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8月4日报道 8月3日晚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因中风在伦敦逝世,享年89岁。
索尔仁尼琴1918年出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等。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系中学教员。由于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1924年,随寡母迁居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在这里,他读完了中学,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的数学物理系,194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连长,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
1945年2月,他在东普鲁士的前线被捕,按他本人的说法,是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据《文学报》报道,它是“ 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著名诗人、《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篇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小说即刻轰动了整个前苏联,在文艺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继它之后,前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 1963年,他加入苏联作协。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1965年3月开始又受到公开批判。可想而知,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已没有可能在苏联国内问世了,它们同索尔仁尼琴此后的其他作品都是在国外出版的,且引起巨大的反响。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1968年,长篇小说《癌症楼》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
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当时,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自然,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去领奖。
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1973年12月,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的3卷本长篇小说,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他先到西德,后移居瑞士,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状。1976年他迁往美国。
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 ”,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
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回归俄罗斯。他的作品得以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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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领奖演说
一
正如那个困惑的野蛮人拣起了--大洋中的一块奇怪的废弃物?--沙漠中的某件出土物?--或者从天上掉下来的某个无名的物件?--它有着复杂的曲线,一开始单调地闪着光,然后又刺射出明亮的光。他在手中把玩着它,把它翻转过来,试图发现如何处置它,试图在自己的把握中发现某种世俗的功能,却从来梦想到它会有更高的功能。
我们也是这般状况,手里拿着艺术,自信地以为我们自己是艺术的主人;我们大胆地指挥着它,更新它,改造它并显示它;我们出售它以挣钱,用它取悦于当权者;时而用它来消遣--径直到唱流行歌曲的地方和夜总会,时而又为了转瞬即逝的政治需要和狭隘的社会目的而抓住最近的武器,不管那是软木塞还是短棍棒。但艺术并不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被亵渎,它也并未因此而偏离开自己的天性,而是在每一个场合、在每一次应用中它都把其秘密的内心的光的一部分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能理解那道光的全部吗?谁敢说他已经为艺术下了定义,已列举了它的所有的方面?或许曾几何时有个人已理解了并且告诉了我们,但我们却不能长期满足于此;我们倾听着,忽略着,当场立即把它掷了出去,一如既往匆匆地把甚至最优秀的也交换出去--但愿是为了换得某种新的东西!而当我们再次被告知那个古老的真理时,我们将甚至不记得我们曾经拥有过它。
有一位艺术家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的创造者;他把这样一个任务扛在肩上,那就是创造这个世界,让它居住芸芸众生并为它承担包容一切的责任;但他却在这个世界的下面崩溃了,因为一个凡人的天才是没有能力承担这样一个负担的。这完全就像普通人一样,他宣称自己是存在的中心,但却没有成功地创造出一个达到了平衡的精神体系。而且如果不幸压倒了他的话,那他就责备世界的时间久远的不和谐,责备今天的断裂的灵魂的复杂,或者责备公众的愚蠢。
另外一位艺术家看出天上有另外一种权力,于是乐得在上帝的天国的下面做一名谦恭的学徒;然而,那被写出的或被绘出的他对一切的责任,他对感知到他的工作的人们的责任,却比以往更为苛求。但是,作为回报,创造出这个世界的却并不是他,也不是他指导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其基础来说是没有什么不确定之处的;这位艺家只须比其他人更加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的和谐,意识到
人类对世界所做的贡献的美和丑,并把这一点敏锐地传播给他的同胞。而当不幸的时候,即使是在存在的最深处--陷于穷困、入狱、患病--他的稳定的和谐感也从未抛弃他。
但是艺术的一切非理性、它的令人目眩的特色、它的不可预知的发现、它对人的毁坏性的影响--它们充溢着魔力,不会被这位艺术家对世界的想像所用尽,不会被他的艺术概念或者他的拙劣的作品所用尽。
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发现人类存在早期那些没有艺术的时期。就在人类的熹微晨光中,我们从我们未能及时看清的手中接受了它。而且我们也没有能及时询问:给了我们这个礼物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要用它做什么?
那些预言艺术将会解体、预言艺术将比它的形式活得长久并死去的人们,他们是错了,并且将总是错。注定要死的是我们--艺术将永存。那么即使是在我们的毁灭之日,我们会理解艺术的一切方面和艺术的一切可能性吗?
并不是一切都有个名字,有些事情是不可言传的。艺术甚至能使一个冷淡忧郁的灵魂激动起来,达到一种高度的精神经历。通过艺术,不能够用理性的思维所产生的那种启示有时就来到我们身旁--隐隐约约地、短暂地来到我们的身旁。
就像童话中的那个小镜子一样:你只要朝镜子里看,就会看到--并不是你本人,而是在一秒钟之内看到那个难以得到之物,谁也不能奔到那儿,谁也飞不起来。而只有灵魂发出一声呻吟……
二
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了这句费解的话:"美将拯救世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陈述?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这只不过是话语而已。这怎么会可能呢?在嗜血成性的历史中美又何曾拯救过何人免于难呢?使人高尚了,使人精神振奋了,是的--但它又拯救过谁呢?
然而,在美的本质之中却有某种独特之处,那是在艺术的地位中的一种独特之处;即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说服力完全是无可辩驳的,它甚至迫使一颗反抗的心投降。要想在既是错误又是谎言的基础上写出一篇外表上流畅典雅的政治演讲、或写出一篇刚愎自用的文章,或勾勒出一套社会计划,或创造出一个哲学体系,这都是可能的。但被隐藏的事物,被歪曲的事物,却不会立即变得显而易见。
然后一篇矛盾的演讲、文章、计划,一种立场不同的哲学又为了进行反抗而聚集在一起--并且完全同样典雅流畅,并且再次产生效果。这种事物之所以既被人相信又被人怀疑,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重述不能触及灵魂的事物是徒劳的。
但是艺术作品却在自身之内拥有着自身的证明:被设计出来或者被滥用的概念并不能忍受被用形象刻画出来,它们都轰然落下了,显出苍白的病色,不能令任何人信服。但是那些将真理挖掘了出来并且把真理当作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力量呈现给我们的艺术作品--它们控制着我们,迫使我们屈服,而且从未有人似乎要反驳它们,甚至在未来的时代也似乎无人要反驳它们。
因而也许真、善、美的那个古老的三位一体并不纯粹是我们在我们的自信的、实利主义的青年时代所以为的一种空虚的、褪了色的公式吗?倘若如学者们所坚持的那样,这三棵树的树梢聚合在一起,但是真和善的过于显眼的、过于笔直的树干又被压坏,被砍掉,不被允许穿过去--那么也许那怪诞的、不可预言的、意外的美的树干将会穿过去并高飞到那个相同的地方本身,并同时完成这所有三者的工作吗?
如此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美将拯救世界"就不是漫不经心之语,而是一个预言吗?毕竟,一位具有怪诞的启发的人,他被允许多人看。
而且如此看来,艺术、文学果真能够帮助今天的世界吗?我在多年之后终于多少看透了这个问题,今天我想在这儿呈现给诸位的,就是这个小小的见解。
三
这个讲台远非是提供给每一个作家的,而且被提供的作家一生也只有一次,为了登上这个宣讲诺贝尔奖获奖演说的讲台,我并不是登了三四级临时性的台阶,而是几百级台阶,甚至是几千级台阶;这些是不屈的、险峻的、冻结的台阶,从我注定要从那儿幸存的黑暗与寒冷之中延伸了出来,而其他人--也许比我更有天赋,更坚强--却死去了。我本人在中央劳改营的群岛里只遇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这劳改营被打碎成零零碎碎的大量岛屿;在秘密尾随和怀疑的重负之下,我并没有和他们所有的人说话,有一些人我只是听说过,别的我只是瞎猜而已。那些已经享有文名的落入那个深渊的人起码还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人从未被认出过,从未在公开场合被提及过一次?而且实际上没有人曾设法返回。一整个民族文学留存在那儿,湮没无闻,不仅没有坟墓,而且甚至没有贴身衣裤,赤裸着,脚趾上贴着号码。俄国文学没有一刻停止过,但是在外界看来却似乎是一片荒原!在一片和平的森林能够长成的地方,经过一阵砍伐之后,却仍有两三棵侥幸生存的树。
我今天站在这儿,伴随着倒下的人的阴影,低下头好让以前的其他合格者在我前头通过来到这个地方,当我站在这儿,我又怎能推测他们想说的话并把这些话表达出来呢?
这个义务长期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懂得这个义务。用符拉基米尔.索洛耶夫的话来说:
甚至锁着锁链我们自己也必须完成众神为我什计划好的循环。
频繁地,在劳改营的痛苦的激动中,站在囚徒的纵队里,当时一连串的灯笼刺破了阴暗的晚霜,这时在我们的心中就涌起我们想朝整个世界呼喊出的话语,倘若整个世界能听到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的话。然后似乎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飞黄腾达的大使会说些什么世界又会怎样用自己的评论来立即作出反应。我们的地平线十分醒目地既拥抱着物质事物,又拥抱着精神的运动,而且在这个不可分割的世界上并没有看到不平衡。这些思想并非来自书本,也不是为了表达清楚而从国外引入。它们是在与现在已经死去的人们交谈中形成的,那是在囚室里和篝火旁,它们受到那种生活的考验,它们从那种存在中生长出来。
当外部压力终于稍微小了一些时,我的和我们的地平线变得开阔了,而且尽管是通过一个微小的缝隙,我们却也逐渐看见并知道了那"整个世界"。令我们吃惊的是,这整个世界与我们所预期的、所希望的根本不同;这就是说,并不是一个"不是靠那个"而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不"引向"那儿"的世界,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世界,它看见一个泥泞的沼泽就会惊呼;"一个多么可爱的小脏水潭啊!"看见具体的领带就会惊呼:"一条多么精美的项圈啊!"相反却是一个这样的世界,一些人流着伤心的泪水,而另一些人则随着轻松愉快的音乐喜剧翩翩起舞。
这怎么会发生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裂开的隔阂呢?难道是我们感觉迟钝?难道是世界感觉迟钝?或者是由于语言的不同所致?为什么人们不能够听清彼此说的每一句清清楚楚的话?词语再也不像水那样发出声响奔流着--没有情趣、色彩、味道,没有痕迹。
随着我逐渐理解了这一点,也在多年的期间一再改变了我的潜在的演讲的结构、内容和风格。也就是我今天所作的演讲。
而且这个演讲与在严寒的劳改营的夜晚里所构思的最初的计划初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四
自太古以来人就是被这样制造出来的,使得他对世界的只要不是在催眠状态下被灌输送去的看法、他的动机和价值标准、他的行动和目的都为他的个人的和群体的生活经历所决定。俄国有句谚语,"别相信你兄弟说的话,要相信你自己的斜眼",而这就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人在世界里的行为的最可靠的基础。在我们的世界伸展在神秘和荒凉之中的漫长时代里,在它受到普通的传播线路侵犯以前,在它被改造成一个单独的、痉挛地跳动着的肿块以前--人们在他们的有限的领域之内,在他们的社区之内,在他们的社会之内,最后又在他们的国土上,依靠经验治理着而无灾祸发生。在那个时候,单独的个人有可能感知并接受一种普通的价值标准:有可能将被认为是正常的事物和难以置信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残酷的事物和位于邪恶的边界之外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诚实的事物和欺骗的事物区分开来。尽管散居各地的人民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而且他们的社会价值往往惊人地不一致,正如他们的度量衡体系不一致一样,但这些不一致仍然只是令偶尔前来的旅行者吃惊,在杂志上以奇闻的名义报道着,对尚未成为一体的人类并不构成威胁。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知不觉地,突然地,人类变成了一体--满怀希望地成为一体而且又是危险地成为一体--结果它的一个部分的震动和激动就几乎被同时传递到其他的部分,有时任何一种免疫性都欠缺。人类变成了一体,但又不是像社区甚至国家本来那样固定不变地变成一体的;不是经过多年的相互经验团结起来,既不是通过拥有一只单独的眼睛,那是只被亲切称之的"斜眼",也不是通过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而是通过国际广播和印刷越过一切障碍变成了一体。大量事件雪崩似地降临在我们身上一分钟以后半个世界就听见它们的崩溅声。但是按照世界的陌生地区的法律衡量这些事件并估价这些事件时所依赖的尺度,这却并未通过声波和在报纸的栏目中被传播出来,而且也不能够这样传播出来。这是因为,这些尺度是在单独的国家和社会里在年代过于久远的过于特殊的情况下获得了成熟并被吸收的,它们不能在半空中被交换。在世界各地,人们把自己辛辛苦苦得到的价值应用在事件上,他们固执地、自信地、只是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而从未按照任何其他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
如果说世界上并没有许多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起码也有几种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一种价值标准是为了估价就近的事件,而另一种是为了估价远方的事件,苍老的社会拥有一种价值标准,而年轻的社会又拥有另一种,不成功的人民是一种价植标准,而成功的人民又是另一种。这些背道而驰的价值标准不和谐地尖叫着,令我们目眩惶惑,因而倘若我们避开所有其他的价值也就不会痛苦,那就好像避开疯狂一般,好像避开错觉一般,而且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本国的价值自信地判断着整个世界。我们之所以不把那事实上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看做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而是把那最靠近我们的灾难误认为那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凡是离开更远的事物,凡是今时今刻并不威胁着要侵入我们的门口的事物--尽管它发出呻吟,发出压抑的呼喊,生命由此毁灭,即使由此带来几百万牺牲者--我们都认为,总的看来都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在可以容忍之列。
不太久以前,在世界的一个地方,在与古罗马人的迫害相比毫不逊色的迫害之下,成千上万的缄默的基督教徒为了对上帝的信仰而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另外一个半球有某个疯子(而且无疑他并非孤身一人),他急速穿过大洋把我们从宗教解救出来--而且刀剑径直刺入祭司长!他按照他本人的价值标准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进行推测。
一件事物从远处看,按照一种价值标准,似乎是令人艳羡的、欣欣向荣的自由,可是如果在就近看,并且按照其他的价值标准,就令人感到是那种要把汽车掀翻的令人狂怒的压抑。一件事物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可能代表着一个难以置信的繁荣之梦,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却具有需要立即用罢工对其作出反应的疯狂剥削的那种使人激怒的效果。自然灾难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一场殃及二十万条生命的水灾似乎不如我们当地的一个事故那么严重。个人受到的侮辱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有时甚至一个反讽的微笑或者一个打发人走的姿式就是令人丢脸的,而在其他的时刻残酷的拷打也被当作一个不幸的玩笑而被原谅了。惩罚和邪恶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按照一种价值标准,被捕一个月、被放逐到乡村,或者人呆在里面吃白面包卷喝牛奶的隔离室,都打碎了人的想像并用愤怒充塞着报纸上的栏目,而按照另一种价值标准,判决二十五年刑期,四壁寒冰覆盖而里面的囚徒又被剥得只剩内衣裤的隔离室,为神智健全的人设的疯人院,以及无数的非理智的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老是逃跑,又在边境遭到射击--所有这一切却又是司空见惯并为人们所认可。而涉及到世界的那个外国的部分时头脑又是尤其平静,我们对那个部分实际上是一无所知,我们从那儿甚至得不到有关事件的消息,而只有几位记者的琐碎的、过时的猜测。
然而我们却木能因为这种两重性,因为对另外一个人的深沉的悲哀,对这种惊得发呆的不理解而责备人的看法,要知道人就是这样组成的。但是对被压缩成一个单一的肿块的整个人类来说,这样的相互不理解却显示出迫在眉睫的猛烈毁灭的威胁。面临着六个、四个或者甚至两个价值标准,一个世界、一个人类是不能够存在的:我们将被节奏的这种不一致、被颤动的这种不一致扯开。
一个有两颗心脏的人并不是为这个世界而存在的,我们也将不能够在一个地球上肩并肩地生活着。
五
但是谁又将协调这些价值标准呢,而且又将怎样使这些价值标准达到协调呢?谁将为人类创造一个阐释系统,它又是既适用于善行又适用于恶行,既适用于不可忍受的事物又适用于可以忍受的事物呢?这些善行和恶行,不可忍受的事物和可以忍受的事物在今天是有区别的了。谁将向人类说清楚何为真正令人忧郁、无法容忍之事,何为仅仅局部地擦伤皮肤之事?谁将把愤怒引向那最可怕的事物而不是那更近的事物?谁会成功地把这样一种理解转移到在他本人的经历的界限之外的地方?谁会成功地让一个心胸狭隘、固执的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他人的遥远的欢乐和悲哀,感受到对他本人所从来体验到的种种方面或者蒙蔽的一种理解呢?宣传、压抑、科学证明--这一切都是无用的。但是幸而在我们的世界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手段!这个手段就是艺术,这个手段就是文学。
它们能够创造奇迹:它们能够战胜人的那种有害的特征,那就是只从个人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结果别人的经验徒劳地从他身边经过。当人在地球上度过他的短暂一生的时候,艺术就把一个陌生的终生的经历的全部分量,连同它的一切负担、色彩、其生命的力量,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了;它在肉体上再次创造出一个未知的经历,并允许我们拥有它,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东西。
而且不止如此,远远不止如此。随着相当于数世纪之久的时间的逝去,不论是国家还是整个大洲都在重复着相互的错误。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以为这是多么明显啊!但并非如此,某些国家已经经历过、考虑过并且摒弃了的东西,却突然被别的国家发现是刚到的新闻。这儿又是如此,我们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一种经验的唯一替代物就是艺术,就是文学。艺术和文学拥有一种奇妙的才能:它们能够超出语言、习惯、社会结构的区别而将一整个民族的生活传达给另一个民族。它们能够向一个没有经验的民族传达一种持续许多个十年的严苛的民族磨练,甚至能够使一整个民族免于走着一条不必要的,或者错误的,或者甚至是灾难的历程,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
我今天从诺贝尔的讲坛上急迫地向你们提醒的,就是艺术的这种伟大而又崇高的性质。
而且文学又朝着另一个无价的方向传达着无可辩驳的、浓缩的经验,亦即一代代地传下去。这样它就变成了民族的活的记忆,这样它就在自身之内保存着并且点燃了她的已经度过的历史之火,而保存和点燃这历史之火所采用的形式又免遭畸形和低毁。文学就是以这种方式,和语言一起保护着民族的灵魂。
(近来有一种时髦的说法,即应该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应该在当代文明的熔化炉里消失。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对它的讨论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儿作如下说法是恰当的,即民族的消失,就如同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样,有着一个人格一张脸一样,会同样使我们贫瘠。民族是人类的财富,是人类的集体的人格,最无足轻重的民族也有着其特殊的色彩,并在自身之内拥有着神的意图的一个特殊的方面。)
但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受到权力的干涉而被扰乱,那就是太不幸了,因为它不仅仅是对"印刷品的自由"的侵犯,而且也是民族心灵的关闭,是将民族的记忆击成碎片。这个民族就不再注意其自身了,它已被剥夺了其精神上的团结,而且尽管据说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可是同胞们却突然不再互相理解了。一代又一代的缄默不语的人变老了,死去了,可从来连自己都没有谈论过,也不互相交谈,不对后人交谈。当像阿赫玛托娃和赞加亭--他们终生都处于活埋状态--这样的人注定一直到死都要在缄默中进行创作,而又从未听到对他们的作品的反响,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一种悲哀,是整个民族的一种危险。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况中一当由于这样的缄默而使得整个历史不再被人从整体上予以理解时--它就是整个人类的一种危险。
六
在各个不同的时刻,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人们曾进行了热烈的、愤怒的和微妙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就是,艺术和艺术家是否应自由地为自己而生活,或者应总是注意到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并且不带偏见地为社会服务。对我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左右为难之处,但我将避免再次引起这一系列的争论。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令人赞叹的讲话实际上就是阿尔贝.加谬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我乐于赞同他的结论。确实,俄国文学在几十年的期间展现了一种倾向,那就是不太沉溺于对自身的沉思默想,不是太轻浮地焦躁不安。我并不耻于竭尽所能使这个传统再继续下去。俄国文学长期以来对下述概念并不陌生,即一个作家在他的社会之内是能做许多事情的,而且这样做也是他的责任。
我们不可侵犯艺术家只是表现他自己的经历和内省而不顾及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权利。我们不可要求艺术家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而是--责备他,乞求他,敦促他,诱惑他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毕竟,他的才能只是有几分是他本人发展起来的,大部分则是在出生时像一件成品一样炸进他身上的,而这个才能的天赋又将责任强加在他的自由意志上。我们可以假定艺术家并没有受惠于任何人;然而看到下述状况却是痛苦的,即当他隐退进他的自我制造的世界里或者他的主观怪想的空间时,他就有可能将真实的世界拱手交到贪财的人的手中,如果不是交到卑劣的人、不是交到疯狂的人的手中的话。
我们的二十世纪已证明比先前的若干世纪更为残酷,而本世纪的头五十年并没有将其所有的恐怖抹掉。我们的世界被贪婪、嫉妒、缺乏控制、相互的敌意等这些同样古老的穴居时代的情感撕得四分五裂,而这些情感又顺便拣起了诸如阶级斗争、种族冲突、群众的斗争、工会的争端之类体面的假名。原始时代的那种拒不接受妥协已被变成了一种理论原则,并被认为是正统的美德。它需要几百万人在无休止的内战中作出牺牲,它朝我们的灵魂鼓吹,像不变的、普遍的善良与正义的概念这类事物是不存在的,而且这类概念完全是起伏不定的、变化无常的。因而这个规则也就应运而生--总是做对你的一方最有利的事情。任何专业组织一见到有将一个部分折断的方便机会,即使这个机会是不劳而获的;即使这个机会是多余的,那它也就当即把它折断,而不管整个社会是否会倒塌下来。从外部来看,西方社会的巨大动荡不安正在达到这种程度,再超越一步这个系统就要不那么稳定,就要崩溃。暴力愈来愈不为若干世纪的守法行为所强加上的限制所困扰,而是正在厚颜无耻地和胜利地阔步跨过整个世界,可又对历史多次显示并证明它什么也生产不出来这一点不感兴趣。除此之外,广泛获得胜利的不仅仅是那赤裸裸的暴力,而且还有暴力的得意洋洋的借口。世界正在被那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魔鬼--显然是上个世纪的一种局部地区的梦质的想像物--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爬过整个世界,骚扰着它们当时所不可能梦想到的国家,而且正在通过近年来的劫机、绑架、爆炸和纵火来宣告它们要震撼并毁灭文明的决心!而且它们可能会获得完全的成功。年轻人除了性经验之外尚无别的经验,尚未经历过多年的个人的苦难和个人的理解,他们在这样一个成长的时代里正在兴高采烈地重复着我们十九世纪的堕落的俄国错误,而又误以为他们是在发现某种新的东西。他们肤浅地缺乏对人类的古老的实质的理解,用没有经验的心脏的天真的自信呼喊着:让我们赶走那些残酷的、贪婪的压迫者,亦即政府,而新的政府(我们!)在把手榴弹和来复枪放在一边之后,就将会是公正的,通情达理的。远非如此!……但是那些年龄大的并通情达理的人,那些能够反对这些年轻人的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却并不敢反对,他们甚至拍马奉承,只要不显得" 保守"就行。这是另一个十九世纪的俄国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它称之为对进步的古怪警句的奴性。
慕尼黑的幽灵决非已退却到过去,它并非仅是个短暂的插曲。我甚至斗胆说,慕尼黑的幽灵在二十世纪无处不在。面对着一种突然复活的无耻暴行的猛烈进攻,胆怯的文明除了让步的微笑之外,并没有找到什么可用来进行反抗。慕尼黑的幽灵是获得成功的人的意志上的疾病,它是那些沉溺于不惜以任何代价渴望得到的兴隆、渴望得到作为尘世存在的主要目的的物质福利的人的日常状态。这样的人--而且在今天的世界里为数甚多--选择了被动和退却,只是为了使他们已过惯了的生活得以更长一点儿苟延残喘,只是为了不迈过今天的艰苦的门槛--而到了明天,你就会看到,一切都会安然无恙。(但是永远不会安然无恙的!怯懦的代价只能是邪恶,我们只有在敢于作出牺牲时才将获得勇气和胜利。)
此外,我们又由于下述事实而受着毁灭的威胁,那就是这个在物质上被压缩的、被扭伤的世界不被允许在精神上融合在一起,知识和同情的分子不被允许从这一半跳到那一半。这就呈现出一种未受遏止的危险:在这个行星上各部分之间的信息的压抑。当代科学知道,信息的压抑导致熵和完全的毁灭。信息的压抑使得国际的签名和协议成为虚幻,在一个被捂住的区域之内不费任何代价就可再次阐述任何协议,甚至更为简单--把它忘掉,就好像它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一般(奥威尔对这一点有最高超的理解)。被捂住的区域就好像不是在地球上的居民居住着似的,而是好像由来自火星的一个远征队所居住;那儿的人民对地球其他地方没有一点理解力上的了解,他们抱着他们是作为"解放者"而来的神圣的信念随时准备去把地球的其他地方践踏在脚下。
二十五年以前,抱着人类的伟大希望,联合国组织诞生了。可叹的是,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这个组织也变得不道德了。它不是一个联合国组织,而是一个所有的政府平起平坐的联合政府组织;在那些政府当中,有些是自由选举的,有些是用暴力强加上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联合国组织依赖着大多数成员的唯利是图的癖好,戒备地保卫着某些国家的自由而忽略其他国家的自由。由于有一种恭顺的表决,致使它拒绝对个人的呼吁进行调查,所谓个人的呼吁系指谦卑的、单独的平民百姓的呻吟、尖叫和恳求- -而这对这样一个伟大的组织来说是不足挂齿的。
似乎当代世界的外貌主要掌握在科学家的手里,因为全人类的技术步伐系由他们所决定。似乎世界的方向所应该信赖的恰恰是科学家的国际好意,而不是政治家的国际好意。而且既然那几个少数人的榜样表明倘若他们同心协力的话那就会取得多么大的成就,因而也就似乎愈加是如此了。但是并非如此。科学家们并没有展现出做出过任何明显的努力,以成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的、独立的积极力量。他们消磨了一个个完整的会议,而与其他人的苦难脱离关系。他们最好是安全地呆在科学的领域之内。那种同样的慕尼黑的幽灵已在他们的头上将其使人衰弱的翅膀张开。
当世界处于可能毁灭的边缘,那么作家在这个残忍的、有力的、分裂的世
界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什么呢?尽管,我们与发射火箭毫不相干,我们甚至推不动载重最轻的手推车,我们受尽了那些只尊敬物质力量的人的冷嘲热讽。我们也退却,认为善良不可动摇,真理不可分割,却又丧失信心,而只是将世界给予我们的辛酸作超然的观摩,这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吗?那种辛酸而又超然的观摩就是:人类已腐败得不可救药,人已堕落了,为数不多的美丽而又高雅的人在他们当中生活是非常困难的。
但我们甚至不能依赖于这种逃避。凡是曾拿起过《圣经》的人就永远也不能逃避它;作家并不是他的同胞和同时代人的超然的法官,而是在他的祖国里的或由他的同胞所做的一切邪恶行径的同谋,如果他的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褐色的污点也就永远掴在作家的脸上。如果在一个致命的夜晚他们把那个信任他人的朋友闷死在睡眠中,那么作家的手掌就带有那条绳子上留下的伤痕。如果他的年轻的公民伙伴活泼地宣称堕落比诚实的工作优越,如果他们沉溺于毒品或扣押人质之中而不能自拔,那么他们的臭气也就与作家的呼吸混合在一起。
我们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前世界的创伤不负责任吗?
七
然而,我由于意识到世界文学是由一个单独的巨大心脏组成而感到快慰,这是种十分重要的意识,因为世界文学把我们的世界的焦虑和烦恼搞清楚了,尽管这些焦虑和烦恼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被展现和被感知的方式不同。
除了年代久远的民族文学之外,甚至在过去的时代也存在着有关世界文学的概念,它是环绕着民族文学的高峰的选集,是文学间的相互影响的总和。但又出现了时间上的一种间隔:读者和作家只有在一段时间间隔之后才认识使用别的语言的作家,有时这个间隔持续数世纪之久,因而相互间的影响也延迟了,而民族文学的高峰的选集只显现在后人的眼前,而不是显现在同时代的人的眼前。
但是今天,在一个国家的作家和另一个国家的作家及读者之间有着一种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如果不是同时发生的话也是几乎如此。我本人就有这种体验。我的那些还没有在我的祖国印行的书,令人可叹,却很快就找到了易起反应的、遍及全球的读者,尽管译文是匆忙的,并且往往是拙劣的。像亨利希.伯尔这样的著名西方作家已对这些作品作了批评性的分析。在所有这些过去的岁月里,我的工作和自由还没有安身立命之地,与地球引力法则相反,它们就好像悬挂在空中一般,好像悬挂在虚无之中--悬挂在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公众膜状物的看不见的无言的绷紧状态上;然后,我带着感激的温暖,而且也是完全出乎意料地得知,我得到了作家的国际兄弟之情的进一步的支持.在我五十岁的生日的时候,我吃惊地收到了来自西方著名的作家的祝贺。我所受到的一切压力并没有无人注意。在我被开除出作家协会的那些危险的几周里,世界杰出作家所推进的防护墙保护了我,使我免遭更糟糕的迫害;而且挪威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在倘若我的被放逐付诸实施时好客地为我准备了容身之地。最后,甚至我的获诺贝尔奖的提名也不是在我生活和写作的国度里被提出的,而是由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他的同事提出的。再到后来,所有作家协会也表达了对我的支持。
这样我就理解了并且感到,世界文学不再是一部抽象的作品选集,也不是文学史家们所杜撰的一种概括;更准确地讲,它是某种公共的躯体和一种公共的精神,是一种反映了人类的成长着的团结的一种有生命力的、内心感受到的团结。国家的边界仍然在变得深红,那是被电网和喷发的机枪烧红的;形形色色的内务部长们仍然认为文学也是在他们管辖范围之内的"内部事物";报纸的大字标题仍然醒目地排印着:"无权干涉我们的内政!"可是在我们的拥挤的地球上却并没有剩下任何内政!人类的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都当成他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命攸关地关切着西方在想着什么,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关在关切着东方在发生着什么。文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敏感、最易起反应的工具之一,因而也就成为最早采纳、吸收并且抓住对人类的增长的团结的这种感觉的工具之一。因而我充满信心地转向今天的世界文学--转向成百上千位我从未见过本人而且可能永远也见不到的朋友。
朋友们,如果我们毕竟还有价值的话,那就让我们努力有所帮动吧!咱太古以来,在你们的被不调和的政党、运动、社会等级和团作所撕裂的国家里,是谁构成了那种团结的而不是分裂的力量呢?然本质上讲那儿有着作家的位置:他们的民族语言的表达者--民族的主要凝固力,其人民所占据的土地本身的凝固力,尤其是其民族精神的凝固力。
尽管怀有偏见的人民和政党被灌输以种种思想和信仰,但我却相信,在人类的这些烦恼的时刻里,世界文学有帮助人类的力量,有看清人类的真相的力量。世界文学有力量将浓缩了的经验从一个国家传送到另一个国家,这样我们也就不再分裂和惶惑,不同的价值标准也就有可能得以取得一致,一个国家能正确而概括地学习另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而且好似它也有同样经历般似的,以这样的承认和痛苦的意识的力量来学习,这样一来它也就得以不再重复那些相同的残酷的错误。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做艺术家的也就将能够在我们自身之内培育出一种拥抱整个世界的视野;当位于中央时我们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观察就近的事物,而当处于边缘时我们将开始把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拉进来。而且我们将相互关联,我们将观察宏大的世界。如果不是作家的话,那又是要谁去作出判断呢?这不仅仅是对他们的不成功的政府作出判断(在某些国家这是挣得面包的最轻而易举的方式,是任何一个不是懒汉的人的职业),而且也是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在人民的怯懦的谦卑或者自我满足的软弱之中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又要谁去对青年人的力不胜任的长跑冲刺作出判断,对挥舞着大刀的年轻海盗作出判断呢?
我们将被告知:针对公开的暴力的无情猛攻,文学又有可能做些什么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但一旦它变得强大,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围的空气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
而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的一步就是不参与虚假,就是不支持虚假的行动!让它进入世界,甚至让它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但是却没有得到我的帮助。但是作家和艺术家却能够做得更多:他们能够战胜虚假!在与虚假进行斗争中,艺术过去总是取得胜利,而且现在也总是取得胜利!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公开的,无可辩驳的!在这个世界上虚假能够抵御许多东西,但就是不切实际能抵御艺术。
而且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赤裸裸的暴力就会立即显露出它的一切丑恶--而暴力也就变得老朽,将会死亡。
我的朋友们,我之所以相信我们能够在世界的白热的时刻帮助世界,其原因也就在此。而这并不是靠着为不拥有武器制造借口,不是靠着使我们自己沉溺于一种轻浮的生活--而是靠的是参战!
在俄语中有关真理的格言是被人们所深爱的,它们稳定地、有时又是引人注目地表达了那种并非微不足道的严酷的民族经验: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想像的,亦即违反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原理的怪念头上,我既为我本人的行动也为我对整个世界的作家的呼吁找到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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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俄语: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年11月12日-2008年8月3日[1]),前苏联-俄罗斯的流亡作家,但现已回复正常生活。1918年11月12日生于高加索基兹洛沃茨克一教师家庭。曾为莫斯科哲学文学语言学院文学系函授生。1941年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毕业,同年应征入伍。1945年2月因在与友人通信中指责斯大林而被捕,判8年监禁。1953年2月刑满获释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恢复名誉,后在梁赞市任教员。
1962年发表描写苏联集中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作品受到赫鲁晓夫的推崇,他从此出名。翌年接连发表《玛特辽娜的家》等3个暴露社会阴暗面的短篇小说。
在1967年给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散发对本国书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而大会通过了谴责他是苏联作家的叛徒的决议。
1968年写成暴露莫斯科附近一个政治犯特别收容所的中篇小说《第一圈》及叙述苏联集中营历史和现状的长篇小说《癌症病房》,均未获准出版。1968年《癌症病房》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1969年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此时引起了国际上一些著名作家如萨特的抗议。
70年代后,他实际上已成为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齐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1970年10月“因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获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他原在国内未获出版的作品及新作长篇小说《1914 年8月》在西方国家先后问世 。1974年2月13日他被驱逐出境到西德,同年12月起侨居瑞士苏黎世,后流亡美国。美国政府于1974年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 。1975年定居美国。
1974年10月,他联合一些在西方流亡的苏联作家,在西柏林创办了《大陆》文学季刊,作为发表苏联流亡作家作品的阵地,他亲自写了发刊词。
1978年6月8日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因批评西方社会的实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引起一场争论。在此期间他在西方出版的作品 ,还有《古拉格群岛》、《牛犊顶橡树》和《1916年10月》、《1917年3月》等 。《古拉格群岛》由作者的个人经历 ,上百人的回忆、报告、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资料组成,分七大部分叙述1918~1956年,特别是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各地关押迫害数百万人的(由于是不同时期,分批处决,具体数字难以统计)集中营的情况 ,书中描述的情况令人发指。《牛犊顶橡树》是一部关于苏联国内“文学生活的特写”,其中讲到自己作品的遭遇。另两部均为长篇小说,与《1914年8月》组成三部曲,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
1980年代末以后,作家被允许回国,原来遭禁的一些作品也已陆续在国内出版。在俄罗斯国内,评论界和读者对他及他的创作褒贬不一,很多人把索尔仁尼琴视为回归祖国的先知。但是波兰流亡作家康布罗维奇直言索尔仁尼琴浪费了一个作家的生命。
2008年8月3日深夜,索尔仁尼琴由于心力衰竭在莫斯科逝世,享年89岁。
- posted on 08/05/2008
也谈索尔仁尼琴
蓝英年
1989年9月至1993年9月,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前苏联、现俄罗斯度过的。尽管工作地点在远东,但每年都到莫斯科去两三次。每次到莫斯科必定逛书店。这并非完全出于国内养成的逛书店的癖好,还由于莫斯科的书比远东便宜得多。我不敢妄言逛遍莫斯科所有书店,就连本市老书迷也未必敢说这样的话。但主要大街上的书店、莫斯科大学等高校的书店以及地铁站附近的书店,我每次都要浏览一番。莫斯科书店以历史、哲学、经济、科技、俄国和外国古典、当代小说为主,“无聊庸俗的书”当然也有,但与前者相比仍占少数。1993年8月我曾买到1991年至1993年出版的契诃夫、果戈理、库普林和左琴科等人的作品。至于庸俗无聊的书刊,特别是淫秽书刊,主要充斥在地铁出入口附近和地铁站内通道的书摊上。那些书摊可以称为文化垃圾箱。至于远东大城市海参崴和伯力的书店,我都逛遍了。但不论在莫斯科还是在远东,我从未见过封面灰暗陈旧、卖不出去的索尔仁尼琴的书。就是在苏联定为“索尔仁尼琴年”的1991年,各地出版社大量出版索尔仁尼琴作品的那一年,我也没在书架上见到过滞销的索尔仁尼琴的书。这里我想补充一句,苏联文学刊物1988年便开始刊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1989年4月《新世界》开始连载《古拉格群岛》,1990年又刊登了《第一圈》和《癌病房》,同年《星》《涅瓦》和《现代人》分别刊登了《红轮》的片断。1991年为了纪念“索尔仁尼琴年”,莫斯科出版了索尔仁尼琴十卷集。
五年来我接触过各行各业的俄国人,从莫斯科大学教授到边境小城副市长。闲谈时往往提到索尔仁尼琴,尽管他已蛰居美国佛蒙特州多年,并极少公开露面。但他每次露面都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成为人们的话题。“8·19”事件以后,海参崴一位医生告诉我,俄国新任驻美大使卢金在华盛顿会见了索尔仁尼琴,后者对叶利钦评价甚高,但猛烈抨击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深表怀疑。又有人对我说《论据与事实报》报道叶利钦访美时曾同索尔仁尼琴通过电话,两人谈得不投机,最后叶利钦对索尔仁尼琴说了三句话:回归祖国的障碍已经消除,国门向他敞开,国人盼望他归来。“索尔仁尼琴不久就回国定居了”的话我听过很多次,最后一次听到这句话已经在北京了。1993年12月19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基辅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俄国大提琴家契尔沃夫的演奏会。演奏会后我陪他游览故宫,他突然对我说:“您知道吗?索尔仁尼琴明年五月回国定居。”
我当时就产生过疑问,为什么被驱逐出境近20年的索尔仁尼琴至今仍对各阶层俄国人产生很大的影响?为了解开心中的疑团,我翻阅过他部分作品以及有关他创作生平的资料。我认为要解释清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对“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倾向和艺术倾向,他的小说的美学评价等都可以不论”的。因为他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作家,不是意识形态的工具。
索尔仁尼琴的命运确实非常特殊。他是几度从死亡边缘挣扎过来的人。卫国战争期间他是红军指挥员,荣获过红星勋章和红旗勋章。红军攻入东普鲁士的时候,他所率领的炮兵监听连陷入重围,他凭借勇气和机智,率部冲出重围,并带出全部技术设备,立下战功。当他理应获得第三枚勋章时,却突然被捕了。内务部军官在旅部撕下他大尉肩章的时候,旅长特拉夫金只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兄弟是不是在乌克兰第一战线作战?”索尔仁尼琴一下子全明白了。在乌克兰第一战线作战的是他中学同学柯克,战争期间他们一直通信,并在信中比较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提出一个致命的问题:斯大林是否执行列宁的政策?柯克的信被内务部查获,殃及到他。索尔仁尼琴在胜利前夕被捕,1945年6月7日判处8年强制劳改。8年当中他蹲过各类劳改营,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劳改犯和看守。他对劳改营的生活、劳改犯的独特心理和看守的特殊举止都很了解。1953年6月刑满。但又被永远流放到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科克-杰列克村。1955年生了恶性肿瘤,再次面对死亡,被当地难友送入塔什干肿瘤防治所。生还希望极为渺茫,因为肿瘤已发展到后期阶段,但他还是治愈了。几次面对死亡的经历使他对死亡不再恐惧。他立志把所见所闻真实记录下来,替千百万蒙冤受难者矗立一座纪念碑。1956年2月他正式平反,来到妻子居住的梁赞市,在中学担任数学、天文课教师,同时偷偷写作。1959年完成《第一圈》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简称《一天》)。接着利用假期到各地搜集劳改营材料,着手写《古拉格群岛》,9年后完成。他又根据塔什干肿瘤防治所的经历写了《癌病房》,还写了《马特廖娜小院》《科切托夫卡车站风波》等短篇小说。索尔仁尼琴虽不停地写作,但在1962年以前并无出版的念头。他曾对妻子说,他的作品有些生前可能出版,有些则死后才能出版。
1956年赫鲁晓夫所做的秘密报告很快传遍全国,人们开始公开议论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一向谨慎的前劳改犯索尔仁尼琴也敢同可靠的朋友谈论自己以劳改营为题材的作品了。1962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他把《一天》手稿拿给难友科佩列夫看,问他写得是否真实。科佩列夫同《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很熟,便把《一天》手稿拿给特瓦尔多夫斯基看。特瓦尔多夫斯基看过大为赞赏,兴奋得一夜未眠。但苏联还从未发表过以劳改营为题材的作品,他自己拍不了板,还需更高一层的领导人首肯。特瓦尔多夫斯基请示中央宣传部,但宣传部不置可否。于是特瓦尔多夫斯基设法把《一天》捅到最高层———政治局和赫鲁晓夫本人。赫鲁晓夫看过很欣赏,便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天》能否出版的问题。会议上没人提出异议,赫鲁晓夫便亲自批准发表。《一天》在《新世界》1962年第11期发表后,震撼了整个苏联。索尔仁尼琴一夜间成为全国最知名的人物。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和日本纷纷同苏联国际书店签定合同,把《一天》译成本国文字。因此索尔仁尼琴很快也成为国际知名作家。1962年11月18日《消息报》发表了著名作家西蒙诺夫题名为《为了未来而谈论过去》的评论文章,对《一天》给予极高评价。接着《真理报》等全国大报一致肯定《一天》的思想性和艺术性。1963年《新世界》又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短篇小说《马特廖娜小院》和《科切托夫卡车站风波》,从而确立了索尔仁尼琴在文坛上的地位。西蒙诺夫、特瓦尔多夫斯基等老一辈作家认为,索尔仁尼琴虽初次发表作品,但已经是成熟的作家了。索尔仁尼琴并没陶醉在荣誉中,他要了却自己多年的心愿,便离开沸腾的莫斯科,躲进冷清的乡间别墅,全身心投入创作中。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赶下台,这对索尔仁尼琴是一次打击。政治风向的转变使负责监督文艺界的克格勃重新活跃起来。1965年9月克格勃查抄了索尔仁尼琴朋友杰乌什的家,没收了索尔仁尼琴存放在那里的《第一圈》和《胜利者的酒宴》的手稿。后者是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时在脑子里编成的诗剧,反映了生还无望的囚犯的绝望心理。释放后他就否定了这部作品,决定永不发表。但克格勃偏把这篇东西印刷出来,并发给作协领导。《胜利者的酒宴》便成了套在索尔仁尼琴头上的紧箍咒。
这时作家们对他的态度发生严重分歧。《十月》杂志主编柯切托夫周围的作家开始批评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像以《金星英雄》和《阳光普照大地》两部小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巴巴耶夫斯基,就指出索尔仁尼琴写的《马特廖娜小院》只是个别农庄,作者为什么不去描写邻近的布尔什维克农庄呢?那里阳光普照。这说明作者只对生活阴暗面感兴趣,是一种危险的倾向。特瓦尔多夫斯基周围的作家支持索尔仁尼琴,并推荐《一天》为1965年列宁文学奖参赛作品。《一天》参赛后,便传出索尔仁尼琴是逃兵、伪警察的流言,并在评审委员会上被正式提出。苏联最高法院出示判决书后,流言才被终止。判决书证明索尔仁尼琴确实是由于在信中怀疑斯大林而被判刑的。但索尔仁尼琴还是以写过反苏诗剧《胜利者的酒宴》而被淘汰。
报刊上不公正的批评,侮辱人格的流言蜚语,再加上《癌病房》未被《新世界》接受,使索尔仁尼琴非常恼火。1966年7月25日,他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火气十足的信,陈诉自己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恳请最高领导人批准出版《癌病房》。但勃列日涅夫并未理睬。
《新世界》未接受《癌病房》,并非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对索尔仁尼琴改变了态度,而是不喜欢这部作品。况且《癌病房》里并没有犯忌讳的地方,不过描写癌病房里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几个人在死亡面前的不同表现而已。发表这样的作品并不担风险。不久,鉴于《癌病房》打字稿在莫斯科流传,莫斯科作协分会散文组专门讨论了这本书,出席会议的30名作家一致肯定了《癌病房》,并要求尽快出版,以免打字稿流到国外,先在国外出版。特瓦尔多夫斯基采纳了莫斯科作协分会的建议,决定在《新世界》上发表《癌病房》。但这时正值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开幕前夕,特瓦尔多夫斯基忙于大会筹备工作,索尔仁尼琴又不在莫斯科,没同他通上气。索尔仁尼琴听说莫斯科作协分会肯定了这本书,并要求尽快出版,但并未听说哪一家刊物肯于发表。他认为苏联作协故意同他作对,一怒之下写了一封致作家代表大会的公开信,打印了250份,分别寄给他认为能引起共鸣的代表,因为他本人不是代表,无权出席代表大会。公开信指责作协领导非但不捍卫作家的权益,反而充当克格勃的帮凶。他列举从20年代到60年代作家受迫害的事例。这笔旧账都算在作协领导头上是不公平的。20~30年代克格勃要迫害哪个作家,作协是无力违抗的。这也许正是1956年原作协领导人法捷耶夫自杀的原因之一。公开信引起很多作家的共鸣,但也激怒了作协主席费定及其他领导成员。公开信既没宣读也没发表,只在作协书记处会议上讨论过。尽管书记处谴责公开信,但仍然作出有利于索尔仁尼琴的决定:《文学报》发表《癌病房》片断,《新世界》刊登全文,同时刊登索尔仁尼琴自传。作协虽然公开谴责了索尔仁尼琴,而实际上却又满足了他的要求。如果索尔仁尼琴不刚愎自用、疑神疑鬼的话,发表《癌病房》是水到渠成的事。但索尔仁尼琴却认为,书记处决定发表《癌病房》而不先发表公开信是作协迫害他的前奏,他必须做好保护自己的准备。他把三位绝对信任的女士请到别墅,让他们日夜兼程地替他打印《古拉格群岛》手稿。打印稿除分别藏在几个地方外,还拍成底片,准备带出国境。一旦作协对他进一步迫害,他便在国外出版《古拉格群岛》。
作家代表大会刚一结束,西方电台便播发了他的公开信,掀起一股反苏浪潮。作协书记处立即作出反应:把索尔仁尼琴召到莫斯科。向他表明公开信已触犯国家利益,他必须公开表态。索尔仁尼琴表示愿意发表声明,予以澄清。但在他发表声明前苏联报刊必须先发表他的公开信,不然他对未曾发表的东西发表声明便成为无的放矢了。先发表声明后发表公开信,还是先发表公开信后发表声明,成为索尔仁尼琴同作协书记处争论的焦点。索尔仁尼琴不肯让步,书记处只好改变对他的态度。已经排好版的《癌病房》拆版了。作协决定,如果索尔仁尼琴不改变态度,以后不再发表他的作品。1968年5月苏黎世出版了俄文版的《癌病房》,本来能在本国出版的书却在国外出版了。不久,苏黎世又出版了《第一圈》,索尔仁尼琴同作协和解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令人惊奇的是苏联当局对索尔仁尼琴的态度始终是宽容的,并未对他采取任何行动。他不仅行动自由,还可以到敢于邀请他的单位演讲。1969年秋天他被开除出作家协会,昔日的朋友们并未疏远他,反而更亲近了。同他关系破裂的只有25年与他风雨同舟的妻子列舍托夫斯卡娅,而责任并不在列舍托夫斯卡娅,而是索尔仁尼琴同后来的妻子斯维特洛娃同居,因而提出离婚的。从70年代起他同斯维特洛娃一直住在著名大提琴家罗斯特波维奇别墅里。1970年9月索尔仁尼琴得知荣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所引起的反应,同12年前帕斯捷尔纳克大不相同。报刊的调门不高,当局也没对他组织围攻或把他驱逐出境,甚至准许他出国受奖。毕竟是70年代了。
从1970年至1974年被驱逐出境前的三年多时间,索尔仁尼琴很多精力都花在同列舍托夫斯卡娅办理离婚手续上了。1973年8月克格勃在列宁格勒查获了索尔仁尼琴称之为“他的头”的《古拉格群岛》打字稿,但打字稿底片连同索尔仁尼琴遗嘱已送至国外。索尔仁尼琴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对外国记者发表声明:如果他被害或失去自由,出版《古拉格群岛》的遗嘱便自动生效。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并未被害也没失去自由,1973年12月28日《古拉格群岛》俄文版却在巴黎出版了。《古拉格群岛》出版后,苏联当局改变了先前的宽容态度。报刊猛烈抨击索尔仁尼琴,把他称为叛徒、变节分子。1974年2月13日最高苏维埃褫夺了索尔仁尼琴苏联公民权,并把他一家驱逐出境。索尔仁尼琴先住在苏黎世,1976年移居美国,住在佛蒙特州一座小城里。在国外曾出版《红轮》《小牛顶橡树》等书。
索尔仁尼琴因《一天》而一举成名,但《一天》是苏共政治局通过、第一书记批准发表的。
索尔仁尼琴同作协吵翻、同当局对立自己的责任更大。1956年苏联文艺界开始分化,形成不同流派。《新世界》和《十月》属于不同流派。《新世界》多发表离经叛道作品,《十月》则更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索尔仁尼琴是《新世界》推崇的作家,自然得不到《十月》派作家的欢心。一有机会是不会放过索尔仁尼琴的。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贝利亚虽被枪决,但克格勃的职能并未丝毫减弱。它没收了索尔仁尼琴的手稿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索尔仁尼琴却觉得自己受到极大的迫害。《癌病房》不能发表是因为他的公开信被西方传播媒介所利用,作协要求他发表的声明特瓦尔多夫斯基已替他拟好:“我对信中的每个字都不否认,也不后悔。但我感到遗憾的是在不该收到信的人当中所引起的反应。”就连这种双方都能下台阶的声明索尔仁尼琴也不肯发表。他宁愿对抗,不肯调和。索尔仁尼琴自己越过了宽容的限度。
如果用“贵难而轻易”的逆反心理来解释索尔仁尼琴作品在俄国引起广泛兴趣的话,那就未免简单可笑了。读者喜爱他的作品首先是因为他触及到50年来尽人皆知却又无人敢谈的禁区。苏联有过多少监狱和劳改营,关押和流放过多少人,恐怕谁也说不清。但没人不知道苏联有大量劳改营和大批劳改犯这一事实。索尔仁尼琴所写的恰恰是人们多年所关心的事,自然能引起他们的兴趣。索尔仁尼琴对所描绘的现象经常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进行剖析,更增加了作品耐人寻味的哲理性,他在突出人物、人物语言性格化等方面都有不少突破。他不大规范的语言却能酝酿出浓郁的气氛,感染并包围读者。他的《一天》和《癌病房》曾受到西蒙诺夫、爱伦堡、特瓦尔多夫斯基、波列伏依、卡维林、马尔夏克和丘科夫斯基等人的激赏,这些文学大师们决不会分不清“意识形态武器”和真正艺术品的。千万名俄国作家当中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不过寥寥五位,索尔仁尼琴是第四位,他前面的第三位是肖洛霍夫。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标准,用评审委员、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话说,在题材上并没有什么要求,主要看作品的文学价值。
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国后沉默了很长时间,90年代初才会见过几个苏联官方人士。1991年末他在美国佛蒙特州接见过俄罗斯导演戈沃鲁欣,同他谈了两天。戈沃鲁欣根据这次谈话和其他资料制作了一部大型纪录片《索尔仁尼琴》,该片1992年9月初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放。一星期后,9月9日《消息报》发表了以《俄罗斯与索尔仁尼琴》为标题的整版文章。从纪录片和《消息报》的文章中,可以大致了解索尔仁尼琴的政治观点以及俄国人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
苏联解体前俄罗斯已没有众望所归的引路人了。叶利钦虽是民选的第一位总统,但仍充当不了精神上引路人的角色。《消息报》坦率地说俄国人成了迷茫的孤儿。于是他们拼命寻求精神支柱,一种把他们团结起来、创建富裕生活的思想,不少人把眼光转向索尔仁尼琴,希望他能为他们引路。索尔仁尼琴的思想形成不了体系,但他的一些观点却能引起不少人的共鸣。
索尔仁尼琴认为泛斯拉夫主义毁灭了俄罗斯。俄罗斯帝国一直以斯拉夫人天然盟主自居,为此多次发动战争。自18世纪的7年战争以来,帝俄虽然多次取得胜利,但都是皮洛士的胜利,即伤亡惨重而又一无所获的胜利。原因是统治者把帝国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索尔仁尼琴多次提到赫尔岑举过的一个例子。赫尔岑在赴欧途中看到一个不带烟筒的俄国农舍,多少次战争从农舍旁边经过,但农舍依然如故,仍然没有烟筒,住在农舍里的人的生活没有丝毫改善。赫尔岑认为这就是俄国同西欧的根本区别。在西欧,战争的胜利、改革和革命一定会给人民带来某种好处,而在俄国呢,人民的生活同那个不带烟筒的农舍一样,不会因战争胜利、改革和革命而发生任何变化。索尔仁尼琴呼吁今天坐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人看清俄国现实,不可重蹈覆辙。俄国人不需要大型军工企业以及其他重型工业企业。它们已经够多的了。俄国人需要黄油和面包,带院子的住宅、菜园和公园。他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带给人民的是灾难,领导人应把人民的切身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索尔仁尼琴看不上俄罗斯今天的民主派,认为他们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只代表自己集团的利益,因此他不加入任何反对派,尽管他对盖达尔政府推行的“休克疗法”持反对态度。他认为俄罗斯民主派之间的明争暗斗是危险的游戏。俄罗斯已经经受不了第二次十月革命了。俄罗斯现在需要权威主义,这是过渡到民主制度的必由之路。他强调如果不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准,不对过去进行深刻反思,人民就不会有富裕的生活,经济就不能健康地发展,用他的原话说,“如果人的良知不觉醒,任何经济也拯救不了我们。”
索尔仁尼琴把首都看成沸腾的政客锅炉,省市则是残存的中央任命的官员、地下财政的鲨鱼和黑心的企业家的“肮脏杂种”。而市场经济又发展了人性中贪婪的一面,因此必须对良心大声疾呼。
接触过俄罗斯现实的人不难理解索尔仁尼琴的这些看法必然会在俄国人当中引起反响。我1989年秋季初次到苏联时,商品虽已显得匮乏,但基本供应仍有保障。如吃食堂的话,每月100卢布绰绰有余。1993年秋季我最后一次离开俄罗斯时,吃食堂每月五万卢布都不够,乳制品已很难见到了,物价像脱缰的野马,谁也控制不住。改革给人民带来的是望不见尽头的困苦。人民对一切都失去信心,只关心自家温饱。日利诺夫斯基在杜马中的胜利是选民们恶作剧的结果。人民在这种心态下焦急地盼望索尔仁尼琴回国,希望他能运用自己的声望影响政局,把国家引出困境便不足为奇了。至于他能否不负众望,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我所说的人们思念他、盼望他早日回国指的是在前苏联、现俄罗斯,并不是指在西方或中国。在西方不存在跌落不跌落的问题。在中国同样不存在索尔仁尼琴跌落的问题,因为他从未升起过。
- posted on 08/05/2008
《古格拉群岛》读后的回忆
在我印象中,索尔仁尼琴的《古格拉群岛》中译本颇为神秘,这不是因为它上中下三大本、将近170万字的巨大篇幅,而是因为这本由公安部主管的群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的书每册扉页都印有“内部发行”的字样,难怪我1993年7月刑满出狱之后一直查问不到什么地方卖这本书。后来应邀到北京《人物春秋》编辑部当编辑时,在一次特价书市的群众出版社发行部设的摊位上偶然看到了这套书,而且不要什么特殊手续,于是尽管不打折,我还是如获至宝地把它买下来了。
我猜测,该书的献词肯定一下子就抓住了也有上“岛”经历和体验当过中共政权的政治犯的人们的心——当然不可能抓住声称“儿子挨了母亲打怎么能计较”那样人的心。题词是: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
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
但愿他们原谅我,
没有看到一切,
没有想到一切,
没有猜到一切。
当然,我只有哈维尔说的后期极权主义上“岛”的经历,而且具有“中国特色”,我自己和我认识的政治犯难友当然也有受到肉刑和虐待的经历,对《古格拉群岛》中再现的种种体制性情境无疑似曾相识。但他们之中,迄今为止还没有“没有生存下来的”。而属于此列——准确地讲被判处死刑并已经枪决的,都是刑事和经济罪名的难友。即使按照当今大陆社会流行的死刑观,被处决者之中罪不当死的也非极少数,有的明显是当局滥用死刑的牺牲品。所以第一次看到索尔仁尼琴的献词,心灵的震撼可想而知。
是啊,无论何处,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吞噬生命的暴政歇斯底里的牺牲者们“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作为他们牺牲的见证者如果保持沉默,只能说自己的良心已经死了。由于种种原因我这里只能表达有关的片断印象。
“每一株小草都要用脆弱的茎寻找出路
以便活下去”(《古格拉群岛》)
——而待处决的死囚呢……
之 一
“年轻的布勃诺夫……以虔敬的目光凝视着
一个个的朗诵者,脸上泛着光辉”(1)
同样年轻,在被视为战友的我这样的政治犯面前
你甚至不无负疚、羞涩——为自己是经济犯
主要是挪用公款约八、九万
所以本号新年晚会上你一直沉默
但工工整整地把北岛的一首诗用毛笔
抄在墙报上——但我读完唯有沉默
一块儿聊天说起当兵时除夕准备年夜饭
如何被罚站岗、跑腿儿,因擀皮、包饺子都不会
有一天叫我看起诉书副本,你预测自己的事
最多判个八、九或十来年,说是
爱人借钱退还了全部款子……等等
所以,我想像那个春光明媚的上午
你在听到女书记员宣读一审判决瞬间
整个世界肯定立即一片空白——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管教叫号里为你“收拾东西”
我帮着整理,你夹在书里一张照片
掉在地上——是你爱人的,刚寄来
阳光似乎凝固了:所有人唯有沉默
我忽然想起北岛的诗句——
喂,太阳——万花筒
旋转起来吧
告诉我们无数个未知的梦……
之 二
“已经达到了极限,这时候一个人
已经不愿意,已经厌恶充当家兔”
——但是,你并没有像弗拉索夫那样
往巡视监狱的某位处长威严的脸上
“浓浓地”“淬了口吐沫”(2)
只是在预审者恶毒地诅咒你母亲时
你突然站起来大声对骂……
于是肯定“从严”!您是寄押我们号里的
我已经是老号,管教布置注意您的情绪
我看了材料调侃说您这么“不懂事”
恕我直言,硕士阁下:本来也就几年
但您学到的任何经济理论逻辑都没用
现在您可是戴脚镣的重犯。您对我笑笑
说脾气臭、老毛病,还让我估计一下怎么判
我说主要打态度,不过翻番也就十来年
所以同样可以想象您听到一审判决时的反应
——死刑,立即执行……
不知道在等待枪决的死囚单间里
您是否也像弗拉索夫那样拒绝上诉
但幸运的是结局与他一样——
几个月后的二审时已经改判……
还是有次放风听到一位管教
大声训斥隔壁风圈里的您
我才知道您运气真好,还在人间……
2008年4月15日星期二0:01:25
注释:
(1)“年轻的布勃诺夫……以虔敬的目光凝视着一个个的朗诵者,脸上泛着光辉”引自《古格拉群岛》中译本第606页,原文前后相关内容连起来为:“……而当时我朗诵了叶赛宁的诗篇,在战前他的诗差不多是被禁止的。年轻的布勃诺夫,一个被俘人员,原先好像是一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以虔敬的目光凝视着一个个的朗诵者,脸上泛着光辉。……就凭他的纯真和性格的耿直,十之八九是要死在那儿。像他这样的人在那种地方是活不长的。”
(2)像弗拉索夫那样 / 往巡视监狱的某位处长威严的脸上 /“浓浓地”“淬了口吐沫”—— 引自《古格拉群岛》中译本第464页。弗拉索夫是关在死囚室等待枪决的老布尔什维克,他的罪名是反对斯大林说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判决死刑等待处决时“已经达到了极限,这时候一个人已经不愿意,已经厌恶充当家兔”;于是一位处长巡视监狱时,弗拉索夫借机往他脸上 “浓浓地”“淬了口吐沫”。但出乎意外,“第四十二天上”,宣布改判20年徒刑……
- posted on 08/05/2008
索尔仁尼琴部分言论
官僚统治
俄罗斯的历史极具悲剧性。即便是今天的政治现状离我们理想的道德标准也相距甚远。70年的极权统治之后,国家和人民再度遭受掠夺,俄罗斯重又陷入了毁灭的旋涡。人民不能当家作主,不能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现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民主自治是被压制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群高高在上的官僚。我们的政界是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这些人是上级任命的、他们一生都在咒骂资本主义,而现在他们却在大肆吹捧它,还有贪婪的原共青团头目、彻头彻尾的政治冒险家以及见风驶舵的经济强盗。当然他们中一些人本不想扮演这样的角色,是历史让他们进入了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说俄罗斯会沦为"第三世界"。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始终相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俄罗斯精神是崇高的,它远远高于目前苦难的现实。
人民自治
我曾有机会对普京总统讲,为了维持俄罗斯的统一,必须加强政府的中央集权。但是,仅仅依靠这一点,俄罗斯的繁荣是不会到来的。为了实现俄罗斯的繁荣,还需要积极有效的,从下到上不断增强的地方自治,以及有保障的地方财政。我们的宪法第12条已经对此作了规定。但是,遗憾的是这样的组织目前不存在,也无人去建立。尽管许多省份曾迫于压力进行了这样的尝试。然而,人民政治组织应该是这样的:先是地方的,然后从中派生出地区的,其后是州一级的,只有这样产生的自治组织与政府的相关机构相互协调,才可能赋予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
杜绝空谈
拯救危难的祖国,不能从讨论国家的象征开始。对于那些年轻力壮却又毫无出路的男人们来说,在他们的头顶上奏响什么样的国歌,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对此漠不关心。双头鹰怎么也不会帮助呻吟在贫困中的数百万民众。我认为,关于国家象征的所有问题,至少推后25年再议,眼下讨论这些问题不合时宜。
普京功过
评价总统普京的政绩,议论他治国的一些具体举措时,不应该忘记,他接手的是怎样的俄国。不要嫉妒他当上了总统。叶利钦时代,首先国家财产被掠夺瓜分,数千亿美元流失到蔚蓝的海岸岛国。当然,叶利钦具有不可多得的"才能",他为俄罗斯的解体创造了一切条件。他以私人交易的方式进行政治行贿,并以此取代国家法律制度。眼下普京面临的不是数十个,而是数百个触目惊心的问题。要一下子都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不出一点错。所以,尽管许多人都批评他,依我看,他明显的错误只是取消生态委员会和森林管理局的自主权。因为这一结果导致对大自然和森林的出卖和掠夺。
还有一些我觉得则是有争议的问题。例如,联邦议会即上院的改革问题。原来是由各地区有资格的,能够承担责任的省长们组成。现在,提出要由那些得势的、永久迁居到莫斯科,并将享受部长级生活待遇的、也许是三流的政治家们替换他们。毫无疑问,普京总统提出了正确的目标:强大俄罗斯,加强俄罗斯的统一。但是,议会改革这样的方案是不能为他的目标服务的,正好适得其反。
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普京总统有着非常明智的决策,而欠缺果断的实施。例如,他同那些在近年内靠掠夺,侵吞,贪污而发迹的暴发户的斗争。那些人无偿或是半价得到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因为这些资源都是属于国家的,我们始终没有私人财产,也没有完善的私有制度,而这样下去俄罗斯则不复存在。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国家杜马已经开始酝酿有关经济大赦草案。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以前偷的就一笔勾销了,从今后大伙开始诚实地生活。这是很荒谬的。在腐败的基础上,我们的国家完全不可能站稳。普京应该在施政前,为了国家肌体的健康,首先清除这个毒瘤。
土地问题
卖,还是不卖农业用地--我们的激烈争论并不是因为土地问题引起的。新富们的贪婪驱使着他们尽快将自己的不义之财投到有利可图的土地上。接下来应该考虑的问题是着手开办地区性土地银行和设立土地委员会。如果没有资助(分期付款和低息),我们是不会有合适的买主的。土地银行资助了土地购买者,然后又清算偿还。在发生买卖行为的时候,不以任何国家任职级别为条件。(如果是被国家没收了土地的富农后代,一旦有旁人佐证就可以无偿拨给土地。)占有取得的地块应通过个人和继承的方式。但是,应当有一个规定:所得地块只能作为农业用地。当地的土地委员会要对此进行监督。如果土地挪作它用,由土地委员会决定收回用地。土地银行将退赔付款和已经发生的土地费用。
乌克兰
同乌克兰签署的最后一个协议令我大惑不解。叶利钦在十年间不断地在乌克兰总统们面前一味地低头妥协。他丝毫不关心在乌克兰和克里木的俄罗斯人的命运,不关心俄语的命运。他看中的是与克拉夫丘克和库马奇的拥抱。今天情形如何呢?结果是我们仍然继续妥协。在乌克兰,俄罗斯文化遭到践踏侮辱和充满敌意的禁封。中学里俄语受压制,大学则完全遭禁。乌克兰已经从俄罗斯夺走了黑海,现在又隔开了亚速海。这个可以通航的海峡,纷争从未停息。乌克兰还故意让北约在自己的领土接二连三地搞军事演习。为什么我们允许他们推迟十年偿还债务?以优惠价卖给他们天然气?似乎是自己人要偷就让他们偷吧!对此,我无法理解。
车臣问题
众所周知,车臣战争不是源自普京,而是叶利钦1994年丧失理智的决策结果。这是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尽管现在他已经得到了宽恕。马斯哈托夫在这三年里为了自己的独立都做了些什么?在恢复公民生活方面,他无所作为。是的,在这三年中,他让车臣储满炸药和各种武器,训练一批狂热的雇佣兵。我在1992年曾建议叶利钦:"放弃车臣吧,他们要脱离出去,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就让他们去吧,国界就沿铁尔科划定。"但是马斯哈托夫利用这三年制造恐怖爆炸活动。我发现我给叶利钦的建议错了。车臣为了成为军事恐怖的政体而一直在寻求自己的独立。不是普京侵犯车臣,而是马斯哈托夫的部队侵犯达吉斯坦。那么,是否要让出达吉斯坦?然后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战争?是的,对俄罗斯来说,车臣战争是一场深重的灾难。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如同其它任何一种自由一样,是一件异常珍贵的礼物,但它却具有双重性,当人们谈及我们今天的言论自由受到压制时,作为一个从苏联时期过来的历史见证人,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认为目前新闻传媒基本上是自由的,畅所欲言,无所顾虑,也没有感到什么压力。至于新闻工作在许多方面受制于出资人的意图则是另一码事。现在的问题是另一方面:我收到几份报纸,都看了。又收到几百封信,人们在大声抱怨他们所经受的一切。这些当然是社会不和谐的声音。但是,我敢断言,报刊所反映的生活较之我们现实的实际生活要肤浅得多,琐碎得多。报纸在忙于应付政治阴谋,而极少关心人民的福利。为了装饰门面,把一些生活事件写进报纸和电视里。最可怕的是按照来自上层官僚们、来自最高权力机关、法律机构和教育阶层的意见来决定一切!似乎不需要人民自治,一切由上层来考虑,一切由上层来决定。这种对新闻自由的内在干扰是很危险的。只有当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拥有自己的声音,他们的双手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俄罗斯的繁荣才会真正到来。
- Re: 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3日逝世posted on 08/05/2008
儿子挨了母亲打怎么能计较”那样人的心。
母亲不能随便打儿子,儿子如果被打,也要送母亲上被告台,这样的话应该进入宪法与家庭法律。
暴力从来就是从家开始的, 孩子们要从家里开始反抗暴力。 - Re: 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3日逝世posted on 08/05/2008
索尔仁尼琴可以说是当年最令人尴尬的异己分子。他在流亡美国其间居住在冰雪覆地的缅英州,深入简出,不是因为他为人低调,而是与美国主流文学界格格不入。虽然他的激进反共观点受到保守派人士的青睐,却也被他的几近种族主义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情节吓倒。相比之下,他对专制的普京的狂热支持和对埋葬了共产主义的戈尔巴乔夫无比蔑视,是为他一生吊诡的缩影:他受到极权专制的残酷镇压,却对这种手段不无向往。最终他反对的是一个ideology,而不是批判产生这种ideology的文化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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