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们对“ 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误区,我简单地概括并列举一些:将“五四”单一化地理解成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将“五四”政治化,认为“五四”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出现,甚至还有一个极端的说法是“五四”导致了“文革”;将“五四”狭隘化,纯粹看作是1919年5月4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和民众运动。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误解,比如说“五四”是不主张私有制的,“五四”只讲思想、不讲制度,那一代知识分子没有对制度进行讨论……诸如此类,实际上跟“五四”的真实面貌都有差距。
那是值得生活的、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理解的“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件,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是五四时代。在我心目中,“五四”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只是一个较好的或者次好的时代。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大凡追求最好的,收获的很可能是最坏。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最好,只有更好的、较好的、次好的。如果这么说,“五四”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了解的“五四”不是一个政治的“五四”,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五四”、经济的“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五四”。我留意过五四时代的经济史,发现今天讲的民营经济这些东西,在五四时代是天经地义、根本不需要讲的。今天的老百姓要创办一家私营银行,恐怕还有制度的障碍,但在五四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资本,就可以注册一家民营银行。从1915到 1925这10年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民营银行。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本金只有7万元,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小的银行,但很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了上海举足轻重的大银行。陈光甫后来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在美国、欧洲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抗战时国民政府才会派他和胡适到美国去借款。作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留学生,他没有资本,也没有显赫家世,白手起家创办银行,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创立了很多在金融业界可以成为标本的做法,包括一元钱起存——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90多年前的中国却是创举。
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更可以自由创立企业。另一个海归派、一代 “棉纱大王”穆藕初,回国后就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企业。荣德生、荣宗敬号称“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尽管他们创业的起点是1900年,但他们的企业真正做大、起飞也是在五四时代。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在五四时代发扬光大,成为各自领域的“大佬”。其实,什么私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等,都不是新生事物,在五四时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谈论“五四”是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的——那确乎是一个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时代,经济的多元化促进了思想的多元化。
回看“五四”不能只盯着北大师生
我们现在提起“五四”,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其实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声音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大得很,而且更有实力。他们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无论是留学归来还是没有什么学历的,无论什么出身,他们都对国家和故土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这种情感绝不是今天“抵制家乐福”那种情感,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这种爱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画一颗五角星在QQ头像上。这些企业家今天看来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我发现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
回看“五四”,不能只看当时的北大教授们怎么想、怎么做,而应该把那个时代企业家想什么、做什么和北大的师生做什么联系在一起,才可看出那个时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们不能只看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在做什么,还要看看省会城市,甚至更偏远地方的人在做什么。“文学研究会”是在北大发起的,但在江苏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有一位小学教师叶圣陶,虽然生活在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师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也是“文学研究会”11位发起人之一——因为叶圣陶有个中学同学在北大读书,他们就可以这样连在一起。而北大学生也绝对不会认为叶圣陶是小学老师,没有读过大学,跟我们混在一起做发起人会有什么不得体。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
言论自由对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刊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关了报馆可以再开,这在法律上没有限制。结社自由在那时也是稀松平常的。周恩来们在南开有觉悟社,毛泽东们在长沙有新民学会。如果过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维度上,只看到军阀混战,只说外国压迫中国,可能会过于片面——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个悖论,租界在带来治外法权、国中之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文明,带来很多新事物,比如说“律师”就是在租界里面先示范而后影响全国的。甚至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比如街道的整齐、自来水的出现、电灯的出现都是模仿租界。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之所以在中国产生,租界也是有贡献的,上海的租界保护了许多革命党人。
“五四”时当政的徐世昌恰好是文人总统,而不是一介武夫。在徐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凯也好,以及后面的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这些人,确实都是军阀。虽然徐世昌是从袁世凯的幕府里走出来的,但是与拿枪者有所不同。在他当总统期间,正好是“五四”的黄金时代。文人政府当然比张作霖这些人要收敛,要更为节制。几乎家喻户晓的是,“五四”学生上街的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赵家楼烧掉了,把章宗祥打了。这些事情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讨论的,并不一定都是爱国行为了,而且曹、陆、章都是“卖国贼”这种说法也是值得讨论的事情。学生运动本身,就是“五四”上街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当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后,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学生直接往赵家楼去,然后放火、打人。当时北大教师梁漱溟就写文章说这样做是违法的,不能在爱国的旗号下为所欲为,爱国不是万能灵药,不能打着它的旗号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
那个时代才能产生真正学贯中西的人
回到“棉纱大王”穆藕初。他在自己创业不久、赚的钱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竟然计划拿出一笔巨款,在经过“五四”洗礼的学生当中选五个人,赞助他们赴欧美留学,这完全是用民间的方式建立基金会。穆藕初委托蔡元培(以及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去辅助)物色候选人,最后选出段锡朋、周炳琳、罗家伦、汪敬熙、康白情(他们在五四运动中都有突出表现,此时却被激进的学生们讥讽为“五大臣出洋”)。这五位学生回国后在学术等领域都有建树。
在五四时代,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非常默契的。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达官贵人往来。企业家的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那个时代,传统的东西并没有失落,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到1919年前后的那几年,不仅没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传承。中国文化温情、美好的一面,在那些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身上仍保留着,西方文化中进取、向上的一面,他们身上也有了。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
林毓生先生有个著名观点,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是要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讲“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胡适讲“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讲“废除汉字”……这是老师一辈的一些言论,学生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但在这些片言只语后面,仔细看“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师一辈的胡适甚至那位“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恰恰都是熟悉传统文化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没离开传统文化。胡适晚年致力于《水经注》的版本研究,鲁迅虽然叫别人不要读中国书,尽量读外国书,但他自己读的还是中国书多。弟弟周作人说鲁迅读得最多的是野史,所以鲁迅的精神资源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中国文化。
所以,不能只看这些人说过几句貌似很激烈的话,就断定他们是全盘反传统的。事实上,当时北大的学生有主张白话文、办《新潮》的,也有主张文言文、办《国故》的,校方都给予了支持。在北大,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团,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宣言,但北大讲其他主义的更多。任何主义,任何不同的思想、主张,都可以在北大同时并存。这就是蔡元培讲的“兼容并包”,它在当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北大这么做。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办了类似于《新潮》的杂志《钱江》、《双十》,但同时有一个反对白话文的学生凌独见一人创办一份杂志,就叫《独见》,背后也有一些老师支持,这本刊物全部用文言文,不带标点。
这才是真实的“五四”。那时没有游行示威法,上街集会、游行是天然拥有的权利——那个时代真正是“大社会、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较弱,政府越弱,社会越大,社会的空间越大,所以才会产生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时代。
后人回眸那个时代,总感觉隐藏着什么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不同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还没有被切断。胡适们虽留洋多年,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中国文化的一面。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四书五经”那一套。中国文化有很多侧面,特别是我们现在忽略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地域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都独具个性魅力。胡适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产儿,虽然有西方文化给他的滋养。鲁迅身上带有江浙文化特别是绍兴文化的印痕,包括一些负面的因素也是绍兴文化带给他的,但是他最有魅力的一面同样是地域文化带给他的。抗战、“文革”,一轮又一轮对文化的毁灭,对文化的伤害,到最后不但切断了几千年精英文化的根,也切断了草根文化的根,切断了地域文化的根,而地域文化恰恰包含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今天的四川人、陕西人可能差异不大,但在50年前、100年前,其差异是非常大的。地域文化如果传承、延续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大一统王朝的压榨,因为每个地方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连换王朝也换不了的一套文化、习俗等。
不幸的是这样一个时代很快结束了
如果说“五四”是全盘反传统,乃至导致了后面的“文化大革命”,这在历史的链条上很难找到印证。“五四”和“文革”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连接的地方。“五四”强调的核心词之一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五四时代最流行的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政府打压的对象。那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品好,如巴金,再如三十几岁就病故的辛亥革命元老刘师复——他不要政府,干脆连姓也不要了,就叫师复。无政府主义在当时还是一股非常向上的思潮,青年毛泽东也曾被吸引。这股思潮只开花不结果,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曾经的意义和价值。追求无政府主义的本身也是对社会公正的一种诉求,不是简单地去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天堂。五四时代,政治看上去甚至有点边缘,因为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就不太把政府说的话当回事,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并不掌握在北洋军阀手里,总统、总理、总长不代表真理。 “五四”的最深的魅力就在这里——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不是合一的,而是分离的。人们跟政府之间,跟权力之间保持着一种相对游离的状态。我们还不能说那时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公民社会,但至少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有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从经济上看是这样,从文化上看是这样,从政治上看也是这样。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多元的、有各种可能性的时代很快就结束了。
若概括“五四”的特征,第一个重要特征当是社会的出现,或者说社会的解放。我们现在也讲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但最本质的解放应该是社会的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真正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
第二个特征是语言的转换。虽然文字只是一个符号,一种表面的东西,但是它的背后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文言思维和白话思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文言相对更具有贵族性,是少数人拥有的权利,而白话就是口头随意说的话。一个时代选择一种语言作为主要语言,思维方式也必会随之相应改变。
第三就是价值评判体系的多元化。“五四”之前,中国已废除了科举,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整个价值评判体系还停留在科举时代,还是“学而优则仕”。只有到了五四时代,我们的价值评判体系才开始多元化。一个人上了新式学堂,留洋回来有无数不同的出路,可以去银行当职员,可以去工厂做工程师、做管理人员,也可以去学校做教师,可以做编辑、记者……不再是几千年来那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单一模式。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才会产生新文学、新思潮。
整个五四时代,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我们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他刊物,比如1917年创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杂志。如果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在我看来《太平洋》的价值不亚于《新青年》。《新潮》、《新青年》不讨论制度性的问题,只关注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讨论为主的政论性杂志,在这上面发表文章的学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杰、陶孟和、周鲠生、李大钊、胡适、李四光以及李剑农等人。关于分治还是统一,联省自治还是中央集权制的讨论,当时曾经非常热闹,《太平洋》上几乎每期都有这样的文章。
《新青年》上的随感,那些关于文化、思想的讨论和《太平洋》杂志上关于制度的讨论放在一起才构成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完整的思想图景:他们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如果我们单独把《新青年》拿出来说这就是“五四”,那我们看到的“五四”就是片面的。我个人有一个猜测,1949年以后我们对《新青年》顶礼膜拜,把它放大到足以遮掩当时所有报刊的程度,应该跟《新青年》后来的转变有关。1920年以后《新青年》变成了一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杂志,所以它身上就天然地罩上了政治正确的光环,其他重要报刊却被慢慢地淹没、遗忘了。
他们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
历史留下的遗憾是,五四时代那种多元的思潮并存,人们可以坐下来讨论、对话的社会气氛,在“五卅”之后激荡的民族浪潮中不可能幸存下来——加上两大国际背景:一个是红色思潮崛起,另一个是二战——比较片面、激烈的思潮逐渐占据上风。对中国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占据青岛起,不用等到“九一八”,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的压力下,“五四”那种生活方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所以,在“九一八”之前,胡适在学生中的影响要比鲁迅大得多,而“九一八”之后,鲁迅的受欢迎程度日趋上升。鲁迅其实从来没有抗日言论,没有写过什么抗日文章,他跟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也是留日出身,但是他杂文里面民粹主义夹杂着一点民族主义的因素,对政府、精英的冷嘲热讽,加上他出色的文学才华,似乎代底层、边缘、弱势群体立言的平民立场,要比代表精英文化的胡适更能吸引中下层的青年学生。慢慢地在民族危亡当中,理性的声音就失去了主导权。“五四”那种多元的、开放的,试图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路径渐渐处于下风。
“五四”当时确实有军阀混战,有各种不同的力量,但那套宪法、国会、内阁的框架已经搭起来了,也是事实。“五四”虽然有很多不足(任何时代都会有不足),但至少给每个人提供了追求梦想的各种可能性。蔡元培去世后,陈独秀写了一篇文章说,“五四”没有领导人,但在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是他和蔡元培、胡适三个人。这三个人基本上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方向。胡适代表一条渐进的变革之路,蔡元培更大度一些,他是讲兼容并包的,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甚至能兼容左右翼。陈独秀是胡适的另一面,代表了以激进革命来改造社会的道路,当然,他到晚年也反思了,回到了没有踏上激进之路的前“五四”状态。中国最后选的是陈独秀的激进之路,陈独秀反思了,但别人沿着他的路走下去了。历史有很多的峰回路转,有很多的“之”字形,走来走去,这个历史又走回来了。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理应比五四时代更好——当然,更好的前提是我们愿意付出多少努力。这里,我想借用米奇尼克的两句话来定位“五四”:其一,“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这个说法对今天的国人来说多么新颖,但是放在“五四”时代,他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可以追求的。在90年前,他们“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 早就是现实了。其二,“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不是为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宁愿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奋斗,也要比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完美的天堂而奋斗更好。
地上建不起天堂,我们只能建设人间,生而为人注定只能做人间的平凡事。“五四”那一代人没有为天堂而奋斗,他们只是在实践他们自己的人间。
- Re: 傅国涌: 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posted on 05/09/2009
这一篇不错嘛,至少比李傲那篇强,怎么反而没人跟进? - Re: 傅国涌: 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posted on 05/09/2009
一直比较喜欢傅国涌的书和文章,清醒,理性,有洞见也有翔实的史料。
五四之所以是个有意思的历史时期,大概和皇权帝制的结束和西方思潮的传入有关,相对开放自由的环境造就了文化思想的活跃。可能也象六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那样是个解冻的时期。
想起储安平的说法,自由在当时是多少的问题,四九年后却成了有无的问题。
李熬就知道骂人和吹牛,越来越不喜欢他了。 - Re: 傅国涌: 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posted on 05/09/2009
“五四”时代是个好时代,可惜“五四”毁掉了一个本来很有希望的时代。 - Re: 傅国涌: 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posted on 05/09/2009
八十一子 wrote:
“五四”时代是个好时代,可惜“五四”毁掉了一个本来很有希望的时代。
是的。鲁迅等新文化闯将带领着“打倒孔家店”,他们还是知道真正的孔子学说是什么的,不料想弄假成真,李鬼成了李逵。 - Re: 傅国涌: 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posted on 05/10/2009
八十一子 wrote:
“五四”时代是个好时代,可惜“五四”毁掉了一个本来很有希望的时代。
“五四”只是一个事件,但经过宣传,它把当时的好事都揽在名下了。说可惜也比较难,毕竟对内的变革相对于列强的外来压力,终究是第二位的。
这篇文字充其量一个B+吧,但朱老师把它置于李敖那篇之上,有失眼力。 - posted on 05/10/2009
今天说五四,当然是指时代而非事件。连李熬那一篇也是说的时代嘛。李熬所说,基本老生常谈,至少于我并无新意。也许因为那是十年前的旧作,这些年耳朵早已听出老茧。而傅文引入的是新视角:1)文化环境,叶圣陶可以身为中小学教师而有发言权。这也是我在写王国维那篇时提请注意的。2)文人政府,这涉及一个枪杆子出政权和暴力革命的话题,几乎可以让人联想十月革命前的临时政府,很有反思余地。3)美好今天与美好明天的对比。4)新文化领军人物的传统文化功力。(3)(4)两条虽不太新颖,仍值得多加注意。尤其第四,一般创新都是现有规则玩不转的人弄出来的,而不是玩得好的人故意另起炉灶。
老瓦 wrote:
八十一子 wrote:“五四”只是一个事件,但经过宣传,它把当时的好事都揽在名下了。说可惜也比较难,毕竟对内的变革相对于列强的外来压力,终究是第二位的。
“五四”时代是个好时代,可惜“五四”毁掉了一个本来很有希望的时代。
这篇文字充其量一个B+吧,但朱老师把它置于李敖那篇之上,有失眼力。 - posted on 05/12/2009
五四运动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在这三个层次上都失败了:
1,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示威——学生举行反对“凡尔赛协议”的游行示威,要求取消外国租界、取消跟日本订立的二十一条、山东省主权归还中国。其实这几条本来就是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立场。学生示威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日本照样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得到了在南太平洋获得的领土(台湾、硫球群岛等)。
2,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这跟文革破四旧差不多:有破无立。从此中国变成人不人鬼不鬼,在失去了自己的固有文化的同时,不但没有接受,甚至根本没有了解西方文化。
3,左倾政治变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政治从此左倾,国共两党均走上极端化。接下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不用我多说了。
老瓦 wrote:
八十一子 wrote:“五四”只是一个事件,但经过宣传,它把当时的好事都揽在名下了。说可惜也比较难,毕竟对内的变革相对于列强的外来压力,终究是第二位的。
“五四”时代是个好时代,可惜“五四”毁掉了一个本来很有希望的时代。
这篇文字充其量一个B+吧,但朱老师把它置于李敖那篇之上,有失眼力。 - posted on 05/12/2009
zxd wrote:
今天说五四,当然是指时代而非事件。连李熬那一篇也是说的时代嘛。李熬所说,基本老生常谈,至少于我并无新意。也许因为那是十年前的旧作,这些年耳朵早已听出老茧。而傅文引入的是新视角:1)文化环境,叶圣陶可以身为中小学教师而有发言权。这也是我在写王国维那篇时提请注意的。2)文人政府,这涉及一个枪杆子出政权和暴力革命的话题,几乎可以让人联想十月革命前的临时政府,很有反思余地。3)美好今天与美好明天的对比。4)新文化领军人物的传统文化功力。(3)(4)两条虽不太新颖,仍值得多加注意。尤其第四,一般创新都是现有规则玩不转的人弄出来的,而不是玩得好的人故意另起炉灶。
李熬那篇,其实是一贯老顽童的小聪明小玩笑。说来说去一句话,就是中国人的素质还不够,没有土壤,所以怎么都不成。他又不愿意明说,扯来扯去地说胡适的人性解放思想解放才是唯一可行的。大家都应该有耐心,左中右,日本苏联美国,都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完成改造人性发展自由思想的大业。他的话也许不全错,但老这样搞小聪明总不是个办法。70岁了,应该学会有话直说。而且我觉得也不现实可行。:)
这篇我还没看。五四、六四,和将来的七四、八四,都是一种精神和口号。要说它们成为中国脱胎换骨的关键,或将中国引入歧途的关键,都很难证明。 - posted on 05/12/2009
说到五四的成功失败,想起当事人罗家伦的一片长文。
ZT罗家伦:回忆《新潮》和五四运动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21日18:09 中国青年网
时间飞去了!五四运动的第一个纪念日却是匆匆而来。逢着这第一个纪念日,不但我们身与其事的人有种深刻的感想,就是一切社会上的人也都有种感想。所谓感想,当然不仅仅想到得意的事,也总会感到失意的事。就是不仅想到成功,也必定想到失败。……
五四运动,的确有一种大成功。这种成功却不是拒签德约,也不是罢曹、陆、章,何以故呢?因为德约虽然拒绝,而山东问题还未见了结,曹、陆、章虽罢免,而继任曹、陆、章者为何如人,国人自能知之,所以仅仅以此为我们的成功,所见未免太小。我们的成功可以分为精神、实际两方面说。
当五四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在高叫“爱国”、“救国”的声浪,我就以为我们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在此,当时我在二十三期的《每周评论》上做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其中就声明我们的运动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其实这两句话,是在我五四早上所作的宣言中造成的),我们运动的实在价值之所托,在乎三种精神。这三种真精神就是中国民族存亡的关键。……
第一,这次运动,是学生牺牲的精神。……惟有这次一班青年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奋斗,受伤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伤而死的也有,因志愿未达而急疯的也有。这样的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的原素。
第二,这次运动,是社会别裁的精神。……当今中国的政治昏乱,法律无灵极了!一班蠹国殃民者作威作福,心目中何曾有一点国民在眼睛里。惟有这次运动发生,不但使他们累累若丧家之狗,并且事后政府也不能不罢免他们。不但使他们知道社会制裁的利害,并且将他们在人民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也以此打破。
第三,这次运动是民众自决的精神。……这次运动中大家直接向公使团及国外人类表示,是中国民众对外自决的第一声;不避艰险,直接问罪,是中国民众对内自决的第一声。所以这次运动是“二重保险的民众自决运动。”
……至于实际方面,也有绝大的影响。
(一)思想改革的促进。新思潮的运动,在中国发生于世界大战终了之时。当时提倡的还不过是少数的人,大多数还是莫明其妙,漠不相关。自从受了五四这个大刺激以后,大家都从睡梦中惊醒了。无论是谁,都觉得从前的老法子不适用,不能不别开生面,去找新的,这种潮流布满于青年界。……譬如五四以前谈文学革命的,不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和其他二、三个日报;而到五四以后,新出版品骤然增四百余种之多。其中内容虽有深浅之不同,要是大家肯出来而且敢出来干,已经是了不得了!又如五四以前,白话文章不过是几个谈学问的写写;五四以后则不但各报纸大概都用白话,即全国教育会在山西开会也通过以国语为小学校的课本,现在已经一律实行采用。……
(二)社会组织的增加。……五四以前中国的社会可以说是一点没有组织。……现在居然各县各省的学生都有联合会。……有好几省已经组织成了什么教职员公众。……自从五四以来有工人的地方如上海等处也添了许多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气工会联合会。……现在如天津等处的商人有同业公会的组织,而上海等处商人有各马路联合会的组织。……若是大家参看毛泽东君的《全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一定更要明白。
(三)民众势力的发展。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民众的势力,不能不说是一天一天的发展。许多的束缚,以前不敢打破的,现在敢打破了;许多的要求,以前不敢提出的,现在敢提出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统观以上精神上和实际上的种种现象,五四运动的成绩,也就可以想见。总之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
……
我写到此地,又复踌躇了一下。我又继续想我方才以为一个人只想到自己的成功是最无聊的事,那知道还是最危险的事。我们现在的失败,就失败在这里。我更想到优点弱点是人类都有的,我们学生也是人类,当然也有优点弱点,又何必探自韬讳呢?……
……自从六三胜利以来,我们学生界有一种最流行而最危险的观念,就是“学生万能”的观念,以为我们什么事都能办,所以什么事都要去过问,所以什么事都问不好;而且目标不专,精力不粹,东冲西突,自己弄得精疲力尽,而敌人也得乘机而入。何况社会是有机体的,世界上决没有万能的人,也决没有一种特殊的万能的社会。平心而论,以现在这样龌龊腐败,草昧蒙塞,百孔千疮的中国交给谁也是办不好的。……所以我从前总觉政治没办法,后来觉得社会没办法,最后觉得我自己没办法。
……知道一年来经过的,往往觉得五四的时候,我们几乎觉得做什么事有什么人;到了现在,做什么事也都没有人,这种情形,也是无可讳。难道以前热心做事的,现在都不热心了吗?难道以前出来的,现在都厌倦了吗?难道除此之外就没有人来补充了吗?这都是不尽然的。须知五四运动的所以成果,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事前已经酝酿许久了。大家有几年的郁积,几年的休息,正是跃跃欲试的时候,陡然一下爆发出来,所以智者尽其智,勇者尽其勇。现在经过一年三久,以前的储蓄,一齐发泄尽了。加之一年以来,大家的生活,都是奔走呼号,东击西应,对于新的知识一点不能增加进去,那里还有再来倾倒出来的呢?……所以我们若是长此下去,不但人材破产,而且大家思想一齐破产。
……当五四的时候,大家东谋西划,都有一点创造的精神,而如今则一举一动,都仿佛有一定的形式。有一件事情出来,一定要打一个电,或是发一个宣言,或是派几个代表,而最无聊的就是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推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则一方面困于万能的表示,无论什么事都有一种表示;一方面又限于思想的破产,想表示也想不出什么表示的方法。于是于无法表示之中,想出一种无聊的表示。我以为我们此后实在不能再有这种无聊的举动了。
……我们只知道做“群众运动”。老实说世界上的运动很多,而群众运动不过是各种运动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唯一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把其他的一笔抹煞,而只知道群众运动,实在错了。而且做群众运动必定要知道群众心理;在中国做群众运动,尤不能不知道中国群众的心理。若是不明群众心理而冒冒昧昧的发动,没有不失败的。
……群众是有惰性的。他们必定要认为只须一举手一投足就能成功的事,方才肯做。各国的成例,举不胜举。
……说到群众运动,当然是感情的作用多,理性的作用少。而感情的作用,尤赖乎极大的刺激。
……我方才说我们名为做群众运动而没有群众,实在是很痛心的一句话。不但我一个人做这样的感想,就是现在所有的学生,那个不觉得商人不同我们表同情,工人不来帮助我们,农民不来同我们携手,……闹来闹去,什么“爱国”、“救国”的责任,还是我们学生一界担任吗?……虽则他们所以不同我们表同情,不给我们帮助,不和我们携手的缘故,并不是他们不愿,仍然是他们不知。然则何以使他们化不知以为知呢?
使他们化不知以为知,而且要使他们知道之后,能表同情,能给帮助,能来携手,这就叫做“养成群众”。“养成群众”是做群众运动的开宗明义的第一章。而所以养成群众的秘诀,只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就是--“养猴子的人,必须自己变成猴子。”
有人说我们懂得劳动问题,我听了不觉失笑。我想我虽然到过多少地方,看过多少工厂,但是想问劳动者三句真正的话都问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穿的不是劳动者的衣服,吃的不是劳动者的饭,住的不是劳动者的社会,说的不是劳动者的话,……所以劳动者看见我们不是劳动者,不过是穿长衫的“先生”,他们既然认为同他们没有关系,又不是同他们的同类,所以无怪连三句真话都不肯说了!听说前次有一位北大的同学到长辛店去演讲,问一个工人的生活丰富不丰富,弄到那个工人瞠目结舌,骇而疾走,这又何怪其然呢!所以真正能养猴子的人,必须身上蒙上猴子的皮,这些猴子才会相信他。
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我常常愤闷起来的时候想到:若西洋人骂我们是劣等民族,我简直无法否认。你看现在的中国那里有一种学问配在世界上说话;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人连印度都不如呢!所以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弃一切事情都不要问,专门去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世界愈乱,愈要求学问。现在大家是分工的时候,不是万能的时候了!我以为中国的社会固然是毁坏学者;而我们现在的行为,也是同一样毁坏学者。即以我个人经验做一个浅近的比喻,……我的天性是在求学方面比事务方面见长。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示,忽而诽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没使我以这番心血,来完成我所想译的三、五部书,我对于中国的文明,比之现在何等贡献?偶一回头,为之心酸。……
总之,我们做文化运动的最后觉悟,是要知道现在中国没有一样学问,可以在世界上占得位置的;无基本文化的民族,在将来的世界上不能存在的。
(摘自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1920年5月),《新潮》2卷4号)
北京大学,以前也是一个陈旧的学校,……到民国六年,蔡元培先生长校,以其人格的影响,变更了这个风气。他教训学生,来此大是为求学,不当为将来升官发财而来,也还只是为个人求学而来,乃是要为国家民族着想,为负起供献世界文化的重要使命而来的。所以那时的北大气象一变。他更以广大的态度,集合了当代许多学者,在那里研究讨论哲学、文学、人生及各种社会问题。文科教授办了一个杂志叫《新青年》,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已经够触目了;还要讨论社会问题,对于不合理的制度,予以抨击,使旧社会的人看起来更是大逆不道。不久学生中我们一班朋友,又办了一个月刊叫《新潮》,以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支持这个主张,更为积极,于是触犯了卫道先生们的大怒。大家知道封建的残余势力,是以此方为根据的。军阀更是有一班无聊的文人和老朽官僚做卫星的。但是态度谦和而主张刚毅的蔡先生,始终不为所动,公开发表了一封《答林琴南书》,为新思潮张目。他们骂我们是洪水猛兽。蔡先生又发表一篇文章,叫《洪水猛兽》,主张不可壅塞新思潮的洪水,却要先驱逐狰狞军阀的猛兽。在当时的环境之中,这是何等伟大的魄力!《新潮》以一个大学生的刊物,第一期出版不过一个月,竟至三版,而销数竟达到一万。那时候这一班主张文学革命的教授和学生,更觉得批评和研究当代政治社会问题的重要。于是又合办了一个小型周刊,叫《每周评论》专以短小精干的文字。讨论国际国内的现实问题。这是一个当时很有力量的刊物,风行一时。
(摘自罗家伦:《逝者如斯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民国七年,孟真和我还有好几位同学抱着一股热忱,要为文学革命而奋斗。于是继《新青年》而起组织新潮社,编印《新潮》月刊,这是在这个时代中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二个刊物。我们不但主张,而且实行彻底的以近代人的语言,来代表近代人的意思,所以全部用语体文而不登载文言文。我们主张文学主要的任务,是人生的表现与批评,应当着重从这个方面去使文学美化和深切化,所以我们力持要发扬人的文学,而对非人的与反人性的文学。我们主张学术思想的解放,打开已往传统的束缚,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我们推广这种主张到传统的社会制度方面,而对固有的家族制度和社会习惯加以批评。我们甚至于主张当时最骇人听闻的妇女解放。《新潮》的政治彩色不浓,可是我们坚决主张民主,反封建,反侵略。我们主张我们民族的独立与自决。总而言之,我们深信时至今日,我们应当与自决。总而言之,我们深信时至今日,我们应当重定价值标准,在人的本位上,以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态度,来把我们固有的文化,分别的重新估价。在三十年前的中国,这一切的一切,是何等的离经叛道。警世骇俗。我们主张的轮廊,大致与《新青年》主张的范围,相差无几。其实我们天天与《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触,自然彼此之间都有思想的交流和互相的影响。不过,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到了民国八年上半年,文学革命运动的巨浪发生,更把他澎湃至全国每一个角落,这股伟大的思潮,在许多方面很象是十八世纪后期由德国开始,以后弥漫到全欧的“启明运动”。
(摘自《逝者如斯集》)
八十一子 wrote:
五四运动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在这三个层次上都失败了:
1,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示威——学生举行反对“凡尔赛协议”的游行示威,要求取消外国租界、取消跟日本订立的二十一条、山东省主权归还中国。其实这几条本来就是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立场。学生示威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日本照样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得到了在南太平洋获得的领土(台湾、硫球群岛等)。
2,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这跟文革破四旧差不多:有破无立。从此中国变成人不人鬼不鬼,在失去了自己的固有文化的同时,不但没有接受,甚至根本没有了解西方文化。
3,左倾政治变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政治从此左倾,国共两党均走上极端化。接下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不用我多说了。
老瓦 wrote:
八十一子 wrote:“五四”只是一个事件,但经过宣传,它把当时的好事都揽在名下了。说可惜也比较难,毕竟对内的变革相对于列强的外来压力,终究是第二位的。
“五四”时代是个好时代,可惜“五四”毁掉了一个本来很有希望的时代。
这篇文字充其量一个B+吧,但朱老师把它置于李敖那篇之上,有失眼力。 - posted on 05/13/2009
作者有些无端地令人费解.
如果作者只是想给出更全面的五四运动所处的时代背景介绍, 也就是一篇历史知识介绍, 文章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就像我以后给下一代介绍六四所处在的时代一样. 这样的时代背景介绍对于后代了解五四也好和六四也罢,都是有益的. 可是,作者有意拔高这样的历史背景介绍的意义. 硬是违背一般学术常理,自己定义了一个五四时代,把五四运动扩大. 这种运动扩大化, 倒是冲淡五四的原本精髓.
关于作者所谓的经济五四.
实业救国在辛亥革命前后就开始了. 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 提出的振兴实业,挽回权利的口号是这种"实业救国"的继续。就像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等等一样,这些都是在早些时候就有了.只是到了五四那几年已经有了一些进展和成果了。按照作者这种内涵扩大的定义逻辑, 五四不仅是经济五四, 还是教育五四,科技五四…这不是有点乱套吗? 不是在冲淡五四的真正内涵和意义吗?
关于五四的全盘反传统和文化大革命的联系. 从作者的这番话看:
如果说“五四”是全盘反传统,乃至导致了后面的“文化大革命”,这在历史的链条上很难找到印证。“五四”和“文革”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连接的地方。“五四”强调的核心词之一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五四时代最流行的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政府打压的对象。
尽管我不知道作者是何人, 冲这段话, 我就知道作者显然不是学术界人士. 到很像新闻媒体之类的人士. 五四和文革的联系的反思早在九十年代大陆学术界兴起的"哈耶克热"就有了. 自五四以来国人所接受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 是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或者说法国式的个人主义,或卢梭式的个人理想主义,或者说是原子个人主义. 用哈耶克话说是伪个人主义(相应地有伪自由主义). 它是西方两种个人主义之一(另一种是英美个人主义). 这样的个人主义追求最终必然导致集体主义/总体主义/社会主义. 哈耶克之所以被有些人称为二十世纪的先知,这一点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点. 作者可以不同意而且反驳这种看法, 但是从文章内容看,他显然不知道十多年前国内学术界轰轰烈烈的这种反思.
- Re: 傅国涌: 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posted on 05/13/2009
傅国涌好像是国内的一位年轻作家,gz看来要比我熟悉。这篇转来的文字也不知写于何年,但从文章开头判断,他正是要对九十年代的反思做反思。大家可以不同意这种反思,也可以认为他的反思并不高明。不过我倒是认为有必要对那十年的反思再做点反思,因为我朦胧感觉到那次的反思后来走向了某种另外的极端,而反而缩小了其应有的意义。我近来的思路是:矫枉不能过正,过正反而不得矫枉。因为一旦过正,就会留下不实的口实,让其有反扑的机会。所以我对广场杀人是宁可信其少,哪怕只有一人,也可以写得出纪念刘和珍君那样的文字。 - Re: 傅国涌: 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posted on 05/13/2009
朱老师说李敖的老文无所新意,但并不能矮化文章本身。达尔文的文字也两百年了,当初甚至没沾上基因两个字的边:)
99教授列出的“五四”三宗罪,第一条是符合的,第二条属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的反帝无关,第三条更说不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响在了五四之前,所以即使没有五四,仍然有南湖会议召开的。
都德对此文的感触和我类似,就是文章有意拔高。但我实在不好说清楚,那段历史看得越多,脑子越糊涂,难怪后来老蒋老毛一了百了,同时认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是没有道理的。
- posted on 05/13/2009
可能是我因为心中期盼对反思的反思,所以没太在意有意拔高的问题。不过文人为文,有意无意的拔高也属常事。但关于五四,我的确不喜欢当成事件看而喜欢品味一下那个时代。事件嘛,不就是烧楼打人的暴力事件,有什么多说的?同样,说89,也不能就事论事。就目前看来,其意义主要在国际而非国内,对苏联东欧的影响冲击之大不可低估。而对九十年代那次反思我所最为不满的是其极端化和庸俗化。事情的发展从来都是这样一种过程,一开始反思挺有味道,说发现后半世纪的毛病在世纪初就有迹象可寻。等到大家都跟进,成了一片讨伐五四之声,就不仅没趣,还替后来者开脱,反而放跑了主犯。最后去打白话文的屁股,说保持文言就不会有共党,这都哪跟哪啊。
顺便说一句,文字文章与科学论文不同,进化论不会随便缩身,舞文弄墨的东西,过十年还能有趣的也就不多了。历史沉淀下来的诗词佳句是从成千上万的诗作中大浪淘沙得来的。一般史评政论哪能禁得起十年的淘汰。
老瓦 wrote:
朱老师说李敖的老文无所新意,但并不能矮化文章本身。达尔文的文字也两百年了,当初甚至没沾上基因两个字的边:)
99教授列出的“五四”三宗罪,第一条是符合的,第二条属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的反帝无关,第三条更说不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响在了五四之前,所以即使没有五四,仍然有南湖会议召开的。
都德对此文的感触和我类似,就是文章有意拔高。但我实在不好说清楚,那段历史看得越多,脑子越糊涂,难怪后来老蒋老毛一了百了,同时认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是没有道理的。
- posted on 05/17/2009
五四时代是怎样的时代?
五四既不新文化的起跑线,也不是新制度的转折点,五四只是一段常规的历史,一次走投无路下的偶然尝试。一八四零年距五四,八十年;一九一九距一九四九,只三十年,距今,九十年。一八四零年的中国,在欧洲入侵者眼里,和美洲印第安部落没有实质区别。唯一不同的,是大清比较富裕,白银花花的,金条灿灿的。庚子赔款以后,华人除了做猪仔,修铁路,也有留洋的,有留洋就有海龟。有血性有见地的海龟知道这世界弱肉强食都不是啥好鸟,但又找不出自己该走啥样的道。德先生塞先生不过是当时的媒体和后来的政权给贴的新鲜标签,五四到今天近一世纪了,德先生塞先生访华过没有?连旅游签证都不可能拿到。五四只是个少数人醒悟而大多数急病乱投医的时代,说是启蒙不如说是蒙人。五四最现实的果实是诞生了一个农民政党,这个政党居然超越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的成败历史,控制了政权取得了统治权。五四最大的收获是经过三十年血腥的自相残杀(中日之战由来已久),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实体,以现代国家的形式、以所谓汉民族为主体,立住了,至今没有解体和分裂。
一个国家立住了,就不是轻描淡写。无论政府多么腐败,环境多么恶劣,无论多少人为其担忧,多少国家首鼠两端,在人类数万年历史坐标中,存在是王,永恒的是改变。奥巴马靠改变赢得民心,中国同样靠改变融入世界。说五四时最值得生活的时代也许不错,但与五四相较,中国国门洞开后的时代显然更具有历史价值。五四的时代门是关的,中国是与世界潮流隔绝的农业社会,而中国国门打开之后,是全球化起码是资讯全球化的时代了,资讯全球化了,中国城市化的步子一迈出就停不下了,城市化较之欧美晚几百年,但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也必然会为之改变,这种结构性改变,也会导致离德先生塞先生的全球化就不远了。当代的海外华人大多喜欢为中国的黑暗不公而愤愤不平,那只是一种无力的关心和对于昔日所受委屈的忿恨,真正为中华民族考量的没几个,否则这里也不会吵得那么无厘头。人类总是低估自己跨越灾难和困境的本能,中国,没有我们担忧的那么悲观,倒是整个人类世界,不怎么乐观。 - Re: 傅国涌: 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posted on 05/22/2009
谁说谈论五四的只有一条线的?这条线不也是:)
看来令胡老弟不谈宪章了,改谈五四六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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