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不能解释的爱

如果有一天，生活让我失去你，
只要你爱我，
我都无所畏惧，
无论是你的死亡，还是你的远离。
因为我，我会随你而去，
我们会在浩瀚无边的蓝天里获得永恒。

在天上，毫无问题，
上帝会把相爱者联结在一起。
—— 埃迪特 皮亚芙 ： 《爱的颂 歌》

2006年，一本只有75页的小书《致D书 —— 情史》的问世在法国书界引起轰动。第二年，作者与其爱妻双双自杀，共赴黄泉。这段长达60年的爱情故事的结局，让这本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的排名直线上升。写书的人大概没有料到，这纯粹记述两人感情经历的爱情告白，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以往写过的任何一部著作，给读者、甚至是严肃的思想界的同行们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感动。书中呈现出来的作者的形象光辉，盖过了他以往的任何一种身份。.惟有执妻子之手、与之偕老的这个“丈夫”形象，才长久地留在世人心中，成为永恒。也是这个形象，让我们记住了他的名字—— 安德列 戈尔兹。
戈尔兹（Andre Gorz, 1923-2007）出身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商人家庭，原名为霍斯特，父亲是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反犹运动兴起后，他于1939年来到中立国瑞士洛桑读书学习，学的是化学。1946年，他结识了来这里举办讲座的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让 保罗 萨特。1949年他与女友多琳娜结婚并定居巴黎。他曾以米歇尔 博斯凯的笔名活跃在巴黎知识界。1955年开始以戈尔兹为名发表作品 。他承认，萨特对他的思想、事业、生活、写作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影响深远。但在几十年后，在即将离开人世之际，他说出了他心中一直知道而没有明确的事情：在他的一生中，对他最重要的是他的妻子，是他们之间的爱；是她让他得以“真正存在”，是她给了他生活的最终意义。如果没有妻子，那他的诸如哲学家、左派思想家、《新观察家 》周刊创始人、《现代》杂志编委会成员、萨特的战友、作家、评论家、生态学家等等一切头衔，则毫无意义 ，一无所是......一如他在《叛徒》一书中要指出的，和妻子的结合是他一生的转折，和妻子一起“发现”爱情，导致他产生了“存在”的欲望，和妻子共同介入爱情，则成为他“皈依存在”的无穷动力。
《致D书》是戈尔兹写给她妻子多琳娜（Dorine，1924-2007）的“情书”，也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爱情的墓志铭。哲学家戈尔兹用平实、朴素的语言向多琳娜回溯这段刻骨铭心的情史。那时，他已经知道身患绝症的多琳娜医治无望，很有可能会先他而去。面对缠绵病榻、体重只剩45公斤、身高缩短了6厘米、在他眼里“依然美丽，依然优雅、魅力无穷”的妻子，他感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的爱，以致抑制不住要给他写信的狂热欲望，他要告诉她自己是多么爱她，多么后悔没有更多地向她诉说自己的无限深情，没有更早地表白人世间这可遇而不可求的真爱，他说要用这封信“重新组构我们爱情的历史，为的是把握它的全部意义。正是它，使我们得以——一个被另一个、一个为另一个——造就成为我们之所是”。他所以要写这封信，还是为着理解他经历过的、也就是和妻子共同经历过的一切......
1947年，来自维也纳的戈尔兹在洛桑与英国姑娘多琳娜相遇。多琳娜来自离异家庭，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致残，母亲离家，生活动荡漂泊。长期离开父母生活的她过早懂得了孤独和冷酷，也就更加懂得爱的珍贵。虽然他们相识初期彼此很少谈论过去，却一见如故，在三五次约会之后，他们闪电般地相爱了，开始了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共同生活。那时他还没有稳定的工作，家里空空如也，一张宽仅60公分的破旧垫子，充当了他们的睡床，除此之外，房间里只有一个用木板和砖头搭成的书架、一把椅子和一个电热器。但多琳娜毫不犹豫、平静、自然地接受了这个“家”，同样，戈尔兹对她的接受也没有感到任何意外。多少年之后，他明白了，是一条看不见的线紧紧地把两个如此相异的年轻人连在一起：某种本质上相同的东西，或者可以说是共同的原初创伤—— 那就是“不安全感”。他们都感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只能靠自己去获取位置。这种共同的感受，让他们到一起，决心相依相靠，共同面对这个根本拒斥他们的世界，携手共辟两人的天地。戈尔兹知道，他与多琳娜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们俩真是为着呵护对方而来到人间的 。
戈尔兹的情书似乎是要探寻他们为什么那条看不见的线会引出了他们爱情的开始，并牵连着他们共渡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无论什么患难挫折都无法中断这条线。戈尔兹说，在认识多琳娜之前，他也和一些女孩子交往过，但每每过不了两个小时，戈尔兹就会感到厌烦，他甚至认为自己可能有交往心理障碍。但是，自从结识了多琳娜，幸福开始降临在他这个一文不名的奥地利小伙身上，从此，他与她爱了一生一世，爱情与他们的生命共长久。他们的婚姻善始善终，无论在精神和身体上，彼此都忠贞不渝，从未有过任何“绯闻”。这在盛行夫妻（情侣）之间保持“自由”，各自拥有众多“情人”之时尚的巴黎知识圈里，堪称凤毛麟角，格外与众不同。今天，按照戈尔兹在《叛徒》一书中运用的萨特的回溯－前进的精神分析法，从这条线的终点回溯到开头进行分析，我们似乎可以找到戈尔兹和多琳娜爱情持久的原因，他们有共同的“过去的体验”，又有后天的共同选择，他们对“何为生活之重”，有着共同的看法，视真诚情感为至高无上。也就是说，他们对爱情有着共同的价值观：相爱的快乐，不是物质的索取或给与，而是“在于两个人的相知相悦”，相爱的双方拥有非世俗化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共同感受，他们共同反对社会强加给他们的角色，反对单一的文化归属。在一般的哲学评论中，戈尔兹的《叛徒》是承继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主要思想的作品，展现的是亲历经验的现象学，即要创建使个体从他所造就的过去中解放出来的条件。但戈尔兹在《致D书》中，却说出了《叛徒》一书的真正旨义：那是为“你”—— 多琳娜——而写的文本，他清楚地意识到多琳娜给予他的是什么：“你贡献了你的一切，让我变成了我自己”，正像这本书扉页的题铭所言：“献给你（凯），你把自己贡献给我，并且把‘我’给了‘我’”。
1960年代以后，戈尔兹和多琳娜的状况有了很大的好转，戈尔兹已经卓有成就，多琳娜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陪伴着他，是他忠实的伴侣兼“档案员”，他们共同参加各种学术、社会活动，生活简单而不失优雅，两人感情恩爱如初。但时至1973年，多琳娜被查出患有重病，那是在8年前体检时照X光造成的结果：因为当时使用了射线造影剂，这种化学物质颇具杀伤力，但没有引起重视。透视之后，放射科医生非常轻松地对多琳娜说：“过不了十天，这些东西就会在你体内消失”。不幸的是，预言没有实现。八年之后，严重的事情发生了：一部分化学颗粒留在多琳娜的头盖骨中，另一部分则进入颈部造成囊肿。医生作出判决：她患得是难以逆转的绝症，蛛网膜病变，无药可治。多琳娜后来又被查出患有子宫癌，动了手术。在与病魔争斗的日日夜夜中，戈尔兹始终不离，他放弃了一切，守在爱人身边。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兹和多琳娜开始关注生态、环保问题，并在1983年离开巴黎到郊区农村居住。23年过去了，戈尔兹决定为多琳娜写一封情书。书成之后，戈尔兹在得到多琳娜的同意后，决定出版这封情书，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这个如此浮躁、功利的世界，还奇迹般地存在这样的爱情；他更要告诉多琳娜：他“一如既往地关注着你的存在，并且希望让你感受到这种关注。你把全部生命和你的一切都给了我，我也希望在上帝留给我们的最后日子里，能够把我的全部生命和我的一切献给你”...... 已经83岁的戈尔兹对即将82岁的病妻说：“我们共同生活了58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爱你。现在，我又一次爱上你...... ”他想到了后事：“夜间，我会在空无一人的路上，在空旷的田野上看到一个跟随灵车的男人影子，这个男人就是我。我不愿意参加你的葬礼，我不愿意接你的骨灰瓮”.....
戈尔兹和多琳娜最后双双弃世的决定是最自然不过的结果。戈尔兹，已经看到爱人灵柩的男人，终于作出了最终的抉择：“我们都不希望我们两人中的一个在另一个死后继续活着。”这让我们想到古希腊的梅洛和利安得 ，想到罗密欧与朱丽叶......哲学家戈尔兹最后选择的不是哲学家的选择，他说为爱而死是唯一不能用哲学解释的观念，当爱成为两个人在身体和精神上发生共鸣的方式时，就已经超越了哲学......
关于爱的相守，在法国当代哲学思想界，大概还有一位可以与戈尔兹相提并论的学者，那就是保尔 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他和夫人亦相依相守几十年，被传为佳话。夫人先他几年离世，没念及此，他都黯然神伤。1999年来北京大学讲学时，利科夫人去世不久。我们都还记得，他多次谈到他的夫人，谈到她晚年的病痛，他告诉我们，最后几年，夫人已不能行走，是他每天推轮椅带她散步...... 记得当时在座者无一不动容，包括当时还非常年轻的“70后”的同学......
“我们过去经常说，如果能有来世，我们还要共同度过”...... 戈尔兹和多琳娜用生命演绎的情史，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是过时的老古董。不过，我发现，人们还要不断地为这样的故事，为这样的人流泪。毕竟，永恒的爱情是人们向往的，虽然它非常稀少，而惟因其难得稀少，就愈加让我们感动，虽然难以得到，但总有可希望的：比如说这部《情史》，比如说已经飞向“另一个地方”的戈尔兹和多琳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