成交额就超过5亿元人民币。世界奢侈品公司正在潮水般涌入中国,各地开设的店面已超过300家,许多国外地摊上的廉价货也拿到中国当高档商品卖,价格上千元的法国干红,在当地不过是地铁乞丐都经常喝的驱寒饮料。拥有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价格更是邪乎,微软W98操作系统美国上市价格是50美元,相当于400多人民币,不到一个蓝领工人2小时的工资,拿到中国来卖6999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京工人14个月的工资,深圳民工20个月的工资,后来的XP操作系统的捆绑价格更是达到了65000元人民币,这还是有庞大盗版市场的牵制,如果没有盗版市场的牵制,其垄断价格足以让中国95%以上的用户退出电脑领域,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至少要倒退20年。
  
  西方发达国家雇佣中国买办集团和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让中国高价进低价出、自己低价进高价出的贸易和外汇体制。通过这个体制,越来越大量的把中国的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从而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随着资源耗费量的增加,不仅没有恶化本国环境,反倒是越来越山清水秀,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国的买办集团,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收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分离,自己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让中国来承担发展的不良后果。这种向中国剥离发展风险的体制,在人民币汇率和购买力的矛盾走势上也明显表现出来,与美元对外对内一起贬值不同,人民币是对美元汇率升值,对国内的购买力是贬值,这一升一贬其实是把中国老百姓的钱转移到外国老板的腰包里了。
  
  四、就外资来看,中国一方面用巨额过剩资本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以牺牲国家资源甚至主权的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外资进入中国本身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但是我们引进外资的方式,却正在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灾难。
  
  首先,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截至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国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国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腐败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中国的外资利润率有多高,这是个官方和外资公司都列为高度机密的数字,我们只能从各种渠道进行比较测算,中国垄断行业的利润率是100%至2000%,外资经济的利润率一般不会低于国内垄断行业,许多外资公司也印证了这个推断。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国的利润率达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
    其次,外资进入中国已经不再是主要投资建设项目,而是官商勾结大肆低价收购国有资产。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民族大劫杀,
第一步是“减二免三”的免税待遇,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国民待遇”,免税政策赋予了外资公司轻松打垮国有企业的能力。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不仅负担33%(最早是38%)的沉重税负,还要负担职工的福利保障,与不纳税不养工人的外资企业竞争,亏损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
第二步就是逼迫走投无路的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甩掉6000万职工,如同占有一个妇女之前先让她丢掉孩子一样,剥离出一个干干净净的资产,坐等外资公司前来吞并。
第三步就是廉价收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零价方式大肆收购核心产业大公司或各个行业的龙头公司,外资收购已经使中国本土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降低到了26.5%。并且收购价格之低,远远突破了经济大危机后的资产收购价格,在公开资本市场上收购价格不到资本价值的5%。比如以强大国内银行网络为支持的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把三分之一的股权以每股1元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公司,外资公司投入不过几千万,一年后不算资本增殖,仅每年就所得利润就有上亿元。
  
  在金融不良,外资公司所得更是惊人,前面提到的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就是在和国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华融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创造了900%的利润率,并且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华融模式”。其实目前银行拿出的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外资公司凭借免税政策,打垮国有企业后形成的,等于是先打死别人的丈夫再白白占有别人的身子。可悲的是最终我们不仅是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会白白落入外资手中,还要再为这落入外资公司的4万亿不良资产另外买单。道理很简单,许多不良资产在我们手上是不良资产,到了外国人手上就不是不良资产了,外国人很懂得中国“官怕洋人”的道理,他们会通过打官司的办法,逼迫地方政府从中国再划走4万亿资产。
  
  第三,目前外资对中国的扫荡不仅是掠夺经济资源,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政治资源的瓦解和毁坏。由于外资在扫荡过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巨大的GDP政绩,再加上官员个人的巨大利益,便形成了各地政府对外资的疯狂争夺,给外资的优惠条件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把以往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吸引外资,由于资本成份越来越复杂,现在各地的政治法律特权已经扩展到了所有资本。
  
  《法制晚报》7月上旬的一篇报道,河南沁阳市规定了12条5000万以上投资者享有的各种政治法律特权,其中包括可以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子女随便选择学校、出入娱乐场所(赌博嫖娼)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还规定每月1至25日为企业“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不得进入企业,违者立刻开除,已有7名公务员因进入企业而被开除。其实像河南沁阳这类规定在东南沿海地区早就出现了,广东一位市政法委书记在解释为什么要让法院判决民工败诉时,竟然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就敢赤裸裸地说:“很简单,我这里民工多的是,引进外资却很难,不替外资说话替谁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说的。”
  
  进入中国的许多外资公司大老板,也由最初单纯的贿赂收买官员,逐渐的发展为支配和教训中国官员,据说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就是因为违背了一家外资公司的利益,立刻就被公开了其腐败淫乱的录像带。
  
  五、就海外上市来看,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们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中国石油公司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外国公司抽取中国财富已经够可怕了,中国国有公司也帮着外国人抽取中国财富就说不过去了。像上述四个公司目前中国不下一百家,如此规模地海外分红,不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受不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肯定会被分成第三世界的!
  
  要知道,我们目前全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也就是3000多亿人民币,2004年全国的低保资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加起来,也不过才200多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红的十分之一(每年合人民币2000多亿)。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为全国人民服务,而不应该只考虑外国投资者的利益。
  
  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全国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中西部地区约80%的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超过50% 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
  
  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甚至个别女教师被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倍。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根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制度因素了,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化的结果。
  
  六、最后从开发区来看,全国持续多年的争建开发区热潮,已经成为毁灭资源,外资对中国进行制度性掠夺的一种方式。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自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比两个海南省还要大,等于每年消失两个海南省这般大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在全国已经有6个省的人均耕地低于零点八亩警戒线。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7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面积就达7400万亩,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更让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经被渣土彻底毁掉。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各种名目的开发区面积已超过了祖祖辈辈建成的中国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越来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苏州模式”的发展道路,即依靠廉价土地吸引外资。
  
  据一份统计报告称,以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的苏州,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消耗掉5000亩以上的耕地。在每年18%的高增长速度下,耕地每年以近10万亩的速度在消失。用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究竟白白送给外资多少财富我们无从计算,但是从丧失土地的农民损失中可以折射出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据有关专家统计,丧失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款在5—10%之间,10年农民损失10—20万亿,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剥夺过来送给外国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卖国行为。
  
  用廉价土地吸引来的外资,又通过土地增值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把中国土地增值变成了外资的利润。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潘明才近日指出:从2005年的情况看,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应该为763亿元,而中央和地方实际收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只有214.5亿元,其中550亿流入了外资房地产公司,也建设说,仅去年一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就流失近 550亿元。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国民的工资收入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恶化的环境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的国土也变成了外资的利润,那我们国家最后还有什么呢?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对西方列强的赔款总额是13亿银元,相当于当时3亿多英镑,从我们上述任何一项中拿过来的损失,都超过3亿英镑(即便考虑到币值变化)。
  
  另据一项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里,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煤炭5.86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我们现在20多年间煤炭出口20多亿吨,其中出口日本煤炭按照每年2000万吨计算,也是5亿多吨,出口日本的木材相当于中国国土20%的森林面积,更是超过了1亿立方米。
  
  我们1840年以来的民族救亡和民族独立战争还有什么意义?有人可能会问,中国是怎样落到目前这种“国际奶牛”地位的,或者说,西方国家是怎样利用中国的开放机会,成功的实现了对中国经济的殖民化转变的?
  
  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大家可以写出许多大文章大著作,在此只是指出一点,就是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的作用,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当大部分,是控制在海外经商留学的高干子女配偶手中,十几年来不断跑出去的类似民运派的人也参与了越来越大量的进出口贸易。据有关报告披露,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一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六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子女已经超过百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有二十万人,再加上加入外国国籍的各种文化精英越来越多,活跃在国内政策咨询领域的各种知识精英也在积极为外资说话,所有这些利益已经不在国内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政策的选择,这是外资能够成功将中国经济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亲属)、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加入外国国籍,中国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将会越来越深的陷入外资的掌控之中。前面提到的国际资本将要对中国发动的金融打击,将是最终全面肢解中国的最大危险,美国、英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研究报告都提出了要在21世纪永久性的解决中国问题,所谓永久性解决,就是像前苏联解体那样,把中国肢解为许多小国。(完)
  
  【作者介绍:周天勇,男,1958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1980年从青海省民和县考入东北财经大学(原辽宁财经学院)基本建设经济系,1992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调入中共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社会兼职有: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城市研究所所长,国家行政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东北财政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教授,国家发改委价格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