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的中国情缘
陈之岳
受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影响,多年来一些中国人对前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的认识背着深刻的历史包袱,其实司徒是一位真正爱中国也爱美国的人道主义者。
我爱中国,不亚于中国人。中国要完整,必须统一;要强大,必须建国;要统一建国,必须民主。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获颁杭州荣誉公民典礼讲词。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文章,痛批司徒雷登「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又说﹕「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在毛泽东的文章发表前两个多星期的八月二日,前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偕其义子兼助理傅泾波等人搭乘美国空军运输机飞离正在改朝换代的中国,挥别兵荒马乱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而能说一口带杭州口音的流利中国话的司徒大使,即成为中国大陆变色前美国驻华的「末代大使」。
司徒雷登返美后不久,即持续发生脑溢血,生活起居全由傅泾波一家照顾(司徒的独子偶尔来探望),但仍于一九五四年勉力完成回忆录《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由胡适撰写长篇导言。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司徒大使病逝华府,享年八十六岁。司徒生前留下遗嘱,希望把骨灰葬在他所创办的燕京大学(即现在北京大学)校园未名湖畔。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美中关系开始解冻后,傅泾波曾一再请求中共准许司徒骨灰归葬他所挚爱的燕大校园,但始终不得要领。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共通知傅泾波,同意司徒以燕大创办人名义安葬未名湖畔;但同年年底中共突变卦,安葬一事只得迁延下去。司徒的骨灰即一直存放于傅泾波的卧室里。
素有「和平老人」之称的傅泾波于一九八八年十月以八十八岁高龄辞世华府后,其子傅履仁(John Fugh,曾任美国陆军法律总监的退役少将)继续乃父未竟之志,劝说中共允准司徒归葬中国,这个愿望终于在今年十一月十七日实现了。但安葬地点不是在旧燕大校园未名湖畔,而是在司徒出生地浙江杭州。安葬那天,美国驻华大使蓝德(Clark Randt)、杭州副市长、傅履仁以及一批燕大校友都参加了仪式。司徒的父母亲和两个弟弟皆已在二十年代前埋骨西湖九里松外国传教士公墓。
半世纪的遗愿终了
许多史学家和垂垂老去的燕大校友都认为,司徒骨灰迟迟无法归葬中国的主要原因(也是唯一原因)是毛泽东那篇文章所引发的强烈历史后遗症,而使得北京当局一直不敢走出毛文的阴影。身为美国精英华人组织「百人会」第四任会长的傅履仁不遗余力地向北京游说,终获中共副主席习近平拍板定案。
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了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毛泽东在国共内战接近尾声的时代剧变中评价司徒雷登,难免带有政治偏见和历史成见,温文儒雅的司徒雷登绝不是一个「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的人,而是个真正爱美国也爱中国的牧师、传教士、教育家、神学家、人道主义者和「孤臣无力可回天」的外交家。
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尔(John Linton Stuart)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牧师,一八七四年偕妻子到杭州传教与兴学,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生下长子司徒雷登,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由杭州乳母带大的司徒雷登,从小即会说地道的杭州话。十一岁时(一八八七年)随回国度假的父母返美,首次踏上祖国土地,直至二十八岁(一九零四年)始回到中国。这期间,司徒上中学和维吉尼亚州汉普敦—悉尼学院,其后又就读维吉尼亚协和神学院,并在二十六岁那年正式成为牧师。由于离华十七年,中国话(杭州话)已忘得差不多,一九零四年回到中国后,开始重拾华语,同时展开传教生涯,亦在南京金陵神学院授课。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元年)四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召开临时国民议会,正式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位袁世凯。司徒雷登以合众社记者身份莅会采访,也是在场的唯一外国人。一九一九年美国基督教会成立燕京大学,聘请司徒出任校长,直至一九二七年,国府教育部始正式认可登记注册;两年后,燕大获准立案,但国府教育部规定外国人不得担任校长,而由神学家吴雷川担任有名无实的校长,司徒出任实际掌权的校务长,但校内师生和校外皆以校长敬称司徒雷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司徒不断力促华府改变对华政策,采取积极援华制日的具体措施。珍珠港事件后数小时,司徒即遭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在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老营房监禁了三年八个月,四五年八月十七日获释。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白宫举行内阁会,农业部长安德逊(Clinton Anderson)向总统杜鲁门建议派遣勋高望重的五星上将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赴华调处国共冲突。马帅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举荐司徒出任驻华大使以接替已离职的赫尔利(Patrick Hurley)。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十二月,国府军队从中共控制的广大地区收复了一百六十五个乡镇和十七万四千平方公里土地;一九四七年三月且进占中共圣地延安。此时,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对司徒大使夸下海口﹕国军必将在八、九月剿灭共军或至少把共军追赶至西北角落。然而,日后国共武装冲突的发展却和蒋介石所预言的大相径庭。
培养大批亲共学生领袖
司徒雷登是中西文化的一座桥梁,他对近代中国的最大贡献是把燕京大学办成第一流大学,人才辈出,学术名声不亚北大、清华。北大师生常以自由学风而自傲,但融合中西文化的燕京显然更具自由、宽容色彩。司徒虽系传教士教育家,但他主持燕大,力主教育独立、思想自由以及兼容并包的学术研究风气。因此,燕大成为最具自由色彩的北方高等学府,也是左派学生最多的校园。从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到抗战结束后左翼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燕京学生屡一马当先,领袖群伦。在历次运动中,燕京培养了不少著名的亲共或具中共地下党员身份的学生领袖,如俞启威(黄敬)、王汝梅(黄华)、龚澎等。就这一点而言,中共实应感谢司徒校长和燕京大学。无怪乎蒋介石政府撤退台湾后,虽鼓励大陆高等学府在台复校,如交大、清华和天主教的辅仁大学,但一直拒绝燕京复校,燕大校友申请复校多年皆未成功。在台湾的燕大校友名人包括沈昌焕、沈剑虹、魏景蒙和英文《中国邮报》创办人余梦燕。燕大新闻系亦为一九四九年以前国内三大新闻系之一,另两个为复旦与政校(即政治大学)。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即在燕大新闻系任教期间秘密前往延安访问毛泽东而出名。
一九四九年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国府自南京迁往广州,各国驻华使馆(包括苏联)纷随国府迁赴广州,唯独司徒大使与美国使馆续留南京,试图与中共接触,司徒并秘密起草承认中共备忘录。周恩来特派前燕京学生黄华前往南京与傅泾波和司徒联络。司徒有意于夏天前赴北平会晤毛泽东与周恩来,毛、周表示欢迎,但美国国务院下令司徒于八月二日前离华,北上之会遂成泡影。不少人认为司徒如晤毛、周,日后美中关系的发展或将不同,但芝加哥大学史学博士、曾任台湾新闻局长的邵玉铭在其英文著作《一个在华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哈佛大学一九九二年出版)中认为,司徒有无北上,并不影响中美关系的走向,中共终会「一面倒」向苏联老大哥。
中共于一九五二年下令高等院校全面调整,对近代中国教育曾有伟大贡献的教会大学从此消失;标榜「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校训的燕京大学亦随风而逝。但司徒校长和燕大在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教育史上的巍然地位,将永存于世。
□ 《亚洲周刊》二〇〇八年第四十九期
归去来兮,司徒雷登
·长 平·
1949年8月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时候,伴随他的是毛泽东写的一篇嘲讽奚落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文章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2008年11月18日,司徒雷登再次回到中国的时候,已是几抔骨灰,一缕乡魂,中国人却给了他极大的尊敬,媒体的报道满怀深情:“低沉的音乐声响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轻轻安放在(杭州)安贤园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
彼时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毛泽东胜利在握,意气风发,写一篇那样的文章也可以理解。问题在于,1949年以后的政治版图中,毛泽东越来越被神话,他的话成了金科玉律,一句顶一万句,容不得不同的陈述和意见。那篇文章的本意也不是为司徒雷登立传,而是借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事分析美国对华政策,但是其中对于司徒雷登漫画式的描绘就成了他的功过是非的定论,人们再也无从了解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事实。
司徒雷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今天我们才有机会知道,原来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的父母都是美国人,但是他出生在杭州,童年在西子湖畔度过,会一口流利的杭州话,11岁到美国受教育,二十多岁又回中国,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总共超过半个世纪。他在中国传过教,教过书,当过记者,还当过美国驻华大使,其中最有名的工作是任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在长达27年的治校生涯中,他把燕京大学打造成中国一流大学,倡导学术自由,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并留下了如今北京大学所在的美丽校园。1962年他在华盛顿去世时,遗愿之一就是要安葬在他所热爱的燕大校园,和他的早逝在中国的妻子合葬在一起。
根据史料记载,司徒雷登是一位谦卑而善良的基督徒。先后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员的冰心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他也是一位正直而勇敢的公民,曾经因为拒绝与日本侵略者合作,被日军关进集中营,直到日本战败后才获释。
在司徒雷登骨灰安放仪式上,司徒雷登秘书傅泾波的后人、美籍华人傅履仁老先生说:“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回到中国是他最后的心愿。”这样一个普通而又感人的心愿,为什么历经波折至今都未能实现呢?这是因为司徒雷登在奉献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同时,还当了几年美国驻华大使。
政治不仅抹杀了人性,掩盖了事实,甚至还篡改了历史。就在那篇文章中,毛泽东自豪地写道:“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然而,正是这个闻一多,在他那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中,认为司徒雷登出任大使对中国是件好事:“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闻一多和毛泽东的说法矛盾了,怎么办呢?这本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就行了。但是,相关部门的做法并非如此,而是在将这两篇文章同时收入中学课本的时候,把闻一多演讲中这一段话不加任何说明地删去了,就当他没有讲过一样。
如今,“别了”的司徒雷登又回来了,离他安息燕大校园的遗愿咫尺之遥,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这还不够,期盼政治能够给真相和人性让出更多的空间,让它们各自都得以自由地生长。
□ 南方周末
- Re: 司徒雷登归葬杭州posted on 12/07/2008
还有一个美国人想葬在北大,但也未能实现。这就是 Robert Winter。他三十年代来中国,先后在清华北大等大学教书,人称温德先生。他在中国度过了他大半生时光,百岁而终。因为在北大生活工作了几十年,他曾表达过想葬在北大校园里的愿望。但未被批准。
http://www.millionbook.net/xd/y/yangjiang/000/022.htm - posted on 12/10/2008
·一片碧绿·
司徒雷登何许人也?
在我这一辈里,大多数人是从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听说这个名字的。由之,这个名字差不多是反动派、落水狗的同义词了。现在的年青一代,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大概就很少了。司徒雷登感人的一生,他对中国所做的无私奉献,一直被淹没在历史的帷幕后面。
2008年11月18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回到了中国。这引起了我的好奇。翻读诸多的资料,综合记述在此。
司徒雷登先生倾毕生之力,推进中国的教育事业。他创建并领导了燕京大学,在长达27年的治校生涯中,把燕京大学打造成中国一流大学。他倡导学术自由,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并留下了如今北京大学所在的美丽校园。
司徒雷登出生在一个热衷于教育事业的家庭。他的父亲John Leighton做为牧师在1869年28岁时远渡重洋来到封建落后的中国,在杭州地区传教,在中国生活了整整46年,直到去世(他父母和一个童年夭折的弟弟都葬在杭州九里松墓地)。他的母亲随丈夫来华后,投身于教育事业,曾创办女子学校。1876年6月,夫妇俩在杭州生下John Leighton Stuart,并为他起了个很地道的中文名字:司徒雷登。
少年时期的司徒雷登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和小伙伴们玩耍在西子湖畔的坊间里巷。1887年11岁时父母送他回美国接受教育,后又回到中国。1908年,金陵神学院成立,司徒雷登被教会推荐到那里任教,他在南京生活了11年,也自此由一个纯粹的基督教传教士,转变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后来美国基督教会决定将几所教会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司徒雷登1919年1月赴京,正式出任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他做的第一个决定是重建校址,否则燕京根本无法发展。
在他多回忆录中记载了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交通方便,离城5公里,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有吸引力。这里靠近著名的西山,那里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
司徒雷登看上了这个地方,他查到了这块地当时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司徒雷登亲自前往西安游说,他的诚恳态度和非凡的沟通能力,大大感动了这位督军,促使他竟然愿意仅以6万大洋的价格把地让了出来,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设为奖学金。
为建立新的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在老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募捐资金。他游说在中国的官僚和军阀之间,走遍大江南北;也在美国的富人和政要中宣传,多次往返于大洋彼岸。募捐是艰难而常逢尴尬的过程,他曾说过觉得自己和乞丐一样。
到1937年为止,燕京大学收到的捐款高达250万美元(当时的货币)。1917-1918年燕京大学总预算为3.5万美元,有87%来自教会拨款;到1937-1938年预算为21.5万美元,大部自筹,教会拨款只占14%。
他不仅建起了美丽壮观富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校园,重金聘任了许多有名望的学者教授,还创立了敦厚民主的校风,倡导自由、开放的教学氛围。曾经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员的冰心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几十年里,燕京大学为中国培养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许多人成为各个领域的栋梁。燕大的著名流行语“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I love Plato,but I love Truth more )“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深植于每一个校友心中。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许多大学陆续南迁,但司徒雷登权衡再三,决定让燕京大学继续留在北京。为了保护学校免遭日寇骚扰,他让学校悬挂着美国国旗。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当天日本宪兵便将燕京大学包围,学校被迫关闭。司徒雷登拒绝与日本侵略者合作,被日军关进集中营近4年之久,直到日本战败后才获释。
1945年8月司徒雷登获得自由,他随即赴重庆参加抗战胜利大会,在那里他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告诉司徒先生,延安有许多他当年的学生。他笑着回答说,他了解。几天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一起请司徒雷登吃了饭。
1946年司徒雷登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并赠与象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
就在这一年,历史和司徒雷登开了个不小的玩笑,把他推入了政治漩涡的中心。鉴于他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以及与各派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经美国总统私人代表马歇尔推荐,美国政府决定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接替已离职的赫尔利。
那时司徒雷登已近70岁,对于这一任命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在两年内完成大使任务后仍回燕京大学。这个要求得到了马歇尔的特批。
据当时任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成员的陈芳芝回忆,在离开燕园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对他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
共产党方面对司徒雷登出任大使持乐观态度。周恩来、邓颖超和叶剑英发表讲话,欢迎对司徒雷登的任命。
以27年的燕京大学校长身份,使司徒雷登无论在哪一派政治势力中,都有一群身居要职、对他怀有敬意的燕大毕业生。但是,司徒雷登对于政治显然没有对于教育那样了如指掌。在这段仅仅两年多的大使生涯中,他不得不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共谈判的调停人,又是美国政府支持国民政府的代表。复杂尖锐的矛盾令他心力交瘁。单凭一个司徒雷登,已不可扭转当时的大局。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国民政府大势已去,司徒雷登拒绝撤退,敦促美国政府率先承认共产党政权,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秘密邀请他北上。但由于美国政府反对,8月2日,他奉调乘坐一架破旧的美国军用飞机,不得不遗憾地离开了这片他曾经生活了50年并深深热爱的土地。
8月18日新华社播发的社评、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司徒雷登在中国鞠躬尽瘁大半生,彼时成为政治笑料,两头挨骂。他备受打击,中风偏瘫,从此在病榻上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3年。1955年8月因心脏病逝世于华盛顿,他留下临终遗言,希望把自己的骨灰带回中国,安葬在燕大校园内早逝的妻子墓旁。他认为自己 “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
半个世纪过去了,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司徒雷登归葬中国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院系调整,闻名于世的燕京大学被撤销,其文科和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校园也归属北京大学。
在1956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对司徒雷登的注释是:“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不过在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这条注释被删掉了。
司徒雷登的朋友和老燕京大学的校友们为实现他魂归燕园的遗愿,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才出现了转机,可是仍一波三折。
1987年4月,司徒雷登的遗嘱执行人傅泾波接到中国驻美大使馆通知,原已批准的决定,由于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上书,反对司徒雷登归葬燕园,此事暂缓办理。一年之后,傅泾波逝世了。
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美国第一位华裔陆军将军,现美国华裔百人会的会长)为了实现司徒雷登的遗愿,同时也是他父亲的遗愿,不断利用各种机会向中国许多高级官员发出呼吁。
1999年初,北京大学在研究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的事宜后,得出结论,“按照人道主义的原则应予同意,但宜低调进行;并同意再次上报中央有关部门”。然而事情刚有转机,当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中美关系骤然紧张,司徒雷登骨灰安葬燕园一事不得不“缓办”。
终于,在司徒雷登逝世53年以后,他的骨灰回到了中国。“2008年11月18日,低沉的音乐声响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轻轻安放在杭州安贤园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这是某个地方报刊的报道。
“坦白讲,这事上面交代了要尽量低调。我们什么都不方便讲。”杭州名人纪念馆副馆长房友强很坦诚地说。浙江省外事办公室新闻文化处处长的态度更是坚决:“骨灰下葬事先的一个要求就是低调进行。省内媒体报道一下就可以了,我们不接受省外任何媒体的采访。”
“低调”仍然令人感受到过去的阴影和政治斗争的痕迹。但无论如何,社会还是进步了,尽管没有安放在他所期望的燕园,尽管在世的当年燕大学生已寥寥无几,司徒雷登毕竟回来了。中国人终于有了重新认识司徒雷登,重新回忆和纪念他的机会。
“我们燕大校友大多明白司徒雷登是个什么样的人。”80多岁的王百强说。至今在他的记忆里,司徒雷登是那个新生入学开学典礼那天,挨个与他们握手,并俯身询问他姓名的老校长。 - posted on 12/10/2008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0, 2008
John Leighton Stuart, China Expert, Is Buried There at Last
By DAVID BARBOZA
SHANGHAI — On Aug. 2, 1949, with the Communists about to seize power in Beijing, the United States recalled its ambassador to China, John Leighton Stuart, a respected missionary, educator and diplomat.
Mao Zedong, the insurgent Communist leader who would take power two months later, quickly denounced Mr. Stuart as a symbol of failed American imperialism. Mr. Stuart’s departure effectively ended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or a quarter century.
Mr. Stuart died in Washington in 1962. He had written in his will that he hoped his remains would someday be buried in China, where he had been born the son of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1876 and had helped found a prominent university, but where he was no longer welcome.
For decades, the answer from Beijing seemed to be no.
But on Monday, 46 years after his death and after years of negotiations about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such a burial, Mr. Stuart’s ashes were laid to rest at a cemetery near the eastern city of Hangzhou, about two hours south of Shanghai.
A small ceremony honoring Mr. Stuart on Monday was attended by Chinese and American officials, including the vice mayor of Hangzhou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Clark Randt Jr., as well as alumni of Yenching University in Beijing, the institution Mr. Stuart helped found.
“We tried for years to get this done,” said Maj. Gen. John Fugh, 74, who has retired from the military and whose father was a close aide to Mr. Stuart in China. “Now, after nearly a half century, his wish has finally been carried out.”
China granted the longstanding request after General Fugh, who now leads the Committee of 100, a Chinese-American advocacy group, appealed to several top officials, including Xi Jinping, a new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r. Xi, whom experts on party affairs expect to succeed President Hu Jintao as China’s top leader in 2012, had been the party boss in Shanghai and neighboring Zhejiang Province, where Hangzhou is located.
It took decades to resolve the matter, in part, because of an essay Mao wrote on Aug. 18, 1949, titled “Farewell, Leighton Stuart!” In it, Mao called Mr. Stuart “a symbol of the complete defeat of the U.S. policy of aggression” and chided the United States for its support of the Nationalists, who fought the Communists in a civil war before fleeing to Taiwan in 1949 with their leader, Chiang Kai-shek.
The essay was reprinted in Chinese textbooks and is recited by children all over China to this day.
In spite of President Nixon’s opening to China in the 1970s, the restor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trillions of dollars in trade between the countries, even senior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hesitated to take a clear stand on a matter on which Mao had made such a memorable pronouncement. While many of Mao’s policies have long since been discarded, the ruling party still promotes him as the father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
Mr. Stuart’s own history is a window into the shifting sands of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from the later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ise of Communism.
He was born in Hangzhou and grew up speaking fluent Chinese. He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his parents at the age of 11, eventually earned a degree from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and returned to China in 1904.
For the next 45 years, he worked as a missionary and educator in Hangzhou, Beijing and Nanjing. He raised money from wealthy Americans, including Henry Luce, the founder of Time and Life magazines, and in 1919 founded and was president of Yenching University, a Christian institution whose idyllic campus now is the site of Peking University.
Historians say Mr. Stuart pushed for reforms in China and led protests against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northern and then eastern China. Because of his stance, he was jailed in Beijing by the Japanese after Pearl Harbor. He was released in 1945.
A year later, he was named ambassador to China at a time when Washington was supporting the Nationalists, who were waging a civil war with the Communists.
Mr. Stuart was the last American ambassador to China before the Communists seized power. It was not until 1973, after Nixon pushed to re-establish relation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pened a diplomatic liaison office in Beijing.
Mr. Stuart returned to Washington in 1949 and suffered a stroke. His wife, who had died in 1926, was buried near Yenching University; his parents were buried in Hangzhou.
General Fugh said Mr. Stuart lived the last decade of his life in Washington, under the care of General Fugh’s father, Philip Fugh. Mr. Fugh was Mr. Stuart’s longtime assistant.
The effort to have Mr. Stuart buried in China goes back to the 1960s. Mr. Stuart’s children tried but failed to persuade Beijing to allow his remains to be buried there. They died and left no heirs. And in 1988, Philip Fugh died after unsuccessfully pressing for a burial in China. General Fugh has led the efforts since.
Last year, after meeting Mr. Xi, General Fugh said he got word that a burial in Hangzhou had been approved.
Mr. Stuart’s ashes were brought to Shanghai through American diplomatic channels. And on Monday, they were slipped into the ground in Hangzhou. The Yenching alumni played “The Star-Spangled Banner” and “Amazing Grace.”
“This is a promise that has been fulfilled after half a century,” General Fugh said Wednesday. “Now, Ambassador Stuart and my father can rest in peace.”
- Re: 司徒雷登归葬杭州posted on 12/10/2008
认识一个英国老太太,年轻是嫁给一个在四川出生的传教士,后随他一起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直到四九年被赶出中国。他们又在台湾住了多年直到退休才回英国。这些人对中国的感情深厚而且终身不变。 - Re: 司徒雷登归葬杭州posted on 12/11/2008
咖啡里自立的老爸也是燕大的,老司徒特能司徒嘛。
自立有一段时间没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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