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巴别尔作品的人都会为他天才表现力和奇异想像力所惊叹，他的代表作《骑兵军》是一部在全世界流行八十年、禁而不绝的奇书。《骑兵军》是巴别尔在他的战地日记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在战地日记里，巴别尔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一切：进攻，退却，屡遭蹂躏的城市和破产了的、胆战心惊的农民，杀戮，受到践踏的田野，战争的残酷。一九五七年他的《骑兵军》在苏联重新出版，并陆续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各国流传，震惊了欧美的文学界。一九八六年，《欧洲人》杂志选出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二零零二年、二零零三年，《骑兵军》连续两年名列美国畅销书排行榜。

于47岁盛年被套上“双重间谍”罪名，流星般逝于斯大林枪弹的俄苏犹太作家伊萨克·巴别尔，以36篇短小说组成的薄薄一册《骑兵军》进入世界文学宝库，闪烁着永恒光芒。

《骑兵军》描写的是1920年，布琼尼率领的红军第一骑兵军进攻波兰所掀起的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苏波骑兵大会战。一边是旨在推翻波兰旧贵族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哥萨克以失败告终的英勇征服，一边是波兰军士与百姓在铁蹄、马刀所创造的残酷世界中忍受灾难的无声呐喊。作为随军记者，26岁的巴别尔目击了这场惨及人寰的血腥战争。
大多以真人真事真名写成的《骑兵军》，语言鲜明、凝练、新颖、幽默，描述忠于真实、渗透生活气息。特别是作家独立不羁的个性所赋予的犀利观察力和感悟力，将战争的残酷、杀戮的惨烈和特定环境下特定人物的命运、内心世界，不加粉饰地展现出来，一如生活的本来面目，不因政治需要而作任何“矫正”。尤其特别的是在描写惨烈时渗透着诗意！我想，这大概就是《骑兵军》生命力旺盛的原委。
他的人物没有图解的痕迹。他在描述哥萨克（有红军也有白军），写他们彪悍、英勇、豪气，绝不掩盖其粗野、残酷、专横。这两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如，《家书》中，亲情被阶级仇恨彻底清除了。红、白军哥萨克父子用马刀相互残杀。这残忍中却透着让人不能不震撼的英雄气概！
巴别尔很少作道德评价。他着重在揭示人性和心理状态。架着眼镜的“我”为了融入瞧不起知识分子的哥萨克战士的生活，猛地踩死了一只鹅以示与他们同类，然后心里暗自为杀生而“呻吟，在滴血”（《我的第一只鹅》）。红军将领马特韦为报风流老爷尼基京斯基夺妻之仇，觉得一枪崩了他不解气，就将他揿翻在地，用脚踹。“我常常把敌人踹在脚下，踹他一个小时，要好好看看我们活着到底是什么滋味……”（《巴甫利钦柯传略》）骑兵连长“特隆诺夫总是没完没了地虐待俘虏”。他用刀捅死一个波兰老兵，又一枪崩了一个波兰青年军官。但他却单枪匹马用一挺机枪与美国空军地对空英勇作战而牺牲（《骑兵连长特隆诺夫》）。骑兵连长赫列勃尼科夫因师长夺了他的爱马而愤然退党，退伍，他向政治委员狂喊：“毙了我吧！”他容忍不了专制和欺诈，因为在他和作者的“眼里，世界是五月的牧场，是有女人和马匹在那儿走动的牧场”。但四个月后，为了“进行世界革命”，他又致信师长，两人言归于好（《一匹马的故事》及续篇）。“我”想获得一枚红旗勋章大声命令一名波兰老军人投降。但对方眼睛里燃起了火光：“对不起，我不能向共产党员投降，你按士兵的方式砍死我吧……”（《政委康金》）。
这种对真实生活、真实人性的忠诚，使巴别尔的人物远离矫情而是活生生的、圆形的，因而是令人难忘的。如果巴别尔也像后来的苏联作家那样被强行按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窠臼，他还能这样逼真地描写哥萨克红军吗？他只是个犹太商人的儿子，16岁之前被迫按照那个管束极严的犹太家庭的教育方法研习“塔木德”，后来在他就读敖德萨商业学校期间，一个来自布列塔尼的法国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执意把法国的经典文学细细地讲给这些未来的小商贩听。很可能在他还没有熟悉自己民族又长又苦痛的历史之前，在决定把自己谦卑的一生奉献给文学之前，他就爱上了法国文学。伊萨克·巴别尔在《自传》中说自己那时能“把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倒背如流”。很多年后，他随苏联作家代表团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作家大会。在会上，他用法语讲了十五分钟笑话，所有的作家都被这个犹太人逗乐了。
在他背诵法国经典文学和用法语讲笑话之间，有一段脍炙人口的故事。从商业学校毕业之后，他先到基辅，然后到彼得堡“搞文学”。在那里，编辑们都劝他找一个店铺当伙计。他决定到高尔基那里碰碰运气。去的时候他感到心在狂跳，“有时又忽然停止跳动”。在高尔基的办公室，他突然发现自己“没穿大衣，可是戴着用打了蜡的线捆着的眼镜”。高尔基承认了他的才华，并在自己办的《年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小说。不久，沙皇的检察官也读到了他的小说，并认定这些小说粗劣、诲淫，决定以刑事罪起诉他。巴别尔的运气好得惊人，1917年的二月革命烧掉了一切——起诉书和区法院。巴别尔以为自己的时代来临了，以一天一篇小说的速度写作。高尔基看了这些小说，不是很满意，于是对他说出了那句名言：“……到人间去吧！”
这个犹太青年相信了文学导师的断言—— 即他自己并不身在人间。于是，他投入钦定的人间去了——罗马尼亚前线、契卡、教育人民委员部、1918年度粮食发放处、反尤登尼奇的北方军、第一骑兵军、敖德萨省委……七年之后，他开始写那本薄薄的、轰动世界的小说《红色骑兵军》。他对自己在“人间”的经历很有把握，至于写作技巧，他早就炉火纯青了。他要求自己的语言“必须像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
他的确读过太多的书，经历了太多的战争，他对写“虚伪的贵族”和“纯朴的农民”厌倦已极。在熊熊燃烧的波兰前线的大锅里有多少事是人们闻所未闻的呀！然后他再从法国的超现实主义的浓汤里舀了一小勺倒进去，这肯定够了。他炽烈的笔下立即释放出这样雷霆万钧的句子：“黑下来的兹勃鲁契河水声滔滔，正在将它的一道道激流和石滩的浪花之结扎紧。”我对这样苦心孤诣的语境深表敬意。在运用隐喻方面，就他当时所处的国度来讲，未免走得太远了：“她的饼干有一股子耶稣受难十字架的气味。其中和有狡狯的汁水和梵蒂冈香气四溢的狂怒。”这样的句子有谁能欣赏呢？许多专家也看不懂，否则他们就不会鲁莽地把“简洁”的标签贴在《骑兵军》的封面。
他在俄语文学中已经站到最前列的位置上，与他能相提并论的作家国内还没有出现。于是他开始关注世界范围内的俄国文学大师。他看出刚开始写作的纳博科夫-西林是有才能的，他对爱伦堡这样谈起过纳博科夫：“写是会写,只是他没有什么可写。”在巴别尔看来，“会写”不过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就能办到的事，而找到“可写”的东西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他把文学的新闻使命抬得如此之高，连纳博科夫在他眼里都不算到了“人间”。
他的成功是如此显赫，这时他的成功甚至有来自官方的肯定。连爱森斯坦都开始计划改编他的《骑兵军》，只是由于计划太多被暂时（也是永远地）搁置了。
在国际上，巴别尔的声誉开始传播得越来越广。鲁迅在1933年编译“同路人”短篇集《竖琴》的后记中提到过巴别尔：“此外，有着世界的声名，而这里没有收录的，是伊凡诺夫，爱伦堡，巴培尔……”。鲁迅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还提过自己曾读过巴别尔的自传。不仅如此，《红色骑兵军》作为经典还启发了年轻的卡尔维诺，他在《通向蜘蛛巢的小路》的序言中说，“巴别尔尤其让人留意，他的《红色骑兵军》意大利文译本甚至是我们在战前就读过的；此作堪称本世纪写实主义文学的奇书之一，算是知识分子和革命暴力互动关系之下的产物。” 由于卡尔维诺这位小说大师的推崇，巴别尔小说的意大利读者越来越多，1986年意大利《欧洲人》杂志评选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被推到了第一名。
然而，巴别尔在国内的成功注定是短暂的。他的“人间”和高尔基的《在人间》也不是一码事。他那古怪的世界观、悲观主义和病态情绪之所以还没有遭到清算，仅仅是因为那些面色白皙的作家们都没有打过仗，而打过仗的军人还没有拿起笔。
就在作家出生前不久的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在巴别尔的家乡敖德萨对犹太人进行了大屠杀。1905年革命时期，在 100个城市里计有4000多犹太人被杀，1万多犹太人被打成残废。这一切，必定对巴别尔的灵魂产生影响。他的“病态情绪”也许是必然的。《红色骑兵军》中出现的那篇极短的《科齐纳的墓葬地》也是必然的。在遭到哥萨克骑兵屠杀的犹太拉比的墓碑上，也必然会出现这样的字句：“啊，死神，啊，贪婪之徒，不知厌足的窃贼，你为什么从不出于怜悯放过我们，哪怕只一次？”如果把这篇《科齐纳的墓葬地》当作《红色骑兵军》这部情绪激烈的书的“风暴眼”，我们就会更清楚地看见巴别尔的“病态情绪”的来源。
有个中国作家说巴别尔为了使红色骑兵军的形象更丰满，更可信，小说中才出现了那么多战士的“缺点”。这么去读巴别尔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让我们看看那篇受到博尔赫斯激赏的《盐》。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把骑兵军当成某种破坏力量，甚至当成道德寓言中的“土匪”。那么，我们就会看清《盐》中的战士们具有多么炽烈的感人品质。这个阅读角度和博尔赫斯小说中关于地痞、流氓的写作角度是相似的。考虑到博尔赫斯的政治思想，他必定也是这样来看待《盐》这部小说的。如果我们假设这个角度是正确的，那么原先被反复提到的《家书》就不再那么具有震撼性了。对于犹太人来说，波兰人也罢，哥萨克也罢，都是一样的凶神恶煞。
在早期，可能草创的政府对于一个艺术家肯屈尊去写这场战争就已经相当满意了。然而随着制度的完善和等级制的日渐清晰，这篇小说就变得越来越刺眼了。然而，即使在早期，苏联元帅布琼尼就对这部小说很不满了。在1924年《红色骑兵军》发表的当年他就开始四处指责小说没有写出骑兵军战士的真实形象。1928年高尔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撰文反驳。其中写道：“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战士的内心……”被惹怒了的布琼尼在《真理报》上咆哮道：“巴别尔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第一骑兵军的真正的和积极的战士……他的尝试成了讽刺和诽谤。”
斯大林最宠爱的文官和武官之间的这场辩论没有结论。布琼尼于是自己找人写了歌颂性质的剧本《第一骑兵军》来建立自己文学中的丰功伟绩。
1932 年，《钢铁是怎样……》发表。这个原第一骑兵军战士、伟大的半文盲作家提供的活生生的素材经过共青团刊物编辑的修改，立即引起了注意。像巴别尔一样，他也得到了别墅。苏联官方立即发动全部宣传机器歌颂这个“圣徒”（纪德语），不过在铁幕之外收效甚微。直到去世，鲁迅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伟大的名字。
在苏联国内，这个伟大的半文盲作家不仅获得了一切荣誉，还开始在《真理报》上教训起所有活着的文学大师来了，这其中还裹挟着歧视犹太人的腔调。
比较一下，他们都提到了“契卡”，都提到了“波兰贵族”。一方面写的是“光荣而英勇的契卡战士”，另一方面没有形容词。一方面痛骂波兰贵族，另一方面这样描写波兰总统：“无上尊荣的圣明的元首约瑟夫·毕苏斯基”……
他们从各自不同的出发点都写到了红军战士用火柴点燃了农民的茅草房。在当代，在科索沃，在车臣，火柴继续扮演着它可耻的角色。我们发现，还是巴别尔的描写更具有历史真实性。然而这有什么用呢？用作家生命换来的现实生活的真实性，有什么用呢？又不是什么重大发现，每一个农妇都可以告诉你实情……
1939 年巴别尔被从别墅中带走。在《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一书中，蓝英年提供的消息是巴别尔遭到严刑逼供被迫诬告朋友后被枪决。不过他并不仅仅是为了活命，在被宣判的时候，他曾苦苦哀求法官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完成他“最后的作品”。这句话让我想起阿基米德被处死前，对罗马士兵说的话是：“让我把这道题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