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原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后被打成右派,平反后任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
妈妈和邓力群的旧事我第一次听说竟然出自一个大街上买菜的老太太嘴里。我在陕西时有一个好朋友,一年回京探亲,在大街上排队买菜,那时旦分有什么好菜,就要排长队。排队等的无聊,人们就认识不认识地在一起扯闲天儿。我这个朋友很健谈,跟人也是自来熟。她看到前边的老太太很象老干部,就问:"您是老干部吧? "听到人家说是,我这朋友就跟老太太搭上了茬,问:"那您认识不认识一个叫范元甄的?她也是延安老干部,是我朋友的妈妈。"没想到那人说:"范元甄?太知道了!延安四大美女之一嘛!她和邓力群的风流事,在延安人人皆知。"看来不管受了革命队伍多少年的教育,爱在背后议论人,是中国人的通病。
革命老干部也未见得清高多少。这老太太津津有味地与我这朋友道来,直到俩人排到了菜摊儿那儿为止。回到沟儿里,我这朋友大呼二叫地对我说:"嘿!你妈当年可够风流的!你知道她和邓力群有一腿子吗?"我觉得很羞愧,也很不齿于这么个革命老太太怎么在大街上与一个根本不相识的年青人扯这种事,一定是神经不正常,太不可信!没有细问。我的朋友大概也觉出我的尴尬,就没再多说。这件事是多年后回到北京,我那位拿着一篮烂橘子去看我妈的朋友的母亲--郭静阿姨向我证实的。
1943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时,我爸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我妈妈也在被抢救之中,邓力群是政治研究室组织上派去抢救她的。结果没想到帮助,帮助就睡到一起了。再后来,妈妈最好的朋友,上海的一位阿姨也谈到我妈妈自己向她讲过这事。那天,我妈在邓力群的办公窑洞里,俩人正睡在一起,邓的老婆来找邓,撞见了。我妈起身穿好衣服,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还有一次,胡乔木白天去找邓力群办事,邓从窑洞里出来,对胡说: "小范在这里。"胡心领神会,什么也没说就走了。1944年6月,爸爸从保安处放出来后,胡还劝过我爸,"算了吧,你就叫他们俩好吧。"当时组织上怕他刚刚受了政治上的委屈,再碰上家庭的变故,经受不了,一再嘱咐我妈此事不能告诉我爸爸。但是我爸从保安处放出的当晚我妈就对他说了。告诉我爸,她和邓力群是真诚的爱情,她从心里敬佩邓,崇拜他的学识和能力。我爸起身就出了窑洞,两人很快离了婚。我爸此后大病一场,差点叫伤寒要了命。事情闹开了,影响越来越坏。组织上只好出面干涉,把我妈下放到桥儿沟乡去当乡文书。邓力群居然追到那里,冒充丈夫,又与我妈同居了一个星期。我知道我妈和我爸离过婚,是我妈妈在文革中自己对我讲的。当然没有告诉我真正的原因,而变成了因为组织上怀疑我爸爸是特务,她也觉得他思想太右,俩人极合不来,才分手的。后经她的朋友反复作工作,方才复婚。
这是自己一辈子最后悔的大错。我妈的这个弥天大谎,可不是我那些孩童的小把戏可以比的。复婚后,妈妈就调到爸爸所在的《解放日报》工作。
平心而论,我觉得我妈和邓力群确实班配。我妈妈一生从来没有服过什么人。但是对邓力群确实是信服的。文革后,她给邓力群写信,想工作。邓力群找到黎澍,要把她安排在"历史研究"杂志。
梨澍伯伯是爸爸的挚友,文革中也深受我妈揭发之害,当然不要。邓力群似乎也没有办法。83年,我妈妈去上海,见到她早年武汉演出队好友,非常动感情地谈起与邓力群的那一段情。她仰在藤椅上,旁边放了一盆凉水,边谈边不断地用凉毛巾搭在额头上,激动地难以自已。89年马列学院50周年纪念集会,二人见面坐在一起谈笑风声。周围很有人看不下去。我真是觉得共产党多管闲事,剥夺了俩人的婚姻自由,造成了我妈一生的悔恨。我爸也因这倒霉的复婚而吃尽了苦头。我和我出生于干部家庭的好友谈起此事,大家都观点一致,甭管好人坏人,两个一丘之貉如果在一起自己觉得合适幸福,别人管得着吗?我曾直言不讳地把此观点告诉了我爸。我爸爸说,"那怎么可以。这样乱搞不是生活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党当然要干涉。你也别说风凉话,要不是和你妈复婚,也不会有你。"我大笑:"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你和我妈的复婚。而不遗憾我妈和邓力群没成。"
当年,为了他们的问题,一个月内组织开了五次批判会。田家英在会上说:"你们算什么爱情,是打游击嘛!"我妈曾说主席的秘书中只有乔木是正人君子。这恐怕和当年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三人对她的态度和评价有直接的关系。她对田家英最恨。庐山出事后,田家英给爸爸打电话,我妈妈立即告诉了组织,家里的电话因此被撤去。我妈受批判后,名声很坏,没有人理她。是她主动表示愿意和我爸复婚的。复婚时,曾亲手用极工整的蝇头小楷抄写了杨尚昆代表组织对批判大会的总结。
这份结论认为双方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邓力群。我妈妈那时因我爸的问题受牵连,加上她自己也有"自由言论",受到组织审查。邓力群是代表党组织审查我妈妈,帮助我妈的,而且自己已有妻子、儿女。却将被审查人招至自己的窑洞,谈话至深夜,及至同居,实在是太虚伪,太恶劣了。
杨尚昆的结论里对邓力群有这样的评语:" 第一,思想上最尖锐的是狂妄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发展到狂妄的程度。结果已是公然与党对抗。这个狂妄的个人主义有它的几个组成的因素:一个是自恃有八年的党龄。其实八年中在党内没有得到什么锻炼,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保持至今没有动。没有经过群众的锻炼,在延安的工作与生活是脱离群众的。再加中了相当深的教条主义的毒,这就是给那个狂妄的个人主义以一身漂亮的外衣。掩盖住了劣根性。并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够说出一套,听起来很好听,但是言行不符。再加上在党内受器重,有了地位,领导别人,就发展了'*'不平凡'*'特殊化的思想。整风过程中领导人家整风,自己的反省很不够。反而以为能够帮助人家整风,更增加了自己的包袱,以为自己不错。因为思想里有这一套,就自己特殊化起来,可以不管一切舆论,背着错误走。象这样下去,一定会向党闹独立性*吇菇惨唤材芰Φ奈侍狻*他究竟有没有能力?什么性质的能力?能力是有,是搬弄教条,概念的能力,是与群众运动脱离的。表现于整理材料,在概念中兜圈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没见过。不踏实,脱离群众,浮在上面,谈空话的时候多,经常有些教条在内。"这些话,时隔半个世纪,听起来还是令人拍案叫绝。
说的就是活脱脱现在的邓力群。不过这个人发展的已经不止是教条的问题他其实就没有信过什么共产党的教条,他当初对我妈的作法早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人是一贯以革命的名义,行一己的私利;口头上冠冕堂皇,肚子里男盗女娼。就连我妈最好的朋友都说,你妈要是跟邓力群结了婚,两个人对党的损害可就更大了。
我爸79年解放后,我妈其实是高兴的。她曾悄悄地对我小舅说:"听说李锐要放出来了。"小舅说他感到我妈的兴奋和萌生出的复婚的希望。我爸本人也确曾认真地考虑过跟妈妈复婚的事,问我的意见,我说:"你要是想多活几年,想有个幸福的晚年,就坚决不能复婚。妈妈是永不会改变的,那种恶梦似的生活不能再过了。"
这话后来证明确确实实是不错的。看到我爸不但没有复婚,连看都没去看她。她自己文革后实际一直被挂起来,没有正式工作。可老头子已到退休年龄,又在陈云的提名下进了中组部,并升格至中央委员,这是一些人始料不及的。我妈更是切齿痛恨,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她到处扬言不把李锐弄下来誓不罢休。她的突破口选了大闹生活费。
当年离婚判决时,我爸爸为了安心,每月给我们每个孩子每人20元的生活费(当时的社会标准,每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费是15 元。我妈的工资是197元,我爸只发120元的生活费,给孩子的钱占了一半。)文革开始,我妈受到机关很大的压力,就让我们孩子写信,告诉水电部不再要爸爸的生活费了。这笔钱,水电部并没有发给我爸,而是扣下了。我爸平反放出后,一贫如洗。因是文革前的冤假错案,按政策不补工资。水电部为了帮助我爸爸重新安家,就按当时停发给孩子的生活费的数额补给我爸一笔7千元左右的安家费。我妈就以此为借口,大闹不休,到处告我爸侵吞孩子的生活费。
后来水电部又按同样数额补给她一笔钱,她就是不要,以示她不是要钱,而是要让人知道李锐其人的“品性恶劣”。足见把我爸发配北大荒,大别山,及至秦城8 年都没能解她心头之恨。一定要让他分文不获,不能过一天好日子方才为快。这种狠,这种毒,让人胆战心惊。可见人们说我妈要是江青,会比江青还江青是没有冤枉她。
- Re: 我妈上了邓的床posted on 06/25/2009
That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one which I saw so far. - posted on 06/25/2009
如果想知道更多有关李锐,范元甄 或李南央的文章,可去 李南央·博客专栏访问。下面一篇文章有助你更多了解范元甄以及范元甄,李南央之间的母女关系 (全文出自李南央·博客专栏)
她终于解脱
李南央
母亲范元甄于2008年元月24日凌晨零点42分走了。只有我哥和我妹家及她单位很少的人在医院与她告别。遵照母亲临终的要求,哥哥至今没有将她的死讯告诉我。我是2月1日从长沙的表姐那里得到的消息,母亲临终前的具体情况我不得而知。
原以为自己会很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却意外地不能平静。下班回家的路上,莫名的悲伤袭来、逝去、复又回潮,左手把着方向盘跟随着湍湍流动的车流,右手擦拭着不断涌出的泪水。我没想到自己会为母亲如此哀痛:她这辈子活得太不愉快,太没有欢乐了!就这么带着一腔怨恨地走了……!
不久前,在网上无意间看到了母亲捐赠的一级文物——周恩来从重庆写给正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的她的亲笔信。少年时代,母亲让我看过周恩来送给她的一张照片。母亲指着照片对我说:“你什么时候门门功课都得五分,我就带你去总理家做客。”可我的政治课老得不到五分,因此一次也没能和母亲同去中南海做客。但是母亲从没有对我提起,周恩来除了照片还写有一封信。那封信的存在,是父亲告诉我的。他说周恩来当年给母亲写过一封情谊深长的信,还附有一张照片。看到网上周恩来信的影印件,我才敢肯定:父亲的记忆是准确的。信的原文如下:
元甄同志:
乘参谋长飞回之便,我写几句话问问你好。你现在当能想像我们在此地的忙碌、紧张和愤慨的情形。但是我们大家并不以此为烦恼。整个红岩嘴,曾家岩以及化龙桥 ——都是你曾经到过住过的地方的同志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手携手地肩并肩地一道奋斗,一道工作。有些人正在无言地走向各方,有些人正在准备坚持到底。紧张而又镇静,繁忙而又愉快的生活,两年来在重庆,这还是第一次体验。光荣的,是党给这次机会来考验我们自己,在被考验中,这一代的男女青年,是毫不退缩地站在自己岗位上,走在统一战线的最前线。
我和颖超常常提到你,想起你,觉得假使“小范”在此,也许会给我们以更多的鼓励,更多的安慰,更多的骄傲。元甄!对么?我相信你的血也在沸腾,你的心也跳跃起来了。不要急,伟大的时代长得很,学好了,奋斗的日子,试验的机会多得很,你决不是一个落后者。
夜深了,想想你的活泼的神气,写几句鼓励青年好友的话,也许正对我是一种快乐,而这种快乐我和颖超常常引为无尚荣幸的。
握你的手。
周恩来
(1941)二月一日
(按:皖南事变发生之后不久)
母亲人生的起步是多么地可圈可点:十七岁,已经是重庆《新华日报》小有名气的记者,写过不少颇得好评的采访报道;十八岁和我父亲结婚后即进入延安,在为成熟的革命者设立的马列学院学习。她那时能够得到周恩来夫妇的喜爱,是一件多么令人钦羡的事!而父亲当年的信中也是充满了对母亲的爱慕之情的,他1946年3 月5日给母亲的信中写着:“清晰记得联合国大会那天我偷着看你——你那天特别美,而感到的陶醉。”
看着母亲和徐姨妈(按:徐瑞璋,延安的第一个女播音员,播音用名:麦风,我一直称她为徐姨妈)并肩倚靠在募集来的、即将送给前线抗战将士们的慰问包堆上的照片,那神态是多么的天真无邪;那甜甜的脸庞和我记忆中的母亲是多么的不同!她怎么会从一个热情、活泼,人见人爱的小姑娘,变成日后那么个让人根本无法理喻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她后来的路怎么会走成那样,一事无成!
2002年的六月,我开始找手整理父母之间的旧时通信,至 2005 年的元月完成了八十多万字的《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1938年—1960年通信、日记集》上下两册的印刷,因此对母亲的转变过程,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开始对她有了很多的同情,不再是以前那样完全的批责。母亲从小娇生惯养的大小姐脾气,当然是不能不承认的内在因素,但是延安整风那场“精神污染”运动,实在是彻底地将她改造成了个“新人”的致命的、强大的客观外力。还是用我母亲自己的话来勾勒出那个轮廓吧,下边是她不同时期,写给不同人的几封信的摘录:
这两天心情很沉重。昨晚讨论了我,证明自己思想上的严重性。要做一个党员,真得重新脱胎。这是一个痛苦艰巨的斗争。我想最近时期内我们的共同生活中,应该有意识地注意到这些方面。
……
我很难过的,对于我自己,我是开始全面地认识到自己如何不够一个党员的标准。对于你,我觉得你还没有全面的,不姑息自己地来认识自己。而是躲在自己的所谓“长处”下面,总看到自己如何美好,如何以为自己都是美好的,所谓“改造”岂不无的放矢吗?
……
你记得我们在重庆时的雄心吗?我们曾想“别开生面”地生活。当然那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但是我们生活三年了,这三年真正在政治上的帮助是很不够的。头一个时候,你对我的一切帮助(如家庭观念),我是感谢的。我们为什么不是做得更多呢?我们也有过坏影响的东西,我希望两人都好好想一下。(摘自1942.11.17.范元甄给李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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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我二十年都没有乐观地生活,我对孩子只是发泄痛苦,不符合我的实际。我的痛苦在于“一个共产党员不能白活着等死。”我对孩子的“斗争”是严重的争夺下一代的问题。
……你有时间多多政治学习,清理思想,不一定多给我写信。听过你所说:“我不能照你的框框改造自己”,我就了解问题的关键了。我现在对你既不发怒也不痛苦。(摘自1976.4.29.范元甄给李南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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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所说我的心情不好,我只能当作你的好意来领受,不能要求你说的准确、对症,因为这不可能。举个例,“家庭破裂”一语,对我就不适用。我与李某有过二十年夫妻生活,那是一个有缺点的共产党员(真心革命而入党的)和一个假革命之间的一场阶级斗争。因为我的阶级烙印、世界观(包括恋爱观)的弱点很多,所以斗争时期长,过程艰苦;但就其结局言,是一场胜利的斗争。对我,是跟随毛主席进行路线斗争,并从中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幸福过程。别看这个过程中有眼泪,也有时痛苦,那却是虽有缺点的真正的战士才能理解与体验的莫大幸福。这场斗争为我在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批林批孔、当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准备了思想基础,使我能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我的惟一痛苦,就是我没有投身于这些伟大斗争第一线的机会。我的痛苦是战士而无战斗岗位的痛苦。……
我是在党内长大成人的,四十多年,受党培养、教育、信任,期望多,贡献很少,这是到了丧失劳动力的老年,无法自解的痛苦。几十年,我只有一件事比较对得起党,就是按毛主席教导认真解剖自己。从延安整风直到今天,我亲身体验,要能严于解剖自己,必须有勇气站在革命立场,用阶级观点重新认识自己的出身环境、家庭,而且要反复不断加深认识。
……
信写长了。告诉范茁(按:文化大革命中,母亲为我改的名字),要她好好想想,……我和她的分歧已经到了共同语言不多的程度了。
……我毕竟是一个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不承认有任何一种离开阶级内容的“感情”。(摘自1976.4.29.范元甄给巴悌忠的信)
一辈子成就了一件事:“按毛主席教导认真解剖自己”。这是什么样的人生悲剧!但这差点也是我的人生之路。我得承认,在母亲的教育下,在共产党的诱导下,我曾经是坚定地站在母亲一方,和父亲李锐划清界线的。我认同母亲的理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阶级的关系”,“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幸运的是,我在 17岁时远离了母亲,当了一个普通的工人,自立于社会。这让我有了摆脱母亲的束缚,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的机会。
在我刚刚与悌忠交朋友不久,母亲告诫他“范茁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不能正确对待有过李锐这个父亲的问题——也就是不肯清算那个家庭生活烙印。……这种感情使她不承认看人应用阶级观点作阶级分析,因她的立场问题还没开始解决,脑子里资产阶级观点情调占统治。”(1976.4.29.信)巴悌忠——这个工人的儿子,当然无论如何也站不到“老革命”范元甄的高度,按照她的要求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的女朋友——李南央。我也就此下决心离开母亲为我画出的人生轨迹,真正走自己的路。当我逐渐越来越明了亲人之间的感情应该如蓝天白云般纯净,当我用自己的眼睛越来越审视出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党的教导悖逆人性,我是多么地希望与母亲交流、沟通,希望她走出那“对得起党”的误区,使她的后半生能做些对得起用辛勤的劳作养活了她的工人、农民的事情。可叹的是,一个非党员的、一介草民的我,根本无法接近和触摸到“老革命”的母亲的心灵。
我最后的一次努力是请徐姨妈的儿媳妇,将一套《父母昨日书》送给了母亲,并附上了一封信:
妈妈:
听说你在找《父母昨日书》,请绿河姐转呈一套。我的思考都写在《编者感言》中了。
不管我们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有多么不同,我始终感谢你给予了我生命,让我从小受到艺术熏陶。否则我也不会有今天。
祝:好!
小妹(按:我的小名)
2006.4.
徐姨妈的儿子,蔚为对我母亲的看法和我是不一样的,他和他的妻子是真心将我母亲尊崇为革命前辈的。蔚为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辈就这样走了,太让人悲痛了!”可是他们去年10月24日去医院看望我母亲时,两分钟不到即被“送客”,并让我哥和我妹再也不要与他们来往,只缘他们曾充当了我的“ 信使”。
母亲在延安马列学院的同事,周太和伯伯的女儿告诉我,两年前,我母亲曾让我妹妹陪着去过她家。我母亲行走已十分困难,她要挽扶我母亲上楼梯,被坚决地拒绝了。我母亲说:“你们帮不了我,我自己走。”坚持着自己扶着扶手,艰难地爬完了那段楼梯。母亲是太倔强了,她拒绝任何别人欲予的帮助,无论他们是谁。但是她毕竟收下了那套书,我知足了,我十分地知足了!因为她一定会看到我在扉页上写的话:
谨以此书尽我对父母的孝道。
感谢他们用自己辛勤的笔,
记录下了他们那一代人生活的足迹,
我得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向更高处攀登!
去年的八月,我从周太和伯伯的女儿那儿得到母亲检查出了食道癌的消息。周伯伯的女儿说:你妈在电话中将检查结果告诉了我爸。她说不准备做任何治疗了,这么大的年纪,就算一个月掉一斤体重,一年下来还有120多斤呢。你妈十分坚强和豁达。
放下电话,我将情况对丈夫悌忠说了。他说:“你妈能把‘死’看得如此轻而透,就这一点,她不愧是大家出身。”我说:“我也十分地尊重,说明在这一点上她的信仰是真的,是真正唯物主义的,不是假的。”
母亲的病让我记挂,我不能不有所表示,即便清楚地知道,以她的性格,她是不会理睬我的。我自制了一张彩色卡片寄给了母亲,上面印了我们一家三口在女儿医学院毕业典礼时的合影和我家后院的风景,并写了不多的几句话,告诉她我惦念她的病情,敬佩她能够坦然面对。
后来在去年十月份的第55期《老照片》上,看到母亲针对我写的《童年琐忆》给《老照片》编辑的信。我以为她还有精力,能够再撑持几年的。没想到那竟然成了母亲和我最后的,也是多少年来唯一的一次思想交锋。她没能看到我在香港二月份的《开放》杂志上发表的,对她“来信” 的回应文章。
2 月1日和表姐通完话,我曾有过极大的冲动,想立即告诉“开放”的总编金钟先生,撤下我的那篇“回应”。待看到台历上那大大的“1”字,知道一切都来不及了。我坐在那里愣愣地想了半天:李南央你不厚道!很多人不但以为你不厚道,还会以为你简直是残酷——用这么篇文章为母亲送终!
我想起了章怡和的一句话:“如今舆论界提倡‘宽恕’。谁‘宽恕’谁?‘宽恕’当然好,但我不主张‘宽恕’。因为我们这里既无悔罪,也无清算。悔罪清算之后,方能宽恕。”
母亲对那些被她伤害过的人说过对不起吗?对别人我不知道,我知道她没有对小姨说过,没有对大姨说过,没有对大舅说过,没有对小舅说过,没有对我家的老阿姨说过,更没有对我父亲说过。母亲在与我断绝了一切来往,对我的生活情况一无所知时,还是说:“李南央现在是靠无孔不入的钻营手法在美国混,不择手段利用任何可利用的关系达到她各种大小目的。身边也有个圈子,都是这种人。现在气候适宜,混得很得意。”(摘自范元甄1999.8.20.给朋友信)。
对于一个曾经深重地伤害过别人,而至死没有些许歉疚之意,始终用“阶级斗争”的话语糟蹋人的“几十年的共产党员” 的人,任何的原谅都是虚伪和没有自尊的。宽容在这里不是美德,是回避、是遗忘。如果我们心中还有善恶曲直,如果我们尚存良知和勇气,我们就不能在没有思考、没有清算、没有忏悔时就翻过那沉重历史的一页。但是,我仍然无法摆脱母亲的影子,她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虚虚渺渺,模糊而陌生。听说她走得很快,很安静,我感到安慰。毕竟她是我的母亲,她给予了我生命。她这辈子过得太不愉快,太不快活,能够走得没有痛苦,能够终于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愿走完了最后的一段人生路程,选择了离去的方式,我为她高兴。走了,她就解脱了:怨恨、孤独、无奈、不甘,于她都灰飞烟散……!
2008.2.5. - Re: 我妈上了邓的床posted on 06/25/2009
回忆共产党老人的文章下这样的标题,大有不赶上中国现代时代不罢休的精神。但愿不是作者本人下的,否则也太低俗了。
- Re: 我妈上了邓的床posted on 06/25/2009
标题有些煽情和误导。 - Re: 我妈上了邓的床posted on 06/25/2009
这样的标题,一看就知道是编辑或转贴者改写的,违背原作者的意愿。
原来的标题是: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 Re: 我妈上了邓的床posted on 06/25/2009
原文很长,内容丰富,几年前早就在网上流传过。
某个网站缺乏抓眼球的东西了,就剪出这一段,安个没法更露骨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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