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贝多芬谱曲的席勒诗句：“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所赞美的也许并不是欢乐女神，而是音乐本身，是音乐所凝集的人性最澄澈的体现。

这是一本流亡者、旅行者和穿越者的书。

两位作者超越了自身的国族文化界限，在异文化中磨砺自己的精湛技艺：以色列人丹尼尔·巴伦博依姆是古典乐界的奇才，在钢琴和指挥台间左右逢源；巴勒斯坦背景的爱德华·萨义德则是后殖民文学理论的开创者之一，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巴勒斯坦政治。他们二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邂逅于伦敦一家酒店的大堂，对古典音乐的挚爱和对文化的诸多相通看法使他们结为好友。此书是他们十多年来对话的结集，是两位大师非同寻常的友谊的见证，具有极佳的传记价值：萨义德于2003年此书出版前夕因白血病状况恶化而逝世。

两位作者错综复杂的身世背景堪称中东情势的浓缩。萨义德出生于耶路撒冷的一个信奉基督教圣公会的阿拉伯人家庭，在开罗发蒙，受教于普林斯顿和哈佛，以对康拉德小说的研究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最终执掌哥伦比亚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系的大学教授席位。他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东方主义一书已经成为后殖民研究的经典著作。

巴伦博依姆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祖上是从俄罗斯迁往阿根廷的犹太人，童年随父母移民以色列，从钢琴神童成长为以演绎德奥传统曲目和当代音乐闻名的指挥家，目前执棒芝加哥交响乐团和柏林德国国立歌剧院，频繁地往返于大西洋两岸。

这两位永远的异乡人都成为了德国批评家本雅明所说的“欧洲文明的守望者”，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文艺复兴人”，决非偶然。除了不断穿越国境和文化界限的相似经历，对古典音乐所代表的欧洲文化的执著和专精更是沟通他们的重要桥梁。全书的核心是音乐与人主客交融的神秘关系。音乐在巴伦博依姆和萨义德看来，已经超越客体的范畴，成为人主体身份的延伸：对于像他们这样背景错综复杂、文化认同多元的国际公民来说，文化已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巴伦博依姆引述意大利作曲家布索尼的话，认为“音乐是有声响的空气”，是与呼吸同质的、维系生命的元素之一。音乐创造一种幻像，将时间分割为乐声起始前的寂静和绝响后的虚空。作为幻像的音乐是对物理定律的抗拒，是对无生命无理由的宇宙秩序的反拨。然而音乐又是实在的，是人类无需借助词句即可交流情感的元语言。也正因此，叔本华断言，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努力要达到音乐的情态，直接诉诸受众的感官，不需要介质，也不需要满足除了愉悦感官之外的实际功能。

萨义德更是把音乐同神秘主义传统相勾连：“音乐也是一种宗教的语言，不停地拒斥完全的占有、诠释和理解。”这种不可再分的特质，正是音乐最神秘的部分。而唯有积极的听者，才可以同它交流。

此书尝试揭示音乐与社会、与其它文化介质，以及与思想和文艺的天然联系。巴伦博依姆感慨道：在当今社会，一切都要经过浓缩，化约为一个口号或标记才能被公众接受。西方古典乐从“以往的再现社会，到今天再现古典音乐和社会格格不入、无从发挥功用的僵局”（阿多诺语）所经历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也同这一情形有关。海顿和莫扎特的时代里，他们创作的音乐构成了当时通行的社会消费的一部分。而如今的古典乐成了高度职业化的艺术，从日常生活中被剥离，加之古典乐传统本身进化出了一种不可或缺的疏离感，对于当代听众来说，终于蜕变为晦涩的抽象。

在萨义德看来，这种隔阂与当今的职业分工日趋明细、文艺和哲思之间的互动相对迟滞有着深刻的联系。他借用音乐术语解释道：文化、思想和音乐的关系是“对位的”，必须互相鉴照才能够窥见全貌。

巴伦博依姆熟练地在七种语言中转换，遍览欧洲文化典籍，其实不知不觉中实践了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的理想。萨义德接受过颇为专业的音乐教育：在攻读文学期间，来自茱莉亚音乐学院的教师专门为他指导钢琴演奏。思辨和艺术创造之间的张力为两位作者开辟了壮美的精神宇宙，如萨义德就主张对位法包含的多声部同时并行，并不苑囿于一个旋律的手法，可以被人文学科借鉴。以多个角度逼近复杂的课题，同时展开数个叙事，真实的历史就在互相资鉴中显现。

巴伦博依姆近年来在欧洲举办的巴赫《十二平均律键盘曲集》演奏会也尝试从巴赫之后键盘演奏技法的嬗变回溯理解巴赫，因为他认为，“伟大的艺术作品一面朝向自己的时代，另一面则朝向永恒。”

本书不仅涉及音乐和文化，还不失时机地谈到了切身关系到两位作者的巴以问题。巴伦博依姆认为，艺术不可以妥协，但政治必须时刻以寻求妥协为目标。这两个本来水火不容的元素在“西东工作坊”中得到了有机统一。

1999年，取意于歌德受波斯诗歌启发而创作的《西东集》，巴伦博依姆和萨义德决意在德国魏玛举办“西东工作坊”，以纪念歌德诞辰250周年。在巴伦博依姆与他的好友，大提琴家马友友的指导下，“西东工作坊”使以色列与阿拉伯青年音乐家有机会跨越种族藩篱，相互切磋，共同演奏。

而萨义德则在工作坊期间主持音乐、文化与政治讨论，与音乐大师班兼训练营晨昏交替。此后一年，巴以《奥斯陆和平协定》的实施陷入僵局，这一工作坊却连年举行，“西东乐团”声誉渐隆，灌录了颇受好评的唱片，并在世界各地进行巡演。

“西东工作坊”成功地把被战争和宿怨隔绝的人们带到对方面前沟通，从而消弭他者的神秘和陌生感。同时这又是一种象征性的勇敢之举：敌对民族的个体企图借助共同经历的音乐来化敌为友，来背反世界强力的秩序。地点选择也是用心良苦：魏玛是巴赫、歌德和李斯特等文化名人的城市，又距离二战时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不远，犹太人的劫难和德国文化物质基础的轰毁都在此处得以见证。

身兼多重文化身份的巴伦博依姆与萨义德，可以说是身体力行了他们共同的文化英雄贝多芬秉持的人文理念。我们有理由相信，由贝多芬谱曲的席勒诗句——“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所赞美的也许并不是欢乐女神，而是音乐本身，是音乐所凝集的人性最澄澈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