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肉酱》
——对“国产后现代主义”的一点看法

杨典

一个次元的哲学是形而上的但一个人的器官则是肉身的基本无内在逻辑如果我们把命题放在萨德/佛之间那么就无法解决了因为大部分人都不能理解神学与函数之间有真理的平方根而酾颉锝皴甾醭馘鬏泐欹鲳嗌鲭……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不知道也没关系，反正够玄就行。这就是一切“后现代文本”。狗日的不能说成是狗日的，而要说：“犬科动物基因的异化性行为”。
嗨，真他妈的鬏峙鲔泐欹鲳嗌鲭！
据说，现在很多“后现代文本”就是这样写的。有人话偏不说人话，全都说的是鸟语。文本就文本嘛，可又搞了很多谜语。而且现在的人搞谜语，已经不是当初托马斯·品钦写《万有引力之虹》时的那种写法了。此书前不久第一次有了全译本，买来读了读，发现品钦起码还在讲故事。而现在的后现代作家则根本连故事都不讲了。大多数人觉得只要把罗兰·巴尔特式“写作的零度”像肉酱一样往里一搅和，加点维特根斯坦的酱油、桑塔格的味精、巴塔耶的醋或齐泽克的盐之类，然后猛火一炒，一盘像样的后现代乱炖就可以出锅了。
问题是，汉语真的适合这种拼盘思维游戏吗？
其实要想玩跳脱精神，五百年前的明人早就登峰造极了。
尤其是我们在面对古代汉语或艺术品时，简直可以说是一种羞愧。
譬如，有一次我看明人傅山《啬庐妙翰》里的书法，其中变化各种字体之大写意，真是晚明时代最具有鬼才的散书作品之一。尽管是印刷品，但其嶙峋风格，丑拙古怪，不下徐、朱、董、石之流。关键是其中有很多异体字，古字和造字，根本如天书，若无人注解完全不懂。傅山为何要如此？故弄玄虚？于是我忽然就想到詹姆斯·乔伊斯写《尤里西斯》时也是夹杂大量外语、俚语和造语，还无标点。那书我读不下去，觉得简直是故意在制造迷宫。据说有人问之，乔伊斯答：“我就是故意要编制一个谜语，让大家猜，以便作品能永恒”。此为卑鄙之艺术还是先锋之精神？或者后现代的开山宗旨？书法是美术，属于造型与视觉艺术，所以看起来还比较容易。况且大写意之思想多来自《庄子·人间世》中关于一个臆造的人物“支离疏”的象征剖析，有道家土壤为根源，国人总能明其大旨。西方小说则不然，若是也“大写意”了，根本无法集中看。
我们看那些所谓的文本，往往是读完后一页，忘了前一页。
而且那些文本还动不动就写得跟砖头一样厚。
所以，若乔伊斯确是大家，那我个人还是喜欢看他早期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或《都柏林人》等其他作品。我厌恶一切游戏之作，除非是为了反抗暴政的讽刺作品。虽然他们也许会说：《尤》一书的传统是《奥德修纪》，是一个人精神状态的流浪体，而且钱钟书先生早在30年代就拿此书来与《史记》做过比较文学研究……等等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从艺术与本能的角度来说，我仍然觉得《尤》是本“砖头”，可以不读。
有那时间，我还不如去读比它更后的砖头《追忆逝水年华》。起码这砖头我看起来能感动。
有很多西方思想家，从18世纪开始，就爱写一些我们中国人用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简单道理。譬如康德，霍布斯或者费希特之类。他们的书都很厚，我姑且收藏之，翻阅之。不过说真话，我并不爱看。包括黑格尔或海德格尔那些个重量级的文本。尤其在20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中，如罗兰·巴尔特的《恋人絮语》或《S/Z》，德里达的《写作的差异》与福柯的《疯癫史》等书，还有拉康或巴塔耶等人，当初的影响也的确很大。而正是由于他们的学术影响，甚至结束了一个语言时代，所以冷战之后，西方治学者，全都走上了类似中国宋明理学或乾嘉学派式的老路子：诠释词语。
然后，这种哲学语言的恶习又渗透到文学写作中。
于是解构主义与后现代小说应运而生，成了无数庸才的护身符。
我从来不否认文学需要探索，人类的语言也需要诠释。不仅是人类的语言，就是最世俗的宗教现象，譬如磕头烧香，或者最愚昧的政治制度，譬如个人崇拜等，哪怕每一个人都在执行，也需要诠释。譬如美国黑色幽默作家冯内古特那本由图画与文字“拼贴”出的《冠军的早餐》，就是这样一种尝试。但是诠释往往会歪曲语言。因为，没有一种诠释具有权威性，所以任何命题都可能被一语双关或者复杂化。正因为如此，意大利符号学家兼小说家安贝托·艾柯因此写了一本《诠释与过度诠释》的书，来谈诠释需不需要边界？边界又在哪里的问题。但是他的书里，更好看的依然是其小说《玫瑰之名》与《傅科摆》。
在西方辞典中，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一个从理论上难以精准下定论的一种概念。后现代的主要理论家们都反对以各种约定成俗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他们的触角触及到建筑学、绘画、文学、诗歌、戏剧、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法律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而且就当下的后现代境况来看，他们似乎都自成体系。
但真的是这样吗？
后现代的东西，有一部分纯属瞎掰。很多作家都是些无头苍蝇。西方很多艺术家靠沾点东方神秘主义的残渣或禅宗的花椒，就能在那边迅速走红。譬如诗人斯奈德、小说家凯鲁亚克或者音乐家约翰·凯奇等。其实他们“悟”到的那点东西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连垃圾都算不上。
读来读去，我还是喜欢老书，老话和一些质朴读物。
为什么？因为过去的写作者不仅写作，还有着非常坚实、准确而清晰的人生阅历与背景。这是一切好书潜在的根本，是冰山理论。
后现代理论家们，很多并无太复杂的个人生活履历。除了书还是书。
由此，我想起过去第一次读老舍的《月牙儿》，那种来自文字本身的感动，一直就没有在记忆中褪色。因为在读书时，你有时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老舍一个人和红卫兵争执后，孤零零地死在太平湖的景象。于是，在感动之上还增加了景仰。其实，我个人原来除了《茶馆》外，对老舍的作品都不太喜欢。原因是他太平民，不够激烈。在近代东方小说家里，我更喜欢激烈的，雄浑与尖锐的东西，譬如苏曼殊、鲁迅或三岛由纪夫的小说。但现在我的看法变了。《月牙儿》就像《小王子》一样感染着我。倒不是因为《月牙儿》写得不够尖锐，写得不够激烈，写得象一篇满是绝望的19世纪法国抒情小说。而是我透过这本书——更深刻地看到了老舍作为一个伟大的人的背景：即他背后的黑暗。这就好像一说起《小王子》的神秘，我们就能想起那位消失在二战天空中的作者圣·埃克索佩里。
每个好的作家，都该有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人格背景。
就是生活在同一国家、同一地方的人、甚至就是邻居之间，也都可能有着不同的文明底衬。他将为自己的这个底衬度过或荒诞、或庸俗、或光辉的一生。而且，背景前的这个人，只是一个浮雕。他永远有着我们看不到的另一面。这一面是什么呢？我想就是人格魅力。因为人格魅力只有在遭遇背景的冲击时，才会表现出来。在大多数时候，尤其是在和平与中产阶级时代，它是平庸的。譬如在今天的当代作家里，我就看不见一个有着强烈人格魅力的作家。无论是后现代的先锋理论，还是黄仁宇、金观涛、徐有渔、郑也夫、刘晓枫或吴思等等。不是他们的作品好或不好，只是缺乏人格背景。由于地域与历史诸多原因，他们不可能有梁启超、陈寅恪或梁宗岱等那些大家的魅力。这个号称要说真话，那个也号称要搞民主，从不反观内省。其实谁又说过几句真话？全都是拿着那边的绿卡批判这边的红袖箍，为利益共同体服务与装腔作势的人道主义罢了。权力的枪口若真的顶在他脑袋上，别说真话，连废话都不敢说。不信你试试看。所以也顶多玩玩后现代文字游戏。在文学上，北岛、张戎或王力雄的各类“禁书”或许算偶然的例外，但那是极少数，而且整体成就并不高。大多数汉语作家都没能征服世界。盖所谓“人格魅力”者，往往又都是时间与历史赋予的。譬如我记得就在读《月牙儿》的同时，我也读着贝克特、尼采以及乔治·奥威尔等人的一些老书。我感到世界上几乎所有伟大的作家，只要他是伟大的，就一定会有一个人格背景。如果没有这个背景，也许他会是一个语言天才，但绝不会是伟大的作家。作家的一生所写，一定是他的某种精神自传。如果他没有被时代与历史赋予人格魅力，那这个自传往往就是一笔流水帐。近代中国哲学与文学史上，象这样没有人格魅力，却充满了语言魅力的作品实在太多了，譬如明清散文、杂文、书信、笔记，譬如训诂学、考古学与政治学，浩若烟海。到了后现代，又加上了文学理论和小说。很多文章写得优雅动人，构思巧妙，但仔细想来，却毫无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其中没有多少可以触及人类灵魂的东西。其本质仍然是：人云亦云。
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诠释，就是一场人云亦云的宴席。
而那些模仿后现代的文本，则是这场宴席上廉价的肉酱。这场宴席若总是迟迟不散，那肉酱就会发臭。
但愿我终其一生，哪怕是没有人格魅力，也不要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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