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人类早期的生产方式主要以狩猎，捕鱼和采集果实为主。在这一阶段，人类就像大自然的幼儿，只需要索取，并不需要劳作。这一漫长历史时期造就了“童年人”的性格：只追求眼前收益，而不顾长远后果。然而，人类不是大自然的“宠儿”，其要求并不总能得到满足，此时就会面临生存危机。此后，人类的生产方式进化到了畜牧业和农业，在大自然的护佑下人类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谋生。俗话说：“求人不如求己”，农牧业的生产方式使人类的生存更有保障。这一时期造就了“少年人 ”的性格：期待未来，克制欲望，墨守成规。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对农业生产活动的鲜明写照。生活在城市的现代人往往会对这种田园生活有一种浪漫的憧憬，然而，古代农民的真实生活却是相当辛苦而乏味的。古诗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日复一日而年复一年地过着这种艰苦的生活，人们往往需要一种文化和信仰的支持。在中国儒家的礼教为农业社会提供了一整套行为准则，每个人在家庭中都能找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而且，这种设计能够使人们产生“明天会更好” 的感觉，因为在家庭中年岁越大就越受尊重。然而，最终人们总要面对死亡，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靠祭祖的传统了。我们的祖先认为，世界有两个空间：“阳间”和“ 阴间”。人们可以在这两个空间之间不断转换：在阳间去世以后进入阴间，然而还可以从那里重返阳间。所以，在古代人们在家中都供奉着祖先的牌位，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生命的延续。这种传统使中国人十分注重子嗣，因为一旦“断子绝孙”，将来就没有人再供奉自己和祖先，结果就会变为“孤魂野鬼”。所以古人认为：“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中国人的生育观是一把双刃剑，其正面的意义是使我们这个民族历经多少磨难依旧繁衍不息，其负面的意义则造成了周期性的社会动荡。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对这个规律进行了总结：人口可以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生产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人口增长的结果总会导致饥荒的出现，如果不出现瘟疫就会有战争，直到人口的数量降到粮食生产所许可的范围。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世界人口的增长，就会发现人类如今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在公元元年，世界上大约只有两亿人口。经过了一千年，世界人口才增加一倍，达到了四亿人。又过了近八百年，世界人口才又增加一倍，达到了八亿人。此后，世界人口的增长就明显加速了，因为动力机械的使用使人类的生产力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到了１９００年世界人口就达到了１６亿，只用了一百多年就翻了一番。再过了６５年，世界人口又增长了一倍，达到了３２亿。此后仅用了４０年人口就又翻了一番，在２００５年达到了６４亿。从世界上的粮食总产量来看，目前还能够满足全球人口的需要。但是，粮食的生产和消费在地理分布上是很不均衡的，一旦温室效应导致剧烈的气候变迁，世界上很多地区就会出现大饥荒。如今在全球蔓延的Ｈ１Ｎ１流感也许就是对人类的一次严重警告。

在西方人们没有祭祖的传统，取而代之的是教堂。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希望死后能有个归宿。但是，在西方大家的归宿是同一个天堂，因此西方人的集体意识比较强，容易形成公民社会以及跨国公司。而东方人的归宿以家庭为单位，因此，东方人的家族意识很强，所以容易形成世袭的集权社会和家族企业。在东方人际关系从来就是不平等的，总要分出个高低贵贱和远近亲疏。结果就会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家族性的腐败。不过，这种弊端在中国将会逐步消失。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落实，目前在中国绝大多数年轻人已经没有兄弟姐妹了，家族这个概念将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中国的未来走向必定是公民社会。

失去了家族的归属感，如果也没有宗教信仰，人生就会变得十分空虚了。特别在美国的移民，生活根本没有保障，心里始终有一种“走钢丝”的感觉。“少年人”对这种生活很不适应，他（她）们迫切希望过稳定的生活。这种心态和农业生产活动有密切关系，尽管大自然也会偶尔出现一些不可预料的灾害，但是，总的来说有其固定的规律。此外，农业生产使人们的注意力从眼下扩展到了未来，因此，从春种到秋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过程。与此同时，人们也由此联想到了人生：“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古诗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对于“少年人”来说伊斯兰教也许是最理想的选择，无论是稳定还是永恒都能够得到保证。

“少年人”的生活不像“童年人”那样充满乐趣，走在漫漫人生路上他们往往觉得苦难远多于欢乐。如果没有宗教与家庭的慰籍，孤独的现代人往往用忙忙碌碌的生活来掩盖内心的空虚。然而，在心灵层次上这无异于向“童年”的方向退化。如今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后宗教”运动，人们开始抛弃各种宗教的历史包袱，摆脱了其陈腐说教的羁绊，而是敞开心扉来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当人们的注意力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心，就开始进入了“青年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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