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http://www.lifeweek.com.cn/2009-09-22/0002926128.shtml
今年夏天是新导演扎堆的夏天。人到中年的姚树华拍了《白银帝国》，刚刚30岁的杨庆拍了《夜店》，从美国学成归国的金依萌被章子怡看中拍了《非常完美》，演员俞飞鸿拿出了《爱有来生》，《大明宫词》的编剧郑重拿出了他的处女作《气喘吁吁》。

从故事上看，《气喘吁吁》本来很有卖点：一个快破产的美国人想来中国扎钱，因为听说中国现在的钱好扎。他找的冤大头是葛优扮演的中年商人，然而住在他宾馆房间对面的山西煤老板不知怎么硬觉得这个美国人头上有佛光，出钱要买他的公司。在这个蒸蒸日上的中国，他遇上了一连串匪夷所思的事件和人。

然而也许是名字取得不好，《气喘吁吁》至今还在气喘吁吁地追求着票房4500万元的目标。影院外，刻薄的影评人们已经拿这部电影百般开涮。郑重说，有一天他专门上网去看影评，看了一天，觉得“骂得我腰直疼”。

影评人的刻薄自然不是全无道理，影像质感的粗糙，演员表演方式的不统一，叙事线索的不明晰，象征式、舞台化的场景都会让普通观众感到困惑。几个活得非常神经质的人物对于习惯了并依然期盼一部商业电影的观众来说，口味有点太怪异了。一部实验性质浓郁的影片，却偏偏去追求商业上的成功。在两种诉求的冲撞中左支右绌的导演，郑重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可是郑重说，这正是他所要追求的效果。他认为《气喘吁吁》正是他想拍的那类电影——CULT电影。

他是个有趣的人。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的头发梳成了《丁丁历险记》里那样的飞机头。8月底9月初的天气，他上身套了一件白线衣，下身却是一条沙滩裤。这种诡异的冲撞式搭配，和他的电影呈现出来的趣味很是相称。

郑重做电影的原始动力，和一般渴望做导演的编剧并无二致——希望能得到对自己剧本更多的控制权。“电影得自己写自己拍，自己写别人拍了会损失特别大，因为电影花的心血要更大，尤其是当代题材。《恋爱中的宝贝》其实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没有什么特技，从来没有写过特技，只有两三处，就像现在这部电影一样。那部电影本来应该是年轻人的一种忧伤的东西，纯知识分子的那种忧伤，应该是像《37度2》那样的电影，有点小幽默。但实际后来就变成了另一种样式，但很多人喜欢那种样式，我觉得《恋爱中的宝贝》最后呈现出来的完全是李少红的一种成就，跟我几乎是没有关系的。”

《恋爱中的宝贝》之后，郑重尝试写了一个歌剧，从2002写到了2005年，“之后就非常艰难地写了好多东西，非常艰难地想走导演这条路，因为很多人不相信，试了很多这样那样的主意，想做导演，最后也都没做成”。

最后，还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大环境帮了他，每年不断增长的电影票房，让投资商敢于给一个没接受过电影导演训练的新人一笔资金。《气喘吁吁》拿到的制作费用是1500万元。郑重说，这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一直牢牢地在他的控制下。

对于他想要的CULT电影，他的解释是：“自己就是一个世界，它没有可以借鉴的资源。”他认为，勉强可以类比的，比如昆汀的《低俗小说》，比如周星驰的一些片子。

“你喜欢费里尼的电影么？”他问记者。

“早期的电影，比如安东尼奥尼、费里尼那些导演，他们的片子都有很浓的舞台味。至于更早一些的默片，本身就是舞台剧。包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影片，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欧洲的，有舞台感，表现力都很强。现在的电影表演跟那个时候已经完全是两个含义了，现在是怎么平淡怎么来，镜头去找演员，追求的是一种生活化的表演。我很喜欢那些老电影。我希望在这个戏里让大家看到有造型感的表演，有舞台痕迹的表演。”

郑重说，在美学上，他是一个“目空一切和没有纪律的人”。“在导演技巧和对电影本体的认识上，我和现行的中国电影的范式有特别大的区别。首先我不重视技术，我和我的摄影师说的第一句话，我觉得这特别重要，我说：‘你就把这部片子当成30年代的电影来做，那时候没有这么多技术，甚至没有这么多镜头，但是那个时候写故事，我认为是最有力的。’”

这种美学观念在导演现场给他和制作团队的磨合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在现场遇到的问题是中国任何一个导演所遇不到的，我需要大量地把自己的意思告诉当事者，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在干吗，而且我也有很多阻力”。

“我的构图，我进到一个场景后我的直觉，这些都是非常自由的。我知道什么对叙事有力，我喜欢灵机一动。为此，我们的摄影和我经常有一些冲突，因为我老说要自由，我就这么感觉所以就这么拍，我认为没有导演技巧这么一说。”

对于演员表演方式的不统一，他如此辩解：“这个电影中有三种表演方式，我觉得非常好。我认为不用协调他们，一个人的表演方式、一个国家的表演方式很大意义上出自于这个国家的人格。所以说，我假如想要一个典型的美国人，我就得让他按照美国人的表演方式去演。而葛优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也在按照他习惯的表演方式去演。至于林熙蕾和陈伯霖，林熙蕾在电影里想做一个台湾人，但实际上她是一个保定人，所以她的做作都是对的。我没有必要协调他们。”

然而他也承认，表演方式的混乱给观众造成了理解的混乱：“从表演上讲，大陆演员的表演，有点太走心，所以他们太成功地把观众带到了他们抑郁的状态中去，而这是我不需要的，恰恰是这一点，我觉得是我控制上的失误。演员要懂得拿自己的人物开玩笑，喜剧的窍门正在这儿。”

尽管如此，他不能回避一个事实：之所以选择葛优，正因为他是这部电影里唯一可能为他吸引来票房的演员。

“为什么我找葛优他们来演？因为我知道，如果不找他们来演，这个片子就会被淹掉，前期我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必须克服，我得把他们都留在这儿，我就觉得有一种形态能最大范围地和观众见面，哪怕挨骂，那也是见面了。”

葛优成就了这部电影和更多的观众见面，但无法左右和电影见了面的观众都喜欢这部电影。观众也许看不出演员表演方式的不统一，但却能感受到电影叙事的分散。郑重说《气喘吁吁》“某种意义上，它没有主线”，而没有主线是商业电影的大忌——实验电影可以是混乱的、不明确的，但商业电影的观众永远要求能从电影中找到生活的确切答案，以帮助他们排遣日常生活的无常带给他们的焦虑感。

还好郑重并不是一个听不进不同意见的导演：“尽管我腰疼，但是观众的任何反应都是对的，没有错误。比如我特别欣赏一个人写的，虽然特别负面，但我觉得我和他能成哥们儿。”

这个人的意见是：“这部电影就像一桶热气腾腾的泔水。”郑重觉得他的描述很准确：“我觉得泔水这个比喻特别好，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感觉，就是看完后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它特强壮又臭烘烘的。我觉得这个人有Pop的灵魂，他在描述一个事情的时候是用感官描述，反倒准确。相反那些讨论在意义上的缺失，或者问我你到底要干吗的问题，我不想回答——我什么都不想干，我就想说这几个人，这几十分钟。”

或许，《气喘吁吁》的真正问题出在这里：“我和观众的关系，这部片子的问题就出在这儿。我娴熟地运用我认为的规律，我所倾向的关于电影的一切，就是观众的习惯是多大的力量，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郑重也不是一个没有世界观的导演：“我觉得这个世界永远是混乱的，但是不可怕。在这混乱中，每个人的感受是虚妄的。虽然它是混乱的，但也并不总如你想的那样，有时候更混乱，有时候没那么混乱。一切客观都是主观感受的结果，那些幸福的人，那些能比较平静的人和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那些抑郁的人也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所以，混乱是无法解答的，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国。”

在这一片混乱中，他觉得有一种内在的秩序：“善意，内在隔膜的打破，因为毕竟有种东西叫做友谊，有种东西叫做爱。那就是为什么葛优在最后要爬到妻子王灵丽的怀里，我写的时候也在想，要不要煽情一点儿，因为他们俩都是非常好的演员，演得一定能让观众哭出来，那一场戏是整部戏非常精彩的部分。”

然而郑重接着来了一句：“但是我就不。”——毫无疑问，他是个有个性的艺术家。只是既然导演没有能够超越表象，观众自然也无法跟随导演超越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