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万象》,采一点如烟的记忆
俞晓群
前不久,《编辑学刊》的记者来信,希望我写一写《万象》杂志背后的故事。我暗自一笑,因为也是在“前不久”,我离开了辽宁,离开了辽宁出版界,也离开了《万象》,不再担任这本“小众杂志”的主编。两件事情的偶然碰头,让我的思绪翻滚了好一阵子。《万象》是我从事出版工作28年间,亲手编辑的唯一一本杂志。现在,它离我而去了;不,是我离它而去了。我真的有些感慨么?我真的应该写一点追忆之类的东西了么?
说真话,在此之前,我对于离开《万象》,没有丝毫突兀的感觉。原因是我与《万象》之间,似乎一直处在一种“貌合神离”的状态。1998年《万象》创刊之初,我虽然出任主编,但一开始就宣布,我只管“柴米油盐”,编辑工作是沈昌文、陆灏二位先生的事情,而且把编辑部设在上海。2003年,我离开辽宁教育出版社,升迁到出版集团工作,本来应该同时免掉我《万象》主编的称号,但没人提出,结果又“挂名”做了几年主编。到了2005年,《万象》编辑部迁往北京,我愈加“挂名”得名副其实,网上有知情者说:“俞主编已经被挂了闲职,现在编辑部对于《万象》文章的管理严格了。”见到这段话,我总算心安了许多。
即使是这样,关于《万象》,我还是有一些故事可讲。在我近百万字的《编辑日志》中,与《万象》相关的资料,大约有10余万字,其中有趣的事情、值得记忆的事情实在不少。下面我择出几段,权作本文的内容吧。
第一个目录
1996年初,沈昌文先生退休,不再担任《读书》主编。在此前后,沈先生多次与我商量创办《万象》杂志的事。他希望走“老店新张”的路子,继承上世纪40年代老《万象》的传统,那里包含着陈蝶衣、平襟亚、柯灵、傅雷、郑逸梅、张恨水、李健吾、张爱玲等一代名流的故事。那一段时间,我们在沈先生的引领下,经常沉浸在新旧海派文化的时光交错之中。比如,1995年12月28日,我的《日志》中记道:“在上海,与沈昌文、陆灏、赵丽雅、王之江一同,拜见柯灵。他87岁,瘦瘦小小,精神却很好。我们说想重新创刊《万象》,请他出山作顾问,他答应了。……为《万象》之事,我们还在一间咖啡厅,约见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子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他太瘦了,很精神。我们一见面,他就从书包中拿出几本泛黄的老《万象》合订本。我们围坐在一起,好一阵子研究,对孤岛时期那些文化人的工作赞叹不已。”
后来,我们决定将《万象》编辑部设在上海,由陆灏先生主持,沈昌文先生在京沪之间游走。他们二人并称“万象书坊”。在没拿到期刊号的情况下,他们就开始了工作。1996年11月3日,陆灏先生来信,谈到自己对《万象》精神实质的认识,还列出了《万象》的第一张模拟目录。他写道:“《万象》是一本典型的海派杂志,沈公要求继承这一风格,并再三强调‘俗’,认为这简直是刊物的生命。我现在还不清楚沈公所谓的‘俗’是什么样的。这几天每晚陪伴张爱玲,感受四十年代的气息。张爱玲能将世俗艺术化,又能将艺术世俗化,大概就是沈公所谓的俗话雅说。但这只是一个原则,一种境界,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我想先编出一个样子出来征求意见,准备十一月底发稿,明年出书。样本初步考虑有这样一些内容:(一)为接上四十年代的《万象》,我想约一组关于旧上海的文章,大致有:1、柯灵访谈,介绍当年《万象》的背景等情况;2、摘录李欧梵学术回忆录中关于上海的一段;3、重刊《万象》中的一篇短文‘三十年前(民初)上海的摩登女子’;4、我在旧书店中买到一本一九三零年出版的照片集《闺秀影集》,约请施康强、须兰各写一篇观感;5、四马路的会乐里已夷为平地,周黎庵写《作客会乐里》;6、昆西写旧上海买西文书;7、约辛丰年写租界里的音乐会;8、介绍旧上海华夷共处的情况。(一篇补白:《万象》时期上海的杂志。)(二)一组专题性的文章,1、纪树立介绍西方目前关于科学终结的讨论;2、西方史学界有一新观点,认为年代在史学研究中并不重要(钱文忠);3、电脑游戏与人的思维(严峰);4、大陆文学界又出现了道德批评(郜元宝);5、话说清客(王振忠);6、北大的教育方针(许纪霖);7、达明一派诗歌的文化味(沈胜衣)。(三)一组中外文史人物掌故,如《梁漱溟在警报中》(戴子钦)、《茨威格之死》(施康强)、《雪茄史话》(周劭)等;(四)一组中外散文:1、旧家具(陆谷孙);2、淡墨痕(谷林);3、读《巴格达之行》(王强);4、本雅明《藏书琐谈》;(补白一篇:书和妓女)5、G.Bataille的几篇妙文;(五)朱正笺注‘张东荪诗选’;配图英汉对照Edward Lear的Nonense Poems选译(陆谷孙译)。(六)陈(寅恪)门问学琐忆;思想改造手记(谭其骧),一到两万字。初步有这些设想,可能还会增加,譬如幽默、游戏文章,艺术类的作品等。”
《纽约时报》的评论
直到1998年,我们才拿到《万象》的刊号。年底我们推出了创刊号,1999年开始出双月刊,很快引起媒体的关注。同年4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电话采访我,我没说什么。他又采访陆灏。6月27日,《纽约时报》周日最晚版刊载了这位记者的文章,专文谈“中国的出版”。对《万象》写道:“例如,《万象》是一个传播高雅文化和社会思想的新杂志,它的灵魂(及其编辑们)都在具有浓厚人文气息的上海。但是,它在官方名义上,是由一个遥远的教材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完成的,而后者希望通过这一多元化的投资,不仅能拥有一份生机勃勃的杂志,而且会吸引新的图书作者。……在中国,编辑是一个不足以引人注目的职业,但是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期望。大多数编辑说,他们暂时很满足目前的处境,因为大家都希望一年之后,自由出版会发展起来。“我们是全新的,不会自毁长城”。一个拒绝透露身份的《万象》编辑如是说,“当条件允许,我们会发表一些稍稍与现有政治路线精神不完全符合的文章,或者发表一些很有价值但是被称为精神污染的文章。”
“700册”的风波
2000年,也就是《万象》出刊的第2年,我们改双月刊为月刊,并且开始在邮局征订。结果非常不理想,只报上来700册。1999年12月8日午夜零点50分,陆灏给沈先生发了一封邮件,他写道:“杨晓非发来E-mail,说明年邮局征订数才七百。我快哭了。大家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自我感觉还挺好,居然只有七百人赏识,还说要与印数十万的杂志较劲!我太灰心了。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出版社,他们花了不少钱,也充分放手让我们编,这样的结果实在无法交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快泄气了!”
见到陆灏的邮件,沈先生也着急了,他最急的是陆灏的情绪。沈先生给陈原先生发邮件说:“陈老:如得便,谨望也给陆灏小弟弟打打气。”他还给资中筠、于奇、许纪霖、陈丰、陈原、沈双等发送邮件:“陆灏如此消极,我希望《万象》的一切革命战友都来规劝。邮局订数少,整个印数还是比过去增加了。订数不能决定一切。陆兄不必太自责。”资中筠先生回复:“我认为《万象》比之于过去的《万象》并不逊色。才办了一年,有此声誉,特别是立即能拉来一批高水平的名作者,这就不容易,这主要靠沈公和你这样的‘关系网’,例如完全放在沈阳办就不可能。……最近见某社新创刊一本杂志,号称是昔日《东方杂志》的续编,简直糟透了,品味实在不高,看得我直有气,幸亏它不叫原名,否则连‘狗尾续貂’都不如。”许纪霖先生回复:“如果换了我是陆灏,也会哭的。订数700份,既出乎意外,也在情理之中。恕我狂妄直言:《万象》过于清高,陶醉于小圈子里的自我欣赏,严重忽视发行与宣传。现代社会不是资讯匮乏,而是过剩。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书趣文丛’成功的时候,正是文化消费的高潮,如今大大疲软,而且将持续多年。没有宣传,《万象》就永无出头之日。”
沈先生的情绪很波动,他时而写道:“我们这类人大概只能坐在岸边瞧人们摸石头过河,等经济从业者过了河后,让他们放船过来接我们;目前只能等待。所可作的,至多是主动犯点不会伤筋动骨的小错误。”后来沈先生见到他的小女儿沈双的回复,他又高兴了:“转上沈双的回信。对我是个大鼓舞。我准备化愤怒为艺术,化灰心为力量。”正在美国的沈双写道:“我想观念的东西还是可以动的,只要做到抽象一点。而这正是美国文化的走向。比如最近在纽约现代艺术馆有一个展览回顾现代艺术发展,考虑到关于现代艺术的时间性的争议,以及观众对于政治观念的反感,比如女性主义等等,所以选用了下面的组合:places, things, people. 当然没有新的东西,是比较没有冲击力的后现代主义。但是不失为一种作法。中国做起来可能更有意思。‘旅游与文化’等都是无伤大雅的话题。总之我认为应该在形式,或presentation上下工夫。尤其在内容上不大能做文章的时候。你不妨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待这个低潮……也许这正给你机会去实践一些实验性比较强的表现方式。很多时候政治上的开放并不是和文化上的繁荣同步的。”
骂《万象》,也骂《读书》
《万象》甫一创刊,议论之声就不绝于耳。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2001年,香港当代汉语研究中心贾子祺先生品评《万象》的文章。那是一篇“骂文”,骂得很有水平,当时,把沈昌文先生都骂毛了,以为我们的杂志出了什么问题,赶紧把此文转给我们阅读研究。
贾先生写道:“《万象》之特色鲜明恐怕是国内杂志中独一无二的,如果各位读者能同意颓废无聊也算一种特色的话。缪姑太执扇的玉手,旧时海上香烟广告中的美腿,乃至某名篆刻家脐下三寸物的有无,都成为一群关起门来假想自己还活在过去的小开们的绝好谈资。在中国一切自命‘媒体’实为‘党喉’的东西不是失语就是假话废话连篇的大好形势下,一本脂粉气和尸腐气俱备的新‘旧杂志’不正好起舞蹁跹么?难道这就是《万象》诸公所以为的‘海派’?‘海派’中那种大开大阖,吞吐万物的气魄那去了?得风气之先,引领潮流的锋锐那去了?照章办事,自我管理的现代市民精神又那里去了?自然,三六九等在《万象》杂志中也是存在的。年轻人的文章要比老人家们写得清脱可喜,而在类似‘招牌菜’的老人为文中,如费孝通者又比其余的要强许多。总算沈昌文从《读书》的班底中挖了几块老姜。可惜年轻作者都在海外,在国内的老人们又只喜欢(说不定是只能)作‘谈往录’之类的文字,加上一个半老不老、在美国研究中国的李欧梵,给捧读者的整体感觉就不免是恍恍惚惚,不知身在何时,身处何方。这种类似吸鸦片的‘享受’怕不是普通知识人所能消受的了。……这样的杂志似乎还不配称‘万象’二字。西洋镜加老照片倒是有三分像的。若绍先圣之风,‘一言以蔽之’的话,则《万象》不过是本鼻烟壶杂志而已。”
读到此文,陆灏回复:“香港的贾某的评论《万象》的文章已看到,没什么不高兴的。老沈提出借这篇文章把董桥、李欧梵等作者更紧密地团结在《万象》周围。我已把文章传给董桥看了,他还是鼓励我说《万象》是国内最好的杂志,不要去理会它。柯灵昨晚去世。我准备以《万象》的名义送一个大花篮。可行?”
几天后,沈先生舒了一口气,他来邮件说:“这位贾子棋先生看来对哪个刊物都要骂的,连《读书》都不例外。看来我们以前想多了。”贾先生骂《读书》的文章题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官人来—也评〈读书〉》,他开篇即骂道:“《读书》这本鸟杂志!”接着把“长江《读书》奖”暴贬一顿,把一些作者和文章一通冷嘲热讽。最后他写道:《读书》“一位总编辑,两位执行主编,一位执行副主编(有没有点像某钙片广告?‘八位博士,十二位硕士……’抱歉,抱歉),共四位领导带着三位编辑就为读书人奉献些这个?怪不得‘表态’气越来越重,原来编辑部也变得衙门化了:科长多,科员少啊。”
人物品评
在诸多审稿与评论文字中,对于作者的评价最有内容。他们大多夹杂在各类信件中或网上,没有禁忌,很敢说。比如2002年,夏志清先生见到毛尖的影评《照亮黛德丽的脸!照亮黛德丽的腿!》,来信说:“此文尚未读,华人间对30年代美国电影的真正专家是我,可待我有时间来写。”沈昌文先生称赞陈冠中先生:“他浸淫‘后现代’多年,用得滚瓜烂熟,比大陆的毛头小子强多了。”“闲闲书话”曾经评论《万象》最好的作者,一位叫童桐的网友说:“《万象》好文章,男严锋、女巴宇特,二人师出名门,年少多才。”他还批评李欧梵、王蒙写的是捧场文章,王蒙完全游离于《万象》的雅皮风格之外。网友“宁波宁波”附和道:“我读李欧梵的《范柳原忏情录》,倒是着实为他脸红了一把。”
2000年,一位北大博士来信品评《万象》中的人物,他写道,黄仁宇对韦伯理解不够;许纪霖一贯地偷梁换柱,鱼目混珠;张宽是一代学术骡子中有良心者;白先勇浪得虚名几十年,后人会奇怪的;刘小枫逾越了他灵魂的临界点,他传递的学术信息都相当有价值,但他对学术著作的读解,如果把原著拿来仔细通读的话,发现常常不是他说的那么回事;黄裳这辈子都不知道在忙些什么,一大把年纪了,又经历了这么多事,文笔一点“涩”或者“冲淡”都没有,可见其人浅薄无疑,彼自认黄永玉为友,黄永玉之境界,岂其所能想象?人之天分素质不同,有如此者。
尾声
还有许多故事,一时讲不完。最有趣的内容是沈昌文先生关于《万象》的审稿意见,其中玄妙之处实在不少。比如谈胡兰成,沈公在括号中注道:“顺便说说,我一直认为,文人不必‘有行’。‘文人无行’,才好看。且‘无行’的文人必有歪才,甚至奇才,把这些人的‘才’和‘行’都写出来,文章才好看。”谈到《万象》的定位,沈公写道:“北京有一派人要《万象》成为‘自由主义’重镇,我看不必,我们还是左右逢源,从善如流的好。胡绳同志说,社会主义到二十四世纪一定能实现,是很对的。在陆灏兄起办《万象》的未来三个世纪里,大概左右还都存在,谁也打倒不了谁。”
不说了。时光如白驹过隙,如此鲜活的事情,转眼之间,就成了如烟的往事。此时我的心中,还真有几分感伤的情绪涌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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