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马、家马及东亚养马中心
　　
作者：张春生　
　

　　 马之为用大矣，可以乘骑，可以拉车，可以耕地……。《山海经》一书多处记有马，它广泛分布于亚洲东部大陆。
　　
　　
　　
　　 旧石器时代考古虽带有偶然性，而180万年来，马的骨骼化石已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举例说来，黑龙江齐齐哈尔昂昂溪、哈尔滨阎家岗、五常学田村，辽宁营口金牛山，内蒙古呼和浩特四道沟、磴口，北京周口店、王府井，河北阳原马圈沟、小长梁，山西朔州峙峪、芮城西侯度、匿河、襄汾下村，陕西大荔甜水沟、蒲城钤铒瓦瓮沟，河南南召杜庄小空山，湖北郧县梅铺龙骨洞，安徽繁昌人字洞，云南元谋豹子洞菁以及福建明溪剪刀揽、东山岛等处(1）都有发现。这些旧石器时代埋藏的马骨，在动物学上虽然分属三趾马、三门马、北京马、云南马、普氏野马等不同属种的，但其中必有自中华原古马进化来的今日中国马的祖先则无疑。这与猿人可从诸多已知古猿中的一种进化而来同样道理。
　　
　　
　　
　　 也许是有关人类起源课题早已轶出中石器、新石器的考古范围，而野生动物遗骸被有意无意淡化的缘故，以致7000多处新石器遗址中有关马骨的报道，迄今只有河北徐水南庄头、陕西西安半坡、河南汤阴白营、山东历城城子崖等寥寥几处提到。但这考古学的局限性，并不意味着1万年来的中国气候变化已使得各种马无一能够适应环境，更不能说使得的善于奔跑一一“万里可横行”的马类全部灭绝。上述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及龙山文化遗址中仍可见到一些马骨，商代时期的河南安阳殷墟、山东滕州前掌大等遗址仍出土相当数量的车马坑、马坑和马骨架，便是明证。旧石器时代以来，马在中国并未绝迹。
　　
　　
　　
　　 由于商代中期以前的遗址并未发现车马坑，还有“缺环”，所以，有的动物考古学家就推测：黄河中下游地区商代晚期家马是与中亚草原民族“文化交流”而得来的。(2)上古中外文化交流一定会有，但“交流”不等于本土就不产马。有的古史学家更断言：“牛羊多产于中亚，马之产地更在其西。”“在殷商以前，东亚大陆东部地区没有马、牛、羊之类的动物”，它们“都是以后传进来的，由西方而中原大陆，而沿海。”(3)这就跟考古资料所见、文献记载相去甚远了。
　　
　　
　　
　　 《易·系辞下》称：“黄帝尧舜……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山海经·海内经》说：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所说“白马”应该就是鲧的族徽表徵。例同商器“玄鸟妇壶”中“玄鸟”乃该妇人之族徽或图腾标志。如果中国殷商以前黄河流域不存在相当数量的马，恐怕上述古史传说也无从附会，社会意识不是别的，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考《逸周书·王会》及其附录《伊尹朝贡》——《商书》记载，汤令大夏、月氏、匈奴、东胡等“以野马驹駼、駃騠为献”，但商代当时已有“牛马”。成周之会有俞人、黑齿、白民、义渠、禺氏、犬戎各献“虽马”、“白马”、“乘黄”、“兹白”、“騊駼”、“文马”，然其后堂已事先备有“天子车立马乘(亦)[六]”，中台外备“马十二”，可见四方贡马，并不说明中国本土不产马的。如果说上古中国所有马都是由周边民族历次贡献或从中亚引进的，那就必须依靠动物考古材料或其他证据来支持。可惜这一假说目前还难以成立。
　　
　　
　　
　　 野马性情暴烈，问题是，在黄河流域，它们何时被人的套马杆拢住，而被驯化成家马?这是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必须回答。
　　
　　
　　
　　 从现有的车马坑材料看，很容易假设用马拉车起源于商代晚期。这未免过于直观，过于简单。如上所述，考古发掘本身存在局限性，况且被驯化的家马用途也不限于拉车。
　　
　　
　　
　　 中国车的发明很早。《海内经》说：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东晋郭璞注：“《世本》云‘奚仲作车’，此言吉光，明父子共创作意，是以互称之。”但《孙膑兵法·势备》又云：“禹作舟车。”史称奚仲居薛《今山东滕州南)，为夏车正。莫非因此便把造车的功劳都算到领导(禹)头上?即使有车，是由人推拉还是使用畜力?情况不明。若是夏代始造车，则黄帝尧舜以牛马拉车“引重致远”就不可能。否则，就必须假设黄帝尧舜和禹时各有自己造车的能人或部落。只是由于溪仲、吉光“作车”的传说侥幸得到古书记录，他父子俩才独擅胜场．
　　
　　
　　
　　 且不说拉车、耕地，精于骑马则是牧人惯技。传说黄帝尧舜“服牛乘马”，他们原先都是游牧部落?旁证缺乏，谁也不敢肯定。惟《世本》云：“相土作乘马。”相土是商人的先公，很像是牧民首长。又云：“胲作服牛。”胲即亥，又称王亥，也是商族先公。查《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仆牛”即“服牛”，意谓驾牛。商人祖先既能驾牛，又善乘马，到处奔波，不常厥居，看来是游牧部落。再结合“商人服象”(《吕氏春秋·古乐》)，以及殷墟出土大量车马坑、马坑，甲骨卜辞出现“车、马”字样，上述“相士作乘马”的古史传说似可信为真。因为，在用马拉车之前应该有一个更简便的乘骑阶段。正因为相士、王亥有所创造，有功于世，所以后来受到商族子孙的隆重祭祀。在缺乏商代中期以前“马坑”材料印证的情况下，我们只宜依靠文献推论：在黄河流域，商族祖先在夏代已经把野马驯化成家马了。
　　
　　
　　
　　 王国维曾经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类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4）这段话至今并未过时。自从商祖发明骑马术之后，“乘马班如，匪寇婚媾”(《易·纯卦》)，“古公亶父，来朝走马”(《诗·大雅·绵》)，“之子于归，言秣其马”(《诗·周南·汉广》)之类事例，便层出不穷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方，估计年代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岩画中已出现家马，如阴山岩刻“放羊牧马”、祁连山岩刻“骑马射箭”，(5)而且它们都比商代早。如果今后中原大地有足够的新石器时代“车马坑”或“马坑”出土，结合黄帝尧舜的古史传说，还可以把华夏族先民养马、驯马的年代提到夏鲧以前。
　　
　　
　　
　　 哪里产马，哪里就有驭马能手，乃至骑马的部落、部族。在年代方面，它可能比中亚、西亚晚，但上古中国也一定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则无疑。相同的文化可以有不同的独立起源，并非样样制作、技艺都出于传播．
　　
　　
　　
　　 东亚大陆产马，也可以从《山海经》中找到证据。
　　
　　
　　
　　 《海外北经》说：北海内有兽，其状如马，名曰騊駼。
　　
　　
　　
　　 经云“其状如马”，可见“騊駼”不是一般的马。《尔雅·释畜》：“騊駼，马，野马。”《经典释文·尔雅音义》引《字林》也说，騊駼“一日野马也”。惟野马属“兽”，《字林》又释为“良马”，《尔雅》列入“畜”类，均不妥。《山海经》乃说图文字，所说《山海图》经笔者考证，出于周初殷遗史官绘制。(6)然则，殷周之际中国海外北方仍有野马騊駼在活动。
　　
　　
　　
　　 被驯化之家马，《山海经》只称“马”。《北山经》说：“又北百里，曰罴差之山，无草木，多马。”马乃食草动物，“无草”则难以生存。今按，“无”字繁体作“無”，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是“*”字之隶变。《说文》林部云：“*，丰也。”可见。那里草木资源丰富，适于养马。而马“多”成群，实乃家马。郭注说是“野马也，似马而小”，非是。野马即使有，数量也不会“多”。《山海经》中马与騊駼有别，这是很明显的。罴差之山难以考察，据近人谭其骧推测，其地当在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一带。（7）《北山经》又说：“又北百八十里，曰北鲜之山，是多马。鲜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涂吾之水。”郭注：“汉元狩二年，马出涂吾水中也。”涂吾，《汉书》又写作“余吾”，水即流经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的土拉河，鲜水当指源出杭爱山的鄂尔浑河，东北流合土拉河，北注贝加尔湖。经文“西”字疑衍，或乃“东”字之讹。这一带“多马”，也是上古时代养马中心之一。北鲜之山远在漠北，经文说它在罴差山北1sO里，今本当有错简。《北山经》又说：“又北百八十里，曰隄山，多马。……隄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泰泽。”依谭氏考证，隄水所注之泰泽应即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东北的黄旗海，隄山当指察右中旗东或南隄水发源之山。(8)此山与前疾钪酵裟诿晒盼诶疾济耍杉庖淮瞎叛碇ⅰＰ倥似鹩谝跎剑毕蛎晒鸥咴⒌酃换岣挥泄叵怠Ｕ庖淮一岣唬渲卸唷奥怼保部梢曰ハ嘤≈ぁＳ郑侗贝味匪担骸坝直比侔耸铮蘸嘀剑嗦怼：嘀鲅桑髯⒂诤！！币捞肥峡贾ぃ垂了癜缀樱狭髦撂旖蛉撕＃簧郊唇窈颖倍朗诒卑缀臃⒃创Γ猎聪鼐衬诖舐砣荷健?9)今按，山名“大马群山”与经云此山“多马”，古今相映，颇可玩味。山在燕国之北，应该是上古东胡人的养马基地。这一带西南部邻近桑干河流域旧石器时代出土大量马骨的地点一一许家窑，很值得注意。
　　
　　
　　
　　 又，《中次六经》说：“又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其西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员三百里，其中多马。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郭注：“桃林，今宏农湖县阌乡南谷中是也。饶野马、山羊、山牛也。”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云：“山，一名秦山，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南。”又云：“案《史记》云，造父取桃林盗骊、绿耳献之穆王也。”则今黄河南岸，河南西北部秦岭、崤山之间河谷地带，也是上古养马的又一个中心。那里马“多”成群，又杂少许野马，故周代屡出良马。郭氏以“饶野马”释此山“多马”，似有未谛。晋人称“冀之北土，马之所生”(《左传·昭公四年》），可他却忘了“冀之南土”，也有一个著名的马产地。
　　
　　
　　
　　 总之，据《山海经》所说，今内蒙古中部、河北西北部、河南西北部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中部，乃是殷周之际四大养马中心。由此上溯夏商，东亚大陆必已驯养马。而商代中期以前的马骨“缺环”，迟早将被填补。
　　
　　
　　
　　 海外接大荒，《山海经》山、海、荒三经是互相联结的。《荒经》中反复提到“青马”，它究为何种马?
　　
　　
　　
　　 《大荒东经》：“东北海外，又有三青马、三骓。”
　　
　　
　　
　　 《大荒南经》：“有盖犹之山。……有青马、赤马，名曰三骓。”
　　
　　
　　
　　 又：“有南类之山。爰有遗玉、青马、三骓．”
　　
　　
　　
　　 《大荒西经》：“有沃之国。……爰有……三骓。”
　　
　　
　　
　　郭注：“马苍白杂毛为骓。”可知“青马”是指马的毛色说的，而“三骓”又包括青马、赤马在内。那么“青马．是野马呢，还是家马?查《尔雅》：“騊駼，马，野马。”郭注引“《山海经》云：北海有兽，状如马，名騊駼，色青．”此条见于《海外北经》，惟今本脱去“色青”二字。据此，．青马．实即野马騊駼。海外北方有騊駼，荒外东南西三方有青马。由此可见，直至殷周之际，东亚大陆依然存在野马。它们可能是新石器时代野马的直接后代，也是逃脱人类羁绊、奴役一批幸运动物。
　　
　　
　　
　　
　　
　　
　　
　　释：
　　
　　
　　
　　 (1)有关马骨材料，参看《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和安金槐《中国考古》等著作以及《中国文物报》。
　　
　　
　　
　　 (2)袁靖、安家瑗：《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两个问题》，《中国文物报》1997年4月27日。
　　
　　
　　
　　 (3)徐中舒：《先秦史论稿》，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页。
　　
　　
　　
　　 (4)王国维：《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5)陈兆复：《中国岩画发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126页。
　　
　　
　　
　　 (6)详笔者《试论<山海图>》，待刊。
　　
　　
　　
　　 (7)谭其骧：《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收入《长水集续篇》，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96页。
　　
　　
　　
　　 (8)同(7)，第395页。
　　
　　
　　
　　(9)同(7)第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