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没人提过，转抄过来。

据纽约时报报道，国际著名人类学家，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上周五在他的巴黎家中因病去世，享年一百岁。这个消息在今天下葬时才由他儿子对外公布。他被埋葬于巴黎东南部科多尔地区的Lignerolles村。“他表达过想要个慎重和冷静的葬礼的愿望,能够与家人在一起,在他的乡下别墅,”他的儿子说，“他属于这个地方。他喜欢到森林里散步,现在他的坟墓就在这片森林的边缘上。”

1908年11月28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父亲是旅居比利时的法国犹太画家。后来列维—斯特劳斯随家定居巴黎，并在巴黎读完中学与大学，直至获取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和大学教授职位。

在二十世纪30年代中期，列维—斯特劳斯获得机会，接受当时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布格列的推荐，到巴西圣保罗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在此期间，列维—斯特劳斯到亚马逊河流域的印第安人部落做了实地调查。他在1948发表的《南比克瓦拉部落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1949年发表的《亲属的基本结构》以及1955 年发表的《忧郁的热带》等重要著作，都是以这时期在印第安人部落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为基础而写的。

40年代，列维—斯特劳斯在纽约社会研究新校任教，并在法国驻美使馆任文化参赞。在此期间，他广泛接触了美国各界社会名流，包括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克鲁伯、罗维及语言学家雅各布逊、乔姆斯基等人，并同他们进行直接的学术讨论，这有助于他后来更深入的了解英美社会文化人类学及语言学的理论传统，对于巩固和加强它的学术理论也很有帮助。

50 年代以后，列维—斯特劳斯直接面对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思想，并在萨特挑起的论争中与萨特激烈辩论。萨特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特别不能接受他有关“共时性”、“中断性”的反历史主义思想观点，更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有关人类思想始终维持同一稳定结构的看法。萨特在他所主办的《现代杂志》中发表一系列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文章，而列维—斯特劳斯也在他的文章中，特别是在他的《野性的思维》一书中，反驳萨特的观点。这是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争辩，对于此后法国思想家们的思想创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列维-斯特劳斯是“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结构”普遍被认为存在于所有人类行为中，它能够使看似分离分离的文化和创作有一体的形态。他的作品甚至对他的批评者们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法国还没有可与之比肩的人。而他的作品——混杂着学究气、诗人气，满是大胆的排比、复杂的论据和精细的隐喻——在以前的人类学界还没有存在过。列维—斯特劳斯一生有许多重要的著作。其中包括：《结构人类学》两卷、《神话学》四卷、《原始思维》、《假面具的途径》、《遥远的眺望》、《演讲集》、《嫉妒的女制陶人》、《象征及其副本》、《猞猁的故事》、《看、听、读》等。

写作是一种折磨，笔耕不辍只是害怕无所事事。

1980年代，萨特成为了历史，拉康、福柯、阿隆和其他人相继作古，阿尔杜塞进了疯人院。法国知识界成了孤儿，经过一番清点，巨人只剩下一个：列维-斯特劳斯。

几十年来，无数记者问过列维-斯特劳斯，他与萨特、波伏瓦和存在主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不厌其烦的回答说，他们没有或几乎没有打过交道，他偶然见过萨特两三次。至于波伏瓦，波伏瓦曾在《现代》杂志上把列维-斯特劳斯捧上了天，但此后有些迷恋《第二性》的女读者对列维-斯特劳斯非常不满，因为他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中断言男人互相交换女人。列维-斯特劳斯俏皮地回应，“如果我说是女人相互交换男人，女权主义者就能满意的话，那么丝毫不会改变理论，只需用负号代替正号就行了，一切如故。”还有一次，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马格丽特·米德来到巴黎，列维-斯特劳斯做东让知识界的两位杰出女性见个面，他专门为她俩组织了招待会，“她们彼此一言不发，各占据房间一角，身旁围绕着崇拜者。”

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写作是一种折磨，笔耕不辍只是出于害怕无所事事。1991年，83岁的列维-斯特劳斯还完成了《猞猁的历史》，“列维-斯特劳斯精神抖擞重返舞台”一些评论说，几周内这部学术作品居然成为畅销书。

晚年列维-斯特劳斯不愿多说，他认为，面对这个日益庞大和复杂的社会，思想大师的时代已经结束。“与其想象这是一个简单的世界自我欺骗，不如知道自己失落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这岂不是更好吗？”关于自己，他重申自己只是一个手工匠，他推动了自身流域的发展，而且“还有别人会继续下去，他们有自己的分析框架和更令人满意的诠释办法。这才是永不终结的。”

“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发明了一种全职的人类学家的职业，其精神寄托如同创造性艺术家、冒险家或心理分析家的精神寄托。”桑塔格当年这样赞誉列维-施特劳斯。

龚古尔奖评委对未能授予《忧郁的热带》感到遗憾，只因它不是小说。

1945 年8月，还在美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他阐述了民族学如何能够把语言学的突破性成果为己所用。列维-斯特劳斯把社会文化现象视为一种深层结构体系来表现，把个别的习俗、故事看作是“语言”的元素。他不靠社会功能来说明个别习俗或故事，而是把它们看作一种“语言”的元素，看作一种概念体系，因为人们正是通过这个体系来组织世界。

1955年10月，构思于战前的《忧郁的热带》正式出版，作品立即获得成功，所有重要的评论家都长篇累牍地盛赞这本书，最热情的褒扬来自龚古尔学院，龚古尔奖的评委们对未能授予《忧郁的热带》感到遗憾，只因为它不是小说。

同年，另一部鸿篇巨著《结构人类学》也出版。《结构人类学》出版20年后，列维-斯特劳斯已经无法认出自己了，“《结构人类学》的一些阐释，今天读来让我战栗不已，那么大胆的阐释。”《结构人类学》反映的并非一门学说，而是正在形成的思想本身。《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的出版，奠定了其在法国思想界的大师地位。

不过自《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等著作出版后，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展开了激烈辩论。萨特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特别不能接受他有关 “共时性”、“中断性”的反历史主义思想观点，更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有关人类思想始终维持同一稳定结构的看法。萨特在他所主办的《现代》杂志中发表一系列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文章，而列维-斯特劳斯也在他的文章中，反驳萨特的观点。这是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争辩。

梅洛-庞蒂是列维-斯特劳斯长期的密友。1952年梅洛-庞蒂进入法兰西学院，1954年起便一再坚持要列维-斯特劳斯申请进入学院。直到1959年，列维-斯特劳斯才终于进入法兰西学院。

“我在被占领的索邦大学散步，用民族志专家的眼光环视四周。”

1968 年5月，风暴来临。人们以为他是萨特的继承者，没想到他站在雷蒙·阿隆这边，他和阿隆在年轻时并不认识，战后才开始接触，“很惭愧，我觉得阿隆身上具有一切我所不具备的。”在他看来，阿隆具有“达到真理的不可或缺的品质”。五月风暴中，他从未受过学生责难。“我在被占领的索邦大学散步，用民族志专家的眼光环视四周。”“我不赞同砍倒树木来构筑街垒(树有生命，应当尊重)，我不赞同把公共场所变成垃圾场，那是大家的共同财产，我不赞同把大学建筑物等涂成乱七八糟，我也不赞同研究工作和学校管理因无谓的口水仗陷入瘫痪。”1974年，《世界报》向许多名人提出了一个问题，“知识分子的用处何在？”列维-斯特劳斯回答说，“把精力集中在他所选择的道路上。”

1976年，列维-斯特劳斯曾受邀前往国民议会，为三条关于自由权的法案作证，他起初有点不大情愿，但他还是毅然前往。“真正的自由是长时期习惯的自由……自由是从内部维持的；当人们认为能从外部将之建立起来时，它就已经被破坏了。” 列维-斯特劳斯从其所理解的民族学对自由作了一个诠释。

1982年10月1日，列维-斯特劳斯正式退休。照惯例，他被授予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称号，享有在学院人类学实验室为其专门保留的一间办公室，俯视着图书馆。

列维-斯特劳斯创立结构主义，当被谈起如何评价那个“后结构主义”时，他的回答是，“预感失业在即，一些民族学家便去敲别的学科的大门。他们去哲学、精神分析或文学那里找活干，不顾把后者的学科变成大杂烩的风险；由于找不到一个正面的定义，这大杂烩便被叫作，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