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师表》的尴尬
刘慧儒
提起诸葛亮的《出师表》,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有前后两篇。白居易写过“前后出师遗表在”的诗句,苏轼也曾无区别地称“出师二表”。然而,《后出师表》的真实性却颇有争议。陈寿在《三国志》中不惜笔墨全录《出师表》,却只字未提《后出师表》,在他编纂的《诸葛氏集》里,后者也付阙如。《后出师表》得以传世,是由于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全文征引。引文源于《汉晋春秋》,《汉晋春秋》又引自三国吴人张俨的《默记》。
不少人认为,既然“良史”陈寿未提,那么《后出师表》多半属后人伪托。可是,翻检一下古文选本,《后出师表》每赫然在列,署的自然是诸葛大名。显然,编书人、读书人都不愿相信,最能体现诸葛亮高风亮节的名句“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后讹传为“尽瘁”),不是他本人的肺腑之言,竟乃出自赝文!
《后出师表》到底是不是诸葛亮所作?裴松之征引时,想必心已存疑,故特说明原始出处,以撇清文责。到了乾嘉考据盛行之时,袁枚跳出来斥之为伪作。理由是,出师临征,当以气夺人,《后出师表》却先自怯馁,“上危主志,下懈军心”,此虽至愚不为,而况诸葛。上世纪中叶,受过“科学主义”洗礼的傅斯年也称,《后出师表》“若果决而实忧疑,若奋发而实不振”,即使不算“败北主义”,也脱不掉悲观论之嫌,诸葛亮伐魏,志当必胜,必无漫作此等泄气话的道理。在众多史论家眼里,《后出师表》之伪,凿凿已成定论。
《后出师表》若非诸葛亮所写,作者是谁?现成的答案是“好亮者”或“好事者”。不过,“好事”也好,“好亮”也罢,作伪者既然意在乱真,理当尽量仿效《隆中对》、《出师表》等作品才是。事实却不是这样。《隆中对》的诸葛亮英气勃发,指点江山,犹胜券在握;《出师表》虽内敛沉潜,但必胜之心,溢于言表。《后出师表》不仅绝口不言取胜,行文也不似前者气壮而语畅,倒像是恐人不信而回环往复、申之不已。后人对照二表常发出冰炭两途之叹。《出师表》曾明确提到伐魏的目的,即“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也做了类乎军令状的承诺。在首战不利的情况下,《后出师表》一面竭力主张出师,一面却又间接承认胜算不大。如此低调悲观,若出自“好亮者”之手,则正如袁枚所说,乃欲誉之而适以毁之。“好亮”而不去大书诸葛亮踏平秦陇、饮马河洛的雄心,竟让他以“何能必胜”之类的话塞责,于理于情都不合。若说“好事者”意欲解构孔明用兵如神的神话,那么,尾段兵事难料云云,倒又像是伏笔,预先为诸葛亮出师无功开脱。再说,一个一心想揭孔明智短的有闲文人,岂会想出“鞠躬尽力”的话来营构一个无怨无悔的忠臣形象?! 反过来,想彰显诸葛亮高义的人,完全没必要拐弯子贬低他的军事才能,暗示他无胜算而轻启战端,侥幸以逞。
一连串的疑问,一连串的尴尬,还是回到文本。通览《后出师表》,全文都在为出师辩护,篇首强调先帝遗命,中间列举当战的理由,结尾申明己志。
先说刘备遗命。三分割据,蜀国最小也最弱,没有并吞魏吴的实力,不过倚仗天险,也暂无被灭之虞。刘备死后,似应休养生息,徐图大业。表中提出伐魏,并没有从战略上论证其必要性与可行性,只是笼统地归结于先帝遗命。众所周知,刘备晚年对挺进中原兴趣缺缺,临终嘱托也算不上什么伐魏的“既定方针”。虽说《隆中对》拟以荆益两州之兵分取宛洛和秦川,但荆州失守,这一计划实已告吹。刘备从称帝到去世,除了临终嘱托,史书里找不到他谋图霸业的只言片语。关羽死后,赵云曾劝阻他伐吴、提醒他“国贼是曹操”,他也听不进去。由此推知,托孤时“终定大事”云云,更多是人之将死时的泛泛之语,当不得真。仔细推敲一下刘备的苦心安排,不难看出,他真正放心不下的不是尚未收复的汉家天下,而是怎么保住蜀中的小朝廷。刘备的心思,诸葛亮不会不明白,可表中却口口声声把伐魏说成无可辩驳的先帝遗命,相当耐人寻味。退一步讲,就算刘备伐魏方能瞑目,那诸葛亮也应该在执行遗命时视实际情况而动,因为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国家利益远比君主一时的意志重要。古代之所以设谏议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当君主意志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能有人站出来犯颜直谏,劝君主放弃自己的主张。臣下出于国家利益违拗上意,正是更高意义上的忠君表现。将在外,君命还有所不受呢,况且刘备已死、其遗嘱并没说非伐魏不可。事实上,后人批评诸葛亮伐魏失策,没有以他不得已行君命而为之辩解。《蜀记》就曾写到,谈论者每每指责他“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人们不批评刘备,是因为,即使他有伐魏的遗命,也不会强求别人罔顾国家利益而盲从。战与不战,最终当由执事者审时度势后做出抉择。《后出师表》把伐魏作为先帝遗命,又理所当然地把这一遗命定为国策,无形之中放弃了对这一干系重大的战略决策的审视与考量,同时也就撇开了当事人自己的责任。这种做法,与人们印象中思维缜密、谨慎负责的诸葛亮形象不相符。
再看文中提出的出师理由。一共六条,归结起来有三点:一、不战不能得天下,反会使敌人坐大;二、吃败仗没关系,不能指望一战而定;三、蜀国地小人寡,拖不起。这三点,说白了就是:非战不可,败了也得战,得速战。这里,作者要传递的信息再明显不过了,就是一个字——打。但措辞委婉,不正面言战,仅间接说,不打则是“臣之未解”。至于论证,却出奇的薄弱,比类引喻,也不很恰当。乍看之下颇有些道理,细究起来,或多或少都成问题。首先,坐得天下并非不可能,周文王就是修德怀远奠定周朝基业的。至于其子武王后来伐纣则是“以天下之所顺,攻天下之所叛”,不仅没遇到抵抗,反受商民箪食壶浆的欢迎呢。说使敌人坐大云云,与当时实情也不合。天下三分,魏据泰半,不“坐”已最强,再“坐”也大不到哪里去。其次,一战而定天下自然不现实,但蜀国资源少,没资本长年以战事奉陪强邻,尤其吃不起败仗——不仅物力人力赔不起,心理上也输不起。蜀人历来闭关自守,对出蜀道攻掠外域素无兴趣。倘有利可图,倒也罢了;如果长途跋涉仅只伤财送命,自然无法接受。这也是为什么失街亭后“议者谓为非计”的原因。第三,蜀国地小人寡,更要恤兵惜物,不打无把握之战,不能效法曹操屡败屡战。当年曹操败而转胜,不能因而期待现在伐魏同样会先失利而后赢。另外,说驻军与行军劳费相等,从而得出守不如攻的结论,更是有违常识。蜀魏交兵,出入蜀道劳费甚巨。我们知道,出祁山一次次修栈道,运辎重粮草,进军退军,大大损耗了蜀国的元气。至于攻与守的得失,兵法讲“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攻方兵力当然得强,否则就会陷入胶着状态,进退两难。如果采取防御措施,守在万夫莫开的关隘,以逸待劳,劳费必会少得多。凭借一隅之地,与强敌是完全打得起消耗战的。六条出兵的理由,不可谓不多,竟没有一条说得通。作者既然主战,至少应该回答为什么危后必安、为什么攻优于守这两个最根本的问题,而他却只是虚晃一枪。行文貌似翔实谨严,实则疏阔草率,不比诸葛亮的风格。
文章最后说,世事难料,成败利钝无法逆睹,所确知者,唯有自己“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总之,是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与命运对着干的精神,“不自惜”的自我砥砺,若限于个人对理想的执著追求,诚然令人钦佩。但兵者凶器也,事关立国之本和民众的安危生死,一己“死而后已”关系不大,问题是,战争的魔盒一打开,就会有千千万万人跟着殉葬,即使是正义战争,没有必胜的把握硬打,也是不明智的,至少是不负责任的。可见,伐魏与否绝非诸葛亮一己之私事,它关系到百姓的身家性命,需要通盘考虑、理智抉择。
一篇《后出师表》,作为论证是否应当伐魏之作,雄辩是雄辩,然缺少思辨力度和内在逻辑,能服人之口,却不能服人之心。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从头到尾都不像出自诸葛亮之手。假若当年陈寿看到此表,想必也会视为伪作。可是为什么偏偏这篇文章,总令历代文人志士一咏三叹、赞赏不已呢?平心而论,《后出师表》虽论理不足,但在那低调而沉潜的执著之中弥漫着一股悲情,极具感染力。人们推重此文的原因,除了其美学价值外,主要是闪耀在字里行间为报知遇之恩奉献一切的人格精神。问题是,这篇不像诸葛亮所写的文章何以能让千百年间无数读者坚信其真实呢?这不能不说是个谜。或许《后出师表》的含糊其辞,从侧面反映了诸葛亮难言的尴尬处境,与读者的模糊印象正好契合。
说诸葛亮处境尴尬,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刘备临终托孤,寄望他“终定大事”,孔明“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一心扑在复兴汉室的大业上,义无反顾,并无半点困惑和疑虑,何尴尬之有?倘若把诸葛亮出祁山伐魏仅仅看成是执行君命,未免过于简单了。这里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刘备之死。当然遗嘱也是君命,一样得执行,即使没有三顾茅庐,诸葛亮也断不会把先君遗愿置诸脑后。问题是,刘备一死,诸葛亮不仅失去了与君主的所谓鱼水关系,而且有了生存危机。阿斗即位,诸葛亮的顶头上司是一个信谗好逸、了无责任心的弱智少年!虽说刘备责成皇子们父事诸葛亮,甚至还给他留下句“可自取”的活话,但两人都心照不宣:蜀国的第一把手不是诸葛亮,而是刘禅。刘备死后,诸葛亮又是封侯,又是开府治事,兼领州牧,事无巨细,都由他做主,似乎拥有从未有过的执政空间,可以大干一番了。可他毕竟不是国君,头上永远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按理,后主应该庆幸有这么一位尽忠尽职、两朝开济的老臣,没有理由自毁栋梁。但刘禅和诸葛亮的矛盾是显见而不可调和的:前者贪图享乐,后者勤政敬业,可以说两者都达到了一种极致。虽说这只是个人作风,不影响他们治国安民的共同心愿,但由于两人地位特殊,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迟早会引发决策上的龃龉和冲突。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生活态度的对立,不止于个人好恶,它势必导致民心的向背和朝中大臣的派系化。诸葛亮建议后主“亲贤臣,远小人”,说明他非常担心后主身边形成一个“小人”的圈子。面对这一隐忧,他除了建言,并不能做有效的防范。以刘禅的角度看,“贤臣”都在诸葛亮一方,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他的“政敌”,如何亲近得?这位难免有失落感的君主只有被群小捧着,才会觉得满足、才能获取某种心理补偿。在这一吊诡的格局里,诸葛亮越是忠勤受拥戴,后主就越不开心。笼罩在诸葛亮道德和实权双重优势的阴影下,刘禅日子过得不舒坦也不踏实,心里无疑很窝火。身在此境,若不能痛下决心改变自己,谁都会想办法改变现状的,何况是至高无上的一国之君!当然,刘禅初登基时才十七虚岁,很难有所作为,但他总有一天会亲政。一旦大权在握,左右又有小人进谗蛊惑,诸葛亮处境之不妙,可想而知。昏君之为昏君,不仅无德无能,往往还性情乖张,难免做些匪夷所思的事出来。对这一点,谨慎如诸葛亮者,绝不会没有认识。他的困境是,既要保全自己,又要维护昏君的地位和权威,一公一私,是为两难。而他又不能舍身奉公:作为西蜀赖以立国的道德化身和精神支柱,诸葛亮舍身无异于毁国,求自安也就是保社稷。忠臣自安,可以体现君主的正当性;身遭不测,则会凸显君主的昏庸和暴戾——这是诸葛亮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
遭不测的担忧并非过虑。诸葛亮尽忠一生,死时内无余帛,外无盈财,以时服薄葬于荒山。我们仅从后主对立庙一事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对诸葛亮的芥蒂有多深。《诸葛亮传》记载:“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后主下诏为诸葛亮建庙,似为追念先贤,其实远非如此。按当时习俗,为死者建庙不算什么,所谓“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诸葛亮功盖三分,死后多年,后主一不为立庙,二不让配享,实在有悖常情。《襄阳记》载,当时许多地方请求建庙,朝廷不允,百姓只好在路边野外私祭。事官建议在成都为诸葛亮立庙纳祀,后主还是不答应。后来群臣联名上表恳请,这才让步。这些大臣可能深知后主的心思,故而提议把庙建在墓地附近,祭者“皆限至庙”,以根绝私祀。试想,诸葛亮的葬所远在定军山野,此举名为立庙,实乃禁止各地百姓追思祭祀。如是建庙,后主也并不乐意,否则,他点这么一个头,为何花了近三十年的功夫!是时,蜀国已危在旦夕,建庙恐怕也是临阵抱佛脚,让诸葛亮在天之灵保佑小朝廷平安罢了。总之,就是这一年,诸葛瞻与他刚成年的儿子诸葛尚阻击入侵魏军未果,血战身亡。旋即,后主就像没事人一样搬到魏都洛阳做他的“安乐公”去了,压根儿不理睬那些气得“拔刀砍石”的蜀国将士们。一个对江山社稷存亡不怎么在乎的皇帝,想来也不会把重臣义士太当一回事。谁要不识趣打扰他由群小簇拥着行乐的好事,就会对谁心存恚恨。就算本意不欲去之而后快,也很难经得起佞臣宦官喋喋不休的教唆和摆布。
对于死诸葛,后主尚且摆出一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样子,不许他的幽灵在成都游荡;活诸葛过日子岂能不如履薄冰?蜀国望气者说“都邑无宰相位”,虽是迷信谶语,不足为征,但也间接反映出在后主手下主政的不易。后来的姜维,就是因后主听信谗言,深自危惧,“不复还成都”的。以诸葛亮的高明,君臣之间的矛盾和戒备,自然不会太着形迹。出师伐魏,就是他躲避刘禅的一步高招。
一打起仗来,刘禅多少会有点危机感,不得不倚重诸葛亮。飞鸟未尽,良弓可用,此其一。其二,既然打仗,就有败的可能。败了,刘禅更得抓住诸葛亮这根救命稻草不可。不管出于趋利还是避害的考量,刘禅都很难舍弃诸葛亮。
现在,我们且看看诸葛亮这仗是怎么打的。
从战略角度看,伐魏如志在必得,理当尽力攻城略地,至少要打击敌军战斗力。诸葛亮却不直接从汉中挺进关中,而是采取迂回战术,把主战场定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形同鸡肋的边地祁山。蜀魏双方都得长途跋涉,相当于各自奔赴第三地,搞疲兵对峙。说是打仗,实际上精力和时间大都耗在了运兵和屯兵上。出师时轰轰烈烈,到了战地已是强弩之末了。对这种不痛不痒的打法,魏延就颇不以为然,他提出领一支奇兵单刀直入,插进魏国腹地。这一方案孔明却弃之不用,理由是冒进太危险。他声称要稳中求胜,弃鲸吞而取蚕食。然而,他对攻城略地持的却是一副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打下的地盘往往又拱手让出。对占据魏土,诸葛亮并无相应的兵力部署,恐怕也没有什么心理准备。他奉行“减兵省将”的策略,不要说很难打败强敌,即使侥幸获胜,也无法守住攻克的城池。
再看战术。诸葛亮作战一般事先会比敌人多想几步棋,即使与劲敌交手也能做到游刃有余。但祁山的战事却断断续续,不太顺畅,既无具体的战略攻击目标,也看不出贯穿在军事行动中的战术思路来。不仅如此,还常常处在被动之中,每又粮草不继,最后只好班师回蜀。诸葛亮善用巧兵,但巧兵要成功,手中得有令敌人畏惧的王牌,也就是说,须有实力作为后盾,必要时打得起狠仗。诸葛亮复出祁山,兵少物资不足,一直避免消耗兵力的正面大规模冲突。他用巧兵只能诱敌以利,不能驱敌以害。一旦敌人不为利所动,往往变得无能为力。
总的来说,出师祁山是失败的。鉴于此,陈寿给了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评语。可是,陈寿哪里知道诸葛亮的苦衷呢?伐魏无望,这诸葛亮不会不明白,为了避祸他这才不得已玩战争。但玩要玩得像真的,因为一旦被人看破,就没有玩的借口了;但又不能玩得太过火,若大打起来,则会输掉继续玩的本钱。要兼顾两头,也真难为了诸葛亮。他斩王双、射张, 象征意义大,对伐魏大计却无多少裨益;而搞迂回,设疑军,打运动战,牵制敌人,这才是本意所在——保存实力。要不是玩战争,诸葛亮数出祁山,不可能没有惨烈的战争场面。事实上,只有街亭之役损失较大,那是因为马谡有违孔明节度所致。当然,即使把伤亡控制到最小,玩战争仍然是不道德的。诸葛亮对这点应该比谁都清楚。他长年伐魏,一直出奇的谦卑低调,有功不愿受贺,失利则自责求贬,尤其是对士卒体恤有加,甚至还说出“一夫有死,皆亮之罪”的重话。凡此种种,除了因自己避祸累及他人而愧疚外,殊难找到更合理的解释。
《后出师表》与诸葛亮的伐魏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内里藏着不可道破的玄机。从这点看,此表也许诚为诸葛亮所写;若系伪作,则作者对诸葛亮的尴尬处境和内心活动把握之准,令人叹绝。究竟是真是伪,倘无旁证出现,想必会一直争论下去。不过,如果我们依照海德格尔把“真”理解为“去蔽”(ἀλήθεια),那么,这篇妙文保存了历史的尴尬,引起我们的疑问和追寻,让我们发现了诸葛亮隐秘的苦衷——就这个意义,它也许够得上一个“真”字了。
《读书》2009年9期
- posted on 09/25/2009
这篇不错,后出师表读之没有前出师表上口,但言之确凿。系于赵云
之殁,老一辈人尽去?诸葛亮与刘关张比,自然小一点,但有赵云忠
心,就连魏延都服不了。蜀中无大将,这也是实情。文中提到“玩战
争”,相当好的观点,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如果不玩玩战争,莫说国
,就是家都保不了。记得钟会小时候的游戏就是玩战争,邓艾。
我补充一节,诸葛亮的北伐军也搞屯田,成绩怎么样,未详。
另外诸葛亮被柏杨称为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与管仲,王安石,张居
正等并提。“玩战争”好不好,我不从中国古典书籍看,从西方的书
籍来看,战争总还是要玩的,不然那么多军火留着作甚?镇压内部人
民?这个世界上主张玩战争的海了去,大多是实力的右冀!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我把《后出师表》全文在此转贴一下,也赞成作者最后的结论。
====
后出师表
诸葛亮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
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
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
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
奉先帝之遗意。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
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
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
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
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怫孙、吴,然困
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
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
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
臣弩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
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合、邓铜等,及驱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丛叟、
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
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
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
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
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
--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 posted on 09/25/2009
刘慧儒的文字不错,但文章缺乏论理。要想论证《后出师表》是不是诸葛亮写的,不能光凭揣测。此文的大前提是诸葛亮乃千古贤相,百世名哲。基于此,作者说诸葛亮怎么会……或怎么不会……一般表达想法可以这么说,正儿八经地论证,这样说可说服不了几个人。关于诸葛亮,古往今来一直有人批评,由于各种原因,盛赞者一直占上风。但在他们中,我从未见到令人信服的赞扬。他到底对天府之国有什么贡献?为四川人民做了什么好事?对汉末时局有什么积极影响?在战略战术上有什么创新?我没有见到。不错,他为刘备出谋划策得到西蜀,那又怎样?那只是对刘备有些好处,仅此而已。凭什么说他是千古贤相?我看他到更像个庸才罪臣。
罗贯中把诸葛亮写得神人一般,其实,透过那些夸张的文字和神话的光环,我们看到诸葛亮绝不是《三国演义》所吹嘘的那般高瞻远瞩、智慧超人。他不过是一介书生,读过些兵书而已,并没有什么战斗经验。他的战术,无非火水两招,一生战绩平平;火攻不及周瑜烧赤壁,水攻远逊关羽淹七军。无论罗贯中怎么吹捧,也不能无中生有,吹出什么辉煌战果。其实,诸葛亮既犯过战略性的大错误,也犯过用人不当的严重错误,在战术上则求稳畏险,乏善可陈。不要说曹操的官渡之战和周瑜的赤壁大战,在中国军事史上,就算能提到邓艾,也提不到诸葛亮。
诸葛亮第一次见到刘备,为他“定三分隆中决策”,就犯了战略性的错误。罗贯中赞叹“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真万古之人不及也!”(第38回)其实,诸葛亮这战略计划并非他首创。数百年前,韩信就提出过夺取三秦作为基地,然后与刘邦分兵出击的战略。诸葛亮为刘备设计的夺取荆益两州,择时从荆襄和四川分兵两路以钳形攻势北伐的战略,几乎就是韩信《汉中对》的翻版。当年刘邦采纳韩信的建议,分兵出击,刘邦与项羽在荥阳对峙,使韩信得以剿灭其余诸侯,包抄项羽。然而,韩信成功了,诸葛亮失败了,因为他只会死读书,根本没有看到汉末的形势与秦末的形势大相径庭。曹操已经平定了北方,稳占华夏的三分之二。这与当年楚霸王远在彭城,各路诸侯心怀异志,秦军降而未归,天下即将分崩的情形大不一样。而且诸葛亮的计划还有严重的外交、军事、交通、后勤等问题。荆州和益州虽然相连,但延绵千里,中间隔着大巴山和巫山,交通极其艰难。一旦打仗,两州远隔,形同孤立,不要说支援,连消息都难以传递。刘备的兵力本来就不足,还要两线作战,在通讯不发达的古代,这可是犯了兵家大忌。关羽留守在魏吴之间,两面受敌;他不仅没有联吴抗魏,而且还对孙权傲慢无礼,失败自然在所难免。这一切,主要是诸葛亮的战略错误和实施问题,他的对手司马懿曾评论他:“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善写策论的苏询评道:“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击,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以制中原哉。”(《嘉祐集》卷三《权书•项籍》)毛泽东也批评过《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读文史古籍批语集》106页)《隆中对》的既定方针虽然为刘备开创了基业,也导致了他最终失败,让桃园结义的三兄弟先后丧命。改句套话,真是“成也诸葛,败也诸葛!”
诸葛亮不善于审时度势,还表现在他死抱着“南结孙权,北拒曹操”这个外交政策不变。这个政策是为了配合他《隆中对》的战略,但他战略的第一步就没有完全实现。赤壁战后,刘备仅得到位于长江以南的四郡,那是荆州的一小部分;而孙权得到了南郡、江夏、彭泽三郡和寻阳县以及荆州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曹操在荆州北部还有少数据点。如果诸葛亮真要联结孙权,就应该拿出诚意来,不该那么小家子气,赖账不还荆州四郡,让关羽腹背受敌。在刘备以荆州为跳板,进川得益州后,他或者按既定方针办,“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反正也没有全部占领荆州,难以实现两路进兵的计划,就应该把所占四郡还给孙权,结盟伐魏。或者彻底改变原战略,让马超守汉中,自己带主力东下长江,与关羽一道,先扫平孙吴,再图曹魏。这第二种选择,依我看,在军事上更为可行。然而,刘备取西川后长达十年之久,都未在荆州有任何作为。从定汉中至关羽失败,其间半载有余,他也没有发一卒出关中北伐。刘备在干什么呢?原来,蜀军刚在汉中打赢了几场真正的硬仗,其功劳主要是黄忠和赵云建立的,诸葛亮就忙不迭地和众将官一起迎合刘备的野心,怂恿他称帝。刘备还算比较清醒,只肯报称汉中王。但紧接着便“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宫廷,又置馆舍。”(第73回)幸亏关羽有将才,一人在荆州帅军拔襄阳、斩庞德、擒于禁,打了一生最大的几场胜仗,威震华夏。此时蜀国的势力如日中天,如果刘备乘艨艟沿江而下,陆上又有关羽配合,东吴唾手可得(此说从猇亭大战之初可见道理,那时虽然关羽已殁,刘备大军仍势不可挡。若不是在丛林连营扎寨,险些灭吴)。但是他们错过了这个战机,关羽从辉煌的顶峰一下跌入死亡的谷底,随后的连锁反应摧毁了“兴汉”的梦想。从辅佐刘备成大业的角度来看,诸葛亮没有及时调整战略,实在算不上杰出的军事家。
在知人善任方面,诸葛亮远不如刘备,而且犯过至少四大错误。一)让情深义重的关羽把守华容道,放走了曹操;二)让心高气傲的关羽留守荆州,冒犯了孙权;三)让纸上谈兵的马谡防守街亭,使司马懿长驱直入;四)没有重用赵云。前三个错误很多人讨论过,无需赘言。不让赵云独当一面,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两个:一、他不是刘备的拜把兄弟;二、他考虑的是平民和大局利益,在小集团中没有人缘。赵云的勇猛和武艺在长板坡单骑救主和据汉水力挽狂澜时都有充分表现。如果说那些章节有文学夸张,我们至少可以说他自从跟随刘备以来,每次都能胜利完成任务,从未失误。赵云的性格在罗贯中笔下不象关张马黄那么鲜明,平时比较低姿态,但在关键时刻,每每马到功成。如果让赵云留守荆州,他只会比关羽做得更好。连张飞都得到过领兵进川取益州的机会,但诸葛亮从来没有让赵云独自率军征战,最多也就是当个先锋。其实,赵云既有将才,又有帅才。有两件事,足显赵云的胸襟和他与刘备及同僚的关系。当刘备初得西川,自领益州牧,便忙于封赏众将,还要抢夺私人田宅赐予诸官时,赵云谏道:“益州人民屡遭兵火,田宅皆空;今当归还百姓,令安居复业,民心方定;不宜夺之为私赏也。”(第73回)遍览三国,在那些无义战中,如此为百姓着想,得罪同僚的谏言似乎绝无仅有。由此,也不难想象,赵云在众将中大概比较孤独。难怪他几次单枪匹马援救同僚,竟然令他们惊奇不已。从中可以看出,赵云平素多么低调。但在关键时刻,他总是挺身而出,不仅是英勇抗敌,也敢于直言犯上。当刘备欲以倾国之兵讨吴复仇时,赵云站出来进谏反对并争辩道:“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第81回)这样一位英明的帅才不得重用,刘备在时,是否因为他不是兄弟,又太有思想?刘备死后,是否因为先主曾托他“早晚看觑吾子,勿负朕言”,(第85回)而致使诸葛亮怀疑?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刘备并不完全信任诸葛亮,否则也不会说什么“君可自为成都之主”,把一向安然稳重的诸葛亮吓得“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拜泣于地……叩头流血。”(第85回)对能人的不信任,往往就是不重用能人的原因。刘备枭雄,敢用诸葛亮。诸葛亮一介书生,连魏延都要防范,所以只信任他一手栽培的姜维。姜维简直就是诸葛亮的延伸,也是那么志大才疏,也是那么谨小慎微,虽没犯大错,也没建大功,最终败在邓艾和钟会手下。搞权谋,姜维倒是颇得诸葛亮的真传,靠诡计他才得以和对手们同归于尽。
在战术上,诸葛亮也就是中上水平,就像司马懿评估的那样,“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所以他从来没有赢得过出奇制胜的战役。他因不肯听魏延出子午道袭取长安的建议,一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结果六出岐山,皆无功而返。当然,他也打赢过很多小仗,但对手不过是夏侯惇、曹仁、刘度、孟获、夏侯茂、曹真之流,碰到个能干的将领,比如陈仓城的守将郝昭,诸葛亮想尽办法,“昼夜相攻,二十余日,无计可破。”(第97回)更不用说遇见真正的对手,比如司马懿,那他就一筹莫展了。可见《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相当公允,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诸葛亮如何理民,我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公正严明,兢兢业业;“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第103回)也可以说他过于独断,不信任下属。然而,他所奉行的法制可不是我们今天熟悉的法制,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便是君侯的意志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等等。而是自商殃以来的中华帝国所例行的用严酷的刑法来惩治百姓。诸葛亮最多也就是比其他官员公正、公开、公平一些而已。比如,失街亭后,他不仅严惩了自己的亲信马谡,还上表,让刘禅在形式上惩罚了自己,与曹操蹋麦后自割其发如出一辙。但那时候的法律绝非神圣不可侵犯,他们治下的百姓连最起码的生存保障都没有,君王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人民的命运。前面说到刘备欲夺私人田宅以赐诸官之事,要不是赵云上谏,就实行了,平民哪有什么权利可言?诸葛亮又何曾为百姓说过什么话?而且,即使是诸葛亮,在执法时也会考虑人际关系。比如在第一百零一回,都尉苟安运粮,因好酒而怠慢,违限十天,按军法“误了三日,便该处斩”,但为了照顾李严的面子,仅“杖八十”。关于惩罚,裴松之在《三国志》注疏里有言:“亮刑法竣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罗贯中当然不会引用这种不利于诸葛亮的话,但《三国演义》对诸葛亮治蜀也杂蟹从常邓∫嬷莺螅庵喂趵靶谭ㄆ闹亍保窨ぬ胤ㄕ胨褂幸欢握邸V罡鹆劣寐沂佬柚氐洌傲蹊坝酰抡痪伲滩凰唷敝嗟乃荡嗜梅ㄕ鞍莘绷恕#ǖ?5回)罗贯中这样写既是夸赞诸葛亮善于审时度势,权变应时,也是表现诸葛亮善于言辞。而我却听到在那善辩后实施的重典下百姓的呻吟。
诸葛亮最擅长的就是狡辩、耍赖和权谋。仔细看看那为人称道的“舌战群儒”,根本不是讲道理,而是揭短、斗嘴皮,或如黄盖所说,他们是在“斗口”。(第43回)当然,黄盖主要是指责江东群儒非礼,但也希望诸葛亮别跟那些人浪费时间。诸葛亮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说了最后一句:“诸君不知世务,互相问难,不容不答耳。”当然,诸葛亮的激将法对孙权和周瑜起了作用,但他们二人,尤其是周瑜,本来就要抗曹,真正坚定孙权抗曹决心的还是周瑜。听了周瑜振奋人心的话语及对曹操所犯三忌的分析后,孙权精神抖擞,拔剑砍案道:“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第44回)所以,即使按《三国演义》,赤壁大战的功劳也归瑜不归亮。战后,诸葛亮再三耍赖,用尽心机,占据荆州四郡不还。在第五十四回,诸葛亮用一纸文书再次欺骗了鲁肃后,周瑜指出那是诸葛亮混赖之谋后说道:“子敬乃诚实人也。刘备枭雄之辈,诸葛亮奸滑之徒,恐不似先生心地。”后来的事实证明周瑜的判断正确。在荆州问题上,诸葛亮违背他自己制定的外交方略,为麦城和夷陵之败埋下了种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实在不懂,他那些拙劣伎俩怎么会被那么多人认作是他的智慧?诸葛亮的权谋倒是货真价实的。他为刘备出谋划策,得了荆州四郡并娶了孙权的妹妹为妻;连骗带打占了益州;建议让刘封和孟达互斗,剪除了坐视不救关羽的这两个将领之一;不声不响地施展谋略,退了曹魏五路大军;大张旗鼓地征伐南蛮,与孟获斗智,平定了蜀汉。这些是诸葛亮的最大成就,主要依靠权谋赢得。
诸葛亮最大的罪恶是他以光复汉室为名,穷兵黩武,不断发动战争。在他的治下,以及按照他的既定方针继续北伐的姜维领导下,蜀国因连年征战而贫困不堪,老百姓食不果腹。据吴国使者崔诩向孙休的汇报,天府之国的景况却是“经其野,民皆菜色。”对诸葛亮不断乏魏的国策并不是无人反对,他自己所写的《出师表》就表明刘禅有不同意见,所以诸葛亮才需要搬出他老子来压阿斗。并谆谆劝诫刘禅要尊贤纳谏,发扬先帝的品德,不断进取。刘禅年轻时大概就被诸葛亮这样压下去了,但到第六次出征之前,刘禅终于发表了不同意见:“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能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第101回)诸葛亮又搬出先帝来喋喋不休地弹其老调,光禄大夫谯周站出来,由于大道理谁也讲不过诸葛亮,便用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的天象不详为理由,企图阻止出征。诸葛亮回答道:“吾受先帝托孤之重,当竭力讨贼,岂可以虚妄之灾氛而废国家大事耶?”(第102回)由此可见,往日他为自己毫无道理的决定——比如让关羽守华容道——所给的理由:“吾夜观天象”,如何如何,都是妄语。蜀国的百姓,我相信,肯定喜欢刘禅偏安的打算,而不愿参军北伐,为光复什么汉室卖命,也不愿意为没完没了的战争赋税、纳粮、运输。诸葛亮贩卖的战争对老百姓有害无益,对蜀国有害无益。他穷兵黩武,耗尽国家的财力,丢失了蜀汉的民心,导致三国中的蜀,最易守难攻的国家最先灭亡。无论《三国演义》怎样吹嘘诸葛亮,丑化刘禅,我们稍加分析,还是不难看出谁是罪魁祸首。
诸葛亮死后,刘禅废除了丞相制,设立尚书令、大将军和大司马三职,军政事务分开,让它们互相制衡。后来,刘禅亲自管理国事,主张修养生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再伐魏,缓解了诸葛亮多年征战造成的耗损。对于继承诸葛亮职务和遗志的姜维,刘禅也实行诸多制衡,拖慢了北伐的进度。尽管如此,姜维还是进行了九次征讨,但其他官员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了。大将军张翼曾劝阻过:“蜀地浅狭,钱粮微薄,不宜远征;不如据险守分,恤军爱民。此乃保国之计也。”但姜维不听,反驳道:“今吾既受丞相遗命,当尽忠报国以继其志,虽死而无恨也。”(第110回)这话听上去冠冕堂皇,但实际上是慷国家之慨,让广大人民为少数个人的理想牺牲生命和财力。谯周反对连年征讨,写了一篇《仇国论》,被姜维斥为“腐儒之论”(第113回)。甚至连廖化都说过“连年征战,军民不宁”的话,惹得姜维“勃然大怒”。(第115回)由于诸葛亮多年的经营,主战派在蜀国一直占上风,四十二年来,北伐了十五次,耗尽了蜀国的人力、物力。
当刘禅向邓艾投降时,所交文簿记载蜀国“共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官吏四万”(第118回);即九个平民养一个士兵,七户养一个官吏,或者说约二十四个平民养一个官吏。这是我知道的中国历史上军民和官民最不成比例的国家。显然,蜀国是一个极端军事化,而且国家机构极端庞大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在天府之国的百姓却吃不饱肚子,过着地狱般的日子,人口降到如此之低的数目。三国时代,人口锐减。公元156年,中国人口约5000万,到280年,三国时代结束时,全国人口为1600万。相比而言,蜀国死的人最多。这就是为什么谯周要劝刘禅投降魏国;这位廉洁正直的光禄大夫劝降的主要动机未必是为自己和本地官员争取利益,更重要的,是因为蜀人在刘备和诸葛亮的严厉统治下,在姜维的继续折腾下,在连年的战争中,已经苦不堪言,忍无可忍了。
基于此,前后出师表都是为了某种意识形态(刘家正统)而实施诸葛亮穷兵黩武战略的策论。我看不到其中有什么价值。刘慧儒中间一段写得相当不错,已经指出诸葛亮说不出令人信服的征战理由:“六条出兵的理由,不可谓不多,竟没有一条说得通。作者既然主战,至少应该回答为什么危后必安、为什么攻优于守这两个最根本的问题,而他却只是虚晃一枪。行文貌似翔实谨严,实则疏阔草率,不比诸葛亮的风格。”但在此段结尾后,由于认定诸葛亮是千古贤相,便一定要赋予他高尚悲壮的情怀,才写出那些多余的话,什么尴尬之类的。其实,诸葛亮是个罪人,害了蜀国数十年。如果说《前出师表》还有点打肿脸充胖子的气势,《后出师表》就是他气衰力竭还极力狡辩的纪录。就是这么简单。
- Re: 刘慧儒《后出师表》的尴尬posted on 09/25/2009
对不起,拖拖拉拉又加了这些话。希望看到各位高见。 - posted on 09/27/2009
zt
现在有人怀疑《后出师表》不是诸葛亮所写,只有《前出师表》才是他本人写的。不过,其内容还符合诸葛亮的为人,特别是那句“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传为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说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利,引咎责躬,厉兵讲武,当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之时,他上此表请求再次伐魏。因为他第一次北伐时有一篇《出师表》,因此这一次的被称为《后出师表》。这篇《后出师表》是否为诸葛亮所写?历来看法不一。
东晋的习凿齿把它收进《汉晋春秋》,当然认为它是可靠的。但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 》引这篇《表》时却注明:“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他持论谨慎,不言其非,也不言其是,不过,他客观记述的情况,却能启发人们去怀疑《后表》的真伪。所以,清人钱大昭在《三国志辨疑》中就怀疑《后表》是后人伪撰的,他认为,习凿齿把它收进《汉晋春秋》欠考虑,陈寿《三国志》不载此文“极有卓见”。
近年有人提出,《后出师表》应是诸葛亮所写。因为张俨与诸葛亮同时稍后,对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很熟悉,如果《后出师表》为人伪撰,张俨不会不加辨别就把它收进《默记》。至于陈寿,因为不敢犯司马氏之讳,所以不敢把骂他们为魏贼的《后出师表》收入《三国志》本文。
但较多的人恐怕还是认为《后出师表》不是出自诸葛亮之手。比较而言,这一种意见理由充分一些。
《后出师表》所说的很多事情与史实不合。比如,它列数曹操的几次失利,如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祈连、僵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除南阳、乌巢、潼关几次遇险史书有记载,另几次都没有确切依据。又比如,《后表》说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连年不征不战,坐使孙策据有江东,这和史书记载的情形也不合。
这或者可以解释为史书缺载或误载,或诸葛亮误记,但有一件事却不可能误记,即赵云之死。赵云是建兴七年(229)死的,他在第一次北伐中虽然失利,但未大败,更不至于丧生,他还被贬为镇军将军,这是退军以后的事。这是《三国志·赵云传》和注引《云别传》明确记载的。但上于建兴六年(228)十一月的《后表》却说赵云和另外七十多名战将都已经死了。这个明显的漏洞很难作别的解释。
更主要的是,《后出师表》的行文不像出自诸葛亮之手。《表》是上给后主的。诸葛亮这时尽管揽蜀汉大权于一身,他也清楚地知道后主窝囊无能,但后主毕竟是他的君主,而且他受刘备临终之重托,因此,他对后主一向是恭谨的,虽时时苦心劝谏,但措辞总是诚恳委婉,《前出师表》就是这样。不像这篇《后表》,开头就直说后主无能,当面指问:“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这不是臣下对君主的口气,更不像诸葛亮说的话。
诸葛亮一向有胆略,有抱负,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未出茅庐,他就自比管仲、乐毅,刘备请他出山,正是势单力孤,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却在这时为刘备画出了据荆州、取益州,以成帝业的宏伟蓝图。就在上《后出师表》的同一年,他上《前出师表》,先主崩殂,益州疲弊,正值危急存亡之秋,但他仍相信,只要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而他率军北伐,也有决心“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不到一年,在《后出师表》中,这一切全不见了,消沉、沮丧,列举的六条不解,都是对北伐缺乏信心。“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亡,孰与伐之?”北伐全然是无可奈何的。“凡事如是,难可逆料”,只有尽力而为,“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对前途悲观渺茫。这不是《前出师表》中那个诸葛亮的精神状态。
不像是诸葛亮写的,张俨为什么又收进《默记》呢?其实,张俨并不是一个严肃严谨的史学家,他只是一个周于礼仪、搞搞外交的人物,他的身份,他“博闻多识”的特点,使他能接触到很多别人不易见到的材料,但又不可能严格加以甄别。《后出师表》可能就是未加甄别就收入进去的一种。
不过,《后出师表》有一处却很可取,就是它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准确地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精神品质。《后出师表》的全部价值也就在此。罗贯中把《后出师表》写入《三国演义》,大约也是看准了这一点,他抓住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塑造了一个光彩夺目,为世代人们景仰的艺术典型。 - Re: 刘慧儒《后出师表》的尴尬posted on 09/27/2009
那么久远的事情,有谁说得清楚?《前出师表》中自吹先主三顾茅庐,他才出山。其它文献有记载吗?为一个识人的主子卖命,正是历代君主提倡的品德,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果他卖命的结果是让百姓遭殃,我们今天还应该赞赏吗?
Please paste HTML code and press Enter.
(c) 2010 Maya Chilam Fou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