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不懂
方壶斋
我这个教外语的老师,似乎跟听力课有缘分。在大学学英文的时候,就迷恋听力,并且跟听力教研室的老师混得很熟。那个时候教我们听力的老师是一个早期海归的美国华侨余教授。海归华侨在这个没有外教的外语学院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2009年,省侨办领导还到学院看望老外侨。报纸上说:“下午,郭主任一行还来到外国语学院看望,与学院领导和专管外事侨务工作的同志进行了交谈,并到家中 看望了老归侨,与她们亲切交谈,屋内时时发出开心的笑声。”此是外话。
言归正传,余教授当时教我们口语和听力,可算是发挥外侨特长。我们用过各种听力教材,从初级阶段的专门教材到高年级的真实语料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我们的听 力和口语教材跟精度课的教材都不是配套的,而是各自独立的,只不过在语言水平上相互照应一些。这样,口语课和听力课的生词就是额外的学习内容,虽然加重了负担,但是也多学了东西。有一度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就是学外语应该象打立体战一样,口语和听力都围绕精读教材内容,这样一定更有利于快速学会精读内容。我没有想到,几十年后,我在另外一个学校见到了这种课程设计模式。此是后话。
当时我们的听力练习,除了听力课的教材以外,也有精读课本里设计的,主要是在初级阶段。具体怎么做的,现在已经忘了。只记得每个人手里都有一盘录音带。教室里有一台公用录放机。听力室才有一人一机的条件。不在听力室的时候,同学门都是轮流使用那台录放机。个别同学有自己的砖头机,索尼的,算是奢华的了。听力室每天晚上开放,供想练听力的同学使用。初级阶段的练习之一是训练耳朵,做到听觉上的“稳、准、狠”,能力稳定,辩音准确,练习量大。
好像是进入大二以后,学生们就开始接触课外真实语料了。系里有个听力资料室,收藏了不少听力资料。有的资料是外台录音,美国之音的,BBC的。录下来的新闻是高年级听的。有些慢速英语节目,则二年纪的也可以听了。我特别喜欢美国之音的词语小故事,历史故事,好像还有一个农业方面的节目,都是慢速英语的节目。另外,慢速英语的新闻则为我们准备了向正常语速新闻过渡的 条件。
另外一些资料是外国专家在其他高校的讲座录音。这好比把外教请进来了。这些录音速度不快,但是有口音,有背景噪音(空旷场所的那种效果)。听这些东西,好比是练开车的上街上开了,体验的是抗干扰能力。
同学们对听力都很重视。课外抱着收音机收听外台的不在少数。晚上宿舍熄灯了也有人听,虽然学校下过禁令。
到了高年级开始收听正常语速新闻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很难。我们要求一条新闻,听一遍应该能够复述大意,听三遍应该能够抄写下来,没有重大错误。那个时候学校能够搞到新华社的英文电讯稿,放一份在班里。那时复印还是一种奢侈品。大家只能轮流看。通过看电讯稿。我们不但熟悉了新闻的格式,也能够掌握时事。特别重要的是,知道了很多外国人名、地名、机构名的发音和拼写。这对于听懂
新闻很有帮助。
为了准确抄写新闻,我们常常做的一个练习是反复听一个生疏的词,弄清其意义和拼写。我们管这个叫“敲”---把它敲出来。那可不是用键盘敲,而是铅笔和纸,外加一本字典。我们根据听到的声音和这个词的上下文,在字典里反复查,直到查 出来为止,实在不行了才找老师。这样的练习常常是合作式的、在课外进行的。
就是这些耗时间、耗精力的练习,使我们练就了符合工作要求的听力技能。即便如此,以后在考托福的时候,对听力部分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实践证明,学习外语的五种技能,听说读写译,听的能力是最难训练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最近十年,我一直在教美国人汉语,对听力和阅读之间的能力差别,有更深的认知。
十年前来到美国学校的时候,马上就跟听力课结缘了。倒不是领导认为我善于教听力,而是因为当时听力课的组织方式。所有的听力材料都是录在磁带上的,所有的文稿都是老式打字机打出来的,有汉字的,更多的是拼音的。所有的文稿上都被历界主管听力的人加上了眉批,有朱披,有蓝批,还有黑批。所有的听力考题 也是如此,而且答案也被批了又批。所有这些材料,都集中放在一个地方,而且只有一份。上听力课的时候,要去调出来,用完了再放回去。这跑腿的事情,当然最 好用学校里的珍惜资源--男老师了。本来考题一个系一份,后来管理权上交,变成整个学院(本校体制是大学-学院-系)只有一份。考听力的时候还得走上坡去取。学校没有取考卷的便车,停车位又很紧张,所以这取考卷的差使,当然要找脚力好的或者像我这样骑自行车的比较方便了。
虽然我们是老师无固定课,风水轮流转,可是听力课(那个时候还是集中大班到听力室去上)安排我的时候居多。经年累月,我就成了听力课的半专业户了。为此我自 己也编写了不少补充听力材料,把电脑充得满满的。教研室里的听力小考也由我来写。同事不时会在学生和新老师面前说: 方老师教听力很有经验,弄的我恨不得找个缝钻进去。我哪里有什么经验。我只崇尚一条:听不懂硬听。学生抱怨听力材料语速过快时,我就给他们讲纪昌学射的故事。我说,你越听,就越能深入到那一串声音里,慢慢就能分解之了,而分解是理解之必要前提。
我教对外汉语十年了,也教听力十年了。我们除了教书,还有一些学术进阶的机会,什么学术会议啦,什么教师培训日啦,什么教学经验交流会啦。参加这些进阶活动是公认的要求进步的表现。自己闷着在家看业务书,并且在教学中应用所学到的知识,那是不算数的,除非,你能在学术会议上说出个123来。我觉得这种文化很亲切,在中国不是有“干得好不如总结得好”的说法吗?
偶尔我也讲点什么,但是十年里我从来没有讲过怎么上听力课。我觉得那东西,不是没什么好讲的就是非常不好讲。我觉得听力理解这东西有点像老子的“道”,“道可道非常道”,那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东西。十年来我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对于学中文的外国人来说,听力总是落后于阅读。有一届有一次例外,毕业班的成绩听力平均高于阅读。教研室主任说我教听力有方,其实我知道是主任安排的听力练习比往届的量大。量变到质变是自然的事。
虽然我不喜欢谈听力,学术场合谈听力的倒不少。我想咱也应该去学习学习,不要总是满足于经验主义。于是每次学术活动,我都侧重去听关于怎么教听力的演讲。通过这些演讲,我也学会了一些新词语。
比如说,top down,bottom up 和schemata就是三个我刚学会的新词语。为了打字的方便,我就称之为套扑党、包特母阿婆和司机马达。套扑党和包特母阿婆是听力理解的两种方式,前者是说从宏观到微观,一开始听就已经胸有成竹,确定了正确的大方向,尔后便是添枝加叶,得其全图。后者是说从微观到宏观,好像做拼图,一点一点,自下而上,最终得到全图。有的人习惯前者,有的人习惯后者,这叫学习者的风格,没什么奇怪的。司机马达是认知心理学在语言学和语言教学中时髦起来以后的一个宠物术语。谈训练听力不提司机马达简直就是太刘姥姥了。认知心理学对司机马达的定义是“一组预先产生的构想”。司机马达影响我们对周围事物的理解。比如你老远看见一个女人,从穿着上看好像是你丈母娘。你认定这个以后,脑子里马上就迅速组织起了一系列跟丈母娘有关的想法。这些想法也就会指导你怎么跟那个女人打交道。可是等她走近了,你可能会大吃一惊,因为你发现那并不是你的丈母娘,而是你的党支部书记,只不过穿了一件跟你丈母娘一样的衣服。你一方面庆幸没有按照第一个印象行事,一方面在脑子里迅速建立起另外一套怎么跟党支部书记互动的想法。你的第一套想法,就叫做丈母娘司机马达,第二套想法,就叫做党支书司机马达。这两个司机马达分别指导你对那个女人的行为模式。
那些演讲的人告诉听众,习惯套扑党的人常常容易见林不见木,老师要注意提醒他们注意细节。习惯包特母阿婆的人总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容易回答好有关中心思想这类问题,所以在这方面要注意加强指导。至于说怎么指导,常常演讲人也忌讳说,只是让我们告诉学生说:“你要注意用套扑党的或者包特母阿婆的方法。”
我按照这个方法去做了,可是没有什么结果。听不懂的那些人还是听不懂。
司机马达这个东西体现在课堂教学里就是专家们告诉我们,上课的时候要有导入和热身活动,帮助学生建立起必要的司机马达,不然学生在听的时候就会绕世界乱想。这个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我就总想着:我听外台广播的时候,事先并没有什么期待,脑子里并没有预先建立什么司机马达,我怎么一样听得懂?
于是后来我还是信奉自己的哲学: 听不懂吗?再听,多听,走路的时候听,吃饭的时候听,洗衣服的时候听,睡觉的时候听。听的时候要过脑子,不能一边听还一边想着发短信打手机。如果这么听你还听不懂,那我也没辙了。
当然,你得知道你没听错语言,把韩语当成汉语听了。 怎么知道?你必须掌握了所学的汉语词汇和语法,你最好在阅读的时候只读一遍就可以读懂,否则,你的听力就是沙滩上的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