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敌人”的语义错误


刘自立



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在语义上产生矛盾，就是排他律指涉的内涵对峙——因为有几点可以捋清。

首先，敌人，是一个语义明确的指称；就是说，在语义范围内，敌人和所有所谓客观存在是存在的，比如，太阳，地球，花朵，人类，畜生，都是一种语义指涉；至于其能指是否合理可释，则为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所有这些语词的规定定义和内涵，只能是所指意义上的规定。也就是说，敌人和太阳只能是所指意义上的规定，不能是能指意义上的规定。因为如果按照施泰格缪勒一类维也纳学派的说法，比如，太阳东升，也不是语义确切的判断——因为北极的人们，就不认为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的。再比如，说所有的天鹅是白天鹅，就被澳洲有黑天鹅取代了——这就是最为著名的证伪的例子（卡尔.波普）。所以，我们不能在能指范围证明或者证伪这个或者那个判断的正伪，只能退却到常识范围。因为，如果像维特根斯坦那样，企图制造一种可以超越之之句法和涉指，就会动摇上帝不能证明的前提。上帝是没有前提或者数位的（无人能够指出其单数还是复数，过去现在未来中其所在之时间性和其道德类思维和行止的人类判断范围等等）。所以，明确以上前提和条件，就会对敌人，我，等等辞藻进行所谓的分析和分析哲学的研判。

其二，敌人这个词，不是按照逻辑实政论的定义规定的，而是按照普通语义学的定义规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解构主义说法，任何玫瑰的定义就是罗马，非玫瑰，其他辞藻，所以，我们拉回到“玫瑰就是玫瑰”之定义（见德理达），即可说明之。在这个前提下说，敌人，就是一种类似太阳和其他物质精神类东西一样的东西。说，敌人是不存在的——唯一的例外，就是宗教无前提和非理性说明）——在一般性考量里，敌人和太阳是一类存在，常识存在和语言交流、理性交流领域的存在。所以，规定了敌人的所谓客观存在以后——其存在了五千年——抑或是文明史的与之俱来的存在；说，敌人不存在，不符合历史。所谓政治学意义之没有敌人，也不能取消语义学“敌人”这个客观主观存在（从精神现象学角度诠释主客观）。所以，说，敌人，不存在，是毫无意义的指称。其唯一存在空间是超脱历史的抽象维也纳学派指称所有语义词汇皆非客观之说——这个东西，天才怪诞，但是，很快式微，转换到一般性政治学和宗教学研判上，施行理性和信仰剥离。虽然，这个剥离的影子事实，其实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譬如，圣安塞伦的上帝存在说的论证（逻辑主义之一种：因为一切无与伦比的东西是存在的；上帝是无与伦比的；所以上帝必然是存在的——这个名句的缺憾也是明显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谁能证明和证伪“上帝是无与伦比”的？所以，上帝和无与伦比就是无须证明的——一 一旦证明之，就会产生类似保尔.策兰式的绝望。请看关于保尔《死亡赋格》的诠释；简单说，就是保.策兰对于圣经和奥斯威维辛的悲观论：所有经典和出处，来源于上帝之默许？此略。）

故此，三，说敌人是存在的，就和说人类是存在的一样，是一种历史学追认和现实判断（虽然我们发现在民主社会这个指称有所改变，消灭了群体阶级和社团敌人存在的诸多可能性；但是，语义学上的敌人仍旧存在。于是，我们这些历史学派的拥护者，就会判断敌人解构的任何可能性。这个解构主义因为牵涉到对于前结构的批判而带来疑点。但是，解构主义之本质就是消解对于前结构的认同，也消解对于前结构的完全消灭——解构主义不是消灭，是改造。在此意义上说，对于敌人之解构，必然不是消灭敌人，而是回到耶稣认可我有敌人而爱之之意思。所以，所有狂妄宣称我没有敌人的人，是在对人类之敌人概念和整部人类历史挑战。其类似毛主义或者希特勒主义的妄人语释。他，没有资格说，人类是没有敌人的——就如同他没有资格说，世界上没有太阳（只有维也纳学派中人才会说，太阳系，只是一个逻辑判断（见《当代哲学主潮》）。为什么一个号称自由主义妥协主义者类，会变成一个狂妄宣称且敌对所有普通史和一半常识之“敌人”说，就是因为这个人的内心的虚妄和过大过高估计了自身的判断和价值。于是，我们接下来宣示这个“我”的意义和无意义。因为是他（这个我），宣布他、没有敌人。这是一个可怕的尼采式反论，因为尼采还是说，……上帝，是杀不死的——但是他，这个我，说，我，没有敌人。于是，最为滑稽的语式判断完全出现了错误。1，你既然宣称了敌人，就是自定了敌人存在的前提；2，你又说，我没有敌人；于是犯下自我矛盾、排他律矛盾类错误：因为，你业已认可了“敌人”这个无形中的前提，你就势必不能说，你没有敌人——除非你可以将敌人这个人类辞藻抹去。所以，你说，你没有敌人，正是犯下一切“同语反复”的错误。说，我看不见太阳的人，只要他说出太阳，他就自认了曲解和失误；说敌人者，只要他的语义中包含敌人，敌人，就不可抹去。

另外，这个“我”，也犯下解构主义和结构主义都试图批判的误导，因为，我——这个定义，在很多社会和哲学解释中，也是属于复述单位的说法，不是单述单位的说法——我们来解释一下。我，首先代表一个人不是“我们”。这是否可以通解？也许可以，也许不行。可以的解释是，我，是我个人行止思维。但是，他显然不是纯粹个人，是一个群体粉丝的代表，所以，他宣称的我，就是我们。第二，如果这个“我们”就是否认敌人存在的群体，他们显然犯下了和他们认定现实者的矛盾——他的业务就是批判释义上的敌人说（无论其如何狡辩）。因为，尽管在诗人和哲学家眼睛里，我，就是我们和他们（见拉康，米修等看法；略）。所以，我，其实就是我们。而我们的政治学指称，就是人类关注——如同肯尼迪说的，我们今天是柏林人等等。我们说，我们是没有没有敌人的现实主义者，因为，正是因为我们都是杨佳，都是邓玉娇，都是林昭，都是遇罗克，我们的“我”才显出价值。也就是我们所言，个人主义只能在组织和团契，反对党和政“敌”（！）派之载体中，其你我他之诉求，才能表达和维护。这就是对于“我”的解构主义说法。所以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学上的“我”。政治学上的我，只能在克里司马极权主义时期才能凸现其存在。这个存在，基本上被敌人的敌人普通人的批判否定所消灭。个人偶像的政治学之我，被消灭，是20世纪重大要事之一——自此以后，所有的人就是所有的人——你可以是美国柏林人，也可以是其他，唯独不可以是纯粹的“我”。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的语系中，所谓全人类解放前提是每个人解放，不存在谁先后解放之说。所以，我们强调的我，应该在文艺复兴以来就，变成个人主义的“我们”——我，只有赖于我们才存在。所以，任何之我的强调，在我看来都是一个毫无道理的虚妄——这里的例外是，文学和耶稣。耶稣是大写的“他”；文学是个人主义观看观，风格观，写作观等等。所以，我们说，我，在这个语境里的说法，就是一种凸现某种克里司马的情结泄露，暴露了某种个人主义的非团契精神的缺憾。

整理以上说法是，我没有敌人——是一句完全不能成立的陌生论——其最多剩下一点点诗歌的义含，除此，一无是处。所以，当我们（他们）全体或者多数为此欢呼鼓舞之时，就是我们取消真正自我义含的时候，因为，他导致我们匍匐在一个新的克里司马的脚下，跟随一度早于他五十年鼓吹自由民主、却导致极权主义之毛之我，之敌的历史重复。是一个显然的逻辑悖论和哲学妄诞。因为其中的关键是，一个走政治路径的人，企望两面讨好于宗教语式和政治语释。另外，他真正企望造成的是南非模式两全其美的政治报偿和政治代价。但是，他的“敌人”说和“我”之涵义——没有能够准确借读中国模式对于南非模式的迥异。是的，图图等、曼德拉等，并不了解中国（看看曼德拉六四后对中国的造访，姆贝基和共的关系，即可看出眉目）。所以，我们说，这回两边没有敌人说的一般性效应业已发生，全世界人都认可了这个行为。但是，唯独我们身在庐山者，方认庐山真面。我们说，南非事起，在于几方的愿景和意志之交叉。首相是英国出面；英国矿业公司中人从中起事，准备谈判，认定民主和市场之关系学。二是，姆贝基等人在非洲其他国家支持下的武装抗争，是为谈判另一个条件；三，南非当时的情报部门头子认同，控制和施行与姆贝基曼德拉方面的谈判，使得卡博总统地位发生动摇，且让位于德克勒克；四，就是曼德拉巨大的影响力；德克勒克释放曼德拉；五，最为重要的是，南非统治者的妥协和其经济利益并不挂钩。于是产生南非迄今黑白人种经济贫富差距之问题，并未解决。长此以往，黑人穷，白人富的另外一种种族歧视，还是会导致动乱。这就是我们强调的南非双面论的美感和中共一面论的不美感（岂止是不美！）——这个美感完成于南非，却不能完成于中国。读者诸君只要按图索骥，就可以发现新大陆。这个新大陆，就是美中勾结，G2妄想，和眼下暂时出现的龃龉；都不能改变成为美国某个公司出面启动中国各方进行政治谈判。这简直是天方夜谈。其他语义和政治条件说（完全缺乏于中国现实），也该如此推演。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