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19》

刚看完陈道明演的《我的1919》，存在电脑里有两年了，到现在才看。
看完之后感觉有些疑惑。

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这和以前的那些不平等条约相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并不是特别恶劣，为什么还会在中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呢？还引发了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和那些割让近200万平方公里的中俄条约比起来，和中日马关条约比起来，和八国联军辛丑条约和庚子赔款比起来，日本的这些要求都算不上胃口太大。 应该说，这些不平等要求的“绝对值”大约可以与中英《南京条约》相当，但相对于中国的影响来说却远不及开创性的南京条约那样大，因为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总体还尚属健康，而清末民初的中国已经满目疮痍、可以说到了不怕破罐子破摔的程度了。

就算是袁世凯的21条，和孙中山后来与日本和苏俄的协定比起来，也显得并不是特别恶劣。况且，袁世凯下台以后也对美国记者说了：“那二十一条，我不签字，也有别人签字。再说签字于不签字，日本人亡我之心都不死，路人皆知，以它的实力强行索要，谁能挡得住吗？这只是缓兵之计而已，这个国家就是我的，我为什么要卖？”

正是这样，所以，如果按照理性的选择，按照合作博弈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实际上是损失最小化），选项还应该是：签。
但当时的中国选择了非合作博弈，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非理性选择呢？

想来想去，觉得这件事之所以搞大了是有以下几个原因：

1，中日双方的心理使然。
日本习惯了中国总是一再退让，极度蔑视支那人，以为这次对方也会退让一下，就像以前一样；结果没想到中国这次竟然硬了那么一下，令日本感觉很是不爽，非常生气，决定强硬到底。 （ 就像后来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一样，日军以为中国军会一如既往地退缩忍让，没成想这次中国军竟然不肯退让了，于是感觉很不爽，喊出要“严惩支那军！” 结果在事先没做足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一点一点地，把一个接一个的师团投入到中国战场，犹如把墨汁一滴一滴地滴入水中，从而失去了战略突然性。 ）

历史教科书中记载当时中国的反映和据理力争的主要依据之一是：中国是战胜国，怎么还能签订对自己不利的条约呢？ 这种说法我相信是真的，就是说我相信当时的中国人、当时的中国舆论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其实战胜国不战胜国的到无所谓，前清时期的中法战争就是打胜了，却还是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么，只不过条件不那么苛刻。 但中方则觉得现在自己已经废除帝制、走向共和，不再是腐败无能的满清王朝了，虽然还不发达、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名义上的战胜国，怎么还能继续签订不平等条约呢？ 由于无视辛亥革命后相对的综合国力反而比前清时期大幅下降的这个实事，所以心理上极度不平衡。

2，中国的民智乍一开发、但程度又不够。
前清时期的中国政府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清政府，而不是一个民选的政府，这种情况下与英俄等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与否只要少数几个人说了就算，民间的普通民众并不知情，至少在事先并不知情，也就无法酿成大规模的抗争事件。 而到了民国时期，中央集权受到了极大挑战，很多过去可以集权的行政资源都大权旁落，成为各派势力挑战中央权威可资利用的筹码，政令不通，令出多门的情况屡见不鲜。
不过，更主要原因恐怕还不是政府民主不民主的问题，而是科学技术的发展。 想必中俄条约的时候中国民间还没有电报、报纸杂志，无法形成一个百姓共议国事的强大舆论和社会环境；而1919年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广播电报报纸杂志满天飞…………，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的，舆论和民族主义一样，都是双面韧，于是悲情被扩大化，成为导火索。 就像袁世凯所说的： 现在批评的人多一点，都是那报纸杂志惹的祸，培养出一些自以为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人。

ps： 观今宜鉴古，比照今天的中国可知，互联网的普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必将极大地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从孙志刚案到宝马案到杨佳案，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 可惜，这把双面韧已经受到了网络警察过多的管制。

3，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话语权的传承问题。
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五四精神和北伐革命的衣钵传人。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由后来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它们在不断的斗争与合作中书写的，不管双方曾经打得多么凶，但二者对满清和北洋政府却都口径一致地予以妖魔化。什么袁世凯、什么吴佩孚、张作霖，统统都是反动派、都是卖国贼、都是牛鬼蛇神，，，就只有孙中山是好人！ 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书写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共识”的基础上，就这样失去了学术自由，只有极少数有独立思想的如胡适、李敖之流还能对北洋政府有一个相近公允的评价。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五四运动被无限拔高，成了历史上神圣的片段，几乎不容置疑、不容重新评价。连北大都篡改了自己的生日，以便迎合五四那一天搞校庆，这还真具有中国特色。
人说社会历史学有两大流派，一派受卡尔·马克思影响，看重经济基础，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的分析；而另一派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更注重技术、人口、地理生态等层面以及战争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无论是孙中山的国民党还是蒋介石的国民党，都是那第一派的传人。

据（龙应台）说，胡适曾写道：共产党和国民党协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一个学者编了一部历史教科书，里边对于三皇五帝表示了一点怀疑，便引起了国民政府诸公的义愤，便有戴季陶先生助养要罚商务印书馆100万元。

此情此景，和后来绿营上台后的台湾何其相似？ 话语权的专政，不但可以改变现在的历史，而且可以改变过去的历史。



可以说，正是这种五四思想的官方化、正统化的结果，直接影响了70年后的那场风波。那场风波无论在人数上、规模上还是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上，都要比五四运动大得多；而细究其详，也和70年前一样： 民智乍一开发而又程度不够，中央集权受损、令出多门……

纵观中国的百年屈辱史，国家最为衰败、综合国力相对最弱的时期并不是在“腐败无能的清王朝”、而恰恰是在走向共和、诸侯混战的民国时期。 1919参加巴黎和会的，竟然还有一个南方军政府的代表；1937年中日双方的实力对比，还远远不如甲午海战那一年……；内战的双方各自“为了理想而理想、为了不一样就拼了命的不一样”……

中国百年思潮的主流就是这种革命性的而非演变性的、批判性的而非继承性的、破坏性的而非建设性的。要说对中国自强贡献最大的，恐怕竟然是前清时期的洋务运动。
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管是民主还是专制，我们都不应该“宁要XX的草、不要XX的苗”、 成为意识形态的傀儡， 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

据说，曹汝霖在晚年曾写下回忆录《一生之回忆》，谈及“火烧赵家楼”时写道：“此事距今四十馀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由此观之，竟颇有“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之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