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国际解散与闪击延安计划撤销　 谈「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未成「潮」（杨天石）

　　一九四三年十月，傅秉常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与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签订
四国宣言，中华民国的四强地位在国际间得到再次肯定。（《中华民国抗日战争图
录》）
　　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为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
合组织。由列宁倡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成立于莫斯科。凡参加的各国共产党都
是它的支部，成立以后，在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它过
份强调集中统一，将苏联经验教条化，忽视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性和独创性，不能适
应日益复杂化的各国国情和各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
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莫斯科草拟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同月二十二日，交
《真理报》发表。至此，共产国际已经活动了二十四年。
蒋氏重新研讨国内政策
　　五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了有关报道，题为《共产
国际解散，各国共产党应效忠其祖国，英美舆论大体表示欢迎》，其中引述了共产
国际主席团声明中的部分文字，如：「在反希特勒大联合各国之中，一切大众，尤
其工人先锋队之神圣任务，为以全力支持各该国政府之作战努力，俾迅速击溃希特
勒徒众，并获得国际间以平等为基础之友好合作。」等等。蒋介石迅速注意到了这
一消息，当日日记云：
　　第三国际正式宣布解散以后，无论内容真假如何，但共产主义，尤其是苏俄对
其主义上之精神及其信用必根本动摇，乃至完全丧失。此乃中国民心与内政之一大
事，岂啻世界思想之一大转变而已。故以后对于国内共产主义之方针与计划，应重
加研讨，是乃对内政策之重要时机，但知此为共产国际之改变方式，而事实上决非
真正解散也。
　　共产国际实际上受苏联共产党中央领导，为苏共中央的国际政策服务。蒋介石
富于反共经验，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只是「改变方式」，并非「真正解散」，但此
事对共产主义，对苏俄，都是重大打击，必将影响中国的民心与内政。他决定重新
研究「对国内共产主义之方针与计划」，转变「对内政策」。
　　从希特勒进攻苏联起，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呼吁支持苏联。一九四一年，美国政
府将苏联列入租借法案受援国名单。一九四三年五月，罗斯福派前驻苏大使、以同
情苏联著名于世的约瑟夫．戴维斯访问莫斯料，面交亲笔信，提议与斯大林作个人
会晤，以便促进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此际，苏联虽然取得了斯大林格勒的重大胜
利，但也还迫切希望西方的支持。虽然共产国际早就有解散的打算，但是，苏共中
央选择在戴维斯抵达莫斯科之后的第二天公布这一决定，也具有向西方世界，特别
是美国表达好意的表示。
蒋氏应对共党心平气和
　　五月二十五日正午，蒋介石举行参事会报，讨论外交形势、俄国对英美的政策
转变等问题，认为解散共产国际是苏联与西方「积极合作」的重大举动。当日日记
云：「此实为划时代之历史，而其关键全在美国总统之政策运用奏效也。」
　　在研究共产国际解散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时，蒋介石也在研究如何利用这一时
机。五月二十四日，他与陈布雷商谈「宣传方针」，「口授令稿」。二十五日，召
开党务会议，「讨论对取消第三国际之态度与宣传方针」。他批示：一、对中国共
产党问题，我应尽力向政治解决之途为最大之努力；在宣传上尤不可造成政府准备
以武力解决之印象。二、对苏联应强烈表示亲善，以促其对华政策之继续演变。六
月七日，他接见准备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周恩来和林彪。这一天，他正因为中国
大量飞机被日机突袭炸毁而严厉批评周至柔，「大加斥责，继之以痛詈」，但是，他
在和周、林谈话时却很平静，日记自称：「心平气和，应对自如。暴怒之后，应对敌
党，能中和至此，殊非易易。」因为毛泽东在此前的函件中曾表示有意到重庆「聆
教」，所以蒋托周、林二人带回一封给毛泽东的亲笔函，向毛问好，邀毛到重庆会
晤。六月十二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共处理之方针，外宽内紧，先放后收。」
这时的《中央日报》上，只登西方世界对共产国际解散一事的评论，而不登中国方
面，特别是国民党对此事的评价。复兴社分子张涤非于六月十二日在西安召集会议，
以「各文化团体」的名义致电毛泽东，要求解散中共，取消陕北特区。这一消息也
长期压着，没有及时发表。（这一消息一直压到七月六日，才由国民党中央社作了广
播。）同月十三日，蒋介石日记云：「对中共应付与方针如计进行，尚能虚心自如
也。」这里只说「如计进行」，但是，并没有透露其具体内容。
　　事实上，蒋介石正在命令胡宗南悄悄地准备一项「闪击边区」的军事计划。
「闪击」曝光，中共发动「政治攻势」
　　六月十七日，蒋介石致电胡宗南，询问「对于边区之准备现至如何程度」，要
求胡「详覆」。十八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将原来在黄河边上防御日军
的两个军调到陕甘宁边区周边，作进攻边区的准备，预定六月十日完成一切部署，
听候蒋的手令即行进攻。其计划是，首先攻占关中分区的淳化、□邑、正宁、宁县、
镇原五县。这五个县城深入胡宗南统治区，通称「囊形地带」。六月二十九日，胡
宗南覆电蒋介石：「对边区作战，决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
任碉堡部队外，另以三师为攻击部队，先夺马栏镇，再向北进，封锁囊口。」电称，
预定七月二十八日进攻，一星期完结战局。旋得蒋介石批示：「可照已有岗电切实
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

　　蒋介石要胡宗南「切实准备」，并且「极端秘匿」，但是，七月三日，在胡宗
南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就将有关情况紧急密报延安。中共中央得到密报
后，立即行动。七月十二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
该文首先提出国民党将两个集团军调离黄河河防，准备进攻边区这一事实，然后向
国民党提出尖锐质问。在很长时期内，延安一直担心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和日本
侵略者妥协，走上和汪精卫同样的道路，因此，社论连续质问：
　　这些国民党人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强抗战么？难道进攻边区，倒叫做增强团结么？

　　如果你们将大段的河防丢弃不管，而日本人却仍然静悄悄地在对岸望着不动，
只是拿着望远镜兴高采烈地注视着你们愈走愈远的背影，这其中又是一种什么缘故
呢？
　　社论接着批判国民党对中共的「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以及所谓「封建
割据」等指责，文章说：
　　「鹬蚌相持，渔翁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
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
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
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
　　文章写到这里，就将国民党放到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位置上。接着，
社论指责国民党内「专门反共的人们」是日本的「第五纵队」，所说所行，都和敌
人汉奸一模一样，毫无区别。社论要求蒋介石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河防，也号
召爱国的国民党人行动起来，制止内战危机。
中共擅长发动群众
　　中共擅长动员群众和舆论攻势。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
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动员当地舆论，
并召集民众会议」。
　　七月十一日，陕甘宁边区庆阳分区党政军万余人举行大会及游行示威，抗议国
民党顽固派炮击边区，决心紧急动员，准备痛击顽固派的进攻。
　　七月十三日晋察冀边区各界万余人举行制止内战，挽救危亡大会，通电全国，
要求国民政府制止挑动内战的行径。
　　七月十四日，中共太行分局召开反对法西斯内战挑拨分子，援助陕甘宁边区紧
急动员大会，到会千余人，邓小平讲话。
　　此后，陆续召开大会的还有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以及绥
德市等。
　　「闪击」计划还没有付诸行动就提前曝光，蒋介石于七月十日命令胡宗南停止
行动。八月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声称「此次反共高潮已被
打退」。
　　其实，蒋介石只是命令胡宗南准备，「潮」尚未成，更谈不上所谓「高」。而
且，更重要的是，危险尚未过去，毛泽东显然乐观得太早了。
决定进攻延安，风暴将起
　　蒋介石思想中常常存在许多矛盾，因此在政策上，也常常举棋不定。抗战初期，
他摇摆于战与和之间，和中共结成联盟后，他摇摆于「抚」与「剿」之间。所谓
「抚」，即是用「政治方法和平解决」；所谓「剿」，则是军事进攻。在延安方面
发表《质问国民党》一文后，尽管蒋已经决定对中共以「放宽为主」，但是，到了
八月份，他的军事进攻的念头再度泛起。
　　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宣扬只有国民党和三
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在第七章中，蒋介石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共在陕甘宁等地建立的
边区为「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是「武力割据」，宣称「无论用何种名义，
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
是封建」。该书并称：「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
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蒋介石这样写，实际上是在为武力进攻边区制造舆
论。七月二十一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陈伯达所着《评〈中国之命运〉》。八月
六日，延安《解放日报》再次发表历史学家吕振羽的文章，批驳《中国之命运》。
蒋介石认为，延安方面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意味中共将坚持「割据」，用「政
治方式和平解决」的希望已经完全失去，「不得不准备军事」。八月七日，蒋介石
日记云：「共匪复乱，不能挽救。此时在我以延长至有利时机再加讨伐，一面应积
极准备，好在危机已过，匪乱不能妨碍我抗战大局也。」次日日记云：「共匪非武
力不能解决，惟在减轻其程度而已。」
引起美国不安
　　延安方面的「宣传攻势」一方面让国民党的「闪击」计划提前曝光，另一方面
消息很快传到国外。不仅俄国人担心，也让美国人不安。八月六日，苏联塔斯社中
国分社社长罗果夫在莫斯科发表《中国内部发生严重问题》一文，宣称重庆政府中
的投降与失败主义者要求解散中共军队，对日进行光荣议和，其结果可能促成内战
或日本之胜利。同日，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也得到消息：国民党限中共于八月十五
日之前「归顺」政府，否则「采取对付办法」，急得马歇尔立即派员向宋子文递送
急电称：「现值我同盟国正应全力应付日本之时，如所报属实，诚可焦虑，能否即
设法避免此种情事？」宋子文立即电蒋报告，他猜测，美方消息可能源于苏联「密告」，
表示「一时无法查悉」。蒋介石接到宋的报告后，大为吃惊，但他立即肯定，这是
俄国的宣传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嘱咐陈布雷即时回电解释。日记云：「俄国一方面
发表中国局势严重将有内战之消息，一方面对美国政府当局造谣宣传。」「可知俄
国谋我之切与其所谓解散共产国际者皆欺世妄诞。」日记同时指斥中共「为俄作伥」，
「其罪恶则又甚于汉奸十倍」。这样，他就又觉得必须尽快以武力消灭中共了。当
时，美英联军已经进入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垮台，苏联红军正在库克斯克与德军
决战，苏军胜利在望。蒋介石八月十三日日记云：「共匪之制裁非在欧战未了之前解
决，则后患更大也。」「对共匪计划，无时或忘。」
欲使中共无立足之地
　　蒋介石开始估计进攻延安后的各种可能情况：甲、持久不能解决；乙、倭寇乘
机进攻洛阳、西安。丙、俄国干涉，进攻西安。、丁、中共向晋西、陇东、宁夏逃
窜。戊、在国民党军反攻倭寇时扰乱后方。八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用半天时间研究
国际与国内形势，作出结论，在日记《杂录》中写下了一份详细计划。计划分中共
问题、苏俄问题、中共与苏俄关系三大部分。他说：
　　中共问题，无根本消灭之法，但不能不有解决之方案。如果始终要用十军以上
兵力防剿陕北之匪区，则不如先捣毁延安巢穴，使之变成流寇，无立足余地为上策。

　　这就是说，蒋介石经过反覆思考之后，终于下决心要进攻延安，使中共中央放
弃延安，成为「流寇」，然后以十军部队在后方各地，一面防范，一面搜缴，个个
击破，分别肃清。
　　计划规定以三个月为「积极准备时期」，以威胁与压迫之手段，造成其内部之
恐怖状态；以宣传与政治手段为主，而以军事力量为从。关于进攻时机，蒋介石选
在日苏和战未决与德苏战争未决以前，认为这是最「有利之时机」。计划写道：
　　延安必须于德俄战争未了之前与倭俄未确切妥协之时，更须于我对倭总反攻之
前，从事肃清为妥，过此则无此良机，如是共匪坐大，中国莫救矣。
　　蒋介石为什么选择这一时机，主要考虑的是苏联因素。在蒋看来，如果苏联的
对德战争胜利，或者苏日妥协，苏联都将能腾出较多力量来支持中共，不利于蒋的
反共军事。他认为，在亚洲大陆，苏联必然与英美「平行瓜分中国」，也必然要利
用中共，所以必须「冒大险，赌存亡」，解决中共问题。
　　接连几天，蒋介石紧张研究「进剿陕北计划」，开始调动兵力，如：调青海骑
兵两团到陇东，令宁夏方面积极准备中共向西突围等。他甚至开始研究外蒙古地形
与道路，大概是为了堵住中共向北转移吧！同时，蒋介石也在拟订「对共匪罪行宣
布之重点」。八月二十九日开始写了四条，后来又写了五条。显然，这是为了从舆
论上加以配合。三十一日，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共匪不灭，则对内对外
之隐忧皆不能消除也。故一切问题，皆应集中于剿共一点。」又在《本月大事预定
表》中写道：「对共匪宣传与进剿方略之决定。」
内战危机再起
　　第三国际解散后，蒋介石即计划进攻延安。不过，他极端保密，只向胡宗南个
人透露，军事委员会的要员们都蒙在鼓中。直到九月一日，他才在会报会上向徐永
昌等出示手示，拟即令准备进攻延安、边区、中共等。九月三日，他与陈布雷、王
世杰商量，提议由军事委员会或政治部正式宣布中共「罪状」，使中外人士皆能了
解其「奸谋」。九月五日，他决定对边区和中共部队进行「隔离」，不再承认其为
中国军队，更不承认其抗战团体，预定解散第十八集团军在重庆的办事处，封闭中
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同日，蒋介石召见胡宗南，「研究对共方略」。
　　乌云密布，风暴将起，中国再次面临严重的内战危机。
蒋介石悬崖勒马，紧急刹车
　　国民党高层对进攻延安的意见并不一致。九月一日的会报会，当蒋宣布进攻计
划时，徐永昌当场就表示时机未到。他说「如尚能容住时，则发动时间实有再容忍
至敌不能大举进扰之时为妥。否则敌必乘机扰我关中，而共党亦必窜乱甘省。当此
时，敌已因之张目，英美或且停顿其进援。」九月四日，在重庆黄山官邸会上，徐
永昌再次表示：对共产党，「尚应敷衍」。徐的这些意见逐渐对蒋发生影响。
　　九月六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会议内容之一
是由中央秘书处向会议提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
然后通过《关于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之决议文》。这两份文件最初由幕僚起
草，蒋介石不满意，认为前稿「内容几乎全为共匪宣传其实特力强大」，「拙劣已
极」！ 后稿则「实不能用」。他慨叹道：「本党文字力量，亦薄弱至此，非亲自动
笔，几无法公布，奈何！」他不得不自己提笔修改。在这一过程中，他反覆思考，
反覆徵求意见，终于决定抛弃原来进攻延安的打算，再次倾向于以政治方式解决中
共问题。
　　会议开幕之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指责中共「诋毁政府，造谣惑众」，已成为
「敌寇变相之第五纵队」。这是蒋为《总报告》所定下来的反共基调。但是，蒋介
石要求先写上一段：
　　应说明政府对中共无其他要求，只求其放弃割据地盘，服从军令，遵命调赴前
线，不再集中部队，阻碍北战场榆林于绥远交通线，实践其廿六年之宣言，则中央
仍予以一视同仁，不仅不忍弃绝，且必爱护有加。
　　同时，他要求在《决议文》中增加一软一硬两条：第一，对中共里边的「爱国
自爱分子」，「如能自拔来归，则应予以优容，并量才器使，俾得为国效命」。第
二，对中共里边的「政府理喻德化，皆已失效」的「集团」，「人人可得而制裁之」。
这就说明，蒋这时计划对中共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分化两手。
徐永昌忍共意见起作用
　　九月九日晚，蒋介石召开会议，讨论《总报告》和《决议文》草稿。参加者对
其中「取消中共军队番号」等内容意见不一。孔祥熙称：「辞意已成必打之势，恐
英美以我内战，停止援助。」蒋介石和刘斐二人坚持原议，认为「不如此，中央成
何体统」。徐永昌提出质疑：「此虽系声罪，不致讨，但意在于讨。如准备讨之，
第一是时间是否不当？其次是否居于被动？」辩论中，戴季陶、王世杰和外交部次
长吴国桢等陆续加入讨论。吴报告称：苏联大使和比利时大使谈话，对「中央将进
攻边区」表示愤慨。王世杰建议，须俟英美对日军事再进，与苏联关系进一步明朗
化时，方可对中共严责。孔祥熙再次发言，担心此举将使英美推迟打击日本。蒋介石
坚决主张发表《决议文》，会议同意蒋的主张，但决定将取消中共军队番号等「处
分语」删去。当夜，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中共的处分要点：甲、《新华日报》
之监视；乙、共籍参政员资格之取消；丙、各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之封闭。对于中
共在重庆的电台与秘密通讯机关，他一时没有想好处置办法，只写了「应重加考虑」
几个字。
　　十日上午，徐永昌打电话给蒋介石，说明三点：一、如判断中共即将大举出扰，
或认为国军利于进剿，则《决议文》的语气可以加重。二、如判断共军「大举出闹
尚有待」，或缓以时日对国军有利，则《决议文》可以写得「再轻」。三、此时中
共如「窜甘宁」，则日寇有窥视关中的可能，因此《决议文》以「轻缓为佳」。下
午，蒋介石打电话给徐永昌，询问对《决议文》是否仍有意见。徐答：如共军「窜
扰甘凉」等地，日寇进窥关中，而我又不能在短期内肃清共军，则共军又可能进入
新疆，得到俄人帮助，共同占领新疆，则其祸患将超过「九一八」事件。徐的意见
对蒋起了作用。当晚，蒋介石约集文武干部开会，再次从「法律制裁」后退，认为从
国际环境与战争局势考察，「尚非制裁之时机」，决定将原定隔离边区及取消中共
军队名号两点「完全取消」。
终以抗日为首要任务
　　十一日晚，蒋介石约集三十余人召开座谈会，其讲话的调子完全改变。他表示：
中美英苏四国协定未成，滇缅路尚未开通，贸然进攻，万一不能速决，后果至为恶
劣，故目前仍以「避战」为上。十二日全会例假休会。中午，蒋介石召集相关人员
再次会商。他提出，不决议，不宣布，只将《总报告》译出，向英美宣传。他徵询
徐永昌的意见，徐称：如无所表示，国际间不免猜测、疑虑，建议历述中共的「不
法自私」事实，要求其实践抗战开始时的诺言，期以「自新」。第二天的会议进程
表明，蒋介石采纳了徐的意见。
　　十三日为全会最后一天，由中央秘书处宣读经蒋介石修改的《总报告》。该报
告从军事、政治、经济、等三方面对中共进行全面指控，声称中共「六七年来破坏
抗战，以及违法乱纪之行为，事实俱在，无一不与该党所发表之共赴国难宣言相违
背，理应早予依法处治」，但是，报告最后仍然表示希望中共：「实践诺言，服从
中央，使政令、军令保持统一，意志力量得以集中，以求抗战之胜利。」其后，蒋
介石即席「指示」：
　　个人以为全会对此案之处理方针，要认清此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
决。如各位同意余之见解，则吾人对共党之言论，无论其如何百端挑□，其行动无
论如何多方扰乱，吾人始终一本对内宽容之旨，期达精神感召之目的。
　　随后通过的《决议文》声称对中共将「不惜再三委曲求全，加以涵容」，希望
中共能遵守抗战初期的宣言，「幡然自反」。
　　上述文件表明，蒋介石此时继续坚持反共立场，其对中共的敌视、仇视丝毫未
变，但是，由对日抗战仍是当时的首要任务，也由于美苏两国都不赞成中国内战的
国际压力，以及中共多年来所表现的顽强生命力和战斗力等原因，蒋介石一时还不
能也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关系，不得不停止原定的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
　　一场严重的内战危机避免了。一九四三年年末，蒋介石在《感想反省录》中写
道：「十一中全会期间，反覆穷究，密察利害，以后改变计划，放弃军事行动，于
是全局危而复安。」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因篇幅所限，不录原文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