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关在咖啡奔走相告:革命了革命了。恰好下周又是情人节又是元宵节。咸与维新,应应景)
1.
题目是现成的,郑超麟回忆录里的一章,原题《恋爱与政治》。郑超麟是著名的托派,当年和陈独秀一起被开除出党,他直言党内开除托派的组织责任在于周恩来。郑原意是借写革命者的恋爱揭露出个人性格,但当时怕被误为无聊的小报桃色新闻,遂在初版时删去。再版加回这一章,题目改为《恋爱与革命》。不幸的是,他最初的担心是正确的。我在几年前读到这本书,印象最深的就是《恋爱与革命》这一章。在后人的眼里看来,那些从小耳熟能详的烈士名字鲜活了起来,渠道是少年时受的教育里高尚的革命绝不会透露出的烈士们的生活八卦。最好的例子是,到网上搜一搜,这一章曾被贴在了天涯的《娱乐八卦》版。
郑超麟是福建漳平人,出生于晚清一个破落的乡绅家庭。漳平属于龙岩地区。闽地多山,交通不便,因之方言奇多。漳平人讲闽南话,但也听得懂龙岩话,可是本地还有客家人,语言便不能相通。那里老百姓流行看的戏则是广东潮州的汉戏,就是所谓外江戏。这戏用官话唱,老百姓根本听不大懂,一样忠实捧场且看得津津有味,想是戏文故事人尽皆知的缘故。郑超麟十岁上,辛亥革命发生,接着民国成立,老百姓初初相当困惑。他谈到漳平的百姓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自古就有的皇帝怎么可以没有了。类似的例子还有科举虽然取消,学历观念却钻进了中国人的骨肉灵魂里。比如那时的人理解新式学堂,需要把小学毕业比作秀才,中学毕业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则是进士,海外留学自然就是翰林。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虽然不讲科举了,海外留学生谈起洋博士土博士时的心态仍然与晚清民国之交一般无二的。
郑超麟在漳平上小学,龙岩上中学。虽然远离政治中心,中学时学潮却不少,彼时中国的革命氛围可见一斑。那个时候粤系军阀陈炯明丢了广东的地盘(被桂系军阀占了),驻军福建。陈作为新式军人,支持吴稚晖李石曾搞出来的留法勤工俭学,于是有了福建省派遣的半官方留法项目。郑超麟中学毕业恰好赶上这趟车,成为三十几个福建半官费留法生中的一个。好笑的是这三十几个学生人未到法国,在船上就搞起了中国人擅长的内斗。斗争以语言划界,讲客家话和讲闽南话的各不相让。而语言和地域紧密联系,所以内斗实际就是汀州人和漳州人互斗。基本上,粤语,客家话,闽南话,以及潮州话之间的壁垒分明和彼此轻视,就是早期海外华人的生存背景。这内斗延续到现在的digital version就是华人网上经久不衰的地域贴,就如同科举心态的digital version校际贴一样。
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人以四川人湖南人居多。大约要么忙着闹革命,要么忙着混资历,留法留德生讲不好语言(这情形和中国当年的留日生一样)。郑超麟在法国信仰了共产主义,之后自巴黎由赵世炎带队,一行十二人去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在莫斯科的基本训练是开会,还有个人批评。郑坦言大家都籍由开会学会了孔夫子的春秋笔法,诛心;又学会了宋儒的正心手段,虽然严于正人(心)宽于正己(心)。 这实在和个人修行形成鲜明对比。弘一法师写过几句:“只管自家,不管人家。看一切人,皆是菩萨。唯我一人,是实凡夫”。革命不是修行,革命家也不是苦行僧,观人自然远甚于观己。革命一定要管“人家”,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其实是人家而非自家的“一念”。人家不是菩萨,自家岂能甘于俗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到底,革命家是有使命的呀。话说回来,开会其实是对组织能力的基本训练,封从德回忆录说六四学生领袖们开始时连会该怎么开都不知道。国民党共产党初初闹革命时,都没办法把中国从一盘散沙的状态中有效地组织起来。后来一个以德为师,一个以俄为师,立刻换了天地。于是开会成为没有市民社会组织结构和经验的后进国家的组织法宝。无怪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以会多著名,以至于抗战后老舍先生写文章,说他的理想住宅要叫“不会草堂”,因为抗战开会实在开够了。
- posted on 02/11/2011
2.
年轻时有一阵迷梅列日科夫斯基,读过郑超麟才知道当年读的《诸神复活:达芬奇传》的译者绮纹就是他。他在译序中说梅列日科夫斯基身为“俄国白党亡命作家”在巴黎做寓公的话我一直记得,以至于后来一想到梅氏我脑海中就浮现一个激情四溢的亡命老寓公形象。郑氏回忆录的文笔简洁轩朗,也许做书生比做革命者更合适。不过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也许真是没得选。本质上脱不去书生气的革命家,最终成为被革命抛弃的失败者。瞿秋白就义前在汀州狱中写下《多余的话》,坦承自己成为中共领袖是“历史的误会”,一切是出“滑稽剧”,而自己不过是个“戏子”,实质只是一个连杀老鼠都不会不敢的无用书生。书生气十足怕是真的。郑超麟提到杨之华妹妹当时的男朋友拿了党的经费5000块谎称被强人打劫,然后跑路走人。罗亦农怪瞿秋白爱用“亲亲戚戚”,瞿秋白却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来为那男孩子开脱,说男孩子其实是被5000块害了,一辈子都要受良心谴责。而同是书生的郑超麟,对1923年被孙中山派到莫斯科的无名之辈蒋介石的印象是:“无用,忠厚,懦弱”。
相比这些在莫斯科受训练而只知忠实于苏共和共产国际路线的洋派革命家,重视本土经验的毛泽东毫无疑问高出一筹。 郑说毛轻视那时中共领导人重视的城市工人运动,只重视枪杆子。中共中央领导人那时没有支持红军的,都不同意军事冒险。 可悲的是,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强调议会政治的托派早早在白色恐怖环境下失势,暴力革命成为中国人唯一熟悉的运动手段。
郑氏回忆录中关于童年少年时期的文字是90岁以后成文,而参加革命的经历则是40年代写就。郑超麟从1924年回国,到1929年被开除出党,这五年中共中央的经历和见证的个人野心,党派分裂,国共之间的狠争恶斗,构成其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当然任何历史都是被选择性叙述和解读的,郑亦不讳言他的记忆出错的可能。而记忆,个人或集体的,本质是个剪辑过程。就如同郑超麟眼中的瞿秋白是“洋场才子”,而瞿氏中学同学钱穆先生的晚年回忆中瞿秋白则是共产党党魁,“矮小文弱聪慧”。后人读瞿秋白《多余的话》,感动于其人将死的真挚感情,却困惑于这么一个对革命毫无真正热情的人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瞿氏的自白不能让人明白这一点,而钱穆回忆中的少年瞿秋白公然对抗师长,有煽动同学群体抗命的能力,又绝非瞿氏自我认知的那般在革命中全然被动的形象。
但是郑氏回忆录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党”来审查他,因此行笔自由坦白得多。即便对和他同一战线的陈独秀,郑超麟也不讳言陈的缺点,诸如意气用事,轻信,独断,好走极端。那时中共中央开会讨论北伐,张国焘有不同于陈独秀的意见,陈即拍桌大骂。张是陈在北大的学生,回嘴不得,惟有默然。(后来陈独秀党内权威滑落,瞿秋白张国焘在鲍罗廷支持下占了上风,轮到做学生的张对作老师的陈拍桌子)从这点上来说,郑超麟的老实写字倒深得修行的不二法门老实念佛之味。
至于《恋爱与革命》那一章,确实非常八卦。有志于八卦者务必去网上阅读此章全本,而非我这里的摘要。有的故事属于纯属八卦,比如蔡畅那位著名的母亲强女儿蔡畅甩了男朋友嫁给李富春,害得那位苦命男友吐血。又比如张太雷和施存统(曹聚仁丰子恺在浙一师的同学)的夫人王一知好了,施存统大哭,住进了医院。女学生钟复光去信安慰这位可怜人,施存统终于施复亮,生下人民音乐家施光南。再比如团中央的吴明狂追沈玄庐儿媳杨之华,气坏了的沈玄庐说“共产党内有拆白党”。其实沈玄庐毫无道理,因为他的儿子沈剑龙不爱杨之华,而杨之华自觉庸俗,配不上沈剑龙。最后杨之华嫁了瞿秋白,这才有了报上同一天出现三个广告:“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某年某月某日起,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合恋爱关系”,“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瞿秋白结合朋友关系”。
而有的故事极具戏剧性,奇怪怎么没有被陈凯歌染指成电影。比如全国学联主席何洛和爱人刘尊一被捕。刘尊一漂亮,北大政治系学生,与何洛既是同乡又是同学,被白崇禧的政治部主任潘宜之看上了。何洛就义,潘娶了刘。害得刘尊一的同乡四川人阳翰笙成日叹着气念“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刘尊一嫁给潘宜之后生下何洛的遗腹子刘则仁,与潘生下女儿潘则智。潘则智长大后长袖善舞,成了张洁名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文中提到的北京豆花饭庄老板娘刘则智。此为后话。
还有的故事李安如果看到,大约不会去拍一个莫名其妙的《色戒》。1928年罗亦农被霍家新夫妇出卖遇害。霍家新和妻子贺治华都是四川人,贺原是朱德夫人,和朱德分手后跟了霍家新。郑超麟说,一天傍晚,四川人邓希贤神情诡异地问他要晚报看,他狐疑之下即去买晚报,看到报上一则关于法租界一对夫妇遇害(女的躲在床下逃过一死)的消息才恍然大悟。
而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向警予的连环八卦。少年时历史课本上革命烈士向警予照片给我的印象,和郑超麟的描述极其一致,“白衣黑裙旧派女学生模样”。向警予瞧不上她那些革命同志闹的“小资产阶级恋爱”,与蔡和森是同志们公认的模范夫妻。瞿秋白说,向警予是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宋学家”。结果蔡和森去北京养病,上海的人中秋聚会,彭述之跳了支苏联学来的高加索舞,向警予竟然爱上了彭。不但爱了,宋学家还马上勇敢表白了。待到蔡和森回沪,向警予坦白,搞到蔡在中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突然风马牛,“警予同志和述之同志发生了恋爱。。。”向警予当即伏案大哭,彭述之蔡和森至此结怨。为解决冲突,党派李立三李一纯夫妇陪同蔡向二人去莫斯科,结果李一纯在安慰蔡和森的过程中同蔡和森好上了。而彭述之,恰好罗亦农托他照顾自己的夫人陈碧兰。这些人都是前后脚去过苏联的,怎么也算广义的同学,至少都是革命同志。陈碧兰人漂亮,罗亦农当初靠了用红墨水加牛奶写的假血书才追到手。结果失恋革命者彭述之当仁不让和交给他照顾的陈碧兰好上了。当然这样同学挖同学墙脚的恋爱故事,并不是革命者或男人专利,但凡上过大学的人,好歹都见识过几桩。被挖了墙脚的罗亦农只好有样学样,去挖人在莫斯科的同志贺昌的墙脚, 同贺的夫人诸有伦好上了。但是诸有伦后来去了莫斯科,又爱上了邵力子的儿子。再次落单的罗亦农最后只好再去祸害党内以革命为理想原本发誓终身不嫁的女同志(这位女同志最后在罗遇害后收了他的尸骨)。
- posted on 02/11/2011
3.
叶兆言写过一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叶提到作为小说家,他看不清楚那种“被历史学家称为历史的历史”,他能看到的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一些大时代中的伤感的没出息的小故事”。1937年之于南京,是南京大屠杀,所以1937年的爱情,在一个宏大的背景下,注定了“微不足道”。
恋爱与革命,若果说有什么相似之处,那么其一大概便是让身处其中者觉得自己微不足道。革命是群众运动,毫无个性可言。爱情中人恨不得时时刻刻与对方如胶似漆,只求粪土个性。不同的是革命要求参与者的节气,而恋爱需要人既折又弯,最好是忘记世间还有骨气二字,最好低到尘埃里,还以为自己在和光同尘。
如果说有什么挽救了郑超麟回忆录里恋爱男女于八卦之琐碎无聊,那么是因为这些故事里的男女主角大半牺牲于白色恐怖。文学大家能够在花边新闻里看到永恒,靠的是一枝笔。革命者使自己超出恋爱八卦而永生,靠的是行为。郑超麟当年一行十二人由法赴俄投奔一个共产主义理想,这十二人的大多数后来死于1927年左右国民党清党(比如赵世炎陈乔年陈延年),少部分死于与革命有关的伤病或意外(比如袁庆云王若飞)。而郑氏这样关在监狱里的,反倒成了幸存者。
郑超麟少年时听朱执信演讲(他已记不得演讲人中有朱氏,需同学提醒),朱氏后来在东莞死于革命的流弹(我中学时读过一本朱执信传记,把每一页都翻烂了,莫名其秒不知道朱到底是怎样死的。这就是中国的传记水准);在莫斯科时又听过托洛茨基演讲,托氏终结于革命的利斧。而作为听众的郑超麟,坐过国民党将近七年的牢,解放后接着坐共产党的牢,一直坐到改革开放才重获自由,活到1998年。他的一生,横跨辛亥革命,共产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六四,苏联解体,中国经济起飞。他眼见“无用”的蒋介石失去大陆中国,土派革命家毛泽东称孤道寡,神情诡异的邓希贤三起三落。当年王若飞介绍云南革命同志刘静贞给郑超麟,二人结为夫妇。之后郑超麟的漫长狱中岁月,刘静贞主动入狱陪他渡过。可以说,面对绝少幸存者的爱情和革命,郑超麟在双重意义上幸存。
而大部分人死于爱情(抽象上),死于革命(具象上)。爱情和革命一样,有让人七窍开而混沌死的巨大激情,也有背叛和报复。七窍开而混沌不死,几乎无人能在爱情中做到,而纯洁的革命落到实处,都是一身血污。瞿秋白在狱中回首所谓革命生涯,只觉万分疲倦。他的绝命诗词,我当年曾在信中给人抄过,“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郑超麟回忆录中那些革命大潮中的男欢女爱正给人云烟过眼的感觉。这不是中国书法所赞叹的肆意奔腾的满纸云烟,而是被大浪打过的一双精疲力竭的眼所看到的散落烟云。但这满纸云烟,并非风行云散般没有着落,只因有个痛苦的底子。伍迪艾伦有句电影台词:For me, love is very deep, but sex only has to go a few inches。“深”是爱情和革命的共性,大多数时候,这个“深”都让人有深渊的感觉,因为痛苦,因为难以理解。说到痛苦,有个著名典故。当年熊君锐在广东清党时遇害后,林风眠创作油画《痛苦》。蒋介石问这画是什么意思,林答“表现人类的痛苦”。蒋不悦:“青天白日之下,哪有这么痛苦的人”。戴季陶进而批判,林风眠的杭州艺专是“在人的心灵方面杀人放火,把人往十八层地狱引”。大概这种痛苦之于人的个体体验太深刻,以至于哲学无法表现,只有艺术来完成,而政客不能不愿也无法理解。
革命和恋爱的痛苦,是《第四十一》片中苏联红军女战士在涌起的海浪中抱起被自己击毙的恋人的眼神;更是《Coup de Grace》片中结尾时革命女贵族要求由自己爱而不得的白军军官给自己行刑,而他一言不发面无表情走过去,观众只隐约得见远镜头里的抬手一枪和一个应声而倒的狼藉身体,之后列车启动,出局者被干净利落抛于镜头和生活之外。简洁干脆,毫不心慈手软,电影出人意料的比拉夫列尼约夫和尤瑟纳尔的小说文本还让人印象深刻。这是绝大部分经历过爱情和革命的人都有的体验:对方心狠手辣,而你一败涂地,千疮百孔。或曰:如此痛苦,为何一而再,再而三,恋爱与革命,此起彼伏,前仆后继。身为人类,宁不厌倦?我只能想起Wendell Phillips的一句话:Revolutions are not made: they come。爱情一样。
而你无从逃避。
(诸君情人节快乐) - Re: 恋爱与革命posted on 02/11/2011
当年你躲哪儿去了? 被小麦同学这么一定义,好像我们二十年前那场革命,根本就没资格排上号。
你这一补课,我觉得革命党人都具备两个爱好,第一,自己常换名字;第二,常换爱人同志:)
- posted on 02/11/2011
昨晚放纵一下自己,先看了郑超麟的八卦原文,再读小麦的 meta八卦,关于八卦的八卦。很丰富的一晚上。对这两个题目都很有兴趣,因为都是很罗曼蒂克的事情。革命是广义的浪漫,爱情是狭义的,当然还有更狭义的美国人心中的浪漫,如果他们说“They are romentically involved”,那只不过是“They are sexually involved”的一种委婉说法而已。
浪漫应该是很广义的。为温饱象蚂蚁(蜜蜂就不说了)那样辛劳一辈子,当然没有浪漫可言。可如果为了一个什么主义而去抛头颅洒热血,就一下子变的浪漫起来。恋爱也是,守着个女人和她生一大堆孩子传宗接代,自然不浪漫,但如果为情人闹的茶饭不思坐卧不宁,还要写血书寻死觅活,立刻就浪漫起来!又想到艺术。有些艺术家出了点小名,就象小作坊的匠人一般地批量生产“艺术品”,赚了个锅满瓢瞒,一点不懂浪漫。可象梵高那样为艺术而艺术,最后闹了个穷死病死,就浪漫了。无论革命,恋爱还是艺术,理想主义总让人神往,理想主义者的错误也最容易被人原谅,因为他们浪漫。
浪漫就是不受常规利益的驱使,甚至不惜牺牲这些利益,为了追求心中的一个不着调也不靠谱什么理想,无论是个什么主义,还是个完美的女人。浪漫就是人们常说的“太不现实”。可细想想不就只有人才可能稍稍脱离一下苟且偷安的动物一样的“现实”生活,放纵一下自己,给本来平淡无趣的日子撒点盐,放点味精?所以嘛,浪漫,就象革命与恋爱一样,虽然不现实,they just come.
说起电影,讲革命讲爱情讲浪漫的总是好的,却难得。记得多年前看过一个 《Reds》,情节都忘了,就觉得好,因为浪漫。 - posted on 02/11/2011
瓦师傅,我写个口水文,你还要来问我的罪。当年我能躲哪里去,我不过上中学而已。我这文可没有定义革命哈,当然中国的革命都让人想起暴力革命。不过你说起二十年前的“革命”排不上号,这个我倒可以认真说一句:革命是要按结果定义的(领导人下台被逐或死亡,加之社会政治秩序的深刻改变,等等)。二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确实不是革命,是一场被镇压的失败的运动。埃及现在发生的可以被宽泛地定义成革命,因为穆巴拉克下台了,埃及三十年的一人独裁终结,不管将来埃及有没有可能民主化。
小关师傅你讽刺我呢?算我娱乐大众好了。郑超麟的八卦哪里有浪漫啊?读来其实悲苦得很,因为这些人都一腔热血地死掉了。所谓革命的浪漫主义,那真得在美国找。作为托派,郑超麟坐了半辈子监狱,妻子陪他蹲了一辈子牢后,在改革开放出狱后就过世了。而同为托派的美国知识分子,比如毕晓普的大学同学玛丽麦卡锡,回忆她年轻时的托派革命生涯,那是:上午在纽约游行喊口号,下午鸡尾酒知识分子讨论,晚上睡在革命同志的怀里,凌晨床头电话响,还要忙着越过革命同志的头顶接电话,和电话里的革命恋人诉衷情。这才是革命浪漫主义咧。 - RE: 恋爱与革命posted on 02/11/2011
回复 #5 小麦小麦师傅,谁说浪漫就一定不悲苦呢?
说起美国的浪漫,就想起共党对民党的一个老生常谈的攻击,瞧我们共党党人,个个都是模范丈夫,家庭价值的体现,可你们民党,都有偷鸡摸狗的浪漫主义情怀。这话也有一定道理哈。如果再往左多走几步,不就是你说的这些浪漫的美国革命同志吗?
- posted on 02/11/2011
gz wrote:
谁说浪漫就一定不悲苦呢?
哦,中式的革命浪漫主义是苦情,美式的革命浪漫主义是一夜情。
gz wrote:
说起美国的浪漫,就想起共党对民党的一个老生常谈的攻击,瞧我们共党党人,个个都是模范丈夫,家庭价值的体现,可你们民党,都有偷鸡摸狗的浪漫主义情怀。这话也有一定道理哈。如果再往左多走几步,不就是你说的这些浪漫的美国革命同志吗?
浪漫还分左右吗?刚辞职的纽约那位在romance-came 袭击下发女网友一张上空照的可怜的李议员不是共和党吗? - posted on 02/12/2011
这共产共妻小麦在咖啡不止头一回提及,有点Orgy。我只是有一点疑问,那年代没避
孕套,托派分子怎么处理怀孕的,是不是象当年红军那样送老乡。
但女人肯定伤身体不浅,哪还再有精力革命?
小麦 wrote:
小关师傅你讽刺我呢?算我娱乐大众好了。郑超麟的八卦哪里有浪漫啊?读来其实悲苦得很,因为这些人都一腔热血地死掉了。所谓革命的浪漫主义,那真得在美国找。作为托派,郑超麟坐了半辈子监狱,妻子陪他蹲了一辈子牢后,在改革开放出狱后就过世了。而同为托派的美国知识分子,比如毕晓普的大学同学玛丽麦卡锡,回忆她年轻时的托派革命生涯,那是:上午在纽约游行喊口号,下午鸡尾酒知识分子讨论,晚上睡在革命同志的怀里,凌晨床头电话响,还要忙着越过革命同志的头顶接电话,和电话里的革命恋人诉衷情。这才是革命浪漫主义咧。 - Re: 恋爱与革命posted on 02/12/2011
小麦可真能八卦,好看。差点儿没忍住64挂的冲动,转念一想,人家都这么悲情了,我就别拿人开心了。
另外xw说的共产共妻,我猜不共产也是共妻的,只不过没有后人来八卦,所以你的问题恐怕具有普遍性:) - posted on 02/12/2011
小麦 wrote:
瓦师傅,我写个口水文,你还要来问我的罪。当年我能躲哪里去,我不过上中学而已。我这文可没有定义革命哈,当然中国的革命都让人想起暴力革命。不过你说起二十年前的“革命”排不上号,这个我倒可以认真说一句:革命是要按结果定义的(领导人下台被逐或死亡,加之社会政治秩序的深刻改变,等等)。二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确实不是革命,是一场被镇压的失败的运动。埃及现在发生的可以被宽泛地定义成革命,因为穆巴拉克下台了,埃及三十年的一人独裁终结,不管将来埃及有没有可能民主化。
对不起,敲漏了两个字。我那句话本应是:当年你躲哪儿恋爱去了? 结果你自己先招了。。。。。果然早恋哈。
我一直以为革命是由美好愿望来定义的,比如陈胜吴广,比如小刀会义和拳,看来都是流毒太深,需要多洗洗大脑。如果二十年前不算革命,对照本篇宏文的主旨,我觉得就是缺少了相辅相成的恋爱:) - Re: 恋爱与革命posted on 02/12/2011
xw wrote:
我只是有一点疑问,那年代没避
孕套,托派分子怎么处理怀孕的,是不是象当年红军那样送老乡。
今天xw的第一句默,幽了我老半天。
- Re: 恋爱与革命posted on 02/12/2011
这那象情人节的八卦?,情人节的要甜蜜专一永久的爱;-)
你们把理想主义和浪漫混为一谈了。
为了追求心中的一个不着调也不靠谱什么理想,无论是个什么主义,还是个完美的女人-这是理想主义。
浪漫就是不受常规利益的驱使,甚至不惜牺牲这些利益, 追求的并不是完美的甚至是full of faults的 , 对自我没有现实利益的, ——这才叫浪漫。
昨日在家边的小湖拍了一张夕阳, 为情人节应景: 人约黄昏后
- RE: 恋爱与革命posted on 02/12/2011
回复 #9 浮生小麦说人家悲苦,浮生又说人家悲情,可我读郑超麟的原版八卦根本没有悲的感情,也没提到他们的下场,虽然知道这些人大都牺牲。
- RE: 恋爱与革命posted on 02/12/2011
回复 #12 草叶草医生(也叫小米了?)说的是,写完后我也在考虑,浪漫不全等于理想主义,虽然它们有很多 overlap.
不过你要告诉一个浪漫恋爱中的人他的情人“full of faults”,我保证他跟你没完!这会他的情人就是他的理想。
- Re: 恋爱与革命posted on 02/12/2011
草叶 wrote:
情人节的要甜蜜专一永久的爱;-)
错了错了,那不是情人节,那是圣人节,你看,没人敢庆祝吧。 - posted on 02/12/2011
草叶 wrote:
这那象情人节的八卦?,情人节的要甜蜜专一永久的爱;-)
你们把理想主义和浪漫混为一谈了。
混为一潭的还不少,好像都贼耐读。想起这个八卦,也是革命加恋爱,或者你们说的,美式狭隘的爱:)
从邦德到牛虻——头号间谍西德尼·莱利
菊子
银幕上浪漫的英雄人物007邦德,早已经家喻户晓;牛虻,也曾经影响过好几代中国人。英国的文学和娱乐界一直有人声称,邦德与牛虻居然有一个共同的原型:西德尼·莱利(Sidney Reilly)。受好奇心驱使,东翻西找,关于莱利的书,竟也陆续翻阅了五六本;趁着暴风雪,还躲在家里看了BBC拍摄的十二集电视小系列《莱利:头号间谍》,莱利的形象,也在眼前渐渐清晰起来。
(一)国际风云中的弄潮儿:他是007邦德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值大不列颠帝国极盛时期,莱利聪明地投靠了英国,插手英国的外交和国际事务,成为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际间谍。
像延·弗莱明(Ian Flemming)创造的邦德角色一样,莱利也懂得多国语言,关注国际事务,对远东和世界其他地区着迷。他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在关键的地点,企图在风云变幻时,以个人的英雄行为扭转时局,拯救世界,改变历史进程。
——英国在中东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的时候,莱利被英国情报机关派往波斯。他提供的有关中东石油油田的情报,以及他本人的游说和干预,为英国赢得波斯石油开采权、将波斯变成其保护地区,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04-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前,莱利住在中国旅顺口。他向日本提供了俄国海军在旅顺港口地区的水雷部署图,为日本人向俄国海军发动突然袭击,也尽了一臂之力。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莱利被派往德国侦察军事情报。他混入克虏伯军工厂,终于查出这里所生产的新式武器是毒气弹,令英国方面大为震惊。
——1918年密谋刺杀列宁和托洛茨基。
象邦德一样,莱利的主要侦探对象还是苏联。一战期间,莱利迁居圣彼得堡,并且很快进入了圣彼得堡的上流社会。他和英国驻莫斯科使团的团长、记者和情报官员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Robert Bruce Lockhart)一起,精心设计了一个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阴谋计划。他们的计划通常被称为“洛克哈特阴谋”,有时也称“莱利密谋”,目标是在1918年9月6日,在莫斯科大剧院劫持列宁和他的战争委员托洛茨基。
莱利和他的妻子写过一本书,《英国的间谍大师:西德尼·莱利历险记》,记述了这个时期的活动。他活动的主要方式是:会见一些对新政权不满的人物,收买苏联军队中的拉脱维亚将士,伺机准备暴动。他手头操纵着大笔款项,主要是英国政府提供的,还有的是流亡白俄提供的,也有欧洲其他国家政府的拨款。
事不凑巧,莱利计划刺杀列宁,却被芬妮·卡普兰抢先了一个星期:8月30日,卡普兰射伤了列宁。莱利还没来得及行动,苏联秘密警察组织契卡却已经开始破获他的密谋圈子,莱利仓惶逃出俄国,苏联方面缺席判决他死刑。莱利在美国、法国等国辗转周游之后,又于1925年经芬兰潜回俄国,遭苏联警方逮捕,经斯大林亲自下令枪决。
莱利的书,前面一百来页是他自己的叙述,后面一百五十多页是他太太的叙述。书是在英国情报机关的监控下写成的,有些低调,倒是新闻界对他大加青睐,在他消失之后,迅速将他吹捧成了头号间谍大师,一时间,莱利名声大噪,家喻户晓。
很多人都认为,弗莱明创作邦德的时候,便是参照了莱利的形象。安德鲁·里赛特在《延·弗莱明,詹姆斯·邦德背后的人物》一书中,将莱利被列为詹姆斯·邦德的原型之一。里赛特说,邦德作者延·弗莱明和洛克哈特是多年好友,曾经听洛克哈特讲述过很多莱利的间谍冒险故事。
洛克哈特的儿子罗宾·布鲁斯·洛克哈特也写了一部莱利传记。他说,他从小就听他父亲讲述莱利的故事,在他父亲心目中,莱利是当之无愧的头号间谍。另一位莱利传记作者安德鲁·库克(Andrew Cook),曾在英国政府外交部和国防部供职。他也宣称莱利是邦德的原型之一。
(二)漫游中国的洋和尚·日俄战争中的双重间谍
莱利的间谍足迹遍及全世界,与中国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1901年,莱利携妻子前往中国旅顺口(Port Arthur)定居。他的使命,是侦查俄国的石油和武器工业,以及俄国的印度政策。其时,辽东半岛是俄国租借地,俄国正在将它建成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日俄战争即将爆发,旅顺口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日本和俄国都在拼命争取对这个港口的控制。
莱利先是到了上海,在一个俄国小运输公司找了个初级工作。不出六个星期,他就向上司们显示了自己的过人才干,于是他们将他任命为公司驻旅顺分部的经理。
莱利在中国真正是如鱼得水:他一边在公司里供职,倒腾与战争有关的物资,包括木材、军火,牟取暴利,一边向伦敦不断输送关于俄国的军事和技术情报;居家有中国仆人事无巨细地侍奉,出门又有众多的宴饮和赌博场所;成群结队的欧洲殖民者家庭,家家都有一个寂寞的妻子,多情好色的莱利,成了她们真心渴盼的雨露甘霖。
不过,莱利毕竟还不是一个纯粹的花花公子。采花之余,他还没有忘了自己的真正使命——情报。1902年12月,莱利写过这样一封信:
满洲完蛋了。中国成为大国的游戏场地,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眼下,他们的情报机构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不过,我应该警告你,在这个真空中,一个新的、更危险的情报机构终将脱颖而出。今天,它只是一个进入了子宫的精子。明天?可能就是一个成型的婴儿了。
这个新的、更危险的情报机构,就是日本。英国和日本于1902年建立英日同盟之后,莱利突然决定将妻子送回欧洲,他自己也向英国情报机关请了无限期长假。1903年,他花了差不多一整年的时间在中国内地周游。
莱利后来对他这一年的生活总是讳莫如深。我们所知道的,是说他在中国时,曾经和一个圣人左林(Tzo-Lim)过从甚密。左林是个大块头满洲人,他向莱利介绍了中国的各种宗教学说,还告诉莱利:“江山代有人才出。我坚信你就是个人才。”
莱利还在陕西省的一个寺庙里隐居过一段时光。以后,他在英国秘密情报机关的同僚们还喜欢就此事跟他开玩笑,这样招呼他:“哎,佛陀的第四十世化身!”
尽管在中国暂时找到过内心的安宁,莱利却依然尘心未断,不甘寂寞。1903年一年未尽,他就结束了他的修行游历,回到尘世。
安德鲁·库克断言,莱利在中国期间,实际上是双重间谍。在为英国服务的同时,他还在为日本人搜集情报。库克说,莱利和一个中国工程师何良顺(Ho-Liang-Shung)一起,利用自己的海运公司作掩护,为日本海军窃得了俄国的旅顺港防务计划。依照这个防务计划,1904年2月6日,日本海军才得以迂回驶过俄国保护海港的雷区,对俄国舰队发起了突然袭击。
(三)英雄本是多情郎
007电影的一大亮点,就是邦德女郎。邦德敌我通吃,潇洒自如,纵横情场,所向无敌。众多明星美女,都盼着自己能够成为邦德女郎,可以和这个超级间谍投怀送抱,出生入死。
莱利和邦德一样,也喜欢精致的生活,深愔实业和经商之道,熟悉最新的科学技术,还是一个上瘾的赌徒。莱利也是一个情场老手,他轻松自如地与各色女人周旋,他频繁的风流韵事,也足以和007那些情场历练相媲美。
就情场斩获而论,莱利倒是有些资格充当邦德原型的。洛克哈特就说,人称莱利“持有十一本护照,每一本护照又搭配着一个妻子。”
所有认识西德尼·莱利的人都说他的个性像磁铁一般吸引人,特别有办法哄得旁人心甘情愿地为他效劳卖命。他喜欢上流社会生活,善于周旋社交,在女人堆里如鱼得水。他的情场记录,值得他自己洋洋得意一番,也值得所有男人衷心羡慕一回:他在女人面前尤其所向披靡,只要他有所求,从来没有女人拒绝过他。他又是一个非常精明的职业间谍。在他的间谍生涯中,哪怕是执行危机四伏的冒险行动,他使唤起女人来,也和使唤起男人一样得心应手。即便是1918年那个多事之秋,很多女人,宁愿自己慷慨赴死,也不愿意出卖他。
莱利至少结过三次婚。1898年,莱利第一次结婚,娶了个年轻寡妇玛格丽特·托马斯。两人相识时,寡妇的前夫很老了,死的症状,很像是水银中毒。这么一听,倒有些潘金莲和西门庆勾搭成奸后,毒死亲夫武大郎的情节。不过,莱利婚后风流依旧,又是频频偷情又是和别的女人正式结婚,却从来没有和玛格丽特正式离婚,令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婚后不久,莱利就加入了英国秘密警察(British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SIS)。他沿用了老丈人的名字“莱利”,再用了妻子的前夫留下来的小笔财产,移居远东,来到了中国旅顺口,于是才有了他在日俄战争中的“壮举”。
一战爆发时,莱利已经成了有钱人。他移居俄国,很快在圣彼得堡上流社会有了稳固的一席之地,并于1915年2月,娶俄国女人纳丁为妻。纳丁是一个乌克兰犹太人,那一年年方二十九岁,又聪明又美丽。吸引莱利的,不仅是她的智慧和美貌,还有她和重要的俄国官员的密切联系:她的前夫本来是俄国海运部的官员,因为爱上莱利而离了婚。狡兔死,走狗烹,莱利的第一任妻子玛格丽特也已经毫无用处了,莱利就让她卷起铺盖回了伦敦。
与此同时,莱利还成功地运用美男计,勾引了一位俄国部长的妻子,借机刺探德国向俄国运送武器的情报。
莱利的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妻子是来自南美的佩皮塔·莱利( Pepita Bobadilla Chambers Reilly(Nelly Louise Burton)),就是前面写回忆录那个。她说,她和莱利是一见钟情:1923年的某一天,她正在喝咖啡,抬起头时,却发现房间对面有一双棕色的眼睛在看着她;两双眼睛对视的那一瞬间,她感觉到一股“美妙的快感”(delicious thrill)穿透全身。
他的眼睛,她说,很果断,善良,还有些忧郁。他脸上的表情带着点嘲讽的意味:那是一张多次笑对死亡的脸。
情场老手西德尼·莱利捕捉到了她的眼神,马上心领神会,找到他们共同的相识给他们作了正式介绍。他又一次看着她,她又一次感受到那种“美妙的快感”。用完眼睛的武器之后,他又用起另一把武器——三寸不烂之舌,跟她讲欧洲局势,讲俄国局势,讲苏联情报机构契卡,讲战争……她恍然大悟地说:“原来你就是那个头号间谍”。
“露馅了,”莱利潇洒地笑着承认。 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订婚了。
然后他们就结婚,两年以后,他秘密失踪,然后她就寻找,怀念……这两年,虽然短暂,颠沛流离,而且还是悲剧结局,却也成了她生命的最亮点。
根据迈克尔·凯特尔(Michael Kettle),西德尼·莱利一生滥情,他一辈子只对她一个人忠心耿耿:他唯一的真爱是堂妹菲利莎。
青春年少的西格蒙德,情窦初开,却错误地爱上了自己的嫡亲堂妹。两家人惊恐万状,坚决禁止他们往来。西格蒙德愤而离家出走,从此后浪迹天涯,漂流世界。如果不是初恋受挫,如果他们顺利地成了眷属,也许西格蒙德就会在家乡默默无闻、平安幸福地度过一生。
莱利第一次结婚后住在中国旅顺口,他所心爱的表妹却已经成为一个年轻寡妇,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住在华沙,后来又定居维也纳。在整个大家族中,莱利对其他家人都若即若离,只和堂妹保持着联系。莱利每次前往伦敦,都要中途在华沙或维也纳停留,去看望堂妹。大家族中,只有她知道莱利实际上是个间谍和情报官。
1913年3月,他从圣彼得堡寄给她一本德文版的《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书的封皮是美丽的绿色皮革,书面上有一面金色的扇子。书内,莱利手抄了第二十九首诗歌的德语译文:
Into this universe,and why not knowing,不知何日亦何由,
Nor whence,like water willy-nilly flowing,天地玄黄水自流,
And out of it,as wind along the waste,橐籥出风何处去
I know no whither,willy-nilly blowing.无心荡荡过黄畴。(伯昏子译)
(四)反苏间谍与革命英雄:“他是牛虻”
除了邦德,莱利还被人当作牛虻的原型。
BBC的电视剧《莱利:头号间谍》,主题曲就是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牛虻组曲》中的浪漫曲。这段舒缓的曲子,在每一集的开头重复播放,无形中,倒给莱利增添了一点英雄色彩,近乎美丽而悲壮了。
莱利是牛虻原型的说法,还是来自罗宾·布鲁斯·洛克哈特。他的父亲,就是曾经与莱利一同合谋刺杀列宁的英国情报官员洛克哈特。
1895年,西德尼·莱利(当时还叫西格蒙德·罗森布鲁姆,Sidney Rosenblum)在伦敦与《牛虻》作者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相识。莱利初来英国,资助他来英国的人给了他一千五百英镑。莱利把这笔钱花在了时装、餐厅和赌博上;这个有着橄榄色皮肤、蓝黑色头发和锐利的棕色眼睛的年轻人,风度优雅,潇洒倜傥,走在大街上,回头率极高。
伏尼契在维克多利亚女王晚期的文学圈子中小有名气,在俄国移民圈子中也很有影响。伏尼契亲近俄国革命团体,是受了俄国民粹派作家克拉甫钦斯基(笔名为斯吉普涅雅克)的影响。在他的鼓励下,她还前往俄国旅游了两年。1892年,她和一个受过她帮助、后来从流放地逃到伦敦的波兰革命者米哈依·伏尼契结婚,并双双积极参与俄国流亡者的活动。
洛克哈特宣称,1895年,莱利和伏尼契一见钟情,莱利用手头余下的三百英镑赠款余额,带着伏尼契一起旅行到了意大利。同行期间,莱利“向他的心上人敞开了心扉”,向伏尼契讲述了他在俄国度过的奇妙的青年时代。
他们的短暂恋情结束后,伏尼契于1897年发表了她的小说《牛虻》。洛克哈特断言,《牛虻》的主角亚瑟·伯顿,就是以莱利的早年生活为原型的。小说中亚瑟假装自杀,失踪去南美隐居十三年,也与莱利的经历惊人的相似。
《牛虻》在中国名气很大,我却从来没有看完。革命小说也不是一点也没有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柯察金我就记得多一些,尤其是保尔在河边钓鱼,冬妮娅在旁边调皮捣蛋,头顶上的引用泡泡里印着她说的话:“咬钩了,咬钩了,”还有保尔对维克多说的话,也是圈在泡泡里:“你想打架么,老子不怕你。”再后来他们都长大了,在铁路边碰见她,她的手笼在暖和的手筒里,保尔不叫她冬妮娅,而叫她“女公民”。
而对《牛虻》却是毫无印象。这本书小时候肯定是翻过,只记得里面有一幅插图,是个穿黑长袍的老头儿,现在想来,那幅插图里一定是教士、牛虻的父亲蒙泰里尼。
这回有心挖掘八卦,雄心勃勃地去了图书馆。图书馆里小说《牛虻》中文英文俱全,双双请了回来。原来牛虻竟是一副病弱的贵族青年形象:“他长得又瘦又小,不像是三十年代的一位英国中产阶级青年,更像是一副十六世纪肖像画中的一位意大利人。从长长的眉毛、敏感的嘴唇到小巧的小脚,他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显得过于精致,太弱不禁风了。要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别人会误以为他是一个身着男装的女孩,长得楚楚动人。”
看到一张莱利年轻时的照片,面容精致,风流自许,确实有些贵族青年气派。他并不像牛虻那样弱不经风;他神采飞扬,倒比牛虻还要多几份魅力。
洛克哈特说,莱利和伏尼契这对年轻情人一起访问了拿破仑流放地埃尔巴岛。莱利虽然手头拮据,还是花一百英镑购买了建筑家夏尔格兰(Chalgrin)设计凯旋门的初稿,上面还有拿破仑的亲笔评论。从这桩收藏开始,莱利收集了大量拿破仑文物。
到弗洛伦萨时,莱利却告诉伏尼契,他在英国有公务,必须马上回国。就这样,他金蝉脱壳,轻松地遗弃了这个情人。
《牛虻》的纯文学价值不高,其政治和历史影响却远远超出作品本身。《牛虻》在苏联被奉为革命经典,顺带着也成了中国的革命经典。在当时的苏联,人们甚至将伏尼契列为与莎士比亚和狄更斯并驾齐驱的著名英国作家。
而莱利后来的主要功劳,却是试图颠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如果莱利果真是牛虻的原型,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就不难看出历史的绝大讽刺了。
最近才发现,原来伏尼契的原名是蒲尔,她的父亲是著名数学家乔治·蒲尔(George Bool)。他在数学上有多大建树,我没有数学专业背景,无从判断,只是知道,计算机语言中的蒲尔变量,便是以他命名的。蒲尔老爹也认为,莱利就是他女儿创作牛虻的原型。
(五) 没有祖国的犹太人
那么,这个莱利究竟何许人也?他究竟是不是邦德和牛虻的共同原型?
关于西德尼·莱利的生平和作为,史学家和八卦专家们众说纷纭,不过他们总算找到了一些大家都公认的、毫无争议的基本事实:西德尼·莱利原名西格蒙德·罗森布鲁姆(Sigmund Rosenblum),1874年生于乌克兰首府敖德萨附近一个富有的犹太地主家庭。
1890年的一张照片上,十六岁的西格蒙德看起来犹太特征很明显,梳着偏分发式,头发略带波浪,表情严峻果决。照完这张像以后,西格蒙德就离开家乡,浪迹天涯,学了多种语言,效忠过多国政府,爱过无数女人,娶过至少三名妻子,和天主教、犹太教和佛教三门宗教有过牵连,最后,在他五十一岁那一年,被苏联政府秘密镇压。
莱利和特里比西·林肯当然有相似之处:都是出生于犹太人家庭,都很有政治野心——或者说是自大狂,都有一点弥赛亚的使命感,觉得自己到这个世上走一程,一定要改天换地,不能雁过无痕,寂寂无闻。身为犹太人,他们没有“祖国”,对他们出生地所在的国家没有依恋和负疚感,使得他们能够毫无牵挂地成为国际间谍;游离于各种宗教信仰之间,他们都没有真正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羁绊,因而能够随心所欲,无所愧疚。
莱利究竟是否邦德和牛虻的原型,可以见仁见智。我们所面对的“历史人物”西德尼·莱利,其实早已经过了戏剧化的加工:真正的莱利,与我们所知道的莱利已经相去甚远,因为莱利本人,和特里比西·林肯一样,撒谎成性,他们说的关于他们自己的一切,很多都是不实之词。也就是说,我们看见的一切有关莱利的“历史资料”,无论是一手的,还是二手的,都已经不完全可靠了:我们的主人公,实际上是塑造自己形象的最好的小说家和剧作家。
莱利沉湎于幻想之中,确信自己是伟人,甚至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但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狂想病病人:一旦涉及间谍工作,莱利又总能十分冷静地利用这些狂想和谎言,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莱利本人的书中,偶尔也提及,他认为苏联政府是邪恶,颠覆红色苏维埃政府,是有益于俄国人民和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不过,从莱利的叙述中,我看不到多少坚定的信仰和高尚的动机,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很大胆、自我很膨胀的人物,他那么出生入死,与其说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拯救俄罗斯人民,莫如说是实现他那个伟大的自我。
也有人认为,莱利成为间谍的原因很简单很直接:钱。他喜欢豪华生活,喜欢游山玩水、声色犬马,赌博是大手笔,吃喝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安德鲁·库克认为,莱利贪财好利,他投靠苏格兰场、充当“特别情报员”的主要动机,就是金钱。
也有人不同意说莱利是邦德的原型。根据迈克尔·凯特尔(Michael Kettle),弗莱明否认莱利是邦德原型:“詹姆斯·邦德是我运用想象力梦想出来的人物。他不只是一个西德尼·莱利。”
说莱利是牛虻原型的,只有一个洛克哈特。《维基百科》里的几条,引用的都是洛克哈特这同一个资料来源。安德鲁·库克就认为这个说法既有可能是莱利自己在自吹自擂,不过他也承认,莱利确实是伏尼契夫妇的朋友,伏尼契为了“自由俄国”的活动经常去欧洲大陆旅行,她的丈夫,很可能也希望让老朋友莱利在旅途中陪伴和照料她。
安德鲁·库克还说,莱利追随伏尼契,有可能是受伦敦的市府警察特署(Metropolitan Police Special Branch)的威廉·梅维尔(William Merville)之命,监督和报告她那些激进的、亲俄国流亡者的活动而已。
有了国际,便有了国际间谍。东西方交往的增加,殖民主义的发展,现代意义的“国际”和“世界”逐步形成,林肯和莱利这样的国际投机家和弄潮儿就应运而生了。他们配合官方的殖民政府和外交机构,以个人身份行走于各国政府和团体之间,合纵连横,坚定地相信自己是在改变历史的进程。作家们的生花妙笔,加上我们的想象力,让这些投机家和弄潮儿,幻化成了像邦德和牛虻那样浪漫的英雄。
- posted on 02/12/2011
xw wrote:
我只是有一点疑问,那年代没避孕套,托派分子怎么处理怀孕的,是不是象当年红军那样送老乡。
但女人肯定伤身体不浅,哪还再有精力革命?
托派分子可没讲怎么处理怀孕。不过红军哪有卢梭的觉悟,孩子送老乡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队伍在行进过程中,被人追得屁滚尿流)。正常情况下,如果生下孩子,好多不都送回老家养过么。再后来环境稍微稳定了不是还有组织的保育院。至于避孕套发明前的避孕,我记得英国去年有个学者出了本书,研究的是那时工人家庭的避孕方法。在之前,著名的大浪子卡沙诺瓦写过他的避孕心得。至于最“卫生”的避孕方法,大概就是钱锺书写他老爸钱基博的,为了心疼妻子不要中年后还一个劲生孩子,以“极大的毅力”搬到书房自己睡。
至于女人伤身体,这是肯定的。不用干革命,女人在现代医学之前,不是都一样。没有精力革命,倒未必。人要一有理想,癫狂的劲头多少是有的。放在艺术上那叫疯癫,放在革命上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共产共妻的解释,浮生说的是对的。
- Re: 恋爱与革命posted on 02/12/2011
老瓦 wrote:
我一直以为革命是由美好愿望来定义的,比如陈胜吴广,比如小刀会义和拳,
我说的革命定义是学者的。革命者的革命定义确实是由“美好愿望”来定义的。一个人要闹“革命”,一定要说自己闹的是“革命”,并且同时向大众描述这个“美好愿望”。这个被描述的美好愿望在政治心理上的功能,和中国古代一逢农民起义,就出所谓预言统治者倒台的民谣或图谶是一样的。 - Re: 恋爱与革命posted on 02/12/2011
草叶 wrote:
这那象情人节的八卦?,情人节的要甜蜜专一永久的爱;-)
忆苦思甜呀。没有乱七八糟的爱情,婚姻的优越性怎么体现呀。
昨日在家边的小湖拍了一张夕阳, 为情人节应景: 人约黄昏后
嗯,很美。小米不如再应景一把,给大伙回忆一下最难忘的约会场面。:) - posted on 02/12/2011
gz wrote:
小麦说人家悲苦,浮生又说人家悲情,可我读郑超麟的原版八卦根本没有悲的感情,也没提到他们的下场,虽然知道这些人大都牺牲。
郑的文笔很简洁,没有感情在里面,是有原因的。一是他是一个革命家,“哭哭啼啼”他是瞧不上的。二是他在写回忆录,尽管一定会有个人视角的偏差,到底要力求自我要求的准确,因此他只能叙述“事实”。至于悲苦之类,是局外人的感受,亲身经历苦痛者最常见的反应是“没有感受”,这是自我保护机制。
人的一生,真要不带感情的写出来,其实一个字都没有的。 - posted on 02/12/2011
这革命的定义,美国六十年代应该算是革命吧?也肯定够浪漫,我记得列侬
的歌(REVOLUTION):
You say you want a revolution
Well, you know
We all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You tell me that it's evolution
Well, you know
We all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when you talk about destruction
Don't you know that you can count me out
Don't you know it's gonna be all right
all right, all right
You say you got a real solution
Well, you know
We'd all love to see the plan
You ask me for a contribution
Well, you know
We're doing what we can
But when you want money
for people with minds that hate
All I can tell is brother you have to wait
Don't you know it's gonna be all right
all right, all right
Ah
ah, ah, ah, ah, ah...
You say you'll change the constitution
Well, you know
We all want to change your head
You tell me it's the institution
Well, you know
You better free you mind instead
But if you go carrying pictures of chairman Mao
You ain't going to make it with anyone anyhow
Don't you know it's gonna be all right
- posted on 02/12/2011
小麦 wrote:
xw wrote:托派分子可没讲怎么处理怀孕。不过红军哪有卢梭的觉悟,孩子送老乡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队伍在行进过程中,被人追得屁滚尿流)。正常情况下,如果生下孩子,好多不都送回老家养过么。再后来环境稍微稳定了不是还有组织的保育院。至于避孕套发明前的避孕,我记得英国去年有个学者出了本书,研究的是那时工人家庭的避孕方法。在之前,著名的大浪子卡沙诺瓦写过他的避孕心得。至于最“卫生”的避孕方法,大概就是钱锺书写他老爸钱基博的,为了心疼妻子不要中年后还一个劲生孩子,以“极大的毅力”搬到书房自己睡。
我只是有一点疑问,那年代没避孕套,托派分子怎么处理怀孕的,是不是象当年红军那样送老乡。
但女人肯定伤身体不浅,哪还再有精力革命?
thanks, triga, 红军一路丢小孩子给老乡,传播革命种子,估且称浪漫。好些年前
,还有一帮纽约好事青年(行为艺术家)们,还真带了二十个娃娃走长征,并且送
小孩给老乡,名字叫得也好听:送红军:向长征路上的母亲致敬!
http://www.longmarchproject.com/images/o-site11/yszp/jj/e-index.htm
哈哈。
至于女人伤身体,这是肯定的。不用干革命,女人在现代医学之前,不是都一样。没有精力革命,倒未必。人要一有理想,癫狂的劲头多少是有的。放在艺术上那叫疯癫,放在革命上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共产共妻的解释,浮生说的是对的。
- RE: RE: 恋爱与革命posted on 02/12/2011
回复 #20 小麦>人的一生,真要不带感情的写出来,其实一个字都没有的。
很经典。一次去墓地,看到一个高大的墓碑上写着“院士”,“政协委员”之类的一大堆头衔,就心下暗笑,这种留洋的知识分子,死后也照样放不下,不累?
- Re: 恋爱与革命posted on 02/14/2011
提醒楼主一哈,这只是二十年代的革命党,三十年代在延安,四十年代入京城呢?
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八卦需要继续:) - Re: 恋爱与革命posted on 02/15/2011
老瓦 wrote:
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八卦需要继续:)
楼主把八卦的火把送给瓦师傅了。 - posted on 02/26/2011
...更是《Coup de Grace》片中结尾时革命女贵族要求由自己爱而不得的白军军官给自己行刑,而他一言不发面无表情走过去,观众只隐约得见远镜头里的抬手一枪和一个应声而倒的狼藉身体,之后列车启动,出局者被干净利落抛于镜头和生活之外。简洁干脆,毫不心慈手软,电影出人意料的比拉夫列尼约夫和尤瑟纳尔的小说文本还让人印象深刻。
刚看了,果然不错。先看了书,又有麦师傅的警示,还是被电影的结局震撼。不得不佩服导演的理解和处理。全片中有几次处决的场景,都没有实拍,想来都是为这最后的致命一击铺垫。不矫情,不渲染,却最好地表现了主题。不知中国的导演哪年才能有这种悟性。 - posted on 02/27/2011
gz wrote:
刚看了,果然不错。先看了书,
还去读了原著哦,功课做得很足,表扬一下。尤瑟纳尔是法兰西学院第一个女院士,精神上相当强悍。看过的她的几部作品都是以男性口吻叙事,背景宏大(她的小说历史感和哲学感很足),笔调冷峻。
全片中有几次处决的场景,都没有实拍,想来都是为这最后的致命一击铺垫。
赞同。“处决”就是这电影要传递的信息之一,也是恋爱与革命的recurring pattern。看来关小哥只是解读亵曲有难度,哈哈。
- Re: 恋爱与革命posted on 02/27/2011
....... 看来关小哥只是解读亵曲有难度,哈哈。
LOL, again!
You made my day today. LOL tw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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