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受早年经历的影响，人们普遍对“犯错误”都有过敏性的强烈反应。然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站在宗教的高度上来看世间，那就更加悲观。基督教认为，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佛教也认为，人类起心动念都是业。看来还是俗世间的标准更现实一些：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在孔夫子的三千弟子中，最得意的门生是颜回，除了安贫乐道和才思敏捷以外，他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不迁怒，不二过”。也就是说，颜回勇于承担错误和改正错误。

究竟什么是错误？从字面上理解无非是办错事和说错话，也就是与正确的标准相比有所偏差。无论在人们个体发育还是人类整体演化的早期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存在简单而具体的行为准则。然而，此后的发展阶段就进入了一个更为丰富多彩的时期，此时最重要的是效果，而不是手段或途径。在这个时期“正确”这个概念逐步被“优化”所取代；既然没有了“正确”的标准，那么“错误”的含义也就发生了变化。从另一方面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挑战是不同的，因此“正确” 的标准也在不断变迁。例如，我们可以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在近四十亿年的漫长进化过程中，单细胞生物通过不断地变异，也就是“犯错误”，逐渐形成了如今各种优化的物种。反之，如果单细胞生物在遗传过程中拒绝犯任何错误，也就彻底失去了进化的可能。随着地球自然生态环境的剧烈变迁，例如几次冰川期的出现和外来天体的冲击，没有应变能力的生物只有死路一条。当然，犯错误的代价也是很高的，生物界绝大多数的变异是“劣化”，结果就会导致被淘汰出局。如果我们想从进化论中得出一些人生启示的话，首先一条就是不要把个人以及人类早期的“正确标准”固化，简单地说就是“去神圣化”。孔夫子对此有精辟的总结：“勿意，勿必，勿固，勿我”；遗憾的是后世的儒家弟子恰恰违背了这一宗旨，反而把孔夫子当时的一些价值观固化了。第二条启示就是要对“错误”加以甄别，“优化”的就暂且保持，“劣化”的就及时放弃。

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就相当于生物的基因，也同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绝对的变异性。就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在过去三十年所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而融入世界经济整体的发展方向也是正确的。在这期间中国集权体制的运作也是卓有成效的，可是如今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民众与腐败官员的对立，共产党内部各派之间矛盾的激化，以及国际形势的动荡不安，又把中国带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危机时刻。六四事件的实质是邓小平发动了军事政变，其根本原因既不是学生的鲁莽，也不是军人的冷酷，而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健全，没有一个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和途径。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待和呼唤从未停止，然而却始终没有得到当权者的积极响应，结果使各种矛盾逐渐汇聚起来，为下一次军事政变准备好了条件。

一党制的政权尽管从表面上看效率很高，但是在结构上毕竟存在很多根本性的弊端。例如，为了维护其合法性而给自己戴上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光环，结果就丧失了彻底承认错误和改过自新的能力。想当年作为一个在野党时其心态则完全不同，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就明确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有错误，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然而，一旦成为了执政党，这个宗旨就被彻底抛弃了，否则也不会出现“ 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浩劫。中国如今所面临的很多主要社会问题在一党制框架内都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矛盾一步步地逐渐加深和激化。俗话说：“成也萧和，败也萧何”。二十年前军人的介入扼杀了民主改革的萌芽，如今这却成了唯一能够打破现行体制的一股解放力量。

古人云：“不破不立”。但是，一个更加稳妥的方式则是：“不立不破”。打碎一个旧体制还是相对容易的，难的是重新建立起一个更完美的新秩序。可喜的是经过二十年的摸索和反思，人们对世界上的各种社会制度已经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如今我们完全有能力在总结全人类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设计出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式。同时，我们也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从而可以把社会转型的代价降到最低。本人曾经提出过一个“君组立宪，三党三院”的社会模型，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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