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
中国前党政军领导人华国锋周三在北京病逝。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毛泽东对他曾有著名的“你办事我放心”评价。
不过在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布的讣告中,除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等套话,仅提到华国锋“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对他主持逮捕“四人帮”、结束文革等历史作用只字未提。
在美国的中国文革史研究学者宋永毅周三接受“中国丛谈”采访时表示,邓小平和后来的中共当局对华国锋这位“老实人”的对待是不公正的。宋永毅谈到他听到华国锋去世时的第一个反应:
宋永毅:华国锋是个老实人。这是我听到他过世时的第一个感觉。当然也还有另外的感觉,那就是“老实”在中共的体制之内常常是和一定程度上的思想保守联系在一起的。但最突出的还是,华国锋是老实人。
记者:毛泽东对华国锋最著名的评价是“你办事我放心”。那么“老实”是华国锋被选为接班人的主要原因吗?
宋永毅:他被选为接班人的主要原因实际是,毛泽东当时已经没有什么其他人可以选了。毛泽东对中共内各个派系的各种人都不放心。他需要选出一个人来摆平,至少是暂时摆平各个方面。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当时的形势是,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刺激非常大。毛泽东感到,他选择了林彪当接班人,结果却同林彪搞不拢。不但如此,还出现了林彪之子林立果为首的“小舰队”要暗杀他的事件。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暗杀计划是否得到了林彪的首肯。因此,林彪那个派系的人毛泽东肯定是不会用了。
那么当时中共内另一个大的派系就是周恩来、叶剑英那个派系。毛泽东对这个派系显然也不放心。
因此毛泽东就想到在年轻人中培养接班人。于是,他就把江青、张春桥这个派系中的王洪文一下提了上来。然而,王洪文却十分不成器。因为他本来就不是那个料。
王洪文跑到中央去之后,非但没能摆平各派,反而受到元老派的排挤。江青,张春桥也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傀儡。这种结果使毛泽东感到非常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党内还剩下一个力量可以为毛泽东所用。这个派系不太大,都是一步步登上中共党内台阶的一些老干部,但在文革中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冲击。
这些人就包括华国锋、吴德、陈锡联这样一批人。地方上还有如河南的刘建勋,还包括赵紫阳。毛泽东最终觉得这样一批人还是可以用的。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华国锋。就这样,在各个派系的斗争,权衡之间,毛泽东选择了华国锋。
记者:如果说是在没有人可选的情况下选了华国锋,是不是这本身就决定了华国锋过渡性的这种命运呢?
宋永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这样。但也不能说这种情况百分之百决定了他的过渡命运。
华国锋是个老实人,这是个关键。因为他老实,所以他失败了。
华国锋当时掌握着8341部队。在军队里也有很多人支持他。如果华国锋不是个老实人,如果他知道邓小平等人要把他搞下去,如果说他下个狠心,同汪东兴一起把一批中共元老抓起来,那说不定后来的第一把手还是华国锋。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至少有50%。不过华国锋老实,他不愿意这样做。
另一方面,华国锋也缺乏宫廷政治斗争的经验。所以他听信了邓小平在他面前的许多许诺。
按道理说,华国锋作为一个派系的代表上台做了第一把手,那么他下面的人,如陈锡联,汪东兴,吴德,吴桂贤,陈永贵这些政治局委员都应该是他基本依仗的力量。
然而情况却并不如此。华国锋并没有想到要照顾他那个派系中的人,他要做一个全民的领袖。结果邓小平就利用了他这一点。邓小平不断的对他说,你是英明领袖,我们一定会支持你。但汪东兴不行,陈锡联不行,某某某也不行。
结果华国锋就听了党内元老们的话,把自己那些最主要要依靠的力量一个一个的搞下去了。当然,这样一来邓小平要把他搞掉就非常容易了。
记者:您提到华国锋同中共元老派的关系。那么,他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的遵守。这两个“凡是”的提出是华国锋基于他对当时形势和力量的判断呢,还是出于他对毛泽东个人的敬仰、崇拜?
宋永毅:这是华国锋为了维护他的政权的需要。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提出“两个凡是”。
因为华国锋是靠毛泽东选拔他做第一副主席才上去的。他当时并没有足够的威望和力量解决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对华国锋来说,比较好的能稳定政局的办法就是基本上按照毛泽东原来的那一套去做。然而有一点不要忘了,所有的平反,比如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刘少奇81人叛徒集团”的平反等等,都是华国锋最后宣布,华国锋最后签字的。
也就是说,华国锋实际上也并没有坚持他所谓的“两个凡是”。而且,这两个“凡是”也不过是后人从他和汪东兴在某一次会议上发言中间抽出来的一段话。并不是说他发了一个什么文件宣布“两个凡是”成为共产党的施政大纲。根本就没有。
记者: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后来对华国锋的处理,把他贬下台,使他一直处于一种默默无闻的境地,是不是也很不公平呢?
宋永毅:当然是很不公平。而且对华国锋的很多评价,对他所做的很多事情的历史事实根本就没有澄清。
华国锋本人实际一直是处于一种受控制的状态。他的处境当然要比赵紫阳好得多。但由于华国锋老实又比较保守,他不可能像赵紫阳那样找一个宗凤鸣把他后来的想法,他所经历的许多历史事实披露出来。
我曾在北京访问过一个文革研究者。他是中共党内一个核心的文革研究者。他在七、八年之前曾访问过华国锋。向他询问有关粉碎四人帮的一些事情。
华国锋就谈到,当时他和汪东兴去找李先念,同李先念商量要他参与把“四人帮”抓起来的这么一个宫廷政变。李先念听后怕得不得了。因为他知道搞不成的话这可是杀头的事情。
然而现在中国的所有历史都说,在粉碎“四人帮”这个事情上是李先念帮了华国锋大忙。是李先念找了叶剑英等等。
实际上当时叶剑英也不是主要的。华国锋和汪东兴是最主要的。是他们两人决定了以后才去找了叶剑英,叶剑英也表示了支持。
中共现在对这些历史史实的处理,在某种程度上,为了美化元老派而完全把真实的历史掩盖了或颠倒了。
- posted on 08/23/2008
陈永贵谈真实的华国锋江青张春桥邓小平胡耀邦
佚名
我在1983年5月,再次见到陈永贵。我请他给我介绍一下他到中央以后的情况,他说都过去了,好似一场梦,不过我不后悔,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场了。人总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不怕你笑话,我这个人是有造化的人,活了这么一把年纪,我在任何社会下都会风雨无阻的人,到了我这个地步,你想一个大老粗容易吗?
你说:毛主席到底信任谁呢?根据你在中央工作的几年观察,毛泽东和张春桥究竟是怎么往来的?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录音机,摆出一付采访的架子,陈永贵把我的录音机关了。说:你说你是和我一起研究党的历史,怎么想起录音呢?我是随便说说而已,并不供你马上发表,这样会引起是非的。
他在我收起录音机后,才认真地说:我现在没有任何压力了,所以我给你说点真实的东西。毛主席并没有讨厌张春桥,而是非常器重他,还有姚文元和王洪文,只是王洪文这个人不争气罢了。张春桥在中央的地位很高,政治局委员都怕他。他和江青都是说了算数的人物,因为毛主席是重视支持他们的。1970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曾经召集我和纪登奎、吴德等人开了一个会,他对我们说:陈伯达在会议上的矛头是对着张春桥的,实际上是对着我的。只不过他们现在不敢而已,将来是否公开反对我,也说不定。林彪、陈伯达这些人的脑子都很聪明,他们看出我在培养春桥和文元。不错,我是在培养他们。也不光是他们嘛!在座的我都在培养,只是春桥、文元有他们自己的优势罢了。他们的文章写得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这两个人我看要比陈伯达强得多,水平也高出一筹。永贵在华北组的会议上,也讲天才,也要楸什么反对我的坏蛋。其实,真正反我的就是他们,而不是春桥,也不是康生,是那几个要我当国家主席的人。下来以后,毛主席还一再对我说:“你可以拜春桥、文元为师,让他俩教你理论,你教他们实践,互相学习嘛!”这些话我记得很清楚,永远也忘记不了。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特别是打倒他们以后,这些东西我没有再公开。
我问道:毛主席逝世后,政治局研究过江青的问题吗?哪里来得及呢!
陈永贵说:毛主席的逝世,虽然很突然,但是中央最高层还是有所准备的,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几天,华国锋就给我打招呼。他悄悄地对我说,老陈,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会不会留下遗嘱,我最担心他的话对我们封锁。那么一来,我们就可能掉进陷阱了。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想怎么就怎么。我可怎么办?我说:你是党中央第一付主席,兼国务院总理,谁能不听你的呢?他说:那不一定,现在党中央派别很多,我最担心的是邓小平的复辟势力还有很大的市场,你也要帮助我听些消息。有事就告诉我,我们毕竟是山西老乡呀!这话他可是从来没有这样和我讲过。这时,我估计他在考虑着他自己的打算了。那时江青好象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她表面上很轻松,实际上很紧张。毛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给他身边的人交代,要他们请江青立刻回京。江青接到绝密电报后,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她马上就恢复了常态。吆喝大家打朴克,以等待火车。我亲眼见她几次出牌都出错了,她虽然打牌,但是在紧张地不停地看表。我就知道她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她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高兴得要死,这不乎合事实。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江青已经判刑了,我主张恢复历史真相,这样可以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辨别经验教训。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比如,她从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带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这样对我说:老陈,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在党的原则和范围内进行。据我了解,她不但是对我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就是他和张春桥、姚文员、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付钱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三百多块钱,交给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钱给厂家,你们都知道江青是喜欢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付了伙食费和外出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呀!但是我绝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到中央才知道,我们这些大老粗并不是搞政治的料,我们抓具体的工作,搞经济和农业还可以,搞那些歪门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华国锋也不行。我几次看到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气得手在发抖,连话都说不出来。比如,给刘少奇平反的前几天,我到他家,他当着我的面,给毛主席的画像鞠躬说:主席,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他处于紧张为难的状态。
我说:有人认为华国锋这个人,其实并不老实,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就是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这些人,他的动机不是为了中国的前途,也不是为了给老干部平反申冤,而是为了他自己当党的主席,为了他自己的权力,你对这个事是怎么看的?你参加和讨论抓江青这些人的会议吗?陈永贵说:我哪有资格参加那样的会议啊!其实并没有召开什么会议,完全是华国锋和汪东兴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研究后,通知了叶剑英。叶剑英早就想动手了。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好人呀!总理是好人呀!这些话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亲耳听到的呀!你大概不相信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其实是个陪衬。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研究好了后,在我们面前过一下,并不是真正听取我们的意见。没有粉碎江青之前,绝大多数都是江青她们研究好了后,拿到会议上通过。这个情况我是向毛主席作过反映,毛主席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就对江青说: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会议就是一个大圈子,革命就是要多团结一些人好嘛!江青我已经警告过你多次,不要总以你的名义办事,要以中央和政治局的讲话嘛!毛主席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绝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清楚。华国锋也看得清楚。他也曾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讲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的忠实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忠于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听到了都感到好笑,华国锋就象小孩子讲话一样。后来我对这个人有了看法,特别是我们下台以后,我就知道这个人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尽管现在我不想多说他了。其实全国人民都知道。
“你到中央后当时是怎么想的?”我问。
“我调到中央后本着一条原则,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原来以为到了中央以后,就能经常见到他老人家。谁知到了中央也很难见到他,每次见到他都要和我握手,关切地问候几句。江青道是经常见面,我每次问主席的身体状态怎样,她都回答: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直到主席逝世前几天,她还对我说:主席身体很好。谁知二三天后,老人家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后来我还为此问过江青。她对我说:党内走资派一直想用主席的身体状态做文章,要是让他们知道主席的身体状态,他们会挺而走险呀!我望着主席的遗容,几次放声大哭。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又问我:‘怎么样?习惯吗?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到了什么工作岗位,可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革命。过去革的是地主、资本家的命,现在要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你说能革吗?”我回答:只要有毛主席领导,一定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老人家笑了,又问:我死了以后呢?我一下子楞住了,没敢回答。现在想起来毛主席完全是有准备的。
我问他:你对江青这个人的印象怎么样?
陈永贵说:老实说我看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对的,我在粉碎她们以后的讲话,都是按中央定的调子来说的。江青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不错的。1976年9月,江青到大寨就对我说:“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面红旗就是中国的未来,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如果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要砍掉的首先就是这面红旗,树立大寨,是经过长期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在我们除了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你说资本主义复辟了你们怎么办?”我说斗争吧。
谈到华国锋。陈永贵笑着摇了摇头说:我以为他真有毛主席的二下子呢,没想到他是个松包。他没有毛主席的千分之一。把毛主席给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丢了个一干二净。我早就对他说:华主席你千万不要把邓小平给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要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的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能把你放在眼里吗?他还给我做工作说:“毛主席给了他一个机会,我也给他一个机会,他会对我感恩戴德的。等于我给他一条生命嘛!”你看看他多么傻瓜!后来也就在华国锋下台后,我和华国锋谈话时,他对我说:我们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些具体工作还可以,搞阴谋诡计不行。我说那还不是你把四人帮搞掉的嘛!他脱口而出:“因为他们不是真正搞阴谋的,如果他们搞阴谋诡计,我们也搞不过人家。”以前我还相信他,看来他也是个鬼。
提到胡耀邦的时候,陈永贵非常生气地说:“他是一个胡日鬼,好多鬼点子都是他提出来的。我过去不知道他和邓小平那些人怎样,后来我才知道他对文革没有半点感情,开口就是造反比日本鬼子还要坏。我曾经当着他的面问道:“究竟是毛主席打出来的江山?还是你打出来的江山?”他对我说:“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打出来的江山。”这话哄鬼,千千万万的先烈和你们有什么关系。毛主席打江山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在哪儿。我和他在中央开会的时候还公开吵过架。我说:“中国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任何事情都会失败。”他对我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而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和条条出发。”唉!现在想起,我真是糊涂,人家是要全盘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呢。我还闷在鼓里和他争论什么定义。在处理我和吴德等人的时候,胡耀邦和邓小平就一再对我们说:“你们作为一名党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就象当年我们服从党的纪律一样。如果背着组织搞阴谋,那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那就是要按党纪国法来处理一切问题。比如对四人帮的处理,就不是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而是用刑法来处理。”应该说这话对我们是有威慑作用的,华国锋幻想在他让步以后,邓小平会让他继续当任党的主席,我给他打几次电话,他都不接。他害怕人家说他在搞小动作,有意和我们拉开距离。吴德就对我说:坏了!我们都让英明领袖给出卖了,这个人可是个极端自私的人。我还不相信,说:“你应该相信华主席是有办法对待和处理这个事情的。”吴德说:“屁,他有什么经验。这两年尽是胡耀邦、邓小平牵着他的鼻子走。他在左右开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丢尽了,他还要再说什么?”我当时也问过汪东兴,他说:“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华主席应该心中有数。”但是,没几天汪东兴也沉不住气了。他也对我说:“看来华国锋这个人靠不住,他把我们都甩出去,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呀!”一天,华国锋对我说:你去问问邓小平,看他还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不算数?有一次,在国务院开会完毕后,我要求和邓小平谈话,就在人民大会堂他的临时办公室里,我问了他那几个问题,邓小平听了笑了笑,我看他笑得非常可怕,他对我说:
你以为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象三岁小孩那样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一听这话我就头发胀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时你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应该走什么路线的问题。邓小平不等我说完这些,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这个地步,我简直是没有办法了。
就在他生命脆危的时候,陈永贵终于恢复了他一个农民的本来面目。我和一些山西老乡去看他。他几次对我们说:“我梦见毛主席了,他要我到另一个地方和他一起干。想一想毛主席也够可怜的。战争年代,他献出了六位亲人。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年代,他又献出了几位亲人。”
- posted on 08/23/2008
土干:天上地上(30)结婚纪念
在文文和唐纳德结婚两周年的日子,美美和欣东国寄去了结婚纪念日的贺卡。文文在她的伊妹儿中道谢,她写道: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已经结婚两年了。婚后的生活有起有落。唐纳德在北京办过画展,我为他的成绩骄傲,我们一起兴奋过。但是,我们也有争执,是由于文化差别,男女差别,性格差别所引起的。每一次争执都是痛苦的,但是,每一次争执都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各自是多么的固执。最后,我们彼此让步。
“婚姻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温柔的女人。我不再怀念我从前的美丽年轻,我不再恐惧青春即逝,我信心十足地走进我的中年,然后是老年。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踏实过。以前,我一直在悬浮,结婚让我双脚落地,我有了安全感。我现在好像才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它是互相的发现,互相的信任,互相的给予,互相的妥协;它是藏起你的高贵,藏起你的自负,藏起你的偏见,藏起你的成绩;它是勇敢地承认自己的过错,谦逊地盖住自己的功劳;它是两个人的长相守,分享喜悦,分担忧愁……”
美美读文文的伊妹儿,非常感动。她让欣东国看伊妹儿,她说:“唐纳德真了不起,把文文改造得更完美。”欣东国说:“我希望文文也能像你这样来总结我的成绩。”美美幸福地扑进欣东国的怀中,说道:“你又何尝不是,又何尝不是呢?你使我成为一个最丰满的女人。”欣东国的眼睛如梦如烟,他说:“你……慢一点儿说,我……都站不住了……”
晚饭时,他们照例听收音机的广播,新闻说要举行民意选举一千年来最伟大的哲学家的投票,希望广大民众踊跃参加。欣东国说:“你选谁?”美美说:“我才读过几本哲学著作啊,这应该是哲学家们去投票。我只读过《资本论》和《矛盾论》”欣东国说:“那你就选马克思或是毛泽东。”美美说:“选他俩就象喊毛主席万岁一样不合事宜。”欣东国说:“你是选举呢还是赶时髦呢?”美美说:“我谁也不选,要选,你去选。”
一个月后后,美美在洗碗,听到BBC新闻,民意选举一千年来最伟大的哲学家的结果揭晓了,是……是……是卡尔·马克思!哈哈,哈哈,哈哈!民意选举中,马克思独占鳌头,遥遥领先于第二名的柏拉图,接下去的是康德,苏格拉底,亚里施多得。
美美哈哈笑,然后楞住了,停下手中的活,魂飞千里:“唉……瞧人家英国人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哲学家的?马克思是德国人,不过在英国居住,在伦敦去世,就被英国人认为是一千年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了。唉,最伟大的人都出在英国,哈。我们又是怎样对待我们土生土长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毛主席的?中国出了乱子,我们都归在毛主席身上。毛主席的思想是从马克思这儿发展来的。人家英国怎么没有出这么大的乱子?难道不是我们自己想做人上人、泄私愤,到领袖的字里行间去捕捉理论根据,文攻武卫,打砸抢,行出了暴力,还把错儿归在毛主席身上。现在,毛主席去世了,我们就肆无忌惮地想怎么骂就怎么骂。我们也有去世的那一天,也有身体腐烂,只剩幽灵游荡的日子。那时候,毛主席没准儿在另一个世界发动第二场文化大革命呢。唉……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灵魂深处闹革命’。不是戏言呐……”
“美美!!!”
美美被欣东国的声音惊醒。欣东国继续说道:“你怎么旧病复发了?又在白日做梦!”美美笑盈盈地说:“别怕。你听。”美美指了一下收音机。
“哟!久违的老马啊!老马啊!老马中奖了,老马中奖了!”欣东国兴奋的喊道,然后在起居室转圈地跑。
美美问:“你是不是投了马克思一票?”欣东国说:“我还真没有选他。我想,从中国出来的人都不会选他。”美美问:“可是,你好像对马克思很感兴趣。”欣东国说:“那当然了。我只想拯救一只叫美美的小蚂蚁,老马要解放全人类啊!”欣东国说完,手舞足蹈。美美说:“我看你该去看心理医生了,你是在腾云驾雾呢!”
小铁蛋儿跑过来问:“爸爸在干什么呢?”欣东国顺势抱起了小铁蛋儿高声说:“咱们一起──腾云──驾雾──!”铁蛋儿被欣东国高高地抱起,他抬起小胳膊,高呼:“腾──云──驾──雾──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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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此小说前,还没读过关于陈永贵那篇文章呢。读完我直乐。
- posted on 09/02/2008
华国锋和叶剑英是怎么“结盟”的?
熊蕾
【题记:记述当年粉碎四人帮过程的文章有很多,然而对华、叶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却都语焉不详。无他,只因促成这段历史的那个人,生前从来没有公布过这个史料。如今,华老已经去世,笔者认为,把这个尘封32年的历史过程公诸于世,不至于再犯某些人的忌了。同时,这也是笔者对华老这位有大功于历史的伟人的一种纪念。必须说明,华国锋和叶剑英从来没有“盟”。但是,他们能够心心相印,走到一起,才可能产生最后粉碎四人帮的举动。采用“结盟”二字,纯粹为了标题的简明。】
促成这段历史的那个人,是老爹熊向晖。
此外还有叶帅的侄子叶选基和女婿刘诗昆——对,没错,就是那位钢琴家。
而我和家兄,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在1976年那个非常年代,我们早已走上工作岗位。老爹对我们的政治态度很放心,也知道我们嘴巴比较紧,因此好多事情不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对我们守口如瓶了。
华国锋是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在人们为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去世而悲痛的时候,心中也压着巨石般沉重的未知:谁来接替总理的位置?
本来,这个问题很明了:当时众望所归的邓小平。
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从1975年秋开始,邓小平已经再次地位不稳。他在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中毫不隐讳地否定文革,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并招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党内极左派头面人物的批判。这些人前些时候虽然也因毛主席的批评沉寂过,但是周恩来病重辞世以及邓小平的一些言行,给了他们再次兴风作浪的生机。
这次批判的势头很猛。宣传机器本来就掌握在极左派手里,加上他们善于造势,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很快就矛头直指“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了。不久,“最大的走资派”升级成为“不肯改悔”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加上北大清华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压的人喘不过气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平接任国务院总理,除非是奇迹出现。
邓既出局,按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排位的顺序,很可能就是张春桥了。
很多人在揪着心,看这个阴沉极左的人会不会登上总理的位置。
那可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哪。果真他上来,老百姓怕很难再有好日子过。
在人们的悬念中,毛主席提名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经政治局同意,在1976年2月3日公布。
这个任命,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们的意料。这不仅因为华无论在国务院副总理的排序还是党内的排序中,都在张春桥及其他好几人之后,而且也因为在北京的高层干部几乎没有人认识他。
老爹们在庆幸大权没有旁落到张春桥这样的人手里的同时,心中也升起一个大大的问号:华国锋是谁?他是什么人?
最关键的是,他“是不是他们那一伙的”?
谁也说不上来。
初识华国锋
从简历上,可以知道时年55岁的华国锋是山西人,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一直在湖南工作,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到中央。1972年谢富治去世后接任公安部长。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但是,这个简历却无法表明华国锋的政治态度:他是倾向江青那一伙的,还是反对他们那一伙的?
这在1976年的中国政治格局中,非常重要。
由于文革的原因,当时中央领导层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派别:以江青一伙靠文革中造反上来的极左派,和被封为“保守势力”的务实派。务实派,主要由那些在文革中起起伏伏的“老家伙”们组成。极左派总是靠冲冲杀杀来谋求并扩大他们的权力,搞得民不聊生;而务实派比较关心国计民生,希望国家稳定。
周恩来病重不能视事后,邓小平成为党内务实派的核心人物。可是他的政治地位不保之后,极左派的气焰就嚣张起来。
现在上来了这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华国锋。他的政治倾向,自然令人关心。
在老爹们的疑惑中,时间进入了4月。
首都群众利用清明节,自发去天安门广场送花圈,表达对周总理和其他先烈的哀思,发泄对极左派们的不满,惊天动地。最后的结果,是邓小平的彻底下台,和华国锋的再度擢升:国务院总理不再是“代”任而是实职,同时成为党中央的负责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这个1976年4月6日公布的任命,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批邓已经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都要批——当然有很多是认认真真做样子,基本只限于自己的机关大院之内。唯有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率领外交部人员到王府井游行,高呼“打到邓小平”,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就在这个时候,杨振宁要来北京。
就是那个得过诺贝尔奖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
周总理生前非常重视这些美籍华人科学家的工作。他们来,总理都要尽量安排会见谈话。
如今,总理不在了,这个工作如何做?
杨振宁的来访,早在1976年1月就由几个部门做出了计划,并已请示中央同意。当时华国锋是主管科学院的副总理,杨振宁来了自然由他见;杨还提出见毛主席和邓颖超,中央当时也同意了——几个月前另一位得过诺奖的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来时,毛主席曾见过他并谈了话。
短短两个多月,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华国锋已经成为国务院总理。如果按原来的安排见,那杨振宁就成为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负责人之后所见的第一位客人。而杨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脑,华第一个见他是否合适?如果华不见他,又该谁来见他?同时,毛主席还能不能见杨?
负责接待杨博士的老爹就这些问题,给华国锋的秘书打电话请示。
按照安排,4月15日,邓颖超见了杨振宁及杨母和妹妹。对那次见面,老爹有专文记载,题为《邓颖超向杨振宁谈周恩来》,收入其所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这里不再赘述。
4月16日,华国锋的秘书打来电话,要老爹当晚10点去汇报杨振宁来访情况,并提出陪见人员名单以及主席是否见杨的意见。
晚10 时,老爹到了人大会堂。但是政治局还在开会,直等到17日凌晨2时许方才开完,华国锋才能过来。老爹向他汇报了邓颖超会见杨振宁的情况,也谈到杨来北京前,先到上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文革时取消了市长的职务,市政府都为革委会取代)的徐景贤见了他,跟他大谈批邓,并送给他上海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我的箱子装满了。他对批邓也不表态。
这时,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关于他见不见杨振宁的问题,他也谈了自己的意见:原来安排是我见,如果我不见,谁见呢?——按照新的排位,华国锋的下面,就是张春桥。显然华国锋不倾向让张春桥来见杨振宁。
关于陪见问题,老爹说他不参加。华问为什么?老爹说,如果他参加,科学院方面势必就会让核心组的一个造反派参加,此人在科学家中的名声很不好,肯定是杨振宁不愿意见的人。老爹不陪见,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华于是问杨振宁跟哪些人熟?
老爹说,科学院的吴有训、张文裕,北京大学的周培源。
华说:那就是吴有训、张文裕、周培源,吴有训是科学院的副院长嘛!
确定了这些科学家陪见之后,老爹参加陪见就没有障碍了。他和这些科学家也都很有感情。
参加接待的还有外交部。华问杨振宁和外交部什么人熟?老爹说,那就是乔冠华了,1971年乔冠华去联合国时,请杨振宁吃过饭。华于是确定乔冠华也参加陪见。
华同时决定,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和工作情况,这次毛主席就不见杨振宁了。为此,华当即提笔,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当晚9时30分,华国锋在人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杨振宁,谈话至11时20分许结束。将近两个钟头的谈话,没有谈一个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有一处谈到了天安门事件,却完全没有按当时的主调说邓小平是后台。他只是说,抓起来的人里,有一个文革时期外交部造反派的儿子,这个人其实是反总理的。
初次和华国锋的接触,给老爹印象极为深刻。虽然两人并没有做任何推心置腹的交谈,但是老爹从这次短短的接触中已经做出判断: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叶帅请病假
这之后,又经过几件事,老爹对华国锋的印象更加清晰。
1976年5月底,叶帅的侄子叶选基来找老爹,老爹把自己对华的印象告诉了他。
老爹和叶帅的交情,始于1969年。当时他奉周总理之命协助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这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那次研究的结果,成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也使老爹和四位老帅结下刎颈之交。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后,邓小平眼看不保,叶帅心情非常不好。1月21日下午,叶帅来电话约老爹到他那里谈心。
在谈话中,叶帅讲到,周总理的追悼会,是他提出让邓小平致悼词,以此再给他一个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的机会,想再扶他一把。现在看来还是不行。而政治局批邓,越批越凶。江青已经几次在叶帅不在的场合讲,她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指邓,一个是广东——指叶。她要先打四川,再打广东。现在四川已经不在话下,就剩广东了。
叶帅感到政治局的批邓让他很为难:参加吧,没话好说,不说话呢,又不好办。家人建议他到南方,到广东去休息。叶帅自己想去广西。他征求老爹的意见。
老爹问叶帅,江青的讲话是否确实。
叶帅说,确实,就是在政治局讲的。已经有几个在场的人向他透露。
老爹又问叶帅,如果他去广西,军委怎么办?
叶帅说,军委他还可以掌握。
于是老爹说,叶帅你征求我的意见,那我看,他们要整你,你到广西也逃不掉。他们要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的位置。我建议,你就学三国时刘备的韬晦之计,请病假,但是不要离开北京。这样,可进可退。
叶帅深以为然,说,这个意见好。
有些记述叶帅在1976年的文章说,叶帅是奉命“休息”。这不符合事实。当然,从当时的宏观政治形势来说,叶帅请病假是出于无奈,但是请病假本身,确实是叶帅自己提出的。
2 月8日晚,叶帅再次找老爹去他那里深谈。他说,他接受了老爹的建议,跟聂帅商量以后,就打了报告给毛主席,请病假。已经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关于华国锋为代总理的任命,叶帅说,这个措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虽然王洪文告诉他,毛远新传达毛主席关于人事安排的指示时,说这是暂时的,但是叶帅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不想让江青、张春桥和王洪文他们接班。他虽然不了解华,但是已经给主席写信,拥护对华的任命。
4月2日晚,叶帅又一次找老爹去谈话。叶帅说,他请病假以后,杨成武、王尚荣还经常向他汇报工作,叶帅告诉他们不要来了,恐怕他们不方便。近来,已经很少有人看他了。叶帅说:你现在还信任我,我很感激。说着就流出了眼泪。
老爹说:叶帅,你不能这样讲,首先是你信任我啊!老爹跟叶帅讲了王震的牢骚:关键时刻,元老、重臣都不讲话了。老爹说,虽然他讲得有些片面,但是这说明老同志对叶帅是非常尊重的。老爹告诉叶帅,他和王震一起去看聂帅时,聂帅说:决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场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聂帅也希望叶帅给毛主席写信。这表明在元老、重臣中,大家是以叶帅为首了。
叶帅说,这些意见都对,但是我担当不了啊!
老爹说,现在就要用到毛主席当年给隐蔽战线制定的方针: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这两次见面时,老爹还没有接触到华,没有跟叶帅谈到这个方面。叶帅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老爹到他那里会引人注目,多所不便,以后还是让他的侄子选基到老爹这里来,沟通消息。
向叶帅挺华
老爹在5月底和叶选基谈过他对华国锋的印象之后,6月4日晚,叶选基和刘诗昆一起再次来找老爹。选基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叶帅长期在家里休息也不好。希望老爹向叶帅提出见见华国锋。
老爹说,这个意见很好,你们是不是向叶帅提过?
选基说,这个话我们不好提。如果熊叔叔认为可以,请你向我伯伯提。我们说话没分量。
老爹答应约个时间去跟叶帅谈。
6月7日晚,选基来接老爹一起去叶帅在西山的住地。
在谈了其他问题之后,老爹把话题扯到华国锋身上。他对叶帅说,选基和诗昆的意见很好啊!
叶帅说,华国锋长期在地方工作,调到中央以后,他和华不过是在开会时点个头,对他不摸底啊!
老爹说话,从来不是仅凭个人印象,一定要有根有据。这次要向叶帅挺华,更是有备而来。他特地带了两个材料给叶帅看。
第一个材料是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这是1975年11月,老爹向他当年清华的同学、当时在科学院担任领导工作的李昌要来的一份打印件。老爹主要想看看邓小平听汇报时,都说了些什么——这是汇报的记录稿,有很多人的插话。老爹那时并没有注意当时作为主管科学院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也有一段插话。华国锋担任总理后,老爹想起这个茬,把这个记录稿又找出来看。一看,果然有收获。
他把这个记录稿交给叶帅,特别请他注意华国锋的这段插话。
这段插话中,华国锋讲了三大革命、四个现代化都要靠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院整顿很有必要,讲到依靠工农是对的,可是把专业队伍搞得一塌糊涂,有些人不得不离开实验室。他特别对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事表示不满,说,毛主席对李政道、周培源讲了,周培源写了文章(关于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人民日报》不发表,《光明日报》发表,跟着就批。这种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风搞得科学家都不敢搞基础研究了。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他还对当时极左派鼓吹的上海经验提出质疑:他们搞“三突”,学上海的经验,学那个?!
老爹跟叶帅说:你看,这些话很尖锐啊!
第二个材料,就是4月17日华国锋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稿。这个记录稿是华自己改定的。
老爹说,华国锋刚当总理不久,和杨振宁谈了近两个钟头,没有一句批邓,也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只批了外交部那个造反派的儿子。这就不简单了。
然后老爹给叶帅讲了两件事。
一件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死亡的定案问题。李震是1973年10月21日在家中死亡。对他的死因,有两种意见。公安部门勘察认定是自杀,王洪文以及公安部另一负责人却认为是他杀,是谋杀。当时,很多认为李是自杀的公安干部遭到整肃。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之后,这个事情还没有结论。老爹参加了华主持讨论这个问题的国务院会议。他发现,作为主持人的华,不是坐在那里听,而是谁发言,他就站在发言人的后边听,既不插话,也不问话。有人说自杀,有人说他杀,就这么说了一夜。之后,他问,还有人要说吗?没有,散会。第二次再开会时,他把两边的意见归纳几点,说他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说自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然后,他让主张是他杀的人再讲讲他们的理由,接着让主张是自杀的人反驳这些理由。结果,他杀的理由都被驳倒。最后,华国锋说:这样看来,是自杀吧。还有什么意见?谁也说不出什么意见来了。
另一件事,是在关于李震死因问题的第二次会议散会之后,大家在往人大会堂外面走时,华国锋叫住老爹,问:怎么好久不见老罗了?
老罗是指罗青长,周总理时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他是老爹的老战友。
老爹说:他病了。——罗叔叔本来心脏就不好,天安门事件后,他在七机部工作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双双被隔离审查,更加重了罗叔叔的病情。
华问罗叔叔住在哪里。老爹说,在阜外医院。华问:怎么不住北京医院呢?老爹说,文革调整了他们的医疗关系到阜外医院,想住北京医院,可住不进去。
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大会堂外面。听了老爹的话,华国锋站住,说,要住北京医院。说着,就在人大会堂外面的台阶上坐下来,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北京医院并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同志住院。
就这样,罗叔叔住进了北京医院——他至今还健在。
老爹对叶帅说,他这个作风也很好啊!
叶帅听了以后,颔首说,这个人是含而不露。
老爹说:我觉得华不错,不过他立足未稳,所以叶帅是否帮他一下。
叶帅表示,他会去见见华国锋。
1976年7月里的一天,他们见了面。
“九亿人民的元帅”
转眼一个月过去。传来的消息,毛主席的身体时好时坏,反反复复。但是已经不能讲话了。党内的局势,依然表面上云山雾罩,下面却暗流汹涌。
7月28日,唐山地震。当天下午,叶选基来告诉老爹,叶帅已经和华国锋见过面——具体时间他没有讲,想来是7月间的某一天。
选基说,叶帅见过华后,说老爹“说得对,看得准”。叶帅说,华很稳重,应该支持。
叶帅要约个时间和老爹面谈。8月15日下午,老爹得到叶帅通知,到西山他那里见面。
地震之后,北京家家户户都搭起防震棚。叶帅那里也没有例外,院子里一东一西搭了两个帐篷,叶帅在东边那个帐篷里办公会客。
叶帅对老爹说:你对华国锋看得对。叶帅讲了7月1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毛主席病况的事。当天近夜时分,叶帅接到通知去参加这个会。极左派们,主要是江青,起草了一个下发各省部委关于毛主席病情的通知,其中说,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汪东兴反对写这句话,叶帅也认为不能用这句话。这就和江青他们发生了争论。争到凌晨1点,一直没吭声的华国锋说话了:争得差不多了吧?散会。叶帅有些纳闷。可等到叶帅看到那天凌晨两点钟发出的电文,乐了。他不同意写进去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
叶帅说,我经过观察了解,这个同志确实好,应该支持。我已经告诉王震了。
这之后,叶帅决定去见华国锋。他跟老爹详细讲了见面经过和他们谈话的内容。
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叶帅说,我想看看华总理。
华国锋说,我应该去看叶帅。听说叶帅患病,我也不好打搅。
叶帅说,你忙,还是我来看你。
争了半天,最后还是叶帅说服了华,去看他。因为叶帅觉得华出行的目标比他更大,还是他去华那里更为妥当。
华国锋住的地方,车不能开进院里。叶帅到时,华已经等在门口——那时候可还没有手机对讲机什么的,华只能估计时间提前在门口等。这个举动,令叶帅很欣慰。华国锋亲自为叶帅打开车门,然后扶着他走进院子,到客厅就坐。
叶帅对华国锋说:你现在担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帮不上你什么忙,很惭愧。
华国锋说:您是九亿人民的元帅,怎么能这样讲啊。主席让我挑这个担子,我负担很重,推辞不了,只有兢兢业业。因为怕影响叶帅养病,所以没有打搅。今后还望叶帅指点。
一句“九亿人民的元帅”,颇让叶帅动容。
寒暄之后,叶帅问了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治国的方针是什么?
华说:举一纲抓两目。——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是势在必然;而提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却常常被认为是右倾。
听华这样讲,叶帅说,好。
第二个问题是:周总理逝世了,董老、朱老总也都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虑?
华说: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叶帅说,好。——要知道,当时极左派们正在紧锣密鼓,要从上海向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岗位安插人员,人事问题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华明确提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叶帅说好,是由衷的。
华国锋向叶帅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帅告诉他,要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是一个,不能多中心。——当时军委还在老帅们的掌握之中,四人帮动不了军队,正在抓紧搞民兵。
叶帅对他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他觉得华说话做事很得体。他对老爹说,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还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叶帅原话就是“巨眼”,而且他不止一次说过这话。
当天晚上,叶帅留老爹在他院中西边那顶帐篷里共进晚餐,还喝了茅台。
决战临近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
中央高层领导开始治丧活动,中央各部委和各地党政军领导继天安门事件后,开始又一轮向中央的表态。而中央高层的斗争,更趋激烈。
9月10日晚,老爹听我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表哥讲,清华大学负责人迟群在学校讲话,说要准备“更尖锐的斗争”,要“五不怕”,并命令民兵随时听候调用。
老爹立即打电话给叶帅,报告这个情况。叶帅说,这是一个信号。他们要动手。
9月18日,为全国追悼日。当天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召开了有百万人参加的追悼毛主席的大会。
此时,叶帅连日去政治局开会,也不用销假了。
9月20日,选基来找老爹,告诉他一些新的情况:一次政治局讨论治丧的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第一,开除邓小平出党;第二,华国锋批林(彪)批孔(夫子)不积极,批邓更不积极,领导中央不得力;第三,暂时还团结在华国锋周围。叶帅当即表示,不同意江青的第一点意见,不开除邓小平党籍,是主席的意见,主席提议,政治局通过,叶帅虽然没有参加这个会,但是认为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叶帅说,主席说的是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主席刚逝世就翻过来,这不行。但是叶帅赞成江青的第三点意见,就是仍然要团结在华国锋周围。叶帅一说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赞成他的意见,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四个人不表态。
选基说,这也是个信号,是一次短兵相接的测验。如果在适当时机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也是这样的一种结果。
9月22日,选基和刘诗昆再次来找老爹谈。老爹问到叶帅究竟什么主张?他们说,叶帅要等主席治丧告一段落,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批那四个人。早在1974年,主席与总理和王洪文在长沙谈话时,就指出江青有野心,后来指示要批四人帮,但是小平没有批下去。
在老爹与叶帅和选基的所有谈话中,一直都没有使用过四人帮的提法。提到他们,都是用代号:江青是“三点水”,张春桥是“眼镜”,姚文元是“文痞”,而王洪文则没有代号。偶尔也会用“上海帮”来说他们,但多数时候还是用代号。在很多谈话中,他们也探讨过最后处理四人帮的办法。大体上,都是设想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把他们选下去,然后把张春桥等调到外地,把江青架空,让他们没有实权。但是,具体何时操作,如何操作,后果如何,都是很大的问号。
正如聂帅所言:一场决战已不可避免。虽然这场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大家还不知道,但是人们感到,决战已经临近。
一举除"四害"
在老爹们对决战的焦急期待中,人们度过了一个没有欢庆活动的国庆节。
1976年10月6日晚10时许,选基给老爹打来电话,说:四个坏蛋抓起来了,伯伯要你注意动向,现在不要告诉别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老爹心里还有点疑惑,马上又给叶帅的秘书王守江打电话。他说:选基不是告诉你了吗?老爹说,他讲的四个坏蛋,是谁?王说:就是王、张、江、姚。老爹说,不要叫他们跑了。王说:跑不了啦!叶帅现在到玉泉山了,忙得很,可能过几天才能见你。
虽然还不知道是否大局已定,但是我们全家都兴奋得不行,好像长久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被搬去了,感觉就是一个字,爽。
10月7日,有驻京部队机关总部开始传达四人帮被逮捕的事情。尽管中央和国务院系统还没有正式传达,但是这个消息还是迅即在北京不胫而走。
10月8日下午,邓颖超的秘书赵炜打电话给老爹,说邓大姐看了蔡大姐,似乎有什么重大新闻,究竟怎么啦,大姐让问你。老爹说,大姐还不知道吗?四人帮被逮捕审查了。赵炜告诉了邓颖超,又跟老爹说,大姐说,是除了"四害"。老爹说,对,除"四害",妙极了!
10月11日,选基打电话让老爹去王震家里。在那里,他和刘诗昆讲了逮捕四人帮的经过。
选基说,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来访问叶帅。–从周总理去世后,叶帅一直期待着李先念的造访。老爹每次去叶帅那里,叶帅都提到,李先念还没有来,同时,也对李的处境表示理解。
终于见到李先念来访,叶帅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啦?
李先念说,是东风。
叶帅问:哪股东风啊?
李答:华总理。
叶帅说,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哪,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没有人叫你来,你不会来的。让你来,什么事呀?
李说,是国家大事。他说,毛主席去世以后,他多次问华国锋,是不是开中央全会。开始华不表态,后来说,有他们四个人在开不了,就是开也开不好。李问,那怎么办?华国锋开始没有讲,后来就说,有人提议把他们四个人隔离起来。李说,这是好主意啊!华国锋说,这事太大,要请示叶帅。华要李先念亲自去请示叶帅。
叶帅听了,想了一想,说,只能如此,事不宜迟,要绝对保密。
选基说,这之后,叶帅与华国锋秘密商量,同时也有汪东兴参加,预先布置。首先是军队。陈锡联赞成这个行动。叶帅又亲自找军委三总部和各兵种可靠的负责人,如杨成武,分别交底。部队完全没有问题。公安部和警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由汪东兴掌握,也没有问题。情报部门更没有问题。对四人帮掌控的广播电台、报纸,则准备了妥当的人接管。10月6日,一切就绪,采取行动。分别通知四个人来中南海开会,叶帅和华国锋坐镇,汪东兴负责实施,来一个抓一个。除了江青说有病不能来,其他三人都先后来到,都被抓起来。当晚,汪东兴又带着部队去江青处把她也抓了起来。
选基说,叶帅认为,这个事情只有华国锋能这么干。周总理如果在世,干不出来,小平也干不出来。叶帅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一下,也不敢想。现在四人帮在北京的爪牙已经关起来了,目前的方针是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对各地已经打了招呼。叶帅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央主席,是新的领袖。
党内和社会舆论对这次除"四害"之举,高度一致:果断、干净、利落、漂亮。正如郭沫若那首诗的劈头一句:"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叶帅的希望
大局初定之后,10月31日,叶帅把老爹找去,做了一次长谈。
叶帅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就拿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来说,把他们捉起来,周总理不会,小平他也不会。我就没有想到!这一招是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叶帅谈到要帮助华国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华主席需要帮助。谁帮啊?首先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他没有挑别人啊,就挑了他嘛!毛主席说他有工作经验,忠厚,不蠢。"不蠢"这两个字很妙啊!大智若愚啊。稳重。第二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坚决支持华,特别是军队。第三是基层干部群众。粉碎四人帮,受到全体人民的欢迎。
在这"三个帮"中,叶帅认为,关键还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要承上启下。
老爹和当时很多老家伙一样,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他跟叶帅讲了大家这份心情。
叶帅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另外,叶帅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
叶帅希望"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帮助树立华国锋的威信。他说,小平这个人哪,不甘寂寞,擅权,他一出来就会喧宾夺主,就显不出华主席来了。叶帅说,我不说别的,华国锋五十几岁,我们都快八十了,小平也七十多了,选择这个人不容易啊!大浪淘沙,沙里淘金啊!
不过叶帅还是说,小平晚一点出来,总要出来的。他说,你看,(华国锋主持正在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反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好话的地方全删;现在反过来,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保留了十几处。将来大家看了,知道毛主席赞扬过他。这其实都是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啊!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 Re: 邓小平对待华国锋不公正posted on 09/02/2008
陈永贵的回忆很有意思。谢搬运工。 - Re: 邓小平对待华国锋不公正posted on 09/03/2008
毛让华接班,是否自舜禅让于禺以来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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