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匆匆来到这片大地啊
就为了更快地与它离别
——燕南飞和她的诗歌
恍惚间已经五年了。五年里,一直想说说燕南飞,但一直难以言表。她像雾、像云,又像风。看不清她的脸,抓不住她的手,但总是感到风吹落叶般的流连与绝望。2004年秋天,伴着晚霞,我写了一篇《中秋月:月光意义的延异》的小文,表达了对燕南飞那首题为《中秋月》的诗歌的感受。然而,我自知笔力钝拙,无法传达出心中之万一。现在,我依然难以说清她以及她的诗歌。也许是我对她太过了解,以至于身在庐山之中,徘徊不定;也许是我对她根本就不了解,无法真实地感受她的心跳与慨叹。
资水上空的燕子,飞去又飞回。那些年,她在网上不停地变换着自己的名字:刀刀温柔、燕南飞、花初谢、走走停停、于兮、轮廓、杨减……她把真实的面孔隐藏在万花丛中,隐藏在诗歌背后。她随手写下诗歌,又随手丢在地上,从不收集自己的诗歌,更不推销自己的诗歌。一家又一家刊物选发了她的诗歌,一本又一本集子收录了她的诗歌,但人们不知道她身居何处,不知道要把样刊样书寄到哪里。她逃避人们的追踪,逃避人们的赞赏,她把逃避当成对诗歌最亲热的拥抱。但无论她躲在哪一个角落,只要她的诗歌一出现,大家就认出那是燕子。
她一出生,母亲就离开了她。她在诗歌里追寻着母亲的影子。
春的晚云不知趣地燃烧到衣襟。
从蕨类里一望进去的幻境:
“我有一种欠债的感觉,这么多年
像生下你们却不能抚育你们”。
在《清明》这首诗中,母亲的声音从天国那边传来,是歉疚,还是担忧?而她默默地回答母亲:
你一生善良。象花朵一样
三十年的花朵,守在我无法回头的弓上
我听着弦上的破绽,象心中的流水
除了河流,还有谁对下游如此信心十足?
(《在墓地》)
虽然她努力让母亲放心,但忧郁的种子也许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种在了心底,随着她一同成长,直至覆盖了她的脚步。2003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在紧靠东湖的一家咖啡馆里,我与她的同学——当时正在武汉大学读硕士的小F聊天,聊到她的身世,她的快乐,她的忧郁。
忧郁弥漫了她的诗歌。在《空气里的忧伤》里,阳台上的菊花“整整三天/她的手向上张着/张着/一直就那么张着//从她指缝漏下的沙子/那些沙子啊/她想抓破她一生的悲恸”。那是一朵菊花呢,还是孤立无助的她?我不知道,我更不知道的是,她要抓破的,是时间的沙子,还是内心的伤痕?“生活/再没有什么能感动我了/不信/你看看我的心/我的肺/我的肝/没你的吩咐/它们谁敢动一动”(《绝望》)。是的,没有人能够感动她,她自己知道将会为谁而感动。
“如果进去,还是窗
还是扶住床沿的一声叹息
她还记得那里全部的瓶瓶罐罐
起身时打翻的药水
那是哪一年的雨?
晾在过道的衣
旋转的楼梯
不得不流产掉的
一个孩子
风从窗外走,一张张照片
她从墙上望着
那是谁的?那是谁的?
谁的房子会如此空寂?
置身于这首《空房子》里,内心有着被掏空的绝望,有着对世事变幻的沧桑。空房犹在而物是人非,她逡巡,她询问,她在黑暗中遭遇往事,回首那些曾经陪伴她的生活。那是爱情还是病痛,是别人还是自身?
我听见被幽禁的歌了,杨减
晚风中一切都在变凉。
我握紧你的手,
你觉出它们美的弧度。
(《晚风中》)
她知道将要奔赴的死亡,从一出生,她就被这个词语笼罩,她向往,她寻找。她在向死的生中看到了生,她在向生的死中看到了死。
然而,忧郁的天空却充满了悲悯,为那些绝望的人照亮前行的道路。“月亮/如果我有三个月亮//一个取名叫金鱼泡泡/为它照亮深水里的生活/一个叫蝴蝶菲菲/为它照亮暗夜里的精神//还有一个/我们出发时带上/挂在树梢/照亮所有不幸的人”。(《三个月亮》)多少个漫漫长夜,我甚至看到了那棵树,挂在树上的月亮,我叫不出它的名字,但感受到它的光芒。我知道,它的存在,温暖了多少人的心房。
小小的快乐就这样开始了,那里有着童话的色彩。从《在人间》、《洗澡》等组诗里,我看到了她的笑脸,就像她的声音那样快乐。很多时候,我在纳闷,这是怎样的一个孩子呢?她清晨六点爬山、成天成天打游戏、在闹市里弹奏古筝,她笑起来足以使南方倾倒,她哭起来却无人知晓。她有着绝望的内心,却流露天真的微笑。她不停地制造一个又一个恶作剧,看着人们上当受骗却永远都不动声色。
我们安心睡觉吧
灯又黑了
一只甲虫醒来——
记忆多么失败
滑梯上——游乐园多么小
我扯了扯长着翅膀的天使
结果抓到了她的辫子
她笑得睁不开眼睛
(《小妈妈》)
她早年的这首诗歌里飘动着童年的灰姑娘的影子,上树,掏鸟蛋,光着脚丫蹦蹦跳跳。现在,她连天使也不放过,她挑逗天使,也挑逗自己。
她已经长大了,成长为一个语言的魔法师。她掏出各种各样的语言,让它们在自己的指尖跳跃,在她的诗歌里,我们看到了语言淋漓尽致的表演。
她有点旧。抖一抖
皮肤就露出骨头
她生来就在这里纺纱
除了手中的纺锤,一言不发
(《年代》)
谁能写出这样的句子:“他试着把风扔出去,但风太大了/它又被丢了回来。”(《附录:秩事副一》)
然而,很快地,她就被天使同化了。
她读旧约全书,读佛经,她在通往自身的幽秘之所。她安静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与事,不挽留,不催促,不悲伤,不忧虑,“她胸中自有邱壑,以至于不需要踏遍万水千山就已经修得正果。”她把一切放下,悄悄地从诗坛上消失了,了无痕迹。直到今天,她仍然在消失之中。多少人找她,不见踪影;多少人喊她,不见回应。“她不行走,不私奔。她守着她的男人打游戏,洗手做羹汤。她不上班。不结婚,不生子,不婚外情。她是一朵蘑菇,白色的,在幽暗的森林里生长。”她最要好的朋友蔷薇这样描述她。
但我们不应忘记她。
“小雨点一夜未停,我的去向是河流的去向。
灯光攥起的缰绳,房间里的船舱,四壁遥遥欲倾。
而人已沉入水底,呼吸着,紧扣船舷。密封的河面。
那简直是魔法。我的胸腔有条鱼,唱着歌,自由自在。
谢谢你的晚安,无辜者永远安息。
(《秩事三》)
轮船沿着河流行驶,而船上的人已经沉入水底。身体即将告别,思想的游鱼还在歌唱。
我欢迎一切.忍受一切,
历尽折磨也满怀欢悦。
我匆匆来到这片大地啊——
就为了更快地与它离别。
(叶赛宁《可爱的家乡啊》)
她把这首诗的最后两句紧紧抓在心口。
- posted on 02/09/2009
◎ 难言形成广阔(作者:燕南飞)
一个人的世界太小了,来来回回就几副面孔。如果再不深入,也许连了解这些面孔的机会都没了。这么想时,就想读读婉君的诗了。我的阅读是从《断章》开始,一首一首往后退的。这有点像古诗里的王孙作别,一步一回头,触目的尽是萋萋芳草。
据说成熟的作品完成后,人们对作者的兴趣往往大于作品本身。某样东西越模糊,人们越有追根究底的兴致。何况在网上,出没的尽是如有雷同纯属虚构的面孔;要区别自己与他人,实在不易。
婉君也许意识到这点:乐趣就在区别之中。越是难以言说的事物,越是广阔;模糊导致大同。他早期的《谁能把一枝玫瑰举过天空》《对一首儿歌的追忆》都是脉络清晰的,像片树叶,伸出手去,就能从凹凸中抚摸到春秋。再据说他有个不太美好的童年,这种记忆,或者影响,就一直穿插在他的作品中。因此那时塑造的形象总是鲜明,忧伤中不失坚定,沉痛中蕴含希望。
如果一个人能始终沿着一条路走下去,未免不是一件好事。但转折是必然的。谁都有与蝎子决裂的时候,只是或迟或早。
喜欢婉君的诗是从《断章》开始的,以前只是欣赏。静寂无人的夜晚,回味那些诗句,是享受也是折磨。曲曲折折的文字背后,谁也抵达不了真相。早期读李商隐,也是那种感觉,“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太模糊了,像张爱玲的月亮,隔了三十年,看那灰蒙蒙的一片。
或者谁都有他不能启齿的秘密?有他不能铺开的旧梦?
“那是谁,盘旋在高原的天空
久久不能离去”
情到浓时情转薄,同情是在灰蒙蒙里产生的。当人们把事物描写得越加清晰,与你的距离也就越加遥远。这是甲,那是乙,没有一样是你的,包括情感。
只有在不确定的事物里,才可能忽略界限。
雄鹰盘旋的玉珠峰,纠缠着月色的水草,终身不能破译的谜语,游来游去的月光,奄奄一息的夏夜……这是隔着多少毛玻璃的事?当镜台前空无一人,事件无从描摩时,词语便还原了它的本色。几乎不用费力,就能感出其中的震荡:死亡,火焰,冰雪,颤栗……
此情可待成追忆,能够追忆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像童年写过字的纸:揉了,搓了,风吹雨淋了,过多年捡起,仍是一阵唏嘘。那一笔一画,仍是该痛的痛,该伤的伤。
也许还不是追忆呢?是现实中不能说出的部分呢?那就更伤人了。“人们不能确定不同时间发生的两个事件是否在空间的同一位置,因此就没有理由认为一个人的处境比他人更优越。”失去可比性的遥不可及的事物,在诗章里设下圈套,文字重重遮盖住,那些枝枝叶叶里疏漏出来的幸福,与自己多么类似。
请将你的黑夜送回体内
对我说,那些颤栗
抖动着河沿的颤栗
从此不再回来
难言往往形成广阔,读婉君的诗,常这么想。好诗就像品一杯茶,茶也掩不住荒凉。窗帘掀动的温柔,风吹来吹去,站在作者角度,就会打个寒颤:一个人的不幸引导众人去爱。
还说什么呢?每个人都有难言之隐,分得太清,也就失去了共鸣。
一个人的世界太小了,来来回回就几个面孔。了解之后却发现,每个面孔里,竟然也一直深藏不露着他人的面孔。就象夏夜,偶尔推开一扇窗,却看见无限里的循环:夏天过后,秋天还在来着。
- posted on 02/09/2009
◎ 川木:随笔十二则
1.学术的悲哀
某非学人,然孜孜于学术之书,得而玩摩,颇多感兴。近读钱穆《国学概论》、《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纪年》,深羡其治学之严谨细致且多有条贯。钱氏之书,既能分缕条析,补苴辨难,纠偏改错,且能置一家之言,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令人耳目一新。其《国学概论》对二千年之学术递嬗,每分六百年为一段,既辨其时代之特征,又能溯其源,导其流,概其演变之一脉相承之势,如谓先秦学术为“贵族之觉醒”,谓汉魏学术为“平民之觉醒”,两晋南北朝为“个人之觉醒”,多能自圆其说,且引证翔实。其《国史大纲》,乃以每一时代之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社会经济三方面,或综览,或侧重,探幽发微,以记诵、考订两派之功力,求革新派之效果,其自谓为吾国人增加信心,疗其时弊,非为借鉴,但启未来,其情可怜,其志可叹。其《先秦之子纪年》,纠正史记所记载之错误,补充正史所忽略,亦极多新意。钱氏之书,多系讲稿扩充而成。其《国学概论》一为江苏师范学校讲稿,一为苏州中学讲稿。某惊叹其治学之功力,且膺服其实中学生之国学素养。即以今日之清华北大,诚不知有几人得其几妙?今日之学术,心浮意躁,急功近利。吾国人不识吾国事,口悬笔征,充塞米国鸟语,非西人所言不能作引证,非西方思想不能谓思想。前日国人多改革争论,郎顾之争,颇多鼎沸。双方皆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之观点为武器相互攻击。近日又有张氏维迎之“绝地的反击”,通篇观点无非西人之口喙也!殊不知,民间情绪自有其道理。古人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时代之民意不可不查。两千年来,吾国对外“文德以来之”,对内“不患寡而患不均”,此种心理根深蒂固。社会之衡器不可过分偏私,否则必崩溃。今日之学人不得我国民之真实想法,亦不得我国史之演变规律,不知此为学人之悲哀,拟或学术之悲哀矣。
2006-03-22
2.无声
正是元宵节,窗外不时传来鞭炮声音,提醒我这个春节即将过去。而此时,我还在加班,爱人和孩子在另外一个城市,缺少了男主人,他们似乎也没有多少节日的意趣。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更加想念他们,想念那些如水般缓慢流淌、令人润滑的细碎时光。哎,想一想,我都在做些什么呢?正月初九便急匆匆地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消融在漫天飞舞的白雪中,被洒了融雪剂的道路在车轮下无声地后退,庞大的建筑物顶着厚厚的白雪,看不清前方,只知道自己在路上。
在路上。那一年8月,在5000多米的米拉山口,我也遇到了漫天飞雪,睁不开眼睛。那情景,真正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啊。而北京的雪,却覆盖不了行人,覆盖不了道路,覆盖不了我们一心想要争得的美名与幸福。我们果真幸福吗?两顿啤酒一喝,春节在老家落下的咳嗽又犯了,眼睛也疼,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还有什么能够留住平淡无声的岁月。前天在一个电视频道看到柏林电影节,看到章子怡和李英爱。章子怡是华丽的、她的笑声充满成功后的喜悦,而李英爱还穿着“大长今”的服装,朴素的、无声的微笑又一次促动了我内心的战栗。似乎是什么突然降临,无声的幸福,无声的天地。
躺在床上读姚汉源老先生的《中国水利发展史》,密密麻麻的图表,密密麻麻的注释,我看到了古老的河水流过大地,流过床头,无声无息,即使是“杀了黄河水”,黄河水也无力反抗,更何况黄河水杀了历史,杀了生灵?汉武帝做《瓠子歌》第二年,史书上又开始记载黄河决口了,在蝇头小字里,冒出三个字——“人相食”,顿时心里撕开了一个裂口。有多少人相食呢?
再看“坎儿井”的建造过程,看到竖井从山坡上打下去,雨水和融化的雪水从井口无声地流下去,看到地下水沿着坎儿井的地下通道无声地流动,再无声地流出。此时,没有涛声,没有浪花,甚至没有了那喝水的人,一切都在无声地消逝。
又看铁凝的照片和她答《南方周末》记者问,这位写香雪的女子,这位在官场和心灵间滑行的美丽女子,依然保持着香雪的素朴与恬淡。哎,我真的服了,这个世上,有那么多无声的人,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喧嚣的城市里。
2006-02-12
3.汉娜.阿伦特的政治现象学
海德格尔抱怨说,是柏拉图把哲学从对存在的观照中分离到对存在者的观照中;汉娜.阿伦特说,正是柏拉图,将思与行割裂开来,将理想国从众人喧哗之处拉回到哲学家的静观之中。无论是海氏还是阿伦特,都从古希腊人的生活中寻求自己的解释。毫无疑问,古代希腊的城邦生活是一种被亚里斯多德称之为善的生活,言语不是掩盖意图而是揭示现实,行动不是侵略而是开始或创新。尽管柏拉图将行动的“开始”变换为统治与被统治,然而,正如阿伦特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行动的无中介性,没有交互行动,没有公共领域,也就不会有私人身份的确认,从而不会有存在者存在的确认。
政治并不是统治与被统治。把公共领域的事务委托给精英来掌管不过是柏拉图开给希腊人的一剂致幻药。在阿伦特看来,区分劳动、工作和行动是必要的。因为劳动是延续人类自身繁衍的基础,而工作是完成自身的手段,唯有行动,才是确认自身的唯一途径。正是在行动中,我们辨认出听与被听,看与被看。不同的听—被听、看——被看,提供了人们之间的“之间”。在这个“之间”中,自由找到自己的寓所。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设想私人性语言,我们同样不能设想私人性行动。所有的行动都指向“他者”。
希腊城邦是一个公共场所,它严格限制了私人领域的介入。然而,城邦最终还是衰落了。技术和生产力是打破古希腊城邦政治的动力,而商业无疑是这一动力的润滑剂。按说,在市场中,在资本的流动中,公共空间应当更加发达,人们更加能够找到行动的对象和行动的自由。可悲的是,神话破灭了。市场和资本养育了个体之间的交往,而这种交往并不是行动。交换替代了交往,金钱替代了荣誉,股民替代了暴民,集权替代了精英。这一切,都来得悄无声息,却又惊心动魄。历史在否定中前进,然而,人类还是面对原初的问题。
重返政治,找回被他者赋予的权力,同时赋予他者以权力。如果我们不能从对政治的手段——目的的范畴中挣脱出来,不能把自己从物质性享受中挣脱出来,不能把自己从隐居者的沉思中挣脱出来,那么,我们丧失的不仅仅是公共权力、自由和空间,我们也将丧失自身。
2006-01-03
4.公理与边界
1、我曾因主张诗歌边界论而受人诟病,从此便对诗坛失去了兴趣。在我看来,任何事物都是有边界的,否则事物就丧失了其为事物,或者转化为其对立面了。这是个简单的经验常识,是不证自明的公理。然而,人们往往对常识视而不见,或者认为常识乃常人所识,而身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就可视常识为鄙履了。
2、曾经有人问过我“定分止争”的“分”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管子的这句话,在我看来,就是给事物一个位置,一个边界,也可以说,一个名分。
3、我一直给自己不同的身份划分一个边界。工作的边界、生活的边界、读书的边界。之所以让不同的“我”找到自己的位置,其实也是为了对于不同之“我”的互相对照。我守卫边界,但并不排斥对边界外的冲动。
4、看起来我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书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这不意谓着我不关心政治。例如郎顾之争,例如公平与效率,例如多数人的暴政或个人独裁。
5、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的两个月,在合肥的书店里,我看到几位国内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争相破解东亚经济奇迹的文章。而仅仅两个月,事实就无情地粉碎了那些专家学者的理论和模型。郎咸平的意义在于,在经济学家成为食利集团的帮凶时,他揭开了经济学家的神秘面纱,敢于对改革的目的发问,为弱小阶层说话。
6、我绝对拥护改革,一切不合时宜的东西都应当革去。然而,改革所依赖的和所指归的,只能是人类的公理,那种背离了公理的改革最终都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伤害,而首当其冲的是对弱者的伤害。例如,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绝对不能突破“救死扶伤”的底线,如果一种医疗改革导致医院“见死不救”,那就是需要清算的改革。再如,教育改革的目的是使国民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能成长为有智慧的人,如果教育改革的结果是穷人上不起学,能上学的被训练为运算工具或考试机器,那么,这种改革就是彻底失败了。
7、有人说大陆真正的经济学家不会超过五个人,我知道这是对冒牌经济学家、雇佣经济学家的愤慨之语。确实,一个无知无畏者的无知话语不会对社会造成多大危害,而一个掌握了话语霸权的知识分子对大众的误导,有时就能彻底毁掉大众。如果说仅有五个经济学家,我将认为王建是其中一位。在别人还在配合政治需要论证社会公平时,他却告诉我们,2003年中国的投资高潮,在2007年之后将发挥产能,而那时,如果还不能解决中下阶层的收入分配问题,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没人能够购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链条就会断裂。就我最近的阅读范围,王建可能是唯一从生产的角度重新指给我们常识看的人——尽管这常识马克思也说过。一个多么简单的常识啊!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学家就羞于或不屑于告诉我们呢?
8、夏可君博士等正在倡导重读中国古代的经典,而柯小刚博士在《睨读中庸》等系列中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与柯小刚先生从现象学角度的重读有所不同,“道法自然”,一切人间的公理,其实早已在上帝造人时一并给予了我们,我们的任务,就是使它们彰显自身。
2005-11-12
5.土地的黄昏
阅读张柠的《土地的黄昏》的过程,就是我对童年的乡村记忆重新打量的过程,这种打量带有现象学痕迹。我相信,张柠是在现象学意义上重新挖掘乡村意义的。包括乡村的时间意识、空间感觉、乡村器物(家具、农具)、乡村食物、玩具、游戏、熟人社会的镜像、婚姻、生育和性爱、权力结构、农民姿态与语言,等等等等,在张柠的笔下,被剥去了伪装,被敞开,被现相。乡村的时间是完整的生态时间,与大自然的节律相互契合,直到机械的钟表将时间拆卸为时段,乡村的黄昏就彻底消失于钟表的滴答声里。乡村的空间是清晰边界与无限开敞的融合体,是祖先脉络延续下的时间的扩充,对边界的本能守护以及对无时不在的祖先魂灵的幽思,对世俗空间和神圣空间、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田头晒场墓地祠堂的纠葛,使我们看到了所谓家园与土地、子嗣与祖先的相互映照。乡村的器物是形而上的,传统的家具与农具都与农民的身体和内心经验须臾不可分离,或者说是身体与心理的替代。劳动方式决定肠胃习惯,性别与分工决定食物结构,烹饪艺术暴露生活等级。乡村的玩具与游戏是泥土,以及对泥土守护与挣脱关系的映射。宗族管理与行政管理将乡村的权力结构分裂成两个不同的谱系,自由在乡村比平等更加重要。熟人社会被明显的陌生人(包括血缘和非血缘的介入,流动马戏团、货郎、流浪者的扰动)和潜在的陌生人(包括巫医、道士、僧人等神秘经验的介入,回乡知识青年、天生反叛者的日常经验的介入)撬开了分崩离析的缺口。乡村的婚姻与生育是族谱和家园内的公共事件,事关血缘宗法制与乡村再生产的大局。农民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体”,而是“整体”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为(包括离家出走、旅行、打工等)是整体中短暂的突发事件,他们随时都有返回整体的诉求”。毫无疑问,这些斑斓的乡村景色在张柠平静而深邃的叙述里,正在走向式微,宛若一曲悲凉的挽歌。这是黄昏的景象,一抹即将或者已经沉入尽头的余光,值得我们记住或回忆。
2005-11-12
6.雨人
荣获第六十一届奥斯卡金像奖四个单项奖的电影《雨人》的主人公雷蒙是一个精于心算和具有惊人记忆力的自闭症患者。据说这一人物的原型是美国盐湖城的金.皮特,他能够用左眼看左边的书页,右眼看右边的书页,每页书的阅读只需要3秒钟,是我们常人的10倍,并且过目不忘。他能够毫不犹豫地回答出你所问的、他所阅读过的任何问题,譬如每个国家历代统治者的姓名、生卒年月、在位起止时间,任何一座城市的名字,任何一天是星期几,等等。无独有偶,昨天晚上央视10套人物专栏介绍了另一位具有异能的雨人——丹尼尔.塔麦特,他用5个小时准确背诵了π小数点后面22500位数字,他对数字有着超人的形象联想力,例如,在他看来,“2”这个数字具有左右漂移的景象,而“9”这个数字则像个高个子的专制统治者。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形象,丹尼尔能够每次都准确地把不同的排序数字按照数字在他眼里的形象用橡皮泥捏出来。他在运算的时候并不靠逻辑或心算,而是凭直觉将两个不同数字形象的中间地带用图形连接起来,而这个图形就是运算的结果。这简直是令人匪夷所思了。冰岛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而丹尼尔一周时间就学会了这种语言,并在电视直播里用冰岛语回答了主持人的任何问题。丹尼尔与金.皮特在盐湖城拥抱在一起,英雄惺惺相惜,后者对他的崇拜者丹尼尔说,“你会像我一样的。”
这个世界有时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博尔赫斯在短篇小说《记忆专家富纳斯》对富纳斯天才记忆能力的虚构,现在看起来并非没有可能。富纳斯能够不看钟表就知道是什么时间,某日他骑马出事跌地,醒来后发现他不但没有因跌伤而失去记忆,反而获得了奇妙的记忆力,从此以后,他什么也都不能忘记。“他倒地后,失去知觉;待他醒来,他当前的知觉,以及他的最久远、最细微的记忆都变为不可容忍的浓厚而鲜明。后来他悉知他已全身瘫痪。他并不在意。他以为不能动弹乃是他必要付的最低代价。他的知觉与记忆从此丝毫无误。”博尔赫斯继续描写少年富纳斯的非常的成就:他能于隔夜学通拉丁文;他对数目字与任何一般化的体制都失去耐心。由于他的记忆能力,什么社会必需的号码、符号、记号都没有意义。柏拉图曾在自己的著作里借苏格拉底之口,认为一个从没有数学知识的人,能够经由诱导而回忆起他的数学知识,在他看来,每个人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他存在,必定已经以灵魂的方式存在,而出生,不过是灵魂找到了依附的躯壳,他生前的知识将遗传下来,并以回忆的方式得以重现。果如此,金.皮特、丹尼尔、富纳斯——那些雨人,是否就是柏拉图的注脚。最后,在更玄奥的哲学里面,例如,海德格尔有关桥的叙述里,我们之所以能够经过水文计算而获得造桥的位置和高度,那些水文数据和水文计算,其实是神早已植入了我们人的大脑,我们看起来是在计算,实际上不过是回忆罢了。
然而,在我看来,遗忘之于记忆也许更加重要。我们需要遗忘才能得以生存。正如博尔赫斯小说里的宿命的结局:“富纳斯的世界充满了当即的、细微的详情。”有谁能经受这类不能忘记任何经验、不能使头脑有一刻休息的生活?富纳斯于十九岁即逝世,因为他的脑袋中的知觉与记忆负荷过重。
2005-11-11
7.京剧
22日晚观看了央视11频道“空中剧院”对湖北京剧院演出的《谢瑶环》直播。过去我对越剧和黄梅戏比较感兴趣,而这些兴趣都是我童年时代留下的影子。那时的电影多放映越剧和黄梅戏,如越剧电影《红楼梦》我看了5遍,还记录下了全剧的唱词,尽管我搬了多次家,这个发黄了的记录小册子依然保存在我的书架上。像越剧《追鱼》、《碧玉簪》、《祝英台与梁山伯》等等都看过不只一遍。黄梅戏最先看到的是严凤英和王少舫主演的《天仙配》,以后又看过《女驸马》等。在我的印象中,越剧细腻,唱腔哀婉;黄梅戏生动,唱腔平实。但是,对于京剧则打小就不喜欢,一看《打渔杀家》就昏昏欲睡,看《穆桂英挂帅》只看其中的武打镜头。之所以不喜欢,主要是嫌其程式化太浓,节奏太慢,一句话能唱个半天没个完了,活活憋死人。然而,最近却越来越喜欢上京剧了,只要碰上央视“空中剧场”的京剧,如《秦香莲》啦、《四郎探母》啦,也能够津津有味地看个全场了。
现在来看京剧的程式化,则愈益感到此乃京剧的魂灵也。哪位哲人说过,形式突破内容则为喜剧,如果看过京剧,我想这句话应该修改了。当然,那位哲人所说的形式与京剧里的形式是不完全相同的。京剧的程式化其实就是形式化。生旦净末丑每个角色都有规矩,唱、念、做、打、舞每个招式都有讲究,就是喜、怒、哀、乐、悲、恐、惊等各种情感都有固定的表情,甚至连每一句念白都要抑扬顿挫,平仄分明,朗朗上口,每一句唱词都要注重诗词格律,或七言,或十言,而且讲合辙押韵,讲文理对仗,更要讲中州韵的规范与湖广音的四声。光看演员走步,那个形式更是严格:老生走四方步,也称八字步,要求抬腿亮靴底,腰为中枢,四肢配合。中年要快抬慢落,老年要慢抬快落。旦角有碎步,“花梆子步”;花脸有大八字步和醉步;丑角有小四方步和矮子步以及跑圆场的压步等等。至于剧情内容则无非忠良奸佞,惩恶扬善,花好月圆,并无多少新意。然而,对形式的关注,往往使得观众忘却了剧情而沉浸在形式的愉悦之中。
再说京剧的慢,其实也与人的经验有关。在青少年时期,我们渴望的是快,是外溢,是速度对时空的延展和突破,而现在,我可能更加倾向于慢。所谓慢,就是收敛,是内省,是在边界内的沉潜。我们看到,那个舞台不仅为剧情设定了一个在先的空间和时间,而且,也为我们的内心设定了一个在先的边界。我们在这个边界内,将京剧的形式在无限的可能性上延展开来,同时又在规定了的时空内收缩进去。
2005-10-24
8.面向事物本身
那些厌恶诗歌修辞的诗人为自己的厌恶所寻找的根据就是所谓的让词语“面向事物本身”。我们知道,这个观点的来源于现象学的“面向实事本身”。“面向实事本身”的一个途径,在胡塞尔那里,就是先验的还原。实事本身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实事自身的明证性,或者说不证自明性。实事之所以成为实事,在胡塞尔看来,是不证自明的,它就存在在那里,我们不可预先设定它是否存在,或者说我们不去关心它是否存在。然而,物理学或其他的自然科学并不是回到实事的明证性中,毋宁说,自然科学是从实事的显现而推导出另外的实事,进而推导出世界。现象学所说的“还原”,一则是对某种东西的排斥——对不明证的前设、成见、立场和方向的排斥,一则是向某种东西集中——向明证的、自身被给予的实事本身的集中。还原的结果是通过我们对意识的意向行为及其意向中所意指的对象的观念性反思,从而赋予实事的结果及其意义,进而构造出生活世界。
诗歌创作中的词语选用在某种意义上看也是一种反思性意识活动,这种反思性意识活动的意指对象——按照胡塞尔的讲法——即是所谓的“质料”,是词语中被构造的实事。词语面向实事本身,在我看来,也就是在诗歌创作这种反思性意识活动中排斥那些不明证性的前设或先见,让实事自身得以被给予其意义。修辞是一种典型的前设或者先见,它把我们的关心引向与实事偏离的方向。因此,面向实事本身,无疑需要去除附加在词语身上的遮蔽。
然而,说到遮蔽,就又与胡塞尔的先验还原矛盾了。胡塞尔的先验还原的前提是我们并不设定实事的存在与否,而是回到实事的明证性中。对于这个最具奠基性的实事的明证性,海德格尔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指出,实事之所以能够被意识,并不在于实事自身的明证性,而是实事首先是上手事物,例如,我们注意一把椅子,是因为椅子挡住了我们的道路或视线。实事本身还不是最具奠基性的实事,它本身还是一个被先设的实事,这个先在就是它的存在——存在者的存在。因而,从这个角度讲,面向实事本身还不能“去蔽”,真正的“去蔽”是让存在自身如其所是的那样显现出来。
海德格尔通向存在的路途包括“诗”与“思”,他尤其推崇荷尔德林的诗歌。而在荷尔德林的诗歌中,词语并没有“面向实事本身”,毋宁说词语在词语之中。“词语在词语之中”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词语寻找词语,在词语的勾连之中。这种寻找,这种勾连,在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修辞。
2005-10-22
9.讲座
连续几天听讲座。17日是湖北省委党校的孙大敏教授,讲授《公务员法》,对于这个倒退了20年且不伦不类的法律,我实在没有兴趣。孙教授在台上讲,我在台下看Raman Selden、Peter Widdowson和Peter Brooker合著的《A Re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虽有不太尊重孙教授劳动的愧疚,但是,对于这类他说的咱们全明白,咱不明白的他也无法解释的法律,不听也罢。18日是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瑞士世界经济论坛会员马连杰博士讲公共管理。席间我向他请教了有关改革的问题。我认为咱们的改革似乎陷入了一种误区。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一种去蔽。去什么蔽?去对公理的遮蔽,让公理成其为公理。公理是不证自明的,我们要将对公理的遮蔽去除,对公理的扭曲纠偏,对公理进行守护,例如,天赋人权、公平、正义,这些都是不变的道理,容不得所谓的“改革”。事实证明,我们的教育改革是失败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改革后的教育使得穷人上不起学了;我们的医疗卫生改革也是失败的,不得不向过去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回归。所以,我们不能为改革而改革。马博士对我的观点深为赞同。今天是武汉大学教授倪星博士讲公共政策。他结合对收入分配制度和廉政制度的研究谈了许多观点,我受益匪浅。特别是关于公平,他从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四个方面探讨了对公平的不同观点。边沁和穆列的公平观是使得社会上最大多数的人获利;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公平观是平均主义的,是使得社会上最差的人获利;新自由主义的公平是基于制度规范上的机会的平等。如果说在罗尔斯的平等观里政府扮演的是保姆和家长的角色,那么新自由主义下,政府就像是赌场里的保安,其职责是维护赌场的秩序,而每一个人,赌赢付输,风险自担。我尤其赞同罗尔斯关于“无知之幕”的观点,确实,在每个人都理性地追求自利、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地位和身份的前提下,我们是无法谈论什么公平的。如果要设计一种公平的制度,就必须是每个人处于“失忆”状态,像无知之幕一样,此时,必有一种价值等份的平均分配才能得到认可与实行,否则,不平等可能就会降临到那个反对的人的头上。呵呵,从这个角度来讲,公平也有点像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一样,我们必须将制度还原成最简单的客体,从那里出发,建造公平社会的大厦。
2005-10-19
10.时间
对照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是有趣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互相厌恶,然而对于时间的关心有可能将他们引向共同的方向。海德格尔指出,此在是存在的被抛在世,并进而指出:“承担被抛却状态却意味着:如其一向已曾是的那样本真地是此在。承担被抛却状态却只有这样才是可能的——将来的此在能够使它最本己的‘如其一向已曾是',即能够是它的曾在或‘曾是[Gewsen]’。只有当此在如我所曾在那样地存在,此在才能以回来的方式从将来来到自身。此在本真地从将来是所曾在。......只有当此在是将来的,它才能是本真地曾在。曾在以某种方式源自将来。”在常人看来,承担着被抛状态的“此在”(亦即人的存在)源自将来,如果不是梦呓,就是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然而,哲学的天才洞见并不是常人甚至连哲学家自己所能理解的,正如胡塞尔回应对其现象学的晦涩文风有所诟病时所说的那样:“如果说我的思想给人们的理解造成了巨大的困难,那么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我本人。我只能在精神新鲜、思路清晰的时间里才能理解我的思想;而在过度工作之后,连我自己也无法把握它们。”
然而,哲学家自己甚至也无法把握的洞见,科学家可能用清晰的理论加以阐述。《时间简史》第九章《时间箭头》里区分了三种时间的箭头方向:心理学时间箭头、热力学时间箭头和宇宙学时间箭头。这三种时间箭头的指向是一致的。从心理学时间箭头来看,它只能指向未来,我们只能记住过去而不能记住将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指向,是基于热力学第二定律:在任何闭合系统中无序或熵总是随时间而增加。正是这种无序或熵的增加使得宇宙膨胀而不是收缩。假如宇宙能够收缩,从膨胀退回到其起始处的有序或平滑的状态,我们就会记住未来,或者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死去,换成海德格尔的观念,“此在”就从将来被抛入如其本真曾在的此在。
宇宙能够收缩吗?这是全部问题的核心。按照《时间简史》里的介绍,至少要等到100亿年之后,宇宙才开始收缩。100亿年以后,我们可以从将来返回过去,破碎的杯子开始走上聚拢之路,一切都会被倒转。然而,100亿年太久,只争朝夕啊。科学家们给出了超光速的时间旅行,一个我们所未知的先进文明可以开敞一个负曲率的时空区域——虫洞,把时空卷曲成允许时间旅行的样子,从而使得人类迎接某位来自未来的旅行者。
那样一种时刻,也许可以换算成海德格尔的时间性的到时,或者说是时间的地平线的绽放。
2005-10-17
11.杭州
12日到15日,因为一个会议我来到杭州。10年前,由于一个不应改正的选择,这座我本该栖居的城市从此与我无缘了。那时,在拜见了心仪已久的王元骧老师后,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将西湖打量了一番,留在记忆中的是湖滨路混乱的秩序,遍地的垃圾和脏兮兮的湖水。然而,10年一梦,这期间这座娇小的城市究竟经历了多少变化?当我再次踏上杭州时,阵阵香气扑面而来,宛若一位女孩梳理清晨的云鬓花影时所散发出来的氤氲。我知道,苏轼与琴操的背影正在逐渐清晰,而鲍仁与小小的绝唱重新回到人间。一座因水而生的城市,一座在水一般的女性身上开敞了光影的城市,它的每一个角落,都与女性的软香联系在一起了。
墨绿色叶片包围着的四瓣桂花,这细小而普通的花瓣,当她们拥抱着栖居在树上时,尘世的风雨不能减少她们的一丝幽静与香语。她们以无所不在的在场,使得这个城市被呼唤出来,与我们照面。我知道,一切小而又小的事物,包括与小小相通的音韵,都将是这丛丛花树上的一个回声。当我说道“小小”的时候,我并不在说出,而是倾听那背后细致而娇媚的音符,也许是古筝,也许是扬琴,也许是落在西泠桥上的一滴露珠,也许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小”,一个“香”,一个“苏”,一切与X这个声母相近的故事,一切与ao这个韵母相拥的爱情。
然而,她们果真在场吗?在柔软的西湖,在连绵的玲珑山,在葱绿的桂花树上,我时时与她们遭遇,然而,我遭遇的是琴操,是小小吗?岁月已经在她们的归途上画上了无法逾越的边界,她们使湖水变细,使道路蜷伏,而她们的步履已经抽身退去,退回到那一个声母,一个韵目之中,留下的,只是我惊叹不已的内心。
2005-10-16
12.读书事,今日了
明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六月,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薛瑄,在连续三次请求辞官归田之后,终于接到了朝廷的致诏书。那一刻,仕途的险恶与官场的硝烟终于归于平静,六十九岁的薛夫子发出了内心的感叹:读书事,今日了。从此,这位承继北宋程灏、南宋朱熹,倡导复性之理、践履实学的一代宏儒哲人,像一片飘落尘土的落叶,再次回到阔别八年的故乡——山西河东万荣里望乡平原村,在那里,潜心学问,授业解惑,开创河东学派,绵延后学。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甲申六月十五日,七十六岁的薛瑄无疾而终。赠礼部尚书,谥文清。弘治年间,他的著作《读书录》被朝廷定为国学,俾六馆诵习。隆庆六年,朝廷又下诏其从祀先圣庙庭,成为继孟子、程灏、朱熹之后又一位入祀孔庙的先哲。
薛瑄的祖父薛仲义通于经术,不仕而教书为生。他的父亲薛贞为教谕一职,相当于现在的县教委主任。少年薛瑄天资聪慧,有过目不忘之本领。七岁《小学》、《四书》即能成诵,十三四岁即通晓四书五经大义,并擅长诗赋。但是他十八岁时,开始厌恶科举。其父薛贞“闻高密魏希文、海宁范汝舟深于理学”,于是“乃并礼为瑄师”。薛瑄心仪程朱理学,跟随魏、范讲习濂、洛诸书,并叹曰:此问学正路也。遂尽焚所作诗赋,究心洛、闽渊源,至忘寝食。直到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三十二岁的薛瑄才参加河南科考,列河南乡试第一,次年进士。这位潜心理学、厌恶科举的先哲如何最终走上了仕途之路,我不得而知。公元1426年五月,三十八岁的薛瑄与友人一同游历黄河龙门奇观,面对滔滔龙门河水,他意气风发,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倚阖门循视,大河奔湍,三面触急,石峰疑若摇振。北顾巨峡,丹崖翠壁,生云走雾,开阖晦明,倏忽万变,盖天下之奇观也”。两年后,四十岁的薛瑄走上仕途,任广东道监察御史,后出监湖广银场,又任山东提学佥事,“首揭白鹿洞学规,开示学者。延见诸生,亲为讲授。才者乐其宽,而不才者惮其严,皆呼为薛夫子。”
然而,具有意味的是,薛瑄真正踏入朝廷内阁,却是一位其奸诈与后来之刘瑾、魏忠贤不相上下的太监王振有关。王振是明代太监第一胆大妄为之人,其权势滔天。王振在初得势的时候,问当国之三杨曰:“吾乡谁可为京卿者?”想提拔自己的同乡,以丰满羽翼。三杨其时虽受制于王振,但心知肚明王振的用意,于是推荐了虽是王振同乡、却正直不阿的薛瑄,薛瑄于是调任大理寺左少卿。大理寺正卿为正三品,少卿正四品,丞正五品。明代的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为“三法司”,国家的重大案件,常由“三法司”会审。明官制,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其纠劾则责之都察院,章奏则达之通政司,平反则参之大理寺,是亦汉九卿之遗意也。从此,薛瑄开始了自己的京卿之路。薛瑄出任大理寺高官后,“三杨”之一的杨士奇要薛瑄去拜见王振,以谢提拔知遇之恩。薛瑄正色道:“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断然拒绝。其后,京卿“议事东阁”,王振来到东阁,朝中公卿们皆“趋拜”,薛瑄“独屹立”不动,王振知道这人是薛瑄后,反而首先作揖,薛瑄神色淡淡,“亦无加礼”,王振就此怀恨在心,随后抓住一件事情收拾薛瑄。那件事情是这样:狱夫白虎死后,其妾与王振的侄儿私通,王振的侄儿还想纳其为妾,白虎的妻子何氏不同意,“妾遂讦妻毒杀夫,下都察院讯,已诬服。”其妾反而倒打一耙,说何氏毒死了白虎,在都察院的严刑逼供下,何氏屈打成招。然而,作为平反审案负责的大理寺官员薛瑄发现了其中的问题,“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王振唆使都御史王文诬告薛瑄等故出人罪,王振又讽言官劾瑄等受贿,并下狱,把薛瑄定为死罪。然而,薛瑄在羁押待决之时,“读《易》自如”。王振的诬陷也激起了朝野公愤。就在薛夫子快要临刑的时候,王振家的一位老仆人因仰慕薛瑄人品,痛哭流涕,“振怪问之,曰:‘闻薛夫子将刑,故泣耳。’”振问:“若何以知有薛夫子?”曰:“乡人也。”仆人具言其平生状。连自己的仆人都如此同情薛瑄,王振可能有所顾忌,“立传旨戍边,寻放还家。”
公元1443年,五十四岁的薛瑄心灰意冷地回到别离了十四年的家乡,居家七年,闭门不出,不问政事,一心讲学。当时,秦楚吴越间,弟子多达百余人。此时的薛瑄自称“大布衣”,心迹如同清溪,水清见底。然而,千里之外的朝廷似乎并没有忘记这位在家赋闲修心养性教学的人。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北国瓦剌人也先进攻大同、宣化,并挟持先帝明英宗为人质进逼京城,这便是明代有名的瓦剌之乱和土木之变。土木之变后,王振败亡,六十岁的薛瑄重新被召回朝廷,历任南京大理寺卿、北京大理寺卿,后升任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值文渊阁。不久,又升任礼部左侍郎,值内阁。明景泰六年,皇帝朱祁钰下旨封赠薛瑄祖父母和父母的诏书,称赞其祖父母和父母为国家培养了栋梁之材。那年,薛瑄六十七岁,“入阁预机务”,正式成为了明帝国的内阁一员。不过薛瑄这次入明帝国内阁,虽获殊荣,却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他所面临的内阁第一件大事,就是处决于谦和王文。于谦保卫北京城、辅佐景帝,其功在社稷,世人有目共睹。薛瑄若是仗义执言,非但无济于事,反而连累自身,若是不发一言,则于名节有亏。可谓身处两难之地。《明儒学案》是这样介绍这段经历的:于忠肃、王宫保(于谦、王文)就刑,(薛瑄)先生谓同列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孙。”......上召阁臣入议,先生言:“陛下复登宝位,天也。今三阳发生,不可用重刑。”同列皆无言,诏减一等,由处以极刑(也就是“千刀万剐”)改为一般死刑。先生退而叹曰:“杀人以为功,仁者不为也。”也许是面对解救于谦这样的历史功臣薛瑄无能为力,也许是看透了官场钩心斗角的险恶,此时,薛瑄萌生了辞官归田的意愿,多次上奏朝廷,请求退休还乡,颐养天年。他说,少而学,壮而仕,老而归,乃君子进退之大节。这也是他一生七十多年的人生轨迹。
七十六年前,即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在山西河东万荣里望乡平原村,一位叫做齐氏的女性“梦一紫衣人谒见”,已而生下一个男孩,“肤理如水晶,五脏皆见,家人怪之。祖闻其啼声,曰:非常儿也。”这个男孩就是薛瑄。他为我们留下了《薛文清公全集》,其中包括《读书录》和《读书续录》各12卷。同时,他也为我们留下了复性穷理、躬行实践的人生,那是一段清溪与激流胶着的历程,波诡谲涌、惊涛骇浪过后,复归于肃穆与沉静。
- posted on 02/09/2009
1.安静
曾经读过一篇比较俄罗斯妇女和中国妇女晚年生活的文章,颇感有趣。那篇文章说,在俄罗斯公园里,常常可以看到满头银发的妇女安静地坐在长椅上读书或读报,而中国的老大妈们却腰缠红布,手舞紫扇,在公园里扭呀跳的,一脸的欢乐。确实,这么多年,我一次也没有遇到过那种在郊外,在公园里安静读书的大妈大婶。中国的女人们喜欢热闹,喜欢扎堆,哪里热闹往哪里跑,没有热闹的事儿则要弄出点热闹。早晨上班、晚饭后散步,经常看到一大堆老大妈们在那里扭秧歌啊、跳国标舞啊、练气功啊什么的,感到很好笑。健康固然重要,但一个人,如果内心不得安宁,光靠练身子骨,健康也不一定就能光顾。健康,不仅仅表现在身体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心灵上。
有的人整天为着金钱啊、名誉啊、权力啊什么的奔波,走路都是小跑,风风火火的。在火车站、在飞机场,总是嘈杂声一片,几乎找不到安静的角落。一个身体不停晃动的人,一个行色匆匆的人,内心能够安静下来么?泰戈尔坐在河边能够一动不动地忘我沉思一天,他在静观里发现了自然的神秘。钱穆在战乱中归隐寺庙三年,在青灯下苦读佛学。李叔同抛弃红尘皈依佛门,为自己寻找到精神的归宿。他们都是真正的沉思者,一个与世界保持距离的人。
与世界保持距离并不容易。有的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精神得到升华。有的是生性朴素,对世界要求不高,一箪食、一瓢饮,如颜回那样,居陋室而心自乐;如梭罗那样在瓦尔登湖畔筑起心灵小屋。有的貌似安静,但内心极为浮躁,骚动不安。
安静就是停下来。我们为什么要停下来?因为这世界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什么都在变,没有什么必然就属于你,甚至我们连现在都无法把握。我们说现在,但现在又可以无限地分解下去,那么,哪一个点上能够承载现在呢?我说现在,其实它已经过去了,变成了过去。而将来,其实就是假想的现在。一切都在变动不居,我们必须学会放下。唯有放下,内心才能找到安静。
2006-09-18
2.托马斯·阿奎那的四种法律
自由尘埃为做博士论文来北京图书馆查阅外文资料,住在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那晚,我与自由尘埃、朵朵,还有政法大学的几个研究生一起喝酒闲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法学问题。我问那几个学生是否知道托马斯·阿奎那的四种法律,其中一人说听说过,但没有什么研究,其余则表示闻所未闻。我对法律一窍不通,但对于这种中世纪非常有名的法律观点,我想当今的大学生应当了解的。
托马斯·阿奎那把法律分为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法四种。永恒法是上帝的法律,指导宇宙间的一切运动和活动的神的理性和智慧……,永恒法的整体只有上帝才知道。尽管普通的人类不能知道永恒法的全部真理,但他借助于上帝赋予她的理智能力却能部分地了解到它。托马斯管这种理性动物参与的永恒法叫自然法,自然法只不过是不完全、不充分地反映神性的命令,但它能使人以至今知道永恒法的某些原则。在托马斯哲学中,自然法是较普遍和较抽象的原则体系,并得到了较特殊的命令的补充。这些命令来自上帝,是关于人们应该如何行为处世的。这一功能由Lex divine(神法)完成。它是上帝通过基督教《圣经》来启示的法律,都记录在《新旧约全书》中。而人法(Lex human),阿奎那把它定义为对种种有关公共幸福的事项的合乎理性的安排,由任何负有管理社会之责的人予以公布。
当今社会日益陷入技术和事务之中,人们研究法律不过是为了世俗的谋生的目的。很少有人研究法律背后的价值和哲学,对于上帝的永恒之法,对于自然之法,对于神法,人们愈加生疏了。有的甚至认为中世纪的哲学和神学是人类思考的倒退,没有什么价值。其实不然。即以我有限的阅读,不仅托马斯的法学观念至今仍然在影响着人们,例如,现代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有关内心法律观的确认,那种确认似乎有一个普遍的、内嵌的命令,与其说这是良心的自我确认,不如说它来自我们对上帝之光、对宇宙普遍规律的感应。再如,我在阅读奥古斯丁的神学哲学时,他关于存在、关于时间的论述,后来,在海德格尔的著作里,还能清晰地看到他的影子。
2006-09-15
- posted on 02/09/2009
July wrote:
1.安静
曾经读过一篇比较俄罗斯妇女和中国妇女晚年生活的文章,颇感有趣。那篇文章说,在俄罗斯公园里,常常可以看到满头银发的妇女安静地坐在长椅上读书或读报,而中国的老大妈们却腰缠红布,手舞紫扇,在公园里扭呀跳的,一脸的欢乐。确实,这么多年,我一次也没有遇到过那种在郊外,在公园里安静读书的大妈大婶。中国的女人们喜欢热闹,喜欢扎堆,哪里热闹往哪里跑,没有热闹的事儿则要弄出点热闹。早晨上班、晚饭后散步,经常看到一大堆老大妈们在那里扭秧歌啊、跳国标舞啊、练气功啊什么的,感到很好笑。健康固然重要,但一个人,如果内心不得安宁,光靠练身子骨,健康也不一定就能光顾。健康,不仅仅表现在身体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心灵上。
这“安静”的起始讲得不错。其实不止是妇女晚年,正男也差不了多
少,再说,也不止是晚年,从大学起就差不多了。这个拿了博士还是
当了教授都没有什么区别。我转一篇BBC吧: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870000/newsid_7878600/7878652.stm
2009年是中国的牛年
牛年春节照例在惊天动地的烟花爆竹声中过去了,也不知人们是喜是忧。
每年央视的春节晚会总会构成一个媒体话题,通常是晚会刚刚结束,央视的调查机构就会发布观众的收视率和满意度,这两项指标通常都会在97%以上。鉴于晚会的质量似乎一年不如一年,笔者若干年来从没有完整看过一次,有好笑的就看一眼,没有就换台看点别的。今年亦如是,晚会开始后,以为很快会有一个可以看一眼的节目,结果三四个过去都不能看。不仅不能看,主持人的没有节制的煽情确实让人产生生理上的呕吐感,只好做罢。
两三天后,才在网上看了一下春晚最叫座的赵本山的小品。这个小品可以廉价地让人一笑,但实在没有任何艺术可言,甚至赵本山刚出道时流淌在一颦一笑中的底层风趣也消失殆尽。晚会给人的感觉是,从导演到演员到主持人似乎一年比一年愚蠢。这是怎么回事?
层层审查
这两天有媒体采访了春晚的总导演,披露出来的内幕让人恍然大悟,原来是审查给搞的。总导演说,节目能否上春晚要过六道关:有艺术标准、宣传口径标准、政治标准、社会标准等等,最搞笑的竟然还有"可持续发展标准"--你就是把全世界顶级的艺术大师都请过来,恐怕也没人能搞明白。审查机构也有一个新词儿,叫"立体化的领导小组",央视领导、广电总局领导、中宣部领导,最后是政治局常委。这些人究竟根据什么来确定什么是好节目,什么是不好的节目呢?很明显,那就是揣摩"上意",每一层级的把关者都会琢磨他的上级会喜欢什么反感什么,他得把工作做到前面。可以想象,即便原来是一只羽毛斑斓的凤凰,被层层审查官员按自己的标准东拔一根毛、西拔一根毛,总导演说,"某一句台词不合适,领导层都会把它修改掉",最后呈现给观众的,变成了一只裸鸡。
这就是最为丰富的文化艺术在一个专制社会里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要堕向愚蠢、无聊和平庸。中国的相声已经被消灭了,因为不允许讽刺,导演说,"越强的喜剧效果,它的负面效应就越大,比如说讽刺医生、讽刺教师、或者讽刺公安,对某个行业有巨大的伤害,就不能播出。"这是什么逻辑呀,讽刺贪官污吏岂不就是"反党"啦!逼得相声、小品演员们除了自轻自贱就不知如何让观众会心地发笑了。
30年过去了,中国俨然成了经济大国,可中国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乃至建筑等等艺术领域,能在世界面前拿得出手的有几部?专制社会里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官员的口味。有时候也真为这些艺术家难受,譬如在一个关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纪录片里,张艺谋的方案曾被一个政治局高官批评为"没有突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我估计听了这话张艺谋上吊的心都会有,可他敢不听吗?
中国的教育也同样,最近看了一部央视的节目,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请来大学者梁启超的小儿子"说事",主题是"素质教育"。这位梁公子好生了得,乃是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如今八十岁有余,是中国的"两弹"元勋,年轻时在美国留学8年。在谈到中国怎样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时,梁公子斩钉截铁地说,中国这套教育,"根本不可能培养出这样的人"。事说到这个地方,主持人有点难办了,不知是否应该刨根问底。梁公子也深知国情,嘿然一笑,不再说什么。节目草草了之,崔永元拿手的插科打诨也救不了场。答案明摆着:没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官办教育,行政主导,能培养出什么高素质人才?
春节结束了,突然又爆出一条大新闻,温家宝总理出访中,在剑桥大学演讲时被一个德国留学生扔了鞋子。不久前美国总统布什在伊拉克出席记者招待会时被扔了鞋子,中国媒体大肆渲染,意思是美国在伊拉克多么地不受欢迎。这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
看到温家宝总理义正词严地说"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笔者不禁叹了一口气。他的应对过分严厉,太"中国"了。相比之下,布什总统的应对要高明得多,他说"看见了伊拉克的民主",还说"鞋子是10号的"。这并不是由于布什总统的智商比温家宝总理高,而是布什习惯于不同意见的当面表达,认为这是民主社会的常态。而中国领导人,大概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当面批评他,总是被前呼后拥,被人群夹道欢迎、热烈鼓掌。
其实这才是不正常的,官员是为民众服务的,当然应当时常面对公众的质询、批评甚至抗议,任何政府官员甚至国家最高官员都不是用来被民众"热爱"的。可惜,在中国,官员常常处在被营造出的肉麻氛围里,对异国他乡人们的正常表达要么手足无措,要么恼羞成怒。在专制社会里浸淫久了,像温家宝这样颇具民主意识的官员也丧失了大国总理的风度,制度使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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