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美籍华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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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周政华
2008年11月19日
为应对突如其来的经济滑坡,11月初国务院公布了10条经济刺激措施,投资总额超过4万亿元。用2年时间、花费4万亿元,能否维持明后两年8%的增长目标?启动民间消费、拉动内需的关键何在?为此,本刊专访了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陈志武。
2009年经济形势会很严峻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政府已经将“保8%争9%”作为2009年经济增长目标,您认为未来4年内 4万亿元的投资能够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吗?你对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有何预期?
陈志武:按照这次4万亿方案,2009年增速达到8%以上会有困难。主要原因在该方案过多重视基础设施投资,仅铁路就占两万亿,而不是用这些钱重点刺激民间消费,放在降低老百姓储蓄压力、推动百姓消费。这种方案能带来的GDP乘数效应非常有限。大致我们可以这样来算。
全球危机于9月中、10月份恶化后,对中国出口行业的负面影响还需要几个月才能表现出来,所以,估计到明年上半年,中国沿海经济才见底,企业关闭、失业等等问题在那时会很严重。明年第一、二季度,GDP增速可能降到4%至5%左右。
其次,根据铁道部的消息,其两万亿中,今年年底前会花去3500亿,明年花6000亿。我们知道,铁路投资的经济效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对就业的直接贡献很少。这9500亿开支对2009年的GDP贡献,不会超过3000亿。
再次,剩下的两万亿元,即使明年花下一万亿,对当年GDP的贡献不会超过5000亿。当然,如果这一万亿用来给中低收入个人和家庭退税、补贴,比如,月收入低于5000元以下的大人和小孩、农民和城市人都得到1000元补贴,这一万亿会立竿见影,很快转换成GDP,其乘数相应会很高。根据我以前的研究,在各省投资产生的GDP效果很不一样。在北京和上海,每投资一元,第二年的GDP会增长0.4元左右,而在湖南、河南等这些历来投资少的中部、西部省,每做一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第二年能带来0.7元左右的GDP增值。综合以往的经历,如果假定这次投资对2009年GDP的乘数效应是0.5, 那么,在明年底之前会多投的一万亿元(铁路投资之外),能产生5000亿左右的新GDP。
按照这些数据,我们看到,这次经济刺激方案大约对2009年GDP能贡献8000亿元,相当于给GDP增速多加3%左右,而且这些贡献主要是在第一、二季度之后才更多体现。加上本来会有的4%至5%左右的增速,如果接下来没有其它刺激方案的话,估计明年GDP增速在7%至8%。当然,这是一个很粗的估计,有很多条件可能会发生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4万亿投资超出了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有可能加印钞票解决问题,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你如何评价这种可能性?
陈志武:过去几个月,石油和其它大宗商品价格都跌了一半以上,通货膨胀不再是威胁。这些年政府税收增长了那么多,使老百姓收入的增速远低于GDP,让民间消费怎么也上不来。从另一方面看,这让政府的财力多得无处花,去年有财政盈余,今年头6月财政盈余1.3万亿,所以,政府财力不是问题。
如果不够,政府还可以发公债。到今年中期,国债余额总值在5万亿左右,占GDP的18%,其中有16000亿是因中国投资公司的筹资而发的,去掉这一项,实际国债余额占GDP的13%左右。这些负债比远低于美国的71%负债比。
所以,没有用完的国债容量还不小,在这种关键时刻,利用发债的潜力不是坏事。关键要看政府拿到这些资金后,是以何种方式刺激经济的,到底是以低效的政府投资为主,还是在民间消费、在民生项目上下手呢?
“投资拉动经济”可能作用有限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政府目前已出台经济刺激措施中,扩大投资仍是主要手段,与1997年金融风暴相比,当前依靠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还有多大?
陈志武:没有以前大。跟1997亚洲金融风暴时期不同,这次恰恰是外需出口在严重下滑,而国内的老百姓又没钱增加消费,所以,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不足是这次危机的关键所在。如果此时的手段不是重点刺激国内民间消费,而是还把政府资金主要用在基础设施、工业项目上,到最后,这么多的工业产能给谁生产、东西有谁买?这么多的运输容量把货物运给谁、往哪里运?在国内外的消费都下滑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工业投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低效的做法。
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政府投资是否过头的办法,就是看政府的奢侈大楼、形象工程是否越来越多。1980年代,没有几个地方政府盖奢侈大楼,甚至90年代也很少,但是,到近几年则到处都是,这说明,不能由政府继续掌握那么多投资的钱了,是扭转“国富民穷”局面的时候了。
《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底以来,中国沿海大批工厂倒闭,这是否表明以投资促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您如何评价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对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影响?在此背景下,为应对此轮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国政府仍然采取投资驱动增长的路径,原因何在?
陈志武:从1978年到1990年代末,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原来工业基础落后、公路以及空运运输网络极差的状况下,由政府集中投资办大事,在效果和速度上都很快,那些努力为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后的新一轮高速发展,奠定了根本性的工业基础和运输网络基础。
但是,一个国家不能总是把资源用在“生产建设”和“基础建设”上,毕竟我们所做的方方面面的建设最终都是为了消费和生活。中国人建设了这么多年,从早到晚卖力气只知道进行生产建设,应该也有一个缓过气来的时候,有一个从以生产建设为重点转移到以消费为重点带动增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现在。
之所以这次经济刺激方案还是以投资为重点,主要是政策惯性。不是决策层不知道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以前都是靠投资带动经济,以至于成了习惯。这个习惯该改了,必须掌握靠刺激消费带动增长的调控手段。
政府收支需民主监督
《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出台的10项经济刺激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民生方面的原则性内容,诸如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您认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在民生方面,中国政府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设?目前中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体系仅覆盖少数人口,原因何在?
陈志武: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
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真是稀有地低。首先,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 ,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
为什么会是怎样?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
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媒体自由讨论。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民生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
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3%。在其它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DP的10.4%,而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这几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而且中国的医疗卫生经费大多还是为领导干部,而不是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
其次,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媒体讨论。如果征税权不能卡紧,民间的收入就无法与GDP同步增长,政府拿到的国民收入比重就会继续膨胀,民间消费当然就没有收入基础了。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2007年这更长的12年看,这些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共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只要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的增长当然难以实现。
上面两项都涉及民主宪政改革的问题。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政治改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涉及到经济模式能否转型的基础问题。
国有资产应真正实现“全民所有”
《中国新闻周刊》:针对国内消费难以启动的难题,您曾提出过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建立民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然而,这涉及到当前各阶层利益格局调整,您认为中国政府在何种情况下,会采取类似改革?
陈志武:民间消费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资产。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没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
为了让中国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消费的意向,我们就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
具体办法是,是把现有的央企国有资产、地方国企产权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中央级的一个、31省市分别个一个,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央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公民,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可以给当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
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消费预算中,否则,中国民间消费增长会继续缺乏资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比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模式?
不过,基于三方面原因,我对这种改革的前景还是乐观。
第一,十七大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如果没有财产,怎么能增加财产性收入呢?从这个意义上,我讲的民有化改革跟党的十七大方针是一致的,而且是具体实现这一方针的途径。第二,国有制的理念本来就是“全民所有”,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原来没有真正落实的“全民所有”给落实。第三,在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让每个中国公民感到更富,由此可直接减少储蓄压力,增加消费,这就能促进经济模式的转型。
- posted on 07/28/2009
兼顾一点反对的声音,这个“冀沧海”听起来像特约评论员的专用名字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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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学者”居心何在?——评陈志武的几个“学术”观点
冀沧海
“耶鲁学者”这个称谓相当耀眼,近年来经常闪现在我国大部分媒体上。原来这个称谓是特指美籍华人、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先生的。2008年以来,显赫一时的新自由主义在这次金融海啸中正被全世界抛弃,对比之下,一个小小门徒陈志武先生也决不能凭借耶鲁的牌子就可以在中国炒热新自由主义。陈先生认为,中国摆脱金融海啸的影响,扩大内需的唯一出路是国有企业和农村土地完全实现私有化。本文正是根据他的这一主张向陈先生发问:这位“耶鲁学者”居心何在?
陈先生造谣说,政府拥有中国70%—75%的生产性资产。他说:“当1978年开始改革时,中国几乎所有的生产性资产都为国有。但自那时起,改革就一直未包括私有化。目前,政府拥有中国70%以上的生产性资产。” (陈志武:《中国富强呼唤私有化》价值中国网,来源英国《金融时报》2008-08-13)又说:“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陈志武:《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政华 2008年11月19日)
陈先生胡说中国民间消费太少的根本原因是国有资产的压制。他说:“资产国有从根本上抑制民间的消费增长。没有消费需求,第三产业当然难以发展。”(陈志武:《 以私有化推动经济转型》《财经》杂志 总第215期 2008-07-08)他又说:“中国老百姓不是不想增加消费,而是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流入国家手中,而老百姓的收入来源完全以工资为主,没有什么资产性收入,于是民间消费难以增长”。( 陈志武:《中国如何应对美国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网,2008年10月01日 07:34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杨正莲专访陈志武)他胡说:“政府在中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不断上升,而这是以牺牲公民个人利益为代价的。”(,和讯网,2008年08月28日,来源:FT中文网, 陈志武:《加速私有化 百姓的收入才会更多》)他又说:“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陈志武:《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政华 2008年11月19日)
陈先生别有用心地指点出路,断言完全民有化是经济转型,增加消费,应对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出路。他说:“次贷危机的深化恰恰发生在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到尽头的时候。亦即,中国过去那种靠投资拉动增长、靠出口为快速增长的工业产能提供出路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将剩下的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让‘全民所有制’下的所有者具体落实到老百姓个人,这样,让老百姓以显性所有者身份直接分享国有企业的利润,直接享受到国有资产升值的好处。 换言之,通过将国有资产的民有化改革,老百姓才有增加‘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一旦老百姓也有了通过‘财产性收入’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这条渠道,民间消费增长就有了更强的基础,中国经济靠内需推动增长才有可能。……在眼前的经济转型压力下,民有化是一条根本性出路。”(同前文,《中国如何应对美国金融危机?》)他又说:“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来源同上文,陈志武:《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这里要特别注意,陈志武先生明确提出,要搞“民主宪政制度改革”。
陈先生提出彻底实现私有化的具体途径是“股改国资委,平分老百姓”。他说:“国资委转变成国民权益基金会,将国资委掌握的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都转化成国民权益基金会的股份,再将这些股份平摊到13亿百姓的头上,这样就可以大大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刺激中国内需的增长。”(陈志武:《股改国资委 平分老百姓》,和讯网新闻频道,2008年08月24日,来源:东方早报)当然,平分以后陈先生进一步主张“允许他们自由交易这些‘国民权益基金’股份。”(陈志武:《 如何从国有到民有?》(4),价值中国网 , 2008-09-22 )
对于“耶鲁学者” 陈志武以上的论点和论据,笔者只能以卑劣、荒谬、居心叵测来概括。下文将对这一判断作一简要分析。
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受全民委托,代理全社会大部分生产资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在陈先生看来,这就是“国富民穷”,只有资产阶级掌握了大部分生产资料时,“民”才可以富起来,尽管这个“民”不包括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大众。他持有这种观点并不使人意外,然而他却故意发昏,竟然说:“改革就一直未包括私有化”,好像不知道中国的私有制经济早已经占了2/3以上的事实,却编造出“政府拥有中国70%以上的生产性资产”的谎言。他说“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差不多是50万亿元人民币,11.9万家国有企业资产总计约29万亿元人民币,两部分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约79万亿。再来看民间,到20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21万亿左右”。根据这些数据,他就说:“ 差不多有76%的资产性财富掌握在国家的手里”。( 陈志武:《百姓收入为何赶不上GDP增长》,中国经济网,2008年08月13日 来源:《青年参考 》)其实,国有土地并非全是产生现金流和利润的经营性资产,甚至不是商品(也无市场价格);此外,“国有企业资产总计约29万亿元人民币”绝对不是净资产,包括了负债经营形成的资产,所以“国有资产的价值约79万亿”的结论根本不科学。更甚者,陈先生在以上数字中完全没有计算占最大比重的农村集体土地的所谓价值,只提到城市居民总资产,于是他马上就编造出“76%的资产性财富掌握在国家的手里”的奇迹!可是奇迹并不止于此!他还算了一笔大账,说:“假如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每年按照和GDP一样的速度升值,去年GDP的增长速度是11.4%,2006年年底价值为79万亿元人民币的国有资产增值约9万亿元人民币。去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是1.6万亿元人民币,国家收入总计约是10.6万亿,……而资产性收入加上财政税收(5.1万亿元),大概是15.7万亿元人民币”。(来源同上)“耶鲁学者”陈志武凭空说中国政府的年收入高达15.7万亿元人民币的目的是为了张扬他那“国富民穷”的谬论,激发人民大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众所周知,大规模私有化所造成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是我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而陈先生在论及我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时绝口不谈新生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却要在国有经济中找根源。他说:“资产国有从根本上抑制民间的消费增长”, “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流入国家手中,……于是民间消费难以增长”。所以,国富是民穷的根本原因,据他说,国富“是以牺牲公民个人利益为代价的”。对于这个论据,陈先生并未做任何解答,人们有理由追问陈先生两个问题:其一,私有制经济在我国已占主体地位,中外资本家们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只支付极低的血汗工资,从而引起几亿人的消费不足。请问陈先生,这一结局是由国富引起的?其二,国富就是政府拥有相当庞大的收入,按照陈先生的逻辑,这个收入没有直接或间接用于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所以才会有“国富民穷”的结局。请问陈先生,这个收入流向何方?莫非全部或大部分收入流入特殊利益集团的腰包?请出示证明。笔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经济才能消灭剥削,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那些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官僚买办分子,贪污腐败分子决非社会主义经济本身或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群体,是陈先生避而不谈的新生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究竟什么动因驱使陈先生鼓吹13亿人去“股改国资委,平分老百姓”呢?请看以下一段对话:《南风窗》记者问:“目前中国如果进行大规模的民有化,其中的腐败和权钱交易问题怎么解决?政治改革和私有化是否存在先后的问题“?陈志武答:“在一个缺乏对权力进行民主监督的社会里,才更需要民有化,让缺乏制约的权力没有腐败的资产基础。因为民有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可以在政治上起到制约权力的效果。国有制让人民从属于权力,这一点在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波普的《开发社会及其敌人》等书中均有详尽论述。而民有制则有利于权力制约体系的建立,因为大部分人有了财产特别是资产性财富后,会增加中产阶级的规模,人们实现自己财产价值的愿望会更强烈,权利意识会增强,会更理直气壮地对权力进行监督和质疑。因此,在目前政治体制改革难有根本突破的前提下,进行民有化改革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提升中国的民主。”(陈志武:《 如何从国有到民有?》(4)转引自价值中国网 财经 2008-09-22,另见其它著名网站,人民网2008-09-25,“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人民网大型专题报道”栏竟然也登载了这篇访谈文章,但删掉了哈耶克,波普和他们的书名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陈志武利用新自由主义头子哈耶克的观点诋毁全民所有制经济。哈耶克认为,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独裁和奴役的物质基础,而陈先生在这里说,国有制是“腐败的资产基础”,“ 国有制让人民从属于权力。”所以,他鼓吹把现有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完全“民有化”就是要摧毁现有的“权力”的基础,使有“资产性财富”的人“理直气壮地对权力进行监督和质疑”,从另一条途径上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突破”!简单说,变天应当是陈先生鼓吹“股改国资委,平分老百姓”的根本动因。
陈志武历来鼓吹土地私有化,其主要着眼点是“削弱官权”。他说:“阻碍农民致富、阻碍农民享受公民待遇的障碍之一是现存的权力结构,而土地公有不仅没削弱官权,反而加强了,使官权掌握了更多的物质基础。如果是这样,减弱官权的答案之一,不就是把土地权还给农民自己吗?”(陈志武:《农村土地私有化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凤凰博报发表于 2008-07-06 )又说:“上面讲的第一块资源——公有土地——如果能通过土地私有,那么那些官权就少了牵着农民鼻子走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了。而土地又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就只能求着官权,就不会有‘还权于民’。有了‘还产于民’才会有‘还权于民’。”
(来源同上)陈先生这段话的意思是,土地私有化使政府当局在农村的“官权”失掉了“最重要物质基础,”而土地私有化以后,土地必然向农业资本家和新地主集中,农村必然产生大量新雇农和新贫农。陈先生认为这个“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从陈先生鼓吹的以上谬论来看,他的意图是,中国现在的制度结构要进一步退回到解放前,以便毁掉我国政权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在完全私有制的基础上,实行他们的“宪政民主”。这个意图当然也是美帝国的意图。陈先生以上观点很难说是学术观点,而是低劣的赤裸裸的政治观点。其矛头主要对准我国的政治制度和尚存的公有制经济制度。陈志武先生已经入籍美国,脑子里灌满了哈耶克之流的新自由主义思想。问题是他凭什么可以在中国自由兜售这些反社会主义的货色?而我国不少重要媒体为什么还为他大开绿灯帮助他推销?
(《环球视野》)
- Re: “耶鲁学者”居心何在?――评陈志武的几个“学术”观点posted on 07/28/2009
究竟什么动因驱使陈先生鼓吹13亿人去“股改国资委,平分老百姓”呢?请看以下一段对话:《南风窗》记者问:“目前中国如果进行大规模的民有化,其中的腐败和权钱交易问题怎么解决?政治改革和私有化是否存在先后的问题“?
那边说吉林通化钢铁的改制困境,以前名噪一时的江苏徐工也发生过,好像最终是被外资吞并了? 其中的猫腻当然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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