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pK孔夫子及其他
许锡良
读《柏拉图全集》是三年前广州大闹SARS病毒期间。那时几乎取消了任何活动,也不准外出,整天坐在家里有的是时间。因此把厚厚的四卷本的《柏拉图全集》拿出来细细地研读。每有读到兴致的地方,就在旁边写上几句感想之类的话。却始终没有写过一篇读后感。现在重新翻出出看看,很是有点感触。读这样的对话,你不仅需要的是时间精力,更需要的是一份宁静的心情。你看他们,特别是那个苏格拉底在找人谈话的时候是那么悠闲,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直至把人诘问到张口结舌,仍然不肯罢休。每天如此,乐此不疲。却又始终不给人一个确定的答案。自己刚刚给出的结论,听话的人以为找到了最终答案了,刚刚高兴了一会,转眼间,苏格拉底自己就又否定了。自己给自己提出了质疑。于是那些与之对话的人,不得不再次与他探讨下去。没有目的,没有报酬,没有荣誉,甚至不需要别人的一声赞美。西方的学术一词,Academic原来就是探讨学问的意思。怎样探讨学问?可以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他们创立下来的传统是非常深厚的。
感触最深的是,柏拉图的文集都是对话录。给人感觉是没完没了,每个问题后面都留给了后人无穷广阔的探究余地。难怪后来美国的哲学家怀特海会说:整个西方的学术虽然源远流长,但都不过是在给柏拉图作注脚。后来的学术问题,几乎都可以在柏拉图这里找到原始的话题。而且都可以找到一个近似的答案。这样的学术注脚,据说一直到维特根斯坦才结束了。(也有说到尼采就结束了)维特根斯坦在读了柏拉图的对话录后,感觉非常吃惊的是:他们居然有这么多时间,用这么多的废话来谈论那些无聊的问题。因为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凡是不能说的,就要保持沉默。但是,这个柏拉图始终在借苏格拉底之口,总是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说着废话。维特根斯坦自己论述问题,从来都是自言自语的。不需要引用任何人的思想与著作。常常用最通俗的日常语言,写一些明白无误的句子。一小段一小段地写下来,每一话都没有任何阅读上的障碍。但是,一路读下来你真的不知道他究竟要说些什么。但是,他就是大师。而且是不同于柏拉图式的却又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大师。大家敬佩他,称颂他。可是我却不能从这样的大师的思想里得到任何启迪。他的经典仍然是他的经典,却不能为我所分享。
但是柏拉图不同,他每个思想都可以为智商最普通的人所理解。却也能够让头脑最发达的人伤透脑筋。要不然几千年来,那么多发达的头脑都心甘情愿地为这个柏拉图老夫子作注脚?可见他的思想内涵是巨大的。如果把中国圣人的东西往柏拉图的对话录里摆一摆,你会发现其实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诸子都不必存在了。按我们的思维,只要谈过了就算是有过了。那么这个柏拉图真的是几乎是什么问题都谈过了。更主要的是,他没有把学术思想的生命终结在自己手里,他们的后代虽然为他作注脚,可并不是简单的注脚,而是更高级了。科学部分越来越新,而人文方面却历久弥新。请不要在这里给我扣一个崇洋媚外的帽子。我确实是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们的先哲圣人虽然也很圣贤神明,可惜的是作为后代我们却只拜伏在他们的脚下,而且被鲁迅笔下的那个九斤老太太的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一语道破了天机。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的后代怎么会那么有出息,而我们的后代怎么就会一代不如一代呢?只要看看柏拉图在探讨问题时的方式及表达的方式,以及探讨问题的动机,并且把这些与孔子、孟子语录对照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文化命运最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注定了。孔子之言,不容许怀疑啊。他一言九鼎,只有赞美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或者像颜回那样赞美他"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诱人:搏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这样的人才会有出息。哪里像苏格拉底面对那些学生们却经常受到这样的责备:"你瞧见了我们有多少人吗?你要么证明你自己比我们强,要么就留下来。"(《柏拉图全集》第二卷《国家篇》,第273页)可怜的苏格拉底经常面对就是这样的挑战。在这样的气氛中,谁还敢成为绝对的权威?所以真正的学术传统是在西方。真正的新课程理念,其实早就在古希腊时代的苏格拉底那里就已经具备了。而我们要实施新课程理论,也许还得从孔子那里挣脱出来才有可能。
孔子的学生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生还有何求?但是柏拉图却偏偏不信这个邪。他借神之口说:"决定你们的命运的不是神,而是你们自己的选择。美德没有既定的主人,可以任人自取,每个人将多少美德,全看他对美德重视到什么程度。过错由选择者自己负责,与神无涉。"(同上书第643页)既然与神无涉,那么人的地位就是突出的,重要的。所以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喊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同上书,第664页)但在孔子那里却是对死、对神的讳莫如深:"子不语怪、力、乱、神"。学术思想领域里,禁忌太多,总是对生命与思想的一种阉割方法。国学派如果有意见,我愿意就此问题像苏格拉底那样与之辩论到底。
我突然有一个假设,如果孔子遇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会怎样?能不能辩论得起来?恐怕是很难。为什么?孔子一言九鼎,说一不二。再加上一句:"道不同不相为谋"。苏格拉底、柏拉图们就没有话要说了。而且以孔子后面常常跟从那么多学生,人多势众来看,他胜算的可能性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而苏格拉底的学生都是一些散兵及临时听众而已。没有一个学生曾经对苏格拉底说过这样的话:"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在苏格拉底那里哪里会有这等好事啊。万一孔子辩论不过的时候,这就是"色难。有事"的时候了,孔子一句:"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众学生一齐上,苏格拉底只有甘拜下风,甚至落荒而逃了。
孔子对做官可谓是痴心不改,是一个真正的官迷心窍的人。为了当官他信誓旦旦:"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这不就是孔子的后代们愈演愈烈的跑官要官的大话套话吗?没有什么新鲜的。真的是古已有之了。但是你看看苏格拉底面对做官的人,是怎样的心态?他说做官的人,特别是那些僭主们,他们总是在清除那些勇敢、聪明、心灵高尚的人。直至这样的人在城里一个都不剩下。而这样的大清洗是必然的。因为这样的人与医生的大清洗不同,医生是对人体的清洗是清除坏的,留下好的,而这样的官员却是清除好的专门留下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官员们要想保住权力,就不得不这样做。(同上书,第578页)读完这段时,内心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倒吸一口冷气。多么理性的分析。如果看完这段话,再来看出版于1943年英国的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中那章《最坏者当政》,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