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二十年中国社会的变化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至今尚未得到足够的注意与研究：即一个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联盟、共治与分享的格局之形成并取代此前的“寡头统治”，这一精英联盟在本质上的脆弱性与短暂性，以及这一“暂住精英”的统治对中国社会的严重伤害与威胁。

　　一九八九年的事件中，知识界的全部，私营经济界（个体户们）的全部，以及几乎全部的中下层干部加上相当部分的高级干部都先后加入了反对派的阵营，或至少对其抱有深切同情。这显示出当时的政治改革诉求确实具有极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在随后的东欧与前苏联巨变的大环境中来分析，中国当局之得以度过危机并生存下来，实有相当的偶然与侥幸的性质。但那种只由政治精英中占极少数的最高层及其家族独占一切经济、政治、社会资源的“寡头统治”格局，已无可挽回地被全社会所拒斥。如不迅速改变这一格局，则下一次政治危机很快就又会来临。而几十万野战军开坦克进城大开杀戒的方法，显示的不是当局的强大而是它的极度虚弱——它丧失了政治，经济，道义等其他一切功能与手段，只剩下以国防军镇压手无寸铁的市民的最后一项选择。即便在中国，此次是万不得已的绝望之举，下一次则更可能是自杀之举——所谓“一之为甚，岂可再乎”。当局从此一危机中吸取的教训，是必须将蛋糕迅速做大，容忍那些具有较大能量与影响力的社会阶层参与对经济、政治与社会资源的更多分享，以首先换取他们停止对政权合法性的挑战，然后进一步换取他们的合作。

　　此后十九年，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之间经一系列互动磨合而逐渐结成联盟，共同维持政权发展经济，并一起分享资源的过程。中国在政治上孤立于世界民主潮流之外，在经济上则义无反顾地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成为向西方提供廉价消费品的世界工场。“寡头统治”之结束与三大精英群体联盟、共治与分享的格局之形成，对中国社会诸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这一格局使现政权的生存成为可能。一九八九年事件使该政权的合法性在广大民众心目中丧失殆尽。若无精英们其后大规模倒戈，政权的长期维持已不可想象。精英的向背，在八九以后的历史时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后的中国，是三大精英联盟共治分享下的中国。虽然政治精英在其中的主导地位无可置疑亦不容挑战，但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的作用绝非可有可无。这一新的统治格局下的暂时稳定，带来了可观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

　　一个国家由其政治、经济与知识精英以联盟方式共同管理，并非中国此时独有的现象。这一联盟在今日中国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在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以“三个代表”理论之出现为最终标志），政权的历史合理性已经完全丧失的情况下，这三类精英纯粹为追求各自的私利而建立的一种短暂的联盟。政治合法性与道德正义性的根本缺乏，对未来的彻底绝望，决定了此一联盟只是一种唯利是图的权宜之计。日暮途穷的危机感，象一个鬼影一样追赶着这些精英群体的成员们，促使其行为日益短期化，甚至末日化。他们的全部目的，是尽快地搜刮尽可能多的财产，在末日来临之前逃之夭夭。他们人在中国，心与秘密账户却早移至海外，或已办妥多国护照或绿卡，或早已将配偶与子女安全送出打前站，——他们是今日中国的“暂住精英”。因为是“精英”，他们有能力控制、配置、使用、出卖与分享这个国家的所有资源；因为是“暂住”，他们对斯土斯民已不再怀有任何长期的责任感。“暂住精英”这样一种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的一切统治行为，也应当成为对其进行分析的一个关键概念。

　　先从经济方面来看。“暂住精英”身在中国，但为自己设定的生活标准却必以今日欧美发达社会为参照。他们在饮食、服饰、住房、交通、娱乐以及奢侈品消费等等方面，现在就必须立即达到欧美中上阶层的实际水准，最好还要超过。改革开放以前那些干部及其家属们简单的“人上人”的相对优越感，已不再能满足他们。他们要的，是在实际可比水平上，足以令那些已经去了或留在西方社会的国人相形见绌，自愧不如的物质生活标准。只有这样，才稍可弥补他们因各种原因不得不暂住中国的遗憾。同时，他们于此越短越好的“暂住期间”，还必须迅速积累起巨大的财富，足以使他们将来到了西方社会后还能维持至少是中上水平的生活。他们自知不具备在西方自食其力的经济生活能力，必须“计划经济”，未雨绸缪，从中国搜刮一切带去。

　　然而以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率与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暂住精英”的这一经济索求唯有通过剥削与牺牲大众一途得以满足。“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因此不能不变成“只让少数人富起来”，“不让多数人富起来”，甚至“多数人必须穷下去”。贫富两极的剧烈分化与贫富矛盾的恶性激化，于是而不可避免。“暂住精英”之所以不顾一切地将中国以“世界工场”的角色推入全球化过程之中，不仅因为这是一种简单而迅速地增加自己收入的方法，更因为它可以长期维持劳动力的廉价，压制真正的内需增长，将亿万农民工限制在半合法的社会地位上，压抑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推迟中产阶级壮大所必然会带来的一系列政治与社会变化（已为南韩与台湾等地所证明），强化“暂住精英”对社会的控制，确保他们对资源的占有份额，并以代受环境污染、供应廉价消费品与提供低息贷款（购买大量美国财政部债券）等方式来换取西方世界的姑息与合作。许多饮鸩止渴式的倒行逆施，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只有从此“暂住精英”极端自私而短视的考量，才能得到理解。

　　这就将我们的分析引到了资源与环境。以中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均可耕地与淡水占有率，而偏要成为世界工场。即使其他原材料与燃料可以全部进口，耕地、淡水与空气却无法进口。其结果只能是资源的迅速枯竭与环境（土地，水源与空气）的严重污染。“暂住精英”并非见不即此，而是已经打算好在末日来临之前拔脚走人。他们在内心深处早已抛弃了这片土地，在乎的只是在离开前尽可能多地榨出现钱来。

　　再如社会环境的毒化。腐败盛行，民怨沸腾，而“暂住精英”却无动于衷。他们面对自己非法挣得“第一桶金”的原罪，没有任何自赎（如建立慈善基金以消解民众的清算要求）的努力。面对日益激化的社会抗争，反而更赤裸裸地依赖暴力来维持统治。警察、法院、城管、信访办……一切政府机构的行为都日益流氓化与黑社会化。这表明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算在中国为自己留下任何后路。三十六计走为上，他们将在最终清算到来以前离开这个国家。中国民主改革之主要障碍，与其说更多地是在于大众之民智未开，不如说在于此“暂住精英”之“大智若愚”。

　　自荀子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通常是将自己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看作“水”与“舟”的关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统治得当则舟行水上，统治失当则舟覆人亡。魏征“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的警告，极为唐太宗所认可。即使仅为王朝私利计，统治者在主观上还是希望各项政策必须有所节制。否则官逼民反之时，巨浪覆舟，他们自己也插翅难逃，只有一个遭受没顶之灾的命运。（１）具体操作过程中因失误而失控而至王朝灭亡，多是始料之所未及，而非有意为之者。

　　融入经济全球化而拒绝政治革新的中国，面临着一个前所未遇的新挑战：掌握其命运的统治精英在思想和感情上已不再与它认同，在长远战略上已将它抛弃，而其一切统治行为都服务于一个短视的目标：以尽快的速度，榨取一切利益，无论对国家造成什么伤害亦在所不惜。他们虽然身在此舟中，却自信能够及时钻进平台上那一架随时可以起飞的飞机里。巨浪覆舟之际，也将是他们腾空而去之时。孟子曰“民无恒产，即无恒心”，由此可知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对社会稳定之至关重要。这一“暂住精英”却是因失恒心而求巨产。就每一个体成员而言，唯愿这一不得已的“暂住期”越短越好，其搜刮榨取因此而呈末日之疯狂；但就此“暂住精英”之整体而言，原有成员之潇洒离去正好为后来者树立榜样并腾出空间，前赴后继，再接再厉，“暂住期”将一再延伸，直至难以为继时嘎然而止。这一“暂住精英”越想走就越糟蹋，越糟蹋就越不得不走。资源的穷尽、环境的破坏与民间仇恨的积累，都使得斯土斯民对他们再无任何吸引力，反而日益成为一种威胁。不仅贪官卷款而逃，大亨移资海外，就连以发扬光大民族文化传统自诩的“当代大儒”如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郑家栋者流，亦不甘落后。郑不仅早已将一妻一子移民美国，自己也已办妥美国绿卡，更屡趁赴美讲学（中国儒学）之机，伪造证件，收取高额费用，每次携带一名中国妇女以其“妻子”的身份进入美国并滞留不归，至２００５年被捕时已达六人之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具体方式，重复表现着同一主题：“暂住精英”对中国的统治、榨取与抛弃，及其令人担忧的加速度发展。

　　但最后的大崩溃总是在无人预料到的时刻突然来临。压断骆驼脊背的那最后一根草可以是任何事件。比如一次较大规模的环境灾难，造成的损害跨地区跨阶层，伤及千万老人妇女儿童，起因是当权者的贪婪、无能与腐败，处理过程中又加上了消息封锁、警察暴力与更多的腐败……终至民怨爆发而不可收拾。那时候，“暂住精英”中的许多成员将会突然发现，自己已错过了那一架最后离去的飞机，手握满把钞票而面对着愤怒并绝望的亿万国人。

　　在全球化的今天，“暂住精英”不仅是中国前所未遇的一个难题，而且直接威胁到世界其他许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如何解决这一挑战，也需要中国和世界一起来探讨与努力。

　　注：（１）元顺帝于元亡后逃回蒙古高原，忽必烈家族的残元政权得以苟延残喘三十年后灭亡；清亡时以逊位换得一份优待条件；都只能看作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例外而非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