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这篇文章后. 觉得中国人, 对生活的态度 是积极向上的.




截至2月8日为止，《阿凡达》在中国上画四周的票房已达2亿新元，中国都市话题过去一个月几乎都环绕着好莱坞这部大片，许多文化与社会评论人士也几乎一边倒猛赞，相关拆迁意象的讨论尤其热烈。接受本报专访的一些中国学者认为：“阿凡达热”是《阿凡达》在中国语境里的变形，移情作用使到电影情节被彻底中国化，受逼迁的纳美人被阐释为中国语境的 “拆迁”抗争，好莱坞商业片脱胎换骨成了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批评电影，成为中国人讨论本国议题的载体。

　　北京外企白领冯云（37岁）1月下旬专程请了一天年假，到市区内拥有最好IMAX银幕的华星国际影城排队买票，结果只买到2月12日农历小年夜当天《阿凡达》（Avatar）的票子。再晚一天就是大年三十了，“而且都只剩下前面几排比较不好的位子。”她颇有遗憾地说。

　　然而，和中国境内多个城市的《阿凡达》追捧者相比，冯云对好莱坞品牌潘多拉星的“追星级数”只算得上轻量级。自从1月初《阿凡达》上画以来，中国观众 “阿凡达热”就欲罢不能，一线城市里人民币七八十元（约14至16新元）的3D票价，以及高达人民币130元至200元（约26至41新元）不等的 IMAX-3D版票价，丝毫没有减轻中国观众与世界顶级电影科技接轨的热情；跨市跨省以追看更好IMAX-3D效果者据说不乏其人。

　　冯云受访时强调，大导演卡梅隆（James Cameron)、《魔戒》及《变型金刚》幕后特效团队首次合力打造的电影，能不看吗？很多人将目标锁定IMAX版，还要尽可能挑大的IMAX银幕去看。固执的观众在中国境内仅有的11家商业性IMAX影院外筑成购票大军，声势之浩大让一些媒体形容为“春运”提前到来。

　　中国媒体记录下了这一天：1月9日，零下十几℃的严寒天气里，大雪方休五环外郊区，近2000人在中国北方最大的IMAX银幕——中国电影博物馆外排起蜿蜒数百米的长队，当局出动的警察只能艰难地维持秩序。

　　其他骇人的报道还有：上海有IMAX银幕的和平影都一天内卖光了整个1月份的《阿凡达》电影票，共计1万8000张。

　　在南方，坐拥中国最大IMAX银幕（22米乘28米）的东莞万达国际影城挡不住珠三角观众的热情，1月7日放映机在一天六场的高负荷运行下发生故障。一些远道而来的观众愤怒了，广东媒体报道说，影院经理流了泪对观众两度下跪道歉，赔了票钱兼路费，才平息了群众情绪。

　　有中国特色的黄牛党闻风而至，公开市场上《阿凡达》一票难求的另一面，是黄牛票炒到数百上千元。到2月初，2月14日情人节的黄牛票已经叫到1000人民币（约205新元）一张。

　　当然，更多人是满足于3D版的潘多拉星体验，在1月中2D版《阿凡达》“不明原因”全线下画后，3D版《阿凡达》比原来更火爆。截至2月8日，该片的中国票房已破10亿人民币（约2亿500万新元），比2009年《变型金刚2》在中国创下的4亿多（约8230万新元）票房，高出一倍多。业界估计《阿凡达》的票房最终可能上冲12亿至13亿人民币（约2亿4000万至2亿6000万新元）。

　　截至2月初，《阿凡达》在中国上画四周的票房，大约是北美上画七周票房的20%。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说，如果将票房收入与国民收入做对比，《阿凡达》在中国的成绩估计要高于其他地方，中国观众可能是全球最热捧《阿凡达》的群体。

　　这期间，湖南张家界风景区意外上演了“将乾坤柱改称哈利路亚山”的命名秀，借电影炒热了风景区，又更抬高了《阿凡达》的知名度。

　　可以这么说，1月的中国都市话题是属于《阿凡达》的。这期间，中国与美国之间发生了谷歌、对台军售的论争；国务院下达了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通令，这些话题很多人可能不清楚，但不会不知道《阿凡达》。电影现在成了朋友同事间的谈资，不论喜欢或不喜欢《阿凡达》，总有得聊。笔者与几个中国朋友聚会时，有人提起看过《阿凡达》IMAX-3D版，一旁有人问的不是“效果好不好？”，而是“你哪里买到票的？”

　　《阿凡达》在中国语境下变形

　　《阿凡达》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在国外，批评与挑剔好莱坞大片往往是文化人的本能。在中国，许多著名的前卫文化与社会评论人士，却几乎一边倒地猛赞《阿凡达》。

　　“80后”著名作家韩寒在博客上给《阿凡达》10分；拍过《南京！南京！》的导演陆川用崇敬的语气展开自我批评，《阿凡达》让他意识到：“我们电影的情怀和简单的美好距离有多远；我们和清澈的纯真距离有多远；我们和炙热的梦想距离有多远；一直在扭曲阴暗扯淡的纠结的庸俗中奔走狂欢的我们，距离到真诚，还有多远！”

　　而至今对《阿凡达》最热情洋溢的赞歌，大概当属著名体育评论人李承鹏的评语莫属。看过电影后他在博客上感慨：“技术上中国电影落后50年，人性上中国电影落后5000年。”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趋之若鹜，中国的“豆瓣网站”有一个名为“我怎么那么讨厌跟风去看阿凡达的”小组，也有看过电影的观众对笔者议论：“剧情一般，人物一般，就是科技不错”。也有青年人称，这是部“童话电影”。此外，李承鹏的“中国电影落后5000年论”也招惹不少反击。62岁的北京退休市民李城对本报说：“李承鹏，他会算数吗？5000年？当时还没有美国呢！”

　　中国境外文化评论人对《阿凡达》的批评是：情节简单，媚俗、夸张，想象力不及《2012》；电影宣扬的环保理念，战争的反省，对西方殖民历史的批判，都只是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在人文精神方面毫无创新可言。可是恰恰是这样一部电影，大受中国文化人表扬。

　　“这完全是一个中国语境的问题。”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社会评论人崔卫平受访时说。

　　崔卫平解释《阿凡达》在中国的语境里意义时提出，首先创造者打造商业大片的娴熟度，确实是中国大片所望尘莫及。

　　她说：“这几年（中国导演）拍出来的《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都是勾心斗角，鸡零狗碎的东西。商业片要满足观众的想象，迎合观众的梦想。我们的大片导演都是拍艺术片出身的，他们真的不知道去哪儿摸观众的脉络。《阿凡达》如果放在商业片，尤其和中国的商业片比较起来，它真的高出许多许多。”

　　第二层特殊意义，则是《阿凡达》所暗示的拆迁的意象。

　　《阿凡达》的电影情节实在已无须赘言，进入中国后，社会精英彻底将之中国化，在经过知识分子“拿来主义”的消化后，好莱坞商业片脱胎换骨成了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批评电影，寄寓知识分子反叛与抗争意识的载体。

　　这方面的始作俑者可能就是李承鹏。他认为纳美人大战地球人，勇保家园的事迹就是“钉子户的伟大教材”。李承鹏的博客这么写道：2154年，一个叫RDA的土地开发公司，来到一个叫潘多拉的地方搞开发，号召大家只要搬家就可以有诱人的赔偿。可那条街居民大多一根筋，说这里是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再多的钱也不干，再好的地方也不去。开发公司很恼火，它其实是有半政府背景的，手下还有一些性格暴烈的打手，就像城管，于是开始打。但居民们拥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自制武器如弓箭、石头，还有违章的大型宠物如长颈马、迅雷兽，男女老少都很难缠，加之老街地形复杂道路崎岖，手机信号都有死角，所以开发商一时得不了手，还伤了不少人，这个时候开发商就想出派“阿凡达”去当卧底的点子。

　　与拆迁的联系，成为1月“阿凡达热”背后隐隐约约的主题。崔卫平说：“这是诠释出来的，但是它是有道理的。最近三个月，关于拆迁有各种各样令人触目的新闻，像成都有唐福珍自焚案，而且这类自焚抗议不只一起，让拆迁变成很突出的事情。”

　　郝建相信，拆迁如今是悬在很多人心头的利剑，《阿凡达》触动了中国观众的心灵密码。他说：“拆迁当然是后来被阐释的，但是一阐释出来你跟谁讲，普通市民、知识分子、官员，大家都能产生共鸣。”

　　他认为，《阿凡达》总体而言仍是美国西部片的主题，但电影中的弱者在强权面前，弱小的民族、文化、思想与声音，在强大的国家面前的处境和抉择，都是人类共通的主题。

　　在他看来，美国导演卡梅隆集合多种思想元素之大成的《阿凡达》，也触及了中国人对非传统宗教难言的情结，甚至勾起对1989年历史的集体无意识记忆。

　　郝建说：“推土机那一幕，那么强大的钢铁势不可挡地就压来了，这绝对就是坦克的形象。科学家叫纳美人赶紧跑，但是他们就不跑，这些都是中国情境，外国人是看不懂的。我怀疑好莱坞片商都要吓傻了。”

　　观众抗拒官方主旋律 《孔子》票房欠佳

　　观察《阿凡达》现象，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认为：“我们美感欣赏和人道主义欣赏的饥渴。你一天到晚看主旋律电影，看英雄啊看孔子啊，看存天理灭人欲，看颜回跳进湖里救书简，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啊，这个我们从文革就受这个教育了。它的基本伦理跟好莱坞就不一样的。”

　　在《阿凡达》势不可挡的气势下，得到领导多次指示的国产电影《孔子》仓皇应战，结果在票房上乏善可陈。1月中旬，有关当局要求全国2D版《阿凡达》下画以让位给《孔子》的传言甚嚣尘上，这一说法最后被广电总局所否认，但是一种社会逆反心理已结集成型。

　　　网民称“抵制孔子”是行为艺术

　　1月底《孔子》刚上映时，豆瓣网网民的3.9评分创历史新低，超过61%的网民给了最低的1分。有人承认根本没看过《孔子》，投票只是为了表达不满。就好像对《阿凡达》猛烈歌颂一样，人们对《孔子》的反感显得有些失控。有人创造了一条短信在朋友间转发，内容说：“抵制孔子，人人有责”；网民称“抵制孔子”是一场小小的行为艺术，表达对主旋律电影与官方主导价值的反抗。《中国新闻周刊》一篇关于《孔子》的专题报道，也含蓄地表达了对影片的态度；报道形容《孔子》“将是一部政治过硬、史观正确、非戏说，同时要对票房负责的商业性的电影。”　

　　谈到文化人自贬中国传统文化追捧好莱坞，以及李承鹏的“中国电影在人性上落后5000年”论，崔卫平说：“这个无论如何要放到中国的语境中去。《阿凡达》吸取了很多迄今为止的文明、价值等等，反之中国连普世价值这个词都不能正面肯定下来，还要搞‘特色’什么的。我觉得这些讨论，背后都是有些隐约的不满。”

　　事实上，这些年来从娱乐、文化与电影的角度，表达对主旋律的讥讽与挪揄，已是中国周而复始的一种潮流，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演一次，先例包括“恶搞”“山寨春晚”等等。在社会高度开放，但体制仍存在一定保守性的情况下，这是民间社会与行政力量不断碰撞与角力的结果。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丙中受访时说，这些争议其实都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积极面，说明中国社会在发展中，有社会议题的设置，有社会参与。这些讨论的本身就反映了中国人对于电影、艺术、审美、传统等问题的思考，他们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在场时，是怎么样一个自我感觉。

　　他也认为，当中国人从《阿凡达》和《孔子》等电影中发展出关于普世价值、尊重弱势群体、环保的热烈讨论时，就说明这些观念在中国知识分子心里原来就存在的，只是没有机会通过艺术的方式来张扬而已。如果社会中并不存在这些价值，大家不会晓得从这类角度提出批判。

　　当代中国人思想之活跃，正进入井喷的态势，只要有能够发表评论、与他人进行思维碰撞的空间与契机，绝不放过。代表美国商业文化的《阿凡达》进入中国后，完全成为中国人讨论本国议题的载体。

　　他说：“其实你这样想想，中国这个地方，还是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