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2009年第十五期（4.13-4.19）文章选登
中共老人呼籲為胡耀邦徹底平反•江迅
•四月十五日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二十週年，李銳、胡績偉、謝韜、何方等十二名中共政壇老人撰文，在香港出書，呼籲為胡耀邦徹底平反，再為趙紫陽平反，以後逐漸平反「六四」。除《炎黃春秋》發文紀念外，中國媒體不能自由討論胡耀邦。當年改革從胡耀邦平反文革冤假錯案開始，當前改革也應以徹底平反胡耀邦繼續推進。

被譽為「改革派領袖」、「黨內民主派旗幟」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二十年前匆匆去了另一個世界，在中國人心中留下一座紀念碑，歷史在這裏濃縮。現實，以歷史充實。歷史，靠現實生輝。二十年前的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引發的天安門學潮及民主邉永顺保K在六月四日悲壯落幕。二十年後的當下，「四一五」和「六四」紀念日臨近，不少國人的記憶之火暗燃，北京當局身處敏感時期高度戒防。此際，十二名七十至九十多歲的中共政壇老人，胡耀邦的老戰友、老部下，於二月、三月特別為此撰文。
他們為紀念胡耀邦逝世二十週年而作，但又不僅僅是為了表達緬懷之情，而是懷著對現實的關懷，悼念胡耀邦，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憲政轉型。

這十二名中共政壇老人，其中十一位是老共產黨人，一位是七十三歲的被開除中共黨籍人士。他們認為，零九年是特殊的一年：胡耀邦去世二十週年，「五四邉印咕攀L年，「六四」二十週年，中共執政六十週年。他們中部分人建議，先從為胡耀邦徹底平反開始，而後為趙紫陽平反，以後逐漸達致平反「六四」，透過提高憲法地位，保障人權，以推進中國社會的改革。如果說，當年胡耀邦推進社會改革首先是從平反「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開始的話，那麼今後改革之路應該從糾正鄧小平時期的一系列錯誤開始。

這十二位作者是：原中顧委委員李銳、原《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長謝韜、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何方、原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局長鍾沛璋、原國防大學《當代中國》編輯室主任辛子陵、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員林京耀、長期在外交部任職四十多年的宋以敏、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顯揚、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杜光、原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王家典、原貴州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周成啟。他們的文章彙集成《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十二位老共產黨人的反思》一書，將於四月下旬在香港由晨鐘書局推出。

胡耀邦是中共黨內少見的開明領導人、改革派領袖，當代中國轉型進程中的重要歷史人物。八九年胡耀邦的逝世引發了八九公民維憲邉雍土奶彀查T事件，遂成為中國當代史的分水嶺。要緬懷胡耀邦，必定無法迴避二十年前的八九年「六四」事件。

不能自由談胡耀邦

四月陽春，櫻花落了，悄然無聲。沒有幾天就是四月十五日了，一位中共前最高領導人去世二十年的紀念，在中國大陸官方媒體竟然也了無聲息。四年前，胡耀邦誕辰九十週年，雖然中南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為胡舉辦了紀念大會，也允許胡的家人撰寫的傳記回憶錄出版，但胡耀邦依然不能在媒體被自由討論。唯獨北京《炎黃春秋》雜誌，一再勇闖沒有禁區的「禁區」。

零九年三月號《炎黃春秋》雜誌，發表了馮蘭瑞的長文《精神文明決議：擦肩而過的遺憾——重溫胡耀邦起草的一份中央文獻》。二十多年前有過一個《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下稱《決議》），是胡耀邦直接主持起草，在八六年中央全會上通過的。馮蘭瑞認為，這是上世紀最後二十年那樣的政治環境下所能作出的有關精神文明建設的唯一的重要決議。《決議》中有不少新觀點反映了胡耀邦的思想，當時人們大都認為在「鄧胡趙」體制下，按《決議》的路子走，中國實現現代化中興偉業的成功可以預期。然而，「中華民族竟然又一次與現代政治文明擦肩而過」。

馮蘭瑞一文從突出政治體制改革、根本任務是培養公民、精神文明建設與對外開放三個角度作剖析，特別強調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自由民主制度。作者文章說：「人們沒有想到的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同情、姑息知識分子，竟會成黨的總書記被非法圍攻、逼迫辭職的一大罪狀」。胡耀邦被迫辭職，「鄧胡趙」體制解體，他去世以及以後發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延緩、貽誤了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轉型和實現政治民主化，鑄成國家民族永遠的遺憾。

接著，《炎黃春秋》第四期又發表李銳的《向胡耀邦學習》文章。文章說：「我們黨的歷屆正式領導人，從陳獨秀開始，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秦邦憲、張聞天、毛澤東、華國鋒……一一回顧起來，最得人心的，我個人以為是胡耀邦」。「在黨內黨外公眾的心目中，他是黨的良心，社會的良心」。

胡耀邦的隆中三策

李銳在這篇文章中說，胡耀邦是應該得到這樣的歷史地位的，因為他是真正扭轉乾坤、推動歷史前進的一個人物。黨在毛澤東去世時解決了「四人幫」後，面臨「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胡耀邦理直氣壯、挺身而出。當葉劍英派他的兒子將「四人幫」已被抓起來的信息告訴胡耀邦時，他立即進言：「中興偉業，人心為上；停止批鄧，人心大順；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當時被稱為「隆中三策」）這時全國還在「兩個凡是」（凡是毛澤東作出的決策，都堅決維護﹔凡是毛澤東的指示，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徽窒隆：谥醒朦h校副校長的崗位上，頂著風險，組織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衝破了「兩個凡是」左傾錯誤思想的長期束縛。他大膽排除上面來的干擾，平反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從「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直到五十幾萬右派分子，不但還歷史以公正，且為改革開放找到了一大批得力幹部。十年浩劫後，不做好上述這兩件大事，就無從打開改革開放的新局。

《炎黃春秋》的這兩篇文章，是中國大陸至今僅見的胡耀邦去世二十週年的紀念文章，而十二位中共老黨員，即黨內民主派的紀念文章，也只能在「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彙集成書出版。這一現象，令人感慨。十二位中共老黨員的十二篇長文，如實記錄了一代老共產黨人的真辗此迹P於胡耀邦，也關於這個時代，它們代表了一種歷史擔當精神。

零九年三月，李銳在一次談話時說：「鄧小平在政治上揹了兩個包袱，一個是八九年『六四』，一個是三峽工程。」

自稱「有人喜歡，有人討厭」的李銳，零九年三月對友人說：「江澤民是在鄧小平家裏接班的，鄧小平說：『毛（澤東）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你什麼時候說了算，我就放心了。』西方有這樣的話，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人有了權，很麻煩，特別是在中國，在西方它還有約束，但在中國沒有約束。」

在十二個中共老人撰文紀念胡耀邦的這部書裏，李銳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局勢對胡耀邦而言，工作確實很難做，上面有兩個老人壓著。鄧小平贊成「權威主義」，他認為中國總得有「一個人說了算」。李銳說：「耀邦告訴過我，鄧小平與陳雲這兩位政治老人的關係，按鄧小平的話說，是『談不攏』，耀邦在位時，就開不成常委會；『只能有一個婆婆』，這是鄧小平讓薄一波向陳雲傳達的。改革開放，鄧小平在經濟上比較堅定，如成立『特區』，這是一個創舉。陳雲則仍堅持『鳥徽摺唬@是原則性分歧。在意識形態上，鄧小平『不問姓資姓社』、『不管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不為既往的正統理論所限制，敢於突破，這是有極大功勞的。而陳雲仍跳不出舊框框，八九年，中顧委發了個一號文件，刊載了陳雲同趙紫陽、胡啟立、李瑞環八七年以後的談話，他說：『列寧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

李銳在《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的文章中說，「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就垮了。後來接班的鄧小平，其實也是半個毛澤東。八九年「六四」事件，出動軍隊鎮壓學生邉樱@種連毛澤東活著都不可能幹出來的事，鄧小平卻幹了。「六四」期間，他聽信李鵬和李錫銘謊報「學生動亂」的讒言，要實行軍事戒嚴，蕭克、張愛萍等七位上將聯名上書反對武力鎮壓，鄧小平毫不理睬。李銳說，對「六四」風波，陳雲則有自己的看法。當時在中顧委，杜潤生、李昌、于光遠和李銳反對鎮壓學生，事後遭幾個月批鬥，還準備要開除這四人的黨籍，最後是陳雲挽救了他們。陳雲說：「這種事不能再幹了，否則，以後還要平反。」

李銳、胡績偉是中共黨內改革派元老。李銳以一部《廬山會議實錄》名揚天下；胡績偉上世紀八十年代執掌《人民日報》，為「人民性」振臂吶喊。二人都是中共黨內著名的改革先鋒。如今他倆都已九十多歲，卻依然關心著國家和這個黨的前途。

鄧小平是半個毛澤東

胡績偉在紀念胡耀邦的文章《要自由民主，還是要專制壟斷？》中說，「文革」以後，鄧小平一直表示不擔當黨政主要領導職務，但軍委主席一職卻無論如何是要當的，因為只要掌握了軍權，就掌握了國家。八七年中共十三大通過決議，鄧小平任軍委主席。時任黨的總書記是趙紫陽，國家主席為楊尚昆，任軍委副主席。這樣，鄧小平居然凌駕在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之上，後人恐怕是難以想像的。「六四」
以後，曾有人指責是楊尚昆命令讓軍隊鎮壓人民，楊尚昆喊冤：「我有什麼權力調動軍隊啊！」鄧小平才是最後拍板採取武力對學生鎮壓的人。

胡績偉說：「『六四』以後，還搞了兩次大的政治邉樱皇乔宀檫動，二是黨員重新登記（即清黨邉樱．敃r有四個人，于光遠、李銳、杜潤生、李昌，胡喬木不讓他們保留原來的黨籍。最後陳雲表示不同意，這才把這四個人保了下來。這兩個邉诱艘淮笈耍淮笈荒切┍Ｊ嘏梢暈檠壑嗅數娜恕�
但究竟整了多少人，現在沒有人進行研究和統計。」

李銳、胡績偉這一群老共產黨人，有的曾是胡耀邦的老戰友、老部下，曾與胡有密切的工作聯繫或私人接觸；有的是胡耀邦主政時重要的黨政官員或學者專家。作為贊成改革的體制內人士，他們當年都是胡耀邦主張和政策的支持者、踐行者。二十年後的今天，這群老人已邁入垂暮之年，但憂國憂民的衷腸卻沒有改變。只是他們對這個黨、這個體制有了更透徹的體察和認知，對中國要走什麼路有了更清醒更清晰的理性自覺。有學者認為，這樣一個老共產黨人群體的出現，有重要的象徵意義，是中共黨內民主派形成的準備，甚至可說是奪人眼球的黨內民主派的「起點」亮色。

李銳在《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的文章中回憶說，胡耀邦和趙紫陽合作比較融洽，對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全面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中共元老鄧小平、陳雲兩人對全面改革卻有不一致的看法。那兩個「左王」（指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胡喬木、前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鄧力群）趁機在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中穿梭，大進讒言。這兩個「左王」對改革開放起了很壞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領域，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後又批「資產階級自由化」。「清污」只搞了二十八天，幸好被胡、趙聯手制止了。八七年的一次會上，胡耀邦被迫作了檢查，離開會場後即失聲痛哭。一個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傷心透了，是不會這樣大哭的，尤其是在這種場合。他在擔任總書記時就說過：「我尊重老人，又獨立思考。」他盡力在兩位老人之間溝通協調，遇大事必請示，同時還要面對兩個「左王」的明槍暗箭，最後遭到兩方面夾擊，個人事小，全局堪憂，他怎能不放聲大哭。

李銳說，陳雲對胡耀邦有看法，認為他在人事上用「青紅幫」（青年團、紅衛兵）。八二年李銳六十五歲，決定在電力部退下來。這時陳雲要他到中央組織部組建青年幹部局，囑意堅決，促他上任。李銳於這一年三月調入中央組織部。上任後李銳只見過陳雲一次，見了面陳雲就說要「頂住」，言下之意就是頂住胡耀邦。八七年胡耀邦在「生活會」上被以前的戰友王鶴壽揭發，非常傷心，他曾對王鶴壽講過一些心裏話。王鶴壽的侄女後來向李銳透露，揭發胡耀邦是陳雲的命令。 除了兩個老人，當時還有兩個「左王」胡喬木、鄧力群看不起他，在兩元老之間講閒話。

胡耀邦走自由民主路線

李銳在文章中說，「胡耀邦能在共產黨內出現，非常了不起，戰爭年代出來的人，服從慣了，更不容易了。他獨立思考，他不當奴隸，更不願意當奴才」。胡耀邦的辭職和辭世，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帶有濃烈悲劇色彩的一幕。「他的思想、理念、觀點，迄今還有許多沒有付諸實踐，尤其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引出了許多危機。但無論如何，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遺產。對於一個在通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艱難跋涉的民族和國家來說，擁有這筆精神遺產也實為大幸了」。

胡績偉在《要自由民主，還是要專制壟斷？》文章中認為，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就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自由民主的路線，一條是專制壟斷的路線。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胡耀邦，他實行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路線，追求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後者的代表人物是鄧小平，他搞的是一個專制壟斷的社會。「以前對鄧的評價就是集權專制或獨裁專制，我的看法卻稍有不同：集權專制主要指政治專制，但鄧小平不僅在政治上專制，對整個政策，對政治、經濟、軍事、思想都是專制的，『壟斷』一詞比較全面」。

胡績偉在文章中談了他與鄧小平的三次交鋒。第一次交鋒，發生在七九年六月的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在小組討論時，胡績偉作了一個發言，認為民主是一個國家制度，不是一種作風。要依法保障人民享有管理國家的權利，如選舉權、監督權和罷免權等。他在發言中對汪東興（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提出尖銳批評。當時人民住房很緊張，可身為國家領導人的汪東興卻嚴重違反黨紀國法，利用職權，在中南海內非法耗費國家大量資金，為自己和子女修建豪華住宅，建築面積達五千三百八十七平方米，每平方米造價達一千二百八十六元人民幣，比人民大會堂和北京飯店的造價還要高出一倍以上。據估算，這個錢如果用來修居民樓，可以解決一千戶人家的住房問題。

於是，胡績偉提出，這種違法亂紀的行為，發生在主席團的成員中，應予以罷免。這個發言得到了其他人大代表的支持，可是鄧小平卻批評胡績偉說：「這是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名單，你還提意見？！」胡績偉認為，鄧小平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人大的所有文件都經過政治局批准，如果經過批准而不能討論，那何必列在人大議事日程上。胡績偉在文章中說：「我這麼說，鄧小平也不說什麼話了。我這個發言不是代表我一個人，而是代表了三個人，還有《人民日報》的人大代表王若水、政協委員余煥春。『對汪東興實行罷免權』，這個話，不僅我在四川代表團講，王若水也講，余煥春在政協也講。他們講得更具體，比如豪華住宅的防震牆玻璃是多少層、花多少錢等，結果影響很大。這樣一來，就引起中央的注意。
以後的一個會上，汪東興就不能不做檢討，接著中央撤銷他的中央辦公廳主任，他後來提出辭去中央副主席的職務，也獲批准。」

胡績偉說，這是他和鄧小平的第一次交鋒。從這件事他看出：第一，在鄧小平眼裏，人民代表大會僅僅是個橡皮圖章，不用討論，通過就行；第二，官官相護，維護貪污腐化；第三，鄧在政治上十分保守。
在提出「兩個凡是」以後，汪東興積極擁護，即使犯了嚴重錯誤，鄧還是保護的。從這一點也看出鄧小平的政治立場。

胡績偉認為，胡耀邦和鄧小平代表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兩人之間長達十年的鬥爭，首先表現在思想言論自由方面。胡耀邦自始至終都堅持思想理論研究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而鄧小平卻在意識形態方面
搞專制壟斷，一開始請來了兩個老稚钏愕能妿熥鳛樽笥抑郑瑢ｉT打壓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胡耀邦批判「兩個凡是」，但鄧小平復出給中央的信講的卻是：「我們世世代代都要以完整的、準確的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邉印梗@裏面有好幾個「凡是」。鄧小平以後還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其實這就是四個「凡是」。

胡績偉認為，民主和專制兩條路線的鬥爭，同時還表現在經濟政策上。他說，在七九年十月發起關於「生產目的」的討論中，胡耀邦強調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人民，不是為了生產而生產，不能「以鋼為綱」，也要注意輕工業和服務業，不能忽視人民的生活。八一年四月，他發起了「人民群眾是主人翁」的討論，對「包產到戶」表示支持，一直到完全取消人民公社為止。在這些討論中，鄧小平的勢力卻多次出來阻撓。當時有個張浩事件，讓安徽的萬里很被動。後來萬里調到北京分管生產，這才逐步把包產到戶推廣開來。

胡耀邦主張全面改革

胡績偉在文章中提出，必須糾正一種既定的錯誤認識：「現在紀念改革開放，都在說搞特區是鄧小平的功勞，我認為這是不符合實際的」。「特區是習仲勳、任仲夷他們先搞的，不是鄧小平一個人的功勞。
我們中國有一個很壞的傳統：就是一切的好事都是領袖幹的；一切好話都是領袖說的。雖然鄧小平主張特區發展經濟，但是規定這是經濟特區，不能搞政治特區。原來計劃是要把香港的經驗慢慢引進來，但僅限在經濟領域」。

胡績偉認為，胡耀邦和鄧小平的區別主要有兩點：胡耀邦主張全面改革，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時進行；鄧小平是搞跛腳改革，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而且把政治改革都批判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在文章中提出建議，先從為胡耀邦、趙紫陽平反開始，以後逐漸平反「六四」。當年胡耀邦推進社會改革首先是從平反「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開始的話，那麼今後要從糾正鄧小平時期的一系列錯誤開始。鄧小平在世時搞出了許多新的冤假錯案，現在的黨政領導的首腦應該對此作出一個交代。

正如張顯揚在《胡耀邦下台的意識形態背景——人本思想與黨文化的分歧》一文結尾中所言，中華民族是一個缺乏民主、自由、人權和人道主義傳統、而封建主義流毒很深的民族，胡耀邦留下的人本思想遺產，顯得格外珍貴。「它對於我們沿著由普世價值鋪就的世界文明大道，進行現代化建設，尤其是進行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現存的政治制度是按照黨文化，即『階級本位』論和『黨國至上』的國家主義建構起來的，和以專制主義為核心的封建主義遺毒互相促進。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人民至上』的民主主義，正是改革這種政治體制的最好的指南：它們既是『階級本位』論和『黨國至上』的國家主義的對立面，又是封建主義遺毒的強大消毒劑。」■



要繼續他未竟的事業•江迅
•《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一書，從不同角度回憶胡耀邦，同時對中國的多項重要政策作出反思，強調要把政治改革推向深入。

在即將出版的《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一書中，辛子陵的《耀邦反對文化專制——兼論開放報禁的必要》、林京耀的《發展民營經濟是個大政策》、宋以敏的《胡耀邦在對外關係上的撥亂反正》、杜光的《一位偉大的民主主義者》、王家典的《歷史實踐嚴酷檢驗馬克思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的歷史命摺贰⒅艹蓡⒌摹毒拺岩睿阎袊拿裰骰聵I推向前進》從不同角度，對胡耀邦做了回憶，強調要繼續胡耀邦未竟的事業，把中國的改革推向深入。

何方在《胡耀邦與民族區域自治——改革開放初期胡耀邦在民族自治問題上的撥亂反正》中，回顧了胡耀邦對民族問題的主張，認為應該繼承當年胡耀邦的精神，尊重和信任少數民族，實行真正的充分的民族區域自治；尊重少數民族的文化權利，實行憲法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動自由。何方批評了執政黨在民族政策制定和實行中的許多自相矛盾之處：「六十年來，我們一直宣告實行的是民族區域自治，但這只是表面的和對外宣傳用的，實際情況卻是另一回事。因為所謂自治，就得允許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但我們實行的則是『黨管一切、漢人當政』」。

就西藏而言，何方沒有否定共產黨本意在「解放百萬農奴」的初衷，但「黨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和內地一樣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還以救世主自居，這本身就違背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原理。從外面輸入的這種制度變革，大大超出了少數民族群眾的覺悟和認識，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強加」。「我們長期從階級鬥爭的立場出發看待民族問題，也一直用『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的觀點看宗教，所以對宗教總是不信任，總有一種近乎自發的排斥心理，不但要加以控制，還要按自己的模式進行改造。這當然只能引起他們的不滿和反對。我們又習慣於不從自己方面找原因，只知道強制教育和進行鎮壓。但是壓力越大，反抗力也越大，矛盾就越來越激化了」。

鍾沛璋在《耀邦與知識、知識分子》一文中說，胡耀邦深感過去宣傳部門的弊端，把宣傳部門變成文藝界的「管教所」，設置了數不盡的清規戒律，還搞了許多帽子、棍子。這是文化專制主義。宣傳部門應該成為文藝界前進中的「服務站」。為此，八二年他還指導全國文聯黨組為黨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認真貫徹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精神的通知》。文件明確指出：文藝工作要堅定不移地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發揚藝術民主，堅持「三不主義」，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

八二年，鍾沛璋被調到中宣部新聞局工作，當時中宣部也在中南海辦公，他有機會見到胡耀邦。當時有幾位著名的作家和學者正受到來自上面的點名批判，使胡感到為難。一位是部隊作家白樺，他創作的小說《苦戀》，描寫一位知識分子在「文革」中受盡摧殘，他女兒問他：「你愛祖國，祖國愛你嗎？」這是處在困境中一句激憤的辛酸話，被保守派抓住認為「叛國」、「反社會主義」。胡耀邦一方面不得不說這是一個不好的作品，另一方面盡力使之降溫說理，讓作者接受批評，而結束這場「文革」式的大批判。一位是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他透過報告文學尖銳揭露現實中黨內存在的腐敗，以表達對黨的「第二種忠铡梗鹩行╊I導人的不滿。胡耀邦曾試圖說服劉賓雁改報告文學為創作小說。

鍾沛璋說，胡耀邦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擔任黨中央的領導，雖然他心如流水，與人類現代文明的長河聯在一起，但上有老人「垂簾聽政」控制，中有長期形成的「左派」勢力攻擊，處境十分艱難。儘管他無私無畏，一再反對帽子、棍子的文化專制主義，但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污染」的帽子、棍子還是不斷向他壓來，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作為一個重大罪狀下，被迫下台。

謝韜因年前的民主社會主義主張而名噪海內外。此書主編張博樹在謝韜家一起討論謝韜擬寫文章的主題。謝韜當時精神頗佳，談了兩個小時，最後商定文章主題圍繞執政黨的組織轉型話題展開。謝韜已就這話題寫過一篇短文，但言猶未盡，很想就此機會做一個更深入的探討。謝韜還索要了有關胡耀邦的資料，表示在寫作前再做些研究。遺憾的是，此事未及進行，他突發腦血管病住進了北京醫院。幸虧搶救及時，總算脫離了生命危險。目前，他的病情已有所好轉，但繼續原來的寫作計劃，在短期內是不現實的。

謝韜入住醫院，前不久李銳去探望他，他已經說不出話來。因此《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一書，收錄的是謝韜早先寫的文章《共產黨組織轉型的思考》。文章指出，共產黨強調自己的「先鋒隊」性質，組織上奉行「集中制」和「集權制」，在政黨組織形態上其實是極其落後的。「先鋒隊」理論完全不能適用於建設一個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開放的、群眾性的現代政黨。這樣一個政黨應強調「民主」而不是「集中」，強調「分權」而不是「集權」。■

專訪：《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主編﹑哲學博士張博樹
中國政改與憲政轉型•江迅
•中共黨內已出現民主派，他們在思考也在行動。他們紀念胡耀邦，懷著一份深深的現實關懷，要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憲政轉型。

李銳等一批關心中共命叩墓伯a黨員最近撰寫文章，匯集成《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一書，作為「中國轉型建設文庫」系列叢書（石逸群總策劃）的第一種，即將由香港晨鐘書局推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學者張博樹是該書主編。四月五日，張博樹就此書出版，在北京接受亞洲週刊訪問。

你怎麼會想到籌劃此書？

零八年秋在和一些中共老前輩聚會時，談及胡耀邦逝世已快二十年，但耀邦的這樁公案還沒有翻過來，此事不宜再拖。耀邦有很多思想還沒有認真、深入梳理，而這份遺產對當今中國的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應該對此做點什麼。這就是該文集的緣起。作者都是或曾是中共黨內人士。不少朋友為此書的編輯和出版提供了幫助。我並不是中共黨員，但受這些中共老先生的委託，承擔文集的編纂工作，頗感榮幸。

你為什麼會選擇這十二位作者？

其實聯繫過的作者不止十二位，由於有的老先生身體狀況不太好，或是有別的事情，最後落實的是這十二位。這些老人，年歲最大的已經九十多歲，小的也已七十多歲，在兩、三個月的寫作過程中，老人們都極為認真，有些稿件反覆推敲、修改。何方老先生甚至因用腦過度失眠而住進醫院。他們的精神的確令人感動。

此書的主題是什麼？

胡耀邦去世二十年，中國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一黨專權的政治體制造成權貴資本泛濫，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結構失衡，在根本意義上阻礙中國回歸人類普世文明。當年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而且嚴重程度已遠甚於當年。二十年來所取得的所有經濟成就，在一個助長貪腐的體制面前，顯得黯然失色。這就是我們當下面對的現實。今天紀念胡耀邦，必然懷著一份深深的現實關懷；這種紀念，除了緬懷故人，更是為了推進耀邦先生未竟的事業，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憲政轉型。本書題為「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意義即在於此。這也是編輯、出版這本書的根本用意所在。

你怎麼理解中共黨內出現不同的政治主張？

中國共產黨是根據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創建的革命黨，在政黨分類上，屬於現代極權主義政黨類型。嚴密的組織、服從領袖、禁止一切派別活動是極權主義政黨的基本特徵。毛澤東當政時的中共，曾把這些特徵發揮到極致。在那個時代，中共黨內不按照自己的黨章規定，開展「民主生活」，出現不同政見或形成有組織的黨內派別，更是不可能的事。

一個專制性政黨內部出現分化，產生不同的政治主張，只有在這個黨生逢的歷史條件發生變化、作為極權主義政黨的黨本身也開始走向衰落時，才有可能發生，這正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現實。

這些作者被視為中共黨內民主派，你怎麼看中共黨內這一群體？

這些年來，共產黨內出現一批有識之士，他們當年參加革命本來是為了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但大半生的經歷證明，這個他們親手參與創建的體制，非但建不成這樣一個「新中國」，反倒離這個目標越來越遠。只有憲政民主，那個原來被馬克思主義批判為「資產階級」的政治體制建構，才是人類的光明正道。他們是這個黨的成員中的最早一批覺悟者。「兩頭真」可謂對這批老共產黨人的如實寫照，那就是，年輕時參加革命、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是真；到了晚年提倡憲政民主、反對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同樣為真。正是這樣一個「兩頭真」老共產黨人群體的出現，為中共黨內民主派的形成做出了重要開局。

中國的憲政改革為什麼那麼困難？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內還有主張回到文革的「毛派」和堅持「特色論」的正統派。最近正統派對普世價值的批判不就搞得熱火朝天嗎？這說明這個黨的確在認知層面已經發生分化，而認知背後反映的則是更加尖銳的利益層面的衝突。中國的憲政改革，要求它的執政黨也跟上時代的步伐，從原來的專政黨轉變為憲政民主體制內的民主政黨。

這不容易，有太多的既得利益，特別是權貴利益絆著執政者的腿，令它寸步難行。民間自由力量做了很多努力，推進改革和憲政民主，零八年底發表的《零八憲章》就是證明。中共黨內民主派也在思考，也在行動。這次十二位政治老人聯袂奉獻的這部文集，就證明了這一點。他們同樣給中國帶來了希望。■

胡耀邦小檔案
1915年生於湖南瀏陽貧農家庭，1929年加入共青團，1933年到江西中央蘇區，9月轉為中共黨員，1934年參加長征，到延安後轉做軍隊政治工作，曾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副主任、解放軍第三縱隊政委等職。
1941年11月與李昭結婚。1952年起任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書記處書記、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中共中央委員、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文革中受迫害，1967年初被關進牛棚，1975年恢復工作後貫徹全面整頓方針，再遭批判。1977年起先後任中央黨校校長、中央組織部長、中共中央秘書長、政治局委員，推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力保鄧小平復出重新工作。1980年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1981年當選黨主席，1982年取消主席後當選總書記。1987年1月因「反自由化不力」被迫辭職。1989年4月15日病逝。1995年12月，胡耀邦故居在湖南瀏陽修復並正式對外開放。2005年1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座談會，紀念胡耀邦誕辰90週年；但媒體仍不能自由談論胡耀邦。■

封面专题：十二名中共老人小档案

李銳

湖南平江人，一九一七年生於北京。三七年加入中共。曾任高崗、陳雲的政治秘書，後任《新湖南報》主編、湖南省委宣傳部長。五二年調北京燃料工業部，五八年任水電部副部長，兼任毛澤東秘書。五九年廬山會議上被定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撤消職務，開除黨籍。「文革」時關押秦城監獄達八年，七九年平反後任電力工業部副部長、國家能源委員會副主任。八二年起任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長、常務副部長。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員，十三大中顧委委員。

胡績偉

一九一六年生於四川省威遠縣，三七年加入中共。三七年起先後任《大聲周刊》編輯、《星芒報》主編，而後十年在延安，任《邊區群報》主編，兼《解放日報》採訪通訊部主任等職。四九年起在西安任《群众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西北總分社總編輯等職。五二至八三年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總編輯、社長。曾任第六、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及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

谢韬
原名謝道爐。一九二一年生於四川自貢。四六年加入中共。曾任重慶《新華日報》記者、延安新華總社編輯。四九年後，主持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的工作。五五年因胡風事件被捕入獄，六五年被定為「胡風集團骨幹分子」，六六年回原籍自貢市，七九年重返北京，參與創建《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後主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八二年起任中國人民大學第一副校長、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長。

何方

一九二二年生於陝西臨潼。三八年赴延安，三九年參加中共，四五年被派去東北先後任縣委宣傳部長、省青委副書記等職。五零年調外交部任職。五九年受張聞天牽連，被定為反黨宗派成員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文革」初始被打成專政對象，後被押送幹校改造九年。七九年平反後，出任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九九年離休。為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零七年被評為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鍾沛璋

一九二四年生，原籍浙江鎮海。三九年加入中共，四二年前往新四軍抗日根據地參加黨校學習，後在江浙參與領導學摺Ｔ谏虾撧k電台、《學生報》，主編《青年知識》；四九年後，在上海創辦《青年報》，任總編輯，後任北京《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團中央研究室主任、中宣部新聞局長等職。離休後，任香港新華社高級研究員、《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卷和《當代中國叢書》新聞卷主編、國家新聞出版署特邀顧問等職。

辛子陵

原名宋科，一九三五年生，河北安新人。五零年參加解放軍，五九年加入中共。曾任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助教、軍政大學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軍事學院出版社社長、國防大學《當代中國》編輯室主任等職。在職和退休後，批判極左思潮，撥亂反正，有重要著述問世。

林京耀

廣西壯族，一九三五年生，高中讀書時加入中共，一九六三年在中宣部科學處任職，文革中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遭迫害。一九七八年參與籌備全國科學大會，調中國科協研究室。一九八零年調往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因「自由化」觀點屢受鄧力群點名批判。

宋以敏

一九三一年生，浙江金華人，研究員。一九五六年參加中共。
一九四九年起先後在外交部新聞司、中國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交使團、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外交部直屬國際問題研究所從事國際問題研究。
從一九八五年起在日內瓦聯合國裁軍研究所、華盛頓國際研究與交流協會做專題研究。

張顯揚

一九三六年生，江蘇太倉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六五年加入中共。七四年受當時所在的北京大學指派，參加江青領導的中央工作組，清理林彪材料。從八零年起，不時遭整肅，八七年被開除黨籍，罪名是「一貫反對馬克思主義，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六四風波後，被欽定為兩個「老早要搞動亂」的人之一。近二十年來主要從事當代中國史的研究與反思，主持編寫、出版《胡耀邦年譜長編》和《趙紫陽中南海十年記事》等。

杜光

原名林道茂，浙江溫嶺人，一九二八年生，四八年參加中共，五八年在中央黨校工作時被劃為右派分子，六一年「摘帽」後留黨校。六四年被遣回浙江，七九年「改正」後回中央黨校，先後任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科研辦公室主任，兼圖書館館長。八八年參與籌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任幹事長。因支持八九學撸毒帕隳瓯怀废磺新殑眨S即離休。九五年起撰寫徵求意見稿，分析歷史與現實問題，零三年起在互聯網上發表時評和專題文章，至今已發表二百餘篇。

王家典

江蘇徐州人，一九二九年生於南京。
中共黨員，曾任江蘇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
一九四七年就讀金陵大學時投入學摺Ｒ痪潘陌四暧赡暇┩侗紳蠀④姡瑥慕誊娛略盒！�
一九五六年轉業而考入南開大學歷史系。

周成啟
一九三一年生，浙江省寧波市象山縣人，研究員，中共黨員，原任貴州省社科院副院長。一九四九年，南下參加二野西南服務團。一九五零年至五四年在中共中央西南局辦公廳任職。一九五八年，四川大學政治經濟學畢業後，在貴州師大任教，曾任政教系副主任。一九九五年，離休。曾任全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史學會顧問、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顧問、世界教科文衛組織專家成員等。

張博樹小檔案

五五年生於北京，八五年入讀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學系，獲哲學碩士、博士學位，任職社科院哲學研究所至今。八九年後，透過寫作《從五四到六四》（六卷本），追索百年中國民主轉型。近年撰寫《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系列報告。還有《從五四到六四》（第一卷）、《解構與建設：中國民主轉型縱橫談》等。（江迅）■


邱立本：胡耀邦政治改革的靈感
•胡耀邦在昨日的權力博弈中倒下去，但他卻在今日的政治改革中，上升為黨內外永恒的靈感。

胡耀邦是中共政治改革的先鋒。他推動黨內民主，反對終身制，反特權。他不懼困難，為百萬文革和反右的冤假錯案平反，還以多少老幹部的自由和名譽。他並以具體的行動，落實「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將一些惡名昭彰的高幹子弟繩之以法，讓老百姓耳目一新，在八十年代，帶來思想解放的新氣象，也使他獲得民間超高的支持度。

但恰恰是他的政治改革使他在黨內受到猜疑，被攻擊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最後在一個黨內的「生活會」中被圍攻，在非正常程序下被迫黯然下台，而參與攻擊他的一些元老，正是曾被他平反的人物。

他下台的罪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變得很諷刺。因為近年來中國的現實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昔日的社會主義理想早已拋諸腦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基礎教育崩壞和公共醫療的欠缺，成為多少「無產階級」的最痛，那些底層的兩億民工，成為了二等公民，而本應為弱勢群體發言的共產黨，卻被視為與權貴結合在一起。在人大政協中，在黨政的利益網絡中，財團、跨國企業和專業團體，都有他們的代言人，但那些無助的民工，卻被遺忘在歷史的角落，成為共和國的孤兒。

這當然會讓胡耀邦哭泣，正如他在生活會被迫下台後，他坐在會場外的階梯上，嚎啕大哭。他是性情中人，心中永遠有一把不滅的理想主義火炬，要照亮中國所有的黑暗角落。他來自基層，當然也對底層的痛苦有切膚之痛，也絕對難以容忍今日中國對民工的歧視。儘管他沒有學歷，他卻是中共黨內的讀書種子，飽覽群書，從紅軍年代開始，他都是手不釋卷，毛澤東就曾為此讚揚他，號召全黨向他學習。在閱讀與思考中，他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動力，就是不斷堅持理想，推動制度的創新和變革，才能獲得老百姓的真心支持。

這次十二位中共政壇老人撰文，要求為胡耀邦徹底平反，展示中共體制內健康的力量。那些曾經在青春歲月中充滿理想主義的中共老黨員，在晚年驀然回首，爭取說真話的最後機會。他們不理會這是中共黨內「兩頭真」的譏諷——只有在年輕時和年老時才說真話。他們在生命中的夕陽時刻，找回失去了的純真與堅持。

這也使「兩頭真」的調侃成為現實政治中的新動力。不少年輕一代的中共黨員，也和六十年前建國之初的胡耀邦一樣，敢於質問種種不公平的現象，不會被意識形態的名詞所糊弄，也不會被工於算計的機會主義者牽著鼻子走。

其實中共黨內不斷出現機會主義者與理想主義者的博弈。胡耀邦不理會那些潛規則，拒絕將黨弄成一個利益交換的平台，更痛恨黨成為權貴資本主義的代言人。他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初，就碰觸最敏感的權力制衡問題，了解絕對的權力必然絕對地腐敗。這也使他被充滿不安全感的機會主義者所攻擊，含恨而終。胡耀邦在昨日的權力博弈中倒下去，但他卻在今日的政治改革中，上升為黨內外永恒的靈感，也成為執政黨能否尋回民心的風向球。■

邱立本 Asiaeditor@gmail.com

為蔣介石全面平反的新傳記•陳之嶽
•前美國外交官、哈佛學者陶涵出版蔣介石傳，全面平反「最後的倖存者」，肯定蔣對台灣民主政治創造的條件。雖然「小罵大捧」頗多溢美，而且也有不少史實瑕疵，但依然是本巨細靡遺的上乘傳記。

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和中共革命（造反）成功，在紅旗招展中建立政權；蔣介石和國民黨倉皇撤退台灣，在風雨飄搖中鞏固復興基地。從此，「毛澤東研究」即成為西方的一支顯學，毛的傳記多如過江之鯽，從哈佛校園到非洲荒野，從拉丁美洲到巴黎塞納河左岸，沒有人不知道毛（Mao）。毛澤東成為二十世紀最有名的中國人，其在世界上的知名度遠超過孔子和孫中山。

反觀比毛澤東還早搞革命並領導中國抗日勝利的蔣介石，在一九四九年內戰失敗以後，被國際輿論譏為「政治難民」，處境維艱，角色尷尬。這位曾十度出現《時代》（Time）週刊封面（斯大林亦十次）的不屈老兵，變成一個被遺忘的老人。西方有關蔣介石的著作，可謂寥若晨星；擁有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的華裔學者陸培湧（陸品清，Pichon P.Y.Loh，一九二八年生，上海人）於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一九四九年國民黨之潰敗》、《蔣介石的思想信仰》和《蔣介石早年的人格及政治研究》等英文論著，為西方學界的「蔣介石研究」開闢了道路，但後繼者很少。

曾在中國駐足多年的美籍英國作家白英（Robert Payne）寫過《蔣介石》；柯洛吉（Brian Crozier）和前香港《大公報》資深媒體人周榆瑞多年前合撰過《失去中國的人》；前香港英文《南華早報》總編輯范比(Jonathan Fenby)二零零三年出版《蔣介石傳》，只寫到一九四九年。這些通俗著作皆不能令人滿意。

過去一段長時間，西方對毛的評論褒多於貶，最近幾年則貶多於褒；對蔣的看法，一九四九年後有貶無褒；二、三十年來，由於台灣在經濟、教育、文化、生活水準和政黨政治的卓著表現，舉世矚目，西方媒體和學界出現了為蔣平反的趨勢，褒遠多於貶。

新近由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陶涵（Jay Taylor）撰寫、哈佛出版的《委員長：蔣介石和近代中國的奮鬥》（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全書七百二十二頁，定價美金三十五元），即是一本全面平反蔣介石的著作。今年七十餘歲的陶涵，畢業於田納西州納希維范德比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即宋美齡的父親宋嘉樹的母校），並在安娜堡（Ann Arbor）密西根大學獲遠東研究碩士。一九五七年起當外交官，足跡遍及台灣、香港、北京和非洲。

出版過蔣經國傳

六十年代初，在台中美國國務院華語學校學過兩年中文，後來在台北美國大使館做二等秘書，專門負責撰寫政情報告及分析；亦曾任職香港美國總領事館。八十年代初，中美建交後，出任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政治參事；後調任白宮國家安全會議擔任中國問題專家。陶涵於二零零零年出版五百二十頁的蔣經國傳，英文名為《委員長之子：蔣經國及中國與台灣的革命》（哈佛出版），對小蔣正面評價遠多於負面批評。陶涵說他用三年時間寫蔣經國傳，以五年歲月撰蔣介石傳。

世界近代史上被西方媒體和政界稱為Generalissiom（最高統帥、大元帥、委員長）的軍政首腦，除了蔣介石，另外一個即是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生於一八九二年，卒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較蔣晚死七個多月）。截至目前為止，陶涵這部傳記可說是所有蔣介石的中英文傳記中，最完整、最全面、最詳盡的一部，從蔣出生寫到馬英九和國民黨從陳水扁和民進黨手中奪回政權。陶涵在找資料和寫作過程中，參考了兩岸及美日俄的第一手史料，其中包括蔣家後人捐給史丹福大學胡佛檔案館的《蔣介石日記》（一九五四以前）；作者並訪問了兩岸史學工作者，其中尤以得到多年來遍查海外
各大檔案館民國名人日記、檔案與口述歷史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之助甚多。

台灣學者陳永發、陳立文、陳存恭、陳鵬仁、朱浤源、邵銘煜、張淑雅等，及追隨老蔣多年的秦孝儀、熊丸醫生、錢復、俞國華、郝柏村、楚崧秋和蔣家後人，都是陶涵訪談的對象。事實上，陶涵於九十年代末撰寫蔣經國傳時即已訪問過蔣氏父子身邊的一些幕僚和部屬（如李煥、馬英九等），而其中不少素材，在蔣介石傳中又拿出來「反芻」。

陶涵說他以前對蔣介石的印象深受伊羅生（Harold Isaacs）的《中國革命之悲劇》和葛拉姆• 裴克 (Graham Peck)、芭芭拉• 塔克曼(Barbara Tuchman)等人的著作的影響。而他本人過去一直認為蔣是個蠻橫的獨裁者、把大陸輸給毛澤東的失敗軍頭，亦認為蔣除了諏嵵猓跎倏扇≈帲蝗萑滩肯仑澪郏瑳]有真正的原則和思想，成就甚微。六十年代初，陶涵在美國駐台灣大使館任職期間，曾和蔣握過兩、三次手，令他印象最深的是，蔣的手很小，握起來沒有力氣，陶涵在書中至少三次提到此事。蔣介石於四十年代中和來華調停國共衝突的馬歇爾將軍握手時，亦發現馬帥的握手軟弱無力。

一九七五年四月，蔣介石以八十七歲高齡辭世時，陶涵正以美國國務院中國科官員身分在中國大陸旅行。他聽到蔣去世的消息，並沒有太大的反應。及至二十多年後撰寫蔣經國，始對老蔣有進一步認識。當哈佛出版社約請他在蔣經國傳之後寫蔣介石傳時，他想了很久才答應下來。經過五年的研究、訪問和旅行，他開始了解到老蔣是個極其矛盾的人物：他是一個現代新儒家，但他支持女權，並和蔣夫人的同性戀外甥女孔令偉相處至為融洽；他是個堅決的民族主義者，痛恨西方列強侮辱中國，但他的孫輩全是混血兒（章孝慈、章孝嚴是例外）；他的領袖特質(charisma)並不顯著，和他同時代的人亦不喜歡他，但他的決心、勇氣和廉潔，使他間或受到全民擁戴；他是個抑制型的人，但他卻有懾人的威嚴；他顯得沉著莊重，但無幽默感；他脾氣暴烈，但容易微笑，有時亦會痛哭失聲。

陶涵說，每當中國遭遇外患，蔣介石為了國家的生存﹑團結他個人的統治，他會使用殘暴的手段；在日記中，蔣有時會像得了多疑偏執狂的人那樣怒吼；不過，蔣在危機中常保持鎮定和分析能力。他雖在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遭到大挫敗，卻為台灣日後發展成生龍活虎的民主政治而鋪路。陶涵稱頌蔣介石是個「最後的倖存者」（ultimate survivor），意思是說他一生歷經艱難險阻和橫逆，卻能在寶島不屈不撓以終。陶涵強調，蔣介石的最大願望是維護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主權獨立；因此，內戰末期國軍兵敗如山倒之際，蔣斷然拒絕國民黨軍政要員所提「畫江而治」、與中共南北對峙的建議。陶涵認為，蔣撤守台灣的目的，即是避免在大陸形成兩個中國的局面。而在五十年代台海危機期間，蔣拒絕美國提出放棄金門、馬祖的主張，即因金馬仍與大陸連成一線；如放棄金馬，則台灣將與大陸無任何形式上與實質上的連繫。

相信兩岸密使的說法

陶涵並接受過去一直盛傳不止的兩岸秘密接觸的說法。曾任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部主任的王冀對陶涵說，他在一九九四年訪問大陸時，曾主管中共情報與安全業務的人大委員長喬石告訴他，五十年代台海危機時，蔣介石曾託人（據稱是曹聚仁）向周恩來傳達一項訊息：中共如不停止砲轟金門，則他將照美國人的意思去做（即放棄金馬），中共果然停止砲擊。陶涵說，七十年代初，基辛格秘訪北京時，周恩來曾告訴他這件事。陶涵又說，基辛格與尼克遜和中共會談內容，蔣介石均很清楚，他的消息來源據說是周恩來。過去謠傳擔任過兩岸密使的人，除老報人曹聚仁之外，還有宋宜山等人；香港英文《南華早報》亦曾於一九九六年三月報道，蔣介石、蔣經國、陳赵谝痪帕晔潞椭芏鱽怼堉沃小⒘_青長密會於某一小島。前國民黨文工會副主任、「劉少康辦公室」成員之一的魏萼最近透露，一九八八年鄧小平曾親口對他說：「蔣經國曾經託人帶話給我！」不過，鄧未說是何人帶話。但亦有人表示，兩岸密使的傳言不可盡信；陶涵輕信人言，而未加以求證。

細讀蔣介石傳全書正文與附註，可以看出陶涵對英文資料哂玫煤芎茫挥伸蹲髡咧形某潭扔邢蓿瑢χ形馁Y料的掌握則遠遜，而他對一些基本事實的誤解與不熟，則令人頗感意外。他對蔣介石的評價，多半還算中肯、客觀，亦能以史料與史實支持其說法。對蔣的打壓異議分子和反對派，以及對一九四七年台灣「二二八」事件的鎮壓，作者亦提出犀利批評。但對蔣的溢美之辭，則所在多有，予人有「小罵大捧」之嫌（史家黃仁宇的《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和他在其他論蔣的文章裏，亦對蔣採「小罵大捧」立場）。尤其是近幾年民進黨「去蔣化」、「去中國化」(李登輝首倡)以及大陸朝野對兩蔣的正面看法，為兩蔣說好話的聲音響徹雲霄；而在《蔣介石日記》面世後，更出現不少海內外學者對日記作過度解讀的現象。

陶涵的蔣傳主要是寫給西方英文讀者看的，對蔣的一些事蹟及其身邊人物寫得頗為詳細，如對蔣的愛將、黃埔一期杜聿明（物理學家楊振寧的岳父）的抗日與內戰經歷著墨不少，不知西方讀者是否有興趣？
全書在史實說明和解釋上雖無明顯錯誤，但一些不可原諒的小錯和瑕疵不少（英譯名字拼錯亦多），而損及本書的權威性與可信度；亦會使華人讀者質疑作者是否真正熟悉國共關係史和台灣近三十年政治史，以及一些人物的背景？同時，華人讀者更會覺得作者對兩岸近代史似乎有點隔閡。

這些不該弄錯的史實包括：抗戰時擔任兵工署長、在台灣做過十年國防部長的俞大維，是浙江紹興人（母親則是曾國藩孫女），不是蔣介石的奉化同鄉；而俞氏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獲哈佛大學數理邏輯博士，後在柏林大學研究，並未負笈牛津。陶涵可能把負責抗戰遷川事宜的俞飛鵬誤為俞大維。俞飛鵬是浙江奉化人，當時擔任交通部長兼軍事委員會後方勤務部長（見原書一五二頁）。杜聿明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戰役（徐蚌會戰）潰敗後被俘，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獲釋，被中共關了近十一年，而不是被關二十五年（見原書第四百頁）；和杜聿明同時獲釋的有宋希濂、王耀武、曾擴情、陳長捷、邱行湘、鄭庭笈、盧浚泉、楊伯濤、周振強等十名將領和末代皇帝溥儀共十一人，他們是第一批獲釋的「戰俘」。

陶涵所述李敖兩次入獄原因與被拘地點亦均與事實不符。陶涵說，李敖第一次因《文星》雜誌事件被送到綠島；第二次是因彭明敏事件而入獄（見原書五四四頁）。陶涵根據彼得•穆迪（Peter R.Moody）的《台灣政治變遷》（一九九二出版）、《遠東經濟評論》（出版日期誤植為一九三一年）以及錢復的訪談寫成李敖坐牢這一段。事實上，李敖從未在綠島坐牢，一九七一年被捕後，先在台北市博愛路警總保安處關了近一年；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移送景美軍法看守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再移至土城仁愛教育實驗所，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獲釋，總共坐牢五年八個月，罪名與彭明敏逃亡海外有關及協助台獨。

李敖說他出獄時獲得一張《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開釋證明書》，其實他未去過綠島。李敖第二次坐牢與前《文星》發行人蕭孟能的財務官司有關，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進土城看守所，一九八二年二月十日出獄。陶涵只需訪問李敖或參看《李敖回憶錄》（商周一九九七年出版），即不會錯得太離譜。

陶涵強調，抗戰期間沒有一個將領及大單位倒戈日本和傀儡政權（見原書五九零頁），此話並不盡然，被蔣介石槍斃的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韓復渠呢？國共內戰多少國民黨將領（包括黃埔「天子門生」）投共？這又如何解釋？而蔣介石在內戰三大戰役（遼瀋、徐蚌、平津）中的顢頇指揮，尤令人搖首浩歎！

陶涵在書中屢次提到蔣介石為台灣的民主政治創造條件。比較符合事實的說法，應是老蔣為台灣的安全與安定打下基礎；老蔣時代台灣雖已實施地方自治，但台灣人的政治地位與權力仍微不足道，即連台灣省主席都不讓台灣人做，而由高級將領輪番做莊。五、六十年代大肆製造白色恐怖的情治頭子兼幕後黑手蔣經國（前台北市長高玉樹對陶涵說過類似的話），在兒子不成才和大勢所趨之下，幡然成為台灣民主政治的推手，即使是個「不情願的」（reluctant）推手，卻也使他在歷史上留名，並讓千萬台灣人能感受到他的政治遺澤。對老蔣而言，台灣只是他暫時棲息之地，也是他枕戈待旦準備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而台灣人的作用充其量也只是為國軍補充兵員。真正把台灣人當成自己的同胞來看待的，乃是蔣經國。

從這個角度來看，近年來中外學界和媒體對蔣介石的大量稱頌及湧泉溢美，在相當程度上，是把他和毛澤東、李登輝、陳水扁相比的結果。毛的倒行逆施令人髮指，李代表了狹隘的台灣民族主義，陳則凸現了最低層次的滑頭政客的嘴臉。同時，學界和媒體亦利用歷史爭論逐漸沉澱之際，出面彌補過去對老蔣的刻意忽視和長期酷評。心直口快的前台灣監察院院長王作榮嘗形容蔣經國是「斯大林加上包青天」，而陶涵則稱蔣介石是個「極其矛盾的人」，可見蔣氏父子同具錯綜複雜的多重人格。荷蘭史學大師彼得•戈耶爾（Pieter Geyl）說過：「歷史是一場永不休止的辯論」（History is an argument without end），對兩蔣（特別是老蔣）的功過，顯然也會「永不休止的辯論」下去。

為歷史人物立傳最難

這本蔣介石傳是一部巨細靡遺的傳記。事容易，為歷史人物立傳最難。十七世紀英國「護國主」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對為他畫像的畫師說：「畫我須是我」（Paint me as I am）。何況要為一個「去古未遠」而又極具爭議性的蔣介石作傳，賦予歷史生命，不隱惡，不虛美，良非易事。

陶涵的新著是一部上乘的傳記。蔣介石的棺木雖已蓋上，然距「定論」之日猶遠，仍有待更多的中外史
家秉筆直書，為蔣介石畫出一幅生動而又真實的畫像。■

費穆電影孔夫子重現人間•朱一心
•中國知名電影導演費穆的《孔夫子》在香港電影資料館人員苦心追溯和修復下，重現人間。《孔夫子》拍於一九四零年的反孔年代，遺失已久，費穆希望藉電影讓人們重新認識孔子。

今年的香港電影節，上映遺失已久、被發現及修復的電影《孔夫子》，吸引各地影評人到港觀看。

孔子雕像、孔子學近年成為文化潮流，剛好散失了六十載、情懷鬱蒼的費穆作品《孔夫子》重現人間，在第三十三屆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映，滋味綿厚的「大儒」躍然銀幕，可親可貴，也是對當下浮躁泛濫「孔子熱」的當頭棒喝。

香港已故電影研究者余慕雲生前有一句遺言，他說：「你們一定要找到費穆的《孔夫子》，那是大師的作品。」這句話仿如香港電影資料館的「格言」，館裏上下用心尋覓，日夕等待。

直到八年前，一位捐贈者從家裏送來一堆舊電影資料，經年的膠卷舊得模糊黏纏，然而眾裏尋他，《孔夫子》就藏在這堆塵封的膠卷裏。館長林覺聲向亞洲週刊說，整個館每一個人都興奮不已，「我們感到這是上天的恩賜，修復過程中每一步驟都不能有失，才有今天的《孔夫子》。我們將與其他電影資料館分享修復的經驗。」。

費穆電影的重要性，可見於他執導的《小城之春》於二零零五年被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選為「中國電影百年——最佳華語片一百部」的首位，而尋找費穆《孔夫子》的重要性，也在於它在中國電影史上遺世獨立的態度。《孔夫子》是費穆一九四零年的作品，集導演與編劇於一身，飾演孔子和子路的分別是唐槐秋和張翼，影片創作的年代正值儒家思想被顛覆時期，也是中國抗日戰爭「孤島」電影時代，上海電影業陷入混亂，無人再關注文化題材，片商群起攝製的是低級趣味粗製濫造的電影，但費穆卻例外，他堅持攝製有強烈人文氣息的《孔夫子》，以電影還他一個公道，堅持在另一個層面思考孔子，更堅持貼近春秋時代採用半文言半白話對白。當年，雖然電影上映五天便下片，但在那時代已不容易。香港尋回《孔夫子》，為研究費穆電影補回一塊重要空缺。

今屆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映的三場修復版《孔夫子》，全部滿座，雖五月加映兩場，仍預訂爆滿。這次放映的硝酸片修復版只是初稿，還餘下九分鐘碎片。電影資料館節目策劃何思穎接受訪問時說，到明年再把九分鐘修復進去，將在二零一零年香港電影節足版放映。林覺聲補充：「要把這九分鐘片接回去，要靠類似科學鑑證的技術，以及肉眼感覺及文字資料等，觀眾能參與體驗修補前後的不同，也是一個欣賞過程。」

費穆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知名導演，一九三八年南下香港與好友金信民等結緣，《孔夫子》是儒商金信民及童振民等組成的民華公司第一部電影，當年投資十六萬大洋（當年大陸流通貨幣，大製作成本約一萬元大洋）配中英文字幕及拍攝一年。反觀今天流行的孔夫子風潮，周潤發剛在北京懷柔開鏡主演《孔子》電影，以及佛山電視台正在拍攝的《孔子》連續劇，一九四零年的《孔夫子》又是怎麼一回事？

與其把費穆的《孔夫子》與當下熱潮混為一談，不如先看上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與世界分享的是一個怎樣的孔夫子。

費穆在一九四零年的《孔夫子場刊》寫道：「我想把幾千年的封塵除掉，還他（孔夫子）一個本來面目」。又說：「孔氏之學……兩千年來經我們斤斤於章句間的究底何補於中國？時至今日，如果沒有外來學術的啟發，我們還將抱殘守缺到幾時？對於孔子的重新認識，是必要的」。

電影由孔子的故鄉魯國被入侵開始，孔子憂患天下，教導弟子六藝及大丈夫立身之本，電影以手繪地圖及精簡白話文交代每一個局勢轉接，孔子七十三歲回到家鄉的鏡頭，對比昔日滿庭弟子，到頭來隻影孤身，意境悲涼。費穆的每一套電影都意味深邃，除了電影美學和肌理細膩，還有憂國憂民的情懷。香港電影資料館研究主任黃愛玲是《詩人導演——費穆》作者，她對費穆過往在大陸被看待為頹廢，有以下的解說：「我們聽慣了鏗鏘有力的聲音，每每將藝術家對美的追求視為湵≥p浮，將委婉內容的胸懷曲解為蒼白病態…….在歷史的洪流中，費穆不徐不疾地穩步向前，擇善而固執，且最終能夠自我完成，在深受意識形態干擾的中國電影史，確是異數。」

《孔夫子》真樸不華麗

為什麼要修復八年之久？林覺聲和何思穎解釋，他們先從查探版權出發，再訪費穆和金信民後人，搜集場刊及戲橋，然後向國際尋找修復高手，再找論語史記學者修復字幕……不似許多經典電影般修復成華麗的效果，資料館只堅持修復原貌。何思穎解釋：「我們沒有把《孔夫子》數碼化，但影片聲音我們就做了數碼修復，因為觀眾不能聽不到。」

中國第四代知名導演、北京電影學院教授謝飛在香港看完《孔夫子》後感到很興奮，他說：「香港找到了費穆的第四部電影，好轟動啊！進一步證明費穆的電影大師地位。」謝飛說，費穆共有十一部電影、八部話劇、多部京劇戲曲電影及十二部舞台劇作品，但現存的只有三部電影，包括《小城之春》、《天倫》（不足本）及《香雪海》。「費穆電影在中國開放以前，被貶為沒落階級，直到香港電影節於八十年代放映《小城之春》，才把費穆介紹給海外，再傳回大陸，如今，費穆在大陸已被肯定，認為可與黑澤明齊名。」

在那個距離有聲電影發明不久的年代，不要期待《孔夫子》場面千軍萬馬，電影布景簡潔，今天看來甚至顯得粗糙，但反差的逆光，美學的構圖，古琴的音樂，層次分明的影畫感，調子的滄桑，都為電影帶來詩意般的觸動，一如完場時，電影寫道：「本片對於孔子的一生事蹟，學說和人格，愧不能表現萬一，倘有若干真實處，倒是觀眾自己的感情和印象之真實」。今天重看《孔夫子》，雖距今大半個世紀，卻相對於許多打著孔學經典招牌的風潮，是否更廣清靈，可親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