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坏资本主义的勾结和博弈

刘自立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博弈历史人皆了解，只是诉诸双方起源，学界有些歧义—— 一说，是原自所谓自然秩序论（资本主义），一说，是原自所谓人为秩序论（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二者间性关系中互有交叉，遂成你我互动之势；再是，这个格局经过几次民主浪潮的冲击，出现新一轮政治格局——社会主义人为意志的强制秩序论，逐步让位给自然秩序和政、经分梳的民主自由秩序，故形成现今的局面。具体而言，苏联解体和柏林墙的倒塌，使得社会主义道义和正统性质瓦解。所谓冷战结束于西方，就是这个普世价值胜出的结果。但是，人们看见这个历史结束式以外的政治地域格局：苏联解体，而中国崛起。于是，人类观察政治格局的视角，再次转换到对于东、西方价值观的重新审视。其中中国模式的出现，成为这个观察行为的焦点。按照东方兴起论和西方没落论百多年的争执，中国模式的表达一度是儒学天道论和欧美价值论的对峙。中国学人20世纪四十年代，就对这个欧美价值做出自身的判断——很可惜，这个判断的错误，导致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出。这是问题的一个提法——在中国，资本主义退出历史舞台——问题的再次彰显，出现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叶。
换言之，中国社会主义模式（也就是这个模式发展的极至，如运动式，文革式等等）宣告濒临破产。所谓中国改革的出现，把课题转到我们的焦点叙述上。这个表述出现了以下的观点：中国资本主义的改革和欧美原本是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对峙和比较。换言之，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西方模式，在20世纪末叶遂告双双面世。于是，排除一些社会主义元教旨国家（如，朝鲜，如，古巴等）的社会主义制度，世界上出现了以资本为至高无上原则的国家和政权体制；这就是说，中国资本主义和欧美资本主义，都是资本主义；他们在经济贸易和外交层面上，业已形成一种资本“地心说”或者“太阳论”；其含义是，其运作和思维，只要是遵循资本规律，那么，人权和其他道德和思想诉求，就会自然退位，变成退而求其次甚至等而下之的诉求和需要。这个局面的出现标志，主要表现在美国人奥巴马访华的行为和言行特征里；但是，其最早的出现和萌芽，业已出现在美国人对于苏联建制时期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上。（见丹尼尔.伊斯图林著《彼得.博格俱乐部》一书22章/注附如后）
我们在另外处讲到俄罗斯灵魂索尔仁尼琴的同样看法——
在一部采访索尔仁尼琴的访谈片子里，这位几乎很少言及各国政治制度细节的伟大作家，却对他自己国家的体制，发出不满之声。首先，他扬言西方资本一直以来就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
第二，他们自己的国家资源被‘三百人’高层所垄断；
三，这些人收受贿赂，恶贯满盈。（《对话索尔什尼琴/The Dialogues with Solzhenitsyn》－2007年版）
索尔之言，道出他反对革命和进步的哲学观点。他说，世界近代现代以来变化很快；而几千年来，世界上（对于资源生态）的改变很少，很慢----这个看法与吕贝松的电影《家园》同。吕贝松认为世界资本带来的掠夺性破坏，正在使得东西方世界被纳入一种万劫不复的巨大危机之中。于是，革命除去上述空洞和残酷的乌托邦理想和‘动物庄园’机制，制造了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古拉格和公社体制外，其带来的利益诱惑，在另外一个层面，使得资本和革命可以产生共谋和同构之关系。
他谈到的西方欧、 美支持布尔什维克之主张，却是他睁亮他的老人之眸而神态强调与明确言之之含。于是，我们从这个提示察拣到关乎于此的大量材料，证明索尔所言非虚，实是铁证凿凿，不容否认；却百多年来被人完全遗忘或者视而不见。（刘自立 《俄罗斯思想辨正》）

这样，历史和资本的逻辑表达式就出现这样的历史结局。美国立国精神和资本秩序之间，一直以来存在着同样博弈的过程。这个历史表达式存在于几个方面。用我们不太为人认可的判断而言就是，民主，一直以来就是民主（不完善）制度的批判者——且这个过程从来不会结束。简略而言，无论马丁.路德.金如何具备社会主义思想（他们要把佛罗里达州变成社会主义），他仍旧是美国历史转向成熟民主的里程碑；换言之，这个人权诉求本身，反映了美国价值的双面性质。一个是资本制度并不期待改变的原有不公正模式，一个是吸纳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制度之改变和进步。于是，在美国出现了如何抵制这样一种左右两翼竞争的难堪局面。（这个局面，同样表现在美国人应对一如智利前政治局面的考量当中——这只是冰山一角——如果人们因为可以压制苏联势力而镇压阿连德，袒护皮诺切克，那么，皮诺切克被英国政府抓捕本身，就业已纠正了美国人面对阿连德的政治正确论；反过来说，这个正确论，又表达在美国政府支持一个六四屠杀政权），于是，产生我们本课题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不是只要中国施行资本主义，其合理性合法性就会因为其资本的某种复兴而导致美国政权的支持与沆瀣？这个提问和美国本身制度中存在的两面性，处在何种考量之中？
从历史的演进来看，20世纪尼克松访华本身，并未让毛、周产生沆瀣美国资本的意志，他顶多采纳了基辛格的塔列朗式的战略外交；但是，历史本身的幽默和残酷，使得这个进程僭越了双方的政治底线，遂产生美国资本中的中国和中国资本中的美国。这个奇怪的局面，和邓在改革初期的基本预料，也并不若何符节；邓模式的出现，与其说是邓氏意志，不如说是资本的导向。资本的什么导向，使得美中两国出现这样一种几乎以同一原则为基准的互相“负责”之态势？换言之，也就是中美近来公报里提及的互动原则和互认原则呢？他包含认可对方的核心价值（共产党价值，还是中国一般性未定性、未来普世原则呈现的价值？），制度繁荣（共产党特权集团的繁荣，还是国人平等？），领土主权完整（谁的主权？）等等。这个局面和对此局面的判断，使得中美双方根本不像前苏美对峙局面，而更像美国和中国式皮诺切克政权的结合。于是，我们得出的并不美好的结论是：佛里德曼夸奖的智利独裁经济大发展，现在重新展现在中国模式之中，且具备更加广大的影响。这是左右两翼在整合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上，据说做到完美的榜样和范式——按照范式之传统性质而论，中美间性关系的模式，其实不是元创，而是重复。这个重复有经济和政治两个方向。政治方向是，二战以来，罗斯福的绥靖主义政策，也就是他的苏美共治（抑或分治）政策，联合国政治。经济方向，则是他们双向的价值分梳式政治，对待苏联的经济竞争和对待中国的经济绥靖。这个绥靖政策源头，就是美国放弃中国内战时期的蒋介石政权而导致苏联与中共联合摧垮中华民国——且在制定马歇尔计划的几乎同时，放任艾奇逊，李普曼等人的战略放弃计划，也就是导致斯大林毛进攻汉城。
于是，同一个马歇尔可以是西欧政治价值的坚持者和施行者，也可以是防止蒋介石剿灭共产党军队于东北的麻烦制造者（见相关史料），遂导致美苏之间新边疆的出现。这个对华政策回到尼克松基辛格以后，大致在给予共产党所谓加入WTO方面，完成了我们称之为双向加入资本舞台的准入许可证游戏。这个游戏的完成，是以忽略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罔顾人权的现状为条件（其实是不讲条件）。于是，所谓市场经济的说法，成为美中资本游戏的潜规则。这个潜规则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讲述资本基本性质时提过的、那些为极权批判家甚至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过的资本效应论；从其广大的资本市场之不同法律状况而言，基本上分梳成为两个市场。一个是法制市场。一个是无法官场经济（伪市场经济）。这是非常明了的事实。这些事实人们称之为低人权或者无人权经济。但是，奥巴马等人却完全为上海等地的高楼大厦所蒙蔽，产生托克维尔等人所谓革命论和旧制度崩溃，恰在经济发展时期之论之反面强调——我们说，这个唯经济发展论，在成就中国世袭政权人士和共产党特权人士的吸血效应外，就是供给美国消费市场，欧洲消费市场以中国奴工血汗换来的廉价产品。这个世界贸易的所谓自由体系之自由，恰恰是以牺牲中国奴工的生命为代价。这个考量，尚未计算中国人破坏环境和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浩劫资源的非绿色GDP增长。所有这些都在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考量中，偏向其本国国家利益而罔顾中国人的人权和尊严的资本主义。于是，我们说，一个坏资本主义和一个好一些的资本主义，如今正在打造一个奇特的价值罔顾环境。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这种资本模式的深刻含义导致的中国模式的存在，意味着何种政治前景之预估，也就是说，中国模式，其实是西方坏资本主义模式的延伸和畸变。重复而言，中国坏资本主义模式存在的前提有二，一个是他号称仍旧坚持社会主义——也就是蜕变成为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托洛茨基语）；资本的国有制（现在的说法是“国进民退”——而“民”从未进过，只是一种补充形式），导致思想的国有制；等等。这些判断是对极权主义的基本认知，而为美国政客所回避。这样的回避，遂产生美国不能和平演变中国为自由国家之局面，不能演变的局面，导致什么结果？这个结果，就是西方人，西方制度和历史一向以来所熟悉的新殖民主义模式。这个模式，简单说来，就是以中国为制造基地，而以美欧为消费场所所导致的美国欧洲资本沆瀣中国权贵的中国卖国主义新局面。这个局面，正在以中国模式和美欧模式共同积累其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为末日预演做准备；虽然，这个准备，也许有自觉成分，也许有不自觉成分。这个模式的本质，就是世界经济贸易秩序的非自由化和非民主化成分在起作用。这个局面，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历史演变的一个新局面。我们设想，这个局面产生两种效果。一个效果是，中国模式嫁接西方资本，产生其非人类经济模型的野蛮优势而驰骋于世；一个是，美欧国家及其政客为了捞取这个廉价利益，和独裁者联手制造一个世界无人权市场，继续以中国人的死亡和被奴役被和谐被污染被侮辱为代价，换取欧美人群的消费和享受。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无论是阿伦特还是卢森堡，都有严格论述和说明——她们直接批判和解释了马克思误导的内部资本论，而非外部之（就是：剩余价值产生于西方市场本身这个错判错断——转换到剩余价值其实产生于殖民地和所谓不发达地域和中国这类“金砖”国家。）
我们只能再次重复引用之——
“ 阿伦特指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实行民主制度，在殖民地执行总督制度。她还就此引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多余的人’、被社会抛弃的群体，是形成法西斯主义之根源等等看法。
“卢森堡并未直接诉诸殖民地政治形式，却在批判《资本论》中简介涉及此课题。她关于资本运行和创造剩余价值的方式本身，提出了非《资本论》运行模式。这个模式，不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内在资本运行的规律，而是强调资本外在抢掠的模式，导致所谓剩余价值的不断产生。这个模式的揭示非常重要。如果说，《资本论》的模式被现代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否定了，那么，卢森堡解读和分析的现代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却极具现实感和真实性。这个模式的延伸，直接诉诸中国经济今天的运行模式——也就是，中国资本和西方资本连手的那种原始资本主义（甚至是资本奴隶制度）积累过程之再现。这个发现，使得卢森堡至少在其眼光独特和观察深刻方面，独占熬头，她确乎成了鹰——而马克思和列宁，成了鸡——中共呢，正好迎合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外在掠夺模式，和那些见利忘义的资本沆瀣一气，制造了现代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另类范畴，很需要强力研究之。为此，我们引述卢森堡的观点，以便澄清关于‘马克思正确论者’的误导。
“ 阿伦特在介绍《资本的积累》一书时写道：‘既然资本主义‘在经济矛盾的压力下’，从未表现出任何崩溃的迹象，罗莎（即罗莎.卢森堡）就开始寻找一种外部原因，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持续增长的过程并不仅仅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先天规律的产物。尽管‘资本主义’试图征服者些国家并将他们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但是当这个过程蔓延到整个国土时，她就不得不面对大地上那些和他不同的部分，亦即前资本主义的地区，并把它们拉如到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来。而这一资本积累的过程，正如它从来所是的那样，靠吞噬所有外在于它的东西为生。换句话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并不是像原罪那样祇发生过一次的事件，或者祇是由最初的资本家来进行唯一的一次掠夺行为，然后就引发出一个积累过程，按照他的内在规律或‘铁的必然性’运作直至最后的崩溃。相反，为了保持这个系统的运作，这种掠夺必然是一遍一遍重复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产生它自身矛盾并‘孕育着革命’的封闭系统，相反，它不断以吞食外部要素为生。”（见阿伦特《黑暗中的人们》/刘自立《卢森堡和社会民主主义》）

这些论述说明了两种市场，两种价值，两种前途存在之博弈。也就是说，政治历史上左右两翼的价值评估，往往产生的表象，其实，原自其利益的驱动；而凡是利益驱动，都为合法之资本主义，和其同样元创之人权论和民主论，刚好齐头并进，互为前提；也就是资本主义哲学层面的物质－精神论式的笛卡儿主义或者人文－宗教双主义之现实。深刻而言，当马基雅维利严词批判西方基督教带来的羸弱和奴性（像尼采观点）的那一刻，西方实用主义崇尚异教身强力壮和揭穿虚伪之道的行为准则，就开始摒弃唯道德论和唯价值论，产生了其几百年的殖民主义历史——也就是阿伦特说的对内民主，对外“不”民主历史！从其运作准则上说，其水低流向的资本准则，当然不会整合合理优势和搭配最佳力道，而是换取中国市场这样的廉价暴利之追求——这是他们资本家本性自外其道德准则的第二来源，即资本来源，即利益主义。这是无可争执之结论。所有政治外交文化甚至经济游戏本身，就包含“上帝就是魔鬼”这种双重性质和互反因素——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可以是人权和公正的起源，也可以呈现价值罔顾，烧人（加尔文烧死塞尔维特）和镇压（法国断头台）的另外一个图面；但是，其最主要的原则，则是经验主义的实用主义和实利主义原则。让一个美国政客考虑一个中国劳工的血泪史，业已和让奥巴马公开说出一个异议人士的姓名一样，就像骆驼穿过针眼！这就是我们认可的政治前景之难度。这个难度，在摒弃一切其他因素之后，就剩下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资本和美国资本的勾结和对峙。
接下来的课题就是，这两种模式之间如何运作，其运作式和中国自由民主前景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这是一个偌大的课题。简略而言，我们认为其间有几种可能性存在于兹。这些可能性是，一，美国模式继续沆瀣中国模式，以完成（抑或不完成）这种世界一体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美国资本流入中国，继续以南桔北栀之效果而罔顾中国人权和自由民主。于是，产生第二点，美国政治抑或美国政客，继续和中国政客一起，并不真正诉求于资本利益以外的任何关注，而一门心思只是讲究所谓美国国家利益和中共集团利益，遂使得中国奴隶和劳工生济继续发生危机和告警；三，美国人继续倾倒电子甚至更具污染之垃圾于中国各地；四，在保护和侵害中国生态环境、能源诸问题上，故左右而言他；五，于是，这个双向危害中国长江大河的资本主义竞争和同谋，遂使得中国不仅仅发身社会政治抗争，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产生对于中国自然生态环境和基本生存环境的攻击和侵害。于是，在中国与在欧美一样，一如电影大师吕贝松等人揭示的环保课题，就会在极权主义经济发展和对于极权主义之核心利益和美国国家利益，双向认可和侵蚀下，归于0增长，负增长（按照绿色GDP衡量——见王维洛先生说法）的危害。任何人权和生态组织之非权利化和国家化，正是导致生态做秀主义之根本（也见阿伦特语）。
在这个意义上，敦促美国内部价值坚持者，出来对抗政客之利益主义，应该是呼应中国民主派意志的最好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即便出现在美国南西.佩罗西这样的议员身上，也已今非昨比，是为憾事。
最后的结局也许就是这样。
在历经了对于美国和中国负面价值的退让之后，世界经济的走向因为这种负面因素，中国因素的加入，而更显畸形，深藏危机。于是，一方面是美国人继续玩弄这个中国模式，一方面是，中国模式本身存在的社会和政治隐形问题，逐渐暴露台面（其实已经大面积爆发达年万余起民众反抗……）——这必将反过来影响美国经济，甚至影响美国政治——于是，美国政客或许对于纵容中国模式，产生略微的矫正；但是，截至眼下，其整体纵容政策，未见根本改观；只是局限在贸易纷争层面和层级——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国政权势必无力纠正他们的惯性运势，故使得经济社会危机越演越列，直到旧制度和大革命发生关系，引起巨变；而这个巨变，必将不是任何良性力量的推导和控制，很可能演化成为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动乱。政权既无置衡这个局变的力道，也不会放任任何体制内改革，最后，只能撕破官民之间的尚存的任何一种类似中国古代的社稷卫护。他们是一群比之皇权中人，更加不管身后洪水滔天之辈！所以，在此意义上，美国绥靖主义对待中国模式的观感，正好适应中国官场惟利是图，恣意破坏，浩劫而去之命运。最后，当这个其经济模式绝对不可持续之政权，最后发生某种类似财源枯竭，道数业尽，百姓造反之现象出现；美国人，必会就此抛弃之而另起炉灶。这难道是我们世界，我们中国和你们美国人最为欣赏的结局吗？是不是可以挽澜既倒，另谋出路呢？看来，奥巴马没有这个智慧，其他人呢？美国有识之士呢？
鄙认为，现在比任何时期，都需要美国站出来一个注重普世价值和现实政治韬略者，以改观眼下的庸俗政治局面——奥巴马本人，应该被“改变”掉——抑或被明智的某种压力所改变。
美国对华政策应该从服从中共智囊的可悲沮丧之态中完全改变。
“改变”，需要改变。
至于中国之出路、之选择，似乎只好交付给命运了——虽然，西方人认，宿命往往是弱者的选择。
那么，人民是弱者还是强者呢？
人民的身份认定究竟是什么？是极权主义定义下的服从者，还是一般而言的反抗者，其间的考量，又该如何？

注：第二十二章 布尔什维克的恩人
　　
　　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失败，俄国的工业发展肯定会超过美国、英国和欧洲；而我们现在就将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里。但是，通过支持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美国金融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延缓了俄国的工业增涨速度。华尔街的银行界和投资人在幕后控制了俄国的工业发展，从而阻止俄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最初的一个主要的对俄国革命进行金融支持的人，是苏克兰出生的安德鲁卡内基，他是美国的钢铁巨子，一八九二年他就拥有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卡内基也是他那个时代最富有的慈善家，他支持他认为值得的事业。他相信，“一个死去的时候依旧富有是耻辱的”。到他一九一九年辞世，他共捐助了三点五亿美元。他还建立了一个分送财富的组织——卡内基基金会。美国内战中，卡内基还很年轻，他亲眼目睹了内战的恐怖，所以他捐助了一千万美元建立国际和平基金会。该基金会的目的是组织未来战争的发生。在这个方针指引下，基金会受托人董事会编制了“马尔堡计划”。
　　詹宁斯万斯在《伍德罗·威尔逊：革命的信徒》中写道，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将国际金融家与社会主义者联为一体，共同压制国联（联合国的前身）的成立，以强制和平……控制其委员会……（并进而）对人类的所有政治问题提供针对性解决方案。”88
　　该计划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编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同盟国和轴心国都造成了可怕的生命损失，那时，“强制和平”是一种政治修正，也是卡内基为之奋斗的自豪理想。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隐藏的假设，“强制”和平同样意味着必须发动战争的必要前提。而卡内基可能并不知道，他的受托人董事会为未来所准备的、掩藏在马尔堡蓝图之下的秘密内容。
　　安东尼萨顿向我们提供了实施“马尔堡计划”的背景——配合处于国际金融控制者“终极力量”控制之下的国际政府。“俄国是那时——也是现在——全球最大的未开发市场。而且，俄国，当时和现在，一直都是美国工业和金融优势的最大潜在威胁。”89
　　因此，萨顿进一步解释说，“马尔堡计划”的缔造者们需要发展一种覆盖全球的垄断，而不仅仅只是他们自己的后院。“被美国工业控制的州际商务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所能在自家后院为美国工业实现的，如果从华尔街和华盛顿特区给予适当的支持和推动，一个计划的、海外社会主义政府也能为它做到。”
　
　　不满的温床
　　
二十世纪更替之际，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统治俄国。他是罗马诺夫王朝（始于一九一三年，终结于一九一七年）最后一任的统治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统治的版图大约有八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与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蒙古和中国接壤，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和芬兰也是俄国的领土。按照美国少将约翰﹒汉布里﹒威廉爵士（他作为一名英国军官，在战争期间驻扎在俄国）的说法，沙皇对“同盟国事业的忠诚，只有他对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可以媲美。”
　　罗曼诺夫王朝从彼得大帝时代就开始将俄国西方化。尼古拉斯二世试图让俄国工业达到欧洲的现代化科技水准。不幸的是，他用的是他的劳力。许多人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只有最低的工资，而这些则为一九〇五年彼得堡“血色星期日”有组织的工人抗议建好了舞台。不过，沙皇的军队镇压了第一次起义。旧有的秩序维持着风雨飘扬的权力，一直到战争的第一年。直到一九一八年，机会再度出现，独裁统治被推翻，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及其家族被处以死刑。
　　吉奥格斯海顿的书《强奸宪法：自由之死》很有趣。从中我们能知道，约翰D洛克菲勒的个人特使，乔治凯南花了二十年来鼓动对俄国沙皇的革命行动。他的出现和影响使美国资本家很容易通过善意的援助，利用“仆从”俄国市场来压制反叛者。
　　为什么洛克菲勒和他的银行家们如此着急推翻俄国独裁统治？这是否是又一个，发动俄国革命更相关的理由？
　　一句话：是的。答案的意思今天和一百年前一样。石油！在布尔什维克起义之前，俄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产油国。一九〇〇年，俄国富有石油的巴库油田生产了超过美国生产总量的原油，一九〇二年，它的原油产量超过了全球产量的一半。
　　革命的混乱和破坏摧毁了俄国的石油工业。在《华尔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书中，萨顿写道，“由于缺乏技术，到一九二二年，一半的油井都荒废了”，另外一半也几乎无法使用。
　　在《洛克菲勒档案中》，加里艾伦也提到了，革命摧毁了美国的竞争。“在很多年里，革命有效地消灭了标准石油公司对俄国的竞争，（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标准公司再一次进入并重新开始俄国的石油生意。”
但是，华尔街银行家们为了消灭（威胁自己的）竞争，并让俄国人民在数十年里保持贫困和堕落，他们必须找到可以实施成功革命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和列夫﹒托洛茨基出现了。
——摘自《彼得.博格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