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梁
——节选自《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
有关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定位,难以确然。主将,骁将,健将,众说纷纭。但不管怎么个说法,总是明星人物。而且,鲁迅的出现,亦非孤峰突兀,而是偕胞弟周作人以双子星座式的夺目,升上新文化的星空。与陈独秀、胡适之边叱咤风云边自我充实不同,周氏兄弟可谓厚积薄发,底气充沛。兹有胡适之当年的日记为证:“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和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之据此,将鲁迅称作白话文学的健将。
相比之下,陈独秀更喜欢鲁迅的小说。读了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药》之后,陈氏感叹:“豫才的政论我不恭维,他的小说我是真的佩服。”但陈独秀后来连鲁迅的杂文也一起喜欢上了。鲁迅谢世后,陈独秀在《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中写道: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又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在政治上激进得不无天真的陈独秀,在文化上却始终目光如炬,并且一点不计较他人的伤害。且不说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曾经毫无道理地伤害过陈独秀,即便鲁迅回忆旧友时谈及陈独秀和胡适之,也相当刻薄: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于鲁迅,坦然认定其才华;相反,在鲁迅笔下的这两位领袖人物,却一个成了气势汹汹的莽汉,一个成了城府极深却又假装坦诚开明的伪君子,从而反衬出新文化运动中并不耀眼的刘半农,可以让人放心,足以令人亲近。由此也可以看出鲁迅以小说笔法写杂文的凌厉,并且写得隐晦曲折。不要说让西方人很难读懂这样的文字,就是中国人读起来,也十分费劲。最后一句的亲近半农,意思明白;可是佩服陈胡,却不知道作者到底佩服他们什么。
鲁迅的小说,通常用的是散文笔法。第一篇《狂人日记》更是写得有如意识流。散文式的随意性,致使鲁迅小说的叙事构架总是相当模糊。正如读鲁迅的杂文,可以读出其小说家的功底;读鲁迅的小说,读出的却是思想家的努力。倘若说,陈独秀和胡适之的新文化文章里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的话,那么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却充满枯籐老树昏鸦式的苍凉。须知,鲁迅的横空出世,乃是胡适之倡言、陈独秀发扬光大的白话文运动所造就的。假如没有白话文运动,鲁迅可能始终蜗居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抄写古碑贴。鲁迅的成名作《狂人日记》,实质上是相当趋时的写作,既趋白话文之时,又趋新文化新思潮之时。不过由于深湛的文字功底,显得很具独创性。其中的名言,诸如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薄子踹了一脚,或者,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还有,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吃人;其思想之犀利,其文字之苍劲,远比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三大主义所向披靡。虽然其中有关吃人云云,乃是批判的时尚;鲁迅只不过把人们说的礼教吃人,放大到整个一部中国历史吃人罢了。至于这篇小说在语言上的老到,在气氛上的成功营造,在叙事上的天然浑成,更是让胡适的《一个问题》显得有如小学生作业。陈胡两位异口同声称赞鲁迅的文学天才,并非客套,更非敷衍。尤其胡适写在日记里的称赞,发自内心。
鲁迅小说和鲁迅文章,是白话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鲁迅小说提供了一种文学景深,鲁迅的思想展示出批判者的大家风采。鲁迅的贡献,与陈独秀的思想开拓,胡适之的学问成就,周作人的文学评论和文艺理论,构成新文化运动四大最具实质性的栋梁架构。四者缺了任何一者,都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塌陷。
鲁迅当然也有鲁迅的局限。比起陈独秀和胡适之作为草创者在所难免的幼稚,鲁迅之长和鲁迅之短,都在于其罕见的世故。《红楼梦》那对著名微词: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恰好就是鲁迅的写照。与此相应,中国人之于鲁迅的崇拜,骨子里与其说是对深刻的敬佩,不如说是对世故的服膺。就此而言,毛泽东之于鲁迅的推崇,乃是无心插柳的成功媚俗。
鲁迅谈论历史及历史人物的名篇,首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此文充分体现了鲁迅不为他人目光左右、不受流俗影响的独立特行和独到见解。尤其论及对曹操的评价,根本不以《三国演义》为然。但也正是这篇演讲,足以看出鲁迅的特色:世故的深刻。破除文人学士编造的演义迷雾,世故的深刻具有常识的力量。但这样的深刻又通常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因为世故不具备人文视野上的恢宏深邃。认为曹操有本事,是英雄,无疑眼光独到。但提及党锢背景,以清流论之,则有失短浅。党锢悲剧不在于清浊与否,而在于不可为而为之的惨痛,并且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是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与陈独秀的人生悲剧十分相像。鲁迅看不到这样的人文内涵。因为鲁迅从来不曾有过相类的经历,更因为鲁迅以世故论世、论人、论史,讲说得再深刻,也不脱其世俗气。陈蕃李膺敢为之的事情,陈独秀敢为之的事情,鲁迅却是绝对不敢的。江浙文化群里,英雄迭出,徐锡麟、秋瑾不用说了,即便是章太炎,也曾在苏报案中笑傲朝廷。鲁迅不具备这种超凡出俗的胆魄,只好退而求其次地选择文字,扮演话语英雄,并且将深刻诉诸老于世故。必须指出,世故的心理成因,乃是怯懦。
一个怯懦者谈论英雄人物,难免有些捉襟见肘。且不说谈论嵇康时的吞吞吐吐,即便是论及曹操禁酒,明明知道曹操嗜酒,并举出“何以解愁,唯有杜康”作证;却看不出曹操的禁酒,其实源自刻意模仿周公的虚荣,也同样有诗为证,并且就是同一首《短歌行》的后面两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是,鲁迅却只是以世故的常识论说曹操的禁酒和孔融的反对:“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这类评说出自毛泽东或者蒋介石之口,听上去明白事理。但出自鲁迅之口,却世俗得不像文化大家。但这就是鲁迅。鲁迅既茫然于周公的禁酒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做一把英雄人物的辉煌,不知道英雄人物常常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虚荣心。倘若说,没有经历不算是世故的局限,因为有时候仅凭着世故,也能看出他人的虚荣;那么茫然于周公禁酒,却实在是鲁迅在史识上的短缺。鲁迅的长于阅世,以短于史识为代价。
比较一下王国维,鲁迅的世故更加鲜明突出。被鲁迅讥讽为老实得像火腿的王国维,其脾性与鲁迅刚好相反,不通世故,却史识极深。王国维在日常生活中,可说是浑浑然,与贾宝玉相近,只是不像贾宝玉那么沉缅于儿女情长。王国维所醉心于的,是思想和学问。王国维的学术,既不受他人目光影响,也不受世故眼光的桎棝;王国维因此能够看出中国历史变迁之剧,莫过于商周之交;因此能够看出《红楼梦》乃国民的悲剧之悲剧。且不说鲁迅只知道朝历史踹上一脚,根本不知道商周之交发生了什么重大的转折;即便是论及《红楼梦》,鲁迅也只会说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领会者,独宝玉而已”,诸如此类的似是而非之言。因为以鲁迅的世故,很难读懂林黛玉。最为呼吸领会悲凉之雾者,乃是林黛玉。贾宝玉是随着林黛玉的呼吸,领会悲凉之雾的。书呆子王国维的历史视野和审美品味,全都为世事洞明的鲁迅所难以企及。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王国维得了不掺世故的深刻,鲁迅的世故使之丧失了恢宏的视野,高远深邃的审美境界。至于彼此的人生结局,其得失则见仁见智。
必须指出的是,也正是这样的局限,致使以深刻见长以深刻著称的鲁迅,看不出十月革命的暴虐,看不出共产党师法苏联的造反背后,潜伏着什么样的历史沉淀。王国维从北伐军枪杀叶德辉的事件中,看出历史走向“先共和后共产”的灾变。蔡元培虽然经常有激进之举,但始终拒绝认同苏联顾问指导下的工农革命。鲁迅目睹了国共破裂之后,却断然转向与共产党合作,转向接受马列主义。倘若说,王国维的自杀有如商周之交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那么鲁迅的走向共产党则有如孔子“吾从周”式的追随周公姬旦专制理念。
倘若再将鲁迅小说和文章放到既恢宏又细腻的《红楼梦》跟前,那么鲁迅的苍白就更加明显。鲁迅既不恢宏,也无细腻。恢宏是视野的深邃和胸襟的开阔;细腻是怜花惜玉,也是慈悲和关爱。从鲁迅小说和文章里,读者只看见一个仇恨的化身,并且以嫉妒为仇恨的内在动因,很少能读到爱的温馨,情感的亮丽,更难读到悲悯的胸怀。鲁迅的深刻,只能在世俗世界里游刃有余,一旦进入精神境界,马上相形见拙。从《山海经》起笔的《红楼梦》刻画出了一个民族本真的灵魂,鲁迅的文字,实录下的、折射出的,却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痼疾,或者说,集体无意识创伤。《阿Q正传》里的种种丑陋,既是民族的,也是鲁迅自己的。阿Q尚且敢向吴妈求爱,鲁迅连直面自己爱情的勇气都没有。兄弟失和的根本原因,在于鲁迅在爱情面前的失态,在婚姻面前的进退失据。假如当初鲁迅敢抗母命,跟自己所喜欢的日本房东女儿结婚,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是非。就算母命难违,但鲁迅假如能够像胡适那样,找到自我平衡的方式,也不会有什么不得体的变态。好在周作人是祥和的,慈悲的,虽然表示断绝来往,却不与兄长计较。
刘半农曾经赠送鲁迅一幅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看了这幅对联,方知鲁迅为何在文章中以贬损陈独秀和胡适之来表示亲近。因为刘半农实在懵懂得可以。倘若说,魏晋时代的人文风貌,可以分别以曹操和嵇康为象征,那么先是驰骋天下的英雄气概,后是民不畏死的自由人格。这两者都是怯懦的鲁迅所望尘莫及的,鲁迅怎么可能做出与之般配的魏晋文章?从审美上说,曹操和嵇康,乃是同质异形的阳刚,有类于、或者说承继了汉末党锢英豪的胆气和风骨。而鲁迅却是因为怯懦因为自卑因为嫉妒因为难以愈治的心理创伤而导致的极度阴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至于托尼学说,鲁迅性喜尼采是众所周知的,但于托尔斯泰却是风马牛不相及。
俄国两位最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其文化底蕴都具有深邃的宗教内涵。他们对灵魂的关注和拷问,远远超过对世俗社会的热衷。比起托尔斯泰在灵魂救赎意义上的忏悔,鲁迅标榜的自我解剖,不得要领。托氏《复活》中的男主角聂赫留道夫在玛丝洛娃面前的自惭形秽以及真诚忏悔,是鲁迅面对当年热恋过、后来又不得不舍弃的日本房东女儿,始终跨不过的门槛。鲁迅由此造成的变态,下意识地流露在后期杂文里。比如伤害曾经挺身救国的赛金花,不仅嘲讽她“早已被奉为九天护国娘娘”,还恶声恶气地讥笑她与“德国统帅瓦德西睡过一些时候。”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鲁迅不需要关切灵魂;作为一个中国男人,鲁迅没觉得在妓女面前有什么自惭形秽之处;作为一个与《红楼梦》作者截然不同的中国作家,鲁迅堂而皇之地以“贾府上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表示对贵族少女的轻蔑。如此语气,如此论断,与其说鲁迅是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影响,不如说是鲁迅籍此发泄对可望而不可即的高贵女性的嫉恨。
从古纸堆里爬出来的鲁迅,对于西方的人文精神其实相当陌生。除了尼采,几乎没有真正接触过其他有经典意味的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早年所写的《我之节烈观》一类文章,仅仅是趋时之作。鲁迅既没有曹雪芹之于女性的谦卑,也没有托尔斯泰之于女性的悲悯。鲁迅会为死去的女学生写声情并茂的悼文,但也会在日记里把夫妻间的房事说成是洗脚。相比之下,托尔斯泰从娜塔莎写到安娜卡列尼娜,最后写到玛丝洛娃;从爱慕写到怜悯,从怜悯写到忏悔;越写越谦恭,越写越自惭形秽。但鲁迅却根本没有这样的心路历程,没有这样的灵魂拷问,没有这样的从世俗社会批判,走向内心自我反省。托尔斯泰的早年,曾经放浪形骸;托尔斯泰的晚年,却随着灵魂的追问,走向了悟,走向空灵,最后像贾宝玉一样的离家出走。
与此相反,鲁迅一生都不得解脱。与许许多多深受专制传统和专制道德压抑的中国男人一样,鲁迅骨子里乃是一个问题男人。所谓问题男人,是意指无法以健康的心态、面对女性的男人。其特征在于,要么压抑到变态,要么放纵到荒淫无度。用小说人物作象征则是,要么像《红楼梦》里那个可怜兮兮的贾瑞,要么像《金瓶梅》里那个横行霸道的西门庆。贾瑞是大观园里的阿Q,阿Q是末庄的贾瑞。彼此同样的压抑,彼此同样的极具革命性。阿Q闹革命是要成为赵太爷,贾瑞假如造反则是要成为西门庆。同样两个中国最著名的问题男人,毛泽东是做成了西门庆的鲁迅,而鲁迅则是始终处在贾瑞状态里的毛泽东。这是毛泽东和鲁迅最为相通之处:都不把女人当回事。只是彼此跟女人在一起的感觉略异,一个叫做洗脚,一个干脆叫做洗阳物。
就中国男人而言,鲁迅和毛泽东,其阴柔不相上下,其怯懦、其心态也彼此伯仲。鲁迅不敢成为徐锡麟,毛泽东的被捕表现,与张国焘相类。这是两个全都不敢成为陈蕃、不敢做一下嵇康、没有陈独秀那么无畏的懦夫,而一旦权力在手,无论是政权的,还是话语的,都会一样的凶狠。这也是两个全都无法面对林黛玉那样的高贵女子、也很难得到这类女子垂爱的问题男人,因此形成了他们的心理问题。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恋情,邵洵美和盛佩玉的婚姻,在鲁迅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良辰美景。除了家世门弟上的差异,更有性情上的障碍。由此产生阿Q之于假洋鬼子式的嫉恨,也算顺理成章。须知,毛泽东以九五之尊,在女人堆里尚且都得不到徐志摩的风流,邵洵美的倜傥。毛泽东通常只能在女服务员那里如鱼得水。曾几何时,延安发生过有才情有心气的女子,遭到毛泽东的调戏、拂袖而去的故事。这可能是问题男人难以直面的最大尴尬。由此造成的自卑情结,反过来成为这类男人的革命动力。中国的问题男人,往往会成为造反有理的主力,叱咤江湖的枭雄。而且,这类人物的蛮横和专制,是相当彻底的。相对于绅士风度十足的“费厄泼赖”,鲁迅要“痛打落水狗”。古人有言,穷寇匆迫,毛泽东却说,宜将剩勇追穷寇。
世故有碍视野的开阔,卑怯带来的心理问题,使鲁迅丧失应有的慈悲。作为一个颇具民族人文经典意味的伟大作家,鲁迅始终没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这可能是许多研究者都感到困惑的课题。殊不知,这恰好就是鲁迅的深刻特征。鲁迅的深刻,有点无面;或者说,是一种滑动在平面上的语言历险,没有立体感。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好比摆地摊。地摊的含义,在于零碎。而零碎,正是鲁迅文章和鲁迅思想的主要特征。
零碎的另一层涵义,在于构架性的缺失。经典的长篇小说写作,架构能力必不可少。除了叙事的结构,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宏观视野,灵魂的深度追寻。所有这些为曹雪芹、托尔斯泰所具有的才华和秉赋,全都被鲁迅的世故拒之门外。灵魂的追问,在鲁迅眼里,就像祥林嫂的捐门槛一般可怜可笑;或者像闺土的信仰一样,微不足道。鲁迅在小说中居高临下地俯视芸芸众生,与佛祖称赞一位捐灯油的乞丐老太太最可能成佛,大相庭径。说唯物主义者鲁迅无知无畏,或许有失恭敬;但说鲁迅的写作没有宗教深度,缺乏灵魂力量,所以导致架构能力的缺失,导致终其一生都没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应该接近事实。
鲁迅作品中最具审美价值的,乃是散文集《野草》。世故的深刻由于被诉诸内心的独白,世俗的成份无形之中被融化于情绪的躁动。只是欲望依然在挣扎,英雄和懦夫依然在搏斗。生与死的界线,像衣食住行一般的实在;尽管会在《秋夜》里寻觅寒冷的清冽,搜索生命的温馨,但更多的篇什,却与《复仇》和死亡纠缠。墓地的荒凉,黑夜的浓重,构成一种为鲁迅所特有的暗色调。伦勃朗画面上的暗色,昭示着精神的景深。鲁迅《野草》里的暗色,虽然也具有与伦勃朗画面相近的丰富,却过于躁动不安。灵魂的飞翔是宁静的,欲望的勃起才是焦灼的。同样是蓬勃,荷尔德林的呓语有如林中的晨曦,清澈透明。鲁迅的独白,过于混浊。同样的自言自语,梭罗《瓦尔登湖》展示了自然的气韵,佩索阿《惶然录》有着诗哲的深邃,即便是归有光极为家常的《项脊轩志》,也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而鲁迅的《野草》,却有如荒凉的坟地。乱草在风中摇曳,天色晦暗不明,时空晨暮难辨。在谁也看不见的地方扮演英雄,在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中假装牺牲。物象杂乱,意绪纷芜。偌说哲理深奥,其实是一片喧嚣的涂鸦。要说是胡塗乱抹,却又始终煞有介事,至少是正襟危坐写下的文字。病患的心态,腐烂的历史,就这样互相交织着,凝聚成一团粘糊糊的色块。远远看去,倒也颇有一付故弄玄虚的现代派艺术功架。这样的文字,理当写给自己看看算了。公之于众,让虚荣的无知青年读了,一不小心就会以装扮精神错乱,表示自己深不可测。唯有让一些同样怯懦的中国问题男人读了,才可能发现,自己终于找到知音。
《野草》是鲁迅准确生动的自我写照。荒坟般的意像,在审美上不无苍凉,但让一班革命的文学青年眼里,却难以忍受。正如《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诸如《创造社》、《太阳社》之类的文学社团,则是文学青年的集结地。这类社团主要出产愤青式的追随革命潮流者,难得有个把像样的诗人和作家。他们头脑简单,思想左倾,情绪容易随着革命的成败而起伏不定,就像赌场里汗流满面地跟庄的小赌徒,随着赌局的变幻,一会儿捶胸顿足,一会儿高声尖叫。造反,革命,抢劫,赌博,骨子里都是相通的;都算人生冒险,都要祈求好运护佑。而鲁迅的文章,尤其是像《野草》这么老气横秋的荒凉,之于对革命前景抱有阳光明媚憧憬的文学青年,就像挂在一群小赌徒头上的霉运象征。革命的文学青年,理所当然地看不顺眼鲁迅文章,仿佛挡了他们的远大前程。他们向鲁迅发动的那场围攻,虽然喜剧性十足,但也未必全然胡搅蛮缠。至少,封建余孽一说,歪打正着。
好在鲁迅拥有毛泽东之类领袖级人物的激赏。在庞大的革命队伍里,《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小伙计,不过一群跟班而已。且不说到了延安的毛泽东已然一言九鼎,即便当年在上海亭子间里与鲁迅交好的瞿秋白,也曾出任过共产党的总书记。更不用说,当年陈独秀之于鲁迅的赞赏和支持。无论红色苏维埃时期还是在延安立足的共产党,不仅严厉禁止攻击鲁迅,而且派出专职人员,把鲁迅牢牢地绑定在革命的战车上。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叫做:在军事和文化两条战线上同时反击国民党的围剿。鲁迅因此被封为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并且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高耸入云的唱赞,制造出令人晕眩的幻觉。于是,唱赞者与被赞者一起,在?丽的幻觉里得以升华,不仅一扫彼此的卑怯,而且占尽了鸟瞰芸芸众生的优越。读了毛泽东如此不顾一切的溢美文字,也足以得知,后来林彪狂捧毛泽东的那些个句式,出自何处。
与共产党携手共进的鲁迅,文章越来越霸气。早先的阴柔逐渐变成了阴暗,阴狠,阴毒。比较一下鲁迅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中的“党同伐异”(鲁迅自谓)文章,与一九三六年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同样的老辣,先前不过扮演帮衬角色,后来的那个答信却下意识地掺有居高临下的训斥派头。
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的帮架文字,起先曲里拐弯,虚实相间,既不点名,也不道破;比如《忽然想到(七)》中的一段:“我还记得中国女人是怎样被压制,……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即便恼怒,也不过是《碰壁“之后”》的大惊小怪:“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这是鲁迅帮爱慕他的女学生大造中国第一位女校长杨荫榆女士之反的文字。这场造反的结果:杨校长被逐,鲁迅丢失教育部的佥事职务,又意外引出一场文坛上的“闲话”风波;似乎作为某种补偿,鲁迅到手一场婚外情,不久便与闹事女生同居。由于撰文相助之际,掺带了儿女私情,再义正词严也不免有些支支吾吾。及至后来真正到了党同伐异的关头,鲁迅全然正义在手,仇恨在胸,就像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一般,火力凶猛,杀气森然:
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无端的指责还要加上倘若有人造谣,好像是在为自己造谣作辩,又像是在煽动他人如此造谣。事实上,延安方面确实乘机跟进,大肆造谣,诬蔑被鲁迅痛骂的托派连同被无辜牵涉的陈独秀,是拿了日本人津贴的汉奸。饶有意味的是,鲁迅此刻的口气,跟毛泽东相当接近:不仅“敬告你们”,而且自说自话地代表中国人,以中国大众自居。不妨比较一下毛泽东的这番名言: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
相比之下,毛泽东当然更加跋扈:把自己的独裁说成是中国人民叫他实行的。而鲁迅则在擅自代表中国大众宣布对方不受欢迎的同时,又擅自代表了一下“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至于被鲁迅指斥的来信者陈其昌,不过是个天真烂漫的共产主义青年,并且还是鲁迅的崇拜者。以鲁迅的地位,如此凶猛地对付一个年轻人,颇有牛刀杀鸡之嫌。更何况人家对鲁迅只有敬意,毫无敌意。陈其昌在信中如此写道: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
仿佛是上苍有意要让鲁迅难堪,杨荫榆和陈其昌二位的人生结局,竟然殊途同归:全都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一个在老家苏州向日军抗议奸淫掠杀暴行,被日本士兵骗到桥上残暴枪杀,漂尸河面。一个从事抗日活动而被日军抓获,严刑拷打,坚强不屈,最后被装入麻袋乱刀刺死,扔进大海。
更令人唏嘘的是,杨荫榆女士乃民国时代先留日后留美、人品端庄、持重敬业的优秀教育家,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据女师大风潮的现场见证者、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忆,当时的情形与不在场的鲁迅写出的,截然不同。李四光在讲说了现场亲眼目睹之后,发出如此感慨: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风潮使杨荫榆女士,在教育界就此丧失应有的前途。此案的悲剧意味,可以对照文革当中死于红卫兵施虐的北京师范女中女校长卞仲耘一案。红卫兵的疯狂,不仅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还可以追溯到那场女师大风潮。
至于给鲁迅认真写信的陈其昌,因为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和他的同伴一起,既被国民党追杀,又受到共产国际打压,处境极为悲惨。没有经济来源,全靠大家节衣缩食,在狭小的过街楼中办报刊。这与鲁迅拿着国民政府供奉的高薪,傍着红色的山大王,烧着斯大林苏联的高香,骂着看不顺眼的同行,无疑是不可等量齐观。也许鲁迅对此未必不明白,所以不敢把陈其昌后来反驳他的回信公之于众,而是悄悄压入箱底。再联系到当时的国际局势,联系到斯大林指示延安的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从而把日本军队拖进中国战场任其肆虐的险恶,深刻的鲁迅,顿时变得肤浅透顶,并且不免有助苏为虐之嫌。而天真的陈其昌,却无意中成了斯大林意图的障碍。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人家不想查证住在日租界里的鲁迅跟内山完造、日本军医须藤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鲁迅反倒诬陷起了别人拿日本人的钱。要说汉奸,得有实据。然而要说亲日,周氏两兄弟全都当仁不让。
中国式的问题男人,难免患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毛病。毛泽东如此,鲁迅也同样如此。很难说是毛泽东学了鲁迅,还是这类人物天然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毛泽东跟梁漱冥吵架的腔调,与鲁迅谩骂梁实秋的口气,十分相像。毛泽东把梁漱冥叫做“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犯”,鲁迅把梁实秋称为“资本家的乏走狗”。毛泽东坐定江山后的信口开河,与鲁迅晚年文章的随心所欲,可谓遥相呼应。
历数被鲁迅指斥的文化人,将会是一张长长的名单。仅举几例有名的骂案,便可发现,其中有前辈师长章太炎,有同辈同行林语堂,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晚一辈的文学家里,有邵洵美,施蛰存;无名晚辈当中,则有陈其昌,徐懋庸。其中,当数他投向章太炎的讥嘲和扔向邵洵美的轻蔑,最为失态。
在章太炎众多的浙籍弟子当中,鲁迅虽然名满天下,但并非是在学问上最有成就者。于是,鲁迅就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如此解释自己当年何以去听章太炎讲学:“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鲁迅言下之意,只认同章太炎的闹革命,并没有从章太炎那里习得什么学问。鲁迅这么说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他早年文言文章中的章氏风格影响,忘记了他的魏晋研究、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所受章氏学术熏陶的恩泽。就算是只认革命不认学问,鲁迅也并没有真正读懂章太炎。鲁迅虽然承认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但鲁迅同时又以章太炎身后备受冷落,高尔基在中国却很受欢迎的对比,匆忙认定:“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鲁迅因此不知不觉地以居高临下的口吻给章太炎盖棺论定道:“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这番论定,比起鲁迅在《趋时与复古》中的冷嘲热讽,还算留了“白圭之玷”的余地。鲁迅把革命党人章太炎和保皇党人康有为一古脑地煮到一起,才叫出手凌厉:
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
鲁迅在文章中一再提及的投壶一事,纯属谣传。史实乃是,孙传芳确实请过章太炎主持投壶,但章太炎却拒绝出席。鲁迅将一件不成立的传言,当作既成事实作为他讥嘲章太炎复古的口实,其手法与暗示他人造谣托派是汉奸一举,倒是异曲同工。至于章太炎晚年的归于宁静,也并非是鲁迅所说的制造与时代隔绝之墙。章太炎从革命的舞台上回到安静的书斋里,根本原因在于,支持联省自治,不认同孙中山联俄联共以求十月革命那种一统天下的列宁主义革命,从而断然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同样的不认同,王国维的方式是自沉昆明湖,而章太炎的方式是苏州讲学。且不说章太炎的这种方式,有没有隋末王通的河汾之志,至少表明了他不愿淌入国共两党的革命混水。古人有言,宁静以致远。真正的革命家,有如江湖豪侠:仗义行侠时,动如脱兔;退隐江湖后,静如处子(一如老子所言,回归婴儿)。这根本不是鲁迅理解的朝前拉车朝后拉车,而是一种人生的境界,生命的修为。倘若毛泽东具有章太炎这样的革命品质,能够在1949年以后退入书斋,那就成了中国的华盛顿。当然,不能指望一个想做秦始皇的山大王能够具有如此修为。就此而言,鲁迅确实与毛泽东是一路人。鲁迅既没有听懂学问家章太炎的讲课,也没有读懂革命家章太炎的人生境界。
倘若说,鲁迅对章太炎革命生涯的奚落,基于以革命者自居的无知,那么他之于享有海上孟尝君之誉的新月派文人邵洵美的诋毁,完全是遑顾事实,有持无恐,并且一再造谣:“邵公子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做文学资本。”由此生发出子虚乌有的登龙术,在《登龙术拾遗》一文中讥笑道:“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许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但一登文坛,即身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更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恶语相向:“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
事实上,邵洵美的家产,既不是骗来的,也不是抢来的,更不是做女婿换来的。因为邵洵美和盛佩玉的婚姻不仅是姑表亲家,邵家也同样名门望族,家财万贯。施蛰存对邵氏曾有中肯评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鲁迅一再朝着邵洵美恶声恶气,也许是心有嫉妒,也许是那位海上孟尝君为人过于厚道,被视作可欺。而邵洵美后来的遭遇,又像是上苍对鲁迅的不以为然。活到毛泽东时代的邵洵美,被加以子虚乌有的历史反革命罪名关进大牢,最后在穷愁潦倒之中郁郁而终。据同室难友贾植芳回忆,邵氏在狱中曾经托付他澄清两件事情:
第一,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是以中国笔会的名义邀请的。邵洵美是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秘书,萧伯纳不吃荤,吃素,他就在南京路上的“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花了46块银圆,是邵洵美自己出的钱。因为世界笔会只是个名义,并没有经费。但是后来,大小报纸报道,说萧伯纳来上海,吃饭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就是没有写他。他说,“你得帮我补写声明一下。”“还有一个事,就是鲁迅先生听信谣言,说我有钱,我的文章都不是我写的,像清朝花钱买官一样‘捐班’,是我雇人写的。我的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不是叫人代写的,是我自己写的。”他的嘱托,我记住了。
邵洵美要贾植芳澄清的两件事情,都跟鲁迅有关。至于是在“功德林”设宴,还是将“功德林”的素菜叫到宋府摆席,贾氏回忆可能有误。但邵氏所言之事,应该属实。这里再加上后人忆及的一个细节,鲁迅之于邵洵美的攻讦,就更加令人感慨。那次会面,是邵洵美第一次见到鲁迅。“会后,正遇下雨,很冷,邵洵美见鲁迅站在屋檐下,像是在等车,脸冻得发青。便立即邀请鲁迅上他的车,一直把鲁迅送回寓所。”
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不善辩战的邵洵美,被鲁迅在文章里打得鼻青眼肿。鲁迅果然是战士,鲁文果然是匕首投枪。在阿Q眼里,周围的人不是赵太爷、假洋鬼子,就是王胡、小D。鲁迅后期杂文的特点在于:以阿Q的眼光打量世人,以鲁迅的刻毒四面出击。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在毛泽东总结为造反有理,在鲁迅则变成:贫穷就是真理,富贵必定有罪。就连出汗,都有香汗臭汗之分,阶级界线划分得清清楚楚。按照这样的标准,鲁迅不再着意西方的人文经典,而是专门挑选苏联或者东欧各国的阶级斗争文学阅读。鲁迅的个性难以与人合作,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左联太上皇的居高临下。鲁迅在左联中的说一不二,与陈独秀做共产党领袖时的大家长作风,也是一种异曲同工。这种霸道,充分体现在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章里。
那篇文章,也是源自一封年轻人的私信。姑且不论徐懋庸比之于陈其昌,文字过多纠缠于私见与人际关系,即便写得不堪入目,也不等于可以没有征得写信者同意就自说自话地公之于众,并且还理直气壮地大言不惭:“我没有得他同意就在这里发表了,因为其中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发表出来,并不损他的威严,而且也许正是他准备我将它发表的作品。但自然,人们也不免因此看得出:这发信者倒是有些‘恶劣’的青年!”凭什么说人家希望他发表此信?又凭什么断定人家是恶劣青年?鲁迅的强词夺理,跟毛泽东的羞辱梁漱冥倒是有一比:
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
同样的轻蔑口吻,同样的信口开河;同样的把自己的胡乱想像,硬说成是人家的想法;同样喜欢毫无根据地做诛心之论。
至于鲁迅要跟人家争论的话题,无非是国防文学还是大众文学,骨子里都是要遵照斯大林的旨意,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把日本军队吸引到中国来,不让他们进犯苏联。区别仅在于:是站在国民政府一边,还是站在延安的共产党一边。话题是可疑的,背后的党派纷争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有国共之争,而且有共产党内部的王明和毛泽东之争。鲁迅如此的气势汹汹,无非是要向延安表明心迹,同时提醒山大王,不要听信他人主张。跟毛泽东站在一起,跟斯大林站在一起,这是鲁迅晚年热衷于向世人传达的文字信息。鲁迅早年的文章,自称是听了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将令;晚年的文章,则全然是标明其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站队。答徐懋庸文,要说寓意深刻,实乃无聊之极;要说毫无内容,却实实在在地倾诉了自己的衷肠。文中虽然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如何重要,但字里行间却在时时处处地提醒读者,文章作者鲁迅,是如何的高大伟岸,如何的不可侵犯,如何的不容忽视。其中最有趣的文字,当数这一段:
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
如此的堂皇,真不知鲁迅是在指斥他人,还是在自我反省。也许鲁迅如此落笔时,忘记了自己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说过什么。就像毛泽东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听者仔细琢磨一下,也会发现,弄不清是在说别人还是在说自己。这可能是又一种鲁迅文章与毛泽东话语的相通之处,指斥他人的文字往往成为自我写照。鲁迅诸如此类的文字有很多,姑嫂斗法,泼妇骂街,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等等。诸多痛诋,皆可自照。至于一些不谙世事,不熟悉这一套的厚道之人,确实被鲁迅吓得不轻。试想,邵洵美身系牢狱,生死之际,最难以释怀的,竟然是遭受鲁迅的冷落,是被鲁迅无端的辱骂。
鲁迅的后期杂文,大都经不起推敲。倘若说,鲁迅的前期杂文聚焦于人际纷争,那么其后期主旨是党同伐异。有了党争的立场,文章自然被真理化身的幻觉所笼罩,感觉在代表大众发言。早先那种两间余一卒、荷?独徬徨的孤独,此刻全然被大众发言人的光环所取代,就像毛泽东动不动就以人民的化身出现。实质上,此乃朕即天下的别一种说法。以前的皇帝是天子,代表天。鲁迅和毛泽东,则扮演大众或者人民的化身,也一样的君临天下。这叫做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
毛泽东把鲁迅比作孔子,既对,又错。就专制文化的同构性而言,鲁迅确实和孔子一样,都是专制话语的始作俑者。只是就话语形式而言,孔子是伦理秩序的建构者,鲁迅是造反有理的破坏者。孔子是以等级制度和奴化心理网罗一切,鲁迅是披着大众的战袍、戴着真理的桂冠打倒一切。只不过,那样的打倒所建立起来的,依然是一种等级秩序。只是把原先的秩序颠倒了一下。这倒是跟马克思的哲学异曲同工,是颠倒过来的黑格尔体系。
五四新文化何以演变成君临天下的毛泽东话语?鲁迅文章、尤其是后期杂文,是个关键的过渡。按理说,从倡扬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是联接不到毛泽东时代的,假如没有鲁迅作中介的话。而在新文化运动的四根顶梁柱当中,唯有鲁迅,是通向毛泽东专制话语的桥梁,并且是一座独木桥。因为无论是胡适的自由主义,是周作人的人文主义,还是陈独秀经由亲历共产主义革命后的自由主义反思,都跟毛泽东话语绝缘。也许人们会对一生反孔的毛泽东为什么把鲁迅比作孔子,感到大惑不解。其实,毛泽东还真是说到了点子上,鲁迅话语和孔孟伦理其实是互补的。专制,既需要秩序,又需要力量。在建立专制的过程中,力量是主要的。专制一旦建立,才轮到秩序上场。这也是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四处奔波、无人理睬的原因。那个时代需要力量,用韩非子的话来说,“当世争于力气”,还没有轮到秩序出场。于是,最后韩非子学说脱颖而出;因为韩非子的权术,给秦始皇的一统天下提供了力量。及至天下平定,轮到秩序的建立,上升到首要地位,孔孟之道便开始盛行。这就是为什么汉朝会有儒家大面积复兴的历史原因。历史有时确实惊人的相像。鲁迅之于毛泽东的一统天下,扮演了韩非子的角色。韩非子提供的是权术,鲁迅贡献的是话语。秦始皇激赏韩非子,毛泽东独尊鲁迅,并非历史的巧合。
鲁迅的这种历史角色,同时代的陈独秀也罢,胡适也罢,周作人也罢,都难以看清。因为他们站在同样的历史平面上。历史需要旁观才能澄明,维度需要变换才能获得不同的景致。比起韩非子,鲁迅死得其时。假如鲁迅不是死在1936年,而是活到1976年,那么不仅会让毛泽东尴尬,鲁迅自己也会很尴尬。秦始皇杀韩非子没有杀错,因为死人才能供起来。供奉活人是很困难的,但供奉死人就容易多了。这也是鲁迅死后,毛泽东为什么谀词如潮的原因所在。
读鲁迅有两种读法,一种是从他的后期读到前期,会越读越同情鲁迅,可怜鲁迅。卿本佳人,不管怎么说,毕竟是个出类拔萃的文学天才。一种则是从前期读到后期,会越读越觉得厌恶。文人堕落,原来并非只是消沉颓唐,真理在手的夸张,也是通向丧失自由的道路。比起鲁迅的死不反悔,尤其是宣称死后一个都不宽恕的专横,陈独秀的晚年,应该说是相当幸运的。虽然比起章太炎最后的宁静,陈独秀乃是不得不归于寂寞;但陈独秀毕竟在寂寞中悟出人生真谛,回到了早先的自由主义立场。而鲁迅,最后完全迷失;迷失在真理化身的幻觉里,迷失在君临天下的夸张里。从鲁迅的迷失,可以看出鲁迅的意味在于:预告了毛泽东的横空出世,预告了毛泽东专制话语和独裁时代的到来。鲁迅随着毛泽东的崛起而蒸蒸日上,也将随着毛泽东时代的式微而逐渐褪色。当一个文人随着专制君王的起伏而消长,那么即便再幸运,也已经毫无自由的意味可言了。
2009年6月12日
- Re: 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posted on 06/18/2009
不错! - Re: 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posted on 06/18/2009
这文章,看看就看不下去了。貌似公允,其实先入为主,意在找每个角度机会贬鲁迅。鲁迅就是鲁迅,好坏如此,性格造人,怎么能把他横比竖比,和非鲁迅的主相比?把阿Q和吴妈比能说明阿Q么?
鲁迅活着,几哚浓痰,就把小笔吏给毒死了。
- Re: 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posted on 06/18/2009
鲁迅损起人来笔锋犀利,那是不服不行的。但他小鸡肚肠的性格也是不争的事实。此文作者由此引申出他的缺乏悲天悯人的胸怀造成他史识的局限,还是公正的。
Look, you must be able to take as much shit as you can dish out. Instead of turning and tossing in his grave, he should just give his nod at this article. - posted on 06/18/2009
I take the so-called 小鸡肚肠的性格 as his taking-no-shit personality. No big deal. You don't want everybody a sweet ass.
No, I think in his grave he's gonna say it's fucking ME, whatever you say!
tar wrote:
鲁迅损起人来笔锋犀利,那是不服不行的。但他小鸡肚肠的性格也是不争的事实。此文作者由此引申出他的缺乏悲天悯人的胸怀造成他史识的局限,还是公正的。
Look, you must be able to take as much shit as you can dish out. Instead of turning and tossing in his grave, he should just give his nod at this article. - posted on 06/18/2009
Taking shit doesn't mean you don't return in kind. It just means you should be able to laugh it off and not letting it get in your head.
touche wrote:
I take the so-called 小鸡肚肠的性格 as his taking-no-shit personality. No big deal. You don't want everybody a sweet ass.
No, I think in its grave he's gonna say it's fucking ME, whatever you say!
tar wrote:
鲁迅损起人来笔锋犀利,那是不服不行的。但他小鸡肚肠的性格也是不争的事实。此文作者由此引申出他的缺乏悲天悯人的胸怀造成他史识的局限,还是公正的。
Look, you must be able to take as much shit as you can dish out. Instead of turning and tossing in his grave, he should just give his nod at this article. - posted on 06/18/2009
All right, he's not a likable person to some but still a remarkable figure ever begotten. I won't trade him for 1000 sugar daddies.
tar wrote:
Taking shit doesn't mean you don't return in kind. It just means you should be able to laugh it off and not letting it get in your head.
touche wrote:
I take the so-called 小鸡肚肠的性格 as his taking-no-shit personality. No big deal. You don't want everybody a sweet ass.
No, I think in its grave he's gonna say it's fucking ME, whatever you say!
tar wrote:
鲁迅损起人来笔锋犀利,那是不服不行的。但他小鸡肚肠的性格也是不争的事实。此文作者由此引申出他的缺乏悲天悯人的胸怀造成他史识的局限,还是公正的。
Look, you must be able to take as much shit as you can dish out. Instead of turning and tossing in his grave, he should just give his nod at this article. - Re: 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posted on 06/19/2009
同意 touche!
这类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读了几本书,就摇唇鼓舌,让人可笑可怜。
中国有个鲁迅,死水腐臭的社会和文化才有些生气。
鲁迅死后,一切又越来越死相腐烂。 - Re: 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posted on 06/19/2009
哈哈, 这次我又要同意氓叔了, 鲁迅是伟大的。我们需要鲁迅这样的no-nosense,就象咖啡需要沥青这样的斗士 :-) - posted on 06/19/2009
戒网几天回来,欢迎老子的就是这种又长又臭漏洞百出的裹脚布? :)
在老家的山头上,常常看见一种在地上做窝的鸟类,土灰色,比麻雀大一点,缺乏飞行的能力。有人路过,它就琐琐碎碎地在草皮上迈起机巧的小碎步,脖子里哼哼叽叽地哼叽着,时不时跑到你前面往地上一蹲,屁股冲你一翘,把那几根零零散散的尾毛撑开,意思是“小心点,本鸟肚里还是有货的哟!”这种草鸟屁股,咋一看像超小号的京剧花脸,再一看还是个草鸟屁股。
扫一眼这篇裹脚布,什么商周之交的历史意义,什么红楼梦的博大精深,什么五四的四根独木桥,到处是貌似吓人、实则空洞的草鸟屁股。在众多的草鸟屁股中,所谓的“日本房东女儿”情结,提不出哪怕是小于电子半径的半点实据,使用“不得体的变态”这类给人留有无限阴暗想像空间的含糊其词,把作者那点浅薄浅陋暴露无余。
荷戟独彷徨,岂惜芳心遗远者;大圜犹酩酊,如磐夜气压重楼。咦!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不过是只苍蝇。
- Re: 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posted on 06/19/2009
在这些玩意儿的眼里,可以把鲁迅跟任何邪恶的人相比,然后得出结论,鲁迅就是这样的人。
这篇又臭又长的文章,写的非常不厚道。例如鲁迅与周作人妻子的事情,言之凿凿地穿凿附会,只有八卦小报记者才肯做的事情。 - posted on 06/20/2009
这个可不是穿凿附会。一个很严谨的文学史的老师曾访问过成彷吾以及周作人本人求证,虽然他们可能为尊者讳没有道出全部故事,但没有直接否认这个传闻。不过,周氏兄弟分歧,主要还是经济原因,那日本太太及其妹妹乱花钱,鲁迅一绍兴师爷,靠爬格子为生,自然不喜欢。
试过读鲁迅全集,但没有读完。感觉其文学成就被多少放大了。《阿Q正传》不错,《狂人日记》则是后来左派文艺主题先行的滥觞(而且俄罗斯文学有个类似的小说.)至于鲁迅后来的《出关》《眉剑尺》《长明灯》等小说,不知谁能读下去。而且,鲁迅没有一部长篇小说。
鲁迅文字功夫好,杂文犀利《野草》不错。最喜欢其散文式小说《 在酒楼上》所铺陈的颓靡氛围。
壹 wrote:
在这些玩意儿的眼里,可以把鲁迅跟任何邪恶的人相比,然后得出结论,鲁迅就是这样的人。
这篇又臭又长的文章,写的非常不厚道。例如鲁迅与周作人妻子的事情,言之凿凿地穿凿附会,只有八卦小报记者才肯做的事情。 - posted on 06/20/2009
试过读鲁迅全集,但没有读完。感觉其文学成就被多少放大了。《阿Q正传》不错,《狂人日记》则是后来左派文艺主题先行的滥觞(而且俄罗斯文学有个类似的小说.)至于鲁迅后来的《出关》《眉剑尺》《长明灯》等小说,不知谁能读下去。而且,鲁迅没有一部长篇小说。
他的故事新编我挺喜欢啊,什么老子坐在那象一段呆木头啦,什么嫦娥吃腻了乌鸦肉的炸酱面啦,什么一帮子小人偷窥女蜗啦(知道是在骂人),都很有可读性嘛!
人各有志,不写长篇小说比写几个很臭的长篇小说强。钱中书也不写,除了围城(我是读了一半就放下了)。 - posted on 06/20/2009
这个故事,在叶兆言的《落花生记》(可能记忆不准确)里有详细记载,其实这个下流的故事是周作人本人说出来的,他对他哥哥一直有一种恨毒的心理,总是想办法攻击大哥,而且,周作人的人品是坏得出奇的, 多无耻的事都做得出来。
废名 wrote:
这个可不是穿凿附会。一个很严谨的文学史的老师曾访问过成彷吾以及周作人本人求证,虽然他们可能为尊者讳没有道出全部故事,但没有直接否认这个传闻。不过,周氏兄弟分歧,主要还是经济原因,那日本太太及其妹妹乱花钱,鲁迅一绍兴师爷,靠爬格子为生,自然不喜欢。
试过读鲁迅全集,但没有读完。感觉其文学成就被多少放大了。《阿Q正传》不错,《狂人日记》则是后来左派文艺主题先行的滥觞(而且俄罗斯文学有个类似的小说.)至于鲁迅后来的《出关》《眉剑尺》《长明灯》等小说,不知谁能读下去。而且,鲁迅没有一部长篇小说。
鲁迅文字功夫好,杂文犀利《野草》不错。最喜欢其散文式小说《 在酒楼上》所铺陈的颓靡氛围。
壹 wrote:
在这些玩意儿的眼里,可以把鲁迅跟任何邪恶的人相比,然后得出结论,鲁迅就是这样的人。
这篇又臭又长的文章,写的非常不厚道。例如鲁迅与周作人妻子的事情,言之凿凿地穿凿附会,只有八卦小报记者才肯做的事情。 - posted on 06/20/2009
看来七月对周作人有偏见。我倒是觉得他比乃兄忠厚(抛开政治谈)。而且此事并不是空穴来风,他一直佩服并追随自己的哥哥,到日本留学都是因为鲁迅,而且鲁迅看他不用功翻译,斥责乃至打骂都有,他也顺从,很多鲁迅的翻译作品,实际上是他翻译然后鲁迅润色,而且鲁迅在北大的教职,原来是让他教,他推荐的鲁迅。解放以后周作人化名写了很多有关鲁迅的书,接受很多访问,没有怨毒之言(当然有生存和政治压力原因)。能有什么刻骨铭心的东西让兄弟这样翻脸?又有什么事情让刻薄的鲁迅在事情发生之后,什么财产都不要,落荒而走,而且喜欢说理论是非曲直人事的他从来也没有当人辩解这个事情?虽然有花钱态度不同的伏笔和争吵,其中必另有难以启齿的缘由,有左翼的文学青年曾辩解说,因为那个日本太太要赶走鲁迅,所以编排出非礼的说法。不知道赵遐秋老师是否健在,她是知道一些实情的,当然她没有写到她的书或者文章中。
喜欢鲁迅的诸位饶命: 我这里没有否定鲁迅的意思,其地位是self-evident,如果鲁迅现在活着,在网络上十个韩寒都不是对手。咖啡的忙叔豆师父等均将不战而退:)
我也无意于八卦,我只是感觉鲁迅的形象是否被光辉化伟大化雕像化。郁达夫曾经说过,私下聊天,讲黄色笑话的高手是鲁迅---能让写人性著名的郁达夫佩服,鲁迅的段位是很高地:)。因为工作关系,家父五十年代曾同许广平和杨之华坐在一个沙发上聊天,许说:大家都以为鲁迅先生是老夫子,其实他不是的(大意:)。 - posted on 06/20/2009
叶兆言是叶圣陶的的孙子,他得到的资料更直接。当然,这种事情也说不清楚,但是他说周作人的话我认为可靠。尤其写周作人和日本人的事,他是另一个胡兰成。
解放后周作人靠吃鲁迅活命,这就不用说了。
赵教授我是认识滴,不认为她的资料比叶兆言更直接。
废名 wrote:
看来七月对周作人有偏见。我倒是觉得他比乃兄忠厚(抛开政治谈)。而且此事并不是空穴来风,他一直佩服并追随自己的哥哥,到日本留学都是因为鲁迅,而且鲁迅看他不用功翻译,斥责乃至打骂都有,他也顺从,很多鲁迅的翻译作品,实际上是他翻译然后鲁迅润色,而且鲁迅在北大的教职,原来是让他教,他推荐的鲁迅。解放以后周作人化名写了很多有关鲁迅的书,接受很多访问,没有怨毒之言(当然有生存和政治压力原因)。能有什么刻骨铭心的东西让兄弟这样翻脸?又有什么事情让刻薄的鲁迅在事情发生之后,什么财产都不要,落荒而走,而且喜欢说理论是非曲直人事的他从来也没有当人辩解这个事情?虽然有花钱态度不同的伏笔和争吵,其中必另有难以启齿的缘由,有左翼的文学青年曾辩解说,因为那个日本太太要赶走鲁迅,所以编排出非礼的说法。不知道赵遐秋老师是否健在,她是知道一些实情的,当然她没有写到她的书或者文章中。
喜欢鲁迅的诸位饶命: 我这里没有否定鲁迅的意思,其地位是self-evident,如果鲁迅现在活着,在网络上十个韩寒都不是对手。咖啡的忙叔豆师父等均将不战而退:)
我也无意于八卦,我只是感觉鲁迅的形象是否被光辉化伟大化雕像化。郁达夫曾经说过,私下聊天,讲黄色笑话的高手是鲁迅---能让写人性著名的郁达夫佩服,鲁迅的段位是很高地:)。因为工作关系,家父五十年代曾同许广平和杨之华坐在一个沙发上聊天,许说:大家都以为鲁迅先生是老夫子,其实他不是的(大意:)。 - posted on 06/20/2009
你把鲁迅的境界看的太低了。从你提到成仿吾,可以看出你的匪夷所思的地方。周作人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对外人说这个事情。你对中国士大夫的传统,也许是不太理解的。
肖毛博客里有不少有关的文章,可信度很高。
道德低下的人,写不了那么大气的文章。为人和为文是相通的。
七月对周作人的评价也很偏颇。张中行对周作人的评论很中肯。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不象现在有些的这样无耻。那时还有些古意在。共产党上台以后,才开始了真正的道德沦丧。
废名 wrote:
看来七月对周作人有偏见。我倒是觉得他比乃兄忠厚(抛开政治谈)。而且此事并不是空穴来风,他一直佩服并追随自己的哥哥,到日本留学都是因为鲁迅,而且鲁迅看他不用功翻译,斥责乃至打骂都有,他也顺从,很多鲁迅的翻译作品,实际上是他翻译然后鲁迅润色,而且鲁迅在北大的教职,原来是让他教,他推荐的鲁迅。解放以后周作人化名写了很多有关鲁迅的书,接受很多访问,没有怨毒之言(当然有生存和政治压力原因)。能有什么刻骨铭心的东西让兄弟这样翻脸?又有什么事情让刻薄的鲁迅在事情发生之后,什么财产都不要,落荒而走,而且喜欢说理论是非曲直人事的他从来也没有当人辩解这个事情?虽然有花钱态度不同的伏笔和争吵,其中必另有难以启齿的缘由,有左翼的文学青年曾辩解说,因为那个日本太太要赶走鲁迅,所以编排出非礼的说法。不知道赵遐秋老师是否健在,她是知道一些实情的,当然她没有写到她的书或者文章中。
喜欢鲁迅的诸位饶命: 我这里没有否定鲁迅的意思,其地位是self-evident,如果鲁迅现在活着,在网络上十个韩寒都不是对手。咖啡的忙叔豆师父等均将不战而退:)
我也无意于八卦,我只是感觉鲁迅的形象是否被光辉化伟大化雕像化。郁达夫曾经说过,私下聊天,讲黄色笑话的高手是鲁迅---能让写人性著名的郁达夫佩服,鲁迅的段位是很高地:)。因为工作关系,家父五十年代曾同许广平和杨之华坐在一个沙发上聊天,许说:大家都以为鲁迅先生是老夫子,其实他不是的(大意:)。 - posted on 06/20/2009
嘿嘿,胡兰成如何?说周作人是胡兰成,可不过分。他有软肋,爱钱,见了钱就什么也不要了,就像胡兰成见了女人。
这件事的起因就是因为钱。
壹 wrote:
你把鲁迅的境界看的太低了。从你提到成仿吾,可以看出你的匪夷所思的地方。周作人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对外人说这个事情。你对中国士大夫的传统,也许是不太理解的。
肖毛博客里有不少有关的文章,可信度很高。
道德低下的人,写不了那么大气的文章。为人和为文是相通的。
七月对周作人的评价也很偏颇。张中行对周作人的评论很中肯。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不象现在有些的这样无耻。那时还有些古意在。共产党上台以后,才开始了真正的道德沦丧。
- posted on 06/20/2009
“道德低下的人,写不了那么大气的文章。为人和为文是相通的”。这倒是大胆假设匪夷所思,毛泽东诗歌文章是大气的,道德就一定高尚吗?(当然如果您认为他道德高尚,那我无话可说:)况且鲁迅晚年致力笔战,连小说都用来笔伐了,临死还说对所有论敌“一个都不饶恕”,“丧家的乏走狗”发表之后, 书生气的梁实秋不敢写文章了。如果这也算大气的文章,那您大气的定义是否太大了:)
壹 wrote:
你把鲁迅的境界看的太低了。从你提到成仿吾,可以看出你的匪夷所思的地方。周作人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对外人说这个事情。你对中国士大夫的传统,也许是不太理解的。
肖毛博客里有不少有关的文章,可信度很高。
道德低下的人,写不了那么大气的文章。为人和为文是相通的。
七月对周作人的评价也很偏颇。张中行对周作人的评论很中肯。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不象现在有些的这样无耻。那时还有些古意在。共产党上台以后,才开始了真正的道德沦丧。 - posted on 06/20/2009
你以为你是谁呀?欢迎你?你也配骂这篇文章?你先写一千字出来,让大家看看。
有意思的数学 wrote:
戒网几天回来,欢迎老子的就是这种又长又臭漏洞百出的裹脚布? :)
在老家的山头上,常常看见一种在地上做窝的鸟类,土灰色,比麻雀大一点,缺乏飞行的能力。有人路过,它就琐琐碎碎地在草皮上迈起机巧的小碎步,脖子里哼哼叽叽地哼叽着,时不时跑到你前面往地上一蹲,屁股冲你一翘,把那几根零零散散的尾毛撑开,意思是“小心点,本鸟肚里还是有货的哟!”这种草鸟屁股,咋一看像超小号的京剧花脸,再一看还是个草鸟屁股。
扫一眼这篇裹脚布,什么商周之交的历史意义,什么红楼梦的博大精深,什么五四的四根独木桥,到处是貌似吓人、实则空洞的草鸟屁股。在众多的草鸟屁股中,所谓的“日本房东女儿”情结,提不出哪怕是小于电子半径的半点实据,使用“不得体的变态”这类给人留有无限阴暗想像空间的含糊其词,把作者那点浅薄浅陋暴露无余。
荷戟独彷徨,岂惜芳心遗远者;大圜犹酩酊,如磐夜气压重楼。咦!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不过是只苍蝇。
- posted on 06/20/2009
这篇文挺势利的。一些文人撰文表达自己的正义善良和对劳苦人民的怜悯。
但是,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平民的鄙视,对贵族的盲目崇拜与莫名颂扬。
我读《围城》四遍,在国外读的,中英文都读。我读的小说特少,之所以这本
读了四遍,是因为他写留学生的事情。将现在的留学生和他写的二、三十年代
的留学生比较,几乎没怎么变化。好像历史在重复。我读另一本写毛的书,读
了十遍,去掉作者的私人情绪,里边有很多真实难得的东西。
gz wrote:围城(我是读了一半就放下了)。
人各有志,不写长篇小说比写几个很臭的长篇小说强。钱中书也不写,除了 - Re: 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posted on 06/20/2009
土干的读书方法好。浅尝辄止、走马观花不仅读不到妙处,还会滋长自大。记得有一个学理科的小子,正在追我表妹,他拿起我的Ulysses看了两段,说:“这书也值得你们学?我都能写。” - posted on 06/20/2009
jianjiao wrote:
你以为你是谁呀?欢迎你?你也配骂这篇文章?你先写一千字出来,让大家看看。
煎饺同学这么说话口气有点不够友好哈。我同意您的想法:先写一千字出来,让大家看看。但回头一想恐怕不行。为啥呢?按照这个标准,检点咖啡客,问题就大了,就露馅了。因为有些人恐怕从来咖啡的那一天起,就没写过超过一千字的段子,耍了几年的嘴皮子,骂骂这个,损损那个,看起来很智慧很有学问,但就是不肯贡献出来给咖啡客。再说了,有些人就是短小精悍型的,你让人非写一千字干嘛么。那不是类似于逼着“数学”同学也写宪章七八条么。令狐同学就是因为这那的,被有些人潜规则了一下,按照老瓦的250指标,都被逼得超过二百五了,也没整出一个宪章来。
不过,我倒是赞成争论,有什么不同意见,拿出自己的观点。不在于谁的声音高嗓门大调子粗,而是看谁说得出新意。别学着浮夸,三言两语就把中国文坛指点江山个遍,谁谁谁行,谁谁谁有不行,好像自己是决定中国文坛排名的终审评委似的。貌似高屋建瓴,仔细一看,全他妈人云亦云。相比之下,这篇文章还是做了些功课的,这篇文字的核心,不是说鲁迅,而是拿鲁迅说事儿,骂毛老头呢。中国文人喜欢顾左右而言它,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篇文字用词有点文艺腔是真的,但用心还是很“险恶”的,从这个角度说,也算是篇有自己独特发现的个性文章吧,梳理或者说牵强附会了一些文化脉络,比骂街吵架装高深强。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都是个人偏好,有啥可争的呢,说出自己喜欢的就好,别非谁把谁比下去呀。在我看来,周作人比周树人更文学,郁达夫也是一座高峰。再比如沈从文和汪曾祺,都是文字高手,要说出理由,一千字不行。写其中任何一个人,起码得一万五千字吧,或者十万字以上,外加读作者代表作品五十万字以上:) - Re: 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posted on 06/20/2009
鲁迅,张爱玲,是灿烂的文学夜空中两颗亮晶晶的中国星星,褒也好,贬也好,改变不了什么。
曹雪芹养着多少红学家。无才写红楼,就评红楼吧。
- posted on 06/20/2009
我读《围城》四遍,在国外读的,中英文都读。我读的小说特少,之所以这本
读了四遍,是因为他写留学生的事情。将现在的留学生和他写的二、三十年代
的留学生比较,几乎没怎么变化。好像历史在重复。我读另一本写毛的书,读
了十遍,去掉作者的私人情绪,里边有很多真实难得的东西。
围城让我感兴趣的地方正是前半部对当时海龟留学生的描写。后来就陷入一些进城出城的家常故事,不是我有兴趣的了。
BTW (土干,没说你),那边还在科学人文的大战,这边就不必在开辟个文科理科的第二战场了吧?读个小说,萝卜白菜而已,也要上纲上线?是不是又要把老共拉出来说事了?:-) - posted on 06/20/2009
谢廖康鼓励。我也不是刻意的,就是拿起来,放不下。我觉得钱钟书
挺刻薄的,让我对中国知识男性有很大的戒心,非常大。但我对钱老先生
这个人还是很喜欢的,觉得他博闻强记,一表人才,哈。
还有一本放不下的书是《道德经》,没有译注的。有的懂,有的不懂。
不懂的地方,韵却好,先唱着再说。没准哪天就开悟了呢,我也看过译
注本,绕得我犯糊涂,不如原文简洁明了呢。
我看到过哪贴里说过,几个咖啡MM得道了,我就笑。好像是说得道就像
性高潮什么的。我不敢说我得道了,但心烦时,读读《道德经》就好了。
liaokang wrote:
土干的读书方法好。浅尝辄止、走马观花不仅读不到妙处,还会滋长自大。记得有一个学理科的小子,正在追我表妹,他拿起我的Ulysses看了两段,说:“这书也值得你们学?我都能写。” - posted on 06/21/2009
看到这里,就觉着显然这个作者谈不了鲁迅。水平够不上谈鲁迅的程度。鲁迅上面一句话完全是正话正说啊,赞扬陈、胡二人君子坦荡,哪里又曾有丝毫的贬义?
后面的也就不用看了。
鲁迅通向啥毛泽东的桥?老毛读书太偏,又过于重视实践。政治斗争下手太狠。苦孩子里出不来君子,腥风血雨出刁民。毛泽东是中国那个残酷时代的产物。社会思潮和辩论在里面跟本就没人关心,政治人物能生存就不错了。老毛党内党外被整个死去活来,家里被人弄成那样,在他的心底,他更相信什么?思想争论还是你死我活的直截了当?那还用问吗。跟鲁迅无关。 - posted on 06/22/2009
共产党把鲁迅神话成道德高尚的圣人,以至于一旦有任何他的咽食人间烟火的描写,就成了恶毒攻击。其实这种男女情爱的是是非非,用今天的道德尺度来评判,根本不应该成为一个对他的评价标准。说实在的,放过这些兄弟之间的纠纷不谈,我还真看不出他的道德高尚在哪里。
我对他的锱铢必较的性格还是欣赏的,他的打打杀杀的讨伐文章读起来痛快淋漓。但正因为他的这种性格限制了他成为一个跨时代的文学大家,这是对他的一个很中肯的评价。
壹 wrote:
你把鲁迅的境界看的太低了。从你提到成仿吾,可以看出你的匪夷所思的地方。周作人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对外人说这个事情。你对中国士大夫的传统,也许是不太理解的。
肖毛博客里有不少有关的文章,可信度很高。
道德低下的人,写不了那么大气的文章。为人和为文是相通的。
七月对周作人的评价也很偏颇。张中行对周作人的评论很中肯。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不象现在有些的这样无耻。那时还有些古意在。共产党上台以后,才开始了真正的道德沦丧。
废名 wrote:
看来七月对周作人有偏见。我倒是觉得他比乃兄忠厚(抛开政治谈)。而且此事并不是空穴来风,他一直佩服并追随自己的哥哥,到日本留学都是因为鲁迅,而且鲁迅看他不用功翻译,斥责乃至打骂都有,他也顺从,很多鲁迅的翻译作品,实际上是他翻译然后鲁迅润色,而且鲁迅在北大的教职,原来是让他教,他推荐的鲁迅。解放以后周作人化名写了很多有关鲁迅的书,接受很多访问,没有怨毒之言(当然有生存和政治压力原因)。能有什么刻骨铭心的东西让兄弟这样翻脸?又有什么事情让刻薄的鲁迅在事情发生之后,什么财产都不要,落荒而走,而且喜欢说理论是非曲直人事的他从来也没有当人辩解这个事情?虽然有花钱态度不同的伏笔和争吵,其中必另有难以启齿的缘由,有左翼的文学青年曾辩解说,因为那个日本太太要赶走鲁迅,所以编排出非礼的说法。不知道赵遐秋老师是否健在,她是知道一些实情的,当然她没有写到她的书或者文章中。
喜欢鲁迅的诸位饶命: 我这里没有否定鲁迅的意思,其地位是self-evident,如果鲁迅现在活着,在网络上十个韩寒都不是对手。咖啡的忙叔豆师父等均将不战而退:)
我也无意于八卦,我只是感觉鲁迅的形象是否被光辉化伟大化雕像化。郁达夫曾经说过,私下聊天,讲黄色笑话的高手是鲁迅---能让写人性著名的郁达夫佩服,鲁迅的段位是很高地:)。因为工作关系,家父五十年代曾同许广平和杨之华坐在一个沙发上聊天,许说:大家都以为鲁迅先生是老夫子,其实他不是的(大意:)。 - posted on 06/22/2009
Hmm, 一般说来我对精英文字是很敏感的。倒没看出来“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平民的鄙视,对贵族的盲目崇拜与莫名颂扬。”
可以引一段来看看吗?
tugan wrote:
这篇文挺势利的。一些文人撰文表达自己的正义善良和对劳苦人民的怜悯。
但是,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平民的鄙视,对贵族的盲目崇拜与莫名颂扬。
我读《围城》四遍,在国外读的,中英文都读。我读的小说特少,之所以这本
读了四遍,是因为他写留学生的事情。将现在的留学生和他写的二、三十年代
的留学生比较,几乎没怎么变化。好像历史在重复。我读另一本写毛的书,读
了十遍,去掉作者的私人情绪,里边有很多真实难得的东西。
gz wrote:围城(我是读了一半就放下了)。
人各有志,不写长篇小说比写几个很臭的长篇小说强。钱中书也不写,除了 - posted on 06/22/2009
鲁迅是个公众人物,“敌我”双方对其研究均不遗余力,其道德上的破绽,如果有,早已就会天下尽知了。除了苏雪林的人身攻击,还没有多少人从道德上对鲁迅上纲上线。因为鲁迅没有多少不道德的地方,可以让人抓住辫子。鲁迅那一代人,是很爱惜羽毛的,非胡兰成、余秋雨之流可比拟的。
举一个例子,说鲁迅和许广平恋爱,推及鲁迅在318惨案中以及之后的论争中,有私心私利而不能公正,简直是无耻。
要鲁迅宽恕那些他所攻击的对手,必先要了解那些人是怎样攻击他的。我读过有人编过的这样一本书,中国是不缺少下作的人的。鲁迅不应该理睬这些人,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但鲁迅打笔战的文字,在他的著作中倒底占了多少分量呢?鲁迅是个真人,高长虹失了许广平,屡屡发端生事,鲁迅并不摆高姿态,给予刺激,换了我,也是这样。鲁迅不是一个纯文学的人,鲁迅不搞沐猴而冠的恶心事情。
鲁迅在支持文学青年方面,是有目共睹的。做的,不比胡适之类的差。给钱,出书,编书,推介,鼓吹,是令人感动的。鲁迅也许做的还不够,但那些指责鲁迅道德上有缺陷的,做的比鲁迅要好多少呢?就拿上面这篇文章,能比鲁迅的在道德上高明多少呢?这个作者真的比鲁迅厚道?我是不相信的。
是的,鲁迅可以比他本人水平更高,鲁迅应该超越他自己,这些我是同意的。我们对任何人都能说这样的话。鲁迅的文风,与毛的文风完全不同,文革中,没有什么人是用鲁迅的文风写大批判的。
tar wrote:
共产党把鲁迅神话成道德高尚的圣人,以至于一旦有任何他的咽食人间烟火的描写,就成了恶毒攻击。其实这种男女情爱的是是非非,用今天的道德尺度来评判,根本不应该成为一个对他的评价标准。说实在的,放过这些兄弟之间的纠纷不谈,我还真看不出他的道德高尚在哪里。
我对他的锱铢必较的性格还是欣赏的,他的打打杀杀的讨伐文章读起来痛快淋漓。但正因为他的这种性格限制了他成为一个跨时代的文学大家,这是对他的一个很中肯的评价。
壹 wrote:
你把鲁迅的境界看的太低了。从你提到成仿吾,可以看出你的匪夷所思的地方。周作人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对外人说这个事情。你对中国士大夫的传统,也许是不太理解的。
肖毛博客里有不少有关的文章,可信度很高。
道德低下的人,写不了那么大气的文章。为人和为文是相通的。
七月对周作人的评价也很偏颇。张中行对周作人的评论很中肯。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不象现在有些的这样无耻。那时还有些古意在。共产党上台以后,才开始了真正的道德沦丧。
废名 wrote:
看来七月对周作人有偏见。我倒是觉得他比乃兄忠厚(抛开政治谈)。而且此事并不是空穴来风,他一直佩服并追随自己的哥哥,到日本留学都是因为鲁迅,而且鲁迅看他不用功翻译,斥责乃至打骂都有,他也顺从,很多鲁迅的翻译作品,实际上是他翻译然后鲁迅润色,而且鲁迅在北大的教职,原来是让他教,他推荐的鲁迅。解放以后周作人化名写了很多有关鲁迅的书,接受很多访问,没有怨毒之言(当然有生存和政治压力原因)。能有什么刻骨铭心的东西让兄弟这样翻脸?又有什么事情让刻薄的鲁迅在事情发生之后,什么财产都不要,落荒而走,而且喜欢说理论是非曲直人事的他从来也没有当人辩解这个事情?虽然有花钱态度不同的伏笔和争吵,其中必另有难以启齿的缘由,有左翼的文学青年曾辩解说,因为那个日本太太要赶走鲁迅,所以编排出非礼的说法。不知道赵遐秋老师是否健在,她是知道一些实情的,当然她没有写到她的书或者文章中。
喜欢鲁迅的诸位饶命: 我这里没有否定鲁迅的意思,其地位是self-evident,如果鲁迅现在活着,在网络上十个韩寒都不是对手。咖啡的忙叔豆师父等均将不战而退:)
我也无意于八卦,我只是感觉鲁迅的形象是否被光辉化伟大化雕像化。郁达夫曾经说过,私下聊天,讲黄色笑话的高手是鲁迅---能让写人性著名的郁达夫佩服,鲁迅的段位是很高地:)。因为工作关系,家父五十年代曾同许广平和杨之华坐在一个沙发上聊天,许说:大家都以为鲁迅先生是老夫子,其实他不是的(大意:)。 - posted on 06/22/2009
jianjiao wrote:
你以为你是谁呀?欢迎你?你也配骂这篇文章?你先写一千字出来,让大家看看。
有意思的数学 wrote:
呵,对这篇裹脚布众多的腹诽中,就把我挑了出来,欺负我老实呀?:)
这个帖子,正好让我想起<阿Q正传>来。
末庄的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注:会写长篇,一千字的帖子更是小菜一碟),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
不巧,在他头皮上,长了几块癞疮疤。于是,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癞”的音,甚至连“光”、“亮”、“灯”、“烛”都讳了(注:自己不说,也不许别人说)。
可惜,末庄已经咸与维新、自由民主了(注:阿Q本人就是一个活跃的民运专家),众人的嘴巴是堵不住的。
想想看,玉皇大帝(注:相当于末庄的网管)虽然堵得住别人的嘴,但对腹诽还是束手无策。由此可知,至少腹诽属于无法剥夺的天赋人权。
阿Q没有法,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你还不配...”。这时候,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了。唉,...(注:怕犯讳,此处删去一千字)。
:) :) :) :)
如果有所谓的“五四通向毛泽东的桥梁”,那么,在五四时期的各种思潮中,它应该是陈独秀、李大钊所倡导的激进共产主义。且不说正是陈李等人为首组建了中共,仅就理论层面而言,激进共产主义的内核,正好与农耕社会底层的意识沉淀同构。共产对应均富,暴力革命的无产者解放对应打家劫舍的赤贫翻身。深具农民意识、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悟性出众的枭雄毛泽东对此不点自明无师自通,由此衍生出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主义体系。
陈独秀近十年后的转变(或者李大钊近十年后的辞世),能改变十年前启动的潘多拉盒子吗?笑话!
激进共产主义的内核与农耕社会的深层意识同构这个现象,说明这个在资本主义初期产生的思潮,与其说是瞻前的,不如说是顾后的,带有浓厚的农业胎记。这也是为什么以此为指导的共产党几乎都是在农业或是后农业国家获得执政权的原因。
顺便提一句,曾有人提出,翻身与翻耕、平均贫富与均匀播种,是同一农耕意识的不同折射。这个人叫吴钢,一本<易经释梦>,专门讨论商周之交的历史意义。
好,老子兴致已尽,搁笔。
- posted on 06/22/2009
举一个例子,说鲁迅和许广平恋爱,推及鲁迅在318惨案中以及之后的论争中,有私心私利而不能公正,简直是无耻。
这一段是咱们的分歧所在。如果你把鲁迅请下神龛,把他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那么有个文学女青年的崇拜而使他更加投入一个Cause,使得他论争之中越战越勇,按常人理性判断是合情合理,哪来无耻一说?
至于支持文学青年等等,应该是举手之劳,尤其是对自己的崇拜者们。;-)
最起码一点,他把自己绑在中共的战车上横扫一切异己,说轻了是他不智看不清中共本质,说重了就是助纣为虐。对他的评价,我认为在这两端取其中,不为过。
壹 wrote:
鲁迅是个公众人物,“敌我”双方对其研究均不遗余力,其道德上的破绽,如果有,早已就会天下尽知了。除了苏雪林的人身攻击,还没有多少人从道德上对鲁迅上纲上线。因为鲁迅没有多少不道德的地方,可以让人抓住辫子。鲁迅那一代人,是很爱惜羽毛的,非胡兰成、余秋雨之流可比拟的。
举一个例子,说鲁迅和许广平恋爱,推及鲁迅在318惨案中以及之后的论争中,有私心私利而不能公正,简直是无耻。
要鲁迅宽恕那些他所攻击的对手,必先要了解那些人是怎样攻击他的。我读过有人编过的这样一本书,中国是不缺少下作的人的。鲁迅不应该理睬这些人,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但鲁迅打笔战的文字,在他的著作中倒底占了多少分量呢?鲁迅是个真人,高长虹失了许广平,屡屡发端生事,鲁迅并不摆高姿态,给予刺激,换了我,也是这样。鲁迅不是一个纯文学的人,鲁迅不搞沐猴而冠的恶心事情。
鲁迅在支持文学青年方面,是有目共睹的。做的,不比胡适之类的差。给钱,出书,编书,推介,鼓吹,是令人感动的。鲁迅也许做的还不够,但那些指责鲁迅道德上有缺陷的,做的比鲁迅要好多少呢?就拿上面这篇文章,能比鲁迅的在道德上高明多少呢?这个作者真的比鲁迅厚道?我是不相信的。
是的,鲁迅可以比他本人水平更高,鲁迅应该超越他自己,这些我是同意的。我们对任何人都能说这样的话。鲁迅的文风,与毛的文风完全不同,文革中,没有什么人是用鲁迅的文风写大批判的。
tar wrote:
共产党把鲁迅神话成道德高尚的圣人,以至于一旦有任何他的咽食人间烟火的描写,就成了恶毒攻击。其实这种男女情爱的是是非非,用今天的道德尺度来评判,根本不应该成为一个对他的评价标准。说实在的,放过这些兄弟之间的纠纷不谈,我还真看不出他的道德高尚在哪里。
我对他的锱铢必较的性格还是欣赏的,他的打打杀杀的讨伐文章读起来痛快淋漓。但正因为他的这种性格限制了他成为一个跨时代的文学大家,这是对他的一个很中肯的评价。
壹 wrote:
你把鲁迅的境界看的太低了。从你提到成仿吾,可以看出你的匪夷所思的地方。周作人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对外人说这个事情。你对中国士大夫的传统,也许是不太理解的。
肖毛博客里有不少有关的文章,可信度很高。
道德低下的人,写不了那么大气的文章。为人和为文是相通的。
七月对周作人的评价也很偏颇。张中行对周作人的评论很中肯。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不象现在有些的这样无耻。那时还有些古意在。共产党上台以后,才开始了真正的道德沦丧。
废名 wrote:
看来七月对周作人有偏见。我倒是觉得他比乃兄忠厚(抛开政治谈)。而且此事并不是空穴来风,他一直佩服并追随自己的哥哥,到日本留学都是因为鲁迅,而且鲁迅看他不用功翻译,斥责乃至打骂都有,他也顺从,很多鲁迅的翻译作品,实际上是他翻译然后鲁迅润色,而且鲁迅在北大的教职,原来是让他教,他推荐的鲁迅。解放以后周作人化名写了很多有关鲁迅的书,接受很多访问,没有怨毒之言(当然有生存和政治压力原因)。能有什么刻骨铭心的东西让兄弟这样翻脸?又有什么事情让刻薄的鲁迅在事情发生之后,什么财产都不要,落荒而走,而且喜欢说理论是非曲直人事的他从来也没有当人辩解这个事情?虽然有花钱态度不同的伏笔和争吵,其中必另有难以启齿的缘由,有左翼的文学青年曾辩解说,因为那个日本太太要赶走鲁迅,所以编排出非礼的说法。不知道赵遐秋老师是否健在,她是知道一些实情的,当然她没有写到她的书或者文章中。
喜欢鲁迅的诸位饶命: 我这里没有否定鲁迅的意思,其地位是self-evident,如果鲁迅现在活着,在网络上十个韩寒都不是对手。咖啡的忙叔豆师父等均将不战而退:)
我也无意于八卦,我只是感觉鲁迅的形象是否被光辉化伟大化雕像化。郁达夫曾经说过,私下聊天,讲黄色笑话的高手是鲁迅---能让写人性著名的郁达夫佩服,鲁迅的段位是很高地:)。因为工作关系,家父五十年代曾同许广平和杨之华坐在一个沙发上聊天,许说:大家都以为鲁迅先生是老夫子,其实他不是的(大意:)。 - posted on 06/22/2009
还用引吗?到处都是啊。
这篇我就不说了,举个例子。说毛不好,蒋好,马上就引出江青无知,美玲出身名
门什么的。还有其它美女了,小小年纪随父母周游世界了……
随父母周游世界也值得吹吗?一个苦孩子独自闯出来不是更值得钦佩吗?
这篇也是提到鲁迅娶不到名门闺秀什么的。这也是缺点吗?奇怪了。多势利啊,多
露骨啊。
我倒是佩服江从一个平民女子走出这么一生来。她都结两次婚了,毛还是要娶她,
这就是本事。
你可以说她泼妇。那是人家做到了第一夫人的位置。看看现在网上,做个网管,那
个架式,比江有过之无不及啊。你要是到了江的地位,还不是说杀谁,就杀谁。这
就是人的罪性了。
我记得看过一个记录片,好象是美国一个政治家说的吧。说中国人现在这样骂江的
行为,跟江在文革时骂别人的行为完全一样。
不说了,又该说我嫉妒了。
敬告各位爷,嫉妒这词不可以随便用的。
tar wrote:
Hmm, 一般说来我对精英文字是很敏感的。倒没看出来“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平民的鄙视,对贵族的盲目崇拜与莫名颂扬。”
- posted on 06/22/2009
你要不是在说这篇文章的话,那对不起,I don't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这篇文章里并没有提到什么娶不到名门闺秀。如果你是指林黛玉那一节,所谓的高贵只不过是作者自己期盼的一个编造出来的完美女性的特征,与什么贵族平民完全不搭界。
tugan wrote:
还用引吗?到处都是啊。
这篇我就不说了,举个例子。说毛不好,蒋好,马上就引出江青无知,美玲出身名
门什么的。还有其它美女了,小小年纪随父母周游世界了……
随父母周游世界也值得吹吗?一个苦孩子独自闯出来不是更值得钦佩吗?
这篇也是提到鲁迅娶不到名门闺秀什么的。这也是缺点吗?奇怪了。多势利啊,多
露骨啊。
我倒是佩服江从一个平民女子走出这么一生来。她都结两次婚了,毛还是要娶她,
这就是本事。
你可以说她泼妇。那是人家做到了第一夫人的位置。看看现在网上,做个网管,那
个架式,比江有过之无不及啊。你要是到了江的地位,还不是说杀谁,就杀谁。这
就是人的罪性了。
我记得看过一个记录片,好象是美国一个政治家说的吧。说中国人现在这样骂江的
行为,跟江在文革时骂别人的行为完全一样。
不说了,又该说我嫉妒了。
敬告各位爷,嫉妒这词不可以随便用的。
tar wrote:
Hmm, 一般说来我对精英文字是很敏感的。倒没看出来“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平民的鄙视,对贵族的盲目崇拜与莫名颂扬。”
- posted on 06/22/2009
以下是方舟子抄录的李泽厚论鲁迅,我认为是持平的。
初读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是在1988年此书刚刚出版
的时候。在他那一代的学人中,李先生算是最有独立思想,也最深刻的一
位了。当时的知识界传言,想成名无非两条路,或者捧李先生,或者骂李
先生;前者有何新,后者有刘晓波。不过我当时读李先生的书,动机倒很
纯,不象现在,去把这本书翻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究竟谁的嘴歪:)
重温旧梦,依然觉得清新。抄几段有关鲁迅的论述,让几只苍蝇感到
点不舒服:
=======
比较起胡适和陈独秀以及其他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来,鲁迅是完全不
同的人物。和陈独秀一样,鲁迅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胡适一样,鲁迅搞过
专门的学术研究,但是他仍然迥然不同于他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只
有他才是真正深刻的。他在发掘古典传统和现代心灵的惊人深度上,几乎
前无古人,后少来者。
............
鲁迅尽管自1918年起在《新青年》发表了《狂人日记》等一系列
小说、随感,猛烈地抨击着旧道德旧文学,但他所呐喊的所鼓吹的所反对
的,如果从思想角度说,尽管深度远超众人,但在基本思想、主张上,却
与当时他的朋友和战友们大体相同,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
……他的力扛九鼎叱咤千军的著名杂文,尽管在狠揭烂疮的思想
深度和喜笑怒骂的文学风采上,始终是鹤立鸡群、无与伦比,但在思想实
质和根本理论上,与当时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也基本相同,也并无特殊。
然而,鲁迅却始终是那样独特地闪烁着光辉,至今仍然有着强大的吸
引力,原因在哪里呢?除了他对旧中国和传统文化的鞭挞入里沁人心脾外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凉所展示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
义……胡适说过:“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但
自称“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肤浅的胡适并不理解这句话。只有鲁迅
,才真正身体力行地窥见了、探求了、呈现了这种强有力的孤独。
这当然与他早期接受尼采哲学作为人生观有观。贬视庸俗,抨击传统
,勇猛入世,呼唤超人,不但是鲁迅一生不断揭露和痛斥国民性麻木的思
想武器(从《示众》到《铲共大观》《太平歌诀》),而且也是他的孤独
和悲凉的生活依据(从《孤独者》到《铸剑》到晚年的一些心境)。鲁迅
那种背负因袭重担,肩住黑暗闸门所具有的极其深刻沉重的社会历史内容
的孤独悲凉,已经有好些论著反复讲过了。本文觉得重要的是,这种孤独
悲凉感由于与他对整个人生荒谬的形上感受中的孤独、悲凉纠缠溶合在一
起,才更使它具有了那强有力的深刻度和生命力的。鲁迅也因此而成为中
国近现代真正最先获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网上贵族教训我们: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有不同版本,他看的是第二版,我读的是第一版,版本不同,以他的为主,所以还是我的嘴歪
。至于这第二版何年何家出版社出版,贵族秘而不宣。李先生的文章,本
来就是贬胡适,捧鲁迅,不捧不贬陈独秀,倘若删去了那段结论性的话,
虽然也许显得笔法高贵,在我们下等人看来,却是空山打鼓,不通不通。
好在图书馆离我家并不远,不必象人家可怜兮兮跑几百里路,我就再
去查一下李书的其他版本,痛打一下落水狗又何妨?只见1990年《中
国现代思想史论》修订本(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出版)第142页一字不
改地写着那段话。既然号称修订本,则不是第二版也是第三版了,至此我
们只好推断李先生另外单独给网上贵族写了一个高贵的第二版本。
闲话少说,继续抄李先生的论述,用的是我从前读过的首版本,若有
景润与修订本作个对照,发现字句、标点有所不同,而再骂我嘴歪,本人
不再理会。
=====
............
……鲁迅对世界的荒谬、怪诞、阴冷感,对死和生的强烈感受是那样的
锐敏和深刻,不仅使鲁迅在创作和欣赏的文艺特色和审美兴味(例如对绘
画)上,有着明显的现代特征,既不同于郭沫若那种肤浅叫喊自我扩张的
浪漫主义,也不同于茅盾那种刻意描绘却同样肤浅的写实主义,而且也使
鲁迅终其一生的孤独和悲凉具有形而上学的哲理意味。
……鲁迅虽悲观却仍愤激,虽无所希冀却仍奋立前行。但正因为有这种
深刻的形上人生感受,使鲁迅的爱爱憎憎,使鲁迅的现实战斗便具有格外
的深沉力量。鲁迅的悲观主义比陈独秀、胡适的乐观主义更有韧性的生命
强力。
事实上,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因素或方面的融合,构成了鲁迅特有的孤
独和悲怆(悲凉)。一个方面是形上的人生意义的感受和寻求,鲁迅认真
钻研过佛经,鲁迅从尼采到安特也夫的现代西方文艺中感受到现代意识,
可能还包括日本文学所表达的人生悲哀无托的影响,都使鲁迅的孤独与悲
凉具有某种超越的哲理风味。另方面,由于日益卷入实际的战斗历程,与
旧文化战,与旧势力战,与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战,与创造社、太阳
社、新月派战,与“革命阵营里的蛀虫”战,与“四条汉子”战……,他
所感受、承担和认识的现实的黑暗、苦难的深重、战斗的艰难、前景的渺
茫、道路的漫长、人民大众的不觉醒、恶势力的虚伪凶残以及他屡次被革
命者和一些青年所误解、反对和攻击,受着来自同一阵营的冷枪暗箭……
,都使他感到孤独和悲怆。这是一种具有非常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孤独
与悲怆。
然而,正是这两者结合交融才构成了鲁迅的个性特色。因为有后一方
面,鲁迅才不会走向纯粹个人主义的超人幻想,才不是那种纯粹个人的失
落感、荒谬感、无聊厌倦和脱离现实。因为有前一方面,鲁迅才没有陷入
肤浅的“人道主义”、“集体主义”以及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中,而忘却
对个体“此在”的深沉把握。鲁迅后期的政治色彩异常确定鲜明,几乎压
倒其他一切,但他却并没有完全政治化。鲁迅是伟大的启蒙者,他不停地
向各种封建主义作韧性的长期的尖锐斗争;但同时却又超越了启蒙,他有
着对人生意义的超越寻求。他早年所说“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
世,以超无限绝对之至上”的精神、观念并未完全消失,尽管他不再认为
“迷信可存”,宗教当兴。鲁迅是启蒙者又超越了启蒙,这就使他的启蒙
比陈、胡具有更深沉的力量、激情和智慧。
====
但鲁迅即使在激烈的战斗中也仍时时抚摸着生和死,惊心目睹着生命
的逝去和灭亡的总将来临。鲁迅不象周作人,用麻醉和麻木来抵挡和掩盖
深刻的悲观,用苦茶和隐士的自我解嘲来解脱人生。鲁迅恰恰相反,以愈
战愈强的勇士情怀来纪念着这生和死,赞颂着这生和死。
.............
正因为“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正因为死亡之后会希望有“
坟”,即使不久它也将被踏平;也正因为“问题是从此到那的道路”;所
以,生命和死亡于鲁迅便不完全同于现代派。鲁迅把温暖和爱恋仍然留给
了人间,即使写于“颓唐”中的<野草>诸篇,仍然洒泻着生命的力量。
《希望》、《死火》、《墓碣铭》、《过客》、《影的告别》,在惨痛和
死灭中仍有奋起;而《秋夜》、《风筝》、《雪》、《腊叶》、《淡淡的
血痕中》,在冷峻中便更藏着极大的和暖、情爱和温柔。鲁迅在这里显然不
同于卡夫卡,沙特以及陀斯妥也夫斯基,他更温暖,他的人情味更强。他
不是那永远折磨着人的残酷的上帝。鲁迅把他的情感化为本体,放在他的
创作中,留给了人间。
也许,这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惟其义尽,所以仁至”的传
统?也许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民族魂”?它毕竟不同于加缪的西西
福斯的无谓劳动。但鲁迅已经把传统精神置放在现代意识的洗礼下深化了
,升华了,具有了超越的形上光彩。
所以,鲁迅的孤独和悲凉才有这强大的力量。
把体验着生和死、背负着一切苦难和黑暗、面对着历史的废墟和荒坟
的情感心理,化为形上本体,它将哺育着人间。他也就是人的主体性,他
也就是那“使造物者也羞惭”的人间的猛士。
.............
这就是现代人的“参天地,赞化育”。这是一种尼采和中国传统精神
的奇异的融合。这是人的主体性的超人式的昂扬,这也就是艺术所呈现的
巨大的心理本体。
鲁迅思想和文学的潜在力量就在这里。
............
鲁迅与陈、胡迥然不同。鲁迅是深沉锐敏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
的思想充满了爱憎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活生生的现实气息,他的情感充满
了思想的力量和哲理的深意。他的作品比起陈、胡来,显然具有远为强
大长久的生命力。陈、胡的思想和作品(包括思想的、政治的、文艺的
和学术的),在今天已基本过时而不需重读了,但鲁迅却至今仍可以激
动着人们。“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着”,鲁迅的孤独、悲凉的人生境
界也是超越和伟大的。
tar wrote:
举一个例子,说鲁迅和许广平恋爱,推及鲁迅在318惨案中以及之后的论争中,有私心私利而不能公正,简直是无耻。这一段是咱们的分歧所在。如果你把鲁迅请下神龛,把他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那么有个文学女青年的崇拜而使他更加投入一个Cause,使得他论争之中越战越勇,按常人理性判断是合情合理,哪来无耻一说?
至于支持文学青年等等,应该是举手之劳,尤其是对自己的崇拜者们。;-)
最起码一点,他把自己绑在中共的战车上横扫一切异己,说轻了是他不智看不清中共本质,说重了就是助纣为虐。对他的评价,我认为在这两端取其中,不为过。
- posted on 06/22/2009
tar wrote:
你要不是在说这篇文章的话,那对不起,I don't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这篇文章里并没有提到什么娶不到名门闺秀。如果你是指林黛玉那一节,所谓的高贵只不过是作者自己期盼的一个编造出来的完美女性的特征,与什么贵族平民完全不搭界。
在下面了,看不出,就算了。
就中国男人而言,鲁迅和毛泽东,其阴柔不相上下,其怯懦、其心态也彼此伯仲。鲁迅不敢成为徐锡麟,毛泽东的被捕表现,与张国焘相类。这是两个全都不敢成为陈蕃、不敢做一下嵇康、没有陈独秀那么无畏的懦夫,而一旦权力在手,无论是政权的,还是话语的,都会一样的凶狠。这也是两个全都无法面对林黛玉那样的高贵女子、也很难得到这类女子垂爱的问题男人,因此形成了他们的心理问题。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恋情,邵洵美和盛佩玉的婚姻,在鲁迅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良辰美景。除了家世门弟上的差异,更有性情上的障碍。由此产生阿Q之于假洋鬼子式的嫉恨,也算顺理成章。须知,毛泽东以九五之尊,在女人堆里尚且都得不到徐志摩的风流,邵洵美的倜傥。毛泽东通常只能在女服务员那里如鱼得水。曾几何时,延安发生过有才情有心气的女子,遭到毛泽东的调戏、拂袖而去的故事。这可能是问题男人难以直面的最大尴尬。由此造成的自卑情结,反过来成为这类男人的革命动力。中国的问题男人,往往会成为造反有理的主力,叱咤江湖的枭雄。而且,这类人物的蛮横和专制,是相当彻底的。相对于绅士风度十足的“费厄泼赖”,鲁迅要“痛打落水狗”。古人有言,穷寇匆迫,毛泽东却说,宜将剩勇追穷寇。
- Re: 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posted on 06/22/2009
你是山洞?;-)
壹 wrote:
以下是方舟子抄录的李泽厚论鲁迅,我认为是持平的。 - posted on 06/22/2009
首先,318之后鲁迅的立场是站对了的。无论他恋爱不恋爱。你不能因为他与女生恋爱,就把他站对的立场抹杀。那些造谣泼污水的,肯定是不能因为这个借口为其立场辩护的。
第二,318的时候,鲁迅有没有开始和许广平的恋爱,我们不知道。普遍的印象里,恋爱是等到鲁迅到了广州以后才进行的。
第三,假如鲁迅恋爱没有成功,我们能不能说鲁迅支持学生就没有道理了呢?从文章中看,这个恋爱似乎是鲁迅站在学生一边的最重要理由。
鲁迅支持文学青年,有些不是举手之劳,要花钱,花时间,花精力的。
鲁迅认识的局限,是有的。日本回来的学生,比欧美的激进,这是有意义的现象。为什么这样?大约中日之间,民间暴戾之气较多,置身其间,对革命更亲近一些。
告别革命,是最近的观念。仍然在争论,革命会不会消失,应当不应当消失,实在难以有斩钉截铁的结论。共产党的宣传,让人上当,因为它也曾经竭力鼓吹自由民主,一些有识之士,甚至象奥威尔这样的资讯通畅的,对社会主义,都有不清醒认识。后来,毛对鲁迅假如还活着的那些话,不是人们刻意美化鲁迅而表达的,反映了鲁迅的思想境界。根本上,鲁迅与毛共们不是同路人。从最后鲁迅与周扬之类的争执,就可以看见鲁迅的精神是独立的。胡风最后的被肃清,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鲁迅的独立思想的传承和与共产党教条的分道扬镳。
共产党的邪恶,不在于思想,而在于其组织。鲁迅虽然同情,但始终没有加入,是很说明问题的。
tar wrote:
举一个例子,说鲁迅和许广平恋爱,推及鲁迅在318惨案中以及之后的论争中,有私心私利而不能公正,简直是无耻。这一段是咱们的分歧所在。如果你把鲁迅请下神龛,把他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那么有个文学女青年的崇拜而使他更加投入一个Cause,使得他论争之中越战越勇,按常人理性判断是合情合理,哪来无耻一说?
至于支持文学青年等等,应该是举手之劳,尤其是对自己的崇拜者们。;-)
最起码一点,他把自己绑在中共的战车上横扫一切异己,说轻了是他不智看不清中共本质,说重了就是助纣为虐。对他的评价,我认为在这两端取其中,不为过。
- posted on 06/22/2009
你这三点都建设在一个假设上。我个人认为假如鲁许没恋爱是不会改变鲁迅的立场的。但这不重要,他的行动给人质疑留下了把柄。再说一遍,我个人不认为这是一个Legitimate攻击点。但有人提出这问题我不认为是造谣泼污水。鲁迅也有常人的7情6欲,为了爱情而改变立场不是不可思议的。
在谈到对共产党的认识局限你我对他的要求颠倒了个儿。我认为以他的思想家的敏锐是不能把他与常人相比的。连儲安平都能认识到国民党是自由多少问题,共产党是自由有无问题。
至于共产党思想是否邪恶我与你看法完全不同。只要看阶级斗争学说对世界造成的灾难就能窥见一斑。那边一线还在谈土改杀人,那是不能光用组织邪恶来解释的。
壹 wrote:
首先,318之后鲁迅的立场是站对了的。无论他恋爱不恋爱。你不能因为他与女生恋爱,就把他站对的立场抹杀。那些造谣泼污水的,肯定是不能因为这个借口为其立场辩护的。
第二,318的时候,鲁迅有没有开始和许广平的恋爱,我们不知道。普遍的印象里,恋爱是等到鲁迅到了广州以后才进行的。
第三,假如鲁迅恋爱没有成功,我们能不能说鲁迅支持学生就没有道理了呢?从文章中看,这个恋爱似乎是鲁迅站在学生一边的最重要理由。
鲁迅支持文学青年,有些不是举手之劳,要花钱,花时间,花精力的。
鲁迅认识的局限,是有的。日本回来的学生,比欧美的激进,这是有意义的现象。为什么这样?大约中日之间,民间暴戾之气较多,置身其间,对革命更亲近一些。
告别革命,是最近的观念。仍然在争论,革命会不会消失,应当不应当消失,实在难以有斩钉截铁的结论。共产党的宣传,让人上当,因为它也曾经竭力鼓吹自由民主,一些有识之士,甚至象奥威尔这样的资讯通畅的,对社会主义,都有不清醒认识。后来,毛对鲁迅假如还活着的那些话,不是人们刻意美化鲁迅而表达的,反映了鲁迅的思想境界。根本上,鲁迅与毛共们不是同路人。从最后鲁迅与周扬之类的争执,就可以看见鲁迅的精神是独立的。胡风最后的被肃清,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鲁迅的独立思想的传承和与共产党教条的分道扬镳。
共产党的邪恶,不在于思想,而在于其组织。鲁迅虽然同情,但始终没有加入,是很说明问题的。
tar wrote:
举一个例子,说鲁迅和许广平恋爱,推及鲁迅在318惨案中以及之后的论争中,有私心私利而不能公正,简直是无耻。这一段是咱们的分歧所在。如果你把鲁迅请下神龛,把他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那么有个文学女青年的崇拜而使他更加投入一个Cause,使得他论争之中越战越勇,按常人理性判断是合情合理,哪来无耻一说?
至于支持文学青年等等,应该是举手之劳,尤其是对自己的崇拜者们。;-)
最起码一点,他把自己绑在中共的战车上横扫一切异己,说轻了是他不智看不清中共本质,说重了就是助纣为虐。对他的评价,我认为在这两端取其中,不为过。
- posted on 06/24/2009
引得好!读了李泽厚,就比较和凸现出现在这些嘴尖腹空死大胆的“学者们“的可怜可笑了。
不知宝惜鲁迅,中国真是一个没救的民族。
壹 wrote:
以下是方舟子抄录的李泽厚论鲁迅,我认为是持平的。
初读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是在1988年此书刚刚出版
的时候。在他那一代的学人中,李先生算是最有独立思想,也最深刻的一
位了。当时的知识界传言,想成名无非两条路,或者捧李先生,或者骂李
先生;前者有何新,后者有刘晓波。不过我当时读李先生的书,动机倒很
纯,不象现在,去把这本书翻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究竟谁的嘴歪:)
重温旧梦,依然觉得清新。抄几段有关鲁迅的论述,让几只苍蝇感到
点不舒服:
=======
比较起胡适和陈独秀以及其他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来,鲁迅是完全不
同的人物。和陈独秀一样,鲁迅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胡适一样,鲁迅搞过
专门的学术研究,但是他仍然迥然不同于他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只
有他才是真正深刻的。他在发掘古典传统和现代心灵的惊人深度上,几乎
前无古人,后少来者。
............
鲁迅尽管自1918年起在《新青年》发表了《狂人日记》等一系列
小说、随感,猛烈地抨击着旧道德旧文学,但他所呐喊的所鼓吹的所反对
的,如果从思想角度说,尽管深度远超众人,但在基本思想、主张上,却
与当时他的朋友和战友们大体相同,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
……他的力扛九鼎叱咤千军的著名杂文,尽管在狠揭烂疮的思想
深度和喜笑怒骂的文学风采上,始终是鹤立鸡群、无与伦比,但在思想实
质和根本理论上,与当时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也基本相同,也并无特殊。
然而,鲁迅却始终是那样独特地闪烁着光辉,至今仍然有着强大的吸
引力,原因在哪里呢?除了他对旧中国和传统文化的鞭挞入里沁人心脾外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凉所展示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
义……胡适说过:“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但
自称“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肤浅的胡适并不理解这句话。只有鲁迅
,才真正身体力行地窥见了、探求了、呈现了这种强有力的孤独。
这当然与他早期接受尼采哲学作为人生观有观。贬视庸俗,抨击传统
,勇猛入世,呼唤超人,不但是鲁迅一生不断揭露和痛斥国民性麻木的思
想武器(从《示众》到《铲共大观》《太平歌诀》),而且也是他的孤独
和悲凉的生活依据(从《孤独者》到《铸剑》到晚年的一些心境)。鲁迅
那种背负因袭重担,肩住黑暗闸门所具有的极其深刻沉重的社会历史内容
的孤独悲凉,已经有好些论著反复讲过了。本文觉得重要的是,这种孤独
悲凉感由于与他对整个人生荒谬的形上感受中的孤独、悲凉纠缠溶合在一
起,才更使它具有了那强有力的深刻度和生命力的。鲁迅也因此而成为中
国近现代真正最先获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网上贵族教训我们: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有不同版本,他看的是第二版,我读的是第一版,版本不同,以他的为主,所以还是我的嘴歪
。至于这第二版何年何家出版社出版,贵族秘而不宣。李先生的文章,本
来就是贬胡适,捧鲁迅,不捧不贬陈独秀,倘若删去了那段结论性的话,
虽然也许显得笔法高贵,在我们下等人看来,却是空山打鼓,不通不通。
好在图书馆离我家并不远,不必象人家可怜兮兮跑几百里路,我就再
去查一下李书的其他版本,痛打一下落水狗又何妨?只见1990年《中
国现代思想史论》修订本(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出版)第142页一字不
改地写着那段话。既然号称修订本,则不是第二版也是第三版了,至此我
们只好推断李先生另外单独给网上贵族写了一个高贵的第二版本。
闲话少说,继续抄李先生的论述,用的是我从前读过的首版本,若有
景润与修订本作个对照,发现字句、标点有所不同,而再骂我嘴歪,本人
不再理会。
=====
............
……鲁迅对世界的荒谬、怪诞、阴冷感,对死和生的强烈感受是那样的
锐敏和深刻,不仅使鲁迅在创作和欣赏的文艺特色和审美兴味(例如对绘
画)上,有着明显的现代特征,既不同于郭沫若那种肤浅叫喊自我扩张的
浪漫主义,也不同于茅盾那种刻意描绘却同样肤浅的写实主义,而且也使
鲁迅终其一生的孤独和悲凉具有形而上学的哲理意味。
……鲁迅虽悲观却仍愤激,虽无所希冀却仍奋立前行。但正因为有这种
深刻的形上人生感受,使鲁迅的爱爱憎憎,使鲁迅的现实战斗便具有格外
的深沉力量。鲁迅的悲观主义比陈独秀、胡适的乐观主义更有韧性的生命
强力。
事实上,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因素或方面的融合,构成了鲁迅特有的孤
独和悲怆(悲凉)。一个方面是形上的人生意义的感受和寻求,鲁迅认真
钻研过佛经,鲁迅从尼采到安特也夫的现代西方文艺中感受到现代意识,
可能还包括日本文学所表达的人生悲哀无托的影响,都使鲁迅的孤独与悲
凉具有某种超越的哲理风味。另方面,由于日益卷入实际的战斗历程,与
旧文化战,与旧势力战,与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战,与创造社、太阳
社、新月派战,与“革命阵营里的蛀虫”战,与“四条汉子”战……,他
所感受、承担和认识的现实的黑暗、苦难的深重、战斗的艰难、前景的渺
茫、道路的漫长、人民大众的不觉醒、恶势力的虚伪凶残以及他屡次被革
命者和一些青年所误解、反对和攻击,受着来自同一阵营的冷枪暗箭……
,都使他感到孤独和悲怆。这是一种具有非常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孤独
与悲怆。
然而,正是这两者结合交融才构成了鲁迅的个性特色。因为有后一方
面,鲁迅才不会走向纯粹个人主义的超人幻想,才不是那种纯粹个人的失
落感、荒谬感、无聊厌倦和脱离现实。因为有前一方面,鲁迅才没有陷入
肤浅的“人道主义”、“集体主义”以及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中,而忘却
对个体“此在”的深沉把握。鲁迅后期的政治色彩异常确定鲜明,几乎压
倒其他一切,但他却并没有完全政治化。鲁迅是伟大的启蒙者,他不停地
向各种封建主义作韧性的长期的尖锐斗争;但同时却又超越了启蒙,他有
着对人生意义的超越寻求。他早年所说“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
世,以超无限绝对之至上”的精神、观念并未完全消失,尽管他不再认为
“迷信可存”,宗教当兴。鲁迅是启蒙者又超越了启蒙,这就使他的启蒙
比陈、胡具有更深沉的力量、激情和智慧。
====
但鲁迅即使在激烈的战斗中也仍时时抚摸着生和死,惊心目睹着生命
的逝去和灭亡的总将来临。鲁迅不象周作人,用麻醉和麻木来抵挡和掩盖
深刻的悲观,用苦茶和隐士的自我解嘲来解脱人生。鲁迅恰恰相反,以愈
战愈强的勇士情怀来纪念着这生和死,赞颂着这生和死。
.............
正因为“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正因为死亡之后会希望有“
坟”,即使不久它也将被踏平;也正因为“问题是从此到那的道路”;所
以,生命和死亡于鲁迅便不完全同于现代派。鲁迅把温暖和爱恋仍然留给
了人间,即使写于“颓唐”中的<野草>诸篇,仍然洒泻着生命的力量。
《希望》、《死火》、《墓碣铭》、《过客》、《影的告别》,在惨痛和
死灭中仍有奋起;而《秋夜》、《风筝》、《雪》、《腊叶》、《淡淡的
血痕中》,在冷峻中便更藏着极大的和暖、情爱和温柔。鲁迅在这里显然不
同于卡夫卡,沙特以及陀斯妥也夫斯基,他更温暖,他的人情味更强。他
不是那永远折磨着人的残酷的上帝。鲁迅把他的情感化为本体,放在他的
创作中,留给了人间。
也许,这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惟其义尽,所以仁至”的传
统?也许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民族魂”?它毕竟不同于加缪的西西
福斯的无谓劳动。但鲁迅已经把传统精神置放在现代意识的洗礼下深化了
,升华了,具有了超越的形上光彩。
所以,鲁迅的孤独和悲凉才有这强大的力量。
把体验着生和死、背负着一切苦难和黑暗、面对着历史的废墟和荒坟
的情感心理,化为形上本体,它将哺育着人间。他也就是人的主体性,他
也就是那“使造物者也羞惭”的人间的猛士。
.............
这就是现代人的“参天地,赞化育”。这是一种尼采和中国传统精神
的奇异的融合。这是人的主体性的超人式的昂扬,这也就是艺术所呈现的
巨大的心理本体。
鲁迅思想和文学的潜在力量就在这里。
............
鲁迅与陈、胡迥然不同。鲁迅是深沉锐敏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
的思想充满了爱憎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活生生的现实气息,他的情感充满
了思想的力量和哲理的深意。他的作品比起陈、胡来,显然具有远为强
大长久的生命力。陈、胡的思想和作品(包括思想的、政治的、文艺的
和学术的),在今天已基本过时而不需重读了,但鲁迅却至今仍可以激
动着人们。“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着”,鲁迅的孤独、悲凉的人生境
界也是超越和伟大的。
tar wrote:
举一个例子,说鲁迅和许广平恋爱,推及鲁迅在318惨案中以及之后的论争中,有私心私利而不能公正,简直是无耻。这一段是咱们的分歧所在。如果你把鲁迅请下神龛,把他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那么有个文学女青年的崇拜而使他更加投入一个Cause,使得他论争之中越战越勇,按常人理性判断是合情合理,哪来无耻一说?
至于支持文学青年等等,应该是举手之劳,尤其是对自己的崇拜者们。;-)
最起码一点,他把自己绑在中共的战车上横扫一切异己,说轻了是他不智看不清中共本质,说重了就是助纣为虐。对他的评价,我认为在这两端取其中,不为过。
- Re: 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posted on 06/25/2009
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行为,公正是绝对扯不上边的。
壹 wrote:
举一个例子,说鲁迅和许广平恋爱,推及鲁迅在318惨案中以及之后的论争中,有私心私利而不能公正,简直是无耻。
- Re: 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posted on 06/25/2009
愿闻其详。
赏石 wrote:
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行为,公正是绝对扯不上边的。
壹 wrote:
举一个例子,说鲁迅和许广平恋爱,推及鲁迅在318惨案中以及之后的论争中,有私心私利而不能公正,简直是无耻。
- posted on 06/25/2009
我外婆那时是女师学生。她口里的杨荫榆先生和鲁迅文中所述相距实在太远。
抱歉,我不能说得更多。我听说这段历史的时候还没有上大学,很多细节我没有也不可能追踪。
后来从其它地方也读到过一点,我相信我外婆不是空穴来风。
壹 wrote:
愿闻其详。
赏石 wrote:
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行为,公正是绝对扯不上边的。
壹 wrote:
举一个例子,说鲁迅和许广平恋爱,推及鲁迅在318惨案中以及之后的论争中,有私心私利而不能公正,简直是无耻。
- Re: 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posted on 06/25/2009
杨绛写过一篇关于杨荫榆的文章"回忆我的姑母",我读后真是很同情和敬佩她。
赏石 wrote:
我外婆那时是女师学生。她口里的杨荫榆先生和鲁迅文中所述相距实在太远。
抱歉,我不能说得更多。我听说这段历史的时候还没有上大学,很多细节我没有也不可能追踪。
后来从其它地方也读到过一点,我相信我外婆不是空穴来风。 - posted on 06/25/2009
我也不了解当时的情形,象那种雇三河老妈子拖学生的事情,大概不是污蔑。文章用杨后来的抗日英雄行为,为其在当校长期间的行为做辩护,也是不合适的。
鲁迅是始终站在弱小一边的。也许他有民粹的倾向,例如他对阿Q是同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光光是怒。对烈士也是歌颂的,虽然自己做不到。并没有玩世不恭,嘲弄这些人的革命热情。不尽是悲观主义,他是看见过烈士坟头的花环的。
鲁迅没有为共产党歌功颂德,露骨地表达支持的话。鲁迅感情上偏向共产党,我宁愿理解成他站在鸡蛋一边。共产党当时吸引了那么多人,自有他的欺骗性,但人们上当固然不好,但不能从根本上否定他们那些为弱小呼喊,反抗强权的正义感。
鲁迅与共产党是有距离的,不然鲁迅应该加入其组织。以鲁迅这样的名望,我不相信共产党没有向他兜售。共产党里当时,是聚聚了一些优秀的人,象冯雪峰,瞿秋白,鲁迅与他们的交往,是正常的。特别是他们主动上门的时候。
老Tar前面提到鲁迅既然是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为什么没有认识到共产党的邪恶的问题。我们不知道鲁迅眼里的共产党,倒底是什么样的天使或者魔鬼。但鲁迅与共产党之间的距离,应该说明鲁迅是有认识的。鲁迅没有公开谴责共产党,象储安平做的那样(办《观察》的时候,应该是很迟了,共产党的嘴脸有了更多的暴露),不能成为一个反共的旗帜,是有他的思想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是一种过高的要求。
中共对鲁迅戴高帽子,那是其搞政治。我们不能因为中共对鲁迅评价太高,就归罪于鲁迅。死人不能说话了。独裁专制的国民党没有对鲁迅说什么好话,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明,鲁迅是站在反强权专制的鸡蛋一边的。至于鸡蛋后来变质,从毛夸夸其谈的向黄炎培夸口,自己找到了打破历史周期律的方法,到了丧心病狂的恐怖杀人,上当的人很多,包括储安平。
共产主义能不能与民主自由结合?哈耶克说不能。但现在共产主义都不正宗了,变成杂种。这以后能不能结合呢?
赏石 wrote:
我外婆那时是女师学生。她口里的杨荫榆先生和鲁迅文中所述相距实在太远。
抱歉,我不能说得更多。我听说这段历史的时候还没有上大学,很多细节我没有也不可能追踪。
后来从其它地方也读到过一点,我相信我外婆不是空穴来风。
壹 wrote:
愿闻其详。
赏石 wrote:
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行为,公正是绝对扯不上边的。
壹 wrote:
举一个例子,说鲁迅和许广平恋爱,推及鲁迅在318惨案中以及之后的论争中,有私心私利而不能公正,简直是无耻。
- posted on 06/25/2009
"雇三河老妈子拖学生"好象已经没有杨荫榆什么事情了吧?
鲁迅的后期,虽没有加入GCD,却是直接为GCD摇旗呐喊,和“反强权专制”我也看不出关联来。
鲁迅身后的事,当然不能一味地责怪鲁迅。但为什么会成为GCD的一块碑,并有许多人成为碑前的祭祀品,难道和他的文字并为人没有一点关系?
壹 wrote:
我也不了解当时的情形,象那种雇三河老妈子拖学生的事情,大概不是污蔑。文章用杨后来的抗日英雄行为,为其在当校长期间的行为做辩护,也是不合适的。
鲁迅是始终站在弱小一边的。也许他有民粹的倾向,例如他对阿Q是同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光光是怒。对烈士也是歌颂的,虽然自己做不到。并没有玩世不恭,嘲弄这些人的革命热情。不尽是悲观主义,他是看见过烈士坟头的花环的。
鲁迅没有为共产党歌功颂德,露骨地表达支持的话。鲁迅感情上偏向共产党,我宁愿理解成他站在鸡蛋一边。共产党当时吸引了那么多人,自有他的欺骗性,但人们上当固然不好,但不能从根本上否定他们那些为弱小呼喊,反抗强权的正义感。
鲁迅与共产党是有距离的,不然鲁迅应该加入其组织。以鲁迅这样的名望,我不相信共产党没有向他兜售。共产党里当时,是聚聚了一些优秀的人,象冯雪峰,瞿秋白,鲁迅与他们的交往,是正常的。特别是他们主动上门的时候。
老Tar前面提到鲁迅既然是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为什么没有认识到共产党的邪恶的问题。我们不知道鲁迅眼里的共产党,倒底是什么样的天使或者魔鬼。但鲁迅与共产党之间的距离,应该说明鲁迅是有认识的。鲁迅没有公开谴责共产党,象储安平做的那样(办《观察》的时候,应该是很迟了,共产党的嘴脸有了更多的暴露),不能成为一个反共的旗帜,是有他的思想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是一种过高的要求。
中共对鲁迅戴高帽子,那是其搞政治。我们不能因为中共对鲁迅评价太高,就归罪于鲁迅。死人不能说话了。独裁专制的国民党没有对鲁迅说什么好话,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明,鲁迅是站在反强权专制的鸡蛋一边的。至于鸡蛋后来变质,从毛夸夸其谈的向黄炎培夸口,自己找到了打破历史周期律的方法,到了丧心病狂的恐怖杀人,上当的人很多,包括储安平。
共产主义能不能与民主自由结合?哈耶克说不能。但现在共产主义都不正宗了,变成杂种。这以后能不能结合呢?
赏石 wrote:
我外婆那时是女师学生。她口里的杨荫榆先生和鲁迅文中所述相距实在太远。
抱歉,我不能说得更多。我听说这段历史的时候还没有上大学,很多细节我没有也不可能追踪。
后来从其它地方也读到过一点,我相信我外婆不是空穴来风。
壹 wrote:
愿闻其详。
赏石 wrote:
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行为,公正是绝对扯不上边的。
壹 wrote:
举一个例子,说鲁迅和许广平恋爱,推及鲁迅在318惨案中以及之后的论争中,有私心私利而不能公正,简直是无耻。
- posted on 06/25/2009
赏石 wrote:
鲁迅的后期,虽没有加入GCD,却是直接为GCD摇旗呐喊,和“反强权专制”我也看不出关联来。
(1)鲁迅在世的时候,强权专制主要来自国民党,反国民党是不是“反强权专制”?主张国共两党共存,算不算一种现代民主意识?
鲁迅身后的事,当然不能一味地责怪鲁迅。但为什么会成为GCD的一块碑,并有许多人成为碑前的祭祀品,难道和他的文字并为人没有一点关系?
(2)有关系,但不是本质的。共产党的“碑”多了海了去了,五四是共产党的“碑”,甚至连民主也是共产党的一块“碑”(共产党称49年以前自己的政治活动为“民主革命”,很多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就是反对民主运动)。
(3)就算各位(不包括楼主)对鲁迅的批评都对,“毛泽东的桥”这顶大帽子也扣不到鲁迅头上。中国少了鲁迅,就少了一位无与伦比的文学家和批判家。而在缺少鲁迅(其它条件相同)的中国社会中,毛泽东一样能爬到政治和话语的权力巅峰。 - posted on 06/25/2009
我不知道有没有杨校长的事情,但这应该能查到。
鲁迅为共产党摇旗呐喊,做了哪些事情,能不能举几个例子?
共产党树鲁迅的碑,变成鲁迅的不是,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山大王虏了个美女上山做压寨夫人,我们能说这件事上,美女与山大王难道没有一点关系?鲁迅可以是个受害者。
赏石 wrote:
"雇三河老妈子拖学生"好象已经没有杨荫榆什么事情了吧?
鲁迅的后期,虽没有加入GCD,却是直接为GCD摇旗呐喊,和“反强权专制”我也看不出关联来。
鲁迅身后的事,当然不能一味地责怪鲁迅。但为什么会成为GCD的一块碑,并有许多人成为碑前的祭祀品,难道和他的文字并为人没有一点关系?
- posted on 06/25/2009
壹,
我手边上没有鲁迅文集,所以要一条条的列出有点困难,也需要时间。
我的印象里,鲁迅不仅亲共,且亲共中间的一派,我以为,这是他后来受到青睐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鲁迅的“痛打落水狗”精神,和他的批起人来随心所欲,难到对后来人没有一点影响?
你可以说GCD绑架了鲁迅,但至少鲁迅能为他们起作用,对吧?我不是非要把鲁迅给贬低下去。我个人,对鲁迅的文学成就可能认识不足,我会检讨一下,重新读一点他的作品,尤其是早期的。但我对鲁迅语言后面所体现的文化心理有兴趣。很遗憾地是,在我看来,这种心理,在后来的中共的流行文化中不断地找到到影子和印证。
壹 wrote:
我不知道有没有杨校长的事情,但这应该能查到。
鲁迅为共产党摇旗呐喊,做了哪些事情,能不能举几个例子?
共产党树鲁迅的碑,变成鲁迅的不是,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山大王虏了个美女上山做压寨夫人,我们能说这件事上,美女与山大王难道没有一点关系?鲁迅可以是个受害者。
赏石 wrote:
"雇三河老妈子拖学生"好象已经没有杨荫榆什么事情了吧?
鲁迅的后期,虽没有加入GCD,却是直接为GCD摇旗呐喊,和“反强权专制”我也看不出关联来。
鲁迅身后的事,当然不能一味地责怪鲁迅。但为什么会成为GCD的一块碑,并有许多人成为碑前的祭祀品,难道和他的文字并为人没有一点关系?
- posted on 06/26/2009
三论鲁迅的骂人
陈思和
(一)一点说明
本文之所以要用“三论”做题目,是因为笔者在前几年曾经做过《鲁迅的骂
人》和《再论鲁迅的骂人》两组随笔,都是有感而发的。第一篇写于1991年底,
那时软性读物流行一时,梁实秋的小品与情书改变了人们原来从教科书里获得的
“乏走狗”的印象。鲁迅一生积怨甚多,宿敌成行,其中最负恶名的是梁实秋,
如今最被人同情的也是梁实秋。我于是作了一点文字,重提这个旧公案,为了说
明人们已经忘记了当年鲁迅痛斥梁实秋为“乏走狗”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梁实秋
在文章里暗示了对方是拿卢布津贴的共产党,这就有了想借当权者之刀来镇压对
手的嫌疑。其实这也不是从梁实秋开始的,自林纾写《荆生》起就包藏了这样的
祸心,也算是中国现代文人的一种内功。那篇短文是以“梁实秋活该”为结语,
很使有些厚道的朋友以为是伤了忠厚,然而对我来说,这一声“活该”却成为一
个题目,诱惑我去探询历史上某些被遗忘的黑洞。但是这个题目我做得并不顺利,
倒不是那些被骂者不“活该”,只是在太平盛世中要去回想一些恐怖记忆不但需
要环境的刺激,也需要一种心境来感应,环境与心境的错位常常使我写不出一个
字。所以第一次研究“鲁迅的骂人”就在接着写了一篇谈国民党御用文人王平陵
的“官话”以后罢笔不缀。两篇短文合在一起,用了“鲁迅的骂人”作为题目收
进我的编年体文集《羊骚与猴骚》。
几年过去,大约是1996年春夏之际吧,社会上开始流行起宽容与多元,舆论
似乎又波及鲁迅著名的“费厄泼辣应该缓行”的提法,有人把鲁迅描述得很可怕,
以为中国如果出了五十个鲁迅,那就不得了!仿佛中国的宽容局面将被这位一生
都在追求精神自由的知识分子毁灭。对于这种颇为蛊惑人心的说法,我是不以为
然的,于是又写出了一组再论“鲁迅的骂人”的随笔。我想说明的是,纠缠鲁迅
一生的骂人与被骂的事件中,受伤害最烈的恰恰是鲁迅本人,只是事过境迁,那
些争论的背景与环境都已被人遗忘,唯留下了鲁迅独战无物之阵的身影,事情就
朦胧起来。就像是两个人打架,你一拳我一脚旁观者看得清清楚楚,但忽然将其
中一个作隐身人处理,虽然拳脚犹在,但人们能看见的,只剩下另一个人单方面
地舞动拳脚,判断自然就容易出错。这组随笔谈了鲁迅与陈西滢、章士钊以及30
年代民族主义文学以及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斗争,我忍不住地说:“试想一下,
一个知识分子整天处于特务的监控盯梢之中,过着半地下的幽闭生活,他的书被
查禁和销毁,他的文章即使用了笔名发表仍然受到粗暴删改和攻击,他的书信刊
物在邮局里被没收和检查,与他接近的书店和杂志被警告和恫吓,他的朋友(甚
至年纪比他轻的朋友)一个个莫名其妙地失踪或者公开被枪杀,还有关于他的谣
言不停地流传……这对于一个生着重病、又需要用笔写了文字去换钱来养家糊口
的老人,能不陷入疑神疑鬼、孤独易怒的精神状态么?如果他不是这样以极端的
形式挺身出来作狮子吼,那么,他明白地意识到他也只能'赴诉无门'了。”这些
话我在今天边抄边读,犹能嗅到历史的血腥味。不过这以后,研究鲁迅骂人或被
骂的论说渐渐多了起来,有关的资料集出版了好几种。在我手边的,就有《恩怨
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被亵渎的鲁迅》(群言出
版社)两种,当然还有别的。我的做文章习惯是,某题目一成显学便不再参与议
论,所以也就匆匆收摊。
又过了几年,鲁迅再一次成了热门话题。这回是《收获》杂志推出“走近鲁
迅”的栏目引起的。本来,要走近“鲁迅”只能是走近一个平凡而真实的鲁迅,
而不是以往政治权威借助钟馗来打鬼的工具鲁迅,也不是现在高高端坐在虹口公
园里接受儿童献花的偶像鲁迅。在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的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什
么?应该如何去接受和继承这笔遗产?这是每个文化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有时候总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庆幸:幸而中国20世纪文学有了鲁迅,就如欧洲的
20世纪文学有了卡夫卡。后者在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中真实地感受到了压抑与绝
望,而前者则对本国的精英们梦寐以求的西方现代化的样板抱着深深的疑虑。似
乎只有鲁迅才敢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
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一
种哪儿也不向往,没有第二的空间也没有第二的时间,就只是牢牢地粘在现实的
土地上,与种种鬼魅死缠烂打,并由此,升腾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灵魂。这
样的鲁迅,也就是在这样的国度里才可能成长起来。中国的文学长河,因为处于
这时代普遍的尴尬里,分支多而涣散,但鲁迅所开拓的,恰恰是本色然而也是坎
坷的一条航道。鲁迅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真理的化身为读者指点迷津,相反他总
是以自己的困惑与内心痛苦来现身说法,揭示出认识中国前景之困难。所以今天
的中国还需要鲁迅,不是因为鲁迅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作用,而恰恰是在今天,
鲁迅的精神(包括他的困惑和迷茫)依然是帮助当代知识分子认清中国社会的本
质以及中国人的生存环境的重要依据。可是我不能不遗憾地看到,鲁迅研究领域
确实有许多所谓的研究者正掮着莫名其妙的“维护鲁迅”的大旗,把鲁迅继续定
格在政治符号的框子里,而使之与现实生活隔离开来。我一直不明白我们的专家
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个因丰富生动而说不尽的平民鲁迅?如果普通大众(包括知识
分子)不能七嘴八舌地任意议论对鲁迅及其作品的好恶,那么,怎么使今天的大
众(包括知识分子)来关心鲁迅和接近鲁迅?又怎么使鲁迅从高高的政治偶像的
框架里走下来,走进平民社会,来继续倾听和表达乘凉闲话中的阿金们的家常哀
乐?
我不喜欢也不赞同王朔、冯骥才两位先生的言论,作为一名研究中国现代文
学的专业人员,我看到的是作家们不够严谨的自由发挥和故作惊人之谈,但他们
并无恶意,只是很坦然地说了自己对鲁迅思想和作品的理解。如以作家最低限度
的言论自由而论,他们也有表示自己对鲁迅的看法的权利,如以杂志的编辑艺术
而论,开设一个旨在更有效地普及鲁迅精神的栏目,即使以标新立异之说,期引
起读者界的注意,也是理解之中的事情。如果一味发表那些研究鲁迅的学术论文
和颂扬之词,已经汗牛充栋,还需要《收获》这样一家文艺性杂志来做么?记得
几年前王朔明知故犯地在北京一家报纸上传播鲁迅拿日本人津贴的谣言,似乎也
没有今天那样引起鲁迅专家们的愤怒,我当时写《再论鲁迅的骂人》正是有感于
学术界的麻木迟钝而发的。不过我以为学术界的争论应该通过正常的学术批评来
展开。现在的文人除了林纾梁实秋那一招内功外,又添了新招,就是利用传媒去
炒作,我翻看了前些时候的许多报刊杂志,都把正常的学术活动炒成沸沸扬扬的
运动,又是声讨会又是发通电,剑拔弩张,搅得周天寒彻。也曾有一些记者朋友
来采访过我,要我发表看法,都被我拒绝了,我始终觉得学术研究到头来总该是
寂寞的事情,有何必要搞得像赶庙会那样热闹?
如果说,中国社会的奇特政治曾一度把鲁迅当作打鬼的钟馗来使用,那是因
为鲁迅像钟馗那样,确实有过与各种鬼魅作殊死搏斗的经历与业绩,但是,后人
因此而把钟馗涂抹成面目狰狞的神明来唬人,不准别人议论,或者,干脆宽容到
把钟馗扫地出门而与鬼魅们称兄道弟握手言欢,那么,后人似乎也沾染鬼魅气了。
于是,我又动起写关于“鲁迅的骂人”的念头,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继续探究
一下,鲁迅在他那时的生活环境中是如何骂人和为什么要骂人。七年前,我在
《羊骚与猴骚》的序言里说过当时的写作计划:“关于鲁迅骂人的一组,本来想
好八篇,计谈梁实秋、王平陵、章士钊、成仿吾、周扬、徐懋庸、新月派和现代
评论派,想探讨一下鲁迅为什么骂人以及中国文人性格中的缺陷。结果才写了两
篇,风气忽然大变,原来的心情不知不觉消失了,再也写不出那样曲里拐弯自以
为得计的文字,于是这组系列也就中断。”几经捡拾,现在这个题目只剩下计划
中的成仿吾、周扬和徐懋庸三题了。这回总算是勉强做完,将前后连贯起来,可
以称之为“三论”。
(二)成仿吾
也不是鲁迅对创造社的人都有偏见,但他不喜欢成仿吾确是事实。新文学社
团在成立之初,几乎都有一套齐全的班子:诗人、小说家、还有一个批评家。创
造社异军突起的时候,成仿吾就是充当了那个评论家的角色。他天性好斗,写了
一篇《诗之防御战》把“五四”新文学的主将全得罪了,用郭沫若的话说,他是
一阵“黑旋风”(也就是今天所谓的“黑马”)。他还写过一篇批评《呐喊》的
文章,说鲁迅的小说集可以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再现”的艺术,后半部分
是“表现”的艺术。创造社早年推崇“为艺术而艺术”和浪漫主义,很鄙薄自然
主义式的写实方法。在创造社的词典里,“再现”即自然主义,就是没有想象力,
鲁迅前期大部分的小说,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全属于这一类;而
“表现”才能体现主体性对创作的介入,才是真正的艺术,以此推理,《呐喊》
里真正能“进入纯文艺的宫廷”的惟有神话小说《不周山》。还有,作为批评家
的成仿吾思路相当奇怪,比如他称赞《端午节》这篇小说,却要特地说明:“他
(指鲁迅)那想表现自我的努力,与我们接近了,他是复活了。”似乎在暗示鲁
迅是受创造社的影响才有了进入“艺术之宫”的机会。但是我想,这些批评虽然
荒唐仍不失为一家之言,还不至于会引起鲁迅的特别反感。虽然鲁迅一再嘲笑成
仿吾的“纯艺术”的观点,并在《呐喊》再版时半是赌气半是恶作剧地删去了
《不周山》;也虽然据郭沫若说周作人曾经刻薄过成仿吾是“苍蝇”(周作人早
期在小诗与散文里确实都写过苍蝇,至于是否影射成仿吾一说,却也拿不出具体
的证据)。
即使是鲁迅嘲笑成仿吾的“把守纯艺术之宫”,也不是在成仿吾做批评家的
时候,而是在他成为“革命文学”论者以后。成仿吾是个老实人,他一旦投靠了
谁都是死心塌地效忠:他第一次批评鲁迅的小说不够“艺术”,自以为是效忠于
“艺术宫廷”。他第二次批评鲁迅是在1927年初,正在效忠于广东革命政府,当
时郁达夫曾写《广州事情》敏锐觉察到广东的新军阀势力,而他却一片赤诚地写
了《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把“五四”新文学老将鲁迅周作人等一网打尽,罪
名是“趣味主义”,而且把他们归入“讨赤的首都”派(也就是北伐的对象),
其用心极为良苦。但是几个月以后,国民党发动清党,成仿吾改换门庭,从日本
搬来了一批日共福本路线的追随者,开始了“革命文学”的鼓吹--思路却是一
样,第三次把鲁迅当作了一块“资产阶级”的老石头,要用“十万两无烟炸药”
去轰炸。三次转向,每次都是拿鲁迅的人头开刀,以示对新主的忠诚,这也是令
人深思的现象。
读鲁迅对“革命文学”论者的答辩文章《“醉眼”中的朦胧》和《我的年纪
气量和态度》,只觉得鲁迅失去了昔日与西滢战、与长虹战时的凌厉风格,语气
里充满了委屈和不解,还夹杂了对未来的恐惧。本来,鲁迅携眷从广州来上海定
居,还想与在上海的创造社诸人(郑伯奇、郭沫若等)联手恢复《创造周报》,
这显然是放弃旧嫌,共同对付国民党新军阀势力的良策。那时一定是成仿吾去日
本搬兵的时候,等到兵搬来了,新的理论也搬来了,他们认定时代已经进入了无
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阶段,因此文化上也应该来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五四”。当他
们靠一套从日本贩过来的“革命文学”理论建立了新的话语权,老石头就理当搬
掉。于是,非但“联合”没了下文,还要教训、批判、辱骂:“有闲阶级”、
“落伍者”“资产阶级”“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呜呼!鲁迅几乎没有正
面与“革命文学”论战,他只是反复揭露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
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进而揭露成仿吾“总算离开了’艺术之宫'的职
掌,要去'获得大众‘,并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这样的资料排列
对今天不了解文学史背景的读者来说真是不知所云,而鲁迅却命中要害地打击了
那种吕布式的投机善变和“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鲁迅尖锐地发问:“倘若难
以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过了三年,鲁迅的心态稍稍稳定,但他对成仿
吾依然耿耿于怀,在一次著名的讲演中,他又提到了成仿吾:“好似革命一到,
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厉
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鲁迅曾说:他对青年人的攻击,往往是“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但这
支“箭”之锋利,胜过十刀无数。成仿吾等“革命文学”论者对鲁迅的谩骂虽然
又多又毒,现在却早没有人再提起,而“才子+流氓”的称呼,却变成一种形象
的代名词,铁铁地箍在了成仿吾等创造社成员的头顶上。虽然,成仿吾在以后的
革命实践中克服了吕布式的习性,老老实实地吃了许多苦,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
作。但“革命文学”论者所具有的品质--一是聪明善变,二是变了以后立刻拿
别人的人头当作讨好新主的见面礼--这样的人品与行为,大约都可以用得上这
个光荣的尊号:才子+流氓。
(三)周扬
如果仔细追溯鲁迅与“革命文学”论者以及后来与周扬等人的冲突,他们在
理论上的分歧实在是很小,倒不是说双方的理论水平都很高,恰恰相反,双方都
没有具备多少深刻的理论。早期的“革命文学”论者的理论武器大都来自苏俄的
“拉普”一派和日本的“纳普”一派,从今天的立场看都是充满了左倾幼稚病的
狂热与宗派主义;而鲁迅等人,则是从苏俄早期的文艺政策中,吸取了托洛茨基、
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艺思想,其实两派理论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
论,多半是纠缠在如何从事文艺运动的政策和路线--这也给后来的中国左翼文
学理论带来了几乎是不可克服的缺陷,始终是以文艺政策的思路来取代对马克思
文艺理论基础的建设。而且,这些有关政策也是别人的政策,只要别人的态度一
改变,他们马上就陷入窘况,自己来打自己的耳光。日共纳普清算藏原惟人与中
国左联清算钱杏邨就是这类自打耳光的例子。不是左联成员的胡秋原不识其中三
昧,仗着自己读过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也去凑热闹帮着清算钱杏邨,结果反而惹
来一身羊膻,被套了一顶“托派”的帽子。左翼的耳光只能自己打,别人想插一
手当然是咎由自取。这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所以我说,左翼文艺运动内部并没
有真正的理论分歧,如果说有“分歧”也是不上台盘的,多半纠缠在人事的感情
与宗派上。--这个问题说起来枝蔓太复杂,还是暂且不提也罢。
不过从这里可以大致了解鲁迅在左联时期与周扬等人的矛盾所在。所谓左联
内部的周扬派和鲁迅派(注意:这是我杜撰的名称,当时被人叫做“雪峰派”或
者“胡风派”)你死我活地恶斗半个世纪,究其原因实在是不足以与外人道。从
史料看,周扬从未公开说过鲁迅的坏话,但他是以清君侧的态度,与冯雪峰和胡
风不共戴天,而冯、胡虽然后来都败在周扬的手下,但从他们的回忆录来看对周
鲁的矛盾也都语焉不详。鲁迅在私下和公开的信件里早已斥周扬为“奴隶总管”,
还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但具体的原因也说得不多。冯雪峰回忆他在1936年
从陕北去上海与鲁迅见面,鲁迅第一句话就说:“这几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尽管冯雪峰特别强调了鲁迅这句话的可靠性,我仍然有些怀疑--至少,鲁迅是
绍兴人,用绍兴方言的结构怎么也说不出这句话的原汁原味,“……得可以”的
补语结构不合南方人的用语习惯。但是鲁迅话里的这层意思是不会错的,鲁迅说
的“摆布”,含有“被耍”的意思,也就是现在上海人的口头禅“白相我”。鲁
迅性格多疑,与青年人合作总是警惕被人利用来当招牌或当枪使,但他更痛恨的
是自己营垒里的青年人作弄他。田汉化名绍伯写《调和》一文攻击鲁迅,理由是
鲁迅有一篇文章和被鲁迅骂过的杨邨人的文章发表在同一本杂志上,便攻击鲁迅
搞“调和”,“为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这似乎毫无道理,经鲁迅诘问,田汉
解释说他是故意冤枉鲁迅的,为的是想刺激鲁迅愤怒起来去攻击杨邨人。假如田
汉的自我辩解是真诚的,那么难怪鲁迅要怀疑:“去年(1934年)下半年来,我
总觉得有几个人……恶意地在拿我做玩具。”所谓“做玩具”,也就是“摆布”
的意思,看来这样的事件不止一次。据说“绍伯”事件发生后,另一个左联领导
人夏衍哈哈大笑,说老头子又发牢骚了。头子而且“老”,牢骚而且“又”,真
是一派作弄名流的玩笑态度,使鲁迅感到又窝囊又沮丧。
问题的实质还不在于此,我一直不明白的是,既然鲁迅如此在意别人对他的
利用,那么经历了“革命文学论争”以后建立起来的左联,本来就含有把鲁迅作
为一面旗帜(也就是另一种招牌)的意思,阅世如此老辣的鲁迅难道还会不明白
么?徐懋庸后来说,他本来是佩服鲁迅的,但“我只有一个想法,关于路线政策
问题,总是共产党员比较明白,鲁迅不是党员,而周扬却是的。因此我要跟党
走。”这也是公开的秘密,左联直接受到中共的领导,在鲁迅以外还有具体领导
班子。鲁迅不是党员,只是在单线听取汇报后提出一些建议而已。他创建左联时
提出把老朋友郁达夫团结进来,但郁达夫很快就被清除出去,而且主持这个会议
的正是创造社的元老郑伯奇。这种摆摆样子的事情都不给鲁迅一点面子,还在乎
其他事关大局的决策吗?我不知道鲁迅总共参加过几次具体的左联会议和活动,
如果不是后来瞿秋白隐居上海期间与鲁迅亲密交往,共同发挥了重大作用的话,
鲁迅在左联里的实际作用实在令人怀疑。我想这也是鲁迅对瞿秋白满心感激、称
之为“人生知己”的重要原因吧?
周扬是后来居上成为左联领导的,但他不是创造社旧人,与鲁迅没有宿怨。
他在左联工作中的潜在对手是冯雪峰,而冯雪峰因为与鲁迅的关系比较好,以致
把鲁迅也卷到纠纷里面去了。现在可以查到的最初的纠纷起因是周扬主编的《文
学月报》上发表芸生的骂人诗《汉奸的自供》,诗是骂“自由人”胡秋原,里面
居然有“放屁,口你的妈,……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成剖开的西瓜”这样
的流氓语言。冯雪峰觉得太过分,就请鲁迅出面写文章纠正一下,鲁迅后来说是
“从公意做过文章”,大约就是指他奉了冯雪峰的意思去写的《辱骂和恐吓决不
是战斗》一文,那是直接批评周扬的文章。按理说鲁迅是左联的领导,批评左联
成员的某些不好倾向是很正常的,但是周扬非但不接受鲁迅的批评,反而发表了
首甲(祝秀侠)等四人的反驳文章,指名攻击鲁迅的文章是“带白手套革命论的
谬误”“是极危险的右倾的文化运动中的和平主义”等等。鲁迅本来对成仿吾式
的“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持有警惕,一看“辱骂和恐吓”又在左联中阴魂重现,
自然感到寒心。后来他对朋友说:“我真好像见鬼,怕了。”这里“见鬼”是南
方人的口头禅,意思是莫名其妙受了骚扰的祸害。但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冯雪峰
身为左联领导,自己不直接批评周扬,却要把鲁迅扯进去呢?而周扬又为什么连
这么小的一件事都不肯认错,偏要与鲁迅对着干呢?显然,在周扬的眼里,鲁迅
作为左联领导的地位是虚的,而是冯雪峰的后台才是实在的。由此也能猜测出冯
周之间的隔阂之深。鲁迅无意间成了冯雪峰的屋上“鸟”,爱之恨之都是间接的,
无辜的。
鲁迅经常说周扬是白衣秀士王伦,就是《水浒传》里那个气量狭小的头领,
后来被林冲火併掉了。鲁迅一定是在什么场合领教过周扬睚眦必报的小动作。但
从现有的资料看,周扬与鲁迅的正面冲突是一次也没有过。但周扬作为左联的实
际领导人,他对鲁迅不尊重甚至潜在敌意的态度肯定影响了周围的人,包括田汉、
廖沫沙、徐懋庸等与鲁迅发生过冲突的人。周扬一直把他与鲁迅的隔阂归咎于第
三者的挑拨离间,这是不真诚的,他从未在自己身上寻找失去鲁迅信任的原因。
只要比较冯雪峰与周扬对待鲁迅的态度就不难看出两人的不同:冯雪峰对鲁迅的
利用远甚于周扬,但他是有意识地接近鲁迅,并以学生、邻居的身份一边学习鲁
迅,一边诱导鲁迅去做各种事情,甚至捉刀代笔。鲁迅不会不明白冯雪峰利用他
来掩护做宣传,但鲁迅似乎是乐意的,即使勉为其难也努力去做。而周扬却相反,
他俨然以地下革命者和左翼文坛领袖自居,平时深居简出,有事要么约鲁迅出去
谈话,要么通过第三者去传话,有时是请茅盾,有时指派叶紫或者徐懋庸。鲁迅
对周扬这种傲慢态度自然不会感到痛快,他屡屡讽刺周为“元帅”,甚至说:
“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
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人与人不能常常见面交换意见,有些隔阂与误会
就不容易消除,这恐怕不是谁能轻易挑拨出来的。
回顾鲁迅与中共的关系,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中共第一代领袖仲甫先生、
守常先生,都是与鲁迅共同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友;中共第二代领袖瞿秋白政治
失意后。把鲁迅当作严师诤友,亲密地并肩作战;接下来是冯雪峰做着中共党与
鲁迅的沟通工作,更是以私淑学生的身份;而周扬,无论从党内的资历还是党内
担负的责任来说,都是初出茅庐的后生,而他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的“元帅”作派不能不让鲁迅反感。鲁迅批评周扬的三个绰号:一是“元帅”-
-指他深居简出,态度傲慢;二是“王伦”--指他气量狭窄,不能容人;三是
“奴隶总管”--指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派情绪和打击手段,几乎都
事出有因,击中要害,但也未失分寸。可是这一切并未引起周扬的警觉和悔改,
他一味指责别人挑拨离间,自己仍一如既往沿着这三个标记做下去,与鲁迅的隔
阂自然也越来越大。左联成员真正被鲁迅信任的人本来就不多,先是柔石、冯雪
峰,后来是胡风,等这些人死的死,散的散以后,只剩下一个徐懋庸了。徐为人
骄横,仗着与鲁迅的特殊交情就擅自写信,阐述了周扬的意见。终于,矛盾总爆
发了。鲁迅根本没有把徐懋庸当作对手,他一再说徐的信是代表了周扬“一群”
的意见,因此,他在复信中通篇指责的也是周扬“一群”,在那封信里,鲁迅痛
斥“四条汉子”,点名周起应,确实是言重了。
(四)徐懋庸
如果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根本不存在,那么鲁迅与
左联的矛盾始终都在暗室里操作,不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鲁迅所指出的:
“在左联结成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他也有不平,
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豀,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
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样的传统至今
不绝,但决不会正大光明地公开出来,放在冠冕堂皇地位上的总是另外一套话语。
由于徐懋庸的冒失惹事和鲁迅的病中火气,使这场积压了多年的矛盾总爆发了,
也使以后长达三四十年的文坛纠纷此起彼伏,成王败寇轮流转。徐懋庸在鲁迅去
世后撰一副挽联,曰: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倒是不幸成
了以后几十年文坛斗争的谶言。
周扬等人在事后总是把徐懋庸的信解释成是他个人的行为,但鲁迅决不这样
认为,他在给老友杨霁云的信中说:“写这信的虽然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
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还傲然地
说:“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语气上是十分认真的。
换句话说,也可以理解作鲁迅以徐懋庸的信为由头,正式宣布与周扬等人的决裂。
其时左联已经解散,鲁迅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也就是说,那个早已名存
实亡的联盟已经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而鲁迅作为这个团体名誉上的领袖,在无人
理睬的状态下理所当然要表一个态:从“革命文学”论争以来他与左联的结盟关
系也已经划上了句号。
围绕着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就有纠缠不清的两个口号之争、中国文艺家协会
和《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之争等等,已经有许多回忆录和研究文章讨论,本文
不再挑起这方面的话题。我只是想提供另外一种解释历史的可能。在我所读的有
关鲁迅研究的文章里,多半把鲁迅的晚年写得颇为凄凉,似乎鲁迅晚年与周扬等
人的矛盾使他再度陷入了《野草》时代的绝望境地。鲁迅的一生,始终被一种斯
巴达之魂的精神所笼罩,带有狂热的奋不顾身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一生都在寻求
中国社会最激进的力量结成联盟,去从事知识分子实际的广场斗争。早年的光复
会,中年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及国民革命,晚年的左翼文化运动,都可作如
是观。但反之,热烈之切,也常常伴随着失望之果,鲁迅的深刻就在于他既不断
地与最激进的力量结盟,又不断地超越他的盟友,使自己总是处于精神上的“荷
戢独彷徨”的境界。这样理解鲁迅晚年的思想状况总的来说是不错的,但我觉得
鲁迅作为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的另外一面似乎还没有被人充分注意到。
那就是,鲁迅始终在独立地寻求一种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民间生存方式。在他
与周扬等左联领导人关系恶化以来,他一直寻求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和斗
争形式。他没有像有的研究者想象的那样绝望,而是在充分认识恶劣的生存环境
的前提下,独辟蹊径地尝试新的生存方式和道路。这就是我在本文一开始所讲的,
当鲁迅拒绝了地狱天堂和黄金世界以后,他没有陷入消沉和孤独,而是对生根于
现实土壤的知识分子岗位的重新发现与界定。我们已经注意到,1935年萧军萧红
来到上海,鲁迅明确不希望他们加入左联,认为还是在外围的人能做出些成绩,
一到里面就“酱”在纠纷里了。事实上当时在鲁迅身边已经团结起一批非常优秀
的青年作家,除了胡风、聂绀弩、周文等左翼作家外,还有一批民间出版社和刊
物的青年编辑,如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吴朗西,编
辑《译文》的黄源,编辑《文季月刊》的靳以,编辑《中流》的黎烈文,编辑
《作家》的孟十还等等,而在这批年轻的作家和编辑周围,又团结了一大批文学
新生代。这批青年人对现实环境抱着强烈的批判和抗争态度,但又都是以自己的
写作、翻译、编辑、出版等为岗位,来履行知识分子的立场和社会责任。这些青
年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各不相同,与鲁迅也有亲疏的差别,但这个以鲁迅为中心
的进步文学阵营在上海文化领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现实存在。
这个新崛起的新生代在鲁迅拒绝参加周扬们组织的中国文艺家协会以后第一
次浮出海面,那就是由巴金和黎烈文起草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鲁迅领衔
签名,初步展示了他们的存在。虽然对巴金黎烈文等人来说并没有自觉的群体意
识,他们签名发表宣言以后就分散了,没有进一步组成新的团体,但这个信息被
老练的政治工作者冯雪峰注意到了。他曾对茅盾说,胡风他们要搞一个文艺工作
者协会,要茅盾多动员些人参加进去,以冲淡它与周扬的“文艺家协会”之间的
对立。看来,冯雪峰是希望把这股真正以鲁迅为灵魂的生气勃勃的青年群体发动
起来,为他所用的。只是鲁迅的过早逝世使这股力量迅速涣散,而其中一些主要
骨干力量在抗战的实践中各自发扬了鲁迅的精神。事实上,周扬也注意到了这个
群体的存在,尤其是这个群体直接妨碍了他在解散左联后组织中国文艺家协会的
计划,他把所有的怒气都转移到鲁迅周围的新生代作家身上。所谓“胡风之诈,
黄源之谄”,巴金无罪可言,便把西班牙的安那其主义之“反动”栽到他头上,
徐懋庸信件里的那些人身攻击的话,显然是受到了周扬他们观点的影响。因为别
人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关于徐懋庸与巴金的关系,原先应该是并无恶交的。徐在
劳动大学读书时,另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也是巴金的朋友吴克刚是他的法语老师,
因此他对安那其主义是有所了解的。这封信被鲁迅公布以后,他唯一感到遗憾并
表示歉意的,就是对“许多并不卑劣的安那其主义者”。可见他给鲁迅信中的话
并不全是他的意见。在鲁迅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周扬等都批评徐“无组织无纪
律”,破坏了他们“同鲁迅的团结”,徐很不服气,他说,“信虽然是我自己想
写的,但其基本内容不是你们经常向我灌之又灌的那一套么?不过我把它捅出去
而已。”因此,似也可以说,这封信正是传达了周扬清君侧的基本思想。
当然,徐懋庸在这个事件中栽了跟斗,虽然客观上也有替罪羊的作用,但也
要归咎于他的青年人的蛮横性格。徐懋庸受到周扬的重视,不仅让他当左联的执
行书记,而且在左联解散后他是即将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最年轻的理事,主
编《文学界》。虽然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不算什么官衔,但从一个追求进步的左
翼青年来说,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名誉。他在乎它,才会对鲁迅拒绝参加协会
而使工作陷于瘫痪耿耿于怀,才会迁怒于胡风、巴金、黄源等人,甚至不惜人身
攻击。这里很难说没有个人野心与名利的成分在作怪。徐懋庸不缺少才华和勤奋,
缺的是一种中国文人所宝贵的“德”,也就是所谓“贵有自知之明”和“君子有
所不为”的对己对人之道。他与鲁迅稍微建立了一点信任,就急于用尽用足,甚
至于想去解决他力不能及的事情,结果适得其反,这是缺乏自知之明;他为了效
忠周扬,不惜用教训的口气来刺激鲁迅,更有甚者,在鲁迅的公开信发表后,他
不顾旁人劝阻,还进一步发表答复,公开谩骂与攻击鲁迅,这就违反了“君子有
所不为”的道德。徐懋庸留给后人的教训,远不仅是事件本身的意义。
- posted on 06/26/2009
是鲁迅可笑还是梁实秋可鄙
叶凡
梁实秋在他的《欧化文》(《偏见集》)中对鲁迅的硬译进行了一番义
正辞严的讨伐,其中有特妙的一段:
记得鲁迅的《彷徨集》中有一短篇,描写一位美国留学生的家庭,在吃
饭的时候举箸曰You please,Youp lease!鲁迅先生自以
为这是得意之笔,其实留学生虽然无聊,何至于此荒谬,译“您请,您请”
为Youp leae,You pleae!这只是鲁迅先生的“硬译”之一
贯的表演罢了。
梁实秋写这段文字的用意异常明显:让大家看看鲁迅闹的笑话。他竟然
不知道“您请”在英语中应说“Please”而不应说“You plea
se”!“You please”,上海滩西崽的洋泾浜英语也。在梁实秋
的极尽挖苦之能事的描绘下,鲁迅成了一个写了洋泾浜英语还自以为是“得
意之笔”的浅薄可笑之徒。
然而,只要比较认真地读过《彷徨》(不是《彷徨集》,鲁迅根本
没有出过如此书名的书)的读者,都会明白可笑的究竟是谁。
《彷徨》中写到“一位美国留学生的家庭,在吃饭的时候举箸曰‘Yo
u please’”的短篇,是《幸福的家庭》。里面确实写到一对西洋留
学生夫妇(并非专指“美国留学生”,美国留学生的梁实秋不必自行对号入
座),他们在吃饭的时候确实玩出了一套“You please”的把戏
的。可惜的是,让他们玩出这套把戏的不是鲁迅,而是鲁迅塑造的一位青年
作家。这位青年作家迎合小市民读者群的庸俗趣味,编造一些美化现实的作
品以换取若干稿费。那对西洋留学生夫妇吃饭时“相敬如客”的镜头,就出
自这位青年作家的构思。“You please”云云,正是为了表现这位
青年作家根本不了解留学生家庭生活也不懂英语偏要去胡编的浅薄可笑。不
是鲁迅不懂得“您请”在英语中不应说“You please”。鲁迅的英
语确不精通,不如十三岁就进清华学校后又赴美留学专攻英语的梁实秋远
甚,但也不至于浅薄无知到如梁实秋所讥嘲的那种程度。
其实,以梁实秋的中文水平,决不至于连《幸福的家庭》都读不懂。那
么,他偏要制造出一些笑料来加到鲁迅身上,并讥之为“鲁迅先生的‘硬
译’之一贯的表演”,那又是为什么?
梁实秋的这段文字,“自以为这是得意之笔”的。然而,揭出了真相,
剩下来的只是一副不择手段攻讦鲁迅的不仅可笑而且可鄙的嘴脸。 - posted on 06/26/2009
鲁迅挨“骂”录
●陈源(笔名西滢):“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
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
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载1926
年1月30日《晨报副刊》]
●长虹(即高长虹):“我是主张批评的……鲁迅却是主张骂,不相信道理
。”“鲁迅……不能持论。……那是被感情、地位、虚荣等所摇动了。”[载1
926年11月17日上海《狂飙》第五期]
●陈源(笔名西滢):“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
有一读的价值。”[摘自1928年6月初版《西滢闲话》]
●冯乃超:“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
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
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
,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载1928年1月15
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钱杏 (笔名阿英):“鲁迅的创作,我们老实的说,没有现代的意味,
不是能代表现代的,他的大部分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而且遥远了。”“鲁
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
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
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
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
向死灭的道上,为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载1928年3月
1日《太阳月刊》三月号]“鲁迅以革命自负,而竟仇视革命作家,纯用冷讥热
嘲的口语来逞着豪兴,没有理论的根据,我们真不知道他所走的那一条路。鲁迅
的这种思想不但错误,而且非常的模糊,常常令人难以猜测。”“鲁迅……一种
含血喷人的精神,也真令人有‘行之百世而不悖’的感想。”[载1928年5
月20日《我们月刊》创刊号]“我们真想不到被读者称为大作家的鲁迅的政治
思想是这样的骇人!他完全变成个落伍者,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
”[钱杏 著《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一卷,(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7
月初版]
●石厚生(成仿吾笔名):“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Don QUi
xote(堂·吉诃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
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
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
”[载1928年5月1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11期]
●实秋(即梁实秋):“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恩
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
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
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
生计。可是钱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
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
×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做了走狗,
已经有可能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
点,真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载1929年11月10日《新月
》月刊(上海)第二卷第9期]
●邵冠华:“鲁迅先生是文坛上的‘斗口’健将。”“不顾事理,来势凶猛
,那个便是鲁迅先生的‘战术’。”“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说他
是在狂吠!”[载1933年9月上海《新时代》]
●少离:“鲁迅翁的政治理想,很容易接近托派,鲁迅翁加入托派的动机,
主要的却是被火一般的领袖欲所驱使着的。”[载1934年4月上海《新会新
闻》七卷2期]
●天一:“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
,而每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
探伙的头子了。”[载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七卷16期]
●苏雪林:“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
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
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
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
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
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
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鲁迅平生主
张打落水狗,这是他极端褊狭心理的表现,谁都反对,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
,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我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
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
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
难平了。”[载1937年3月1日《奔涛》半月刊(汉口)第一期]“鲁迅的
性格是怎样呢?大家公认是阴贼、刻薄、气量褊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
,领袖欲旺盛。”(1966年11月7日完稿载《传记文学》)
此外,“文革”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神州大地还不时传来一些“骂鲁
”声音。如有人说,“鲁迅是骂人专家”、鲁迅作品是“鲁货”,鲁迅会“闹地
震”,是一块“反动的老石头”,是“乌烟瘴气鸟导师”,“误人子弟”。于是
,要与鲁迅“断裂”。最近,又从某大报听来另一类声音:鲁迅是学生的“公敌
”,中学生最讨厌最怨恨鲁迅云云。
呜呼,鲁迅九泉有知,尚能“宽恕”否?!
(东君辑录) - posted on 06/26/2009
我觉得这线的争论渐入佳境,变成有学术味道的讨论,因为大家开始用史料说话。所以重新翻了些旧书。试图找出鲁迅作人兄弟失和的原因。
有几点可以让人思考:
1)出事之后鲁迅日记:“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2)周作人日记,写了十个字,后来将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时用剪刀剪去。
3)周作人第二天给鲁迅的信:“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但幸而尚能担当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
4)许广平回忆鲁迅说鲁迅用隐讳的语句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
5)出事当天晚,周作人给一日本小说写翻译附记,讲起了《约翰福音》的故事,讲到法立塞人带着犯有奸情妇人问耶稣是否该乱石打死,耶稣给予饶恕。
6)郁达夫回忆鲁迅时援引鲁迅一个月后取东西时周作人夫妇请来两个作证的朋友的话,说那日本妇人指控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当时鲁迅骂不还口,默默取了东西离去)。
7)若干年后,周作人于1930年三月三十一日给朋友江绍原私人信说:“鲁迅精神异常,我久与之绝”。
8)解放后周作人为同兄弟的断绝表示遗憾,但他说,大家毕竟都是人,而不是神。 - Re: 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posted on 06/26/2009
废名 wrote:
我觉得这线的争论渐入佳境,变成有学术味道的讨论,因为大家开始用史料说话。所以重新翻了些旧书。试图找出鲁迅作人兄弟失和的原因。
不知道为何没人提起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公司2001年版)。我以前还写过一篇杂感,等会儿找出来单线另贴。 - posted on 06/26/2009
鲁迅有绯闻?
陈克勤
2001年10月26日中华读书报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众多出版社出版了多种鲁迅研究著作,其中特别
引人注目的是《鲁迅与我七十年》。作者海婴是鲁迅的儿子,为文的态度又极其真
诚、坦率,书中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内情和图片,因此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鲁迅与我七十年》出炉之际,媒体也作了报道。南方某报的新闻标题是《海
婴新作披露鲁迅与弟媳绯闻》,不由大吃一惊。涉猎过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鲁
迅兄弟失和是一桩悬案,研究者有过很多推测,有种传说,说周家兄弟反目是羽太
信子诬陷鲁迅偷窥洗澡导致,看这标题,仿佛在证实这传闻;再细看消息,文中说,
海婴的笔触甚至还勇敢地伸到世人想象不到的“禁区”,如关于他爸爸如何在八道
湾涉嫌羽太信子的绯闻,造成与周作人一家反目的事件。看罢这条新闻,不由心生
疑窦:难道鲁迅真的与羽太信子有苟且之事?
赶紧买来《鲁迅与我七十年》,该书第五章便是《兄弟失和与八道湾房产》,
书中说,自从迁入八道湾,鲁迅与周作人约定,经济合并,永不分家,由羽太信子
掌管经济大权。羽太信子不仅挥霍无度,而且想独霸八道湾,在赶走周建人之后,
便向鲁迅下手,不知向鲁迅先生身上泼了什么污水毒涎,周作人突然向鲁迅递交了
“绝交函”。海婴也提到了“偷窥”一说,他从住宅条件、院子周围的情况、墙的
高度等因素分析,认为“偷看”一说不能成立;何况,日本的风俗,家人洗澡相互
并不回避,鲁迅又怎致于去偷窥呢?
细读全文,不难看出书中内容与新闻报道大相径庭。海婴叙述得很清楚,兄弟
失和的直接导火索是羽太信子向鲁迅泼污水──究竟是何污水,海婴也不得而知。
针对流传甚广的“偷看”一说,海婴予以了否定,澄清了讹传。消息说什么海婴披
露鲁迅与弟媳的绯闻导致了兄弟反目,并制作成标题,这样的报道,背离了事实,
对鲁迅不公正,对海婴也很不公正。
《鲁迅与我七十年》首次披露了许多有价值得第一手资料,比如朱安与许广平
的关系,毛主席1957年谈鲁迅,鲁迅死因之谜等,这些都是极其珍贵的材料,从新
闻报道的角度说,都属“亮点”,而本文作者的对这些视而不见,独独对所谓绯闻
敏感,大约是娱乐新闻做多了,业已形成的新闻趣味、眼光一时无法改变,这倒也
罢了;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该消息曲解了原书的内容和旨意,使未读过本书的读
者以为鲁迅与弟媳真有什么绯闻,误导了读者,是极不严肃的。
废名 wrote:
我觉得这线的争论渐入佳境,变成有学术味道的讨论,因为大家开始用史料说话。所以重新翻了些旧书。试图找出鲁迅作人兄弟失和的原因。
有几点可以让人思考:
1)出事之后鲁迅日记:“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2)周作人日记,写了十个字,后来将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时用剪刀剪去。
3)周作人第二天给鲁迅的信:“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但幸而尚能担当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
4)许广平回忆鲁迅说鲁迅用隐讳的语句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
5)出事当天晚,周作人给一日本小说写翻译附记,讲起了《约翰福音》的故事,讲到法立塞人带着犯有奸情妇人问耶稣是否该乱石打死,耶稣给予饶恕。
6)郁达夫回忆鲁迅时援引鲁迅一个月后取东西时周作人夫妇请来两个作证的朋友的话,说那日本妇人指控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当时鲁迅骂不还口,默默取了东西离去)。
7)若干年后,周作人于1930年三月三十一日给朋友江绍原私人信说:“鲁迅精神异常,我久与之绝”。
8)解放后周作人为同兄弟的断绝表示遗憾,但他说,大家毕竟都是人,而不是神。 - Re: 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posted on 06/26/2009
当时鲁迅要是骂了回去,今天大概就不会有人怀疑他了。鲁迅真傻,真诚实,连装一次都不会。
废名 wrote:
6)郁达夫回忆鲁迅时援引鲁迅一个月后取东西时周作人夫妇请来两个作证的朋友的话,说那日本妇人指控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当时鲁迅骂不还口,默默取了东西离去)。 - posted on 06/26/2009
这件事在场的只有鲁迅和信子,不管谁说了什么,只要没有物证,就只是words。废名号召用史料说话,我就来试试。
史料:
1919/8
鲁迅买下库八道湾十一号。
1919/12
鲁迅回乡卖掉绍兴旧居,偕母亲鲁瑞、妻子朱安进京,从此和周作人、信子一家以及建人住进这所宅院。
1919/12----1923/7
近四年相安无事(小口角不算)。
1923/7/3
鲁迅与周作人同去东安市场,两人尚无芥蒂。
1923/7/14
事发。鲁迅日记:“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周作人同日日记,没有记载。
1923/7/15
周作人日记:“信子病。池上来诊。”
1923/7/16
周作人日记:“池上来诊。迟睡。”
1923/7/17
周作人日记:“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七月《小说月报》收到。得玄同函。”他后来承认,此日日记还有大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决裂原因,后来“用剪刀剪去了”(《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
1923/7/18
周作人信:“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鲁迅同日日记:“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1923/7/26
鲁迅去西四砖塔胡同看房。
1923/8/2
鲁迅携妻子朱安,离开住了四年的八道湾大院,搬入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小院。
分析:
(1)近四年相安无事,说明1923/7/14是一个突发事件,鲁迅并无所谓的由日本房东女儿引发的心理病。
(2)1923/7/14事发,信子闹了三天的病。她为何没有立即把事情告诉周作人:害羞?遮家丑?她是这种忍隐的性格吗?
(3)在这三天中,鲁迅改在自室吃饭,信子闹病,周作人能不问鲁迅怎么会事吗?鲁迅能不向他解释吗?
(4)1923/7/18周作人送绝交信后,鲁迅邀欲问之,周作人并没有给鲁迅针对信子指控的辩解机会。
下面是1924/6/11鲁迅回八道湾取书的两种说法。
许寿裳着《亡友鲁迅印象记》:他(鲁迅)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
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
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
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
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
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
没收了。”
周作人对许寿裳的解释,颇为不满(《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次年6月11日
的冲突,也只简单地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
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
季弗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
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
废名 wrote:
我觉得这线的争论渐入佳境,变成有学术味道的讨论,因为大家开始用史料说话。所以重新翻了些旧书。试图找出鲁迅作人兄弟失和的原因。
有几点可以让人思考:
1)出事之后鲁迅日记:“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2)周作人日记,写了十个字,后来将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时用剪刀剪去。
3)周作人第二天给鲁迅的信:“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但幸而尚能担当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
4)许广平回忆鲁迅说鲁迅用隐讳的语句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
5)出事当天晚,周作人给一日本小说写翻译附记,讲起了《约翰福音》的故事,讲到法立塞人带着犯有奸情妇人问耶稣是否该乱石打死,耶稣给予饶恕。
6)郁达夫回忆鲁迅时援引鲁迅一个月后取东西时周作人夫妇请来两个作证的朋友的话,说那日本妇人指控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当时鲁迅骂不还口,默默取了东西离去)。
7)若干年后,周作人于1930年三月三十一日给朋友江绍原私人信说:“鲁迅精神异常,我久与之绝”。
8)解放后周作人为同兄弟的断绝表示遗憾,但他说,大家毕竟都是人,而不是神。 - posted on 06/27/2009
废名 wrote:
我觉得这线的争论渐入佳境,变成有学术味道的讨论,因为大家开始用史料说话。所以重新翻了些旧书。试图找出鲁迅作人兄弟失和的原因。
有几点可以让人思考:
1)出事之后鲁迅日记:“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2)周作人日记,写了十个字,后来将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时用剪刀剪去。
3)周作人第二天给鲁迅的信:“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但幸而尚能担当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
4)许广平回忆鲁迅说鲁迅用隐讳的语句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
5)出事当天晚,周作人给一日本小说写翻译附记,讲起了《约翰福音》的故事,讲到法立塞人带着犯有奸情妇人问耶稣是否该乱石打死,耶稣给予饶恕。
6)郁达夫回忆鲁迅时援引鲁迅一个月后取东西时周作人夫妇请来两个作证的朋友的话,说那日本妇人指控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当时鲁迅骂不还口,默默取了东西离去)。
7)若干年后,周作人于1930年三月三十一日给朋友江绍原私人信说:“鲁迅精神异常,我久与之绝”。
8)解放后周作人为同兄弟的断绝表示遗憾,但他说,大家毕竟都是人,而不是神。
废名列出几点早先也知道,觉得可信的程度比较高。 - posted on 06/27/2009
以下摘自鲁迅儿子的回忆录。可信度如何,读者自己可以判断。
######
兄弟失和的缘由
1919年2月,父亲卖掉绍兴祖居老宅,将全家迁往北平。这之前,周作人见
大哥忙于搬家,便向北平的学校请了几个月假,带着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到日本
探亲去了。搬家的一切事务自然都落在哥哥身上。父亲从找房子到买下八道湾,
寻工匠整修房屋和水道,购置家具杂物等等,足足忙碌了9个月。周作人却于8月
间带着妻儿和小舅子羽太重久悠哉游哉从日本返回北平来了。那时八道湾的房屋
修缮尚未完工,父亲无奈,只得临时安排他们住在一家姓王的家里,直到11月下
旬才搬进八道湾。
八道湾的房屋高敞,宽绰而豁亮,是被称为有“三进”的大四合院。父亲让
兄弟住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天地;又
考虑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习惯,特意将后院的几间房子改装成日本格式。而他
自己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这屋子背阳光,比较阴冷。
房子整理安定之后,父亲为全家着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养全家。
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
受清福。朱安大嫂不识字,能力不足以理家,这副担子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
身上。父亲自己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没想到八道湾从此成为羽太信子称王享乐的一统天下。在生活上,她摆阔气
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才生了两
个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
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由于
当时北平日本侨民很多,有日本人开的店铺,市场上也日货充斥,应该说想要什
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满意,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因为在羽太信子眼
里,日本的任何东西都比中国货要好。总之,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
快。对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许的。他要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苦雨斋”
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问不闻。当然他对信子本来也不敢说个“不”字。苦
的只是父亲,因为他的经济负担更重了。
但这一切仍不能让羽太信子称心满意。她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
自己的一家人。
就这样,在建人叔叔被赶走10个月后,她向父亲下手了。也不知道她在枕边
向周作人吹了什么耳边风,在父亲身上泼了什么污水毒涎——对此别人永远是不
可能知道的——我们只知道这一天,1922年7月19日,周作人突然手持一函,外
书“鲁迅先生”,信里边咬牙切齿地写着:“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父
亲感到诧异,想问个明白,“后邀欲问之,不至。”可见羽太信子这一口咬得多
么毒!就这样,父亲也被周作人夫妇逐出了八道湾。
祖母受不了这冷酷的环境,也从此住到了长子的新家。八道湾这所大宅终于
称心如愿,为周作人夫妇所独占,成了羽太信子的一统天下。拿祖母的话说:
“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
父亲受到这种以怨报德的对待,他的忿怒心情充分表现于他用过的一个笔名
——“宴之敖”。父亲的解释是,这个“宴”字从上向下分3段看,是:从家、
从日、从女;而“敖”字从出、从放。即是说:“我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逐出
的。”
对于这段历史,某些鲁迅研究者的推测,是他看了一眼弟妇沐浴,才导致兄
弟失和的。但是据当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
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至于情况究竟如何,我这个小辈当
然是没有发言权的。
不过,我以20世纪90年代的理念分析,却有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妨一谈。我
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
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
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
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
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
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
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
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有读者也许会问,你
怎可如此议论父辈的这种事?我是讲科学、讲唯物的,不想带着感情去谈论一件
有关父亲名誉的事,我不为长者讳。但我倒认为据此可弄清楚他们兄弟之间“失
和”的真实缘由。以上所见,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八道湾房产
父亲被逐出了八道湾,但八道湾房产的名头仍是他。前面说过,八道湾的房
子是卖掉绍兴老屋的钱所买的。这院子里外三进,父亲将之安置母亲和三兄弟的
家眷。父亲为此请了几位乡亲朋友为见证人,订了一份契约,内容是八道湾的产
业,分拆为4份:三兄弟各占一份,母亲(我的祖母)占一份。这一份作为供她
养老送终的费用。房产主是周树人(鲁迅)。对此,周作人很清楚。但父亲去世
仅几个月,尸骨未寒,他竟私自换写了一份契约,将户主姓名变成他自己,还找
了几个“中人”签了字。而这一切,在上海的建人叔叔和我母子都毫无所知。可
见周作人将此事干得何等隐秘!直到朱安女士去世,许多朋友赶到西三条去保护
鲁迅遗物,这份契约的照片才被母亲的好友常瑞麟发现收存。1948年,因时势紧
张,常姨把这照片寄到上海。但当时母亲正急于离开上海,匆忙中顾不得细看内
容,这张照片就这样搁了下来。直到前几年,我因要编《许广平文集》,才在旧
资料里发现了它。我想这是周作人蓄意侵吞八道湾房产最好的证据。
周作人侵吞了八道湾房产后,将空余的房屋出租收钱。而祖母和朱安女士的
生活仍要远在上海的母亲承担。当时我们孤儿寡母生活本已十分拮据,但母亲总
是及时向北平寄钱,我从她给祖母的信中多处读到因供奉不丰而深感愧疚的语句。
母亲还给周作人写信,“恳求”二先生能“负担一半”祖母的生活。但几次去信
都不得回复。直至前年看到周作人搞的那个契约,我才明白,原来他为了欺骗大
家,早已将赡养祖母这一重要内容有意瞒掉了。
当年与祖母相熟的俞芳也曾告诉我:从太师母和许广平的书信往来中可以看
到,自鲁迅逝世至1937年底共14个月,太师母和朱安的生活费全部由许广平承担
的。直到1938年1月开始,周作人才承担太师母的生活费50元。但是物价在飞涨,
而生活费却一直没有增加,太师母过的日子自然很拮据了。尤其在日寇侵占期间,
周作人生活很富裕,出入汽车,家里开销很大,可是对老母寡嫂的困难仍然不予
理睬。他对老母如此苛薄,竟还好意思给友人写信和在文章中假惺惺地诉苦:留
在北平苦守为了奉养老母。这十足是在唱戏给别人看,以瞒骗爱惜他的文化界朋
友罢了。而我母亲还为自己的经济力量薄弱,不能宽裕地奉养婆婆而深自歉疚,
直到晚年还耿耿于怀。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附逆被判刑,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八道湾的房产,
国民党政府没收了周作人的那部分,也就是三分之一。并且分割得很客气,不是
竖“切”而是横“切”。这样,前院由国民党的部队占有了,部分后院仍让周作
人的家属使用(应当说是很照顾的)。
也就是说,从此,他们住的是产权属于父亲和叔叔的那两部分房屋。但是看
来周作人并不作如是想,至少羽太信子并不这样认为。
那是1948年,北平解放。我随母亲从东北南下到北京,住在旅馆里。某个冬
日的下午,章川岛先生陪我到北城购物,因时间尚早,大致才3点多钟,章先生
便问我:“要勿要到你们的房子去看看?此地靠近八道湾,侬爸爸买格房子就在
葛(这)里。”我当然高兴,催促快去。我出生在上海,远在北平的祖母极其盼
望能够看看我这个大房孙子,可以说是魂牵梦萦。但她老人家由于健康原因,始
终未能南下。我也几次失去北上省亲的机会。南北相隔,只有寄照片以解老人的
思念,直到她老人家去世。朱安女士也同样无缘得见。但随着我年龄的渐渐长大,
便不时听到有关八道湾的事,知道那里也是自己的家,心里就有一种亲切和向往。
走进八道湾十一号大门前院,章川岛先生告诉我,他曾在院里的西屋住过,“兄
弟不和”时,他正住在此地。
走进里院,但觉空空荡荡的,很寂静,仅有西北角一个老妇坐在小凳上晒太
阳。老妇把章川岛招呼过去,大概是询问来者是谁。章执礼甚恭,谁知仅简单地
问答了几句,忽见老妇站起,对着我破口咒骂起来。后来似乎感到用汉语骂得不
过瘾,又换了日本话,手又指又划,气势凶猛,像是我侵入了她的领地。章先生
连忙拉我退到外院,告诉我,她就是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照理说,我是她亲
侄子,我们又是初会,上一辈哪怕有多大怨仇,也该与我不搭界,而她一听说是
我,竟立即做出这种反应。这给予我的印象太深刻了,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她
那穷凶极恶的模样尚历历在目。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踏进八道湾一步。到人民
政府成立后,叔叔和我母亲将属于我们的这两份房产共同捐献给了国家,对此,
当时报纸曾经有过报道。
关于八道湾,我还要说一件事。前一阵有人提议要保留八道湾的鲁迅“故
居”,我感谢爱护父亲遗迹的好意,但我和建人叔叔的后人都以为大可不必。八
道湾的房屋以北房最佳,而父亲本人根本没有享受过,而“苦雨斋”又与鲁迅不
搭界。他早年住过的屋子,又都破损不堪,而且听说现在也不是原屋了。要说北
京的鲁迅故居,西三条才是。因为这是他用自己的钱独立购买的,并且也是居住
过的。由此可见,保护八道湾实际等于保护周作人的“苦雨斋”。那么,汉奸的
旧居难道是值得国家保护吗?这当然是我个人的看法,仅供有关部门参考。
祖母对周作人的看法
这里,我顺便说一说祖母对这个二儿子周作人的议论。当然,那时我还年小,
又远在上海,不可能亲耳聆听他老人家的谈话。但有一个人却是不时地听到过的。
她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俞芳。
关于俞芳,我想有必要做些介绍。也是绍兴人,她今已90高龄,退休前是杭
州市学军中学的校长。她是十二三岁时认识我父亲的,那时她们三姐妹由大姊俞
芬带领着从哈尔滨去北平求学,住在砖塔胡同61号她们家好友钮伯伯家里。由于
她们的父亲俞英崖和我父亲也认识,就与我祖母互有来往。砖塔胡同61号有3间
空房,正好那时周作人和父亲闹翻,父亲要寻房子搬出八道湾,祖母也不愿住在
周作人身边,便想到俞芳那个院子里这3间现成的空房,这样他们就成了同院而
居的近邻,由此愈加熟悉。俞芳入北平培根小学读书时,就是父亲为她作保的,
后来她毕业于北师大的数学系。
在此期间,每逢节假日和过年,俞芳姊妹经常去陪伴祖母喝茶聊天,5个年
头里,祖母写给我父母的家信算来足有100多封,平均每月两封,其中绝大部分
是俞芳代笔的。俞芳总是先拟了草稿念给老人家听,让她提意见修改内容和口吻,
誊清之后,老人家还要亲自过目,从不含糊。所以,俞芳从1923年和祖母相识到
1935年离开,足足有12个年头,对北平鲁迅的家事十分清楚,她是一位绝好的见
证人。
祖母在与俞芳她们聊天时,谈得最多的是二儿子周作人。老人家说,信子是
日本人,老二让着点可以,但过分迁就了。信子到了北平,做了当家主妇,得寸
进尺,似乎什么事都得听她的,否则就生气、发病,吵吵闹闹全家不得安宁。吵
闹起来还要发作晕倒,起初大家不懂这是什么病症,有一次恰好信子的弟弟羽太
重久在旁,他说这不要紧的,在日本东京也时有发作,等一会儿就好。可是这样
的次数多了,弄得老二也怕她,从此就处处顺着她,种下了信子飞扬跋扈的根源。
后来,信子将日本的父母弟弟接到八道湾同住,生活日本化,买东西只去日本铺
子。“九•一八”事变以后,局势稍有波动,信子就把八道湾门上的“周宅”门
牌摘下,换上“羽太寓”的门牌,甚至干脆挂上日本的国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
住宅。而周作人却安然自得。祖母为此叹道:“八道湾里只有一个中国人了。”
又说,老二如此昏聩!羽太家庭经济困难,寄些钱去接济是可以的,但把他们接
到八道湾来住,就很不妥当了。
“七•七”事变前,祖母对俞芳的姐姐俞藻说:“我真为老二担心,现在教
育界开会的消息,报纸上很少有老二的名字,恐怕他对抗战的态度不坚决……”
说这话时心情很沉重。
父亲逝世的电报到八道湾,周作人找了宋紫佩先生同往西三条告诉祖母。事
后,祖母对俞藻说:“那天,老二和宋紫佩来,我心里已猜想到不是好兆头。心
想,大约老大的病更加严重了。及至得知老大已经过世,我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
击,悲痛到极点。只觉得全身颤抖,两腿抖得厉害,站都站不起来,只好靠在床
上说话,但头脑还是清楚的。我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老二说:
‘我苦哉!我苦哉!……’老二实在不会说话,在这种场合,他应该说,‘大哥
不幸去世,今后家里一切事,理应由我承担,请母亲放心。’这样说既安慰了我,
又表明了他的责任。”祖母气愤地说:“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
的责任吗?”
这些都是俞芳告诉我的。
- Re: 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posted on 06/27/2009
我觉得讨论这件事没什么意思。这事假如要有,它也不会减弱我对鲁迅的敬意。假若没有也不会减少我对他的批评。男女之间的事,实在不是评判伟人的标准。
有的人把周作人写得特别不堪,好像这样才能反照出鲁迅头上的光环。殊不知这种市侩气十足的文章对骂,把两人都推到粪坑里去了。
壹 wrote:
鲁迅有绯闻?
陈克勤
2001年10月26日中华读书报 - posted on 06/27/2009
接上帖:
######
建人叔叔的婚姻
建人叔叔的婚姻坎坷而辛酸,我曾听母亲讲过。但翻看有关资料和回忆文字,
这方面都有所回避。
一切都要从羽太信子说起。周作人讨了这个日本老婆竟“乐不思蜀”,不想
回来了。还是父亲费了许多口舌,还亲自到日本“接驾”,他们才全家回到绍兴
定居。从此一个人在北平挣钱,每月寄回所得,以供养绍兴一家人的生活,包括
周作人和他的老婆。为了让信子在家中有稳定感,便把经济大权交到她手里,让
其主持家务。也许她自知出身平民,起初还有自卑感(她原是父亲和周作人东京
留学时寄宿房东的女儿,专事打扫一类杂务。这是父亲同学告诉我母亲的)。但
随着看到家中老太太(祖母)和朱安都放权,又不以尊长的身份约束她,那种要
完全主宰周家的野心就此逐渐膨胀起来。
那么,周作人在家中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呢?这从一个例子可以看出。当时
家里有一个男管家齐坤,他采购家庭日用品,往往报虚账,连买双周作人穿的布
鞋都加了不少码,从中“揩油”。日长时久此事泄露出来了,要向周作人讨个主
意是否该辞退他。周作人沉思了一会儿,竟答复说:“辞退他对我日常生活的照
料没人能替代得了,还是留着吧。”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家里是百事不管的,他
只要自己过得舒适安逸和书斋的宁静。为此他对羽太信子听之任之,处处姑息迁
就。
不过羽太信子虽然有心控制一切,她在周家毕竟势孤力单。于是想到身边需
要有自己贴心的人。待她怀了孕,便提出要让她的妹妹芳子来华照料。芳子小她
姐姐9岁,还是个不懂世事的小姑娘。据熟悉内情的俞芳告诉我,其实芳子起初
并不愿意到中国来。因为她知道自己姐姐的脾气,任性、自私、跋扈,还有“歇
斯底里”症,常常无端发作,难以服侍。可是考虑到家境困难,姐姐又连连去信
催促,还汇去了旅费,这样,才在犹豫拖延了两年之后,才由胞兄羽太重久陪同
来到绍兴。没想到这里的生活起居大大优裕于日本的家,这自然使她乐于在中国
生活了。从此,羽太信子得到妹妹无微不至的照顾,芳子对她的任性和跋扈也总
是逆来顺受。与此同时,芳子的性格也渐渐起了变化。她本是无知软弱的人,但
在信子日长时久的熏陶之下,思想行为渐渐有了姐姐的影子,这也许就是她后来
那样无情对待叔叔的根由吧。
羽太信子在生活上再也离不开这个妹妹了。为了让妹妹能够永远留在身边给
自己做伴,像使女那样服侍自己,并使她对自己有所依赖,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周
家内部解决芳子的终身大事。家里恰好有个尚未成家的小叔。虽然在她看来这个
小叔子性格软弱又没学历,不能挣大钱,但总比嫁给陌生人进入陌生的家庭好得
多。开头,信子的谋划未能实现。那时建人叔叔正与小表妹(舅舅的女儿)感情
颇笃。可悲的是这个小表妹后来患病不治而逝。建人叔叔非常悲痛,亲自为她料
理丧事。这就给了信子实现计划的机会。终于有一天,她先用酒灌醉了建人叔叔,
再把芳子推入他的房间,造成既成事实。因此,后来父亲对母亲谈起叔叔的这桩
婚事,说是“逼迫加诈骗成局”的。这事对于周作人,若说他没有参与,从事理
推想应该是否定的。因为哪怕他对此有过些许异议,原是很容易被阻止的。但最
终老实的叔叔还是被引入了信子的圈套,并从后来周作人对自己亲弟的所作所为
可以看出,他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应该实事求是说,建人叔叔与芳子不能说丝毫没有感情基础,结合以后生活
上相互慢慢磨合,又互教汉语日语,并且很快有了孩子,应该说婚姻还是美满的。
但信子并不把妹妹成家放在眼里,仍要她像下女那样守待在身边。直到晚上,仍
不让她回房去照料自己的孩子,而要建人叔叔去抱去哄。信子甚至把建人叔叔也
当佣人看待,支使他去烧茶水,动作稍慢就信口训斥:“慢得像虫爬”、“木乎
乎,木手木脚的中国人!”叔叔老实,看在夫妻情分上,总是忍耐着。不料到后
来,由于信子的不断的挑唆,连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缝。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除了婶婶王蕴如,很多是俞芳告诉我的。如前面介绍的,
俞芳长时间陪伴我祖母,又是邻居,所见所闻,应当是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再说
祖母是一位和蔼、宽容、大度的老人,她的看法应该被认为是客观可信的。俞芳
和我通过多封信,时间在1987年,那年月还比较有顾虑,不晓得披露的时间是否
成熟,就此搁置下来。现在我就将它公诸于众吧。
那是全家从绍兴迁到北平八道湾后的事,已属而立之年的建人叔叔由于没有
相当的学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为了提高自己,他到大学去旁听社会哲学
方面的课,一边阅读各种进步书籍。但他在八道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信子
的心目中,他只是个吃闲饭的“呒作头”,整天指桑骂槐,她还大声告诫自己的
孩子,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指父亲和建人叔叔),不要吃他们的东西,
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连建人叔叔去北大听课也冷言冷语,说什么“这么
大年纪还要去上课,多丢人……”,甚至自己的妻子也当面侮辱叔叔。这是俞芳
亲眼目睹的。她这样告诉我:有一天周作人夫妇和芳子要出去郊游,三先生(指
建人叔叔)要同行,当他刚要迈入车子,芳子竟然斜着眼冷冷地说:“你也想去
吗?钱呢?”在旁的周作人竟不置一词。对此建人叔叔实在忍无可忍。
叔叔的南下
父亲支持弟弟在北大进修,感到弟弟在这种家庭难以熬下去了。他们夫妇之
间,已丧失了共同生活的基础,也许让弟弟外出寻职业会好些。为此他向蔡元培
先生写了求职信。
就这样,叔叔只在北平待了一年半,便孤身一人南下了。他先是在杭州教了
几年书。后来父亲给蔡元培先生的信有了着落,被安排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
叔叔为了保住这个饭碗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敢稍有懈怠,还经常带稿子回
家加班熬夜。
在上海的生活稍为安定之后,叔叔就给妻子芳子去信,让她携带子女来上海
共同生活。但这事却遭到信子的百般阻拦。她吓唬芳子:你们几口子住在八道湾,
有大伯二伯养活你们,吃喝不愁,住的又宽敞,又有院子可供孩子玩耍,如果你
们去了上海,建人一个小职员,不会有多少收入,上海的物价又比北京高,你们
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诸如此类。信子竟然还这样说,你替他生了儿子,已经
尽到做妻子的责任,没必要再去跟着一起吃苦了。总之,她要把芳子扣在身边,
永远做她的贴身使女。而芳子本是个没有主见的人,竟听从了姐姐这些“知心”
的话,决计留在北京,甚至去上海探望一下丈夫也不肯,即使祖母出面几次三番
地劝说,她也不从。从1921年到1925年,他们之间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就这
样拖了整整5年。
叔叔与王蕴如婶婶
在无奈的情况之下,叔叔与王蕴如结合了。虽然这样的结合没有“名分”,
婶婶却心甘情愿,并且勇敢地与叔叔一起承担起生活的艰辛。由于叔叔每月还要
向北平寄钱,两口子的生活甚为拮据。当婶婶怀的第一个孩子将要临产时,为了
省钱,她独自一人返回家乡去坐月子。
在那个年代,回娘家生孩子是件不体面的事,会招致邻居亲友的议论,她也
只得硬着头皮回去。
1936年12月,是祖母80岁大寿。那年父亲刚去世,她老人家与八道湾的次子
又形同陌路人。因此,极盼望母亲和我、还有叔叔婶婶能够北上相聚。祖母更希
望能见到我这个长孙,这是她老人家最大的心愿。不料正在母亲替我准备北上的
冬衣时,我突然出水痘了,不能见风受凉,旅行只得取消,由叔叔婶婶做代表了。
婶婶之所以同去,是要趁机公开宣布他们俩的事实婚姻成立,叔叔与羽太芳子婚
姻的结束。这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一切都是由芳子和她姐姐造成的。
不料,他俩出发才几天就匆匆返沪,显得非常气愤。母亲告诉我,叔叔、婶
婶到了北平,住在西三条祖母那里,寿席却设在八道湾。这样婶婶未去赴席。谁
知当建人叔叔向祖母祝寿致礼时,他与芳子生的长子周丰二突然从内屋冲出来,
手持一把军刀,口称为母亲抱不平,向生身父亲砍去,被众亲友奋力夺下凶器,
平息这场“血案”。幸亏婶婶当时不在场,否则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但
周丰二仍不肯就此罢休,又打电话到日本驻北平的领事馆,要他们派员来扣留叔
叔,给以“法办”。幸亏正遇过新年,领事馆的值班人员喝醉酒了,答复说不能
前往,这事才不了了之。但叔叔婶婶已不能再在北平逗留下去了,只得告别祖母,
提早返沪。
这一重要事实,不知何故,在《周建人评传》及有关年表年谱中大多被“遗
漏”和“回避”了。须知,这件事给叔叔心灵留下的创伤是终生难忘的。直到上
世纪70年代,他还心有余悸地对婶婶说:“一旦我不在了,或许他(丰二)还会
来杀你的。”
也就从这个事件之后,叔叔才下决心不再给八道湾寄钱。只有长女马理没有
参与逼迫生父,叔叔仍每月寄给她20元,通过祖母转交,直到她跟周作人去了日
本为止。
到了日伪时期,叔叔与王蕴如婶婶已有3个孩子,是个5口之家了。但当时市
面上商品奇缺,物价飞涨,尤其是粮食必须花几倍的钱买黑市的大米来补充,才
得以勉强填饱一家大小的肚子。而这一切,全靠叔叔那有限的工薪来维持,其艰
难可知。不想,就在此时,作为同胞兄长的周作人竟然使出凶辣的一手:他依仗
日寇势力,让北平的日本使馆通知上海领事馆向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王云五下令,
由会计科从建人叔叔的每月工资里扣出一半,直接付汇给周作人。这无异是釜底
抽薪,使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但他只能接受这一事实。因为在那个年代,以叔
叔的性格和所从事的专业,想要另找职业是不容易的。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惟
有忍气吞声保住“商务”这只饭碗。
当时叔叔的肺病尚未痊愈。好在他意志坚强,很有自持力;也幸亏病情未再
发展,使他能够支撑着去上班。本来他还抽烟,喝点酒。此后抽烟说戒就戒,酒
也自我限量,并不要婶婶劝说。他们的孩子遇到生病,若非重症,决不去医院诊
治。常用的对策便是卧床。对孩子说:“生病睡两天寒热退了就会好!”因此我
经常看到小妹周蕖卧床。她扁桃腺经常发炎,因感冒而引起,久而久之累及心脏,
又得了风湿性心脏病。1944年,周蕖腹痛呕吐,叔叔婶婶采取惯用的卧床休息疗
法。正碰上方行、姚臻两位熟友来访,他们看出病情不轻,竭力帮助送医院救治,
入了红十字医院,才发现阑尾即将破溃穿孔,及时开了刀。二姐周瑾,下巴长了
很大一个疮,有如小酒盅,正对着嘴,老一辈人都叫做“对口疔”,这种疮很凶
险,有可能引起并发症,但也没有送医院,是我母亲自己动手治疗的。有一天,
脓头肿胀得要穿破,又顶不出,二姐非常痛楚。母亲将一把剪刀用酒精消过毒,
铰开疮的顶端,挑出脓头,才挤出许多脓液来。婶婶吓得不敢在旁边看,也怕听
到女儿的呼痛声,躲到弄堂外面去了。但二姐很坚强,咬紧牙始终不出声。这件
事想必她自己至今一定还记得吧。
周作人对胞弟的逼迫,甚至直到解放后仍不肯罢休。他唆使羽太芳子向法院
状告建人叔叔“重婚”。为什么说这是周作人唆使的呢?因为羽太芳子的状子,
内行人看了都觉得文笔犀利,功力非同一般;而几位知堂(周作人笔名)的老友,
更明确无误地判定,这捉刀人就是周作人本人。大家都不免为之叹息:知堂老人
坐不住,又出山了(周作人自己向外承认仅“改了几个字”)。这件官司出面的
是周丰二,他以北平家族代表自居,气势汹汹,摆出一副非把建人叔叔扳倒不可
的架势。
然而,出乎周作人意料之外,他认定稳操胜算的这场官司,竟然以败诉而告
终。不必讳言,官司开始时对建人叔叔颇为不利。状子写得滴水不漏,“情、理”
俱全:周建人在北平已有子女,竟又在上海结婚生女。这使被告方建人叔叔显得
势弱理亏。待开庭后,法庭发现了许多疑点,感到这个案件不单纯是个“重婚”
问题,需要进一步取证。因此,在休庭之后,法院做了大量的调查访问,又向妇
联咨询,取得许多人证和书面证明,使案情得以真相大白。最后,法庭判决叔叔
与羽太芳子的实际离婚成立。并宣判周丰二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周作人的如意
计谋就这样打了“水漂”。
关于周作人和周建人,这两位兄弟的恩怨纠葛,我已将自己所知悉如上述。
在我这个后辈人看来,建人叔叔和周作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终其一生的。
这有事实为证,那是解放不久,新中国的政府部门成立,建人叔叔被委任为出版
总署副署长,署里有两位老友,即担任正副领导的叶圣陶和胡愈之,他们出于良
好的愿望,曾想促成这对兄弟的和解,于是在某一天,他们一人一边,用双手紧
紧把住建人叔叔的手臂,硬拉进一辆小卧车,开到了一个地方,这时周作人已经
坐在那里。这两位老友竭力为双方撮合,要他们互相表态愿意和好。而两人始终
坐在那里不说话。僵持了一会儿,两位老友无奈,只得讪讪地一起离去。近期看
到一部电视剧,有一场戏表现他们兄弟俩在一个礼堂门口相遇,互相交谈,似乎
不存介蒂。我不知道该剧的根据是什么?
至于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建人叔叔倒与他有过两次晤面,丰一曾在北京图
书馆任职,于上世纪90年代中去世。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员。
朱安女士
父亲与母亲的结合,并有了我这个儿子,对此周作人夫妇不予承认,并视之
为仇敌,这是人所共知的。既如此,他应当把其视作“正宗”的嫂子朱安女士好
好供养起来,这才顺乎其理。再说,他也并非没有这个能力。但他偏要将朱女士
的生计推给远在上海的我的母亲来承担。
母亲虽然拖着我这个病孩,生计极其艰难,有时还得靠朋友的资助,但母亲
毫不犹豫地将这副担子接过来了,直到朱女士病故。关于这方面的事,我在前文
已经叙及。这里,我要补述一些朱安女士与我们母子的关系。
1936年10月19日父亲去世,朱女士当月就给建人叔叔写信,要他转告母亲:
欢迎我们母子搬去北平与祖母和她同住,并且表示,若母亲接受她的建议,她
“当扫径相迎,决不能使(你)稍有委曲(屈)”,还愿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
教养遗孤”。
但这是个不现实的建议。别的不讲,单是父亲的遗物主要都在上海这一点,
母亲能忍心离开它吗?
在此后的岁月里,她常有书信致母亲,写的主要是经济问题,因为母亲总是
把她的生活放在心上,除了自己直接寄钱,还不时寄到北平朋友那里,托他(她)
们分期送去,同时也代母亲去看望朱安。对此,她在信中总是表示感激之情,说:
“您对我的关照使我终身(生)难忘”,并体谅地讲:“您一个人要负担两方面
的费用,又值现在生活高涨的时候,是很为难的。”收到钱后怎么开支,她常常
讲得很具体。有一回,母亲寄去了钱,朱安又得到一笔馈赠,就主动来信提出手
头的钱“数目已多,贵处要用我还可以给兑回一部分去”,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坦
荡和对母亲的体贴。
1946年冬母亲曾去北平清理父亲遗物,也看望了她。母亲回沪后,她来信说:
“你走后,我心里很难受,要跟你说的话很多,但当时一句也想不起来。承你美
意,叫我买点吃食,补补身体,我现在正在照你的话办。”更表现出朱女士对母
亲有着一种依恋情怀。如果没有母亲的细心关照,她能有这种感情吗?
对于我,朱女士表现出慈母般的关爱。有一次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听说
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的保养、保养。”
当她得知我着迷无线电制作时,就在信中说:“听说海婴研究无线电颇有心
得,凡人有一艺之长,便可立足,也很好的。”表露了她的欣慰之情。当我长到
十五六岁时,她就开始直接给我写信,除了让我向母亲转告她要说的话,还关心
我的学习和身体。有一次在信中提出:“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
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直至病危临终前,她还念念不忘我们母子俩。我体
会到,她是把我当作自己的香火承继人一般看待的。
由于当时物价飞涨,以致母亲寄去的钱,到她手里就要遭受贬值之苦,为此
总感生活拮据。
但她宁愿受苦,也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有一次她给我写信说,有个报
馆的人愿赠她一笔钱,只要交给他鲁迅的遗作,她“逊谢不收”,当然也拒绝提
供我父亲的任何文章。同月里,又有某个艺术团体的理事长要送她一笔钱,“我
亦婉谢”。她说,自己的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故宁自苦,不
愿苟取。”这反映出,她是个有原则的人。
只有一次她破了例。1942年2月1日,她来信告诉母亲: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
书长郑彦芬找到她家,代表蒋委员长送她10万法币,她开始仍“辞不敢收”,但
是这位秘书长说出一番道理,可把她懵住了。秘书长这样告诫:“长官赐不敢辞。
别人的可以不收,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的。”送钱还有以这种命令方式硬
送的,难怪将这位妇道人家降服了,不得不接受。也算是笑话奇谈之一例吧。只
是委员长此举至今仍令我费解:一方面在政治上压迫父亲、母亲和我,另一方面
又那么“关心”父亲的前妻,这究竟是什么名堂呢?
朱女士给我们母子写信,主要是1945年至1947年她病故前那段时期,尤以
1946年至1947年为最多,其中给母亲的16封,给我的有9封。从信中看,朱女士
主要死于老年性心力衰竭等疾病。去世前,她致信母亲,对自己的后事做了安排。
3个多月后,即同年的6月29日,朱安女士过世。由于当时母亲正受到国民党
监视,不能亲自去料理她的丧事,只得请常瑞麟阿姨、宋琳先生及一家阮姓远亲
代为办理。这些前已写到,不多说了。
我最后还要说一件事。1986年,根据研究鲁迅的发展,北京鲁迅博物馆计划
恢复“老虎尾巴”这排房子的陈设原貌。这就势必要恢复原朱安女士的卧室,并
且她睡的那张床亦已证实,就是那架四尺竹床(而此前一直被误认为是祖母生前
所睡。现已查明,祖母生前睡的是从绍兴乡下带出来的旧式床,有床头、床栏、
尾挡板,四周立有支杆可悬挂蚊帐。祖母1943年过世后,这架床连同祖母日用品
都被周作人搬去,这架床也成了他儿子周丰一保姆关大妈的卧床,后来干脆送给
她了。由此亦可见周作人之为人。现此床已回归“鲁博”,是拿一架新床去换回
来的)。
自从1943年祖母去世,朱安女士就睡到她的房间去了,而把自己的卧房改成
父亲藏书的存放之处,为的是可以腾出空房租借出去。1946年母亲去北平所见到
的就是这个格局。故在“鲁博”筹备时,根据母亲的记忆,在此室挂了“鲁迅藏
书室”的铭牌。现在要改过来,这就涉及到朱安女士该不该在“鲁博”出现的问
题。为此馆里叶淑穗同志来征询我的意见。我当然同意。因为谁也否认不了朱安
女士曾是父亲妻子这个事实,何况这许多年里,她与我们母子还有这么一份情。
- posted on 06/27/2009
《鲁迅与我七十年》我读过,其中史料大部分是第一手可信。但涉及家族矛盾和鲁迅声誉的
这件事情,我感觉周海婴未必能完全客观。一个是因为他并不是历史学家,另外一个因素
是有可能为亲者讳。
我尤其看到周海婴列举北京法院判决周建人同抛弃的日籍妻子离婚以及亲子关系断绝的判决,周还以此为证据,感到十分不以为然。法院判决的一方被告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新闻总署副署长,另一方是母国战败流落异国的失婚女子。判决书充满政治语言,好像日本侵华,结婚来华的羽太姐妹需要为母国的侵略罪名赎罪,扫地出门也是应该, 重婚也无所谓。从他引用法院的判决书并以次为证据说明叔叔没有重婚,说明他无法以平常心看待上一辈包括自己的父亲。
北京人民法院周建人离婚判决书节录(我认为这判决书有些像大字报):
“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北京,原告母子等生活依附周逆作人,叛国投敌,鞠子更于一九四年随周逆作人奔赴日本东京,丰二自中法大学毕业,即在伪联银总行服务,为敌效劳。被告始终坚持了革命的人民立场,保卫祖国,保卫和平,进行反侵略的斗争,而与依附周逆作人的周芳子及叛变祖国的丰二和鞠子断绝关系,实属正当。且在日伪及蒋匪统治时期,所有革命人士随时随地都遭受反动政府之迫害,因此,如强调被告当时未在日伪及蒋匪统治时期的伪法院办理正式离婚手续,不认为夫妻关系仍然存在,显有未当,本案原告与被告之婚姻关系,实际上既已不存在,现原告请求与被告离婚,即属无据。应予确认定为主文第一项之判决”。
zxd wrote:
废名 wrote:不知道为何没人提起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公司2001年版)。我以前还写过一篇杂感,等会儿找出来单线另贴。
我觉得这线的争论渐入佳境,变成有学术味道的讨论,因为大家开始用史料说话。所以重新翻了些旧书。试图找出鲁迅作人兄弟失和的原因。
- posted on 06/27/2009
为何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楼主文章援引的陈独秀的话有道理:
陈独秀在《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中写道: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又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tar wrote:
我觉得讨论这件事没什么意思。这事假如要有,它也不会减弱我对鲁迅的敬意。假若没有也不会减少我对他的批评。男女之间的事,实在不是评判伟人的标准。
有的人把周作人写得特别不堪,好像这样才能反照出鲁迅头上的光环。殊不知这种市侩气十足的文章对骂,把两人都推到粪坑里去了。
壹 wrote:
鲁迅有绯闻?
陈克勤
2001年10月26日中华读书报 - posted on 06/27/2009
王元化:和鲁迅研究者谈话
目前鲁迅研究中大都集中在某几个问题上,这些问题谈的都很多了,说到家了,说尽了,但是还有很多领域没有涉及。鲁迅与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就比较薄弱,其中很多话题没有很好地展开和深入。如鲁迅与章太炎在学术上有没有承传关系,还有,鲁迅对顾颉刚等推崇今文学和倡导疑古派治学方法的批评也是很值得研究的。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看法和太炎非常接近。可以推断,鲁迅对太炎的学术观点基本上是认同的。尤其表现在对魏晋南北朝文化的看法上。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的玄学遭到骂名有千年之久,太炎的《五朝学》一出,则破千年之偏见。太炎对魏晋和汉代作比较之后,认为魏晋时代占主导的并不是惯常认为的骄奢淫侈之风。鲁迅也看重这一历史时期,对这一时期的玄学家稽康、阮籍诸人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他撰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文章是与太炎的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太炎的五朝学研究对中国文化很重要。然而现在似乎没人研究鲁迅与太炎五朝学的关系,更没有人从文化思想史来检讨一下鲁迅在这领域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现在如果不开辟这方面的研究,就不能真正把鲁迅思想提炼出来。鲁迅在晚年曾有贬责太炎之说,但这些说法并不妥切。鲁迅认为太炎后期不再革命,衣被学术的华衮,俨然成为一代儒宗。不过鲁迅不赞成晚年的太炎也不是像现在简单化的一概否定,鲁迅是从当时国家大事的角度去批评太炎的。他不赞同太炎有些弟子的胡乱吹捧。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非同一般的见识力。我喜欢《文心雕龙》跟鲁迅对刘勰这部书的推崇是有关系的,鲁迅书中有五处论述到《文心雕龙》,都是极其精辟的。比如,《文心雕龙辨骚篇》有“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四语。鲁迅说刘勰在这里所要阐述的是那些《离骚》的模仿者,“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含深哀焉。”鲁迅用短短数语就道出了其中的沉痛涵义,是非常了不得的。他说刘勰这四句话,隐寓着深深的悲哀。那些模仿者没有一个人看出屈原的深刻思想。他们不知屈原的成就不仅在文学形式上显示出华采,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社会所发出的正义呼号。我原来是读过《文心雕龙》的,当时我怎么就看不出这里面有这么沉痛的意思。当我读了鲁迅的这简短的评语后,我再次去读《文心雕龙》就有深层体会了。此外,《文心雕龙》另一篇文章《程器篇》中说“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鲁迅对此评价说“东方恶习,尽此数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中国文化有极其精深的见识,现在为什么不在这领域进行很好的开拓呢。
从历史评价方面来说,鲁迅不能免掉“五四”时代文化的局限。“五四”文化精神对我们的好处很多,但也有它的局限,哪个时代没有它的局限?没有局限的社会不是真实的社会,没有局限的人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方面,需要继承,但不能因为有好的方面就全部接受,要有鉴别;同样也不能因为有坏的地方就一概否定。五四时代往往做不到这一点。但在国外就不是这样。比如柏拉图曾公开赞成奴隶制(孔子却没有)。但柏拉图在思想文化领域有很多真知灼见,对于西方文明具有深刻的影响,我们接受他的思想文化遗产时不去接受不好的方面就可以了。难道可以说我们赞成柏拉图就是赞成奴隶制吗?外国人就没有由此喊出“打倒柏家店”的口号。我们对待孔子也应该这样。
现在鲁迅研究中重复的东西太多了,没有新意,思想狭隘。鲁迅的领域大得很,不要只抓住一些问题谈,要扩大研究视野,开拓出去,这样鲁迅研究才能有更广的发展前途。
2005-04-12 - Re: 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posted on 06/27/2009
King of Pop之所以是King, 是因为他的歌舞艺术,就算他欠了一屁股债,还是King。
鲁迅也同样。我才不care他看没看弟媳洗澡呢 :-),再说了,日本不从来就是男女同浴吗?这个日本弟媳很奇怪。 - Re: 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posted on 06/27/2009
周作人晚年记载其日本妻子,也是很感动人的。提到妻子昏迷中呻吟说胡话,喊妈妈,喊的是绍兴话,而不是母语日文,让他感动。
July wrote:
King of Pop之所以是King, 是因为他的歌舞艺术,就算他欠了一屁股债,还是King。
鲁迅也同样。我才不care他看没看弟媳洗澡呢 :-),再说了,日本不从来就是男女同浴吗?这个日本弟媳很奇怪。 - posted on 06/27/2009
不少人的眼里,林语堂是鲁迅的受害者,看林语堂说鲁迅,也是一种代表的观点吧。林语堂的为人态度,我猜或者与赏石之类的相似。譬如夫妻生活,有的吵吵闹闹一辈子,有的和和美美,没有一次红脸的一辈子。是不是一点是后者更值得,前者更不堪呢?人性都是相同的,但是人的性格可以各色各样。林黛玉是不会喜欢上焦大的,但焦大还是需要有人去爱的,况且弱小。
#####
林语堂:鲁迅之死
民国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鲁迅死于上海。时我在纽约,第二天见Herald-Tribune电信,惊愕之下,相与告友,友亦惊愕。若说悲悼,恐又不必,盖非所以悼鲁迅也。鲁迅不怕死,何为以死悼之?夫人生在世,所为何事? 碌碌终日,而一旦暝目,所可传者极渺。若投石击水,皱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静浪过,复平如镜,了无痕迹。唯圣贤传言,豪杰传事,然究其可传之事之言,亦不过圣贤豪杰所言所为之万一。孔子喋喋千万言,所传亦不过《论语》二三万言而已。始皇并六国,统天下,焚书坑儒,筑长城,造阿房,登泰山,游会稽,问仙求神,立碑刻石,固亦欲创万世之业,流传千古。然帝王之业中堕,长生之乐不到,阿房焚于楚汉,金人毁于董卓,碑石亦已一字不存,所存一长城旧规而已。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有当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处今日之世,说今日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之言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使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波短耶?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人世间》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愿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谗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廿六年十一月廿二于纽约 - posted on 06/27/2009
梁实秋论鲁迅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它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
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
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 “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后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
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
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
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它,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它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 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
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批评英国人巢塞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
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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