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際詩歌之夜
“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于11月26日晚7至9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拉开序幕。我们将采用先进网络技术进行现场直播,与大家分享。---北岛
時 間:2009年11月26~29日
現 場 直 播 連 線:(目前試播中)
mms://vcevent.itsc.cuhk.edu.hk/live
出席中外港台詩人:北島、廖偉棠、鴻鴻、也斯、翟永明...
http://wwwtest.lib.cuhk.edu.hk/s ... Nights/poets-tc.htm
節目表:
http://wwwtest.lib.cuhk.edu.hk/s ... ts/programme-tc.htm
介紹【香港國際詩歌之夜】
時間、地點、宗旨、出席詩人、聯繫舉辦單位、明細之連結:
http://wwwtest.lib.cuhk.edu.hk/systems/InternationalPoetryNights/index.htm
- posted on 11/21/2009
“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將於2009年11月26日至29日在香港舉辦。有七位來自四大洲的著名國際詩人參加,包括美國當代最重要的詩人之一加里‧施耐德(Gary Snyder),美國散文詩人兼翻譯家艾略特‧溫伯格(Eliot Weinberger),阿拉伯語詩歌界的代表人物、埃及詩人阿赫穆德‧海加茲(Ahmad Abdul Muti Hijaji),日本戰後一代的代表性詩人高橋睦郎、阿爾巴尼亞女詩人魯列塔‧柳沙那庫(Luljeta Lleshanaku),德國詩人庫爾特‧德拉沃特(Kurt Drawert)和墨西哥最重要的女詩人卡羅•布拉喬(Carol Bracho)。與這一強大國際陣容相媲美的是用中文寫作的詩人,有來自中國大陸的翟永明、歐陽江河,來自台灣的鴻鴻,以及住在香港的也斯、胡燕青、廖偉棠和北島。
這將是有史以來香港規模最大的國際詩歌盛會。它將給香港人緊張忙碌的生活中帶來詩意,拓展香港正規教育中創造與想像的空間,為香港成為國際性的文化都市做出貢獻。
- Re: 开幕式现场直播:北岛等人筹办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posted on 11/21/2009
还是不甘寂寞啊!把当代诗歌这种极端个人化的文学形式非要弄成展销会不可。 - posted on 11/22/2009
還學文︰漢學家顧彬
顧彬詬病流亡海外的異議作家,說他們進入九十年代都放棄異議回國去教書、賺錢、享受和投降了,除了北島一個例外。這不單是一個錯誤的論斷,而且是謊言。八九年之後進入九十年代,是異議作家流亡而不是投降的開始。這種時間上的錯置,與顧彬這一代漢學家特別鐘愛八十年代有關。
對流亡詩人貝嶺--惡狠狠的怨
回顧本年法蘭克福書展,不能不提到波恩大學的漢學教授顧彬(Wolfgang
Kubin)。書展前前後後,顧彬教授一直不遺余力地攻擊和傷害貝嶺和流亡的異議知識分子,大有不置死地不罷休的勁頭,但是在捍衛他學院生涯安身立命的基本價值上,卻幾無聲響。
顧彬對貝嶺個人、對中國異議知識分子綿綿不休的怨恨,並不始于今日,幾年以前,他就在撰文攻擊他們(見"21世紀中國文學的地位",http://www.jintian.net/pinglun/kubin2.html),說貝嶺2000年回中國因印刷發行《傾向》雜志被捕經美國著名女作家甦珊*桑塔格呼吁營救出獄被驅逐出境,是故意--故意觸犯當局禁令,是自找--為了名與利的好處。中國政府的禁令對顧彬先生天經地義,"熟悉大**的人都知道,如果得不到**可,任是甚**人都不得公****行有外?*?
擁男侶?*布?*/font>。......但是,**是一禳@_的?*H新****布?*****問沁@?事?,也仍然是Q膜?*的冒犯"。中國政府為什麼可以禁止言論、結社和集會的自由,為什麼不從就要被捕,這正當嗎?顧彬教授當然不質問政府。團結工會在波蘭,七七憲章在捷克,星期一游行在萊比錫,什麼時候對自由的追求不是對專制的有意的冒犯呢?作為一個與東歐比鄰的西方知識分子,這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對中國政府,這種態度不是始于幾年以前,而是長久以來一直曖昧;不是顧彬教授個人,而是德國漢學家基本如此。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他們面對中國政府自覺地噤聲,也從中國政府得到了所企求的回報--到中國訪問、交流、罵人--當然不罵政府,而八九年以來一直堅持公開批評態度的德國已故馬漢茂教授卻為此付出代價--中國政府一直拒絕他入境,作為一個漢學家而不能去中國,他痛苦、他抑郁,他為此付出了生命。
幾年之後,在今年法蘭克福書展"世界與中國"討論會之後,顧彬先生不甘寂寞又跳出來攻擊貝嶺,甚至揚言這種所謂的異議人士與他們所謂的迫害者正手拉手地合作呢。他明白這不是事實,心里不踏實,所以才繞道瑞士《新甦黎世報》,投一短信,半遮半掩地放冷箭。作為魯迅的翻譯者,他也許不記得先生說過"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而"戰斗的作者應該注重于'論爭'"的話。10月15日書展中給德國公視三台的采訪(http://209.85.135.132/search?q=cache:D5nFsDy6JDcJ:www.wdr3.de/mosaik/details/artikel/wdr-3-mosaik-13.html+frankrurter+Buchmesse+2009+Kubin&cd=24&hl=de&ct=clnk&gl=de&client=opera)中,顧彬先生再提攻擊中國異議作家的話題︰我不明白,為什麼中國官方非得要打擊那些表演不可,......您說的那個人我就不提名了--顯然,他不敢明擔誹謗的責任--,他不是文學家更不算異議人士,我了解他的情況,他是在演戲。許多在我們這里自稱為異議人士的,根本就不是,進入九十年代,他們全都回到了中國,在那里生活、教書、掙錢、享受,甚至同意當局查禁自己的作品,只有大詩人北島一個例外。听到這里,我不禁失笑了。顧彬認識的流亡人士不幸都放棄和投降了,但貝嶺沒有、高行健也沒有,可顧彬不認他們,以他們為敵,因為他們保持異議。
對官方--急不擇言的護
圖為顧彬
與對流亡的、異議的、非官方的個人無顧忌的傷害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顧彬教授對中國官方的態度,不僅無一字不恭,而且迎合中國官方的肆無忌憚,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力。記者請顧彬教授談談中國的審查制度,他告訴德國听眾,"不是文革時代了,今天中國沒有人因為寫和寫什麼而進監獄"。在中國,受不受禁制、進不進監獄要看寫什麼;不踫當局的禁,順政府的意,還得獎呢。顧彬教授有些話在德國"不允許"說--毋寧是沒人要听,無處刊登--,可以到中國說。中國政府不僅給他自由,還給他獎勵--中國出版政府獎(2007)。然而中國政府因為言論寫作捕人入獄是不爭的事實,例如胡佳、例如黃琦、例如譚作人......,因為他們觸犯並且是"有意"觸犯了政府的禁忌。這顧彬教授可能沒有看到,卻不能沒有听到,他總不能說所有這些被捕入獄的人都是自己在演戲吧?!關于寫作自由和出版自由,顧彬教授認為,今天在中國"人們可以想說什麼說什麼,想寫什麼寫什麼",至于出版審查,"是出版社決定,出什麼書、不出什麼書。出了問題,是出版社的,不是作者的。......一般是接到上邊的電話,被告知什麼題目禁談,哪些字眼禁用"。可如果上邊一個電話就可以槍斃一部作品,關閉一個出版社,何談出版自由、寫作自由,何談什麼"想寫什麼寫什麼"?!顧彬教授連基本的邏輯一致性都不要了。
對北島--顧影自憐的愛
是教授的EQ出了問題,還是IQ出了問題?看來兩者兼而有之。顧彬先生的觀察能力、判斷能力以及他的學術信譽--獨立于政治、利益以及個人好惡--都不能不受到質疑了。
顧彬詬病流亡海外的異議作家,說他們進入九十年代都放棄異議回國去教書、賺錢、享受和投降了,除了北島一個例外。這不單是一個錯誤的論斷,而且是謊言。八九年之後進入九十年代,是異議作家流亡而不是投降的開始。這種時間上的錯置,與顧彬這一代漢學家特別鐘愛八十年代有關。而北島在他那里幸為例外,不是因為他堅持流亡,也不是因為他拒絕投降。北島1994年試圖回國,因為拒絕承諾當局的附加條件而被拒之門外。但2000之後幾乎年年回國︰2001經特殊渠道短期回國,2002年經政府獲準回國,返美後即宣布退出"中國人權"--中國政府黑名單上的反動組織。2003再度回國並在國內出版詩集,2004年在官方頂級文學雜志《收獲》上開闢專欄,2006年被政府準許回國定居工作,2008年應聘香港中文大學,有傳是北島此前爭取到清華大學執教未果。北島如上諸種歸國之舉的內情外界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則無須猜測,政府的"批""準"不會是無緣無故的,不會是沒有條件的。北島回國的這些事情顧彬可能不全知,卻不可能全不知。如此說來,北島才正是他所不齒、所痛罵的偽異議者。然而,北島是他的資源,是他捧的角,是他的所愛,他常年努力為北島角逐諾貝爾文學獎。把北島從他詛咒的偽異議者類中例外出來,顯然是個謊言,是一種自戀、不能明言卻又舍不得、丟不掉的自戀的反射,是授人以柄、無
"理"且無"智"的笑柄。當然,無知與傲慢之下人是不懂得臉紅的,而失去了臉紅的能力,什麼事情就都可能發生。
學術上--捉襟見肘
顧彬教授"理""智"上更致命的問題,還在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學術"判斷上。采訪中談到他喜愛的兩位中國當代小說家莫言和余華,顧彬大膽放言︰他們是中國的先鋒派、卡夫卡的後繼。八十年代寫了不少短篇,後來返回中國傳統敘事手法,幾百年的時間跨度、上百人的情節場景,......。
對中國當代文學我僅偶有關注,偶有所知,但漢學家顧彬如此天方夜譚,卻是始料未及。僅以莫言為例,他是大眾熟悉而喜聞樂見的作家,其作品與余華是明顯不同的類型,《紅高粱》對《活著》,無須贅言。漢學教授顧彬竟然能把二者等量齊觀!《紅高粱》1986年刊出,2001年《檀香刑》問世。有中文評論認為,莫言自八十年代中即以鄉土作品崛起。其寫作風格素以大膽見稱,主題常以夸張的、荒誕化的意像呈現,小說中充滿進攻型的、汁液橫流的語言。從《紅高粱》到《檀香刑》他創作風格的變化,是對民間文化形態從不純熟到純熟,不存在一個從"西方"的魔幻到本土的民間的選擇轉換。這兩本書踫巧我看過,對莫言小說敘事的這一評論是中肯的。張藝值碾娪啊都t高粱》可以視為對莫言小說敘事的直觀詮釋︰炫目而刺激的色彩,強烈而攻擊性的對比,高度緊張的戲劇性沖突......莫言與先鋒派無關,和卡夫卡更扯不上。二十世紀初出現的先鋒派,以摩登、超前、極端為基本特征,看看超現實主義或是達達派的繪畫,它們完全顛覆了當時代人對造型藝術的傳統審美方式,那是先鋒派。莫言小說的奇異在其情節,在其語言......,就是不在其敘事方式,他的敘事方式顯然是民間的、傳統的,大眾喜聞樂見的。卡夫卡則以其敘事文字的高度簡潔、極度精確而非抒情性見稱,與莫言那種夸張渲泄、"汁液橫流"的語言之對立再極端不過了。這是常識,不必是漢學教授也該知道。
為什麼權威漢學家會發生這種貽笑大方的錯誤呢?原因至少來自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這一代權威漢學家不能面對漢學研究與交流的正常化。在采訪中,我注意到,顧彬教授屢屢提到"八十年代"︰"八十年代"那些如今的偽異議者還曾異議,"八十年代"中國的文學還不是垃圾,......
對于顧彬這一代漢學家,"八十年代"是他們的黃金時代。他們在八十年代取得教授位,可以在社會發揮影響。"八十年代",在官方的渠道之下,西方漢學界自1949年以來終于開始有了與中國、中國作家和學者甚至是個人的交流。而對于中國的作家學者,漢學家幾乎是他們在西方社會打開通路--訪問、演講、研究、出書--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必經之途。換句話說,不僅中國的作家學者,而且當代中國文學,中國文學的話語權都壟斷在西方漢學家手里。在開放與封閉社會的不對等交流中,這種不對稱無法避免。那時,西方漢學家們對中國文學的判斷不會受到質疑,不是因為它們正確,而是質疑的可能性尚未形成--在另一邊還沒有一個開放的社會,一個對等的學術界。八十年開始,德國漢學家們享受著一花獨秀的特權,卻沒有感"覺"到它--沒有自覺意識到這種交流--交接而不對流--的貧困。二十年來情況在變化,更多的開放、更多直接的國際交流。對中國學者作家個人這意味著漸少的依賴性、漸多的自主性和日趨平等的交流;對德國的漢學家則意味著,漸少的特權--交流的掌控與話語上權的獨佔--,漸多的交流正常化--平等的與對等的。他們不再那麼被捧為神明,像在其他學科一樣,他們要學習和習慣面對質疑與接受批評。但優遇慣了,改變是困難的。采訪中談到當前中國文學和作家的商業化現象,顧彬憤慨地表示他絕不能原諒這些向錢看的作家。听來讓人忍俊不禁。中國這種文化與學術商業化的現象是他研究的對象,他可以分析批評;但他的原諒與否,無論對于這種現象還是對于他的研究都毫無意義。這樣一種態度反映了對交流正常化威脅的一種頑強的心理抗拒。然而,毋寧順應時代的變化而改變和調整自己,面對並接受交流的正常化;死抱著正在逝去的八十年奉送的那種不可能長久的特權與優越感不放,只能使自己變得可悲、顯得可笑。
對交流正常化另一種形式的抵抗反映為靠攏官方。這些年顧彬益發地尖銳極端,敢說敢罵,但他狂批濫罵的目標卻是高度精確,它可以是當今中國文學的整體,可以是他能容忍的作家個人,就不是中國官方,它的意識形態、它的言論控制、它的出版檢查。這就是為什麼批評與叫罵,他還是能常來常往于中國,還是官方中國最受歡迎的西方漢學家,還受到中國政府的獎勵。堤內損失堤外補,正常交流帶來的損失到非正常的交流那里去補。顧彬教授正義聲討中國文人放棄、投降、賺錢時,應當哪怕是偶爾也想到自己。
對于中國文學的誤判--無論是中國現代文學是垃圾,還是關于莫言與余華的小說敘事--的另一個原因,則是漢學家本身訓練與學養的不足--部分地根源于德國漢學教育體制本身,例如德國漢學系學生的碩士、博士論文不用中文撰寫。像顧彬這一代的德國漢學家,少有人能把漢語作為工作語言使用--口語,不能用中文作學術討論;文字,不能用漢語寫作。想想看,學習德國文學的中國留學生在中國、在德國要用德文閱讀文獻和撰寫論文,他們為此所要完成的德文語言訓練,是這一代漢學家對于中文語言所不具備的。如何能期待他們理解、研究和判斷那種文字的作品呢?這種語言能力的基本缺欠縮水其漢學研究品質則是不言而喻的了。此外,與英國、美國、法國......所有這些語言文學的研究領域不同,顧彬這一代漢學家迄今為止還不曾遭遇旗鼓相當的學術挑戰與競爭,即他們還沒有面對一個正常的和有品質的學術界,他們的漢學基本上還是在自說自話,坐井觀天。上個世紀前葉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先生的話"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表達的是有底氣有實力的心願。當年的國際漢學界面對的是像陳寅恪、陳衡哲、陳垣、董作賓、傅斯年......這樣的大學者,對于漢學是要有一點真學問的。而顧彬這一代漢學家從不過是中國當代時事、從一點"八十年代"起家的。孔子雲,"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因為無知,顧彬教授才有那種幾乎漫畫式的傲慢,那些信口開河的不知所雲。
此時,我腦子里又跳出魯迅先生給年輕人的忠告,"問什麼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麼烏煙瘴氣的導師"。
(完)
- posted on 11/22/2009
這將是有史以來香港規模最大的國際詩歌盛會。它將給香港人緊張忙碌的生活中帶來詩意,拓展香港正規教育中創造與想像的空間,為香港成為國際性的文化都市做出貢獻。
.....
弄一堆诗人去诗意,就文化都市了?笑死。好像是开诗歌“法会”。
澳门香港,本身就是诗意的城市,不需要诗人诗意。文化的交叉港,印度、中国以及欧洲文化的交汇点。从前是穿加勒比海盗服的海盗,今天是西装领带的金融大盗。这里的赌场贪官,金融中心奸商买办、黑帮警匪武打片,经历了49年,然后大饥荒内地逃亡,文革逃亡,改革开放后很黑很烂的“港商”文化,港商与大陆二奶们的爱情:)后现代集结,但依然比不过日本在艺术上成就,为什么?虚弱的文化艺匠们,因为你们孱弱!
港澳有很多很多的文化冲突,非常多的资源。有类似纽约的现代文化元素,但还没来得及结成什么好果子,就被搞掉了,英国人把香港当奶牛,也没在文化上投资。被收归大陆后,更加是个被去了势的宦官。现在的文化连宝莱坞都不如。
我在回归前后多次来往香港,这个对比很明显。
香港的服务非常好。依然是世界一流的效率,商业上是如此,政府的效率也高。从前英国人的香港政府应该算相对清廉的,我记得他们一年的财政收入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具体数字忘记。
"問什麼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麼烏煙瘴氣的導師", 这些句子好。
自立,你跟这些“汉学家”生什么气?不就那么回事儿吗?
我看不懂北岛的什么诗,也不喜欢他的散文,“拿着”。
我从前不喜欢香港,后来是红河教我,让我看到香港以及东南亚文化的“妙”。
十多年前,我对香港的混血族群非常有兴趣,参观过那里的清真寺以及一群Eurasian。这些都是被人遗忘忽略的“文化种子”。
- Re: 开幕式现场直播:北岛等人筹办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posted on 11/22/2009
北岛的“卑鄙者、高尚者”那样的诗句,我看根本就不是诗。诗本来是最个人化的东
西之一,甚至个人得羞于示人。但一些所谓的诗人已经把其所谓的诗当作沽名钓誉
的手段了。垃圾诗人。 - Re: 开幕式现场直播:北岛等人筹办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posted on 11/22/2009
上面不小心打错了自己的名字,咖啡还是接受。
无名也不必如此极端。北岛的“卑鄙者、高尚者”是很好的诗,可惜当年的诗情早已在岁月和现实中消磨遗尽。如今竟落到搞这种法会的地步,可惜,可叹。
no name wrote:
北岛的“卑鄙者、高尚者”那样的诗句,我看根本就不是诗。诗本来是最个人化的东
西之一,甚至个人得羞于示人。但一些所谓的诗人已经把其所谓的诗当作沽名钓誉
的手段了。垃圾诗人。 - posted on 11/22/2009
我觉得还好吧。看看「香港國際詩歌之夜」旨在:
主办单位三个,有東亞研究中心(中文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浸會大學),以及拔萃男書院(中学)。主要是鼓励学生学习诗歌欣赏。节目也以座谈会、研讨会为主。
一、 鼓勵中學生及大學生欣賞詩歌藝術;
二、 創造一個文化平台,讓香港市民認識本地及國際詩歌;
三、 給香港人緊張忙碌的生活帶來詩意;並
四、 擴闊香港讀者的眼界,拓展正規教育中創造與想像的空間,為香港成為國際性的文化都市作出貢獻。
节目:
與中國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學生座談會
「另一種聲音」研討會
史耐德詩歌獨誦會、座談會「蓋瑞.史耐德與中華文明」
「詩歌與翻譯」研討會
開幕朗誦會
詩歌音樂會
香港詩歌之夜—粵語朗誦會
閉幕朗誦會
我不是诗人,也不懂诗歌。但我知道,香港人生活紧张忙碌,没有“诗意”,也没有机会诗意,香港学生不象国内学生那样有着触手可及的文化土壤。这种为学生介绍诗歌的活动,用意是非常好的。
只是主办单位把活动的题目搞得太大、太虚了。说是“09诗歌会”就好了。 - posted on 11/23/2009
唉,转这个帖子的原意是想分享一次诗歌盛会,这里既然是倡导文艺的,与诗歌有关的活动,不论是否“法会”,总是一个有建设性的帖子吧。
这个活动,无论怎么看,我都觉得不是坏事。香港确实缺少文艺的水土和风气,那么来一次这样的活动,又何不好?不要说民间诗歌了,就是他们所谓的著名作家,例如亦舒,其作品的水准都让人非常遗憾。
至于北岛、江河等诗人的作品,见仁见智了,有的人不喜欢,但依然有很多人非常喜欢。否则,怎么能开创一个诗歌的时代?
网上,时常有可笑之人,将自己的诗歌与北岛的比较。却不知道,有些东西,是无法比较的。后人,可以喜欢,可以不喜欢,但并不妨碍他们的作品已经成为经典,地位无法撼动。就像鲁迅之于二十世纪初的文学。
- Re: 开幕式现场直播:北岛等人筹办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posted on 11/23/2009
至于说什么诗歌是个人化的,羞于见人之类的话,纯属无理取闹。
按你的逻辑,所有的文艺都是个人的,诗歌是,难道小说不是?难道音乐不是?凡是以自我生命去创作的,哪个不是个人化的?
全部都不予展示?文明如何来呢?
《诗经》还读不读?
还说人家垃圾诗人,我看你的才是垃圾言论。 - Re: 开幕式现场直播:北岛等人筹办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posted on 11/23/2009
大家不要生气。俺不像玛雅说的生啥仔气;转文而已。
要允许反对,也允许不反对。很简单。 - Re: 开幕式现场直播:北岛等人筹办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posted on 11/23/2009
我觉得是很好的活动。它提醒人们还有一个叫做“内心”的东西。多多益善。
人类的诗歌意志是死不掉的,看看xw就知道了。;) - posted on 11/23/2009
这是一个有关审美的话题。
从前在古代,或者少数民族吧,有赛诗会,有山歌对唱,诗歌大赛的金奖得主还能获得公主小姐的爱情。这是古典的审美趣味。当然,也有杜甫那样的,躲在破茅屋里写诗写疯了的。
现代当代的诗歌欣赏有一个不同的氛围,早些那样的擂台赛跟现代审美格格不入。诗歌欣赏、创作、朗诵都是在边缘的咖啡店,或者诗歌与音乐再次融合,大众化为通俗歌曲。另外,再就是纽约等大都市地铁里那样的诗歌普及。把短小精悍的诗句印在地铁里,Lorca的诗歌很适合这样的氛围,日本的Haiku, 中国的绝句都可以用这种办法普及。flamenco的深歌也可以这样搞普及的。还有一种变形,就是rap,把诗歌拉回原初说唱、快板书的年代。
或者比如,取消搜索引擎或者手机上的烂广告,配上短诗。 这是当代诗歌的审美氛围。
再说回北岛的那首“通行证”。评论这首诗不能脱离当时的氛围,当时压抑的政治环境给这首诗歌添加了光环,当时的审美氛围加强了它的历史价值。但这就好比一个2009年的时装展览,再次原封不动地把50年代的时髦再次搬上T台的感觉,或者一个2009年的电影,大家都还说着50年的客套话。从前那个氛围不存在了,2009年的诗歌氛围该后现代一点。
当然,有不少人是被时间卡住了,他们认为50年代是永恒的时尚。
这样的诗歌会到底能不能帮助打造香港成文化都市? 我觉得倒不如,政府把这笔款拨出来,用诗歌的广告牌替换一点商业广告。诗人帮忙写点商业口号也不是太坏的事情:)给糟透的广告换点新词。商人诗人全都皆大欢喜。
这会没什么不好,就是俗套了点,跟真实的香港诗意不协调,但如果把主题换为:歌颂港商与二奶的爱情,情诗敢死队之类的,这台戏就比较好看。
另外给中学生上点诗歌课程也不是那么糟糕。
- Re: 开幕式现场直播:北岛等人筹办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posted on 11/23/2009
很好的主意啊,最好能持续下去,只要不搞成春晚那种法会就行。
虽然江郎才尽了,但对北岛下定论可能也时候太早。总之,这个社会有几句诗比没有几句好,酸一点比一点不酸要好:) - Re: 开幕式现场直播:北岛等人筹办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posted on 11/23/2009
没有指责贴消息的意思,但是对这种晚会有看法:现代诗的主体已经产生了根本性变化,已经不再是歌咏的,而是阅读的,深思的,颠覆的,不是寻求大众共鸣的,而是极其个人的,小圈子的,不断对语言进行革命和尝试的。这种朗诵简直是拿现代诗开玩笑,如果还有外语,就更可笑了。我看更像个展销会。我相信很多诗人心中一定有这种悲哀。 - posted on 11/23/2009
在这点儿上我同意老瓦,一位孜孜不倦搞诗歌沙龙的朋友说,我们再不合时宜,也总比时间都花在搓麻将和唱卡拉ok强吧。
香港文化氛围不浓,但毕竟中国土地上有自由表达环境的地方,北岛在西方有流亡感,内地不见容。在香港弄些这活动,虽有扩大自己影响的嫌疑,但也还是有意义的。其实香港是应该有诗意的地方, 一个岛,有山,有水,有海,经常云雾缭绕,有最现代的中环,也有最乡下的常州岛。
至于北岛诗歌的历史地位,感觉现在已经基本清楚了,因为从建国到北岛那一代之间,根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诗歌,什么“我就是龙王”,红旗歌谣,什么“机内机外两个太阳”(臧克家)什么:“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郭老的诗歌已经到了不堪的程度),那时很多爱毛主席的诗歌估计是爱情诗,将姑娘换成毛主席。
北岛,多多,欧阳江河等的贡献一是对所谓主流的质疑,二是代表一代人说话,后来逐渐走入个人的的描写。起码有些本真了。
老瓦 wrote:
很好的主意啊,最好能持续下去,只要不搞成春晚那种法会就行。
虽然江郎才尽了,但对北岛下定论可能也时候太早。总之,这个社会有几句诗比没有几句好,酸一点比一点不酸要好:) - posted on 11/23/2009
maya wrote:
这是一个有关审美的话题。
这样的诗歌会到底能不能帮助打造香港成文化都市? 我觉得倒不如,政府把这笔款拨出来,用诗歌的广告牌替换一点商业广告。诗人帮忙写点商业口号也不是太坏的事情:)给糟透的广告换点新词。商人诗人全都皆大欢喜。
嗯,这个本来是诗人应该作的呀。在西方概念中的诗人要比中文广泛
得多,给歌剧写词的,原创文学的,摇滚歌曲都可以称诗人,只要有
创意就是了。另外,还有钢琴诗人肖邦,绘画诗人夏加尔,诗本来是
很广泛的东西,在汉语中弄得很狭隘。
从某种程度来说,所有家中也只有诗人与常人最近了:)
这会没什么不好,就是俗套了点,跟真实的香港诗意不协调,但如果把主题换为:歌颂港商与二奶的爱情,情诗敢死队之类的,这台戏就比较好看。
玛雅难得的幽默。
另外给中学生上点诗歌课程也不是那么糟糕。
- posted on 11/24/2009
小曼莫生气. 正如廖康所说,否定者是冲着活动而言,不是冲着发帖而来. 当然,这里的误会是, 你是活动的支持者(看了看介绍,我也算是支持者). 就题目本身来说, 此线大家说得都很好.包括touche, 我真不想给他credits, 也说得不错.
不是所有诗都是很个人化的, 像有些颂歌等等等. 但个人化确实是诗歌的主要特征. 我理解诗歌是个人化的意思, 就像一个较有名的人说过(忘了是谁, 也许liaokang, xw帮我想起): rhetoric是我与他人争吵出来的文字,诗是我和我自己的争吵出来的文字. 我觉得玛雅最近的写的两条线就是具有这种诗意的一点意思. 尽管她不是用诗句(verse)写的,但自己和自己争吵的特征还是明显的. 所以,关键不在于诗作为活动是否能外扬, 这是后来的事情, 而是诗怎么出来的, 这是最主要的. 廖康等人关注的是, 过分外扬会淹没诗歌那种"我和我自己的争吵出来的"的本质特征. 这种关注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有的时候, 为了文化教育艺术教育这个目的, 艺术作品本身可能是要作出点牺牲. 好像我以前也说过, 为了教育大众,让古典音乐被大家入门,接受,欣赏, 贝多芬的一些音乐就是就是牺牲品. 作品的内涵被概念化通俗化了,艺术的本质被扭曲了. 现在想一想, 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很多作品,其实也是大大地被通俗化了. 为了教育,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所以,如果主办者明白诗的本质特征和他们主办活动的形式是有潜在的冲突,如何做到一种妥协是关键.
读了rzp的诗, 也想写诗. 可是思路却跑到这里来了. - posted on 11/25/2009
我觉得这里有人误解了。这次的诗会不是香港政府主办的,而是几间学校的民间团体,包括一间中学发起并主办的。就比如 liaokang 说,咖啡怎么没人懂中英文翻译啊。于是召集教研室的同事,还有老方的单位,再约上儿子的学校,凑在一起,邀请几位翻译,搞一次聚会。为了吸引更多人参与,就叫“美国国际翻译之夜”吧。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北岛是谁。哈哈,怎么可能呢?因为北岛刚开始出名的时候,我正在香港上学。去香港之前我可是跟各位咖啡友一样,是个诗歌/诗人爱好者。刚去香港,我的一首烂诗还获了一个文学奖呢。后来发现,诗歌和诗人在根本不在香港人的字典里,我也就不再读诗,不再写诗,直到现在。
所以我非常支持这种诗歌扫盲的活动。
这样的诗歌会到底能不能帮助打造香港成文化都市? 我觉得倒不如,政府把这笔款拨出来,用诗歌的广告牌替换一点商业广告。诗人帮忙写点商业口号也不是太坏的事情:)给糟透的广告换点新词。商人诗人全都皆大欢喜。
这会没什么不好,就是俗套了点,跟真实的香港诗意不协调,但如果把主题换为:歌颂港商与二奶的爱情,情诗敢死队之类的,这台戏就比较好看。
另外给中学生上点诗歌课程也不是那么糟糕。 - posted on 11/25/2009
阿姗有意思。
阿姗那首获奖的诗能否贴一下,或者说说写了什么,怎么写的?
阿姗一直写,估计也是个“南岛”什么的:)
阿姗 wrote:
我觉得这里有人误解了。这次的诗会不是香港政府主办的,而是几间学校的民间团体,包括一间中学发起并主办的。就比如 liaokang 说,咖啡怎么没人懂中英文翻译啊。于是召集教研室的同事,还有老方的单位,再约上儿子的学校,凑在一起,邀请几位翻译,搞一次聚会。为了吸引更多人参与,就叫“美国国际翻译之夜”吧。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北岛是谁。哈哈,怎么可能呢?因为北岛刚开始出名的时候,我正在香港上学。去香港之前我可是跟各位咖啡友一样,是个诗歌/诗人爱好者。刚去香港,我的一首烂诗还获了一个文学奖呢。后来发现,诗歌和诗人在根本不在香港人的字典里,我也就不再读诗,不再写诗,直到现在。
所以我非常支持这种诗歌扫盲的活动。
这样的诗歌会到底能不能帮助打造香港成文化都市? 我觉得倒不如,政府把这笔款拨出来,用诗歌的广告牌替换一点商业广告。诗人帮忙写点商业口号也不是太坏的事情:)给糟透的广告换点新词。商人诗人全都皆大欢喜。
这会没什么不好,就是俗套了点,跟真实的香港诗意不协调,但如果把主题换为:歌颂港商与二奶的爱情,情诗敢死队之类的,这台戏就比较好看。
另外给中学生上点诗歌课程也不是那么糟糕。 - posted on 11/25/2009
按:有关北岛的这篇专访,我感觉能反映出他的为人。也多少解释了香港诗歌之夜的缘起。
文中提到我的好友 岳重(根子)让我感到欣慰。可惜此兄现在不写诗了。
北岛:此刻离故土最近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刘子超 发自香港
按大陆的标准,北岛的家显然算不上宽敞。狭长的客厅,摆着书架、餐桌、沙发、茶几和电视机,像一首意象过于密集的诗。诗人身材高大,再加上两位记者,房间就显得有些局促。拉开窗帘,诗境才开阔起来,墨色的海水带着香港的万家灯火一齐涌入,让人猝不及防。北岛招呼我们坐下,然后去厨房打开一瓶红酒。
妻子甘琦加班还没回家,5岁的儿子却已睡熟。北岛轻轻带上门,回到我们身边。
他显然对品酒颇有研究:斟,看颜色,晃杯子,闻,这才抿上一口。他家里存着不少好酒,那是多年漂泊养成的习惯。按他的说法,漂泊海外,酒是他最忠实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许愿,从不背叛你,最多让你头疼两天——开个玩笑而已。他向我们讲述在欧洲4年,换7个国家,搬迁15次的故事。在北欧的那些年,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诗和酒,陪他度过漫漫长夜。
20年前,北岛开始了漂泊之旅。他先在欧洲呆了4年,然后定居美国。那时,他面临很多压力:父亲病重,孩子要上大学,美国经济不好,教职也并不稳定。他做过许多工作,在纽约与一个舞蹈团合作,在加州为法庭的中文口译出考题,甚至给BMW汽车写过颂词。北岛说,现在想起来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反倒成了人生的财富。
2008年,他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聘请,定居香港。20年了,此刻他离故土最近。然而香港之于北岛,未必不是“他乡的天空”。去年夏天我去香港采访,在书展的讲座上看到北岛。他夹在两位滔滔不绝的香港学者中间沉默不语,像误入粤语大气层的飞鸟。我坐在下面,看他的面容,想到他一本诗集的名字:归来的陌生人。
北岛曾说,如果中国是一幅画,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他自己则是留白处无意洒落的一滴墨。只是绝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这滴墨曾经点染出一个时代的轮廓。
也许,现在他依然不太适应香港的环境。他没有车,因为摸不清错综复杂的路况。在出租车上,他和工作人员说“香港诗歌之夜”的筹备情况,因交流困难,只好用英语。
北岛一次次饮尽杯中酒。他的声音浑厚而平静,有一种娓娓道来的节奏。1970年代他第一次见到多多,两人就是以歌手身份互相认识的。那时他才不过20出头,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还在后头。
在文章中,北岛曾回忆那个年代。那个可以为了一本书跑遍全城,可以为了一个想法争得面红耳赤的年代。曾经,《今天》编辑部人来人往,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在这里“吵得脸红脖子粗”,却结成了终生的友谊。
对于1970年代,北岛不仅仅有怀念。他正在主编《七十年代》的第二辑,打算把作者群扩大到更广的阶层,甚至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它肯定是一种争论,有人这样叙述,有人那样叙述,”北岛说,“正是因为各种声音加入,整个声音才更浑厚有力。”
前不久他获得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一份迟到的荣誉,而且还无法亲自领取。在获奖感言中,北岛写到自己的“缺席”——“正因为缺席,才会领悟我们所拥有的空间;正因为缺席,才会探知这镀金时代的痛点;正因为缺席,才会让命名万物的词发出叫喊。”
这么多年来,他早已习惯了缺席,但对这个时代,他的批评一直不曾缺席。就像萨义德在《知识分子》里说的,“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
进入1990年代,物质主义逐渐挤占过去意识形态统治的地带。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让北岛感到,民族文化在不断衰退,知识分子不再是时代的牛虻,反而成为了迎合者。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我希望未来中国能出现一场新的文化复兴运动,”北岛真诚地说,“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应起到主力军的作用。”
北岛的藏书并不算多。因为搬家频繁,很多丢在了路上。只有那些朋友的赠书,他像恪守承诺一样,不辞辛劳地从天涯带到海角。我从书架上抽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的《另一种声音》,扉页上有这位已故墨西哥诗人的亲笔签名:送给我的朋友北岛。
还有艾伦·金斯堡、盖瑞·施耐德、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书架上的名字几乎能构成世界文坛的“梦之队”。北岛说,他们都是处在国家之间、主流之外的边缘人,正因为此,他们拥有了特权,成为了不同文化的批评者。
他一口喝完杯中酒,双眼湿漉漉的,看上去有些疲劳。只有这样的时刻,他才像一个60岁的人,脸上写满岁月的沧桑。
走出北岛家,街上已空无一人。路灯像闪烁的渔火,在夜色中晃。我和摄影记者都有些犯晕,酒精像老鼠,把周围的一切啃得模模糊糊。不知怎地,我突然想起北岛在《断章》中写到的情景。
那是1978年深冬的午夜,他和朋友们决定把第一期《今天》贴遍全北京。从小酒馆出来,他跟朋友们一个个分手,胯下的单车已走不成直线。他看见繁星树影,路灯光晕,翘起的屋檐像船在黑夜中航行。年轻的诗人想起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
1970年代末,创刊时期的芒克和北岛
那些经历根本不算什么——对话北岛
不能把批评美国变成赞扬自己
人物周刊:您的新书写到什么程度了?
北岛:接近尾声了,还要三四个月吧。这本书是从我出生写到1969年上山下乡,侧重童年经验。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说:人生像彗星一样,头部密集,尾部散漫。最集中的头部是童年时期,童年经验决定人的一生,而穿越童年经验是危险的,甚至接近于穿越死亡。说得好像挺邪乎,其实很有道理。回顾童年,我才发现很多东西早已被决定了。记忆像迷宫的门,追溯童年经验就是一个不断摸索、不断开门的过程。
人物周刊:以后会写自传吗?
北岛:大概不会真的写自传。我今年60岁,可分为3段:出生到20岁开始写诗,这是第一段;20岁到40岁是在国内折腾——地下写作,办《今天》,搞翻译,换工作,最后成为自由职业者,这是第二阶段;40岁那年开始漂泊至今,这是第三段。我的人生阶段很清晰,这样交代起来省事。
人物周刊:漂泊了这么多年,中间回过几次北京?
北岛:从1989年到现在回过5次,每次不能超过一个月,都集中在2001年到2004年之间,从父亲病危到安葬。2001年底是13年后第一次回北京,震动最大。北京完全变了,早年和老北京的联系被割断了。这个过程让我痛苦,好像在故乡反而迷失了,连自己的家门和读过书的学校都找不到了,只能坐出租或有人陪着。这倒也好,回乡之旅彻底治好了我的乡愁。如果说还有乡愁,那也是对一个遥远的文化记忆的乡愁。而作家的好处是,他可以用文字恢复一个业已消失的世界。
人物周刊:这些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北岛:我想一个四海为家的人的最大好处是,由于不属于任何体制,他有亲历者和旁观者的双重的批评特权。身在其中又在其外,用不着遵守当地的规矩。正因这种与各种文化,包括母语文化若即若离的关系,他可以说三道四、无法无天。我希望自己继续保持这种批评的特权。
人物周刊:在美国时也批评美国主流文化吗?
北岛:当然。在一个社会生活久了,如果没发现任何问题,就说明你有问题了。但我觉得,谈论一个国家,最好能放在这个国家的语境中——脱离这个语境很难理清来龙去脉。我认为美国是中国将来应该避免走的道路。它是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垄断资本控制国家与社会。它的民主体制设计上很完美,但在实践中困境重重。
人物周刊: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美国民主是很欣赏的。
北岛:新左派和自由派之争,和每个人的阅历、知识背景有关,立场观点像光谱那样复杂,很难简单分类。我看过《民主四讲》(作者持新左派立场),很多地方讲得是对的,但不能把对美国制度的批评简单地转化成自我颂扬。美国民主制度是有种种问题,但并不能反证中国的现状就是好的。如果连知识分子都不肯认真反省这60年,将来还会犯同样的错误。我认为知识分子最起码要做到永远保持批判立场,不取悦任何一方,无论权贵还是大众。
1970年代末,《今天》创刊时期的芒克和北岛
人物周刊:您的文集近年在大陆陆续出版,有删改情况吗?
北岛:最近出香港牛津版5卷本,编辑和我共同校对,才发现大陆的每本散文集都删了上百处。有些出版社,如三联,就做得比较好,《七十年代》删节得很少。
“文革”中的地下文化运动
人物周刊:您的新书算是对少年时代经历的反省吗?
北岛:1966年我17岁,曾很深地卷进“文革”的浪潮中。我想探讨的是一个少年在“文革”中的成长经验,包括对当时狂热的忏悔。我最近刚完成的这篇是《北京四中》。四中在中国的地位很特殊,其中潜藏和爆发的危机也很有代表性。在我看来实际上有两个四中:一个是以高干子弟为中心的“贵族”四中,一个是以思想文化为动力的“平民”四中。这种内在的分裂在“文革”前被所谓“平等意识”掩盖了,而“文革”不仅暴露,甚至加深了这种对立,鸿沟一直延伸到现在,双方几乎老死不相往来。这又恰好与当今的政治、社会形态挂上了钩。
人物周刊:对那个时代人们的评价反差特别大。《七十年代》里,徐冰和陈丹青的观点就很不同。
北岛:这也正是我们编辑《七十年代》的意图之一。那一代人共同的经历很接近——上山下乡、自学,还有来自底层的社会经验,但却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场、观点。这种矛盾恰好构成了历史叙述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我觉得徐冰的角度很有意思,不是简单否定,而是把看来愚昧的东西转化成营养,转化成再创造的可能。比如正是由于读书被禁,人们反而产生精神上的饥渴。一本书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能的。专制主义的压力来源是明确的,是单向的,而消费主义的压力却无所不在,看不见摸不着,让人找不到反抗的方向。
人物周刊:对您这代人来说,反抗是必然的选择吗?
北岛:到70年代,中国文化走向绝境,这才有绝处逢生的可能。其实对那一段历史的复杂性还远没有说透,往往还停留在肤浅而简单化的陈词滥调之中。我跟朋友建议做《六十年代》,那是埋下种子的时段,也就是所谓童年经验。70年代是破土与艰难生长的过程。你也可以把这一过程叫做反抗。60年代末,即上山下乡刚开始的时候,有个人物值得一提,他就是食指。他这颗种子和大地的关系有点儿特别。他是红卫兵运动走向高潮时开始失落的,他的代表作《鱼群三部曲》描述的就是这一点。而恰好赶上“上山下乡运动”,一下子把他的诗带向四面八方。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食指一下触动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开关。如果说反抗是某种必然,那么反抗是否都能开花结果就难说了。这背后的复杂性需要好好梳理。
人物周刊:您是当年地下文化的见证者,能谈一下当时北京主要的文化圈子吗?
北岛:打个比方,北京的文化圈子有点儿像大小涟漪,扩张碰撞,融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涟漪,最终才能兴风作浪。比如我先在几个同班同学组成的小圈子混,后来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芒克、彭刚和多多等人,他们都属于北京一个比较有名的圈子,女主人叫徐浩渊,当时只是20岁出头的女孩。这是多么有意思的现象,她扮演着像巴黎斯坦因夫人那样的沙龙女主人的角色,指点江山,说谁成谁就成。说到底,这也是中国革命带来的结果,胆大,没有条条框框。他们在当时的高压环境中办过地下画展,还投票选出最佳作品。而像这样的沙龙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只不过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中被忽略了。《七十年代》正打算出下一卷,而我首先想到的是再现这些被忽略的细节,呈现更加复杂多变的历史质感。
恢复现代汉语的尊严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自己早年的诗作,包括它们和当时的政治之间的张力?
北岛:我没有保留最初的诗稿,但我还能记得第一首诗叫《因为我们还年轻》。在当时高度政治化的压力下,我们这代人存在着虚无颓废的倾向,那首诗针对的是这一倾向,带有明显的道德说教意味。当时就有个朋友指出了这一点,这是我早期写作中一直在克服的问题。其实《回答》也还是有道德说教的影子,只不过在反抗的姿态中似乎被掩盖了。《回答》最初写于1973年,1976年做了修改,1978年首先发表在《今天》创刊号上,第二年春天被《诗刊》转载。由于过于鲜明的政治反抗色彩,为安全起见,发表时标的创作时间是1976年。
人物周刊:您的诗从一开始就具有启蒙色彩,怎么看这种启蒙者的身份?
北岛:启蒙者都喜欢道德说教,这大概就是症结所在。其实我在我们那代人中是比较笨的,是需要被启蒙的人。我们中间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比如岳重(笔名根子),横空出世,把北京地下文坛全都震住了。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是自70年代初以来现代诗歌的开端。当然,由于他父亲是电影导演,他很早接触到西方诗歌。所谓白洋淀诗派,芒克、多多、江河、宋海泉等,都多少受他影响。
人物周刊:《回答》影响了一代人,您却说要对它要有一个反省,反省什么?
北岛:对抗是种强大的动力,但又潜藏着危险,就是你会长得越来越像你的敌人。官方话语到“文革”算是走到了头,甚至所有词与物的关系都被确定了。1972年初,我写了首诗《你好,百花山》,其中有一句“绿色的阳光在树缝中游窜”。我父亲看到后满脸恐慌,让我马上烧掉。因为太阳指的只能是毛泽东,怎么能是绿色的呢?如果说这40年来,我们颠覆了官方话语的统治地位,恢复了现代汉语的尊严,值得骄傲,那同时我们也很可悲,因为我们就像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的,扮演的是“低级侍从”的角色。换句话说,我们只会行走,不会飞翔;只会战斗,不会做梦。放在这样的语境中,你就会明白我对《回答》的不满了。
人物周刊:1979年,官方刊物发表了《回答》,引起巨大反响,这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
北岛:《诗刊》给了我9块钱稿费,我请当时办《今天》的朋友们撮了顿。这是对我最直接的影响了。
人物周刊:是否有站在时代前沿的感觉?
北岛:什么是时代前沿?在《今天》出现前我们其实都很消沉,看不到什么希望。有一回我和芒克、彭刚一起喝酒,从屠格涅夫的《罗亭》说到中国的未来。我们发誓,如果有一天中国出现自由化运动,我们一定要为之献身。四中有个同学叫张育海,70年代初参加缅共人民军,在战斗中牺牲。他临死前不久,曾给同学写了封信,其中有一段话大意是,不是历史不给我们机会,而是有了机会由于没做好准备,往往错过。这封信在知青中流传甚广,对我影响很大。十年磨一剑,熬到了1978年。政治上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我们终于浮出地表。我在《今天》发刊词的第一句话就是“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与张育海的那封信遥相呼应。现在看来,我们准备得很不够,否则还应该走得更远些。
人物周刊:官方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北岛:在今天,官方这个说法有点简单化,比如不少现当代文学史都提到《今天》及其重要性,甚至正式出版关于《今天》及地下文学的回忆录,在报刊上有关于《今天》的访谈等。这并不等于得到承认,当然承认不承认没关系,这只是时间问题。回顾当年关于朦胧诗的争论,已恍如隔世。现在想起来真得感谢当时主管文艺的官员及其理论家,他们组织人马大力“推广”“今天派”(“朦胧派”)诗歌,让它们深入人心,功不可没。
商业化出现以后这代人纷纷落马
人物周刊:对您来说,时代的压力与写作有怎样的关系?
北岛:对作家来说,时代的压力不一定是坏事,也不一定是好事,没有压力有时反倒是更大的压力。关键是作家是否能将压力转化并升华为写作的动力与资源。或许最值得幸运的是,我们这代人从写作之初就断了功名利禄的念想。而这正是中国文化传统带给个人最负面的能量。这真得感谢“文革”,正是由于“文革”在造成破坏的同时也带来我们与传统文化的重大偏离,我们这帮人有了新的创造空间,这恐怕是祖辈、后代都难以获取的空间——在可怖高压下获得某种纯粹的自由,在最黑暗的时刻目睹令人晕眩的光明。如今这传统又回到老路上,每个人又重新活在它的阴影中。看看那些文人为蝇头小利什么缺德事都能干得出来,就是明证。这是个很大的话题,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需要更广泛更深入地探讨。
人物周刊:听说您跟中国电影界的人很熟。
北岛:我认识陈凯歌、张艺谋等人时,他们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陈凯歌是个讲故事的天才,能把一部外国电影完整地讲出来,连同场景对话动作等所有细节。他参与过《今天》的活动,发过短篇小说,也是《今天》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代理,负责张贴海报、代售刊物。总体而言,我觉得“第五代”完了,全面向权势、资本投降了。可惜。恐怕只有田壮壮是个例外,他还在孤军奋战。
前两年在美国一所私立学院教中国当代电影,觉得还是《黄土地》好。我真纳闷,难道“第五代”不但没长进,反而倒退了吗?他们后来的电影你可以看出不断妥协让步放弃的过程,直到完全从艺术中撤离。我现在对他们不再报任何希望,决心再也不看他们的任何电影。
这又回到刚才提到的张玉海的那句话:不是历史不给我们机会,而是没有准备,有了机会也往往错过。不能说我们没有准备,而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知识不完整,信念不坚定,一句话,缺乏足够的精神能量,所以走不了多远。再赶上商业化——活了一辈子什么都见过,就是没见过钱,于是纷纷落马。从70年代末开始,包括《今天》、“星星”、四月影会、第三代诗歌、第五代电影、寻根文学、试验小说,那就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到80年代中期走向高潮。由于准备不足,这能量没持续多久就衰败了。
人物周刊:听说您和艾青曾关系很近,后来出现分歧。能说说这段公案吗?
北岛:说来话长。1983年“反精神污染运动”开始,《经济日报》去艾青家采访。艾青把政治与私人恩怨夹在一起,多次点到我的名。出了门,《经济日报》副总编辑对随行的年轻编辑(恰好是我好朋友的同学)说,艾青今天涉及北岛的话要全部删掉。她的职业道德多少保护了我。
我和艾青是他1976年从新疆到北京治眼病时认识的。那时他住在白塔寺的一个小院里,单间,上下铺,他们夫妇和两个儿子挤在一间小屋。我跟艾未未很要好,我第一本诗集《陌生的海滩》的封面是他手绘制作的,总共100本。其中《太阳城札记》中的最后一节是“生活·网”,艾青到处公开引用批评。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强调这是一首组诗中的一小节,你要批评,也应说明原委。我接着说,你也是从年轻时代过来的,挨了那么多年整,对我们的写作应持有宽容公正的态度。收到此信,艾青给我打电话,我们几乎就在电话里吵起来。其实我和不少前辈都成了忘年之交。70年代是两代人互动交错的特殊时期,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很遗憾,我和艾青的关系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人物周刊:后来第三代诗人喊出了“Pass北岛”的口号。
北岛:在西方普遍是20年一代,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变化太快,代与代之间被压缩了,有人说5年一代,有人说10年一代。总之由于距离太近,布鲁姆所说的那种“影响的焦虑”就更显而易见。
超时了,掏出手枪,接着读
人物周刊:1989年之后,您开始了在海外的漂泊,当时的状态是怎样的?
北岛:我算比较幸运的,最初有奖学金,后来混到大学教书。我生存能力比较强。刚到国外的那几年,一直拒绝学外语,直到1993年去美国,才真正感到语言的压力。我用英文教诗歌写作,胆儿够大的。每天花大量时间读英文备课,最麻烦的是看不懂学生的作业,诗歌的词汇量大,一个词卡住就无法继续分析。后来买到一种扫描笔,碰到生祠一扫就出现中文解释,我管它叫“扫盲笔”,这玩意儿可救了我。我上课时跟学生说,这是我的秘密武器。
人物周刊:生活上的压力有多大?
北岛:在国外生活需要坚强的神经。有一阵,我独自养家带女儿,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第一大难关就是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书时被台湾老板炒了鱿鱼,当时没什么存款,房子每月还要付按揭,一脚踩空了。我终于体会到资本主义的厉害,像老虎,比专制还厉害——老虎猛于苛政。幸好“美国之音”约我写《作家手记》,救我于水生火热中,还逼出写散文的能力。后来我转向用英文教写作、出去朗诵,都和生存压力有关。
人物周刊:朗诵也用英文吗?
北岛:我一直坚持用中文朗诵诗歌,用英文朗诵散文。因为中文是我诗歌的身份,不能放弃。在美国的大学系统,英文系几乎都设有创作课,由诗人作家担任教授,与创作课配套的是朗诵系列。互相请来请去,这是美国诗人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人物周刊:在《朗诵记》中,您提到过一些奇闻轶事,特别有意思,还能说一些吗?
北岛:朗诵会一般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但由于诗人的EGO太强,常常会尽量多占领舞台,夺走别人朗诵的时间。我认识一个叫乔治的美国诗人,当过兵,参加过越战,因反战被送上军事法庭,后来又去日本学武术。有一回,他在旧金参加一个朗诵会,坐他旁边的是个黑人诗人,人高马大,而乔治比较矮小。台上小说家正在朗诵,规定每人为20分钟,那家伙念了45分钟还没完。可把乔治激怒了,他跟那位黑人诗人商量,上台揍他一顿,乔治打下三路,黑人打上三路。台上那家伙预感到了,先从书包里取出个木盒,再从里边掏出手枪,边读边挥着手枪,把大家全镇了。他一口气朗诵了一个半钟头,然后收起手枪,扬长而去。
人物周刊:2007年底您开始定居香港,香港对您意味着什么?
北岛:我感谢香港收留了我。香港多年来收留过很多人,包括孙中山。虽是弹丸之地,却提供了另一种政治与社会文化形态。当然香港有香港的问题。教书时,我发现我学生的外国诗歌知识几乎是零,让我大吃一惊。所以我们正筹备“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人物周刊:是什么帮您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北岛:第一是写作。写作首先是与自己对话,相当于心理治疗。在写作中,你才会不断重新定位,确定生存的意义。第二是对家人、朋友的责任,首先是对父母、对女儿的责任。第三就是喝酒。
人物周刊:想过别的选择吗?
北岛:在绝望时刻,人人都会有轻生的念头,每过一关都是胜利,人生就是这样一点点磨砺出来的。
人物周刊:说说您最幸福的时刻。
北岛:人生只有痛苦是绝对的,幸福总是相对的,现在我已到了耳顺之年,生命进入相对平静的时期,不再为生计发愁。我希望珍惜这种平静与自由,完成始于40年前的写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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