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无论留学、探亲还是访问学者,去美国领事馆签证都是件比天还大的事。“托派”同学就常常在学校里传递消息,交流心得。
关于签证,那时候流传得最广的故事是:
某男性青年教师,为了和在美国读博士的太太团聚,申请了F2的探亲签证。填写签证表时,姓名、出生地、出生年月日、父母的名字……一项一项,他按部就班地写着。到了第七项,他却满脸通红,突然停住了。原来,这项要填写的是Sex。青年教师暗自纳闷,心想老美也太八卦了,怎么连这么隐私的问题都不放过!认真考虑并回忆了一下太太在国内时的情景,他决定实话实说,于是工工整整地写下几个字:Once a week。
等了许久,终于轮到青年教师和签证官面谈。签证官一言不发,低头盯着表格,随着目光移到第七项,却皱起了眉头。这让原本就忐忑不安的青年教师更加不知所措,不明白哪里不妥,以至于老美如此不满。
“难道……”青年教师仿佛忽然找到了其中的奥妙,于是暗下决心,“不行!一定不能让老美小看了中国人!”他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声Sorry,一把抢过签证表,将答案修改为:Six times a week, rest on Sunday.
故事有几分真实几分演绎,我也说不清楚。不过那时学校里教授的英语并不地道,多半属于本土化的Chinglish,所以真正面对美国人时闹出笑话倒是常事。“托派”同学为了维护在签证官面前的美好形象,就常常以此故事来激励别人,勉励自己。
因为有全额的经济资助,对于拿到签证,我一直充满自信,志在必得。
去签证那天,我算准了时间,在领馆开始工作的上午9点,一分不早一分不晚,从容不迫地到了秀水街。
和托福报名那天一样,领馆对面早已排起了九曲十八弯的长龙。年纪较大或者拖儿带女的是探亲,学生模样的则大多是留学。有人坐在马路边,不无炫耀地向排在身后的人说:“我排第3号容易吗?夜里3点就来了!”还有的人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很显然,是从外地坐了通宵的火车,刚一到北京站就直奔这里了。
美国领馆外的热烈场面想必每天如此,这也让见缝插针的小商贩们发现了无数商机。对面一座普通的居民楼里,就开了一个小商铺。虽然只是临街开了一扇小窗户,但经营范围却很有特色,除了饮料食品和公共电话,还有代填签证申请表,代查电码,文字翻译,复印和快照。此外,还有很多游兵散将穿梭在人群中,高声吆喝着出租板凳和椅子。
在这里,一切都是为了美国。
而且,等待的时间再久,人们脸上也看不出丝毫倦意。相反,大家都在用局外人听不太懂的特色语言聊得兴高采烈:
“听说3号窗口好签,那‘四眼儿’最好说话!”
“没错,你可千万别赶上1号窗那胖老太太,整个一个美帝国主义者,昨天一上午没发一张黄条!”
“最近北京特紧,上星期有个拿TA全奖的都差点被拒,更别说我这RA半奖了。实在不行,我就去广州。”
“半奖还得有经济担保啊!像你这样二十几岁的单身女孩,在哪儿都一样,都是移民倾向。你可千万别说你家里还有人在美国,否则更没戏了。”
对话中,往往都是“专业术语”。如果不是内行,常会听得一头雾水。像取签证的单据一律是黄色的,所以被称为“黄条”。而TA是“助教”,RA是“助研”,都是研究生获得经济资助的方式。
经过长长的等候和严格的安检,我终于走进了签证处。空旷的房间与外界仅一墙之隔,气氛却截然不同。几十个等待面谈的人安静地站着,一言不发地等待签证官叫自己的名字。
突然,房间一侧的签证窗口处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一位戴着眼镜、书生模样的人情绪失控,高声叫喊着:“你们美国有什么了不起!别在我们的地盘上这么嚣张!你不给我签,说我移民倾向,你以为谁爱移民到你们那鬼地方?谁稀罕去啊……”
没过多久,另一个窗口又有人在低声抽泣。一位30多岁的母亲抱着两三岁的孩子,泪如雨下,向签证官不停地诉说和哀求着什么……
我从旁人的窃窃私语中得知,那位“书生”想去留学,却没有拿到奖学金,已经被“拒签”了十几次。年轻的母亲则在半年以前就获得了探亲签证,但年幼的孩子却没有这么幸运。签证官说,孩子必须留在中国,否则他们一家人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在美国领事馆,这样的故事大概天天都在上演。所有中国人对于美国的复杂情感,也都在故事的起落间表现得淋漓尽致。
就在这时,扩音器里有人在用英文说:“曾子墨,请到2号窗。”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和被授予奖学金的证明,走到2号窗口前。坐在玻璃窗另一侧的签证官很年轻,略带孩子气的脸上却满是严肃和认真。若不是他西装领带正襟危坐,我真会以为他不过就是个20岁出头的大学生。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个大男孩居然在不经意间,掌握着那么多中国人的前途和命运。
他翻看着我的签证表,职业而彬彬有礼地开始发问:“你为什么要去美国?”
“去念大学。”
“学费这么贵,你怎么负担呢?”
“我拿到了奖学金。”我一边回答问题,一边把奖学金证明递过去。
他低头瞥了一眼,继续问:“达特茅斯为什么给你奖学金?”
“那你应该问达特茅斯才对!”
也许是因为我的言谈举止间,没有他见惯了的那种小心翼翼和毕恭毕敬,他惊讶地看看我,不甘心似地又重复了一遍:“你觉得达特茅斯为什么给你奖学金呢?”
“大概是我的经历和成绩让学校相信,他们在我身上的投资不会让他们失望。”
签证官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把学校的两封信还给我,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相信你真的能得到奖学金。”
不相信?
这既出乎我的意料,又让我哭笑不得。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获得了一年2万多美元的奖学金,我居然还拿不到签证,而且是因为这样一个荒谬而蛮横的理由。
“你凭什么不相信我能拿到奖学金呢?”我不甘示弱,立刻反问。
“我来中国两年多了,还没有见过读大学本科就能得到奖学金的。仅仅是这两封信,根本不能证明你的奖学金是真的!不过,你并不是被拒签,所以不必等两周之后再来。如果你有充足的资料证明你奖学金的真实性,欢迎你随时回来!”
即便是这样一番回绝的话,签证官依然说得周到客气,礼貌得无懈可击。但是那一刻,我的自尊心却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尽管美国从来都不是我唯一的选择,但是,他凭什么不相信我?
我没有激动,也没有气愤,反而满怀信心、不卑不亢地说:“我当然要回来,而且会向你证明,我的奖学金是真的。”
申请美国的大学,只要能够提供真实的文件,证明无力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几乎所有学校都会按需分配,给本国学生提供经济援助。其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奖学金、助学金和联邦政府低息贷款,金额也根据需要,可多可少。
特别是财力雄厚的常春藤大学,申请人能否被录取完全取决于本人的素质,和支付学费的能力并无关系。许多家境清贫的优等生因此而受益。或许,这就是常春藤盟校历经数百年却依然“常青”的原因之一。
但是,能够对外国学生一视同仁,让他们也享受到经济援助的大学并不多见。这就是签证官不相信我的理由吧!
从美国领事馆回到家里,我翻出了达特茅斯寄来的所有材料,学校历史、教师状况、院系设置、校内食堂、宿舍房间、生活费用、停车设施,甚至连学校电影院和高尔夫球场这样的娱乐设施介绍我也没有遗漏。无论相关与否,有用没用,我把它们一古脑儿全都塞进了纸袋。等签证官看到这些加起来足有半米高的精美书籍和画册,一定会责备自己,怎么早没看出达特茅斯对我的诚意!
然后,等到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我专程赶到邮局,拨通了达特茅斯录取办公室的电话。
那时候,绝大多数家庭电话是不能打国际长途的。普通老百姓致电其他国家,必须要去邮局,还要事先交足以分钟计算的押金。到了押金用完时,即便电话没有讲完,也只能被无情地掐断。
想想10分钟应该足够我抱怨和请求帮助了,我交了360元押金,电话刚一接通,就迫不及待、语速极快并且尽可能简洁地将签证官对我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控诉了一番。
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叫Joe。他一边安慰我让我放心,一边表示,他们会立刻和学校的经济资助办公室一起,亲自给美国驻京领事馆发传真,以证明我确确实实得到了达特茅斯的资助。
我把电话听筒紧紧贴在耳边,全神贯注地听着Joe讲话,眼睛却一直在紧张地盯着手表。快到第9分钟时,我不得不冒失地打断Joe,说:“谢谢您的帮助!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我真的很感激!”
也许是听出了我的焦急,也许他理解在中国打国际长途不容易,最后1分钟, Joe只补充了一句话:“我们会竭尽全力,让我们录取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来到这里学习。不管是签证还是其他的障碍,我们都愿意帮助你克服。”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学生,我何曾想过远在万里之外的一所美国大学会给予我如此的重视,一个素未谋面的美国人又会给予我如此的帮助。从此,我记住了Joe在电话里那个略显苍老但又透着无限关切的声音,它让我第一次对美国人有了一种难以言述的好感和亲近感。
第二天凌晨两三点,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嘟嘟”声一阵急过一阵。谁这么没礼貌?我在心里抱怨着,睡眼惺忪地拿起电话。说了一声“喂”之后,我立刻清醒了,因为电话里传来的竟然是Joe的声音。他说,他知道北京已经是凌晨,很抱歉此刻打扰我,但他必须告诉我,他们已将传真发给美国驻京领事馆,希望我能够顺利地得到签证,他和他的同事都会在达特茅斯等着我。
早晨,我回到美国领事馆。递给我“黄条”那一刻,年轻的签证官意味深长地说:“记着,你一定要回来!”
我展现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就像那天的阳光一样明快。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肯定会回来!”
6年后,我实现了我的诺言,回到了香港这片同样是中国的土地上。又一个6年后,我回到了北京,这个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 Re: 曾子墨posted on 12/11/2008
这Linda是不是杜欣欣?曾子墨这名字也怪异:)
秀水东街咱也去了的,冻得翻起。老美签证官有位很漂亮的女孩,特
别温情,都不记得问答了什么,就过了。
可是要在北京等一周才能拿签证,嗯,天天得吃大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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