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芃：世界史与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

布罗代尔是与沃勒斯坦齐名的世界体系思想的大师，他们都是较早、较全面的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整体并在自己的著述中贯彻世界体系思想的人。布罗代尔的世界体系思想体现在他的两部代表作中，一部是《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9年，以下简称《地中海》）；另一部是《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年，以下简称《物质文明》）。在他的这两部著作中，他着重探讨了1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和15至18世纪的地中海、大西洋以及以英国和西欧为发源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涉及的地区包括整个欧洲、北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他的这两部著作也是世界史。他提供了一种宏观的结构主义研究世界历史的方法。简要的说，他的研究方法是从“经济世界”这一特殊的视角进行观察的。为此，他建立了一些基本概念。

一、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的三层结构

布罗代尔观察世界历史的角度是与他著名的长时段理论相联系的。在他的长时段理论中，他把地理、气候和生物这些几乎亘古不变的因素划作长时段的观察层次，称它为地理时间，分析地理环境在长时段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把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换方式划为中时段的层次，称之为社会时间，观察社会的结构和发展局势，他认为，这些因素在几百年间会发生改变。以往人们在历史著作中通常所叙述的人物和事件史，他称为短时段，认为这是个体时间。在他看来，事件的历史不过像大河的深层激流在水面上泛起的浪花。[1]
在长时段和中时段的观察视角下，布罗代尔考察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
什么是文明？物质文明是文明的基础，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日常的、重复发生的、到处都能遇到的最起码的活动，是人们熟视无睹和无意识的活动。世界各地的物质文明因地理环境和气候等因素的不同会有一些小的差别，但是，同处于农业社会的不同地区在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生活方面会大同小异。他考察了东西方历史上在人口、粮食、饮食、饮料、住宅、服装和时尚、能源和冶金、技术革命（包括火药、纸张、印刷术和航海）、货币和城市，等等方面的相同与不同，认为这些因素在几百年的长时间内是不易改变的，这是人类社会紧贴地面的非经济的层次，是市场经济扎根其间又不能完全控制的沃土，是社会结构赖以存在的基础。由于缺乏资料，这是历史上一个厚重的不透明的很难观察的层次。他把这一层次称为物质生活或物质文明。
接着，布罗代尔考察了他所称为“经济”的部分，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在这部分内容中，他考察了交换的工具，包括集市、商店、交易会、交易所和证券市场；也考察了市场和民族经济，包括商人和商品的流通渠道、汇票、商业网、商品增值、供求关系、市场的地理分布、民族经济和贸易盈亏，等等。他认为，经济生活有它自己的规律，由来已久和逐渐形成的劳动分工为日常生活中能动的、有意识的活动提供了有分有合的组织形式，使之谋得细小的利润。[2]但是，市场经济还不能说就是资本主义，它是与资本主义有区别的。它是布罗代尔所设计的三层次理论模式的中间层次，生长在物质文明这一非经济的底层之上。
在布罗代尔看来，市场经济之上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有区别的，市场经济是透明的、普遍存在的。资本主义却不是，它有一种巧取豪夺的性质，在一般人眼中这是鬼蜮伎俩，它是少数人精明算计和高瞻远瞩的结果。他说，由于各社会等级都要使交换变得对自己有利，所以不惜打乱一些社会秩序，有意无意的在搞一些不规矩的勾当。在16世纪的热那亚和18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少数大商人可以遥控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若干领域，某些享有特权的集团探索一些为普通百姓一无所知的窍门，如，同远距离贸易和复杂的信贷活动相联系的汇兑业就是一门极其复杂、至多只对少数人开放的行业。所以，资本主义也是一个不透明的层次，它建立在透明的市场经济之上，在某种意义上是市场经济的上层结构。布罗代尔认为，物质文明是不易改变的，世界上真正可以改变的只是这种上层结构。这个上层是资本主义典型的活动场所，没有它，资本主义就不可想象。资本主义不但置身其中，而且在其中繁荣昌盛。[3]
以上是布罗代尔建立的三个基本概念和由这三个概念所组成的三个层次的结构。显然，他理解的资本主义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不同。那么，确切的说，这些不同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是世界体系，所以，只有考察历史上一系列的世界体系才能对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进程有所了解。他把世界体系表述为“经济世界”，认为，没有世界市场所起的特殊的和解放的作用，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远程贸易可以使利润增加，但是，它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必须有在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利润分配。这是一种在世界范围的等级制，资本主义就建立在这种等级制和剥削关系的基础之上。[4]
第二，他认为，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世界体系都不是像沃勒斯坦所说的从16世纪才开始形成。在欧洲，资本主义由来已久，早在13世纪，甚至更早一些时期，就已经在意大利出现。他的理由是，由于在16世纪以前欧洲存在过经济世界，所以这就等于断言，在16世纪以前欧洲已经出现过资本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始于13世纪的意大利。但是，后来马克思又反悔了，说“资本的历史自16世纪揭开”。[5]布罗代尔认为马克思前面的一种说法是正确的。他追溯了欧洲，确切的说是西欧经济发展的历史，认为，在西欧，一种国际性的协调在中世纪就已经发生，而且形成了一种有效的经济秩序，这种秩序还突破了欧洲大陆的界限，造成了处于中心的“心脏”地区、邻近的半边缘区和遥远的边缘区这样的等级状的态势。如，14和15世纪的威尼斯及其附近的意大利北部地区，安特卫普及其附近的尼德兰，都属于这种情况。心脏与半边缘区的关系是这些半边缘区对心脏施加压力，强迫心脏跳得更快，并通过商业网把血液输送到整个经济世界的肌体。布罗代尔认为，这样一种情况是欧洲结构的基本特征，这就是资本主义。
第三，布罗代尔认为，作为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从来都是多元的，在这一体系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在其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则存在着多元的生产关系，如封建制和奴隶制。他发现，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并不取消传统的生产活动，而是有时把传统活动“当作拐棍”依赖。以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为例，观察它的东方边界和西方边界，可以看到这种多元的所有制关系。东欧的农民在15世纪已经是自由的了，但是，到了16世纪，由于西欧对粮食的大量需求，东欧的农民却落到了“二期农奴制”的命运。总之，通过销售这一瓶颈，东欧沦为西欧的原料产地，其内部虽然是“二期农奴制”，但是从整体上讲，东欧的经济已经不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一实体的上层是对外开放的，被纳入了欧洲经济世界的体系之中。
18世纪以前，美洲是欧洲的“外围地带”，欧洲把它当成了一个试验场，美洲的社会经济形态是欧洲旧大陆的翻版，其中既有现代形态，也有古代形态，甚至还有原始形态。在法属加拿大，建立了类似于法国式的小农制；在英属北美13个州，其北部建立起同英国一样的自由贸易经济；在其南部以及安的列斯群岛和巴西却实行了奴隶制；在委内瑞拉和巴西内地，自发的产生了领主制。与东欧一样，美洲的经济是外向型经济，但是由多种形态所组成。这一经济的上端，如矿山、种植园和批发业与欧洲的资本主义紧紧相连，属于资本主义的商业活动。但是，这一活动是受英国控制的，自1783年起，英国成功的恢复了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一度丧失的在美洲贸易中的主导地位，由于北美的经济几乎是从头开始，所以伦敦始终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美国只有二等的资本主义。而且，即使这种二等的资本主义，18世纪时在美洲也是星星点点，美洲大部分经济的底层是半封闭的经济形态。如，西属美洲存在三种经济形态：种植园、庄园和监护征赋制，后者是对印第安人村落实行的一种封建制。
鉴于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的经济形态是多元的，而不是统一的，所以，布罗代尔不同意简单的把16至20世纪的整个欧洲社会置于资本主义的概念之下，或是把11至15世纪的欧洲置于封建主义的概念之下。[6]他认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都是很古老的事物，多元的经济形态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他反对那种社会经济形态单线的按照一定顺序演进的理论。
第四，布罗代尔认为，资本的形式存在着多样性，而且这种多样性的存在由来已久。在不同的时期和地点，资本可能交替的朝商业利润、制造业利润、年金、购买国债和放高利贷的不同方向发展。他认为，就资本采取的形式来说，并没有先后之分。希法亭认为，到了20世纪，随着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和资金以各种形式的大规模集中，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形成三位一体，而金融资本是最新的形态。布罗代尔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在16世纪的热那亚和17、18世纪的阿姆斯特丹，甚至更早，金融资本就已经出现了。
资本之所以会不断变换存在形式，是因为：无论是在一国或世界的范围内，随着机遇的变迁，总有某个空缺有待填补，总有某一部门比其他部门更有开发的价值。所以，面对物质生活和一般经济生活不易变动的结构，资本主义可以根据自己的可能做出选择，投身于一些领域而放弃另一些领域，并且以这些基地为出发点，不断改造自身的结构，顺便也改变社会其它的结构。布罗代尔认为，那种按照资本的存在形式给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划分阶段的作法也是不可取的。
第五，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从本质上说是等级制，它依靠强力进行统治，所以，不平等和剥削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他强调，“人类世界是个分等级的不平等世界。正是这些不平等、不公正和大大小小的矛盾推动着世界，不断改造着世界的上层建筑。”[7]资本主义是人对人的沉重剥削的根源，它所形成的经济世界是阶梯状的存在，其中心城市处于阶梯的顶端；半边缘地区处于中间；最下面是边缘地区。这种等级制既表现在区域分布上：中心地区由于劳动力、交换和货币十分充足，可以实行对半边缘和边缘地区的控制，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向中心提供劳动力；等级制也表现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上：处于中心地位的资本主义可以剥削处于半边缘和边缘地区的封建的、农奴的生产方式。这也可以看成是国际上的劳动分工，资本主义是在其他生产方式的簇拥下，依靠向下面阶梯的延伸而生存，靠剥削和牺牲其他的生产方式来发展自己。在历史上，维持这种不平等的秩序有时依靠和平方式，但是，在许多情况下，通常是依靠武力。

二、“经济世界”的概念与欧洲旧经济世界

“经济世界”的概念在布罗代尔的世界体系思想中占有关键地位，它是在世界史上划分空间和时间的基本单位，或者可以说“经济世界”的思想也就是他的世界体系思想。
经济世界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是在它集合下的各具特色的经济空间和非经济空间的总和，它占有辽阔的地域（原则上它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的区域，出现在某个时代和地球的特定部位），通常超越历史的其他门类的界线。”[8]
在规定了概念之后，他寻找围绕经济世界的一些倾向性规律。他认为围绕这一概念有三组条件。首先是划定经济世界所占领的地域。第一，由于在不同的经济世界之间，要么有崇山峻岭相隔，要么有政治上的严密封闭，所以经济世界的边界一般是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在撒哈拉分隔的白非洲和黑非洲之间，在皈依基督教的欧洲和归附土尔其的巴尔干之间，在俄国和中国之间，在欧洲和莫斯科公国之间都有明显的自然阻隔。由于地理上的界线难以克服，因此经济世界界线的变动较为缓慢。第二，但是，这些界限也是可以突破的，由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欧洲一鼓作气，挪动了自己的疆界，创造了奇迹，开辟了更广阔的经济世界。为了克服地理上的障碍，欧洲有几个国家曾在航海方面做了多年的准备；为了控制这一新的疆界，欧洲付出了更大的努力。
第二组规律：第一，在每一个经济世界必须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城市作为中心。每一个经济世界都有一个极点，这是以一个超级城市为其商业活动的后勤中心：信息、货物、资金、信贷、商人、指令和商业信件潮水般的向这里涌来，又纷纷向各地四散。在极点的周围是一些中转城市，它们与极点的距离或长或短，但都配合极点的活动，扮演次等的角色。第二，在同一个经济世界中，占首要地位的中心城市并不是垂青千古的，这一地位可以，而且必然被其他城市所代替。这种替代打破历史的平静，展示了尤为珍贵的过程：安特卫普代替威尼斯，热那亚代替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代替热那亚，伦敦代替阿姆斯特丹，纽约于1929年左右超过伦敦。所有这些变更都显示了同一个经济世界在重心上发生了倾斜，需要重新寻找一个新的中心来达到平衡。第三，城市统治的完备程度不尽相同。历史上各个中心城市的成就和力量不属于同一种类型，威尼斯、安特卫普和热那亚没有实行经济统治的整套设施。威尼斯是个欣欣向荣的商业城市，它虽然有金融和银行机构，但这个信贷体系只在威尼斯经济内部起作用。几乎没有海军的安特卫普是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庇护所，是供来往客商歇脚的客店。而热那亚只在银行方面占优势，16和17世纪，欧洲的中心难以确定：安特卫普已经不再充当中心，阿姆斯特丹还没有登上舞台，热那亚只是在幕间休息时暂时出场。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成为中心城市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经济世界有了实行经济统治的全套设施，从航行监督到商业扩张和工业扩张，再到信贷，它们把全部设施都抓在了手里。政治方面的情况也不同，威尼斯是城市共和国，它占有临近的威尼西亚广大地区；安特卫普却几乎不掌握任何政治实力；热那亚由于领土极为有限，干脆放弃政治独立，寄希望于唯一的统治工具——金钱；到了阿姆斯特丹，她有整个尼德兰的财产作后盾，但她的领土毕竟有限。伦敦的情况完全不同，她以整个英格兰的民族市场和以后的整个大不列颠作后盾，有英国现代国家做后盾，所以，她发挥的作用是空前的。总之，欧洲14世纪以来几个中心城市的连续更替，说明了在同一个经济世界，统治的武器在不同时期是可变的，航运、贸易、工业、信贷和政治暴力，有时是兼而有之。
第三组规律：地区的等级差异。第一，经济世界的所有地区都受同一个中心的吸引，但是，中心与周围地区的关系并不平等：一方面是自动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控制、引导和摆布这些细小活动的高高在上的资本主义。第二，中心城市的周围是乡村，它们的区位关系像是一组同心圆，紧邻城市的第一道圆环是菜园和奶制品生产地，第二和第三道圆环负责生产粮食和经营牧业。城市与其周围乡村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交换关系。第三，经济世界的地域图形是由若干位于不同水平上的区域排列和榫合而组成。这里至少有三块“场地”：一个狭小的中心，这里汇集着各种最先进的东西；中间是一些相当发达的次等地区，但是，这些地区的界限很难确定，因为这里的有些地区似乎和中心区域区别不大，有些地区却与广大的落后地区没有区别；第三类就是广大的外围地带，那里贫穷落后，占统治地位的往往是农奴制或者是奴隶制，第四，经济世界就像一个庞大的外壳，推动这一庞然大物的杠杆是价值规律和市场体系，有时候，暴力也起作用，在“炮舰时代”一切殖民者都是依靠武力帮助商业活动的开展。[9]
以上是布罗代尔所总结的经济世界应该具有的一些规律性的特征。
那么，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过那些经济世界呢？他认为，古代的腓尼基、迦太基、古希腊、古罗马，还有9世纪的伊斯兰世界，都可以算是经济世界的雏形，因为它们都曾经占有辽阔的地域，也有帝国的首都作为经济世界的中心。欧洲从11世纪起开始孕育第一个经济世界，其他的经济世界还有俄罗斯、土尔其和远东。由于我们这里主要讲布罗代尔的历史理论，所以这些内容我们在这里可以不讲。
欧洲经济世界是最主要的经济世界。一方面它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更换了数个经济中心；另一方面，欧洲经济世界从英国的伦敦作为中心开始，包含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内容，并逐步扩展到全世界的范围。
欧洲经济世界的发源地在西欧，而西欧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包含着两个“极区”：一个是南方的意大利以及整个地中海：另一个是北方的尼德兰以及北海和波罗的海。在几个世纪内，欧洲大陆就被夹在意大利和尼德兰这两极之间。这是欧洲历史的一大特征。[10]
布罗代尔把欧洲经济世界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尽管这两个阶段都是以一个大城市为经济世界的中心，但是，二者却有根本的不同：第一阶段是城市经济，它以一个中心城市极其周围领域或属地为基础，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仅仅局限于商业和金融业。威尼斯、安特卫普和热那亚都属于欧洲旧经济世界的中心，换句话说，以这几个城市为中心的时期属于欧洲旧经济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民族经济，它以现代的领土国家为基础，在这一时期，资本存在的形式不仅有商业和金融业，最重要的是有了现代工业。此外，民族经济在政治上还有强有力的国家作后盾。处于欧洲旧经济世界和新经济世界中间，有一段过渡时期，阿姆斯特丹是这段过渡时期欧洲经济世界的中心。一方面，阿姆斯特丹是过去欧洲旧城市经济中心更迭的延续，是靠贸易和信贷得以维持统治的最后一次；另一方面，它又是欧洲以现代民族经济为基础的新经济世界的中心的开始，经过尼德兰革命，联合省的议会、由荷兰商人联合组成的东印度公司以及正出现在那里的工业雏形，都显示出尼德兰具有从欧洲旧经济向现代民族经济转变中的特征。
阿姆斯特丹的独特地位还在于：它象征着在欧洲经济的两级——南方和北方，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间，北方重新压倒了南方，大西洋又一次战胜了地中海。而且，从此这种情况再也没有改变。

三、欧洲新经济世界

从18世纪后期开始，欧洲进入了新经济时期。这一新经济是以民族市场的形成以及在此框架之内完成的产业革命为特征。由于民族市场的出现，以城市为主体的经济集合降到了次等地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领土经济成为经济世界的主体。
城市经济与民族经济有着一些本质上的区别。首先，在地域上，如果说城市经济是个“点”的话，那么，民族经济则是个“面”，尽管作为经济世界的统治中心它也由一个大城市所代表，但是，这一城市所依托的中心地带要比城市经济时期更加广阔。第二，城市经济逃避粗笨的第一产业，无论威尼斯、热那亚还是阿姆斯特丹都缺少农业生产，那里消费的小麦、食油乃至肉类都是来自对外贸易。民族经济，或者说民族市场的形成一定要以农业作基础，而且还要有现代工业。有没有现代工业是欧洲新经济与旧经济的重要区别。20世纪初，当英国也像阿姆斯特丹一样出现资金过剩的时候，它也向外国出借资金，但是，英国采取了输出英国工业品的形式，这样反过来又促进了国内的工业生产。所以，民族市场的形成要求在农业、商业、运输、工业以及供应与需求之间达到艰难的平衡。当然，要达到这种平衡需要花上很长时间，比起灵活、敏捷的城市经济来说，它的形成要慢得多。但是，民族经济一旦形成，就会显示出无比的优越。第三，民族市场是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它要有政治上的民族国家作基础，由国家对经济加以控制和操纵。但是，民族国家和民族市场不是完全同一的概念，这里有经济和政治相互促进发展的关系。布罗代尔认为，在欧洲，15世纪的经济高涨使民族国家的产生成为可能，于是有了16和17世纪民族国家的形成，如英国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和法国路易十四中央集权的形成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但是，只有到了18世纪后期，由于欧洲再一次普遍的经济高涨，民族市场才首先在英国形成。这时，作为早熟政治成果的民族国家才过渡到作为经济成果的民族市场。
民族市场首先在英国形成。布罗代尔认为，英国确立经济世界中心地位的时间是：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签订时初露端倪；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时彰明较著；到1783年凡尔赛条约之后则不容质疑。[11]
那么，依靠什么条件，英国取得了这一中心地位？首先是英国作为独立国家的出现。经过1337至1453年的第一次百年战争和1453至 1558年的所谓“第二次百年战争”，英国从与法国、尼德兰和欧洲血肉相连但同时又是混战一场的状态当中解脱出来，回到了自己的岛国。1529至1533年的宗教改革使英国脱离了罗马教皇，从此，英国国王成为英国国教的首领，没收和出售教会的土地使英国王室的经济实力大大加强。1707年，苏格兰议会通过议案与英格兰合并；以后，又与爱尔兰的议会合并，于是，英格兰的领土不断扩大，逐渐变成了大不列颠。
第二，布罗代尔认为是英国侷处岛屿一隅之地的窘境迫使它奋发图强。他认为，欧洲历史上经济世界的中心都不是适合农耕的大国，而是靠近海洋、面积逼仄的小国或弹丸之地。因为这种小国更有危机感，它知道要保护自己免受他人的侵略就必须打败自己的对手，所以国民长期处于紧张和进攻的状态。他认为法国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一道理。法国的地域是荷兰的13倍，英国的4倍；人口等于荷兰的10倍，英国的4至5倍。[12]正是法国在欧洲的这种超级大国地位一方面使它遭到周围国家的敌视和攻击；另一方面又使它发展缓慢。虽然从政治上说，法国是欧洲出现的第一个现代国家，但在经济上，一直到1789年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民族市场。
英国成功的第三个条件是英镑的稳定。布罗代尔认为，自从1560年前后英镑由伊丽莎白女王稳定了之后，其币值直到1920和1930年间始终不曾改变，在欧洲货币价值表上令人惊讶的划出了一条长达三百多年的直线。三百多年来，英国货币经历了银本位和金本位的阶段，并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率先采用了银行券，即纸币。这一币制在拿破伦战争期间也不曾被动摇，其根本原因在于英国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英国公众对自己货币制度的信任。
英国成功的第四个原因是伦敦与民族市场的关系。伦敦硕大无比。如前所述，英国的人口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并不多，但是，在17世纪末，伦敦约有55万居民，相当于英国总人口的10%，伦敦当时可能已经是欧洲最大的城市。英国其它所有的城市，除了布里斯托尔以外，都为伦敦效力。这就像一个躯体，它只有一个头，却硕大无比。伦敦既是政治首都，也是经济首都。伦敦是一个港口，享有英国对外贸易的准垄断权，英国对外贸易的4/5通过这里。在金融方面，1694年建立了英格兰银行，它的总部设在伦敦；1695年，地方银行也开始出现，随后逐步形成了外省经济的一体化和卫星化。这样一种区位关系使伦敦可以有效的发挥中心作用，带动不列颠这个不算大的躯体。
英国成功的第五个因素是公债。由于英国实力雄厚，货币稳定，所以，英国公债作为一种长期的债务坚如磐石，而且成为英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最佳标志。自18世纪后期以来，英国的债务就高达8000万英镑，但是，由于公债的利息准时偿付，债款由议会保证还本，所以，金融市场非常稳定，英国公债的信誉很高。这样形成了良性循环，英国政府借到的钱更多，令欧洲震惊。有了钱，国家又可以在需要用钱时自由调拨，调整整个民族经济向良性发展。因此，公债成为英国经济保持生机的重要因素。由于以上原因，英国登上了欧洲霸主地位，并在1780年以后开始主宰一个更加广大的经济世界。
关于这个经济世界的范围。如果说欧洲旧经济世界在海外扩张的范围还只限于东南亚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的话，那么，欧洲新经济世界最关键的一步是对美洲的征服。在布罗代尔看来，美洲对于欧洲的意义非常重要，它是欧洲的“外围”，欧洲一旦“发现”了美洲，就把美洲逐渐纳入自己的思考和活动范围，使之与欧洲“结合”。而美洲一旦进入欧洲的生活，它就逐步改变了欧洲的全部基本条件，甚至调整了欧洲的发展方向。
除了北美和拉丁美洲之外，欧洲经济世界还把黑非洲也作为它的外围。欧洲对黑非洲的占领是从荷兰开始的，1657年，荷兰在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当时这里的人口有15000人，这是为东印度公司前往印度的一个歇脚站。随后，他们又占领了非洲东西海岸的一些港口，并在塞内加尔和加纳从事殖民掠夺。15至16世纪，葡萄牙在非洲的西海岸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科特迪瓦等地建立了殖民据点，掠夺那里的黄金、象牙和几内亚胡椒。[13]由于欧洲殖民者在那里掠夺的黄金和象牙数量可观，所以，他们把那里称为黄金海岸和象牙海岸。17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和法国逐步取代了葡萄牙和荷兰在非洲的地位，葡萄牙在几内亚湾的势力全部被排挤掉，英国和荷兰在黄金海岸（今加纳）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欧洲在撒哈拉以南开展的最大贸易是奴隶贸易，从事奴隶贸易非常有利可图，一名黑奴的收购价仅为2至5英镑，在哈瓦那的售价为100英镑，在弗罗里达和新奥尔良的售价高达200英镑。所以，无论是葡萄牙、荷兰，还是英国和法国都从事奴隶贸易。
以伦敦为中心的经济世界与以往欧洲旧经济世界的根本不同在于发生了工业革命。对于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在英国发生，除了以往人们谈论的英国国内的各种条件以外，布罗代尔强调英国处于包括美洲、亚洲和非洲在内的整个欧洲经济世界的中心地位，强调英国的经济和欧洲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化的过程是欧洲发展的普遍进程，所以，欧洲自11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都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准备了条件。他认为，从11世纪起，欧洲的每个地区分别在不同时期经历了早期的工业发展以及在各方面随之发生的变化，这些都是工业革命的必要准备。英国虽然成功的扮演了主角，但是，功劳不能仅仅归功于英国。所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刚一发动，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功，就毫不费力的传到邻近的欧洲国家，并获得相对迅速的一系列成功。所以，工业革命的条件只有内部经济的发展和各部门的协调配合还是不够的，它必须是一个广大经济世界的中心。

四、“经济世界”中心的转移

布罗代尔认为，从威尼斯到安特卫普，再从热那亚到阿姆斯特丹，所有这些循序更迭的欧洲经济中心尽管有着不同的商业网络和所依托的地域，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仰仗商业和金融方面的优势来维护霸主地位。霸主地位的产生是从商业开始的，无论哪个城市无一例外。但是，无论哪个城市，一旦获得霸主地位，必然会把资本转向那些最精细、最容易来钱的活动，这就是金融业。但是，资本一经向金融业转移，它就把生产，甚至商业的职能交到了别的城市手中，这样，离它失去霸主地位也就为期不远了。欧洲几个城市中心转移的过程都说明了这一规律，它像一个怪圈，不可逆转的迫使经济世界的中心不断发生转移。
关于这个道理，我们可以通过考查欧洲经济世界的中心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的转移来进行理解。
荷兰在作为经济中心时，他最突出的特征是强大的航运业和阿姆斯特丹的仓贮业。荷兰船只的数量之巨，相当于欧洲其他国家船队的总和。有人估计，联合省的船只有6千艘，按照每条船载重100吨和雇佣8名船员计算，载重总量至少为60万吨，船员总数为4万8千名。荷兰的造船业非常发达，他们所造的船不但质量好，而且成本低。1570年，荷兰造船厂生产了一种载重船引起了轰动。这种船船底宽阔，载重量巨大，所以，很快在欧洲流行起来。除此之外，荷兰船员与当时的法国船员相比，不但航海的技术高超，而且吃苦耐劳。驾驶同样的船，如果用荷兰船员，比用法国船员需要的人少，而且荷兰船员的工资也比法国船员低。所有这些因素，都使荷兰的海上运输业在欧洲乃至世界首屈一指。在16世纪和17世纪，荷兰被称誉为“海上的马车夫”。
由于有了强大的航运业，阿姆斯特丹也成为了欧洲的货仓，它的存储量庞大无比。在欧洲贸易中，荷兰商人是欧洲各国进出口贸易的中间人，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是转口贸易中枢，大量从波罗的海或远东来的货物在这两个地方存放。仓储货物是荷兰制胜的中心战略。例如，在17世纪，英国向法国出售的货物要交荷兰船装运，在阿姆斯特丹卸货，再经默兹河或莱茵河送往法国各地。在亚洲，英国东印度公司拍卖的大部分殖民地的产品也由荷兰人中标，收购量之大，使人难以置信。然后，荷兰商人把货运回欧洲，再转运德国和其他国家。货物被大量存储反映了当时商品流通的缓慢和不规律。但是，大量的库存也能操纵市场的价格。资料表明，阿姆斯特丹正是由于拥有充足的库存，才能随意调节商品的销售，从而控制欧洲市场。
阿姆斯特丹坐在经济世界中心宝座上的时间大约在1585年到1730年之间，她从热那亚手中接过了接力棒，再传给伦敦，这其间经历了大约150年的时间。
那么，具体的说，阿姆斯特丹是怎样走向衰落？并把接力棒传给给了伦敦的？
作为商品的集散地，荷兰发达的仓贮职能也像以往的中心一样，必然促使金融业异常发展，因为任何地区都不可能得到进行现金交易所足够的黄金和白银。阿姆斯特丹接受的货物很多，消费却很少，所以，一切都“记在账上”，通过“划账”使大部分收支相互抵消。从另一方面说，阿姆斯特丹的银行不能透支，所以，贷款就成了为购货和售货提供方便的唯一途径。委托贸易是荷兰商业的另一个特征。它是为了别人的利益经营商业。在阿姆斯特丹出现了委托贸易的两种形式：一种是荷兰的批发商在国外正式委托代理人，后者执行他的指令，甚至为他充当掮客，在法国和西班牙的一些城市就是这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阿姆斯特丹的批发商扮演国外大商人的代理人，他们借助信贷，把要求他协助购买或出售货物的商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荷兰商人每天给予委托他们购买或出售的外国商人一笔贷款，供付款之用，而这笔款在发货后两三个月以后才能收回，所以，外国商人要给予被委托人一定的利息。由于有了这种方便，欧洲的一些制造商在本地或邻近商埠不能把货物完全销售时，就存放在阿姆斯特丹，因为在那里很容易就可以取得相当货物3/4的贷款，只要支付微薄的利息，就可以等待出售货物的有利时机。
到18世纪下半叶，阿姆斯特丹的仓储能力有所衰退，委托贸易大受损失，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大量资金从为商品交换提供金融服务开始向在国外开设银行和投资转移，一个巨大的信贷金融市场的利益毕竟比从事货物买卖的贸易市场的利益更加持久和稳定。这种转移是必然的，热那亚在15世纪实现了从商业到银行的过渡，伦敦将在19世纪和20世纪完成这一过渡，荷兰也不能逃脱这一规律，由于繁荣所造成的资金过剩反过来却使荷兰陷于困境。它向欧洲各地的商人提供资金，却使自己放弃了积极的商业活动，给予别人发展的机会。根据1782年荷兰资本的一个统计，在总计10亿弗罗林中，荷兰向欧洲国家投资达到3.35亿，其中英国2.80亿；向殖民地贷款1.40亿；两项相加，基本等于荷兰在国内贷款的总和4.25亿。[14]18世纪60年代，向荷兰借贷的除了英国以外，还有法国、德意志的萨克森选侯、巴伐利亚选侯、汉堡市（当时是荷兰强劲的竞争对手），丹麦、瑞典、俄罗斯，甚至正在进行独立战争的美国起义军也向荷兰举债。
英国是荷兰最大的借贷国。在整个18世纪期间，荷兰的大商人大量认购英国的公债，还对印度公司、南海公司或英格兰银行的股票进行投机。荷兰资金的流入，给英国的信贷业输送了新鲜血液，使它的信誉更加可靠，从而获得更加及时和充足的贷款，这是英国成功的一个极大的有利条件。18世纪后期，英国的产业革命开始了。作为现代的民族国家，英国的民族市场已经形成，它有着比荷兰更加全面的经济结构，冶金业和铁路建设吸收了大量荷兰资金，极大的帮助了英国的工业发展。由于荷兰的帮助，瑞典的军火工业也得到发展，并逐渐成为欧洲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由于金融业更加有利可图，借助贷款的方式，荷兰还把一些商业利益出让给汉堡、伦敦和巴黎，自己却渐渐离开了积极的商业活动。这样，在帮助欧洲经济高涨的同时，荷兰通过向各国放贷，获利颇丰。
金融业的高涨似乎预示着荷兰经济走向了成熟的阶段，然而，这种成熟也是秋季来临的信号。在民族市场形成以前，热那亚以及其他欧洲的几个经济中心大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荷兰的衰落过程最有力的说明了这一道理。同时，它也说明了为什么经济世界的中心总会不断的发生转移。
荷兰衰落的另一个因素是它在南洋群岛的统治也没能长久。荷兰对亚洲的渗透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荷兰就像一条流动的商船；继而开始设立商行；最后是对侵略目标实行领土占领。应该说，他们在一定时期内，的确对南洋群岛的香料贸易形成了垄断。但是，荷兰所压制的不仅是欧洲其他的竞争者，而且也排挤当地的土著商人，特别是他们限制当地的生产，结果造成当地居民的贫困和死亡。这无异于杀鸡取蛋，从根本上瓦解了商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阿姆斯特丹的衰落以及经济重心向伦敦的转移过程表现为三次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必然的规律。这是因为金融业的发达必定会造成大量的商业票据，这是人为的金钱。而它的大量存在是以票据发行国充足的经济实力和足够的信誉为基础的，就像今天充斥世界各国的美元以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美元的信誉为基础。但是，每当票据的数量超过经济的可能，经济就会自动的甩掉包袱，这样，就会发生金融危机。1763年、1772年和1780年，在欧洲发生了三次以信贷危机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危机首先是从阿姆斯特丹开始的，由于银根短缺，贴现银行突然停止期票贴现，随后企业纷纷倒闭，交易所立即陷于瘫痪。危机很快扩展，波及柏林、汉堡、不来梅、莱比锡、斯德哥尔摩和伦敦等地。
布罗代尔指出，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它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这就是要不断的在经济体系中发动定期的地震，即经济危机。危机过后，它也是第一个真正复苏。他认为，经济危机从一定的角度讲是健康和有益的，它把那些小的投机者扫除干净，而位于震中的大商人却总会获得再生。根据这一道理，在他看来，1929年华尔街出现的“黑色的星期四”，正说明纽约已经登上了经济世界中心的地位。
1763年的第一次危机过后，阿姆斯特丹很快的复苏了。但是，当第二次经济危机发生时，震中已不再是阿姆斯特丹，而是伦敦了，导致克利福特家族破产的原因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暴跌。危机过后，阿姆斯特丹的经济没有马上复苏，伦敦却继续把荷兰不断增多的剩余资金吸引过来。当1780年第三次危机发生时，荷兰已不再居于领先地位，它造成的危机不仅触发了第四次英荷战争，使荷兰在亚洲的垄断地位转到了英国手中；而且由于荷兰与法国的紧密联系，它也是导致法国1789年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索，亦即导致了路易十六政府严重的财政危机。
我们看到，布罗代尔关于经济世界中心必然转移的思想，是他整个世界史思想的精华，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亚洲经济的兴起，似乎正说明了他的这一思想，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世界转移的思想也顺理成章的说明了经济全球化的过程。
总之，布罗代尔用经济世界的理论分析模式，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观察了世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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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张芝联中译本代序，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7页。
[2]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669页。
[3]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20页。
[4]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669页。
[5]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第45页。
[6]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506页。
[7]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669页。
[8]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第4页。
[9] 参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第7—30页。
[10]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第2页。
[11]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第402页。
[12]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第368页。
[13]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第497页地图。
[14]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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