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往咖啡的经验,往往一些关键性帖子会被壮烈,自己单独开一线作为保存。
在朱老剑客和老圣这样“年轻的心灵”那里,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那就是心智和思想的成熟与理性。我们在对于记忆的反复挑起中,并不是沿用以前文革式的那种思维定式和行为准则。好像个个要面对六四表个态,过个关,甚至乘机和某些个名人沾沾边,抬高一下自己。我们在对于六四的回忆与反思中,更加坚定地维护了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作为一种社会身份认同的尊严和独立性。我们提到了天安门广场,不是来比当时谁离它最近,谁跟广场上某个学运分子民运领袖关系好,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突发事件中,梳理一个民族、一代人怎样经过二十年的思索,发见本民族对待和看待民族苦难和灾难的历史沿革与变迁。在这种变迁中,社会在悄然转型,执政者和老百姓的思维与相互关系相处态度也都在变。在这个轨迹上,可以看见中国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发生的某些结构性变化,并可以从这些庞杂细微处,对中国未来的社会体制和公民意识做较为清晰的洞察和前瞻。
所谓现代西方文明,是将人权将生命和人的自由特别是思想的自由看得很重很神圣。而这里的一些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对所有异见和独立思想分类,凡是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就进行羞辱谩骂和人身攻击。他们把六四泛道德化,弄出一个廉价简易的伦理标杆出来,强迫所有的人要低头从那里拱过去,好像自己表现出对六四死难者那些莫名其妙浑身不搭界的同情就是表示自己的伟光正。他们看不到当代社会的结构变化,看不到公民意识在中国社会中的逐渐形成,他们叫嚣的,还是一个国家战争时期的那种武装对立,就是暴力推翻执政当局,他们才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受害者,只知道根据个人的情绪煽动民众的仇恨,民族的仇恨。其实,现代社会的执政规则已经产生变化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些悲剧事件,将使得这种规则逐步完善,并以更人性更温和的过渡形式规避以往的暴力。这就是六四这样的事件对中国社会变迁的作用与贡献。
昨晚算六四前夜,在电脑上重新看了《朗读者》和《南京,南京》,我们在文学创作上,对于人类灾难和苦难,对于暴力和杀戮,对于记忆和反思的深度,就明显显出一种民族性。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我们有太多值得记忆和反思的东西了,但我们并没有潜下心来去思索。南京大屠杀,我们还在最初级的误区里和日本人纠缠“大屠杀”是否真实存在。反观犹太民族,他们能集整个民族和国家联盟的全力,去向整个人类社会申述和博得世人对于他们灾难受害者身份的认同与恻隐。整个八年抗战,特别是随后的四年内战,那才是真正的血流成河。数以万计的中华名族的精英,军事的,文化的,科学的,政治的精英,在这场以中华民族千万生命被相互消灭的武装争斗中成为祭品。
- posted on 06/03/2009
历史只是一种叙事,是意识主体书写“制作”而成的。在后现代眼里,意识和言语本身就是变形了的延衍。在当下这种权力和暴力的世界,权力和执掌权力的人是一个变数和变量,唯一不变的,只有人性的原始性了。因此,以个人的经历记录某一段历史,虽然也只是一种镜像的反射或者人性的映照,但却是丰富和有趣的。米勒(《小说与重复》作者)认为作者的原初意识(我思)是独特的。正是无数独特的原初意识的集合,有如一根根蜡烛,有助于后人在变形的文字中照见过往的部分真实。就像一个人的成长史,可以发现一座城市的影子,对于六四对于北京的私人记忆,有如帕慕克对于伊斯坦布尔的叙事,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现在谈论六四,已经不是勇敢不勇敢的问题了。六四随着当年当权者的“当事人”的寿终正寝,其结论得到修改显然已经为期不远了。为六四的正当性而争论的意义已经消解殆尽,还吵什么呢?六四就像一粒火柴头,在二十世纪末中国最初开启封闭已久的国门的反反复复犹犹豫豫的沉闷前夜,“嚓”地一下,被点燃!随后便熄灭了。于是在人的视觉记忆中,黑暗因为有过这次燃烧而更显其黑,但燃烧瞬间的光亮,也从此照亮了人心。六四是中国人从人的“人性”意识到“身份”意识的一个触发器。这个触发器最初和最终的功效都可能射向对于“制度”的思考和诉求。在中国的历史上,镇压是常态,和平才是非常态。但是,六四无意中或者说水到渠成式的成为了一个转折点。那就是在一些愿意思考的人头脑里,镇压对不对的问题,被镇压的法律程序对不对所置换。
如果有一天,中国社会走向了西方意义上的法制(算不算真正的法制难说),六四是个关键点。执政政权镇压平息聚众的人群是不是人道和是不是人性将不是争论的实质焦点,而是采取这样的行动,有没有经过法律程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程序是否合法”将成为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和中国民众关注的焦点。六四的后效应,不但会开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更会打开民众心中的法制意识和公民意识。
- posted on 06/03/2009
《“裸身”与“裸声”、 阐释与误读》
从“裸身”到“裸声”
无论作为影片开头铺垫的裸体,还是少年麦克与文盲汉娜的“身体”从触碰到进入的重峦叠嶂,直至年老色衰的汉娜的臃肿与自绝,“身体”、“性”、“生命力”,是《朗读者》的“重头戏”。如果说性、爱、战争、正义、文化,组成了解读《朗读者》的关键词,那么这样的组合中,性与爱,显然是分量最重的。影片的主题是性与爱、文化与现代性的分裂对抗(并非是表面性的对战争罪行的审判),而承载或者说贯穿这个性爱故事主轴的核心道具,是“身体”。是的,身体。在现代都市文明的进程中,还有什么比“身体”,更富于文化经验含义和现实的符号体验呢?
身体才是“朗读”的主体。链接身体行为的一端,是朗读,另一端,是死亡。死亡是话语的极限,性与爱只是这两极的“中间过程”。显然,汉娜之死,理所当然有理由成为作品的轴心线索,只有在对于这样的死亡美学的情境下的追问,才更容易接近艺术和审美本质,才能更有效避免中国读者“时代背景”式套路的联想与总结所产生的的阅读偏差。汉娜并不因被审判、入狱而丧失生存之勇气,让她生命之舟倾覆的,是代表着爱与性的“身体”的远离,正是在少年麦克热烈奉承的“裸身”与中年律师节制的“裸声”变奏中,汉娜决然扯断生命之弦。
汉娜与麦克从最初的“身体”接触,到“肌肤”的亲近、疏离,导演史蒂芬•戴德利慷慨地以近二十组场景的调度和出色的表现力来“循序渐进”,性爱与悬念、审判与死亡的叠加穿插,令影片如巴赞说言的:“通过隐喻或联想来提示概念,就像插入了一个附加物,一个美学的变压器。含义不在影像之中,而是犹如影像的投影,借助蒙太奇射入观众的意识”⑴。整部影片,就是男女主角“身体”变化的生理过程:汉娜与麦克的身体,由冷变热,由陌生到熟悉,再由激荡到衰落,即由热转冷的反向逆转。这似乎也证实日耳曼种族的身体同样符合古希腊的“体热”概念,尽管第一个将这种概念与性别联接在一起的也许并不是他们,而是埃及人或者更早的苏美人。这种伴随着体温变化的身体接触与纠葛缠绵直至厌恶,贯穿始终:
第一次接触,汉娜以中年女性的手,抚摸麦克的病脸。随即,汉娜以母性充满热能的胸脯将麦克揽入怀中。第三次接触画面,是汉娜以强势的牵挽,送麦克回家。这一组三次接触,铺垫的意味很明显,而在前三次接触和第四次“洗澡”高潮之间,导演插入了一组渲染镜头,那是麦克性冲动的前奏,没有任何肢体的接触,只有声音和眼神的探测,却色情得比性爱还触目惊心。
随后就是两人的首次沐浴,那是汉娜站在麦克的身后,用雷霆万钧的寂静以下巴轻触麦克的后背开始的,那转回身的热吻,远比面对面的要彪悍野性,回身接应的少年麦克,连腰、肩的力量都爆发了出来。这热烈的性触碰,令刚涉人事的麦克在与家人吃饭时都无法停止对初尝禁果的甘美回味。这是第五次接触,性器官被导演刻意藏匿用来作为即将到来的性高潮的序曲。而第六次是麦克与汉娜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性爱,没有一丝的拖泥带水。离群独居的干柴遭遇精血旺盛的烈火,短兵相接,直接进入:“这样吗?”、“是的”、“对,就是这样”、“再来一次”,汉娜引导着麦克“入巷”。随后,精满力盛的麦克,食髓知味地贪恋着汉娜的成熟身躯,而他热吻的落点,喻示着此刻的性依然是盛于爱的:先是性和生育象征的臀、随后是性感的腰,最后才是母性和责任特征的胸与肩。这第七场接触,不知这是出自演员的本色表演还是导演的精心设计。
对于汉娜纳粹身份的暗示从第八次身体接触开始递进。“你叫什么名字?”,麦克在床上缠绵时随意问起,因为那是他“第三次来”。这引起了汉娜对党卫军身份秘密本能的警觉,女主角凯特动用她特有的眼神表明了这个警惕的插曲。随后便是对汉娜文盲身份的提示,汉娜柔性地趴在麦克的背上边吻边问:“你是学语言的么?”汉娜表现出最初的一种文化行为,恰恰是在充分的性满足之后。“莱辛的,你可以读一读”。汉娜略带惊恐地推开了麦克递来的书,第九组画面开启了对“文盲”的暗示和对“朗读”的揭示。
不知是原著施林克还是导演史蒂芬的智巧,影片细节的暧昧与呼应无处不在,给观众会心一笑的言语幽默,比如第十次接触(也是第二次洗澡)的对话就透着这样的性暧昧:“你很在行”,汉娜在浴缸里说,麦克表情丰富地报以微笑,随之而来的是汉娜撩水向麦克泼去:“我是说你的朗读”,令观众觉得“低级趣味”也是能够以较为高级的形式来出演的。同样的泼水在“湖中嬉戏”的桥段中再次出现,而那次,汉娜泼向麦克的,已然不是性混沌,而是按捺不住的爱了。
汉娜直到在狱中服刑时,依然对爱与性、对昔日的少年性伴麦克充满幻觉般的期待。那个尝试着给麦克抒情的“寄信”的场景,被凯特演绎得充满性意味:含混着急切、唾液和期盼,凯特调动了她壮实的身躯,节制地前倾着,用湿润的唇舌舔着信封,在那封信中,汉娜自欺欺人地询问:“你收到我的信了么,给我回信”。照列维•施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的说法,这是一种“信码”,“就像人类裸体、摆弄生殖器、自残,大量使用自己的血、排泄物和分泌物”、“有如我们自己漫不经心和不假思索地用唾液贴邮票的习惯”⑵。汉娜没有足够的清晰与意识:随着身体的衰老,性的游戏已经结束,爱必然无情地自原欲而蜕变成对方的知识廉耻感和肉体厌恶。
第十一次接触发生在他们交往的第四个星期,那是汉娜与麦克完美性爱遭受爱情逼近的第一次矛盾冲突:“你没那么容易伤害我,因为我还没那么在乎你”。汉娜的话赤裸而刺激,引发了麦克泪腺的决堤(这是他继猩红热病发被汉娜揽在怀里之后的第二次流泪),“我以为你会来吻我”,麦克终于因为情窦初开而溃不成军:“离开你我不能活”。汉娜由性爱而母爱而纯“爱”的情感闸门被冲开,“COME HERE”,她向麦克发出的爱与谅解,就是浓烈而缠绵的身体的交织,那种皮肤与皮肤的呼吸式的无缝隙亲密,还有《奥德赛》,朗读被正式安排进入性爱的常规序列,第十二次身体交流内容丰富。
接着就是朗读与性爱的交相辉映,朗读者主题伴随着身体和欲望的气味在汉娜简陋的卧室里弥漫。其实那是汉娜对于麦克无意间让她阅读拒绝的一种掩饰,为此,汉娜慌乱地热吻了麦克所有动情的器官。而第十四次接触显示汉娜也情不自禁陷入了对麦克的爱怜,他们开始了旅行,尽管与识字的幼童对菜单的阅读优势和话语优势(文盲和文化),尽管侍者对麦克这样称汉娜“希望你母亲喜欢”(年龄差异),但他们彼此的眼神和热望溢出的是掩饰不住的爱。而此刻身体的性符号开始撤退,爱的符码自然浮现。
第十五次接触的场景在影片中出现过两次,也是寓意剧情转折的“天堂与地狱”般的分界,因为影片最终,自杀的汉娜就埋葬于此。而此刻的汉娜,正以一个隐蔽的文盲身份在音乐中感知和接收圣歌的洗礼,喜极而泣。在影片时空闪回的连接处,中年麦克出庭途中,车里廽响的,正是当年令汉娜泪流满面的旋律。 第十六次接触应该算是对与“朗读”行为的一种信号增溢与加强。麦克亲吻汉娜,“我带来了一本新书”,在汉娜“顺序颠倒一下,先朗读,然后再MAKE LOVE”的规条训练下,麦克顺从并适应了巴甫洛夫式的反射流程。自此,朗读的意味超过了性。
麦克面对青春的诱惑,本能的贪欲进入活跃期,第十七次接触起因是麦克开始不愿意什么都由着汉娜了,他强吻汉娜招致一记耳光,伴随着暴力美学的招牌动作,是汉娜命令式的喝令:“给我念《战争与和平》!”这一刹那,一个柔情的文盲与一个纳粹守卫的身影合二为一。
最令观众接收到男女主人翁爱情悲剧暗示的,是第十八次接触,那是分离前的疯狂性爱,镜头在身体与器官的反复叠映之后就是汉娜那句意味深长的告别:宝贝儿,现在你该回去找你的朋友们了。从此,直到麦克在法庭上第三次痛哭流涕(最后一次是在接获汉娜死讯时无泪的干嚎),是一段神秘的消失。而真正的“朗读”的开始,也正是在身体的辞别之后:朗读者和倾听者面部特写的反复穿插,音乐与节奏的波澜起伏,一场从“裸身”到“裸声”的人性悲剧悄然登场:“石头上所呈现的主流裸体图像早已破碎,裸声也成了城市空间中一个分裂的力量”⑶
文盲的汉娜,正是在这种“裸声”的力量中展现出对于扫盲的文化热情。当汉娜从监狱放风的阳光下,结束壁球或诸如此类的户外活动走进阅览室的时候,我们仿佛可以看见她迟疑而又坚决地踏入一个通向文明进化的狭窄门洞,在那个显得拥挤的阅览室里,她第一次提出了“借书”的要求,一种区别于对“朗读”依赖的、对于文明的主动“阅读”行为。促使她做出这个关键转向的,是基于对往昔的爱的记忆残留和心理暗示。然而性与爱的原欲能量可以促使汉娜自觉地踏上文字扫盲的文明进程,却无法抹除她所特有的原始性和纯粹性对于人性肉欲本质的盲点。此刻的汉娜还未曾明了:对于战争罪恶判决的利刃,未必有身体的苍老更能令其与爱、特别是性,一刀两断。鲁道夫•爱因汉姆这样解释他美学概念的第一个重要原则:“艺术活动和审美活动归根结蒂是在感性上对形式的把握,对它的研究应当通过心理学的途径”⑷。从汉娜由向文明的靠拢(识字)到因裸身而裸声转变而走向内心的绝望(自尽),可以明显看出其死亡的心理轨迹和真正根源,那便是被性所隔绝,特别是:被爱所拒绝。
而作为律师的中年麦克是清醒的:“人并不因为曾经作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成为魔鬼”。他决定为汉娜提供社区生活所必备的条件,如装修得不错的房子。他可以提供一种生活,但决不可能包括性生活。最后的道别,导演安排他们在监狱食堂的饭桌前,汉娜的右手随着前倾的身体依然冲动地“匍匐”向前,希望“够着”昔日的性爱恋人、今日的精神寄托。而麦克犹豫地伸出他的左手,从那只左手的迟疑中观众看到了招架与退缩。这就像苏珊•桑塔格说的那样:“电影给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语言,一种直接通过体验面部和动作的语言来谈论情感的方式”⑸,女演员凯特以面部出色的静默预告了这个经历了性与爱、热烈与冷漠全过程而下定决心永别尘世的66岁妇人的生命之火的提前熄灭:一切都结束了,是吧?这是汉娜的发问也是结论。至此,汉娜自尽的原因昭然若揭:并非是对于纳粹经历的自责和终身监禁的牢狱恐惧,而是爱与性双重丧失的绝望。观众可以看见,哀号和绝望以最寂静的方式从汉娜的胸腔里汨汨而出,滴落在她通向死亡的沿途,而垫起那座自杀高台的,是书——文字、文化、文明的典型符号。
“理想的、年轻的与裸露的身体代表着人类的权力对神人界限的挑战,而希腊人也知道这种挑战将会带来悲剧的结果”⑹。显然,汉娜苍老的肉体早已无法达到中年麦克的性爱阈值。麦克扪心自问:为什么在我的生命中,定要许给她一席之地呢?这其实是施林克向人类的原欲本性发问。文学不是道德攀比,发问者从不提供所谓的“解决方案”,发问是一种矛盾美学,只体现西方作家所达到而中国作家远未企及的审美境界。
阐释与误读
《朗读者》由性欲特征、身体行为编织而成的爱的奏鸣与悲歌,以汉娜的一句:“宝贝儿,你该去找你的朋友们了”和法庭审判的场景形成一个明显的分界。分界的一端,呈现了一种由性至爱、性爱交融的递增;而分界的另一端,则是文盲囚犯汉娜与中年律师麦克之间性与爱的单方面的衰减与避闪。无论是施林克的原著还是史蒂芬•戴德利的电影,《朗读者》给观者的显然不只是战争、屠杀和审判。如果说导演在前半场对性爱场面的“偏爱”无法撇清其商业压力下对于收视票房以及人类偷窥欲望的妥协,那么导演对于法庭判决场面透明清晰的呈现,是影片真正要表达和能够表达的人性思辨与深层思考,那就是在汉娜这个文盲身上所寓意的文化、文明与“现代性”的当庭对质。
实质上,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二战背景恰恰是施林克天才般神秘推理和冷峻清冽文字映照下的最无奈的一次敷衍,如同一个要展现或终结一个悲喜结局的编剧,只会用车祸空难制造死亡一样。对“法庭”和“审判”的构思,可能和施林克的德国国籍与法学家背景有关,但《朗读者》在中国所遭遇的普遍、单一的道德阐释,却与他无关,而是部分中国文化精英的肤浅误读。《朗读者》最人性、最原生态的艺术意境,根本不是由对纳粹的控诉对战争的反思、谴责构建的框图,而是由“秘密”环绕叠加而成、由身体行为执行和传导的“行为链”。从最初的性行为,到启蒙行为,审判行为,直至最后的自杀行为。一个由悬疑组成的情节链,被一个充满神秘感的、围绕着“文盲”的核心秘密所串联,层层剥茧似的随剧情深入而被精巧揭开:情欲的秘密、纳粹身份的秘密、文盲的秘密、死亡的秘密。而恰恰是影片的高潮——汉娜死亡的秘密,却被中国的观众和评论家所忽视了。罪行与审判、道德与正义、赎罪与脱罪,人们只观看到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关心战争罪恶以及对战争的反思,却没有人关注“现代性”,看不见隐含在纳粹和二战背景后面的那场不见血的血腥之战:文盲与文化的角逐,自然与文明的抵触。从这个层面上讲,权威的《南德意志报》将施林克称为“德国当代文明伤痛的发现者”,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相比之下,那些只会对于电影框架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及战争罪恶发出潦草的反省内疚之类的评论者,只能让人联想到当代中国那种千篇一律的评论模式的拙劣,那种非要强调和研磨作品文本之外的“时代背景”而不愿意从文本内部和电影艺术本身去欣赏影片的习惯作风。这种对电影和原著本身艺术的审美盲目,完全不是文学,而是阐释者与文学之间的距离。即桑塔格所说的:“在另一些文化语境中,它是反动的、荒谬的、怯懦的和僵化的”。⑺ 在一些由“纳粹”、“二战”、“集中营”字眼所支撑起来的评论文字下,影片《朗读者》的文学性被置换成了一种道德性。而这种习以为常的“政治正确”,使得中国观众在谴责纳粹战争暴行时恰恰遗忘了对人类制度的反省。“哈耶克认为:在德国产生了一种以纳粹主义为最高发展形式的思潮,推动这些思潮进行发展的人往往具有较高水平的道德素养和良好意愿。德国人之所以痴迷于纳粹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性格中存在着本质上的邪恶,而是因为他们信奉了集体主义思想”。⑻
如艾伦•迪萨纳亚克在《审美的人》所叙述的那样:“自从现代人作为一个物种出现以来的四万年间......在其8/9的历史中,人类根本就不会阅读” ⑼,这是人类文化进展的普遍景象,施林克只是挑选了一个参加过党卫军的“汉娜”并以汉娜意外的死亡之秘来实现其深刻的内在隐喻:现代性恰恰在文明与文化的压制与压迫中施虐,政治的、文化的精英借“民粹主义”对原始和自然的集体性强暴。正如本雅明的“每一个文明的文献也是一个野蛮的记录”所揭示的,人类的灾难,并不只存在于战争和纳粹这样的“极端状态”之中。文明人类所遭遇的更大范围的挑战,是现代性。当通往现代化的道路被发现之后,各种难以想象的舒适和机遇膨胀了人类的贪婪,“而且沿途为了免除压迫和限制所付出的代价似乎是人类前所未遇的那种无根和不牢靠” ⑽,现代性将个体的“人”挤压到一个只有彻底服从规条和所谓集体意志才能够存活的境地。正是在这一点上,那些只会将《朗读者》核心的深刻性集中在“战争”与“反思”上的评论家显出人类学意识的异常缺失。也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施林克的《朗读者》独具一种超越二战背景的深刻寓意。
换言之,影片的战争背景不是不可以挪移和替换的,“二战”并不具有背景的作用性。搁置《朗读者》的战争背景不论,其实“非战争”状态下类似汉娜的文盲与扫盲、文化与文明的冲撞实际上更触目惊心甚至足以让整个人类忧心忡忡,这正是《朗读者》深刻的艺术内在性显现。以中国作家、评论家的智力,他们对于现代性的“集体控制”,能够具有对于执行“看守”任务导致的三百人死于“火灾”和因为国策失误导致的三千万陷于“饥饿”之间的哲学联想么?以中国作家的灵性和敏锐,能洞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大学本科生军训一年”或“应届大学毕业生当村官有财政补贴”之间的政策脉动与社会危机么?如桑塔格说言:“阐释本身必须在人类意识的一种历史观中来加以评估。在某些文化语境中,阐释是一种解放的行为。它是改写和重估死去的过去的一种手段,是从死去的过去逃脱的一种手段”⑾。我们应当消解意识形态纠结起的盲目的历史感,但不能遗落理性深远的历史观。
我们有必要看深一层,那就是对于个人战争罪责的追究审判只是施林克讲的故事,而真正的悲剧和陷阱如佛朗兹•博厄斯所言:“当所有人以同一种方式反应时,个人若想冲破习俗将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⑿。倘若我们只是对于汉娜曾经的残忍和麻木情绪波动,而不去反思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力,如同我们只会同声谴责“文革”中的一些人性的残暴,而不去深究我们曾经为什么会如此狂热一样,那么我们显然对于《朗读者》的深刻性和文学性有所低估。“每一种社会秩序都依赖于某一种思想体系”,⒀哈耶克的话振聋发聩,他揭示了现代性对人类思想和人性的奴役:“通过有意识地把所有社会力量统一到精心选择的目标上,我们事实上已经在开始避免使用那些会带来无法预计的后果的力量,并且代之以非人性化的、不带任何个人属性的市场机制”。⒁影片通过汉娜的遭遇还表达了另外一层含义:整个社会自发反应的一致性确是有利于文化稳固的最强大的势力,但这种势力同样会毫不留情地扼杀事实真相、恃强凌弱,正如《朗读者》中代表正义和人类理性的法庭对汉娜的审判,貌似的义正词严背面,是荒诞,是非真实。
这就是现代性。在对《朗读者》这样的小说或电影一致性的艺术评论语境中,中国的酷评家若只会对过往的“革命”与“运动”进行异口同声的集体声讨,难逃布迪厄所说的惯习(haditus)场域(champ)以及越来越驾轻就熟的对于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l)的恶劣运用。而制度与规条下的“人”作为个人和某些“愚钝人群”的悲剧性就不可避免地会被权贵群体性的“一致”(或者称为“和谐”)和居高临下所掩蔽。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若没有这样的历史成像力,便不会有对于收容制度、户籍制度、医疗制度和社保制度等的自觉勾连,更遑论对这些政策制度所衍射出的奴役踪迹以及对那些不具“文化知识”的、最底层的社会民众的轻飘命运的设身处地了。这一切,所谓代表中国良心和良知的、掌握着学识和话语权的知识精英们,看得见么?或者说,愿意看见么?
可惜,四九年之后的文学评论显然不朝这个方向着眼,但绝对的话语权力却在这个时代的文化精英们的掌握之中。他们固步自封却不自省,有所察觉却明哲保身,他们以其自身的社会符号所代表的文化和学识的权威性,不断制造中国新生一代的阅读盲点,诸如将《朗读者》这样反映人性困境的艺术作品,阐释为对于战争的反思和对于战犯的审判。这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盲点和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死穴。这将对未来中国的文学创作与评论起到“传承”式的恶劣误导。如同对于汉娜的判决,看似正义,其实荒诞,因为那并不是现实真相和历史真相。真相,恰恰在此刻被所谓道德感、历史感所遮蔽,被高分贝的所谓正义呼声、内疚忏悔所湮灭。
与“身体”轴线呈互交呼应,《朗读者》充满秘密悬念的故事的另一条主线,是法庭的审判。如果说“身体”和“性爱”在镜头面前的一览无遗是对于观众注意力“好莱坞”式的营销,那么对于法庭上认罪与脱罪的处置则是一种反浪漫的仪式、一场庄严的戏谑。导演一反影片上半部对于身体和性爱这类视觉愉悦的偏重,《朗读者》的后半部是以一个堂吉诃德战风车似的“文盲”面对大众及法律、正义、道德的辩解与抵抗,即诚实的汉娜对于现代性的反抗,形成一种更较真儿更严肃更富有启迪性和内在反省张力的画面陈述。不知道电影终场,当观众起身在长达几分钟的演职员表滚动落幕中走出影院时,会不会产生某种身份“置换”的幻觉:即受审的不是汉娜,而是那些制造假象的罪责推诿者、群情激奋的盲目愤怒者和依据假象而实施判决的法官,而汉娜,只身立于历史真相的阴影中,成为原告。
这场审判,其实满含小说原作者对于大众文化洪流中的“落伍者”的关注与思考。这就是施林克的文学智力:以一个只会聆听不会书写的文盲,在落井下石的推卸罪责的“众人”和代表正义和法律的审判“法庭”面前,巧妙地构建起反讽的张力。这种张力使得历史理性原则在评判集体性罪恶时,在汉娜的对面呈现出文明的窘境:由汉娜这个“文盲”质疑、抵抗甚至回击了人类文化与文明的标志——“文字”,即文字在人性场域中的确切性与真实性。在这种张力的作用下,人类所有的“正史”、全部的“正义”,一切由文化所记录的言之凿凿的“历史卷宗”,都受到真实性的质疑,特别是在权力支配下的所谓文明时代。
法庭上,我们看见汉娜以一种文盲者的智商和理解力,表现出对于真相和事实的诚实,令所有的“文明”闪躲并丧失辩驳的力量。汉娜认罪的一连串YES,和幸存者指证的六个HER、AND HER,以及另外五个同犯怯懦而凶狠的SHE WAS、SHE WORTE、SHE DID,轮番对峙。面对“你为什么要锁门”的质问,汉娜的“我们是看守”显现出原始的真挚和愚顽的美感。尽管人类社会一贯偏向宽容和纵容那些敢于钻法律空子的精明者,但文盲汉娜的回应是拍案而起:“我们得负责”。现代社会中,还有哪些“智者”能如此自然流畅地肩负起这样的担当?
据说《朗读者》在欧美也曾遭遇过“对二战德国辩护”的指责。如果这种指责确实存在,那也是出于对文学的浅薄认知。无论是小说还是影片,《朗读者》对于汉娜这个悲剧角色的塑造和精确分寸感的把握,恰恰体现了作者和导演的艺术操控力和反讽本质。这种本质超逸了常规的所谓高尚和自己的艺术、美德与天才,是“有限的作品对绝对物的接近,是作品的以消亡为代价的完全客观化”,“我们必须超越我们自己的爱,必须能够在思想中消灭我们的崇拜对象,否则我们对无限不会有感觉”⒂。施林克冒着被批评家诟病的风险解构了人性和自我,不但需要文学功力,更需要艺术的勇气。中年麦克的怯懦,恰恰显示了施林克内心真正的深刻和强大。而中国作家所缺乏的,恰恰是对于崇高、道德、正义这些概念的实质理解和文学叙事上的摆脱。
列维.施特劳斯说:“每一文明都倾向于过高估计其思想所具有的客观性方向,当我们错误地以为未开化人只是受机体需要或经济需要支配时,我们未曾想到他们也可以向我们提出同样的指责”⒃。《朗读者》的巧妙和深意就在于,不仅通过环环相扣的秘密揭示展现了审判的悬念,更出人意料的通过汉娜这个缺乏现代文明“领悟力”和“应变机能”的“未开化人”,向法庭、向整个由现代文明建构起来的法律体系和正义秩序发出无声的责问:正义的确切性。不难设想,倘若审判将由“真相”担任事实仲裁的话,原告与被告的位置,恰好需要颠倒一下。难道不是么,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充满与真相完全背离的伪事实,包括所谓的文明、进步、道德、正义,无一幸免。人们往往只是看见那些在知识掌握方面迟缓的弱者理所当然的成为被告,而没有洞察,正是这个世界上的原告们规定了于己有利的法律规条并制作了专业的复杂壁垒,使得人类形成了各种无形的“等级”,包括文化的、知识的等级,如同华尔街贪婪的蛀虫设计了令人炫目的衍生产品,而卷入金融风暴中心的受害者大多是金融“文盲”,这就是现代化道路上的真实风景。这也是人类惯常上演的戏码,中国历史上,此类景象不鲜见。
这确是一个虚伪畅行的时代,甚至连网络都能提供各种伪剧本,这更是中国文学的悲哀。这种经过非原创艺术者剪辑的“洁本”,阉割了大多数的性爱和肉体镜头,连汉娜下垂的乳房都没有逃脱。这是毫无艺术修养的粗暴权力的肆无忌惮,这种对观众审美能力和影视作品艺术性的不自信,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使得电影语言的美妙支离破碎。如同我们在《朗读者》里看到的所谓神圣的法庭判决,貌似正义、公正,貌似符合道德接近事实,其实都是历史的幻像。中国的文学,中国的电影,若连起码的真实都是被剪辑过了的,还指望在现阶段能有健康的文学和一流的电影么?虚伪导致对于人性观测与表述的劣质走形,这恰是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悲剧性所在。
正是这样的风气,滋养了那帮擅长撩拨“正义”、意淫“道德”的评论家,他们喜欢像阿波罗一般在“道德”的虚拟峰巅耍酷,都以为自己只要站在道德和反省的制高点上就有资格卖弄学识、俯看人生。这其实正是中国文学的大悲哀。在这种创作气氛和叙事语境中,中国作家如何能达到欧美作家的自由度,如何能表现出更加接近人性的诚恳坦荡与深刻勇气呢?一部《朗读者》,观众所看到的,难道仅仅是正义对于屠杀的审判么?难道不能是汉娜这个文盲对于文化建构起来的“文明”荒诞的反审判?“法庭”上的被告和原告,和“真相”中的原告被告,在文学的反讽张力下被悄然置换。
其实,这不也正是施林克的《朗读者》对那些掌握所谓“知识”与“文化”话语权的法官、学者、教授们最现实的讽刺么?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学者、读者和评论者能够摆脱没来由的知识自负和意识形态的惯习场域,能像大自然中的植物那样,用泥土一样原始的逻辑去学习“创作”、学会“观看”,那才是中国对于文学的的常态“回归”。而此刻,他们中大多数还只是刚刚上路的新手,像刚买得起汽车的脱贫一族,热衷于攀比汽车上的LOGO所标志的财富刻度,他们中的大多数,还只会制造事故——对于文坛、影坛好大喜功的“追尾”恶俗。
参考书目:
(1)巴赞《电影是什么?》
(2)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
(3)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
(4)鲁道夫•爱因汉姆《电影作为艺术》
(5)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6)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
(7)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8)安德鲁•甘布尔《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
(9)、(10)艾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
(11)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12)佛朗兹•博厄斯《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13)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
(14)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15)瓦尔特•本雅明《经验与贫乏》
(16)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 - Re: 战争及民族性灾难的反思posted on 06/04/2009
谢小赵写了这么多,是认真的文字。我是不删帖的。 - Re: 战争及民族性灾难的反思posted on 06/04/2009
顶小赵。说的挺好的,尖刻也深刻,虽然个别的暗示我不敢苟同。电影观后感容慢慢读。
这单开一线好像不是怕受连累是怕自己帖子生死未卜连累大家吧?挺周到的嘛 :) - Re: 战争及民族性灾难的反思posted on 06/04/2009
是想告诉所有1989年时已经成年的人,都不如5年级小学生有希望吗?
你倒是很有取代国师地位的潜力。
- posted on 06/04/2009
浮生 wrote:
这单开一线好像不是怕受连累是怕自己帖子生死未卜连累大家吧?挺周到的嘛 :)
谢浮生美眉这么善解人意。的确是不想连累大家,谁让俺名声不好捏?俺有时候是好发些让某些人不舒服的感叹和评议,但俺珍惜这些年咖啡自然形成的秩序和网友之间的情谊。所以,有些人倒打一耙对俺抹黑泼污水给咖啡客洗脑,俺也一直就乐呵呵地都认下了,有什么呀,俺影子正不怕身子歪么。
浮生美眉,这么些年俺可一直记着你的希腊流水帐哈。向朋友推荐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有时候你会因为一篇游记喜欢上一个国家。这次,你一定要给俺支持,对偶的影评拿出你的批评意见出来。否则俺跟你急哈。
- Re: 战争及民族性灾难的反思posted on 06/04/2009
"At the heart of the First Amendment i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fundamental importance of the free flow of ideas and opinions on matters of public interest and concern. The freedom to speak one's mind is not only an aspect of individual liberty – and thus a good unto itself – but also is essential to the common quest for truth and the vitality of society as a whole." Hustler Magazine, Inc. v. Falwell, 485 U.S. 46 (1988)
- Re: 战争及民族性灾难的反思posted on 06/04/2009
贴错地方了。
- posted on 06/04/2009
SevenStar wrote:
是想告诉所有1989年时已经成年的人,都不如5年级小学生有希望吗?
你倒是很有取代国师地位的潜力。
欢迎批评。简单回答一下吧:
为什么我会贴上对《朗读者》的观后感,主要是当时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出于结构章节和重点的考虑,没有把德国两代人对于战争灾难战争罪责以及现世生活的不同认知作为一个议题写进去。咖啡号召写20年前的真实感受,我其实有一些具有故事性的经历。但个人以为,有些现在看来自己当年是做对了的事情就不值得提了。所以就选取了“父子冲突”这个视角,写这个事件在家庭、在父子两代人之间的一些情状。不止是六四发生的当时,两代人会有不同的认识和反应。二十年过去,新的一代正在校园的大学生,他们对于六四还是陌生的,而且也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敏感和追索的强烈愿望,他们这一代人有这一代人感兴趣的事情。认为他们不关心六四就是没希望的一代,这种想法太想当然。每个时代的青年人,有他们特定时代所赋予的现实和责任。指责他们不能理解20年前的我们,或者对他们谈出对于六四真实想法的言行失望、发火甚至辱骂,完全反映出我们自身的浅薄和狭隘,反射出我们自己还在原地踏步,还没有真正向自由民主人权迈出实质性的步子。
同样,在德国,也有年轻一代对于上一代对于伤痛历史的记忆、无知甚至冷漠的问题,因为历史性记忆除了文字记载,无法和人的生命周期抗衡,无法和现实的潮流抗衡。《朗读者》中就有明显的两代人的冲突,包括道德观,价值观,伦理观。现实如此,着急愤怒都不会用什么效用。那么,怎么才会有用呢?怎样才能让民主的诉求和曾经的争取民主的行动让后人所记忆所传承?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有些办法是有效的。咖啡有人对列维·施特劳斯很推崇,本人对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等著作也有兴趣和偏好。在施氏以及其他人类学家的研究著作中,仪式是一个和神话、寓言一样重要的核心。人类的繁衍传续,人类文化的传播接续,都和仪式有关。因此,如果要真正让中国人特别是今后的中国人记住20年前的六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六四”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将其仪式化、节日化。恰巧,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想法,出自一个64时刚刚五年级的小同学之口。这比现在我们所做的这些零星的纪念,都有深远意义和执行价值。
朱老剑客的原话:“作为一个节日来说,并不是所有在端午节吃粽子的人都会缅怀屈原或者去赛龙舟的。节日如果要长久的让人们纪念下去,仅仅是回忆貌似就单薄了,等我们这帮六四的遗老遗少们都成为过去的时候,所有的文章所有的书都会成为历史,被人们随意打扮。节日是需要形式和活动来支撑的,比如说从现在起我们每到六四都吃“西红柿打卤面”,成为一个风俗,以后“六四”就成为民间的“打卤节”,虽说将来并不是所有吃打卤面的人都会知道有“六四”这么一档子事儿,但它终究是长久的让人们纪念下去了。将来朝代更替了,民族的节日还会保存下来,到时候可能会有人像纪念“张仲景”“华佗”一样纪念“华罗庚”“袁隆平”,也可能会有人像过年一样过六四的。本来六月份中国就没什么节日,六一还是舶来品,没有节日的时间就像是虚度了的,“六四”恰好有这个机会在民族的时间里占据一席之地了。”
回答完毕。需要说明的是,本人并非不爱看各位对于六四的回忆。相反,我恰恰认为私人性质的回忆就是组成真实历史镜像的原始素材。曾经读过一本《纳粹德国文学史》的书,文汇出版社的。书中写即便是纳粹时代,也有冷静和秉直的文字。试想,当初的纳粹德国是怎样的残酷,法西斯的高压是何等疯狂?那些抵抗派和流亡作家的创作,依然不屈滴表达着德国人的良知。许多人为此入狱,慷慨赴死。像茨威格、E·托勒这样的作家不堪忍受绝望而自杀的。他们或许因为战争和动荡,没有像正常时期那样写出原本可以更加丰富多彩的作品,但他们却留下了可以启发后人的特殊文字。未来中国若要更加贴近事实真相看六四,恰恰需要现在各位的秉笔直书。但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经历,比如911的伤痛,在我心里竟然没有我一个突然离世的同学给我的打击来得大。这看似荒诞,却是真实的事实。我觉得真正对六四存着纪念,真实是必备的态度。本人不以为然的是那些只是激起人们心中对于64封存记忆灰尘的一些矫饰和虚荣,是那些把丝毫不想干的人和事,硬要拉扯在一起含糊其辞,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叙述,搞得好像自己当年怎样怎样,其实啥也没有。那不是发自内心纪念六四追求民主,那是招摇过市的一种娱乐形式,是低俗。我想,在2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需要一个虚浮的GPS,来显示当年我们所在的位置,我们倒是需要一个心灵的GPS,来定位64在我们心中的真正位置
===========
题外话:逗大师相比于朱老剑客算老一辈了。但是,逗大师是具有对事物实质进行透彻表述的一个老一辈。也是咖啡将来能够在更深层次进行文化、经济方面讨论探索的重要资源。我希望他不要耍小孩子脾气从此真的不来了,虽然我知道一个规律,就是越老越容易耍小孩脾气。
- posted on 06/04/2009
玛雅 wrote:
谢小赵写了这么多,是认真的文字。我是不删帖的。
老板娘,还记得当初你打电话给我说要到DC来见你的那些个朋友,我这个从不见网友的人回的一句话么?我说也许别的什么都没有,但是,有真诚。就是兑现这句话,让俺死乞白赖地、经受了诸如令胡以及比令胡粗俗得多的武林中人的攻击,甚至戴着你那顶“阶级异己分子”帽子和“几毛党”的冤情至今还在这里鬼混呵:)
我知道你不删帖,你还没有勤劳小气到那份儿上。不过趁今晚你高兴给你提点意见,你要指望咖啡兴旺发达,需要一些有商业策划和主题策划经验的人帮你。而你自己也要全力以赴扑上去做,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
- posted on 06/04/2009
哎呀,刚在那边回了,视角又贴到这里来了,那我再跟贴过来吧:
视角,你这两段讲的“洞彻”,佩服。我看快要赶上本雅明了吧。不过我还是没有搜到本雅明的文章,你那里有吗?英文法文也行。不妨单开一线讲讲本雅明也好。
纯属个人视角 wrote:
他们看不到当代社会的结构变化,看不到公民意识在中国社会中的逐渐形成,他们叫嚣的,还是一个国家战争时期的那种武装对立,就是暴力推翻执政当局,他们才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受害者,只知道根据个人的情绪煽动民众的仇恨,民族的仇恨。其实,现代社会的执政规则已经产生变化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些悲剧事件,将使得这种规则逐步完善,并以更人性更温和的过渡形式规避以往的暴力。这就是六四这样的事件对中国社会变迁的作用与贡献。
昨晚算六四前夜,在电脑上重新看了《朗读者》和《南京,南京》,我们在文学创作上,对于人类灾难和苦难,对于暴力和杀戮,对于记忆和反思的深度,就明显显出一种民族性。
这个办法完全行不通,基本的常识:教科文是个政府间组织,断断不敢冒犯中国政府,何况那个intangible inheritage的概念也不在此,比方说昆曲算是正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纯属个人视角 wrote:
因此,如果要真正让中国人特别是今后的中国人记住20年前的六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六四”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将其仪式化、节日化。恰巧,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想法,出自一个64时刚刚五年级的小同学之口。这比现在我们所做的这些零星的纪念,都有深远意义和执行价值。
题外话:逗大师相比于朱老剑客算老一辈了。但是,逗大师是具有对事物实质进行透彻表述的一个老一辈。也是咖啡将来能够在更深层次进行文化、经济方面讨论探索的重要资源。我希望他不要耍小孩子脾气从此真的不来了,虽然我知道一个规律,就是越老越容易耍小孩脾气。 - Re: 战争及民族性灾难的反思posted on 06/04/2009
欢迎小赵出贴,果然大手笔,如果你把心思放在码字上,也不必跟那些狗屁马甲斤斤计较了。
这个电影我没看(顺便说一句,08奥斯卡以后的所有好莱坞电影我都没看,还准备抗战八年:),但你的影评值得读几遍,不是乱夸奖的。 - Re: 战争及民族性灾难的反思posted on 06/04/2009
纯属个人视角 wrote:
让俺死乞白赖地、经受了诸如令胡以及比令胡粗俗得多的武林中人的攻击,甚至戴着你那顶“阶级异己分子”帽子和“几毛党”的冤情至今还在这里鬼混呵:)
这话什么意思?一激动就忘形,不认吕洞宾了。我啥时候攻击过你?如果我攻击过你,那一定是你当时太不象话,正让我撞见。什么叫比“令胡粗俗得多的”?我真得很粗俗吗?有这么说话的嘛。我看你丫就丝毫鼓励不得。:) - Re: 战争及民族性灾难的反思posted on 06/04/2009
老瓦 wrote:
欢迎小赵出贴,果然大手笔,如果你把心思放在码字上,也不必跟那些狗屁马甲斤斤计较了。
我觉得网管就应该承担勇敢地承担起打扫庭院的责任。相信自己网上理解事物的能力,相信一点自己的判断力。不能一味指望网友自己有超强的承受力。:) - posted on 06/04/2009
小赵的这篇电影评论多少超出了我舒适阅读的能力。昨天看到这么长的文章,当即觉得读下来会在我整体阅读量中占据比较大的百分比,就跳过去了。我也没看过这部电影没读过这本书。今天看到老瓦说,这篇文章值得看好几遍,就很努力地读了。不能一下子顺下来,的确需要反复阅读才能辨其真伪。幸好,“文盲与文化的角逐,自然与文明的抵触”是我愿意讨论的话题,但愿这部作品真的在做这个努力。我去找来看看。
今天午饭的时候在想,过去20年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件事儿,跟战争有点儿关系。我姥姥在2001年去世,她去世后,家里的亲戚从国内给我寄了一张杂志的复印件,也或许就是杂志本身,我已经无从核实。那本杂志是比较偏,读者比较少的文史资料之类的刊物,上面有一篇写我姥姥的文章。
我对姥姥的革命史很熟悉了。她出身比较优越,个性比较叛逆,意志比较坚强,性格比较豪爽。她的妹妹早在17、8岁就嫁到了一个军阀家里,然后迅速地生儿育女,过传统生活。而我姥姥,一直到26岁才生我母亲,我母亲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在那个年代,她老人家简直耽误了一代人的生育时间。我姥爷,是我姥姥离家出走参加抗日后在战斗中结识的战友。离家之前,据说我姥姥在大学里读书,好像读得长了点儿,或许是常常在学校闹事儿,耽搁了。
姥姥姥爷的这些事儿,我都知道,那篇文章不厌其烦地又写了一遍。但是那篇文章给我带来刺激和触动的,是更为详细的历史资料,他叙述了我姥姥离家出走、参加革命的准确时间,精确到月份,甚至于一个月份的上中下旬。那个日子,距离我妈的生日,不到12个月,或许只有10个多月。
看到文章的时候,我的第二个孩子一岁半。我一下子把革命、意义、事业这些纠缠了我半辈子的词儿都放下了。心里想,这些附加的东西,实在可有可无的。永恒的,只有接近自然的生命力。后来回忆89年的故事时,很用心地纪录了真实的受性支配的情感的成分。在年轻时的语言里,叫做爱情,在历史中,叫做生命。
- posted on 06/05/2009
令胡冲 wrote:
我啥时候攻击过你?如果我攻击过你,那一定是你当时太不象话,正让我撞见。
你看你看,禁不起逗吧。其他人的线,我尽量少碰。所以拿你逗个乐儿么。你和逗大师一个德行,嘴上要逞强,心底挺善良。碰到撒野的,就失态沉不住气了。人家咬你一口,你就急了,你看你在纪事一号线里和那个壹互相气急败坏狗咬狗一嘴毛的急逗样,都不像令胡了都。那个逗大师更逗,连我CNM都不会说,楞是文绉绉来了句:我CN的MM。吴侬软语型的呀,音节上语速上都太娘娘腔。这哪像国师啊,一副江南奶油小生的扮相,笑煞老夫。不过,你和逗大师都还是挺有深度的,令胡弟除了写宪章钻石榴裙肯定还能玩其他文字和思想的游戏。所以,希望你们这俩活宝都能在咖啡长期出没,这样俺也能经常性的来看你们表演。
老瓦 wrote:
欢迎小赵出贴,如果你把心思放在码字上,也不必跟那些狗屁马甲斤斤计较了。
瓦兄,即便是那些狗屁马甲,俺基本还是能给予文明礼貌的。但前提是别恶意赶人,比如朱老剑客,逗大师。
跟瓦兄探讨几句正经的:此处贴这么篇影评,是想说六四什么的,都是历史中一些正常略偏激烈的事件,其受史家重视程度跟二战抗战内战,肯定没法比(有亲人丧身的另说)。真正人类的焦虑是现代性对人性的折磨和扭曲。两百年前的欧洲,百十年前的美国现代性就在困扰那些有情怀的思想者了。二十世纪是科技高速发展,人类生活舒适度大幅提升的世纪,但两次世界大战也是在这个世纪发生的。整个世界秩序有向文明进展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并没有减少现代人对于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一系列强迫变形和快节奏商品化的焦虑。我们正在承受和平与文明状态下的精神折磨。人类社会愈来愈像电脑一样受到各种程序的控制,冰冷无趣残酷无情,没有反抗能力。本来这世界就冷酷得给人一种窒息感了,而中国的情况比欧美更糟,本来城市化的进程就迟了两百年,还赶上个权贵经济瓜分全民财富的境况。抗衡力量成熟进步的速度,赶不上统治者掌握更新统治术的速度。所有底层民众甚至一般官僚,都不过是当代“汉娜”而已。这是我感到中国的不幸之处。再往深处悲观点,就是在美华人的尴尬处境,21世纪,中美竞争不可避免,不敢预测战争能否避免,但恶性竞争已无法规避,首当其冲就是金融恶战。用国家手腕挫他国之国力。中美这种两国沟通最畅达的历史时期,却是最无法回避的斗智拼狠比无耻格局,就像两头相互警惕的巨兽,剑拔弩张,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六四阿。在美国的华人,这头是自己的切身利益,那头是父母乡亲祖国故土,首鼠两端,无所适从。我们的某些焦虑,其实是对整个人类进化的态势对人性的善恶变异有些悲观。 - Re: 战争及民族性灾难的反思posted on 06/05/2009
情况不太妙啊。我发现你们这些江湖小混混似乎终于找到了侮辱我的方式,就是强行把愚兄和豆大师并列。我和他能一样吗?看他被人欺负,我替他说两句公道话,不愿意老A的悲剧重现,怎么就跟豆大师是一路?我还经常替你说公道话,只要让我碰上了。难道你真认为我跟你能一样吗?岂有此理。不知好歹嘛。覆杯水于坳堂,芥亦为之舟戏!蜩与学鸠亦飞动,窃笑九万里则风斯在下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 - posted on 06/05/2009
插小赵的一句话。
其实,大陆作家中,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是一篇可与<朗读者>比较的小说。毕飞宇利用女性乳房之养育及性器的双重涵义,构建出意象深邃的解读空间,在哺乳期的母亲和幼稚期的男童的故事中,描述了性与爱、母乳与奶粉、潜意识与显意识、自然与文明、社会自人为之为人开始日益泛滥的物化与个体自人为之为人开始日益欠缺的需求,这样一些人类无法摆脱的困境。相比之下,<朗读者>拉成长篇,借用老少配性交、二战集中营这些霹雳手段来切入人性,而<哺乳期的女人>只是短篇,在一个平淡的小镇中展开一个似乎平淡的叙述,功力上可说是更胜一筹。
是的,杰出的小说家只是揭示问题,而不寻求答案。因为他们所揭示的问题是内在的、本质的,因而也是无解的。 - posted on 06/07/2009
有意思的数学 wrote:朗读者>拉成长篇,借用老少配性交、二战集中营这些霹雳手段来切入人性,而<哺乳期的女人>只是短篇,在一个平淡的小镇中展开一个似乎平淡的叙述,功力上可说是更胜一筹。
是的,杰出的小说家只是揭示问题,而不寻求答案。因为他们所揭示的问题是内在的、本质的,因而也是无解的。
谢谢数学。我找来毕的小说看了。写得挺有个性的。我想在中国作家中,他算不错的。只是他的语言的那种特色不是我所欣赏的(也许有很多人恰恰欣赏这点。这纯属个人喜好)。为什么不欣赏的原因就是觉得用词看似平淡却太刻板不圆融,那种想轻松却又摆脱不了自己叙事习惯和语言习惯的一种生硬感,有为写作而落笔的硬性痕迹。但意象隐喻丰满,比之中国当代不少同龄作家要深。我个人对小说艺术的偏好是文学作品就是要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让人想读下去。这点朗读者发挥得比较出色,就是用最平实的语气,将读者引进阅读。所以我甚至同意朗读者是推理小说的说法。你的“霹雳手段”一词用得太妙了,我对此和你同感,只是我想不到用这么个有趣的词。
- posted on 06/07/2009
小赵的影评那天只匆匆一扫,当时想,这电影得看了多少遍啊数得那么清楚:)
今儿终于拜读。不得了,一部电影有如此深的内涵。电影我尚未看,实在说不出什么,就是看了大概也想不到这一层,但是有了这个导读,很有兴趣去证实一下。小赵想问题的格局很大,这些分析我需要慢慢消化。
倒是想起曾有一线讨论人性异化,好像是st dude的,我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如此容易异化,人的本质又是什么?也许本来就不是理想化了的不被所谓异化的状态。一般认为原生态的人自由,仿佛那是人的真态、本质。我因此能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人的本性是动物性,异化了就是人性了:)现在这个人性越发趋于机械性了。不知道和这线的讨论有没有关系。
这影评也让我想玛雅的“初血”故事,觉着那故事的潜力很大,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写,一个更深的角度就是这篇文章里的。
也去看了有意思的数学推荐的小说,确实有意思,多谢。我也不是特喜欢他的语言,感觉有点儿拿着。
- posted on 06/07/2009
我的立场从来就没有乐观过,当然在美华人的处境,是否要回到二战时期在美日裔的那种境地? 有一定可能性吧,但感觉不会超过5%。
你说现代人面临的困境,其实是人人有份,甚至按需分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国人们身上又多加一重,海内与海外,无非是人伦亲情与个人价值之间的选择。突然想起一句话,有人说“中间隔个太平洋,到处都是一个样”,要逃避,总是有理由可以逃的。
纯属个人视角 wrote:
令胡冲 wrote:
我啥时候攻击过你?如果我攻击过你,那一定是你当时太不象话,正让我撞见。
你看你看,禁不起逗吧。其他人的线,我尽量少碰。所以拿你逗个乐儿么。你和逗大师一个德行,嘴上要逞强,心底挺善良。碰到撒野的,就失态沉不住气了。人家咬你一口,你就急了,你看你在纪事一号线里和那个壹互相气急败坏狗咬狗一嘴毛的急逗样,都不像令胡了都。那个逗大师更逗,连我CNM都不会说,楞是文绉绉来了句:我CN的MM。吴侬软语型的呀,音节上语速上都太娘娘腔。这哪像国师啊,一副江南奶油小生的扮相,笑煞老夫。不过,你和逗大师都还是挺有深度的,令胡弟除了写宪章钻石榴裙肯定还能玩其他文字和思想的游戏。所以,希望你们这俩活宝都能在咖啡长期出没,这样俺也能经常性的来看你们表演。
老瓦 wrote:
欢迎小赵出贴,如果你把心思放在码字上,也不必跟那些狗屁马甲斤斤计较了。
瓦兄,即便是那些狗屁马甲,俺基本还是能给予文明礼貌的。但前提是别恶意赶人,比如朱老剑客,逗大师。
跟瓦兄探讨几句正经的:此处贴这么篇影评,是想说六四什么的,都是历史中一些正常略偏激烈的事件,其受史家重视程度跟二战抗战内战,肯定没法比(有亲人丧身的另说)。真正人类的焦虑是现代性对人性的折磨和扭曲。两百年前的欧洲,百十年前的美国现代性就在困扰那些有情怀的思想者了。二十世纪是科技高速发展,人类生活舒适度大幅提升的世纪,但两次世界大战也是在这个世纪发生的。整个世界秩序有向文明进展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并没有减少现代人对于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一系列强迫变形和快节奏商品化的焦虑。我们正在承受和平与文明状态下的精神折磨。人类社会愈来愈像电脑一样受到各种程序的控制,冰冷无趣残酷无情,没有反抗能力。本来这世界就冷酷得给人一种窒息感了,而中国的情况比欧美更糟,本来城市化的进程就迟了两百年,还赶上个权贵经济瓜分全民财富的境况。抗衡力量成熟进步的速度,赶不上统治者掌握更新统治术的速度。所有底层民众甚至一般官僚,都不过是当代“汉娜”而已。这是我感到中国的不幸之处。再往深处悲观点,就是在美华人的尴尬处境,21世纪,中美竞争不可避免,不敢预测战争能否避免,但恶性竞争已无法规避,首当其冲就是金融恶战。用国家手腕挫他国之国力。中美这种两国沟通最畅达的历史时期,却是最无法回避的斗智拼狠比无耻格局,就像两头相互警惕的巨兽,剑拔弩张,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六四阿。在美国的华人,这头是自己的切身利益,那头是父母乡亲祖国故土,首鼠两端,无所适从。我们的某些焦虑,其实是对整个人类进化的态势对人性的善恶变异有些悲观。 - Re: 战争及民族性灾难的反思posted on 06/08/2009
赵异己的这篇影评写得很深。是我读到过到的赵文字中最有份量的一篇。请把笔用在这些地方,对那些家长里短少关心点。 - posted on 06/09/2009
同意浮生。其实这个异化还是可以算作动物性。如果生物的本能是百折不挠地复制和
扩张,那么人类用智力来百折不挠地复制和扩张是很符合自然的事。(明不明智另说
) 动物的适可而止随遇而安只是受条件限制而已,有机会都是要瞎折腾的。
浮生 wrote:
倒是想起曾有一线讨论人性异化,好像是st dude的,我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如此容易异化,人的本质又是什么?也许本来就不是理想化了的不被所谓异化的状态。一般认为原生态的人自由,仿佛那是人的真态、本质。我因此能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人的本性是动物性,异化了就是人性了:)现在这个人性越发趋于机械性了。不知道和这线的讨论有没有关系。 - posted on 06/09/2009
小赵这几篇真是为咖啡写的么?够专业级了嘛。我只读过小说,很多
年前啦,是应曼陀罗的推荐,一气读下。当时还对小说颇不满意的。
现在美国满街满店都是这小说了,电影等图书馆来了再看。
我提一点意见:就是写作专业性的问题。小赵这篇影评明显是学者型
的字句,不说行文中充满了哲学符号,引用的文献也大。这样就不能
说是通俗。说到通俗,我最近读的两大思想家,一弗洛伊德,一马克
思,从小的理想就是通俗表达,独立思想。自然,行文也通俗。
躬候小赵写的“南京,南京”,希望笔触能更通俗一些。另外,文中
表现的一些问题倒还真切,我读“生死阅读”就没想到这许多,或者
,思想的层面也跟你批评的相似,当然,你是评电影。
- Re: 战争及民族性灾难的反思posted on 06/09/2009
Susan wrote:
) 动物的适可而止随遇而安只是受条件限制而已,有机会都是要瞎折腾的。
以前有人说过“生命在于折腾”,我不太以为然,但如今居然出自苏三之口,我觉得有接近半句真理的可能了;) - Re: 战争及民族性灾难的反思posted on 06/09/2009
我本来也不大以为然,但看到你近期大量的激情澎湃的诗歌作品,我觉得接近有半句
真理的可能了;)
老瓦 wrote:
以前有人说过“生命在于折腾”,我不太以为然,但如今居然出自苏三之口,我觉得接近有半句真理的可能了;) - Re: 战争及民族性灾难的反思posted on 06/09/2009
Susan wrote:
同意浮生。其实这个异化还是可以算作动物性。如果生物的本能是百折不挠地复制和
扩张,那么人类用智力来百折不挠地复制和扩张是很符合自然的事。(明不明智另说
) 动物的适可而止随遇而安只是受条件限制而已,有机会都是要瞎折腾的。
恩,有道理。那是不是就没有人性这说了:)
本来现在对“人何以是人”的问题越来越模糊呢。 - posted on 06/09/2009
xw wrote:
小赵这几篇真是为咖啡写的么?够专业级了嘛。我只读过小说,很多
年前啦,是应曼陀罗的推荐,一气读下。当时还对小说颇不满意的。
我提一点意见:就是写作专业性的问题。小赵这篇影评明显是学者型
的字句,不说行文中充满了哲学符号,引用的文献也大。这样就不能
说是通俗。说到通俗,我最近读的两大思想家,一弗洛伊德,一马克
思,从小的理想就是通俗表达,独立思想。自然,行文也通俗。
躬候小赵写的“南京,南京”,希望笔触能更通俗一些。另外,文中
表现的一些问题倒还真切,我读“生死阅读”就没想到这许多,或者
,思想的层面也跟你批评的相似,当然,你是评电影。
xw批评起来一贯含蓄。你就直说,小赵你这么解读《朗读者》有点解题发挥不就得啦:)我不想干扰他人和他人的讨论,有些问题就放在自己开的这条线里一并回答算了。关于六四的文字,完全是响应老板娘号召专门为咖啡码的字,只是想到什么说什么、大家争论了什么谈什么。我不想打搅咖啡的气氛和清梦,只是看到朱老剑客和逗大师可能要步青冈和文取心等人的后尘,有点惋惜,就出来说几句。
关于《朗读者》,的确不是专门为咖啡而写。而是被逼出来的文字。兄弟我是学新闻的,被人叫去给几个班的同学讲新闻采访与写作,这篇算是课件的附件吧。在讲采访的时候,我“解读”了同样是奥斯卡获奖提名的《对话尼克松》来谈访谈。现在的学生很活跃也很刁钻,他们一早就策划好了在讨论的时候给我出难题(原话是把他搞倒),他们的办法是用我讲授的采访访谈内容和方法来当场拿我做“活体实验”。有几个问题大致是这样的:一,“我们想多听你在美国的生活经历”。我说:“这个,可以有。”二,“我们想知道老师的成功经验”,我答:“这个,真没(妹)有。”三,能像讲解《对话尼克松》一样分析《朗读者》么?(校园里有名家讲坛,有各种讲座,在谈《朗读者》)。我被赶鸭子上架,写了这么篇不伦不类的玩意儿。xw说是学者型的,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因为一来我不能输给那些名家讲坛开讲座的博导教授呀。二来兄弟我是学新闻的,但硕士选了影视戏剧,从电影本身的画面语言入手看电影,也算是学以致用吧。所以对电影前半段的“身体行为”即情欲戏份做了细读。先看了一遍,第二次细致些,拿笔做了记录,第三遍就是六四前夜又复习了一遍。兄弟我也是学电影学的,所以知道一点皮毛,讨巧以此来和博导教授们抗衡罢了,对电影画面分析,有点花哨,但有其专业性的一面,比如老板娘在评论电影结尾时说“最后结尾的讽刺辛辣,尤其是富婆的傲慢、道德优越感、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让人反倒觉得让这群冷漠的人活下来倒是罪过的:)”。电影导演是如何体现她的“傲慢、道德优越感、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的呢?除了对话、演员恰如其分的表演之外,我看到的是富婆白衬衫之外又加了一件同样是白色的外罩。在我的眼里,这种重复,就是最寂静的傲慢。我喜欢注意类似这种的画面细节作为对编剧、导演等电影人功力的辅助认识。
但这篇文章完全是自己的“独立思想”,没有人云亦云。这篇文字的核心意思其实是说当代中国文学写作和欧美作家(此处为德国作家)的差距。关于这点,这种差距有个人的原因,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因素。若中国作家无法自己摆脱中国社会体制的“惯习场域”(布迪厄提出此理论),不能抵御中国经济实力强大之后物质在执政者手中对于稳固统治的各种手法,中国文学在上个世纪49年以降,就失去了真正的内在的生命活力。小说创作还不算重灾区,戏剧电影因为影响力大,被严格控制了(关于这点,我可以交点作业)。中国比较出色的作家比如高行健、王小波,都是离开中国本土之后开始显示其创作的自由性的。中国文学在上个世纪中叶的政权轮替后,基本就被窒息和牢笼化了。有机会再谈谈马克斯·韦伯吧。有一点xw说得也对也不对,这篇文章没有什么哲学符号,主要是引用了一些电影学、人类学的审美经验而已。但其实这个世界的一切问题,想得深一点的话,不都得归结到哲学那里去么?我想,如果我真能如老板娘所言,谈得“深”一点的话,就是我从人类学比如列维施特劳斯的文字中获益,人类学善于从“他者”和平等的视野,看人类历史,看人种、思维、智力和知识。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翻历史的页码,那么我就不会那么义愤填膺那么“现实”地与中国的现实挂钩,我会较为平和地分析中国现况的根由。我不会迫不及待地去歌颂邓玉娇,虽然我心里大呼过瘾,甚至暗想:非得这样才能平衡。但是我不会在汉娜身上是一种认知,而在邓玉娇那里采取的是与之矛盾的情绪。因为在我眼里,邓玉娇和“汉娜”是同构的。是不同时代,人对于人性异化的不同表现而已。同样,我们自己就面临和邓玉娇和汉娜类似的窘况,只不过我们很难照见我们自己的原型而已。
感谢大家的阅读。我没有能力和元气在咖啡多说话。在我看来,多说话是伤真元的。因为多谈思想,就会暴露一些自己的思想轨迹和个人隐私。我喜欢阅读。咖啡是我的一面镜子,为我提供了一种“镜像”,我在其中能够看见一些自己的反射,在他者身上,我照见自己的浅薄、丑陋、浮躁,当然也能照见自己身上的一些性情甚至情怀,仅此而已。关于《南京,南京》,我觉得和《朗读者》作为电影艺术,差距实在太大,所以不想做对比。在谈《朗读者》的时候,我是把库切的《耻》拿出来一起谈的,但写影评的时候不能拉拉杂杂什么都装进去(这是做编辑的要求:不惜版面做重点),一篇文章必须有自己的框架、核心和内在逻辑,要勇于割舍。关于《南京南京》,我给导演发过短信,大意就是:和三年前在华盛顿DC国家地理杂志社采访时的时候做比较,你的导演能力有非常大的精进(针对《可可西里》而言),但我注意到了此片的编剧也是你。这部电影在导演特别是音响效果方面是成功的,此片失败在编剧。欧美的职业编剧,都是讲故事编故事的高手,他们把电影说得像电影。而中国的编剧是在“搭”电影。有桥段,没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容易相互矛盾,自我矛盾。得,又回到哲学那里去了:)
- Re: 战争及民族性灾难的反思posted on 06/10/2009
xw wrote:
小赵这几篇真是为咖啡写的么?够专业级了嘛。我只读过小说,很多
年前啦,是应曼陀罗的推荐,一气读下。当时还对小说颇不满意的。
请xw谈如何不满意的。我也在写不满意的地方。 - posted on 06/10/2009
现在是闭门造车,自学电影,谈一点感想。
1. 电影故事的铺叙以及结构。戏剧电影创作中,故事结局从来都是最难把握的。因为真实的人生无头无尾,为了电影故事的整体戏剧化,剧作者花费在结局设计的力气是最大的。也好比是一场晚会,开始的10分钟决定格局,最后5分钟决定了戏剧的档次。很多剧作者为了tell the moral of the story, 也要时常在happy ending 于sad ending上抉择,ending是高潮,更是落幕后的落寞。讲故事写故事的高手基本上都从古典戏剧中吸取资源,来安排最后的结局。romance的结局也无非几种,happy ending,sad ending, hopeful ending,hopeless ending. Romance 的ending最难,happy forever afterwards早就不再时髦。
电影让汉娜在20年监禁后出狱前自杀,是为了制造殉道者情结的,也为了羞辱有道德优势的犹太人,这是显而易见的。
汉娜为什么自杀,在20年监禁之后?因为她失去了希望。michael berg在那么多年再次见面之后,依然问她是否忏悔了。 她说:dead are still dead. 从前的温情不再,这20年的寄托也毫无希望了,她已经是老妇人,被社会遗弃。michael现在的社会地位与她相差那么远,他的态度又是那么冷淡,为她所做的出狱安排仿佛是施舍。她活着的全部意义失去了,然后,就站在书上,自我了断。
这是爱情的战争与和平,汉娜用这个死再次惩罚了michael,让他用剩下的时间用哀思来爱她。
说到底,爱情高于那300百个犹太人,高于那场大火,高于那些道德,高于战争。汉娜20年的监狱为的依然是那个爱。 - posted on 06/10/2009
去年世界戏剧节第一次在中国开,恰好又在南京。所以被赠票看了几出戏。免费看戏就得写点捧场的文字。可惜我依然写的是当下文艺创作的不自由,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此文要感谢某网站的xzhao2网友,此文的某些线索来自于他大量的关于中国戏剧界的情况介绍。xw大概没仔细看俺的朗读者评论,所以提出了关于专业论文的意见。这回搞一条老太裹脚布给他闻闻,熏晕他。
《以<曹>、<廉>二剧,浅论中国戏剧创作及惯习场域》
关键词:文艺美学 文艺社会学 政绩工程 场域惯习
2008年12月22-24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剧协、中国戏曲学会、上海市文联、上海市京昆艺术中心在上海联合举办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尚长荣‘三部曲’观摩研讨活动。会议在研讨《曹操与杨修》和《廉吏于成龙》的艺术成就问题中,引起关于“戏剧应该攀上上帝的宝座,俯瞰人生和人性”,和“希望那些高坐在上帝宝座上的人,回到地面的现实中来”的争议。南京大学教授吕效平先生参加了研讨会,并随后在厦门大学的“中国戏剧网”发表了题为“依然是一座峰巅——再论现代京剧《曹操与杨修》”的论文。吕效平提出“戏剧归根到底应该是个人的精神产品,而不应该是‘时代’或政府的传声筒”,并“在发言中引用了黑格尔正剧没有什么价值”的观点。笔者支持吕效平先生之观点,对吕文旁征博引黑格尔,以“文艺美学”、“哲学美学”的思辨,站在文学创作规律的哲学高度上“俯瞰人间”、“自上而下”,指出《曹》剧的美学价值与艺术水准,最终得出“承认戏剧在本质上是精神活动的产品”、“承认戏剧作品应该是艺术家个人的诗,个人才是戏剧创作的主体”的结论表示认同。但笔者认为,争议的焦点表面上是对于作品的争论,实质却是一场围绕现当代文艺创作所应该遵循的文学艺术规律、态度及其对文化及社会影响的辩论。需要指出的是,用戏剧作品“不是现实世界道德教化或者歌功颂德的实用工具,更不能成为政绩工程”的结论,并不能作为对《廉》剧的艺术性的评判标准。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再》文所引的黑格尔美学及其本体论基础自20世纪起,因“艺术的整体概念”的动摇而显得孤立,而是《再》文未能明确指认《廉》剧与“道德教化实用工具”之间的关系,导致对两剧做比较的“条件”上的不完整。鉴于此,本文将以吕效平先生《再》文为线索,从《曹》、《廉》两剧创作过程及其社会评价入手,展开论述,作为对吕效平先生《再》文结论的佐证与补充,并从社会学的“惯习场域”理论,指证文艺创作中的“政绩工程”之危害及其对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未来可能达到的整体高度上的制约与伤害。
一,三种意见的缘起
1989年,中国戏曲学会为上海京剧院创作演出的《曹操与杨修》颁发首个“中国戏曲学会奖”。20年后,上海京剧院创作演出的《廉吏于成龙》又获“中国戏曲学会奖”。08年11月,中国戏曲学会为《廉吏于成龙》举行颁奖仪式,并举行了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地的众多专家学者汇聚沪上,对《廉》剧进行研讨,就其在艺术上和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发表意见。
同年12月,“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尚长荣‘三部曲’在上海召开观摩研讨会,吕效平先生出席并发表了题为“再论现代京剧《曹操与杨修》”的评论文章。
吕文称,研讨中出现了争论。概括起来大约有三种观点,即:
一、认为《贞观盛事》和《廉吏于成龙》是对《曹操与杨修》的继承与发展,是与《曹操与杨修》同一水准甚至更高水准的作品;
二、认为《曹操与杨修》虽然高于《贞观盛事》和《廉吏于成龙》,但是,《贞》与《廉》没有超过《曹》不过是一种偶然,其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陈亚先本人不是也没有再写出《曹操与杨修》那样优秀的作品来吗?
三、认为《曹操与杨修》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产物,而《贞观盛事》和《廉吏于成龙》背离了思想解放的精神,重新沦为实用主义的工具,在《贞》《廉》的盛行和《曹》的绝迹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吕效平先生持第三种观点,并以《再论》一文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笔者对吕效平先生“戏剧归根到底应该是个人的精神产品,而不应该是“时代”或政府的传声筒”及“ 在《贞》《廉》的盛行和《曹》的绝迹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对于三种观点争论的焦点有不同的解读,特别在看待“反对用《曹操与杨修》打压《廉吏于成龙》”的观点上,认为有必要做更加细致的分析、厘清争论双方的一些模糊概念、消除彼此的误解。
吕效平先生的《再》文,以黑格尔“文艺美学”的哲学思辨为依据,从文学创作的规律和美学原理以“俯瞰人间”、“自上而下”的哲学高度,指出《曹》剧的美学价值与文学水准,言之有据:
在思想解放的年代获得了中国戏剧家历史上极少有过的高度的思想自由,他们俯瞰人生的忧郁目光越过了伦理的边界,看穿了道德的困境,他们不知道应该谴责曹操,还是应该谴责杨修,或者说应该为曹操辩护,还是应该为杨修辩护,他们让这两个互相爱慕又互相怨恨的人“在斩台上相向而泣”,让“杀人的和被人杀的都真正感到了自己的悲哀”,他们不欲虚伪地塑造道德的榜样,而是哀怜于人之卑微与荒谬,“写”出了一首“无可奈何的人生咏叹”【1】
显而易见,吕效平先生对于《曹》剧的解读与评价,是以黑格尔关于悲剧与喜剧的艺术价值作为参照的,至始至终都几乎沉浸在黑格尔悲剧和悲剧性的美学见解之中,沉浸在席勒时代“人与美应该进行游戏,人应该只与美进行游戏”【2】、“自然法则的物质强迫也好,道德法制的精神强迫也好,都在希腊人同时囊括两个世界的更高的必然性概念中消失,而从那两种必然性的统一中,才产生出希腊人真正的自由”。【3】
这种沉浸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或者说这种对于纯粹艺术价值的追求本身并没有错:
“对作为一门科学的美学来说,艺术作品当然是认识的对象,但对作品的这一认识立场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应是纯艺术的立场。审美分析的直接目标不应是作为感性实体(这种感性实体只有经过认识才能把握)的作品,而应是作为艺术家和观照者审美活动的对象的作品”。【4】
但是,对于黑格尔哲学美学见解的应用上,《再》文并没有对艺术真理标准给予更深的追问,而是直接将黑格尔与艺术真理等同化了。《再》文基本上是按照这种理路逻辑推演的,即:黑格尔的哲学美学代表了艺术真理的真谛与高度,《曹》剧符合黑格尔的标准,因此《曹》剧在当代中国戏剧创作中“是一座巅峰”。吕效平先生行文所到之处,只强调了“自由”与“美学”价值这一端,即精神自由的重要性。如同现代哲学阐释学的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描述的那样:凡是由艺术所统治的地方,美的法则在起作用,而且实在的界限被突破。这就是“理想王国”,这个理想王国反对一切限制,也反对国家和社会给予的道德限制。【5】
显然,在这样的“理想王国”中,《再》文肯定《曹》剧艺术价值实质上是肯定创作者与创作环境“精神自由”的相互关系与意义。然而,强调“精神自由”这一端,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对于艺术作品其他美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忽略。吕效平先生在肯定《曹》剧艺术价值、鄙弃道德教化的过程中,对人类“审美意识”本身其实也是“教化”产物的可能性有所忽视:“因为在审美意识里,我们看到了表明已经得到教化的意识特征的一系列特点:上升为普遍性,放弃直接接受或拒绝的个别性,认可那些并不与自身要求或爱好相适应的东西”。黑格尔本人,就曾把“教化”视为一种“离异了的精神”,肯定了教化及教化意识的作用:
“能够采取审美态度,就是已经得到教化的意识的要素”。 【6】
因此,简单否定“教化”或者把教化作用与艺术审美对立起来,在未展示对剧本创作过程及作品内容的分析的情况下,就给不同作品贴上“个人的诗”或者“道德教化”、“政绩工程”的标签,那就很容易使得三种意见的争论愈加陷入模糊和误解。起码对《曹》剧的艺术价值的肯定,并不能构成对于《贞》、《廉》两剧“背离了思想解放的精神,重新沦为实用主义的工具”的指证。不仅 “审美意识”本身就可能包含了被“教化”的复杂过程和成份,而且艺术作品的功能本身,也可能具有“道德教化”的因素或客观存在的社会影响力。
正因如此,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评论家,“反对用《曹操与杨修》打压《廉吏于正成龙》”的意见也言之成理。因为就人类对于真理的探索历程而言,艺术美学的真理标准本身就很难实现“纯粹理性”,而道德教化也不是只有“限制自由”一种解释和功能。于是乎,一方欲攀上上帝宝座“俯瞰人生和人性”,而另一方却“希望那些高坐在上帝宝座上的人,回到地面的现实中来”,上上下下,相持不下。
解决纷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厘清概念,理顺关系,把艺术价值的比较研讨,从对于“审美价值”与“道德教化”、“政绩工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情绪冲动中分离开来。
从逻辑上讲,对于戏剧创作沦为“现实世界道德教化或者歌功颂德的实用工具”的批评,包括揭示所谓“政绩工程”在形式上是对于文艺创作规律的常识性违背,都不是比较《曹》剧与《廉》二剧艺术价值和艺术水准的标准,更无法成为否定《廉》剧艺术性的充分条件。这也是“反对打压”派的逻辑基点。这是因为判断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高低,既有纯艺术的标准,也包含其他文学性和社会性的要素,不能因某部作品具有道德教化的作用或意义,就否认或忽略其可能存在的艺术价值。就如同不能因为鄙视歌功颂德而想倒掉“政绩工程”的洗澡水,结果连文学作品这个孩子也泼出去了一样。
米哈伊尔•巴赫金在《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谈及对于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判断时有这样的论述:
“任何一种文化价值、任何一种创作观点,都不能也不应停留在简单的实录纯粹的心理事实或历史事实的水平上。只有在整体的文化内涵中进行系统的界定,才能使文化价值克服单纯的存在性。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
那么,怎样的状态才不是“停留在简单的实录纯粹的心理事实或历史事实的水平上”而“在整体的文化内涵中进行系统的界定”呢?我们可以从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路径找到辨别比较的线索:
1.产生作品的社会文化背景;
2.作者的社会经历与作品内容的关联;
3.作品的社会效果,它所创造的艺术典型究竟给社会留下一个怎样的烙印;
4.探讨读者对作品反应及其所受的影响。【7】
对《曹》、《廉》两剧的艺术价值比较,可以采用各种文艺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既可从哲学美学和艺术美学的角度去证明,也可根据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的一些原理,通过对其创作过程即产生这两部作品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创作环境与社会环境比较入手,针对“文学艺术创作规律”这个核心问题,去获得两剧艺术水准及其价值的客观判断,进而对现(当)代中国戏剧(京剧)的创作模式、创作环境及其影响实现更为客观的评估。
因此,要客观比较《曹》、《廉》两剧的美学价值与艺术水准,除了《再》文从文学理论、哲学经典中找到文学创作的规律和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与《曹》剧创作的实践与结果互证,确认“戏剧作品应该是艺术家个人的诗,个人才是戏剧创作的主体”结论的合理性外,首要的工作就是以基本的事实为根据,鉴别《曹》、《廉》两剧究竟谁是“精神活动的产品”、谁又是“歌功颂德的政绩工程”。在没有被有效证据证明之前,即便《曹》剧被称为“依然是一座峰巅”,也只能作为吕效平先生的一家之言,并不能排除它被“政绩工程”的社会环境网入囊中的可能性。
二,两个剧本的对比
“当《新月》杂志于1928年3月创刊时,它发表了8页纸的宣言••••••,《新月》开宗明义,提出了另一种文学理论••••••,这一理论提出了英美流行的那种关于文学独立的见解,即文学描写‘固定的普遍的人性’,创作永远是个人的产物,对作品的评判必须根据作品本身的内在价值而不去考虑历史年代、环境或阶级。【8】
围绕文学创作的规律和特性问题,百年中国近、现代史在“主义”与“制度”“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震荡中一直争论不断。吕效平先生的《再》文,慷慨激越地挥舞着黑格尔哲学美学的主体利剑,看似针对“道德宣教”和“政绩工程”二位“沛公”,但剑气所到,实质上是指向一个朴实而常识的道理,那就是——自由(精神的自由,创作的自由和创作环境上的自由)。《再》文反复强调:“承认戏剧作品应该是艺术家个人的诗,个人才是戏剧创作的主体”,其实是在直陈文学创作的规律性和精神自由的重要性:“艺术,虽然有许多实践性的功利功能,但它归根到底是人的精神产品;作为艺术活动的最高形态,戏剧尤其如此”。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曹》剧抓住了“固定的普遍的人性”,因此即便当时的陈亚先只是岳阳县文化馆的一个小文员,伴随他童年和青春的是“苦难和凄惶”,但那时的陈亚先,其精神世界却是“自由”的;同样,即便那时的尚长荣形单影只孤身赴沪(不像现在高踞剧协主席宝座众星捧月一般),其内心世界也同样是处于“自由”的理想状态与环境之中的。这种自由,就是能够意识到“人在现实的世界中是不自由的”。正如吕效平先生总结的那样:“作为人在现实世界中不自由的补偿,我们在精神的世界获得了高度的自由。精神看穿了现实世界的有限与荒谬,拒绝成为任何欲望、制度、信仰、理想的奴隶”。【9】
正是作家、艺术家在一个特定的年代与环境中,因某种天赋和机缘,慧得这样的“自由”,才使得《曹》剧艺术的形式上展现的是人性的局限、表现的是“权力与智慧”的局限,本质却和黑格尔的悲剧美学规律不谋而合;也正是在这样的精神与创作的“自由状态”与苦难和凄惶中,诞生了这部“充分实现黑格尔悲剧美学理想的优秀剧作”。这种创作主体即作家内心所抵达的自觉的“自由”,早已在黑格尔的哲学美学中得到了肯定与确立:
“自由是心灵的最高的定性。按照它的纯粹形式的方面来说,自由首先就在于主体对和它自己对立的东西不是外来的,不觉得它是一种界限和局限,而是就在那对立的东西里发见它自己。就是按照这种形式约定义,有了自由,一切欠缺和不幸就消除了,主体也就和世界和解了,在世界里得到满足了,一切对立和矛盾也就已解决了”,“从另一方面看,内在主体方面也有类似的对立。自由一方面包括本身就是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东西,例如关于法律、道德、真理等的规律,另一方面也包括人类的种种动力,例如情感、意向、情欲以及一切使个别的人动心的东西。这种对立也在增长,导致斗争,导致矛盾,而一切焦急情绪,最深的痛苦,以及烦恼和失望都是在这场斗争中产生的”。【10】
《曹》剧的京剧剧本,源自湖南籍作家陈亚先的原创剧作。据对陈及尚长荣等几位当事人的采访回忆和网络检索到的相关文字报到可知,《曹》剧的初始剧本,最早发表在《剧本》月刊上。1987年,经史美强之手,送到尚长荣案头。时间顺序上,自然是先有陈亚先的剧本,而后有现在的京剧《曹操与杨修》。京剧脚本是尚长荣先生携陈亚先剧自陕西赴沪,面陈上海京剧院的院长马博敏,副院长黎中城、孔小石并得到肯定后成立专门的班子不断加以完善的产物。据记载,上海京剧院三团的《曹操与杨修》正式建组是1988年的7月4日。著名导演马科任总导演,尚长荣饰曹操,言兴朋饰杨修。
此刻,回溯《曹操与杨修》的创作过程,线索脉络清晰可见,也证实了吕效平先生所说的:“《曹操与杨修》是艺术家个人的诗”、“戏剧在本质上是精神活动的产品”、“对于自由的精神来说,现实世界的一切不过是悲剧性的,同时也是喜剧性的”。
苦难和凄惶并不必然导致和催生戏剧佳作,但孤独与悲凉却因为创作者个人孤绝中存在的那份本能的、顽强的“自由”,竟于偶然间和文艺创作的规律在相近的频率上产生了“谐振”,因此而诞生了《曹》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继续请黑格尔发言,黑氏在其《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坦陈了这种“精神自由”的偶然性中规律性:
“(1,史诗)(1.它的伦理世界)民族精灵的集合过程构成一系列的形态,这一系列的形态在这里包括整个自然以及整个伦理世界在内。这两个世界也只是服从一个(最高本质的)最高命令,而不是服从它的最高统治。真正讲来,它们乃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自身及其所作所为的两个普遍的实体,但是这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本质构成(推动的)力量,至少首先构成联系的中心,为了这中心那两个普遍本质劳作着,而这中心最初好象只是在偶然的方式下才把它们所完成的工作联结起来。但是神圣本质之返回到自我意识,就已经包含着自我意识形成那些神圣力量的中心的根据,并且在两个世界之友好的、外在的联系形式下潜藏着它们的本质上的统一”。【11】
于此相较,京剧《廉吏于成龙》的创作过程和创作环境,就与《曹》剧大相径庭。在《廉》剧的介绍材料中,可以见到这样的文字:“本剧根据王永泰长篇小说《清官于成龙》部分章节编剧”,在演职人员名单中,编剧就由——梁波、戴英禄、黎中成、王涌石四人组成,导演谢平安。
如果说以上文字只显示了编剧阵容的“强大”,那么,上海京剧院院长孙重亮的谈话,可以看出《廉》剧的一些“主题先行”的端倪:
“《廉吏于成龙》最早是《解放日报》资深摄影记者陈莹给尚老师提出的建议。那时电视剧已播出,我们再搞京剧行不行?后来大家觉得有必要搞这个戏,因为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疯狂地收割物质成果的同时,精神家园在荒芜,道德底线在下滑,尤其干部队伍状况让老百姓很不满意。我们艺术家应有这种忧患意识,应该反映民间意愿,搞这部戏也是希望为尚老师打造三部曲。2002年这戏首演,受到热烈欢迎,很多观众看完戏后呼吁,应该让所有的干部来看这个戏,这说明我们代表了人民的心声”。
一个是史美强发现陈亚先《剧本》月刊上的《曹操与杨修》,推荐给了尚长荣先生,尚先生携本南下;一个是摄影记者陈莹看了连续剧《廉吏于成龙》后几次打电话给尚长荣建议京剧也上这出戏。过程看似相似,实则本质不同。就两个剧本的诞生过程而言,在关键人物“尚长荣”这个关节点上,前者显示的是“完成时”,而后者,却是“未来时”。这并非时间上的刻意“较真”,而是列举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和证据,特别是用以区分《曹》、《廉》二剧,谁是“艺术家个人的诗”,谁是“道德教化的政绩工程”的线索与证据。
显然,《曹》剧是湖南苦难而凄惶的陈亚先的创作,经史美强之手,与陕西正在寻求艺术突破的尚长荣的一次偶遇而诞生于上海京剧院的。从“锁在深闺人未识”到“一举成名天下知”,应该算是一朵“剧本原创”、“二次创作”和“舞台表演”竞相斗艳的艺术奇葩。而反观《廉》剧,却是出自一个摄影记者因一部电视剧的刺激,对尚先生的“煽动”与建议。无论这位年逾花甲的记者不断致电尚先生的动机是因为喜欢那出电视剧,还是因为喜欢京剧艺术,还是因是尚的老朋友而关注京剧,还是因为希望尚先生能再次焕发艺术青春或者多创造几个舞台形象,都不能排除“主题先行”的道德教化嫌疑。
这种嫌疑,也从专家学者们在研讨会上发表的意见中得到证实。媒体刊登的专家学者,特别是排名靠前的“官高望重”者,几乎都在“政治意义”和“现实教益”的作用上肯定了该剧。道德教化意识之强烈,不仅能从孙重亮先生处“窥一斑”,而几乎能在大多数与会者身上“见全豹”:
黎中城(上海京剧院剧作家、本剧编剧之一):这个戏一是追求内涵开掘的现实性。选择于成龙这个题材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今天执政者是否廉洁清明,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是否能够健康发展的极为引人注目的重大议题。作为一个有社会良知的剧作者,有责任和权利表达自己的想法,但这不是单纯的抨击贪腐,而是劝世之作。
王蕴明(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我认为一部优秀的新编历史戏大概需要四个层次。第一,是要用当代意识也就是时代精神来审视历史,从历史中发现、洞察与今天时代精神相通、相近、相融的历史信息。第二,要用当代意识来烛亮历史信息的时代价值,更加强化这种历史信息的时代价值。第三,要用艺术的方法通过生动、鲜明、形象的人物把它体现在当今的舞台上。第四,通过这样一个生动鲜明的舞台形象从而达到给今天人们以启迪、借鉴、认知、教育作用。
李庆成(原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廉吏于成龙》是应运而生的戏,如今官场的腐败现象特别令人关注,广大人民群众为贪官污吏“前腐后继”层出不穷而忧心如焚。就是在这个时期,京剧《廉吏于成龙》问世了,因为老百姓正好有这样的愿望,所以这样的戏一出来就红了。
郑传寅(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教授):《廉吏于成龙》让我们意识到,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不仅培养了历史上大批的民族精英志士仁人,对于今天的人格建构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于成龙所牢记的古训箴言在人欲横流的今天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
周传家(中国联合大学教授):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汲取这样的文化完全可以修炼成这种精英,这种智人历代都有,所以说于成龙这个人物不是神话,完全是中华民族可以造就出的精英人物。
正是被这样一种对现实强烈“教化”需求所引导的“审美意识”的驱使和带动,《廉》剧与《曹》剧相比,悲剧的美学性赫然丧失。取而代之的是树立清廉官吏形象、用于警示社会树立正气的“政绩工程”大行动。且不说这样的“艺术性说教”能否产生根本教育的作用(所有的文艺评论家和社会评论家,都有必要把观众对于腐败的仇恨而引发的喝彩和因为欣赏京剧表演而给予舞台艺术家的掌声区分开来,实际的悖论往往是艺术舞台越渴望廉洁形象,现实舞台的腐败现象反而愈演愈烈),这种类似“主题先行”的准“三突出”原则,所产生的,必然是希望通过艺术表演而达到道德教化的“正剧”。
这就是吕效平先生肯定《曹》剧否定正剧的道理。《再论》一文,虽没有点《廉》剧的名,但却说出了悲剧美学与正剧的差别:“体现了黑格尔悲剧美学理想的悲剧人物,比实用主义的正剧人物拥有大得多的审美资源。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实用主义的正剧总是把尘世的某些东西当作绝对的价值,用以教化人民。它的戏剧主人公便是这种绝对价值的人格化,一般来说,也就是道德的榜样”。
吕甚至穷追不舍:“既然是‘绝对’和‘榜样’的,自然是始终如一、缺少发展的和表里如一、缺乏辩证的。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依赖感性的细节描写把缺少发展与辩证的单调性格具体化。黑格尔把这一点看得很透,他认为这类剧本因为人物本身缺乏悲剧性或者喜剧性的诗意,只好‘更多地要求戏剧性的效果’,‘不大经心诗的好坏而专努力打动单纯的情感’”。
这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谋而合抑或说这就是源自亚氏《诗学》的:
“也许有人会问,史诗和悲剧这两种摹仿,哪一种比较好。要是较为不粗俗的摹仿比较好,而较为不粗俗的模仿总是指那种具有较高欣赏能力的观众可以接受的摹仿,那么,很明显,这种通过表演来表现一切的摹仿是粗俗的。演员们以为不加些自己的噱头,观众就欣赏不了,因此在表演时用了许多动作。【12】
然而,这样“简约”地否定正剧,容易产生殃及舞台表演艺术的“池鱼”的轻浮效果——否定艺术家舞台表演的追求与努力。因为同样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我们还可以看见这样的文字:
“诗人还应尽可能地将剧情付诸动作;在禀赋相似的情况下,那些体察到人物情感的诗人的描述最使人信服。例如,体验着烦躁的人能最逼真地表现烦躁,体验着愤怒的人能最逼真地表现愤怒。因此,诗是天资聪颖者或疯迷者的艺术,因为前者适应性强,后者能忘却自我。【13】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官方举办的研讨会上,同样存有一种把作家创作与艺术家二度创作及舞台艺术表演混为一谈的迹象。这可能也是导致很多专家学者欲言又止语焉不详的部分原因。只有把文学修养、文学底蕴和艺术天赋、表演艺术加以区分,才能更客观地对两剧及两剧的创作主体与表演主体发表评论。这种区隔更有利于比较《曹》剧与《廉》剧的差异。不能因为欣赏悲剧否定正剧,而将表演正剧的艺术家对于舞台艺术的贡献也连带否定了。客观地说,艺术家的表演在登台的那一刻,是无所谓悲剧与正剧而只有舞台艺术本身的。尚长荣以其特有的京剧表演艺术成就塑造了曹操和于成龙两个不同的艺术典型,无论这两个角色是出自“作家个人的诗”还是出自“政绩工程”的需要。
同样,掸去历史的浮尘,我们也不必为名人讳,那就是这样一个基本史实:两个剧本都是经由“他人之手”和“她人电话”的“二传”,才到达尚长荣先生那里的。这和坊间盛赞的“尚长荣慧眼识《曹操》”是有少许差别的。史美强先生已经作古,但陈莹女士依然健在,事实的细节真相可以被部分证实。当然,也许关于尚先生的佳话(吕效平先生《再》文也如是说),根本不是出自他的“本意”而更可能是中国媒体从业人员的一番“美意”,但既然作学术上艺术上的评价和研究,对发现到的细节线索也是不应该刻意回避和隐匿的。
三,政绩工程的实质
“艺术创造和艺术观照把握内容中的伦理因素,是直接通过共同的感受或者通过移情和共同评价,而绝不是通过理论上的领会和阐发,因为理论上的领会和阐发只能是实现移情的一种手段。只有作为事件中归为(这里的行为可以是思想、事态、情感、愿望等等上)从行动者自身意识内部活生生地完成的行为事件,才是直接带有伦理性的东西;因为艺术形式要从外部给以加工完成的,正是这种行为的事件,而绝不是行为事件的理论诠释,如伦理的判断、道德准则、戏言、法庭裁决等等。”【14】
巴赫金的在《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的这段阐述,为我们提供了辨别“个人的诗”和“道德宣教”的线索。孤独凄惶的陈亚先在岳阳文化馆塑造的曹操与杨修其悲剧性的美学效果和伦理阐发,源于行动者自身意识,这种完全属于个人的自身意识经外部的艺术加工,而产生了丰满的艺术形象。而那位廉吏于成龙,恰恰是因为对于反腐倡廉的现实需求的领会,通过人为的理论上的阐发而“克隆”出来的。尽管经过尚长荣先生表演功力的演绎,同样也鲜活可爱,但其本质上的艺术价值,却基本不具《曹》剧的悲剧性张力。观众所给予的掌声,多数是冲着艺术家的舞台表演造诣去的,而非为作品的艺术高度喝彩。让我们重温吕效平先生未能完整引用的黑格尔对正剧的看法,正是这段论述,令我们有一种“不幸言中”的喜剧性,恰似对《廉》剧的注解:
“但是大体说来,这种中间剧种的界限有时比悲剧和喜剧的界限较为摇摆不定,有时有越出真正戏剧类型而流于散文的危险。由于须通过分裂对立而达到和平结局的冲突双方一开始就不像在悲剧里那样尖锐地对立,因此诗人就很容易倾向于尽全力去描绘人物性格的内心生活,把情境的演变过程变成只是这种描绘的手段;否则就是过分重视时代情况和道德习俗之类外在因素。如果这两种办法都太难,诗人就要单凭紧张情节的错综曲折来吸随注意力。大批的近代剧本都属于这一类,它们不大要求写好诗,而更多地要求戏剧性的效果。结果不外两种:或是不大经心诗的好坏而专努力打动单纯的情感,或是一方面提供娱乐,一方面着眼对听众的道德教益,从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对演员们提供了显示熟练技巧的机会”。【15】
这种根据现实需要和教化需求所“克隆”的剧本,算不算政绩工程的产物?
《廉》剧在创作过程中,处处可见“文艺从属政治和形势”、“从现实需要出发”(类似于以前的“从路线出发”)特别是“主题先行的影子。《廉》剧这种道德教化的主题先定调,然后调集人力物力财力一哄而上、试图攻占京剧艺术制高点、创造“政绩工程”新亮点的“集体创作”行为,不能不令人产生这到底是“新编历史剧还是新编样板戏”(此系笔者另一篇评论中国京剧创作的标题,该文将对近年来中国戏剧创作的“政绩工程”现象进行进一步论述)的疑虑。
陈亚先们二十年前自岳阳乡间踏上戏剧创作之路,在艺术追求的向度上,是朝向“艺术审美”的,这种朝向与艺术活动与“创作始终是个人的产物”的基本规律相一致,使得作家艺术家个性化的灵性和活力,在文艺作品中显现出富有灵魂的生命力:
“惟有富于灵魂的活物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本质规定性。借助于这种能力,它便适宜于相互承受的和谐;一切生命体由此得以共属一体。依照这种适宜关联来看,一切活物都是适宜的,即善的。但这种善是痛苦地善的”,“与伟大灵魂的基本特征相符合,一切秉有灵魂的东西都不仅仅是痛苦地善的,而且惟一地以这种方式同样也是真的;因为,根据痛苦的对立性,生活者能够在遮蔽其具备各自特性的共同在场者之际也把它揭示出来,让它真实地(wahr-haft)存在”。【16】
正是这种“秉有灵魂”的创作生命力,才使得《曹》剧无论自苦难凄惶中接近阿波罗的高度“自下而上”俯瞰人性,还是从“文本”上在文艺学的审美经验领域“自下而上”解读,都显得从容自然。
那么,“集体创作”式的“政绩工程”,其路径和目标是朝向哪里的呢?这种创作形式是自“意识形态”需要的“伦理”高度,试图凭借“人多势众”和“财大气粗”登上艺术成就的巅峰。这时的创作“主体”已经不是作家艺术家个人,而是一个依照“工程”的需要而组建的“班子”了。无论这个班子水平如何、是否合理,却总能从控制文艺的机构那里获得授权和“资质证明”,特别是获得能令世人吃惊错愕的大笔大笔的“项目资金”。这就是吕效平先生《再论》一文中所感叹的:“戏剧创作新主体对于艺术家“禅让”的报答也是丰厚的,足以使人忘记了诗”。
正因如此,这种创作班子无视“史诗的歌唱者是个别的和现实的人,而史诗也就是从作为这个世界的主体的歌唱者那里创造出兼并传播开来”【17】的创作规律和文学原理,荒唐地向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本身发起集群式的冲锋。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利益杠杆立竿见影的“现世报”效应,使这种与艺术精神背道而驰的行为有增无减愈演愈烈。上海《文汇报》曾于2008年12月29日和2009年1月6日连续发表两篇文章:《“文化包工头”在垄断舞台剧制作》、《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天价制作不等于传世之作》,对此现象有所揭示。
但从整个人类历史看,这算不得什么奇景,早在十八世纪末,席勒便指出:
“文化远远未能解放我们,却只是以它在我们身上培育出来的一切力量发展出一种新的需求;物质的枷锁勒紧了,一天比一天叫人害怕,以致唯恐丧失的恐惧心理甚至扼杀了要求改善的热切的内在驱动力,逆来顺受的准则被当做生活的最高智慧”【18】
但是,违背创作原理和规律的“包工队”,真能创造出艺术的辉煌么?属于精神领域中个人化的精神行为的“文学艺术创作原则”,真的能凭借人多势众和“阵容强大”就被推翻么?从各种相关文艺学的理论及其方法上实践,无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无论是向经验的实体靠拢还是自文本到符号的内转外延,“集体创作”的形式,根本无法实现作家艺术家群体之间的思想差异、认识差异、审美差异、经验差异、伦理差异、表达差异在一部具体作品中的“协调统一”。
“每一个艺术家在自己的创作中(如果这种创作富有意义而且严肃的话),总如同一个首创者,他对认识和行为的非审美现实,至少是对他纯个人的伦理和生平经验,必直接地确定一种审美立场。无论是整部艺术作品,还是它的某个因素,仅仅从抽象的文学规律的观点上看,都是不能理解的;而是必须要考虑其意义方面,亦即认识和行为所能具有的规律性” 【19】
现实生活的常识和例子,也自始自终在持续地否定这种“政绩工程”这种违背艺术规律的创作模式。以诺贝尔奖为例。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学科的交叉细分,以及研究合作上共享研究进展与成果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奖项如物理奖、化学奖、生理学和医学奖、经济学奖和诺贝尔和平奖等,无不显示出跨学科和全球性合作的趋势,常常一个奖项,由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或某个团体同时分享殊荣,但唯独诺贝尔文学奖例外。这既不是评委们的疏忽,也不是诺贝尔奖的规定,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常常列举获奖者长长的作品名单,而难见同时获奖的作家。这不是巧合,而是文学及“戏剧在本质上是精神活动的产品,而不是现实世界道德教化或者歌功颂德的实用工具,更不能成为政绩工程”的内在规律使然。
余上沅在民国十七年五月十日(1928年)的《新月》杂志上,刊发过《伊卜生的艺术》一文:“艺术的可贵,却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功利和效用之上。古今第一流的艺术家没有一个肯牺牲他自己的欲望之满足,而拿艺术品当工具去做任何的宣传”【20】。然而今天的艺术家,却越来越显现出对“功利”和“政绩工程”更感兴趣的趋势。因此,反推道理也成立:在一个作家、艺术家们普遍追求“欲望之满足”而拿艺术品“当工具去做宣传”的环境中,必然难以产生一流的艺术家和一流的艺术。
和余上沅的时代有所不同的是,随着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出现了吕效平先生在《再》文中所总结的:戏剧创作的主体和作品性质都发生了变化,艺术家的个人主体由行政部门的“非人”主体取代了,戏剧的诗被“精品”也就是“政绩”取代了。戏剧作品从创意、选本到修改、完成,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意志的“政经合流”、“政经夹击”的局面,经济上财富的实惠和政治上光环的诱惑,成为双管齐下的双重砝码,令更多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和文学创作向物质天枰的那一端倾斜。
于是,像“政绩工程”一样,一个荒诞而充满皇权意味的词重新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浮现——“进京”。仿佛中国的山川平原、中国的乡村田野、甚至中国的日月星辰,都基本无法孕育中国文学艺术的禾苗了,只有皇城根下的雨露,才能让中国的文艺茁壮。这是对文学创作规律和艺术标准判定的尊重么?即便算,也只能算是“老佛爷和谭鑫培”的标准了。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么?据说,《曹操与杨修》若不是恰好被某位“老佛爷”相中,也难免吉凶未卜生死不料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谈,《曹》剧在艺术上的客观价值是一回事儿,会不会被同化和包装成“政绩工程”也未可知。
这就是中国作家艺术家和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宿命么?
听听席勒在二百多年前的诤言吧:
“艺术和科学都摆脱了一切由人制定的东西、由人类传统引进的东西的束缚,二者都享有对于人的专横行为的一种绝对免疫力。政治立法者能封锁其领地,但不能在那里面实施统治。他能宣布爱好真理者不受法律保护,但真理仍然存在;他能贬低艺术家,却无法伪造艺术”。【21】
惯习场域的思考
阿尔贝特•施韦泽20世纪西方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奠基之作《文化哲学》中对人类经济和精神生活中的文化障碍作了如下的描述:
“人作为文化承担者的能力,即人理解文化,为文化而活动的能力,有赖于他同时是一个思考者和自由人。为了能够把握理性理想,他必须是一个思想者。为了使理性理想走向公众,他必须是一个自由人。人越是要以各种方式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在他的理性理想中,为改善自己生存条件的倾向就会日趋强烈。利益理想渗透到文化理想之中,并模糊了文化理想”。【22】
在文艺创作领域,包括与文学艺术相关的学术界,自由和创作自由以及自由的内驱力都因现代性而凸显了环境自由的重要性。不可否认,自由和创作自由在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种种原因,有着被钳制的传统,体现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就是政治敏感题材的禁区。然而,这种禁区随着国门洞开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剧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突破,越来越宽松。但是,创作自由在这种特定环境下出现的某种转向却是令人震惊的。这种转向非但不因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突破了对于自由的束缚,与此相反,反而是自由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随波逐流自我沉沦。体现在整个中国的文学界、艺术界、学术界就是利益“惯习场域”的操控体系的形成。“政绩工程”像利益与名誉的绝代双骄,称霸文学、艺术、学术三界的“武林”。
“惯习场域”理论,简要说就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内化于人的部分是一种客观机会,包括物质、社会、文化的条件,这些条件决定了对于特定社会群体下意识的惯习选择,这些结构性因素通过人们的社会化经验,内化为个人相应的倾向。正是这些倾向,引导着群体成员的行为惯习。当统治者以意识形态霸权加上商业化的现实利欲驱动,有计划地实施对社会结构的设计与控制时,便可形成某种“惯习”和“场域”。而惯习场域中的公民就会在不自觉的无意识状态,本能选择最容易获得自身现实利益的“成功途径”,体现在作家艺术家身上,就是是在貌似自由的环境中,自我丧失或放弃了自由的基因与自由创作的本能。
根据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描述,“文学场”受到两种强大的威胁,一是经济通过控制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越来越直接地支配艺术,而艺术家、作家反而越来越与公众疏离,被排除在公众讨论之外。另一方面,受到“资助”的艺术家虽得以逃避市场的压力,但却因此陷入一种更可怕的束缚中,那些束缚来自于拥有精湛的“学术价值和技术能力”的新官员,这些国家新贵把自己视为仲裁人,既能与知识分子和雇主对话,又能与被统治阶级或他们的代表磋商,因而能够与权力场中的统治一极和被统治一极保持等距。“于是他们越来越努力地推行无特点的话语,极度平淡无奇的话语与政治场和报纸场的要求一致。”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创作表面上获得了极大的自由,然而实质上创作者却被禁锢在“名利场”中无法自拔,包括与文学创作有关的学术界。这是中国文学艺术更深层的悲剧所在。大家都因为现实的诱惑对利益趋近而对创作自由的精神“自我缴械”,就是这种转向,可能种下束缚中国未来文化格局和文明高度的危机性根源。这就是体现文学创作环境的场域原理,也是“政绩工程”大行其道的一种必然。
“惯习场域“对个人而言,发挥着“产生与组织实践与表述的原理”的作用。惯习的倾向使行动者偏向于选择“根据他们的资源和过去的经验最可能成功的行为方式”。就文学艺术创作而言,作家艺术家就是具体的“行动者”。他们在经济高速发展、文化投资和“项目基金”形成规模的政府行为中,选择了“利益最大化“的新歌功颂德模式,因为这和得到现实的实惠直接挂钩。所谓“政绩工程”就是其中的典型。成百上千万的专题资金、课题基金,用来歌颂盛世,为执政者维护安定营造歌舞升平。作家艺术家不再是文学艺术山林中的猛兽,而成为执政者豢养的新宠。这和政治高压下成为政权统治者训练的爪牙并无二致,只是招安的手段更加商业化、更加符合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论”。
当客观的限制变成了一种限制感,一种通过对于客观限制的经验而获得的对于客观限制的实践的参与,场域惯习便给人一种‘恰在其位’的感觉,这种感觉引导人们把自己主动排除于与自己无缘的商品、人物以及地方,大家都忙着在利益的角逐中“搏上位”,忙着分享执政者刻意抛撒的残羹冷炙,而自由,正是在这种不知不觉繁忙中被主动放弃,被放弃的,还包括自由的权利。
以戏剧舞台的“政绩工程”为例,中国的帝王剧、新编历史剧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可无论怎么“解构”如何“新编”,在捉襟见肘的“哲学深度”和“道德教化”的主题下,剧作家们情不自禁地被披上政治意识的斗篷,而一些学者、历史学家也在不经意中套上了娱乐明星的行头。在文艺因利益而诱惑纷纷“出台”的时代,艺术和艺术家本身是免不了被意识形态“潜规则”的。而作为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的批评者,其扬起的巴掌,既没必要落在艺术家的面颊,也没必要在作家剧作家的脸上。就像没有必要兴师动众比较和研讨《曹》剧与《廉》剧的艺术性那样。自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渐成气候直至得到政权,我们的时代脉搏,有很长的一段时期被政治的兴奋剂弄得心率不齐,这种时代症候导致的精神上的错乱,又怎能孕育出文学艺术健康的“麟儿”呢?
行文至此,对于《曹》、《廉》二剧的艺术优劣比较还有异议么?对拿《曹操与杨修》打压《廉吏于成龙》的担忧还有必要么?从实质上说,三种意见、彼此交锋的争论核心既不在《曹》也不在《廉》,更不是谁打压谁,而是对自由的呼唤。而“政绩工程”的本质危害,伤害艺术显在其次,实质,是剥夺自由。
让我们重返黑格尔吧,这位先哲早就指出戏剧在东方民族中不发达的原因是因为戏剧须以个人自由独立的意识为前提,而这个前提在古代东方不存在:
“尽管东方诗和某些种的抒情诗方面也相当发达,东方的世界观却一开始就不利于戏剧艺术的完备发展。因为真正的悲剧动作情节的前提需要人物已意识到个人自由独立的原则,或至少需要意识到个人有自自决权利去对自己动作负责”。【23】
回到本文争议的开头,我们难道还不能认识到,陈亚先之所以能取得超出众人的文学成就,除了文学天赋,其实就是天性中或者说生命的那段凄惶时期,一种自由的自觉。《曹操与杨修》的悲剧美学价值,之所以远超所有主题先行的道德说教政绩工程,是源自陈亚先们的内心的“自由”——在自由意志和自由思想的眷顾下,得以穿越时代和时代的苦难。在自由的状态关照下,使苦难自荒诞显出格外丰满恣意的表现。
基于此,与其争议《曹》剧《廉》剧的高低、计较谁是否打压谁,不如把自由的桂冠为中国未来的陈亚先和《曹操与杨修》戴上:伟大的本质是自由——在一个特定的时代,陈亚先们思想的自由性,超过了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
正因如此,我们不能把中国比较出色的作家如高行健、王小波在离开中国本土之后开始显示其创作的自由性当作一种偶然,而是应该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中国文学在上个世纪中叶的政权轮替后,被太多文学艺术之外的因素而窒息和牢笼化了。当下中国的文学(戏剧)创作,亟待有一个更加自由的空间和环境,并能够对强大的、有计划的物质诱惑所形成的“惯习场域”进行抵御。当代中国学者和文艺工作者应该自觉抱有这个意识和责任感,那就是要从根本上治理和改良中国文学创作的“盐碱地”,要在当下,为中国在今后几个甚至几十个世纪能够孕育和发生文艺丰收的好年景,做一些像袁隆平那样的踏实研究与理性奉献。
显然,此刻笔者所关心的,可能已经超出了文学研讨本身。这也是为什么要提出和思索“惯习场域”的来由。因为“政绩工程”的惯习场域,影响的是未来的中华文明(在文化艺术方面)可能达到的整体高度。显然,若要接近一种高于“攀上上帝的宝座俯瞰人间”的视野,只停留在艺术审美与政治制度的“对抗”上是无效和无力的,真正的超越,应在摆脱(超脱)人类社会“政党”、“国家”、“制度”、“体制”的概念纷争与“愤怒”之后,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文化的未来给予更深远的瞩目和关注。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中国在现代化的路上速度不俗。但是,中国真正的崛起更需要文化自信和文化重建。文化重建体现在文学艺术方面,不仅仅是创作和创作的自由,还包括理论的创设与建立。中国可以在极短的三十年内完成西方世界需要百年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迅即造起世界顶尖的摩天楼和现代化高速公路网,可以拥有使用人群最多的现代通信、网络系统与市场,可以在宇航领域、外太空竞赛中后来居上,可以在几乎所有的科技、生产领域突飞猛进,包括成为具有核制约能力的军事强国,特别是,中国还可以很有“钱”。但是,中国依然缺乏世界一流的的作家与作品,更缺乏系统的哲学体系和文学理论基础。诸如符号学、格式塔理论、精神分析、阐释学、信息理论、社会学、实用主义等等,有哪一样是属于我们的文化研究成果呢?同样是曾经的社会主义,我们却没有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美学,更没有巴赫金。我们的所谓盛世,若只是建立在完全缺乏精神地基、更多是由宣传机器和“政绩工程”营造出来的繁荣之上,这种盛世,又怎能有多少持续力呢?倘若今天的学者、文化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并不想到要夯实中国民族文化的积淀,更不能创造性地去架构和建立中国未来的学术基础,我们的精神与思维,就依然只能在西方的语境和学术版图下跟随而无法独立。
上个世纪中叶的政权更替,使得五四启蒙本身从稚幼的起点向另外一个路径斜插而去。今天的学人,早已识见了更多的“世面”,而踌躇满志之际,且不要轻视当年胡适们的警示呼吁:
“关于人才教育,诚如尊论,国家教育应供给国家所需要之人才,但解释“国家需要”,亦不宜太狭。国立机构如北大,如中基会,似仍宜继续为国家打长久算盘,注重国家的基本需要,不必亟亟图谋适应眼前的需要。……我们所应提倡的,似仍在社会不注意的纯粹理论科学及领袖人才的方面。……我所焦虑的是:兴学五十年,至今无一个权威政治学者,无一个大法官,无一个法理学家,无一个思想家,岂不可虑?兴学五十年,至今无一部可读的本国通史,岂不更可焦虑?
无用之用,知之者希,若吾辈不图,国家将来必蒙其祸”。 【24】
五四发蒙至今,近百年,除了臃肿,中国还未真正立起。坦率说,若无自由,其他的一切,从何谈起?
-----------------------
参考书目:
【1】吕效平:《再论<曹操与杨修>》中国戏剧网。
【2】席勒:《席勒文集》第六卷第220页。
【3】席勒:《席勒文集》第六卷第221页。
【4】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15页《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
【5】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07页。
【6】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10页。
【7】赵宪章:《文艺学方法通论》第166页。
【8】《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 第467页。
【9】吕效平:《再论<曹操与杨修>》中国戏剧网。
【10】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124-125页 商务印书馆。
【1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 第214页,商务印书馆 1979年第一版。
【12】亚里士多德:《诗学》第26章,190页,商务印书馆。
【13】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十七章126页,商务印书馆。
【14】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36页《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
【15】黑格尔:《美学》第一卷 商务印书馆。
【16】海德格尔:《诗歌中的语言》第61页。
【17】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214页。
【18】席勒:《席勒文集》第六卷,第179-1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35页《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
【20】余上沅:《伊卜生的艺术》《新月》杂志,上海书店。
【21】席勒:《席勒文集》第六卷。
【22】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第52页。
【23】黑格尔:《美学》第一卷。
【24】胡适:《胡适秘藏书信选》正篇 民国七十一年第一版第144页,胡适致翁文灏。
- posted on 06/10/2009
小赵说我没细读他的影评,关健是,有些文字让人细不下来。当然原
旨是领悟了的,是对现代文明的反诘。问题是一个文盲,太单薄了。
不是我歧视文盲,我母亲就是文盲,文盲有许多不足,至少文化结构
不可能到“战争与和平”上去。当然中国南传禅祖师还是文盲,这个
不论。至少小赵这里不是就事论事。
我这也是回答玛雅的问。别的在跟曼陀罗的信中,容我找找看。当时
是谁荐我看“纽伦堡的审判”,倒是质感些。还是不过劲。德国的问
题还是阿拉丁燃灯谈得好,估计是被主流世界封闭掉了。
我头一回碰到现代汉语中能让我静下来读的文字就是张爱玲的《传奇》
,以后读繁体纵行版,更求慢。《秧歌》,《赤地之恋》,都被当作
反共小说了,读得也很有味。当然,读高行健灵山第一遍也很慢。读
文言文自然得慢,还得多读几遍。读得慢好,消化记忆。
但文艺批评,报纸社论,黑格尔、马克思一大片的内容,我就慢不下
来,长久的习惯。小赵论戏,咱前不久还补习易卜生,不想你近水楼
台先。那伊甸的xiaozhao2,名字跟你就差最后一字,估计是兄弟?
我还跟玛雅私下提到这个。你下面这篇,让我怎么读呢?戏都没看过
,再这么大论,是不是有点那个?这文科大学生,就被你这么蒙?
唉,多亏我没读文科大学,家里有人读了,都去做生意,何苦。
- posted on 06/10/2009
纯属个人视角 wrote:
感谢大家的阅读。我没有能力和元气在咖啡多说话。在我看来,多说话是伤真元的。因为多谈思想,就会暴露一些自己的思想轨迹和个人隐私。我喜欢阅读。咖啡是我的一面镜子,为我提供了一种“镜像”,我在其中能够看见一些自己的反射,在他者身上,我照见自己的浅薄、丑陋、浮躁,当然也能照见自己身上的一些性情甚至情怀,仅此而已。
小赵~, 这几句是你从前私下邮件里的话,怎么过了一年多思想还没长进?;))
也好,就算一次公开自白,但愿咖啡客人能体会你的苦口婆心。 - Re: 战争及民族性灾难的反思posted on 08/24/2009
在看过电影《朗读者》四个多月之后,读到了小说译本。对其中曹文轩的序很有同感。文学不一定非得是严肃的,但在文学语境中,人们应当趋向雅致、风度、修养和智慧,而不只是油滑和斗嘴。
小蜜蜂的话令人深思:“缺乏对知识的诚实,让内行生出骄矜,外行生出傲慢”。 - Re: 战争及民族性灾难的反思posted on 08/24/2009
Hanna Schmitz could be prosecuted first of all for her crime of sexual abuse of an underaged person of age 15, then, the rest (being a Nazi guard with multiple murders due to church fire, etc.).
But the story went on to indicate all her wrong doing is due to her dyslexia.
Ridiculous.
Though the movie was beautifully made, with Winslet and Fiennes' impeccable acting.
Please paste HTML code and press Enter.
(c) 2010 Maya Chilam Fou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