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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史家克罗齐这句名言从民初以来就常为中国史学学人所引用，近年在史学论著中出现尤其频繁；如果要统计中国学者引用外国史学“语录”之频率的话，克罗齐这句话很可能要列为榜首，至少也名列前茅。这一观点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有多么广大，自可想见。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以下简称《天朝》）一书，就很能体现克罗齐这句话的影响。有意思的是，该书作者茅海建君本来的愿望是想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即用“当时的观念合情合理地解释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这样的主观愿望和识力在我们目前的史学界并不多见，实属难得；但依我一孔之见，作者在这方面的实际努力似乎不能说完全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或者在于有些茅君自认为是鸦片战争“当时的观念”，倒很像是我们当代的观念；而茅君解释时所合的“情理”，不少也仍是我们“当代”的情理。其结果，该书的“解释”部分，很多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当代史。
从方法论的层面看，茅君从主观上已注意到文本（人与事也是文本）的时代性及置文本于其时代语境之中的必要，他也对文本做了大量的史实考订和重建工作（在此方面应该说超过了前此所有的相关论著），但他对语境部分却过于依赖既存的成说，从而造成将经过重建的文本置于几乎未经考订的“语境”之中这样一种部分脱节的畸形结果。有心栽花而花不开，亦良有以也。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当时的观念”或语境本身，是否也需要重建呢?今日言语境者多存一似乎不言自明的预设，即语境是现成地摆在那里，只需参照即可。实际上，在很多情形下，语境本身首先就需要重建。陈寅恪先生在论《哀江南赋》的诠释时指出：历代解释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庾信字）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则很少涉及，实不具陈先生一向提倡的“了解之同情”。这正是因为他们“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出；而于当时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而“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对诠释者来说，“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断限。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必须要考定某事发生在作者的时代，且须具体到发生于作者特定的立说之前，又要推得作者对此事有闻见之可能，可用入其文章，然后可以用以诠释该作者之文 。
可以说，古典与今典都是我们今日所说的语境的组成部分，而且也都需要不同程度的重建工夫。只有在重建语境的基础上，才能据之以诠释文本，也才可能接近昔日立说者或当事人的直接动机及其特所致意之处。
“今典”说无疑是20世纪以考据为基础的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观念。这一本世纪中国史学的创造性发展，老实说我们继承得很不够。据我所知，茅君本人就曾受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陈寅恪先生晚年在那里执教甚久。茅君那注重“当时观念”的初衷，或者就是间接得自陈先生的风教，亦未可知。但他在实际研究和写作中，倒放电影的倾向比较明显，造成全书浓厚的“当代史”味道，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诠释”。
“倒放电影”的手法自有其好处，由于结局已经知道，研究者较容易发现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到的事件的重要性。鸦片战争正是这样的事件。如果据后见之明，仔细分析当时当事人何以不能注意到那些后来证明是关键性的发展（即何以不能认识到事件的历史意义），以及这样的认知怎样影响到他们对事件的因应，应能有较大的启发。茅君在这方面颇能言人所未言，这是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详后）。
但“倒放电影”的手法也有不好之处，即无意中会“剪辑”掉一些看上去与结局关系不大的“枝节”。《天朝》一书的结构安排体现出非常清晰的思路，但几乎所有史实都指向（恐怕作者早已得出的）同一结论，多少使人疑惑历史是否会这样逻辑的发展。有时候，也许史实的发展演变越不合逻辑，就越接近原初的动态真相。史家在重建往昔之时固然都要排比史料，以避免枝蔓，西人的史著也特别讲究主题鲜明，但重建出的历史竟然都朝着一个方向走，似乎也太干净利落；虽然清晰，总觉得那些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史实被剔除后，是不是有点失真?
“倒放电影”是今日史学界的共同现象，但茅君的本意正在突破“成规”，却仍未能完全跳出窠臼，这是特别值得惋惜的。究其原因，恐怕是研究者个人的先入之见太强。茅君最大的先入之见，即他笔下的“天朝”二字，实暗带揶揄之意，每次出现，都存贬义。他的诠释，常常先存黑白分明的价值判断，有时问题还未提出已先有结论，实无需回答。如说邓廷桢本“天朝”中人，故对敌情不能有与其他人不同的（即正确的）判断（第162页），便是一例。但如果已决定了“天朝”的判断不可能正确，则该书以四十多万字的厚重篇幅来论证这一事件，实不知其意义何在。
又如述该书宗旨即分析中国决策者“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根据即该书的一个基本预设：对天朝而言，鸦片战争本是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第25页）。全书的许多判断，特别是对清朝各级官员对策的得失，正多从这一预设出发进行评判。盖只要“主战”，即已选择了错误的大方向，以后当然只能是“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了”。可知这一问题是在先有答案的情况下提出的，但更常规的取径，或者应先讨论他们究竟“是否”犯了错误。
实际上，中国必败这一预设也是可以讨论的。或者是因为作者长期从事军事史的研究，故对武器装备战术等具体军事能力特别注目。但是，在19世纪中叶的军事冲突与对抗中，战术与武器等因素的作用是否像在近年美伊战争中那样具有决定性呢?鸦片战争之后又80年的北伐战争，就是武器装备落后而更不怕死的一方最后取胜，即已提示了另一种解释的可能。
这实际牵涉到近代史上一个至今未被清楚解答的基本问题：近代历次中外冲突与对抗中，中国对外真是不能一战吗?茅君已指出，鸦片战争中设防最弱的镇江，由于抵抗最为激烈，使英军损失最大，为“清军设防最坚强的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诸战役英军伤亡的总和”（第443页）。同样，甲午中日战争时，因台湾抵抗最激烈，日本在此一地的伤亡就超过其整个陆战，而两方面的战术和装备实不能比。这是否提示着清政府若能举国一战，结果会有所不同呢?这里的关键其实还不在甲午或鸦片具体一战的胜负，而在于可使日本人或英国人认识到战争的代价，从而影响其今后的决策。其实，茅君在全书结尾处也曾指出，当时中外力量的差距比后来要小。以鸦片战争时中英实力与抗日战争时中日实力对比，既然后者能取胜，前者取胜的可能性难道不是更大吗?
“倒放电影”手法的一个副作用，即容易以今情测古意。特别是要评判对与错时，最容易有意无意中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是一判就“错”（其实我认为“对错判断”本不是史学的任务）。盖昔人本无后来的知识，也无此类观念和动机，又何来在此基础上的对与错呢?如果以后起的观念去诠释昔人，有时便会出现朱子指责的“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的现象，主动去“捉”昔人之意图。
茅君有时正是这样，以类似古人“增字解经”的办法，先提出鸦片战争是一场应该举国参与的战争（第164页），然后指出清政府未能做到这一点，并指责道光帝（及群臣）没有“远距离、宽视野的眼光”。但是，茅君已指出清政府面对的是“陌生的敌人，全新的问题”。一个并非未卜先知的中央政府，当一个来自其极不了解的地方也并不知名的“夷狄”对遥远的南方边陲进行侵犯时，如果做出举国参与的决定，不是更不像清代中国人的作为吗?显然，茅君要求的所谓“远距离、宽视野的眼光”，正是名副其实的当代史眼光。实际上，如作者所考察，清廷为应付此事，已动用远至西南西北的兵力，速度（以当时中国标准言）也不可谓不快。但基本上，清廷并未将此看作命运攸关的大事（观其对此与后来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就可知）。
同样，茅君常常先给道光时人布下“近代”的任务，然后据此指责许多清人。比如琦善，就有“近代外交”任务，但却“没有近代外交知识”，不像“办理近代外交的模样”（第181页）。问题在于，对于琦善来说，他所办正“当代”之事，又哪里来什么“近代”?由150年后的人据后见之明来提出当时举国之人思虑不及的任务，这仍是先有答案后提问题的手法。时人所思尚不及此，全不知后之学者笔下会有此“历史任务”的出现，试问如何完成这样的任务?我不知150年后的人对史学研究有何见解，但如果他们据那时的史学观念提出任务，然后据此以我辈（含茅君）之论著检核之，实难知我辈完成这未来任务的成绩可有多大。若立身处世不是据所处之时世的标准，而要力图符合150年后之人可能设立的未来标准，试问我们今日怎样生活?又怎样研究历史?
这一倾向最明显之处是在书的结尾部分，茅君为林则徐提出了两个“应当”，而其要义，不外超越时代。因为，“是历史提出了这一标准，鸦片战争给中国提出的使命是近代化，偏离这一轨道就不可能真正的‘制夷’，反有可能偾事。林则徐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他的错误”（第578页）。更有意思的是，茅君指出魏源等人的思想对其同时代人来说已明显超前，故此“孤独”而难有共鸣；但他们的思想又“未能达到历史所要求的高度”，实为中国之不幸（第581页）。这就是说，魏源等人的思想已超前于所处之时代，却“落后”于“历史所要求的”时代!至此，当代史的倾向已发展到极致。
我不知道茅君的“近代化”如何指谓，以我个人不广的见闻，把现代化提到国家发展的基本目标这一高度，在20世纪也是到70年代才确立下来。换言之，这一“历史使命”不过是近年才为国人所明确认知，百多年前的林则徐及其同辈、儿辈、甚而孙辈，又何能梦见。茅君自供说，“本书的主旨”即“从今天的角度去探讨150多年?那次战争的意义”（第24页），故全书基本是以“今天的角度”来评判19世纪中叶的人物，结果常出现诸如“看不到我们所希望的新气象”这类指责。这里的“我们”和“希望”都很值得注意。显然，“历史提出的标准”其实就是茅君自己的标准，他不过在代“历史”立言而已。
历史未能按“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正是茅君最觉不满之处，也就是他眼中的琦善及其他人“错误”之所在。近代中国的种种不如意事显然深深触动了茅君，他说了一段半是题外的话：“那是一个让今人感到羞愧、厌恶和耻辱的黑暗时代”!（第313页）茅君写作此书时的基本心态，跃然可见。鸦片战争以来，国耻的感觉深深压在好几代中国人心头，茅君也不例外。爱之深则责之切，故在他看来，“即便如三元里这样的昙花一现的光明境界，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本身的许多缺陷”。而消除缺陷的前提是正视缺陷，后者即是历史学家的任务。
但或者因为他努力“正视缺陷”的作圣之心太重，这种“羞愧、厌恶和耻辱”的情绪无意中会压倒史学的戒律，致使茅君对昔人虽有返其旧心的初衷，有时仍跳不出宥今以衡古的时弊，对史事的处理偶尔便出现“口吐真言”式的判断。
茅君关于近代民族主义及保家与卫国之区别的立论（第309—313页），就是一例。他提出的三元里人抗英时心里只想家而不想国这一论断实不啻无米之炊，盖其并无坚实的材料证明之（茅君确曾举出其他地区百姓甚至向英军出售粮草的实例，但这并不能转证三元里人，因为别处百姓并未起事，恰是三元里人起而抗英）。从一般的史识推断，茅君的观察应大致不差。但史学研究要立论便需要实证，无证立论，便犯了傅斯年所说的“以不知为不有”这一“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实际上，凡史料不足以肯定一事时，应该说也就不足以否定之。
关键在于，如果将保家与卫国的区别落实在当事人当下的心态上，中外历史上大量“爱国”的范例恐怕都可以打个问号。鸦片战争导致了“天朝的崩溃”是150年后的茅君经过十余年的研究才得出的结论，彼时全国之人并不作此想，三元里人也不至太超前于时代。当一场家乡附近的（局部）战争并未危及国之存亡时，要起而反抗者心里预想着国之存亡，似乎太强人所难。以茅君的标准论，三元里人实际上已注定了不可能因“爱国”而起事，也就不可能是他所谓的爱国主义者。作者竟然费了许多笔墨去论证这样一个答案已前定的问题，岂非多余!
但是，如果不像章太炎说蔡元培那样以欧美眼光看中国问题，而是从中国文化体系这一框架来考察，许多问题便不那么曲折。从先秦到清代的中国人其实本来就不太讲抽象的“国家”。儒家主张超越的道，法家强调居位势的君。“国家”不一定置于第一，是传统中国与近代西方在政治理念上的一大区别。汉代独尊儒家（实则儒法合流），士人以天下为己任，这个“天下”是文化意义为主的，包容了道、人民、国家等诸范畴，显然超越于单独的国家之上。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为保卫祖国而死，所谓“执干戈以卫社稷”而死君事，是大得赞许的。而其高明处，则不仅仅是像今人理解的那样捍卫了国家利益，还有一个在此之上的“取义成仁”的个人道德完形。
茅君注意到三元里人的“民族主义”不外传统的天下观念和夷夏观念，颇有所见。但他顺口就说时人以为“中国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实不知从何说起（书中提到类似观念有数处，均无出处，可知是当做人人认可的“通则”来应用的。但我翻检从先秦至清代中叶的有关论说，却找不到此说的出处，还盼茅君能开我茅塞）。今人（特别是治中国近代史之人）讲夷夏之辨时每好效法西人转拾梁启超牙慧，说什么古人以为“中国即世界”。然而，夷夏格局要有夷有夏，然后可“辨”；若中国即世界，是“夷夏”共为中国呢?还是“夏”为中国?若取前者，对新老之“夷狄”的不平等态度便与此“世界观”无关。若取后者，则在“世界”之外的“夷狄”又是什么界?故“华夏中心说”或者有之，“中国即世界说”实未必存在。而且，夷夏之辨本是以开放为主流的，许多时候夷也可变为夏（反之亦然），故中心与边缘是可以转换的。
清季以至民初中国读书人虽因不断的国耻和思想的西化而服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但最终还是暗存一种“道高于国”的观念。总向往一种在民族主义之上的“大同”境界。这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欧洲和亚非大部分地区民族主义的一大区别。可是，茅君却认为，产生于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特征，便是国际观念”（第309页）。“国际”当然比“世界”更注重“国”，但茅君这里的“国际”，正是接近于“世界”（即与“国”对立）那一面的意义。可惜茅君并未列举西方民族主义这一特征的出处，我倒有点怀疑他是否是从其所列举的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思想中的“中国特征”那里反观出了这一“西方特征”。
茅君敏锐地观察到19世纪中叶的“天朝”中人有着一套与今人源自近代西方的观念“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另有一种平等观念。他们对今天看来为‘平等’的条款往往愤愤不平，而对今天看来为‘不平等’的待遇却浑然不觉”（第482页）。这一洞见是过去许多研究者所见不及的。但是他马上又从史学家的立场上移位，立即做出近代中国人恰因此不同的观念而在外交上举措“大谬”这一价值判断，此判断的基础实即并不承认19世纪中国的价值标准与西方的“平等”。
如果能返其旧心，从传统的夷夏之辨角度考虑，那时的中国人接受许多今日看来是不平等的条款（如治外法权，这样可不以夷事烦扰天朝官吏）并无困难，有时还颇为主动。如果说中英条约谈判时中方提出此项内容是“上当”，在随后的中美条约谈判时，美方主动提出由中国官方负责在华港口美国人的生命财产等（针对的是英国的海上霸权），道光帝的御批仍是“断断不准”。其实，鸦片战争后订立的中外条约，特别是那些不平等的具体条款，如最为人所瞩目的治外法权等，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实质性伤害并不见得特别大，对外国人的保护也远没有一般认为的那样有效（最能说明问题的，即整个北伐战争期间，唯一在中国活动频繁而又没有人员伤亡的主要列强就是在一次大战后失去了治外法权的德国）。
鸦片战争后中外条约的订立，更重要的毋宁是开创了一种中外交涉的“方式”。这才是真正最不平等之处。这种方式说得简单点，就是炮舰出条约，而条约代表胜者的意志。所能谈判的，只是反映胜者意志的程度而已。从更深层次言，这种订约方式在东亚确立了西方外交中的双重标准，即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西人可以不按西方自身的价值标准行事。从《天朝》一书随处可以看到，道光帝觉得最不能忍受的，也正是这种不平等的方式。此后中外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和修改以至取消这一方式的长期斗争。翻开20世纪上半叶中外谈判的档案，处处可以看到双方所争的常常不是具体的利益，而往往是中外交往应奉行怎样一种“方式”。说到底，这是一种文化竞争。那时的中外谈判常常因一些今日看来极细小的问题而搁置。就因为对谈判双方来说，这些细小问题都有着深远得多的文化含义。
同时，这样一种以西方常规价值观念看也属不平等的中外交往方式既然由（鸦片）战争而确立，实际上意味着条约的修订或废除，也只有以武力为之或以武力为后盾的情形下为之。此后列强扩张权益的历次修约或订立新约是如此，中国方面亦然（中国首次主动废约是在战场上已能使用飞机的北伐之时，就是显例）。这样，鸦片战争的历史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不仅开启了一个时代，也无意中设定了结束这一时代的方式。此时三复马克思和恩格斯于鸦片战争后不过几年（1848年）的名言：西方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假如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共产党宣言》）不能不佩服他们过人的远见。
的确，不论鸦片战争在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中国人心目中以何种形象留存，不论中国人在其集体历史记忆中以怎样的方式（可能是有意、也可能是无意地）强化、淡化、甚或再造一个特定的“鸦片战争”，这次战争给中国人的鉴戒是广泛而深远的——其广度和远程也许还不是150年后的我们所能完全领会的。因此，关于鸦片战争的诠释本身很可能也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天朝的崩溃》无疑是一部掩卷仍令人反复思考的力作。坦率地说，这样的史学著作现在并不多见。
该书最主要的贡献，正如王庆成先生在评语中所指出的，在于作者详尽考订并重建了与战争相关的大量基本史实。军事面相是历来鸦片战争研究的薄弱点，却是《天朝》一书的强项。而茅君所为又是一种广义的军事史：从武器装备、防御工事、兵员训练，到战术的运用，从后勤、兵力动员、兵员调动，到军费的来源、筹集与分配，更涉及交战国可用于战争的经济实力、负责运筹帷幄人员的心态、他们的战争观（从文化层面言）、战术观（从军事角度言）等等；这些面相在过去的鸦片战争研究中或被忽视，或语焉不详，但在《天朝》一书里却得到充分的展现。
茅君注意到清代中国军队的基本职责是内卫，即以防民为主（第51页）；处于这样一种社会定位的军队，自然不很适应对外战争。从更广义的文化层面看，书中所引的一位西人在1836年说的话是很有启发性的：当今“评价各种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最正确的标准已是“每个社会在‘杀人技术’上的精湛程度”。作者在引用此段话后指出，西方始终把这方面的发展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而中国则反是（第47页）。依我的陋见，中西军队的社会定位不同，特别是19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化偏于尚文而西方文化偏于尚武（皆相对而言），正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一个关键。
全书重建的作战史实，绝大部分是不易之论。作者从整体战争的观念出发，对清廷在全国范围内跨越调动五万余兵员及因此而必需支出的巨额军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史实重建，为理解今人或觉奇异的许多清廷的因应措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战术层面，茅君指出了清军的许多部署都建立在对英方意图的错误判断之上，且失败后往往不能迅速吸取教训。如关天培的整个防御部署都建立在英军舰要闯关这一假设之上，而英军恰好采取了中国人意想不到的直接进攻炮台的战法，结果中方预设的防御长处其实成了短处（第223页）。特别是茅君反复强调了英军的陆战能力极强，不仅战术远超过清军，且其不怕死也给道光帝以深刻印象。过去一般的印象是英人恃其船坚炮利，长于海战，茅君不仅证明这是一个不实的认知，而且指出了这一认知正起源于战争的当时。
按我们通常的观念，鸦片战争既然在远离英国的中国海岸进行，中国人至少在距离上占有优势。但《天朝》一书证明，不但英国的东南亚殖民地距中国甚近，大量武装力量可就近从印度调来，比清廷从云南贵州调兵快得多；就是从英国首都伦敦到澳门的时间，由于航海技术的先进，也与中国人从北京到广州的时间相差无几，都在两个月左右（第326页）。这一意义当然不仅仅在军事实践之上。从心态上看，在伦敦的英国政府领导人处理鸦片战争事宜的“观念距离”与在北京的中国政府中人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鸦片战争对英国政府没有我们意象中那么远，而对中国政府也没有我们意象中那么近。如果“距离”与事件的“重要性”存在某种联系的话，这一意义上鸦片战争的“重要”对双方政府也是差不多的。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双方政府对战争的重视程度当不无益处。
就战争史实的重建而言，茅君给自己提出的要为治史者提供素材的基本目的已完全达到（这当然只是作者的客气话，他原本的目的，实远不止于此）。但战争史实的重建只是《天朝》一书的一个强项，遍及全书随处可见的更有许多发人深省的洞见。洞见来自通识。有通识然后凡事能见其大，每一历史细部无不表达出超越于具体事件的意义。该书的一大特点，就是视野宽阔。一般而言，史学研究题目可专，眼界一定要通。眼界通而后可从上下左右各面相去观察分析具体的事物和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见到其时代意义；并及其言外之意，看出每一具体“事件”背后隐伏的当事者的时代关怀，及其蕴涵的更广远的文化意义，包括处于动态的时代潮流风尚之演变（变自何来及往何处去）和变化不大的静态文化结构。
茅君仔细论证了鸦片战争期间“所有的主‘抚’官员无不从主‘剿’转变而来”，这就澄清了过去将清朝官员两分为主和派与主战派的做法是缺乏史实基础的，而以前据此做出的相应评价也就成了无根之谈。更有意义的是，作者细心地体察到当时的官员要向“逆夷”屈服，“思想上必然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他进而认识到，对外的“抚”字在鸦片战争初起时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让步，而到19世纪末几乎已成“降”的同义词。故“抚”这一政治术语在中国近代的含义变化，“也大体反映出清朝在世界中的地位变化”（第424、242页）。这样，一个传统术语含义的演变，就成为茅君从文化的深层结构研讨近代中外关系之“眼”，由此入手，滴水中折射的太阳就呼之欲出了。
又如，清代士人在鸦片战争失利后，其批判的锋芒所向只及琦善，却并不指责实际负全责的道光皇帝。对此很多人自然会联想到“封建专制”，而茅君却看到这并非仅“出于思想上的压制，却恰恰出于思想上的自觉”（第17页）。清代士人下意识的自律自抑（self censorship）现象渊源广远，至为曲折复杂（可参王森的研究）。茅君对此问题虽未展开，但已显露出深刻的识力。可知作者读史料并非一扫而过，即使与该书主题所涉不很密切的论断，也多经过用心思索。
一般研究近代史的人都很强调林则徐、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的勇气及在了解西方情形方面的实际贡献。但是，很少有人像茅君一样注意到，中国人当时最感困惑的外国地理问题，恰恰并不需要再怎么“开眼”：且不说明代已有包括地理学知识的西学传入，康熙时传教士南怀仁按西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便一直在紫禁城宫中（第430页）。近代中国士人（特别是在宫廷服务的士人）可及的思想资源中，明明有关于西方的知识，何以林则徐、魏源等人要舍近求远?如果说林、魏等人所能接触的明代刻书有限，道光帝又何以会舍近求远，反向疆臣问夷情?而当皇帝的兴趣已经明确时，身边的侍读近臣又何以会无人想得起宫廷书库中尚有此类藏书?清代文字狱并不曾祸及西学，从明到清（康熙以前）传入的西学是怎样无意中就在士人的记忆中由淡而无?这一历史记忆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大问题。
同样，一般人都很注重早期魏源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念，但茅君却观察到，林则徐在当时得到众人的拥戴，主要是因为他表现出与“逆夷”不共戴天，而并非如后人所设想的那样是因为他“知夷”或“师夷”的工夫（第18页）。这正是作者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的成功之处。今日许多研究者已注意到“师夷”这一观念在提出时并未引起时人充分注意，而茅君的眼光并不仅限于他所侧重的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间，他还注意到后来左宗棠那一代人读了《海国图志》时产生的“心灵的沟通”。这就从时人心态的角度提供了“世变”的消息：中国的社会心态到左宗棠那一代人有一个大的转折。心态转变之后，以前不怎么引人注意的观念就突然有了市场，故得以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
全书最有新意的一章，我以为或者要属结尾对此次事件所涉人物的“清算”。从事后相当时期?的发展演化反观所研究事件蕴涵的深意，这一手法的确别具匠心。这种观察问题的视角和考察问题的方式，在国内外鸦片战争研究中实不多见。实际上，对某一历史事件的研究，只有从其上下左右去考察，才能得到与历史真实相接近的认知。我们一般事件史论著的结尾，多为“意义”和“评价”一类。然而，一个事件的历史意义，恰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充分显露出来。过去史家爱说“盖棺论定”，其实“盖棺”只意味着人物或事件本身不能再有发展和变化，而后人对此人物或事件的认识，正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比较客观和深入；而“论定”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了（今日许多史家且根本不认为可以“论定”）。这一点，许多人并不是没有认识到，但至少国内尚少见有人将此认识实际运用到事件史研究之中。
不过，茅君的清算仍是先代历史立言、给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提出“任务”，然后据此任务一一清算时人，结论是他们都没有“完成任务”。其实，如果放弃这150年后给出的任务，返其旧心，仅以当时人的思虑为标准，我们就会发现，茅君“清算”后的结论，与他的基本预设不合，而是指向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诠释：当时并没有出现茅君所谓的“全国紧张”，鸦片战争的重要性甚至战争本身也未得到时人的重视（这样不重视的“对”或“错”，是另一问题）。正如茅君观察到的，那时的中国朝野“根本没有把‘天朝’以外的一切放在眼里”；战争的惨败也并未引起茅君认为应当发生的“震荡”；整个中国朝野在战后基本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第89、560、578页）。
中国有句古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胡适曾据此提出一种历史观：许多足以开新局面的事物，“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陈寅恪后来也指出：“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前面说过，历史未必是逻辑式的发展。根据茅君考察的结果，是否可以说，鸦片战争是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许多事物都因此而开始走向（最后可能是质变或全盘变化的）转化，惟在此转变中的当局之人却尚未出现明显的转变。也就是说，在这一历史转折初起之时，人的转变最慢也最小。这个看法，不知茅君以为然否?
孟子曾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蒙文通先生据此提出读史要能把握历史变化的大转折处。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言，鸦片战争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但近代中国的转变与延续虽有隐有显，却是同时并存的。如果没有通识，就容易忽略事物延续不变的一面。茅君显然着意于同时考察历史的断裂与延续两方面。他既强调了鸦片战争变的一面，也注意其不变的一面。这样的通识也许来自他跨越了几个历史子学科，从技术史、军事史、政治史、文化史及心态史等多角度考察分析鸦片战争这一事件，或者可以说是尝试了一种在历史大学科范围内的“跨学科事件史”研究方法。从长远看，这一尝试本身在史学方法上的开拓意义，恐怕还在该书对鸦片战争研究的直接贡献之上。
概言之，《天朝的崩溃》一书具有在今日已很难见到的坚实的史实考订基础，这是任何一本要想放得长久的史学著作必须具备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该书已具备成为一本在21世纪持续存放相当长时期的史学精品的基础。作者有返其旧心的初衷，若能做到“不思近世”，即尽量缩减当代史成分（包括某些纯粹“移情”式的推论），在分析诠释层面进行适当程度的修订，当可更上一层楼。掩卷之后，我有理由大胆断言：在能够预见到的时间内，中外鸦片战争的研究者都不能绕过该书。
作者附识：这一书评写于茅书出版后不久，现不揣粗陋，印出以就教于同人。倘茅先生或当世方家肯不吝指教，则幸甚。
1999年1月8日于四川大学。
- Re: (zt) 罗志田：“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posted on 03/17/2011
听说过治太平天国史的罗尔纲，现在又有一位罗志田。此文对现今的警醒是不错的。
那年代天朝国民好主观到了家了，最典型的是鸦片。上下齐抽，皇太子大学士富豪
戏子一概不外。至今，我对主观梦还是不看好。当时，真是海域一张象样的地图都
无。而思想上呢，记得咖啡一线上书维多利亚女王的信的一厢情愿，
http://www.mayacafe.com/forum/topic1sp.php3?tkey=1183053191 - Re: (zt) 罗志田：“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posted on 03/17/2011
罗志田思想：集体犯傻就不能算傻。
但这本《天朝的崩溃》似乎挺有意思，值得一读？ - posted on 03/17/2011
行人 wrote:
罗志田思想：集体犯傻就不能算傻。
他不是在说集体犯傻就不能算傻吧，我以为他在说后见之明（其实后见也未必明），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以及阐释语境的重构。
但这本《天朝的崩溃》似乎挺有意思，值得一读？
茅罗的书都没读过，不知道怎么样。晚清有趣的书，可以读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好像大陆被禁了，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被禁，莫名其妙）。唐有学者中少见的江湖气，这本书很通俗，读来跟说书似的，很“好看”。还有一本，《新中国三十年》，也这样。 - posted on 03/17/2011
小麦 wrote:
他不是在说集体犯傻就不能算傻吧，我以为他在说后见之明（其实后见也未必明），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以及阐释语境的重构。
我觉得他不是在说 counterfactual，而是说 factual 的批评也是不允许的，只要符合当时的语境，一切就都是合理的，不可藏否的。
看这一句：“若立身处世不是据所处之时世的标准，而要力图符合150年后之人可能设立的未来标准，试问我们今日怎样生活?又怎样研究历史? ”
似乎只要立身处世符合所处之时世的标准，就可以得到一个“免批牌”，做了傻事，150年后的人也不可以说他傻。
茅罗的书都没读过，不知道怎么样。晚清有趣的书，可以读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好像大陆被禁了，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被禁，莫名其妙）。唐有学者中少见的江湖气，这本书很通俗，读来跟说书似的，很“好看”。还有一本，《新中国三十年》，也这样。
谢了。 - posted on 03/17/2011
行人 wrote:
我觉得他不是在说 counterfactual，而是说 factual 的批评也是不允许的，
“事实”的重构以及讲述都是有角度有取舍的. 小孩子有了基本的逻辑能力时，就开始学会如何对父母有选择地叙述事实（你不能说他撒谎），这不需要单独教的，跟着逻辑能力成长起来。罗不是在说不允许批评，而是在说如何批评的问题。
只要符合当时的语境，一切就都是合理的，不可藏否的。
他没有说“不可臧否”。臧否人情物事但凡是人都做的来，又何须历史学家的长篇大论。他只是说，“其实我认为“对错判断”本不是史学的任务”，这是罗在文中的观点。至于史学的任务是什么，留给历史学家去讨论。他自己后来有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消除缺陷的前提是正视缺陷，后者即是历史学家的任务。 但或者因为他努力“正视缺陷”的作圣之心太重，这种“羞愧、厌恶和耻辱”的情绪无意中会压倒史学的戒律，致使茅君对昔人虽有返其旧心的初衷，有时仍跳不出宥今以衡古的时弊，对史事的处理偶尔便出现“口吐真言”式的判断。 ”
看这一句：“若立身处世不是据所处之时世的标准，而要力图符合150年后之人可能设立的未来标准，试问我们今日怎样生活?又怎样研究历史? ”
似乎只要立身处世符合所处之时世的标准，就可以得到一个“免批牌”，做了傻事，150年后的人也不可以说他傻。
下价值判断说傻人傻事很容易。不过对历史学家来说，傻事还用得着去研究吗？就像他说的：“但如果已决定了“天朝”的判断不可能正确，则该书以四十多万字的厚重篇幅来论证这一事件，实不知其意义何在。 ”
- posted on 03/17/2011
小麦 wrote:
行人 wrote:他只是说，“其实我认为“对错判断”本不是史学的任务”，这是罗在文中的观点。
我也看见这句了，他接下来说：“盖昔人本无后来的知识，也无此类观念和动机，又何来在此基础上的对与错呢?”。就是说，小孩子偷东西，我们不能说小孩子有错，不应该让他把东西还回去，因为他不知道那是错的。
下价值判断说傻人傻事很容易。不过对历史学家来说，傻事还用得着去研究吗？就像他说的：“但如果已决定了“天朝”的判断不可能正确，则该书以四十多万字的厚重篇幅来论证这一事件，实不知其意义何在。 ”
那么只有歌功颂德才有意义了？
我觉得以四十多万字能论证“天朝”的判断不可能正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让我们知道董事会全票通过，全体员工赞成的事也可能是错的。如果不换董事会，大家不改旋更张，前边的灾难就是注定了的。
如果这部书能让现在的人看到自己正走在150年前人们同一条路上，知道前边是悬崖，停下来想想，是不是该换条路。这是没有意义的吗？ - posted on 03/17/2011
行人 wrote:
我也看见这句了，他接下来说：“盖昔人本无后来的知识，也无此类观念和动机，又何来在此基础上的对与错呢?”。就是说，小孩子偷东西，我们不能说小孩子有错，不应该让他把东西还回去，因为他不知道那是错的。
哎，哥哥，我服了你。我们各执己见好了啦。再多嘴几句自己的理解。
罗文是在说昔人做决策的过程，这个过程基本是理性的（政治决策过程对当事人来说都是在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理性推演，这是政治学的基本假设，虽然当事人有情绪化非理性的一面，有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何以在后人眼里荒谬不堪？后人需要去理解这个过程才能吸取教训。只一个结论是不足为训的。治国还真能像管小孩子只要说这不准那不准就可以吗？即便小孩子，等他再大一些，你再告诉他这不准那不准，他就会有自己的意见了。你需要解释“对与错”，而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以林则徐禁烟为例，虎门刚硝烟时道光大喜，连夸林则徐是忠臣；到开战打了败仗要赔银子，道光又切责林公坏事。如果不解释其中原委，只看道光批文，很容易认为道光有病。但不是这样的，后来因为要赔钱，道光特别心疼银子。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时的事情。而到了慈禧那时候，已经变成听到外国人只要求赔银子，就谢天谢地的地步了。要明白这之前，期间，之后对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哪里是一句傻人傻事就能打发的。
那么只有歌功颂德才有意义了？
“理解”一件事和歌功颂德是两回事。歌功颂德也是价值判断。
我觉得以四十多万字能论证“天朝”的判断不可能正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让我们知道董事会全票通过，全体员工赞成的事也可能是错的。如果不换董事会，大家不改旋更张，前边的灾难就是注定了的。
你如果不知道董事会为什么判断不正确，又如何“改弦更张”呢。否则换一拨人很有可能的情景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另外，没有人会说自己用证据论证预设结论，即便这样做了，自己也不会承认。因为这样的论证毫无说服力，很轻易就会被对手击倒。
如果这部书能让现在的人看到自己正走在150年前人们同一条路上，知道前边是悬崖，停下来想想，是不是该换条路。这是没有意义的吗？
这书的优点他后来有说啊。他没有说这书没有意义。事实上，如果你真对这书发生了兴趣要来读，不正是因为我贴了他的批评文字嘛。批评的作用不就是这个。没有批评的书是没人读的。 - Re: (zt) 罗志田：“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posted on 03/17/2011
小麦 wrote:
罗文是在说昔人做决策的过程，这个过程基本是理性的（政治决策过程对当事人来说都是在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理性推演，这是政治学的基本假设，虽然当事人有情绪化非理性的一面，有意识形态的影响）
听着像他们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你们有别的派吗？:)
伟大的芝加哥学派近来灰头土脸，你们那儿没几个 George A. Akerlof 之流乘机捞点油水？
得干活了，再聊。
- posted on 03/17/2011
行人 wrote:
听着像他们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你们有别的派吗？:)
不是芝加哥学派。理性人本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后来应对批评补充发展了理论：不完全理性（什么样程度的理性），不完全信息。有用人的偏见，无知，意识形态，非理性来解释经济和政治行为的论著，最后也会归到“理性的非理性”。
至于基本假设上的派别，山头林立，各山头之间的恩恩怨怨，怕是要吓你一跳。研究生期间你可以什么都不知道，一定不可以不知道你老师的仇人是谁。
伟大的芝加哥学派近来灰头土脸，
伟大是谁封的？灰头土脸太夸张了。各种理论的浮浮沉沉本来就很常见。芝加哥学派之前又不是没有惨过。另外，我从来信奉凯恩斯主义（对学政治的来说，这算偏见）。
- Re: (zt) 罗志田：“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posted on 03/17/2011
要重建语境，这里有个老帖，不妨作为参考：
葛剑雄 一厢情愿的“天下” [九州观念, 如果世上只有中文, 长城的价值, 炎黄子孙
http://www.mayacafe.com/forum/topic1sp.php3?tkey=1184637897
如果有空，还可以高声朗读乾隆写给乔治三世那封鸡毛信，旧梦重温一回。
- posted on 03/22/2011
小麦 wrote:
伟大是谁封的？灰头土脸太夸张了。
伟大可以算诺贝尔委员会封的。有连续好多年，诺奖差不多被他家包了吧？
可现在，你看人们怎么说：“The Intellectual Collapse of the Chicago School”
http://www.nytimes.com/2009/09/06/magazine/06Economic-t.htmlhttp://paul.kedrosky.com/archives/2010/01/chicago_school.html
- posted on 03/23/2011
行人 wrote:
伟大可以算诺贝尔委员会封的。有连续好多年，诺奖差不多被他家包了吧？
芝加哥学派大概占了诺贝尔经济奖的1/6不到，包了谈不上，人蛮多是真的。如果说以得诺贝尔奖定义“伟大”，那也无可厚非. 是我自己很少拿“伟大”来形容人。我以为这个词是留给上帝的。
可现在，你看人们怎么说：“The Intellectual Collapse of the Chicago School”
http://www.nytimes.com/2009/09/06/magazine/06Economic-t.html
笑。嗯，我看见克鲁格曼在哀号。如果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真的“灰头土脸”了，克鲁格曼会成日在NYT上痛心疾首？芝大经济系的人打趣克鲁格曼，都说这位大人除了在NYT上whining, 早都不写任何正经东西了，还把他的外星贸易论文扯出来顽呢。
人们怎么骂，和一个学派是否失势没有必然联系。当初三大的头坐私人飞机到国会去要钱，被国会议员代表美国人民骂得狗血淋头，那又怎样呢（第二次学乖了，开着自己研发的电汽车）。基本上，自新古典经济学派70年代得势以来，英美经济学领域就是大部分时间此派得势，经济危机时刻凯恩斯主义出来抖一抖。新古典经济学派在英美经济学领域种了40年的果子，差不多成为英美经济学训练的正统，树大根深，不是几次危机能让它倒掉的。一个学派要倒掉，一是失去对批评进行反思和反应的能力。新古典学派没有，仍然活力十足。科斯的科斯定理是应对批评搞出来的，很棒的理论。贝克得诺贝尔奖的家庭经济理论同样是。
二是要失去经济上的支持，学术界不乏因为没钱就马上死掉的例子。政治学研究选举行为的Columbia School, 他家的理论管发funding的人不喜欢，政府不鼓励，立马没钱了。现在搞选举行为的谁还理什么Columbia School. 钱都给了UM, 结果当然是密西根学派大行其道。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现在属于树大根深，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不会缺钱。不以学派举例，以个人举例。Larry Summers 当哈佛校长时一番男女智力差异的言论惹恼了教授们（其实主要是惹恼了教授们，这事是个导火索而已），被迫辞职。算“灰头土脸”吗？人家不是照样给奥巴马当首席经济顾问去了。当然他确实是一流的经济学家，但人家确实有背景：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侄子（Paul Samuelson是他伯父），是另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外甥（Kenneth Arrow是他舅舅）。当年他给克林顿当财政部长时，和Stiglitz (one of my favorite economists，凯恩斯主义)不对付，硬把人家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搞掉了。斯蒂格利茨也是大牛，也诺贝尔奖，又能怎么样呢。
- posted on 03/23/2011
想起来，这是芝大经济系的Job Placements, 第一页是最近的，2009-2010年度。这是经济危机时“灰头土脸”的芝大经济系的博士毕业生的被雇纪录，基本上都算是一流的机构。这样的纪录，是在同期大学招聘市场一派惨淡（200个人争一个中等大学AP的位置）时发生的。另外，他们回到各国的那些毕业生，进本国一流的大学任教，基本上影响本国将来的经济决策。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派40年来做的：不但树立英美正统，而且输出这种传统。
http://economics.uchicago.edu/pdf/Placement_Places_1999-2010.pdf - Re: (zt) 罗志田：“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posted on 03/23/2011
.....这样的纪录，是在同期大学招聘市场一派惨淡（200个人争一个中等大学AP的位置）时发生的。
说起大学招聘，这种比例大概并不太少见。多年来我们单位一直是每一个 tenure track 位置都大约有100＋ 到 200＋ 多人申请，还总有些 over qualified 的，包括现在系里正在招人的一个位置。听说当年申请我这个位置也有200多人。当然另一方面是每人都发很多申请信，最终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各得其所。 - posted on 03/23/2011
小麦 wrote:
芝加哥学派大概占了诺贝尔经济奖的1/6不到，包了谈不上，人蛮多是真的。如果说以得诺贝尔奖定义“伟大”，那也无可厚非. 是我自己很少拿“伟大”来形容人。我以为这个词是留给上帝的。
看怎么算，芝大自己列了二十五个经济学奖得主，这么算，就是2/5了。当然，可能有些算得勉强，有些虽在芝大，不算芝加哥学派。但无论如何，在我这样的老百姓眼里，可以算“伟大”了。
笑。嗯，我看见克鲁格曼在哀号。
“intellectual collapse” 倒还不是克鲁格曼说的，是伯克利的 Brad DeLong 说的。
如果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真的“灰头土脸”了，克鲁格曼会成日在NYT上痛心疾首？芝大经济系的人打趣克鲁格曼，都说这位大人除了在NYT上whining, 早都不写任何正经东西了，还把他的外星贸易论文扯出来顽呢。
芝大的 John Cochrane 说这次金融危机是布什的一次讲话引起的。我觉得这连灰头土脸都不能算，直接就没脸了。
新古典经济学派在英美经济学领域种了40年的果子，差不多成为英美经济学训练的正统，树大根深，不是几次危机能让它倒掉的。
格林斯潘这颗大果子烂掉了，其他的好多估计也在烂。
一个学派要倒掉，一是失去对批评进行反思和反应的能力。
二是要失去经济上的支持，学术界不乏因为没钱就马上死掉的例子。
三是别人搞出了更好的理论。
我读过一本 George A. Akerlof（和你的斯蒂格利茨分享诺贝尔奖） and Robert J. Shiller（耶鲁）合著的 "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
我觉得这本书是一股大思潮的一个小标志。思潮起源于近几十年来心理学，Neuroscience等的进展。从外行的角度，我能看见表面的源头是 Antonio Damasio 对迪卡尔的批判，接下来是 Malcolm Gladwell 的一系列（社）科普，以及我下边贴的 Brooks 大叔的新书（我还没读）。
不知道你们业内人怎么看，但从 Akerlof 他们的反应看，似乎已经有人重视了。如果这思潮成了气候，我一个看热闹的来看，芝加哥学派的根基都有问题了。
- posted on 03/23/2011
行人 wrote:
看怎么算，芝大自己列了二十五个经济学奖得主，
这样的话，他们肯定是把本校本科，研究生毕业生都算上了。
芝大的 John Cochrane 说这次金融危机是布什的一次讲话引起的。我觉得这连灰头土脸都不能算，直接就没脸了。
我们老百姓都觉得花儿街没脸了，资本家没脸了。可是花儿还是那个花儿，资本还是那个资本，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三是别人搞出了更好的理论。
谢谢补充哈。不过你这个三可以在我的一里呀。有生命力的学者或学派不怕批评，切中要害的批评才会促进你的学说的发展。当然，有的抵触是根本的，所以要拼命封杀。Larry Summers搞掉Stiglitz就是这样。政治学最近才发生一桩，写篇猛烈批评的书评，结果被人家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说你诽谤。
我读过一本 George A. Akerlof（和你的斯蒂格利茨分享诺贝尔奖） and Robert J. Shiller（耶鲁）合著的 "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
我觉得这本书是一股大思潮的一个小标志。思潮起源于近几十年来心理学，Neuroscience等的进展。从外行的角度，我能看见表面的源头是 Antonio Damasio 对迪卡尔的批判，接下来是 Malcolm Gladwell 的一系列（社）科普，以及我下边贴的 Brooks 大叔的新书（我还没读）。
没看过这书。记下了，夏天如果有空来看。
不知道你们业内人怎么看，但从 Akerlof 他们的反应看，似乎已经有人重视了。如果这思潮成了气候，我一个看热闹的来看，芝加哥学派的根基都有问题了。
我不是经济学业内人哈，我也算外行。成气候是要时间和资源的，要权力支持。这次经济危机本来是凯恩斯主义出头的好机会，结果呢？没看见克鲁格曼的咆哮？要判断新古典主义在这次危机中到底遭到多少挫折，看政治结果好了。克大人没入内阁，借口是他大嘴巴。Tax cut extension同样给了富人（他们只差一步，就是把这个变成永久措施），而给中产阶级那点可怜的making work pay tax credit反而失效了。
最近的例子呢，就是威斯康星的工会事件。真可怜，一夜回到解放前。当年是谁不遗余力猛批工会？是新古典学派的英雄哈耶克。这事发生在经济危机全国人民都痛骂资本家说市场缺乏监管后，不是个天大的笑话吗？
不相干的：还记得我跟你说我觉得Eric Schmidt很“邪恶”吗（笑）？那又怎么样，人家不就要当商务部长去了。 - posted on 03/24/2011
小麦 wrote:
谢谢补充哈。不过你这个三可以在我的一里呀。有生命力的学者或学派不怕批评，切中要害的批评才会促进你的学说的发展。当然，有的抵触是根本的，所以要拼命封杀。Larry Summers搞掉Stiglitz就是这样。
三就算是从一里分出来的，有根本抵触的情形。唯一只有全面封杀，杀不过，只好完蛋。
不相干的：还记得我跟你说我觉得Eric Schmidt很“邪恶”吗（笑）？那又怎么样，人家不就要当商务部长去了。
啊，他要当商务部长了？计算机这片江湖，不再是他（们）的江湖了。 - Re: (zt) 罗志田：“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posted on 03/24/2011
行人 wrote:
啊，他要当商务部长了？计算机这片江湖，不再是他（们）的江湖了。
大概还有一阵子公布。我猜是他（而非另外的候选人）。不过既然没公布，我散布的算谣言。
怎么不是他的江湖呢？人家现在做的只会影响力更大而已。
- Re: (zt) 罗志田：“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posted on 03/28/2011
小麦 wrote:
怎么不是他的江湖呢？人家现在做的只会影响力更大而已。
现在这些小孩子做软件的方法跟他们那一辈已经大不一样了。他们还有权力优势，资本优势，但没有技术优势了。
- Re: (zt) 罗志田：“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posted on 03/28/2011
小麦 wrote:
我们老百姓都觉得花儿街没脸了，资本家没脸了。可是花儿还是那个花儿，资本还是那个资本，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实际上还是能感受到不少变化的。比较明显的，能感受到两点：
1。对客户的态度变了，以前那种鼻孔朝天的样子不太见了。
2。看到美国以外的市场潜力了，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做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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