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72年前,黄河花园口决堤了。

花园口决堤——下作的下策

廖康

掩盖真相往往会伤害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黄河花园口决堤是中国人民最不应该遭受的悲惨经历。对国民党来说,也堪称是最惨痛的教训。四十多年来,凡涉及这一重大事件,国民党一直在嫁祸于敌。揭秘后,又发表了很多文章,为决堤辩护。在90年代,他们还制作了一个录像片,为决堤涂脂抹粉,说什么“黄河母亲再次用它的臂膀保护中华儿女”,云云。看得我连连反胃,不吐不快。

如今已知的基本事实是:最早提出决堤放水阻碍日军的人,是民国政府雇用的军事总顾问德国人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他早在1935年8月就向蒋介石讲述过决堤的作用和可行性。在他的建议书中文译稿上,蒋介石做过“最后抵抗线”的五字眉批。郑州花园口决堤是1938年6月9日开始放水的。也就是说,这个重大决策不是匆忙中的紧急决定。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果夫也于1938年4月13日向蒋介石提出过类似建议,但他主要是担心日寇会先行决堤制我。月底,武汉军官训练团办公厅副主任刘献捷通过陈诚向蒋介石提出了防范日寇决堤的办法。随后,5月21日,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姚琮也提出决堤阻敌的建议。之后,提请决堤的人还有何成璞、黄新吾、刘仲元、谢承杰等。

提出决堤具体建议者乃第一战区参谋长晏勋甫,而决堤计划则是由国军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和参谋长魏汝霖制定。决策是1938年5月31日夜在第一战区司令部和武汉中央军事统帅部之间进行,由蒋介石批准,并于6月1日在武汉举行的中国最高军事会议上正式通过,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执行的。决堤的目的是阻止或延缓日寇向西南进犯,为国军开往武汉一带赢得时间。此决策从6月4日开始执行,本打算在赵口决堤。但因黄河大堤基石坚厚、水位偏低,加之塌方堵塞,连掘三次都劳而无功。后来,第八师师长蒋在珍建议改在花园口,并督军奋力挖掘,又用平射炮轰炸,才获得成功。

然而,我们仍不知道这一决策究竟导致多少中国百姓罹难。最高数字是89万人;最低数字是35万。时常引用的中间数字是50万人,受灾人数达1250万,其中390万人流离失所。豫皖苏三省黄泛区人民所受之灾难持续九年,直到1947年修复花园口大堤,使黄河归道为止。

对此决策的军事效果众说纷纭。有人说:黄泛区地障迫使敌人止步于平汉路以东,令国军第一、第五战区得以在洛阳、老河口立足,确保西北、屏障陪都。有人认为:洪水淹死了最多一万左右日军,延缓了侵略者进军的速度,为国军部署赢得2~3个月的时间,但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武汉会战还是失败了。还有人认为:武汉会战虽败犹荣,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阻止了日军西进的脚步,展示了中国人宁死不屈的决心,实现了以空间赢时间的长期抗日方略的第一步。而这场足以引为自豪的会战,若没有泛滥的黄河之水延缓日军向武汉进犯的速度,则不可能实现其战略目的。

无论花园口决堤的军事效果如何,即使是国民党将领,包括蒋介石本人,也承认此决策乃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但我认为,此下策真正下作之处不仅在决堤本身,更在其遮人耳目、欺世盗名的做法。决堤是秘密进行的。国军抽调了一个团在花园口附近警戒,谎称日军将至,疏散了方圆五公里以内的平民,并对下级军官和士兵说决堤是为了水淹进犯日军。除了邵桥、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崔庄,四个邻近的村庄以外,没有组织或通知其它地区的百姓撤离。

为之辩护者说:这是军事行动,当然要保密,目的是为了给日军造成尽可能惨重的伤害。批评者说:国军此举的主要目的是延缓日军南下西行,而非期待决堤会淹死多少日本军人。实际效果也正是如此。如果通知并组织百姓撤离,即便可能走漏风声,却可以避免许多人死亡,而且阻挡日军的作用还是一样的。壮士断腕,固然可敬,但若断指也可以有同样成果,为什么一定要断腕呢?何况断的是平民的腕,而非军人的腕。此举何敬之有?

蒋介石说得好听:“这次决口有关国家民族命运。没有小的牺牲,哪有大的成就?在这紧要关头,切戒妇人之仁。必须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干下去,克竞全功。”这所谓的小牺牲,结果却是一系列那么巨大的数字,而且根本不是老百姓自愿作出的牺牲。那些无辜的平民在遭到灭顶之灾,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在活活饿死之时,在疾病夺去他们的生命之时,可曾知道自己是为何而死?对于他们,这牺牲又有什么意义?他们根本不知道实情,连选择的机会都不曾有过,他们在死难的时刻可曾体验到一丝崇高的情感?今天,我们这些知道实情的人,如果也这样被迫牺牲,在那最后时刻,你会诅咒谁?

决堤后,国民政府把这笔账赖在日军头上。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从6月11日起开始发出日军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的电讯。汉口出版的《大公报》、《申报》等大小报纸, 于12日始都纷纷刊载了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声称日军9日不断以飞机大炮猛轰在黄河岸边的我军左翼,使堤坝决口,滔滔黄水向东南泛滥,水势所至,庐舍荡然,罹难民众,不知凡几……国军政治部长陈诚于6月13日在汉口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声讨日军。当美联社记者说日本声称决堤是中国自己所为,问他有何评论时,陈诚正言厉色道:“无耻之尤!日寇惯用欺骗宣传,把毁堤罪行移解到我们身上,令人愤慨之至!此种巫报,毋庸辩驳,我相信并且希望,这是绝对不会混淆世界公正人士视听的。”

记者招待会后,蒋介石指示下属准备日机轰炸堤坝的详细书面材料,布置日机轰炸现场,并令第20集团军组织军民,进行堵塞决口表演,供中外记者观看。把受骗的记者感动得一塌糊涂,让世界舆论一致谴责日寇伤天害理的恶行。

在当今这信息时代,我们实在无法想象,国民政府怎么可能偷偷摸摸地采取这样一个重大举措,还企图掩盖真相。这简直是瞒天过海,即便是在七十多年前,信息手段落后,但毕竟有那么多人参与此事,他们怎么会愚蠢地以为可以一手遮天?尽管国民党当局四十多年来对决堤真相守口如瓶,坚持谎言,但是民间一直议论纷纷。首先揭示或不如说预告这个秘密的是香港版《申报》;6月10日,决堤第二天,消息还没传来,《申报》就报道:“据非官方报告称,兰封至洛阳一带之黄河堤,其贴近铁路者,将由华军决堤淹没,使河南平原,尽成泽国。”如果说这还只是猜测,那6月16日《盛京时报》的报道《决溃黄河堤防为党军计划的行为》就揭露了国军的秘密。

日本的宣传机器当然没有闲着,他们可逮住机会利用实情攻击国民政府,骂蒋介石是民贼,并以救灾来收买人心。日伪政权立即在开封成立了《临时新黄河水利委员会》,修筑防泛东堤,其效果不难想象。加之,后来国民政府中央軍的嫡系第13军汤恩伯部在河南驻军时,不仅极其腐败,而且还抢劫老百姓的财产,造成极度恶劣的影响,令河南百姓愤怒地喊出“宁要日军烧杀,不要汤军驻扎”的口号。无疑,这是国民党失去民心的重要征象之一。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花园口决堤的真相在国民党中才逐渐揭示。首先是寓居美国的前国民政府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在1967年出版的《蒋总统传》中披露了决堤抗敌、以水代兵的决策。后来,参与制定并执行此决策的第20集团军参谋长魏汝霖在1981年出版的《生平自述》里讲述了决堤的全过程。

当然,在中国大陆,人民早就知道真相了。抗战后期,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便不断揭露实情,谴责国民政府。共产党充分利用这一事件攻击国民党和蒋介石:“这样一个害民的政党怎么配统治中国?这样一个大屠夫当然是人民公敌。”国民政权的动摇和垮台,蒋介石最终溃逃至台湾,可以说在花园口决堤时就开始了。当年积极执行决策,并建议改在花园口决堤,因成功而获得青天白日勋章和三千元法币奖金的蒋在珍当了替罪羊; 1952年他在大陆受到公审并被枪决。

有人拿“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之类冠冕堂皇的话语为决堤辩护。他们忘了,战争要牺牲的应该是军人,而不是百姓。更可能的是,他们根本不在乎普通老百姓的生命。但古今中外,在打击敌人时,如果大量伤害了平民,都会受到指责。甚至盟军轰炸德累斯顿,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扔原子弹都受到批评,更不用说伤害自己的人民了。如果说那是由于决策者事先考虑不周,没料到会有那么大的恶果,那么,在事后知道有那么多平民死亡,就应该向天下谢罪。可直到今天,国民党仍不知自省,还在为花园口决堤百般狡辩,那些被牺牲的冤魂怎么可能安息?他们的亲人和后代怎么可能平静?国民党又怎么可能改善自身形象?

注:
关于花园口事件,最完全资料见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渠长根博士论文《功罪千秋:花园口事件研究》。除了文中提到的回忆录外,网上也有主要当事人的回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