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亡者的象征

有好几次，在梦中，我都看到一个的老人，身罹绝症，华发萧然，孑立于峭壁海岸，年复一年，远隔重洋，面对故国，哽咽发言。

那是一个极其顽固而鲜明的意象，屡屡挥之不去。令我一直困惑：那是谁？直至一次聚会上，朋友们倡议为八十岁的刘宾雁先生出一个集子时，我才猛然醒悟，那不就是宾雁吗？是的，曾经声震中国的刘宾雁先生，不作二人想，他正是中国人流亡的象征性符号。

十几年了，在美国与宾雁先生相处，感触良多，一言难尽。他的正气凛然，他的不平则鸣，他的嫉恶如仇，他的好学不倦，他的诚挚坦率，人们已经谈论很多了。而让我难以忘怀的，却是一些鸡毛蒜皮之事。记得每次去他家聊天或是议事，临走时，宾雁及夫人朱洪大姐总是要让我捎上他们后“花园”种的时鲜蔬菜：几根黄瓜，几窝青菜，几把葱蒜，几许豇豆…..菜虽不多，但老人的那颗拳拳之心，令人动容，我却无以回言，只是留下长存不散的窝心和温馨。

应当坦率说，宾雁先生的有些理念，我并不完全赞成。但他的难能可贵处，是真，是诚，是率直，是坦然，言其所信，言其所思，并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这与个别朋友或成参照。有些人目前公开倡言的理念，虽然我大多同意，但联系到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位的很不相同的言论，不难看出其言其文仅仅是其当下所处环境与位置的派生物，随势漂移，并无中心枢纽。有鉴于此，无可讳言，我更敬重理念颇有差异的宾雁先生的人品风范。

宾雁先生最具有强大传染力的精神特质，是他的中国情怀。每次我带一些国内来访的友人前去拜访他时，他总是刨根问底，追索故国的人和事，探问底层弱势人群的现状与动态，任何细节都不欲放过，任何故事都想跟踪。那种专注的神情，那种突然迸发出火焰的燃烧目光，你不可能相信这是年近八旬的老人。这是个烧成灰都辨认得出的中国人。比居住中国大陆的任何人恐怕都更中国。若有谁敢言宾雁先生不是中国人，那末请问，天下还有谁配自称中国人？

然而，十几年了，那些掌管中国大门钥匙的人，却不准这个最纯粹的中国人返国。他们要他成为终身的异国流亡者。于是，东方国家传统刑罚之一的流放，如今演化成为残忍的酷刑。

是的，“流亡”这个词，是未曾亲历者不可能掂量出其中分量的。

二、流亡精神分裂症

事实上，流亡者都是精神分裂者，他们过着双重生活。

一重生活是在别处，高度精神化。故国的脐带把他与过去牢牢拴着，他实际上仍是那个世界的一员，伴随那个世界的喜怒哀乐而情绪迭宕起伏。

另一重生活，则是现实的，当下的，紧张忙碌，阳光街市。但他总是漂浮在这自由街市的表层，虽然这些街市，是他过去多年神往，但身临其境，却漂浮其上，游离其外。似乎只是观众，并非演员。舞台上的活动与他也没有什么太深的关系。

别处的生活，构成了流亡者的精神世界。塑造了他真正灵魂，这灵魂，Made in China，形塑于中国。他在远方故园的精神天地里遨游，沉溺于那里的变迁 。“身在曹营心在汉”。大体而言，组装这精神结构的有：家族传承，亲友纽带，邻里乡亲，同学师长，数不清的中国乡间与市井的故事，两小无猜，青春躁动，上山下乡，初恋情愫，蛮荒岁月，琴棋书画，京剧川腔，禁书传阅，火种暗传…..以及孔孟老庄，李白杜甫，东坡雪芹，胡适鲁迅，马列经典，还有抗日烽火，国共内战，蒋毛周邓，旌旗呐喊，长街枪声，血雨腥风，颠沛流离，……众多马蹄疾驰，在你脑海中踩出了斑斑印痕，绵延传承。四十年代及之前出生的，还得加上若干俄罗斯的调料：普希金、莱蒙托夫、十二月党人、屠格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柯夫、别林斯基等“三斯基”、高尔基、柴科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列宾……以及欧美的哥德、巴尔扎克、斯汤达尔、雨果、狄更斯、罗曼罗兰、纪德、黑格尔……诸如之类。

第二重现实的流亡生活，尽管文化冲击已过，轻车熟路，渐入顺境，语言、生活习惯也少了滞碍，甚至也参与了当地的公共生活，投票选举，社区规划，媒体采访。然而一旦清静下来，仍是心不在焉，神思恍惚，似乎人已不在此处，魂都掉了。这重生活，并非他真正的自我（identity）。

这是一种典型的精神分裂。第一代流亡者的精神分裂。

对笔者，这种精神分裂，只有在每日凌晨，刚刚苏醒的一刹那，感受最为强烈而具体。那是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清清楚楚的感知。酸甜苦辣，如霹雳袭来，至为真切：我是谁？来自何处？现在何处？去向何方？当下存在状态中最为烦恼者是什么？理智上、情感上，困扰你的核心问题何在？

流亡式精神分裂盖源于归属感的失落。诚如思想史家伊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所言：归属感也是人的本性之一。

而流亡，则是凸显这一本性的显影剂。

往日时光，蜗居故乡，一个人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是缺乏自我意识的，他（她）往往对自己心灵的（文化）构成浑浑噩噩，懵然未觉。然而，当突然之间被抛出“化外”后，流亡之剑逼咽封喉，骤然间就把个人身上的各种秉性作了有层次的分类和梳理。一下子把“我”解剖得淋漓尽致，把自己的五脏六腑标明出处。神奇异常。这一过程，就是把你身上的文化成分突然显影，各归各类，色彩绚烂。这里展示出的，不仅有前述的精神特征，甚至更形而下的——你的肠胃： 粤菜型、川菜型、江浙型、闽菜型……等等也统统被明确地类型化了……。在这一显影历程中，显然，原有文化浸染和积累愈深，归属感愈强烈，失落感也就越深沉。

流亡，于是变成自我的重新发现。它逼迫你面对真实的自己。它强制你进行不断的自我精神治疗。

三、三波大流亡，另类中国社群的兴起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担流亡的命运。对个体生命，确实。它是哀歌，是灵魂的痛苦死亡与艰难再生，是今生今世无可逃遁的宿命。然而，对于所谓“宏大叙事”，对于民族记忆，它却是历史创新的发动机。

从根本上说，现代世界是流亡者创造的。现代中国也是流亡者塑造的。看看如下一批（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了现代中国的重要人物，在其生命中重要的塑型时期，谁不曾是流亡者（或留学者）：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寅恪、蔡锷、蔡元培、胡适、蒋介石、蒋经国、宋美龄、宋庆龄、储安平、鲁迅、陈独秀、周恩来、邓小平、张君劢、徐志摩、罗隆基、章伯钧、马寅初、傅雷、巴金……？

没有流亡，就没有各文明之间的空间碰撞，就没有文化交流；没有流亡，就没有文化冲击，就没有文化更新。中国就永远是文字狱，永远“皇恩浩荡，臣罪当诛”。

这里，我想特别提到，自1949年以来，经过国民政府及其部分军民的大规模撤台，经过1962年大陆人汹涌的逃港潮，再经1979年以后的开门，大量人员，尤其是留学生的出国，特别是，自1989年事变以后，中国人大规模住留美、欧、日、澳（目前的出海与海归的双向流动，并不影响总体格局），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流亡时期。身为“华人”而拥有各种不同之国籍，这是上世纪下半叶日益彰显的现象。并且，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出离故国，向海外流亡，聚合成各各不同的族群的现象，至本世纪亦不会中止，它将形成一种历史性潮流。这一潮流的长程历史后果，是须作充分估量的。

广义上说，台湾和香港这两个与大陆不同的中国文化变体，就是1949年以来第一波和第二波大流亡的产物。而1989年之后的第三波大流亡，使北美、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中国人群体，特别是其中的知识人群体的迅速扩张，则标示着某种新的海外中国文化社群的出现。

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之外的力量。历史反复证明，没有这种社会之外的力量，靠中国内部的力量互动消长，由于一种强大的趋同化惯性，社会便不断地复制自己，不断地恶性循环，走不出那个宿命的历史死胡同。

而中国与中国之外的力量之间的互动越强，中国走出历史惯性隧道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种内外互动，是影响中国命运的极其关键的因素。其原因在于：

越来越多的观察家和经济学家日益清楚了，中国经济在最近二十多年的起飞，与海外几千万华侨资本大规模流入中国的关系极大。人们甚至判断，这一点，正是中国与俄国这二十多年经济发展速度不同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中国的流亡者和海外华裔社群的存在，除了经济之外，它们与中国之间还必定产生政治、文化、教育、学术、新闻方面的互动和交流，产生某种制衡、比较和示范效应。特别地，有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国人若要获得爱中国的权利，必须首先变成一个非中国人。.只有成了流亡者，甚至成了外籍侨民，乃至敌人，你才在北京当局那里获得了“资格”，你的话才赢得了分量，才有人洗耳恭听，你的压力才被主政者感受。倘你还是他们管辖下的臣民，谁会理你？

人们还应注意，现代中国的流亡者，与历史上(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国的流亡者相比，出现了重要的差异。正如余英时先生曾指出的,早先中国人到南洋的流亡，是一个非政治化(apolitical)的过程。而今天的流亡者，其流亡则有相当的政治因素和政治诉求。当初的流亡者，大多是劳工或做小生意者；今天的，则多是留学者或交流者，甚至是政权的整体流亡。其构成不少是知识精英或权力精英，二者对比相当触目；当初的流亡目的地，是南洋等欠发达地区；今天，人们则涌向现代性强的发达国家；当年资讯和交通极不发达，如今则是全球化，交流快捷，资讯传输渠道多元。因此，同为放洋流亡者，在对故国的影响上，历史上的南洋华侨与当今的海外中国人群体，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流亡者在流亡期间，从自身的经验中体验出另外一种“中国概念”及其“民族特性”。可以说，这种体验是来自异文化的另类视野。蜗居中国国内，无论是在政治恐怖的毛时代，还是经济繁荣腐败娼盛的后毛时代，都断然不可能获得这种体验。身负这种崭新体验的流亡者和海外中国人社群，他们与故国的互动，对于保存和更新中国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精致文化)的命脉，对于它的存亡继绝，发煌创新，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鉴于上述，人们有理由相信，海外另类中国人社群的存在与繁荣，中国流亡者获得安身立命和成熟壮大，为整体中国人生存状态的改变，为中国文化的繁衍更新，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性契机。

四、苏武还是摩西？

从更长远的眼光看，流亡者的命运，根本上仍取决于流亡者自身：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精神力量不被消融抹煞而营造出一个海外的独特文化社群，更有甚者，有无可能像两千多年来的犹太人一样，融会贯通而创发出一个崭新的文明形态？

考诸历史，不同文化的流亡者，其典范是不尽相同的。

自古以来，中国就为流亡者设定了一种永世垂范的模式——苏武。汉朝苏武，出使匈奴，因故被扣。苏武拒不归从匈奴，矢志忠于汉室。匈奴把他独自流放到冰冷的北海牧羊。苏武挖鼠穴吃草籽充饥，夜挤身羊群取暖，始终不屈。如此，流亡十九年，每天手持汉朝的使节棒放羊，恒以汉朝使节自命。后来汉匈和亲，苏武获释归汉。苏武牧羊之典遂流传千古。其推崇的最高价值：坚贞不二，忠于旧主。

而摩西（Moses）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的大逃亡，则是另一种流亡的模式。摩西是从压迫、奴役和贫穷下流亡而获得解放的人类先驱，是从奴役走向自由的伟大典范。希伯来人在埃及被奴役400年之后，上帝顿生创意：要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前往福地迦南。于是，摩西带领希伯来人逃亡至红海。当时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危急中，上帝命令摩西举起了手中的魔杖，于是，红海的海水一分为二，摩西率众从红海两边分开的水流中逃亡，踏上自由道路。在西奈山，上帝赐下律法，摩西宣布“十诫”，最后，穿越西奈沙漠。到达上帝应许之地迦南，创建了古代以色列国。在这个神圣的经典中，摩西出埃及记所凸现的价值是，人类从循环单调的轮回中解脱出来，反抗被奴役的宿命论，走向自由，创立新秩序。

作为流亡者，苏武是忠诚的象征，摩西是自由的化身。他们的价值侧重点是不同的。苏武的使节棒标示着忠君气节的极致，摩西的魔杖则开辟了自由之路，并戏剧性地宣示了人类的权利。

苏武还是摩西？当代中国的流亡者，作何选择？

苏武诚然可敬可佩。但笔者以为，中国流亡者更紧迫的使命是：在精神上“出埃及”。简言之，当务之急是使中国人走出“极权文化”笼罩之下的半个多世纪的精神牢笼。因此，追随摩西的神圣召唤，打破中国历史的单调循环，在古老文明的危急存亡之秋，重新诠释中国，为中国文化“招魂”、“立魂”。正如儒学在宋明两代受到佛学挑战之后，朱熹、王阳明等中国学者对儒学作出重新诠释，成功地回应了佛学的挑战，并导致儒学的历史性复兴一样。今天，中国流亡者有条件在希伯来、希腊文化的周边熏染下，在自己的文化中融入“超越性”成分，赋神州以神性，重新阐释并身体力行创发出一种混合型的文化形态，赢得中国人广泛认同，并与基督教文化共同享有神圣性的精神纽带。这是一种群体性的精神治疗，民族性的精神治疗，同时，也是文明中国的历史性复兴。这种复兴，是一种回到应许之地的古老趋向的现代表达。

如此，则流亡就并非生命的挽歌，而是新生命的起点。如此，流亡历程就可以转化为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样壮丽的景观，直至通向自由的“迦南”。当然，这只是精神上的流亡，并非弃绝地理上的中国；只是精神上扫荡秽气俗气和暴戾之气，确立现代“十诫”——宪政，并非是海外中国人社群要变成“迦南”，取代中原大陆；而是因为，中国流亡者，作为先行走出“埃及”的自由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精神溃败礼崩乐坏的大陆中国导入新秩序，创建自由之邦。要言之，追随摩西，劈开“红海”（“红海洋”——赤色国）之水，穿越当代中国的精神道德的“西奈沙漠”，使中国精神如凤凰涅盘般重生。

这是现代中国深深寄望于宾雁先生以及以中国传人自诩的流亡者的。

□　读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