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

　　　　　　　　　　　　　　　　　　　　　　　　　　　　（一）

读书与上学无关。那是另一码事：读――在校园以外，书――在课本以外，读书来自生命中某种神秘的动力，与现实利益无关。而阅读经验如一路灯光，照亮人生黑暗，黑暗尽头是一豆烛火，即读书的起点。

打开上世纪60年代初的北京地图，在棉花胡同与护国寺大街西北角有家小人书店。从小人书店往西，过了花店，就是著名的护国寺小吃店。那儿有令人垂涎的糖耳朵、驴打滚、艾窝窝、麻团、面茶和豆腐脑。小吃店玻璃窗下半截刷上白漆，上半截罩上雾气，人影绰绰，炸锅吱吱响，香气四溢。兜里钢蹦儿有限，我常徘徊在小吃店与小人书店之间：饥肠辘辘，头脑空空。若二者择其一，当然是后者。

小人书店店面不大，主要顾客是孩子们，功能有点儿像如今的网吧。进了店，墙上挂满编号的封面，琳琅满目，令人怦然心动。而一本本“裸书”再用牛皮纸糊成封皮，上面是手写的书名与编号。柜台明码标价：每本每日借阅两分钱，押金另计；在店内阅读仅一分钱，不收押金。

困难时期，小学只上半天课。下午分小组在家做完功课放了羊，各奔东西，小人书店即去处之一。三五结伴，各借几本，资源共享。虽说店里有不准交换的明文规定，但老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贴墙是高低错落的双层长凳，深棕色油漆磨损，隐隐露出木纹。中间散放着小板凳。我们刷刷翻动书页，时而惊叹时而低声议论，交换读书心得。老式挂钟嘀嗒走动，叮当报时，提醒消逝的时光。天色暗下来，要关门了，在老板催促下，我们向结尾冲刺，不得要领。走出小人书店，仿佛从另一世界返回人间，不知哪个更真实。摸摸，兜里还剩五分钱，一激动，冲向小吃店，买个糖耳朵犒劳自己。

除了流行的《水浒》《三国演义》《杨家将》等连环画，我更喜欢地下斗争或反特的故事，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51号兵站》，不少是根据电影改编的。小人书弥补了认字不全造成的阅读障碍，更重要的是娱乐性。所谓娱乐，说到底，就是满足中等智商以下读者的阅读期待，如我们这帮男孩。是非曲直黑白因果，一目了然：英雄就义有青松环绕，坏人总处在阴影中；叛徒从一开始就留下破绽，最后准没好下场。

在小吃店旁阅读，多少有点儿英雄主义色彩，等于抗拒各种威胁利诱，决不做叛徒。

　　　　　　　　　　　　　　　　　　　　　　　　　　　　（二）

从小人书到字书乃人生一大转折，好像从猿到人的进化。

我父亲是个业余文学爱好者。所谓业余爱好，就是杂而无当，逮啥买啥，从不挑挑拣拣。我家有个棕红色木书架，不大不小，可放两三百册书，位于外屋北墙正中（按过去是供牌位的地方，“文革”中挂着毛泽东像）左侧，可见文化在我家的重要地位。

书的排列顺序有严格的等级之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及鲁迅文集居高临下，代表正统；第二格是古文辞书，代表传统，如《唐诗三百首》《宋词选》《古文观止》《三国演义》《水浒》和《红楼梦》，还有《辞源》《诗词格律》《现代汉语词典》和《俄汉大词典》；再往下一格是当代革命小说，代表道统，如《烈火金钢》《红岩》《创业史》《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等，还有散文随笔，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的《红玛瑙集》，后者成了我主要的摘抄对象，那些华丽词藻镶嵌在我错别字连篇的作文中，显得过于耀眼。最底层是各种杂志，代表俗统，有《收获》《上海文学》《俄语学习》，最多的竟是电影杂志，除《大众电影》《上影画报》等通俗刊物，还订阅了一大堆专业杂志，如《中国电影》《电影文学》《电影艺术》《电影剧本》等。我甚至怀疑，父亲一直有写电影剧本的秘密冲动。

我的阅读兴趣刚好相反――自下而上。首先从电影杂志开始，特别是电影剧本（包括供导演用的工作脚本），大概是由于文字简单，以对话为主，情节紧凑，画面感强，那是从小人书到字书的过渡阶段。虽说跟着一大堆专业术语――定格、闪回、淡出、长镜头、画外音、推拉摇移等，但一点儿都不碍事，就像不识五线谱照样会唱歌一样。读剧本等于免费看电影，甚至比那更强——文字换转成画面，想象空间大多了。我后来写诗多少与此有关。依我看，爱森斯坦关于蒙太奇的探讨，与其说是电影理论，不如说是诗歌理论。

再上一层楼，我开始迷上革命小说。其中最激动人心的还是那些性描写。我得承认，我的性启蒙老师首推冯德英。他的长篇小说《苦菜花》和《迎春花》是最早的性启蒙读物，那些带有暴力、变态甚至乱伦的色情部分，看得我心惊肉跳，欲罢不能；由于阶级立场问题，还伴随着强烈的负罪感。我相信，我们这代人的性启蒙都多少与此有关――暴力与性，是以革命的名义潜入我们意识深处的。

读字书，为大人赞许。小小年纪，哪儿经得住夸？记得小学三四年级，母亲把我带到她所在的人民银行总行的图书馆。我从书架上挑了一本最厚的苏联小说，700多页，坐在阅览室装模作样读起来。图书管理员大惊小怪，引来借阅者围观，好像我是外星人。在这个意义上，我真是外星人，读的是天书――硬着头皮在生字间跳来跳去，根本无法把情节串起来。

我攀登到古文，则与父亲的强权意志有关――非逼着我背诵唐宋诗词，特别是寒暑假，几乎每天一首。正是贪玩年龄，哪儿有古人的闲情逸致？窗帘飘动，我摇头晃脑背诵：“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刘禹锡《陋室铭》）

至于书架最顶端的那些书，从庄严品相到厚重程度就让人犯怵，直到“文革”写大字报才用上。读着读着，才明白父亲置于顶端的道理――高处不胜寒呵。

　　　　　　　　　　　　　　　　　　　　　　　　　　　　（三）

大约10岁那年，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从家门口到厨房的过道阁楼上，堆满大批“禁书”。

人小阁楼高，本无事，但好奇心作祟，趁家中无人，我把两把椅子摞起来，再加一高凳。要对得准，到严丝合缝的地步。那完全是杂技表演，可惜无看客，要说惟一看客是我，非要登高看个究竟。

打开阁楼门，故纸味和尘土味扑面而来。我常逛旧书店，故纸味淡雅幽远，如焚香，召唤远道而来的灵魂。而这里，或许在暗中关得太久，故纸味要强烈一百倍，像犯人，充满敌意的侵略性，熏得我头晕。屏息凝神，渐渐适应那气味的冲击和昏暗的光线，凭直觉我立马意识到，这是个真正的宝库。

我至今还能记得其中不少书的装帧品相破损程度及独特的气味。它们来自不同的年代和区域，有着不同的旅行路线。首先是纸浆的来源——棉花稻草混合在一起，再加上各地温差湿度，吸附四季的气息和饮食风味。每本书都有生命，都有各自的年龄、籍贯和姓名。

我家阁楼的藏书大致分四类：其一，旧版的《唐宋传奇》《警世恒言》（未删节版）《封神演义》等；其二，解放前出版的各类小说，包括张恨水、郁达夫等，连茅盾也被打入冷宫，大概由于露骨的色情描写；其三，是各种三四十年代的流行画报，包括《良友画报》《妇人画报》《影艺画报》；其四，是母亲以前学医用的专业课本，包括《生理解剖学》《妇科大全》等。

显而易见，我家处于双重的文化生活中：书架是对外开放的，代表正统与主流；阁楼是隐秘封闭的，代表非法与禁忌。自从发现阁楼的秘密那天起，我也跟着过上了双重生活。

下课回家，我把椅子凳子摞起来，登高，打开阁楼门，在昏暗中摸索，抽出一本本书，先做初步判断，再运下来。读罢，在父母下班前把书放回去。

阁楼深，胳膊短，要想够到深处，就得再加个小板凳才行。稍有闪失，人仰马翻，摔得鼻青脸肿。在我早年的阅读经验中，除了公开与隐秘、正与反之分，更重要的是疼痛感。我以为，那是阅读禁书的必要代价。

从古代传奇到现代小说，性描写远比革命小说邪乎多了，原来性禁忌只不过是后来才有的。《生理解剖学》等医书涉及女人器官结构和功能，让我目瞪口呆――原来孩子是这样生下来的。与“五四”以来的上乘散文相比，刘白羽之流不过是卖假药的郎中而已。

阁楼内秩序的混乱引起父亲的疑心，他在阁楼上了把锁，但丝毫不能阻挡我深入事物内部的决心。我东翻西找，终于找到那把钥匙。

　　　　　　　　　　　　　　　　　　　　　　　　　　　　（四）

与阁楼有关的秘密阅读，始于10岁，一直持续到17岁，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积极参加造反的同时，我仍从阁楼偷食禁果。直到同年8月某日，大楼门口贴出某红卫兵组织公告，宣布要逐门逐户抄家，限令把所有“四旧”物品书籍在指定时间缴到居委会，不得延误，否则格杀勿论。

我们全家忙乎了三天。父亲打开阁楼，把全部藏书取下来，堆在一起。这些伴我成长的书，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等待付之一炬。想象它们在火中翻卷时的形状和声音，伤感之余，我竟感到一丝窃喜。

□ 《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