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苏联观察”而论，在西方有本雅明、纪德和罗曼·罗兰等赫赫有名的文豪的笔记。纪德在当时欧洲知识界相当左倾的大背景下，敢于直陈苏联社会的若干阴暗面，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独立性；罗曼·罗兰看到苏联社会的种种黑暗面，却将《莫斯科日记》封存到去世五十年后才问世，显示了他性格中懦弱的一面。当时，美国知识界也普遍左倾，专门揭露美国社会丑闻的记者林肯·斯蒂芬访问俄罗斯归来，赞不绝口地说：“我到过未来！”从杜威的《俄罗斯印象记》到埃迪的《俄罗斯的挑战》，从康茨的《苏维埃对美国的挑战》到斯图尔特的《人人有工作的地方》，这些文化名流访问苏联归来之后倾泻而出的书籍和文章，对公众和政治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美国形成了罗斯福新政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正如历史学家刘易斯·费尔所指出的那样：“对社会进程进行有计划的人类干预以提高人民的福利，这整个的想法，在美国知识分子和社会领导人的思想里，和苏联的实践联系了起来。美国的思想转变，大致是由此前十年到苏联旅行的区区几百个人造就的。假如托克维尔不在其中的话，他们发表的那些报告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将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外来影响，都将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

知识分子的苏联观察，可以用来衡量观察者本人是否有具有真正的智慧、远见和勇气。许多人受苏联当局的邀请前去访问，所见所闻都是精心安排的假相，他们囿于左派意识形态，满足于贵宾的待遇，再加上居高临下的心态与知识分子的虚荣心，遂深陷在哈哈镜当中不能自拔。当三十多年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发表，当半个世纪之后苏联的旗帜从克里姆林宫落下，这些西方左派的“苏联观察”遂成为超级讽刺，人们发现他们的智力居然停留在孩童阶段，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苏联当局的“吹鼓手”——而这正是知识分子的大忌。与这些左派知识分子相比，印度哲人泰戈尔也于一九三零年秋应邀访问苏联，并留下了薄薄的一本《俄罗斯书简》——他的看法却截然不同。

作为教育家的杜威在苏联惊讶地发现，苏联在普及基础教育方面超过了美国，“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看到聪明快乐、用心学习的儿童有这么大的比例”；泰戈尔也很重视孩子的教育，他的思想中有一定的民粹主义倾向，所以刚到苏联的时候，也对苏联的教育改革十分欣赏，赞叹说：“这里的农民和工人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他很快就发现，苏联民众的识字率固然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中有所提高，但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却不敢恭维：“他们把教育变成一种模子，而按照模子铸造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如果科学理论不与活生生的人的头脑相结合，那么，总有一天不是这种模子破产，就是人的头脑僵化，而且人还会变成会动的木偶。”泰戈尔已经发现，这是一种以愚民为目的而不是以解放民众为目的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为了维持和巩固共产党政权而服务的。这个政权不需要心智自由的公民，只需要奴性十足的顺民。

三十年代初，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基本确立，各项政治清洗方兴未艾。泰戈尔在乡村看到了被整治得服服贴贴的农民表演的对领袖“感恩戴德”的活报剧，也看到了孩子们如何像背诵课本一样用童稚的声音表达对党的忠诚。在苏联访问期间，他没有发现赤裸裸的暴力，访问的安排者当然不会带他去监狱和劳改营去参观，也不会让他去装腔作势的法庭参加旁听。但是，泰戈尔捕捉到了这个社会是靠暴力来维持的，他敏锐地指出：“我承认专政是一种巨大的灾难，并且我还相信，这种灾难今天在俄国仍然在制造许多暴行。”作为一名人道主义者，作为一名“爱的哲学”的传播者，他对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都很反感。泰戈尔没有直接点名批评斯大林，也许他要给主人留点面子，也许这是东方人特有的“礼节”文化，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追求无限的权力，就会毁坏人的理智。……专制的国家就处在这样的魔法之中——一个魔术师走了，另一个魔术师还会制造另一个咒语。”在他的眼中，伟大领袖就是一个玩弄民众的“魔术师”。当然，斯大林不会认真倾听泰戈尔的意见。泰戈尔前脚刚走，斯大林主导的下一场大审判又开幕了。

在泰戈尔看来，苏联模式的专制，比当年沙皇的专制还要恶劣。“在俄国现在仍然可以看到领袖的强大威权。但是这种威权并不为自己寻求万古长存的道路——而昔日沙皇统治者曾经寻求过这种道路。他们用愚昧无知和宗教迷信来束缚人民群众的思想，以哥萨克人的皮鞭来扼杀他们的勇敢精神。”也就是说，沙皇们的帝国是世袭的，是“家天下”，所以沙皇们想方设法让帝国得以传承下去。通常情况下，他们还不至于太过为所欲为，在某些场合还要表现出一定的仁慈来。而共产党的苏联，权力是在血腥杀戮中获得的，是“党天下”，由于始终没有解决继承制度的问题，独裁者只是满足于生前权力无边，而不顾死后洪水滔天。泰戈尔断定：“在这里是强大的个人在实行专政，但是不可能持久，而且永远不可能使称职的领导人继承下去。”

作为与甘地同样持非暴力主义理念的哲人，作为印度历史文化中非暴力这一宝贵传统的继承者，泰戈尔本能地厌恶暴力，即便为了所谓的“崇高的理想”而“不得不”施行的暴力。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暴力都只能带来负面作用：“他们的建设事业需要尽快奠定基础，他们才毫不动摇地诉诸暴力。但是不论需要多么紧迫，暴力这种东西总是带有片面性的。它只会破坏，而不会建设。”暴力和谎言不能永远地统治人民，人民总会有觉醒和反抗的那一天，泰戈尔指出，“受过教育的思想在谴责了怯懦之后，终究有一天会强烈地要求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暴力和谎言只能暂时阻止和压制人们的独立思考，却不能将人类求真的本性连根拔起。所以，在经历了漫长的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苏联的体制内还是出现了萨哈罗夫、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这样的反叛者。

泰戈尔不是政治家或社会学家，更不是苏联研究专家，他在苏联只是走马观花地旅行了两个星期，所以他未能全面地对苏联的制度作出理论的分析；这些书信是他在回程的轮船上匆匆写就的，所以也不是一本系统的著作。即便如此，在与印度的现状作比较的时候，虽然他对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作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他并不认为苏联的模式可以搬用到印度来帮助印度获得“解放”，印度人不会接受并适应此种激烈的社会革命的模式。泰戈尔更意识到，苏联模式不仅无法在其他国家推广，即便在苏联本土亦不可能取得最终的成功，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在当今这个病患的时代，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可能是一种治疗方法，但这种治疗是不可能持久的。”他也许是最早指出苏联制度存在自我毁灭的癌细胞的预言家之一。

泰戈尔还有一个人所未见的发现，那就是：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与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相比，表面上对立，骨子里却相似——“他们不能正确地划清个人和社会的界限。在这方面他们同法西斯分子相类似。他们忘记了，削弱个人，不可能加强集体。如果束缚个人，那么集体也不可能获得自由。”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他们在邪恶方面的竞争，被后来的战争掩盖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过多次，戈培尔很不喜欢苏联人，他在日记中写道：“莫洛托夫的陪同人员十分平庸，也没有一位大人物。他们好像无论如何也要确认我们对布尔什维克群众的本质的理论认识。他们的脸上显现出相互间的惧怕和种种弱点。甚至与他们随便闲谈也几乎完全没有可能。国家政治保安局警觉地注视着。这太糟糕了！在这个世界里人的生命没有任何价值。”戈培尔是惯于指鹿为马、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伪君子，可他毕竟还对古典文化和艺术有几分喜好。当戈培尔想与俄国同行谈论艺术的时候，对方只能像背书一样回答以马列主义教条。由此可见，苏联体制对智慧和自由的敌视程度甚至超过了纳粹德国。

希特勒帝国仅仅肆虐十多年时间，影响范围也基本上局限在欧洲，随着第三帝国的覆灭、二战的结束，纳粹思想及其制度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和根除；而斯大林帝国则整整肆虐了三十多年，影响遍及全球，在斯大林死后，其思想体系及其制度又延续了三十多年。斯大林当之无愧是一名“精神暴君”，正如尼采所指出的那样，“精神暴君”施行暴力的办法是使人们“相信他拥有真理，但这种信念所固有的残忍、专横、暴虐和凶恶还从来没有如此有力地表现出来”。所以，斯大林的罪恶的广度和深度，均有甚于希特勒。美国历史学家李波厄特在其研究冷战历史的著作《五十年伤痕》一书中，对比了纳粹德国和苏俄帝国的相似之处。他认为，纳粹从未就其整个罪行与它那些邪恶的盟国进行很好的沟通，在这一点上共产世界做得更为成功，“共产主义能够一个接一个地在很多国家掀起巨大的效仿行动，黑暗的波兰森林地带被当作莫斯科的地窖，从这里到金边外的旷野，有上千万人销声匿迹。纳粹是要摧毁一个世界去建立一个民族性‘更纯的’社会，而斯大林、波尔布特和其他许多‘小斯大林’则要摧毁现存的世界去建立一个更纯的，或者说是一个更为彻底的从属制‘无产阶级’社会。”这种比较甚少被人们注意。在左翼思想仍然强劲的西方知识界，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声讨纳粹，却对共产世界的暴行保持沉默；似乎纳粹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罪恶，而共产制度是一种虽然有错但值得原谅的“乌托邦尝试”。没有人会将希特勒的画像当作艺术品悬挂在家中，而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却被许多怀旧的俄国人和中国人以及好奇的西方人收藏起来。在此意义上，泰戈尔的这本《俄罗斯书简》仍然没有过时。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