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他的性格是“牛皮筋”
撰文:陈远 口述:潘乃穆
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江苏宝山县(今属上海市)人。中国现代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他于1913年考入清华学校。因在体育活动中摔伤右腿而截肢,休学两年。1922年毕业后留美,192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
潘光旦回国后任教,同时进行学术研究,前后主讲优生学、家庭问题、西洋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思想史、人才论等课程。
被人评为“学贯中西,融会古今,打通文理”,“游刃于自然、人文、社会诸学科之间,而无不运用自如者”。1952年院系调整后至196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兼研究部第三室主任,转入民族历史和民族学方面的研究。有《潘光旦文集》14卷。
难以过关的“检讨”
他是清华思想改造运动中最先作检讨,而也是最后才通过的一个人。大家认为他特别顽固,说他是“铁心皮球”。
1948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向南败退,1949年初,解放军军管会先进入清华园,然后才进北京城。这时候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
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头,他是不会跟着国民党走的:1941年父亲加入民盟,参加民主运动多年,1946年闻一多教授被暗杀的时候,他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在昆明时期,他和共产党人华岗有过直接的接触。因此他没有离开北京或清华大学的任何想法。1949年,父亲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社会学系主任和校图书馆的馆长。他根据新形势的要求,听取师生意见,主持制定了社会学系历年的课程改革方案;增加马列主义名著选读课,父亲是讲授的一员。他结合教学的需要,译注了恩格斯的《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等著作。
他倡议社会学系的师生参加北京市郊区的土地改革工作,自己也参观访问了苏南的土改,和全慰天先生合作《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
对当时酝酿中的院系调整,他在1950年夏的一次高等教育问题座谈会上发言主张“稳步前进”,认为没有大事更张的必要,综合大学不但要包括文、法、理三字所代表的种种学科,更要包括工、农、医各路的学科。当时叶企孙、金岳霖等许多大学教授都发表类似的看法。
在1952年初开始的三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父亲成了被批判的重点对象。主要从政治上批判他的“改良主义”和“中间路线”。他是清华思想改造运动中最先作检讨,而也是最后才通过的一个人。从1月份开始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第一次检讨,作了三次还没通过,大家认为他特别顽固,说他是“铁心皮球”。又召开全校大会批判一次,不顾事实地上纲上线说他解放前一贯地反共拥蒋,反苏亲美,解放后依然不改。经过大会小会、集体和个别的帮助,到最后作第四次检讨得以勉强通过,这时候是10月份,院系调整已经实施完成。
院系调整在当时被看作是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成果。清华、北大、燕京三校合并。北大和燕京的工学院都去到清华,它成了一所工科大学。清华和燕京的文、理、法都到北大。清华和北大的政治系和法律系独立成立政法学院。清华和燕京的社会学系都被取消。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全国的大学里都没有了。“文革”过后,报刊上讨论十七年的经验教训,我曾经看到原高教部副部长钱俊瑞写的一篇文章说院系调整是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右派分子”的民族史研究
父亲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的“罪名”之一就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
院系调整之后,父亲和一批清华、燕京社会学系的教师一起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他在民院担任教授和研究部第三室也就是中南室的主任。对他来说,专业研究方向当然是有很大的转变,可是他在1953年上半年就完成了一篇学术论文《开封的中国犹太人》。中南地区民族成分多,历史上民族关系复杂,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存在民族识别问题。1953年,中央民委把研究土家族是不是单一民族的任务交给了中央民族学院。父亲承担了这个任务,可是他腿脚不便,领导不同意他到当地去实地调查,1955年他在历史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论文《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认为土家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1956年夏,父亲结合政协委员外出视察的任务,访问湘西北土家族地区,进行实地观察,写出《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当年冬天再去鄂西南、川东南地区视察。
图片说明:潘光旦十分看重实地调查和旅游。为考证土家族是否是单一民族,他拄着双拐,到湖南、湖北西部山区进行访问,费时65天,历经18个县市、行程14000公里。这是1957年1月16日他来到湖北来凤县绿葱坡顶。(张祖道摄)
1957年3月和北大向达教授在政协全体会议联合发言《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汇报情况并提出建议。中央于1956年10月确认土家族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1957年9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他无论从学术上或解决民族工作的实际问题上都尽职尽责地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的“罪名”之一就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
这一案上挂下连,向达教授被错划为右派也和这件事有关。当地的土家族干部、教师和学生因此而被错划为右派的有一百几十人,受牵连受处分的三百多人。他还有一条“罪名”是“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社会学系可以培养很多做群众、统战、工会工作的人”。但是当时苏联已经恢复了社会学。费孝通教授告诉我,当年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中有机会见到毛主席,他曾问过可不可以恢复社会学?毛主席回答说:可以。袁方教授也对我说过,当年恢复社会学的活动是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之下进行的。可是后来参加讨论恢复社会学的学者大都被错划为右派。
父亲当时其实是参加讨论和发表意见最少的一个。又一条“右派言行”是“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外行不能领导文教工作”。
反右斗争之前,《文汇报》记者曾经访问他,谈“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问他“碗盖已经揭开了,为什么还不往外跳”?他回答:透气是第一,跳不跳还在其次。虽然他当时没有参加鸣放,还是不可避免地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他的性格是“牛皮筋”
费孝通教授针对他这两件耗时费日的重头工作,评论“他的性格是俗言所谓牛皮筋,是屈不折,拉不断,柔中之刚;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硕果。”
反右派斗争之后,父亲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
回民院之后,有两年半时间没有明确工作单位,而参加集体突击性的工作。主要从事过:《辞海》编纂工作,这项工作持续时间长,直到1964年才最终结束;为民族简史简志稿提供意见,主要关于景颇、土家、畲族的三种;边界资料工作,主要对中印、中巴两部分边界提供英文资料,并和邓锐龄先生合作将其译成汉文,约五十万字。尽管他一向不赞成文责不清的学术工作组织方式,对这些工作还是很认真负责地完成,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1979年以后正式出版的《辞海》,就是以那时候的工作为基础的。当时民族方面条目由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和民族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分工编写,到出版的时候,已经是“文革”之后,许多人包括父亲在内都没有列入工作人员名单。当时和他一同工作的吴文藻教授和吴泽霖教授的名字我们现在还可以在《辞海》上看到,但是他的名字却被抹杀了。
1961年10月他分配到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工作。当年他完成了一篇研究畲族历史的论文《从徐戎到畲族》,可惜和1957年6月写的《浙赣两省畲民访问报告》一起,现在都找不到了。从这时候一直到“文革”以前,他主要做了两件工作量浩大的事情。一是阅读、摘录古籍中的民族史资料,二是翻译达尔文的著作《人类的由来》。第一件事早从1959年就开始了,到1964年为止。他阅读了全部《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把有关的民族史料加以圈点,随后把《史记》《左传》《国语》《战国策》《汲冢周书》《竹书纪年》和部分《资治通鉴》里的民族史料分类摘录在卡片上。卡片上有按语,写出他自己的心得和看法。1963年5月底开始到1964年止,配合《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把《明史》里的民族史料摘录完毕。这种阅读、圈点、摘录的工作是在许多其他工作、会议、政治学习等活动之外见缝插针式进行的。这绝不是简单的资料工作,而是一项庞大的研究工作的基础步骤。这项工作结合他曾经做过的重点研究在他的头脑中逐步有了我国各民族在历史时期中的发展、变化、流动、迁移和中华民族形成、民族关系变迁的一个整体画面。配合教学,他打算先开“先秦民族形势鸟瞰”专题课,逐年扩展充实,两三年以后也许能形成一门完整课程。可惜这项工作没有机会进行到底。
1965年到1966年5月他尽可能集中时间翻译完达尔文原著《人类的由来》,全稿近80万字。早在1956年他就着手翻译达尔文的这部经典著作,因为政治运动和岗位工作的关系,一直不能进行,以致和科学出版社订的合同失效,1961年再次向商务提出和胡寿文合作承担翻译。到这时候他给潘乃谷写信说:“也算完成了一件有用的东西。”实际上是完成了他多年的心愿。费孝通教授针对他这两件耗时费日的重头工作,评论他“为人治学的韧性”说:“现在还有多少学者能为一项学术工作坚持不懈达十年之久的呢?”“他的性格是俗言所谓牛皮筋,是屈不折,拉不断,柔中之刚;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硕果。”
“文革”中的最后岁月
他只有一条腿,还是叫他去校园拔草,他不能蹲下所以带一条小凳,被红卫兵一脚踢飞,他只好坐在地上拔草。
“文革”中,父亲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批斗抄家,书房、卧室都贴了封条。剥夺了正常的居住条件,被迫住在厨房外间的水泥地上,缺被少褥。他只有一条腿,虽然没让他和费孝通教授等人一起去打扫厕所和澡房,还是叫他去校园拔草,他不能蹲下所以带一条小凳,被红卫兵一脚踢飞,他只好坐在地上拔草。
“文革”前他的身体基本健康,这时候就得了病,从前列腺炎发展到尿毒症。那时候也没有了正常的医疗条件。我和我姐姐潘乃穟在北大是被监管的“黑帮分子”,没有行动的自由,不了解家中情况。他的病没法及时就诊。等到我的一位同学把他送进医院,医生就宣布病危。
这时候我请假去看他,医生又不同意陪住,我只能临时请假去看他,潘乃穟连假都请不下来。没多久,医院打起了派仗,主治的医生换了人,对这样的重病号起码的医疗和护理都成了问题,更谈不上抢救;反而还有外来调查人员到病床旁边盘问他,冲他大叫大嚷,使劲摇动病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坚决要出院,医生也不负责任地推他出院。我无奈接他回家。就在这生命垂危的时刻,卧室还不准启封,只打开了堂屋。我们支了一张旧行军床让他静卧,总算是躺在自己家里,还可以喝到一口热汤热水。他去世在1967年6月10日,当时我们虽说近在咫尺,可是都没能在他身边。
1980年我父亲的全部问题得到平反,举行了追悼会。1999年民盟、民族大学、清华举办了纪念他百年诞辰的座谈会。2000年《潘光旦文集》14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还有一些没有收入的文搞,我们正在整理,争取出版。
王燕妮:潘光旦,心存百般忍让
● 王燕妮
潘光旦到晚年眼睛极度近视,达到一千多度,而他除去吃饭睡觉,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简直是眼睛贴在书本上看书,家人都笑话他是在闻书。据他的亲人们回忆,他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读书或写作,出奇的用功。由于视力很差,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麻烦。他拄着拐杖上班,走得很快,但他看不见对面的来人,有个熟人说他架子大不理人,从那以后,为了不给人造成误会,他每走一步就点一下头,宁可自己吃力辛苦一点,怕碰见熟人看不见又没打招呼。 ( http://www.tecn.cn )
他为人极有幽默感,喜欢开玩笑和自我调侃,孩子们也可以随便跟他开玩笑,他从来不发脾气和打骂孩子,只是言传和身教,让孩子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他的性格也相当活跃,他虽不爱好音乐,倒也五音俱全,唱歌不走调。他曾经教他的女儿、女婿唱他小时候学过的一首情歌,而且是用吴语上海话唱。在清华的时候,独腿成了他的一个特征而名声在外,但与之相处,没有人会感到他的残疾。他行动敏捷,轻松自在,还把自己有一次架拐行走的事当成笑话来说。有一次下雪,一个小男孩看到潘光旦拄拐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迹,以为是什么小动物,跟踪脚印直到发现潘光旦。他说他在校园里发现好几回这种脚印,又不像什么小猫小狗,原来是你啊!潘光旦回家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家人听,还夸奖这孩子有寻根究底的劲头。他被打成右派以后,因为他的眼睛视力极差,有一只眼睛根本看不见,有人开玩笑地说:你这个人,立场、观点都有问题。他回答:“我不但立场、观点有问题,我这方法还有问题呢,我架的是两条美国拐杖,所以方法也有问题。”“文化大革命”时,一群小孩追着他丢石头,打牛鬼蛇神,他和蔼地开玩笑说,你们可别把我打伤了哦。 ( http://www.tecn.cn )
冰心说他是“男子中理智情感保持得最平衡的一个”
在“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中,潘光旦的形象颇为特别,独树一帜、卓尔不群。闻一多认为他是一个科学家,梁实秋说他的作品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凝合”,而在费孝通的眼中,潘光旦是一个人文思想家、人类学家。梁实秋、梅贻琦、闻一多、徐志摩等那一代的学者们,非常喜欢潘光旦的为人,常与他结伴旅行。徐志摩称胡适之为胡圣,而称潘光旦为潘仙,以其与八仙之一的铁拐李相像为由。梁实秋认为潘光旦是一位杰出的人才,学贯中西,头脑清晰,有独立见解,国文根底好。费孝通与潘光旦比邻而居,他视潘光旦为活字典,凡是不知道的事情,不查字典,跑到隔壁去问潘光旦,一问就知道了。谢冰心评价说,潘光旦是“男子中理智感情保持得最平衡的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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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朋友和家人回忆,潘光旦一生唯有几次失控,一次是他的母亲1939年在上海去世,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潘光旦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潘光旦的成长与母亲的教养息息相关,是母亲在父亲去世后仍然按照父亲的遗愿,克服重重困难,供潘光旦继续学习。母亲的死,使他悲痛不已,在家中的阁楼上呆了三天没有下楼跟家人一起吃饭。还有一次是1958年他的夫人赵瑞云去世,他认为是自己被划成右派致使夫人担心而发病去世的,这次他也是大恸。另外,潘光旦在闻一多被特务枪杀后也大恸一次,嚎啕大哭。他表达感情与别人很不同,哭过后马上可以控制自己。以后是“文革”初期,他与叶笃义谈天时偶然谈到他的女儿潘乃穆在丈夫被逼死后,对她的儿子说,爸爸死了还有妈,我们还要活下去!他说到这里情不自禁突然一下子悲愤失声,恸哭起来,恸哭过后,又像没什么事一样讲别的事情了。叶笃义说,潘光旦当时极度地控制自己的感情,一个人怎么能做到那种程度,这只可以用“心存百般忍让”来形容。叶笃义说自己只是听他讲都不想活了。 ( http://www.tecn.cn )
1962年,龙云逝世,潘光旦与与罗隆基一起去做遗体告别。龙云是著名的“云南王”,与蒋介石有矛盾,解放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经历曲折,但潘光旦有感于1941至1945年间,在昆明西南联大时候的民主运动中得到龙云的掩护,且民主同盟的活动经费大部分由他筹措而来,教授们生活困难由龙云首创演讲付酬后成为惯例,他不忘旧情,一定要去见龙云最后一面。 ( http://www.tecn.cn )
1966年“文革”开始,潘光旦被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被抄家批斗。当红卫兵抄家时,只抄出一百几十元的存款,他们不相信只有这么多钱,质问说:别的教授都有几万块钱,你怎么只有一百多块钱?潘光旦回答:“我就这么多钱,我的钱全买书了。”抄完家以后,书房和卧室都被查封,只有厨房和贴着厨房搭建的一间小屋没有被封,潘光旦和老保姆及小孙女,只能在这间小披屋的水泥地上席地而卧,缺被少褥,难以人眠。幸亏费孝通把自己家里没有被封的被褥抱过来给他们用,费孝通还用粗毛线给潘光旦织毛袜穿,那时费孝通处境也很艰难,夫人被赶回苏州,自己连饭都难吃上,只能在潘家搭伙。 ( http://www.tecn.cn )
“文革”前潘光旦的身体基本健康,没有病,被批斗后,由于腿疾,虽然没让他和费孝通等人一起去打扫厕所和澡房,还是叫他去校园拔草。他的腿不能蹲下,带着一只小凳,被红卫兵一脚踢飞,他被迫坐在地上拔草。红卫兵还要强迫潘光旦站队跑步,后来被别人制止。当时潘光旦已有67岁,从那时候开始,他的身体渐渐出现了问题,从前列腺发炎逐渐发展到尿毒症。由于没有正常的医疗条件,他的病未能及时就诊。他在北大的两个女儿,是被群众监管的“黑帮分子”,两家四口都被批斗,没有行动的自由,每天要在指定地点学习、劳动,接受审查,她们不了解潘光旦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情况。 ( http://www.tecn.cn )
叶笃义也被靠边站,常常去探望潘光旦,潘光旦对叶讲了他的三个S政策:“第一个S是SUBMIT(服从),笫二个S是SUSTUIN(坚持),第三个S是SURVlVE(生存)”。后来潘光旦的病逐渐加重,他女儿的一位同学把他送进积水潭医院,开始还好,大夫给他插了一个管子,但过了几天就不行了,医院打起了派仗,主治医生被撤换,对这样的重病号连起码的医疗和护理都成了问题。他住在十几个人一间的病房里,其他病友又喊又叫,他只能忍受。红卫兵们还不时来审问他,还有外来调查人员到病床旁边盘问他,冲他大叫大嚷,使劲摇动病床。在这种情况下,潘光旦受不了了,决定要出院回家,叶笃义用潘光旦自己的话来劝他:“SUSTUIN AND SURVIVE.你要坚持生存下去。”他摇摇头说:“SUCCUMB(死了)”。 ( http://www.tecn.cn )
潘光旦让叶笃义去告诉费孝通,让他女儿潘乃穆接他回家。叶笃义立刻到费孝通家,对费说:千万不能让潘光旦回家,回家准是死。但在那种非常情况下,医生也不负责地推他出院。据女儿回忆:当时准备了一辆幼儿乘坐的竹制手推车把他推出病房,他很高兴地向旁边不认识的人招手,极有尊严地从医院回家,如同病愈出院一般。就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家里的卧室还不准启封,只打开了堂屋。他的女儿支了一张旧行军床让他静卧,总算是躺在自己家里,还可以喝到一口热汤热水。 ( http://www.tecn.cn )
1967年6月10日,回家9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潘光旦请保姆向住在隔壁的费孝通索要止痛片和安眠药,但一样也没有,费孝通将他拥在怀中,他逐渐停止了呼吸。 ( http://www.tecn.cn )
潘光旦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亲属在身边,他的女儿们,不是被批斗关押,就是被下放边疆。而且他的一个在边疆的女儿,直到他逝世一年以后,才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 ( http://www.tecn.cn )
“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时,把那个作为潘光旦书房起名契因的连理葫芦摔在后门口(潘光旦的书房叫“葫芦连理之斋”,因为1936年,潘光旦在清华大学新南院11号种的葫芦藤,结出了一对并蒂的葫芦,据说概率仅有亿兆分之一),那个葫芦,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劫难,从北京被带到昆明,又从昆明带回北京。清华复原回到北京后,潘光旦把它收藏在一个特制的三角形葫芦柜里,那是潘光旦的心爱之物。费孝通看见它被丢弃后,赶忙捡回来藏在自己家。潘光旦去世以后,费孝通无法保存这个葫芦,曾经要潘光旦的女儿拿回去收藏,但那时候他女儿也是被批斗的对象,根本没有环境和条件保存。费孝通转而叫自己的侄子带回家,一直到1989年,葫芦才交回潘光旦的女儿手中。此时的“双葫芦”已被摔得有了裂缝,而且葫芦柄上原有的枝须已不复存在,颜色也由黄褐色变成了红褐色。这个自然界的珍奇之物,见证了历史沧桑,劫后余生,然而它的主人,却没能躲过那场大劫难。 ( http://www.tecn.cn )
费孝通忆及潘光旦临终前的一幕说:潘先生没有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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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读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汉译本,译者是潘光旦,好熟悉的名
字。书末有费孝通的跋,书中那么多种猴子,译名也不准确,比如红
毛猩猩就走译了。
达尔文可真是幸福的人啊:行万里路,读遍天下书,识遍天下花鸟草
虫,研习周遍,语言涉猎也广(德、法、拉丁)。当然也身疾(潘亦
残疾,又值右派、文革中,心心相映?)
rzp有咖啡书目,达尔文诞辰近两百周年(2/19/09),其两部大作理
应读的。尼采看不上达尔文,其实尼采的能力根本读不了达尔文,读
歌德都够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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