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人:
    1954年,作家纳博科夫在小说《洛丽塔》快要收尾的时候,借主人公亨伯特之口说:“此书正式出版让各位一饱眼福时,我猜,已经到了21世纪初叶……”这个预测虽然是虚构中的虚构,但不难看出纳博科夫对该书前途所持的悲观情绪。事实正如他所料,当小说脱稿之时,也就是该书开始漫长旅行之时。它先后被美国五家大出版社退稿,就连和纳博科夫签有首发协议的《纽约客》也不愿刊登。这些有权有势的出版社和杂志对《洛丽塔》都发出了“死刑判决书”,仿佛当时的美国出版界集体眼瞎。传说,也曾经有火眼金睛看到这个小说的价值,只是迫于当时美国阅读环境的压力,所以不敢言好。然而,我更愿意相信,当时真的没有人喜欢它,除了纳博科夫的妻子薇拉。这个“老男人乱伦”的故事,即便是放在标榜自由和开放的美国也过于惊世骇俗,它严重地挑战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不能出版,也许不是对作家最沉重的打击。纳博科夫完全可以说这是一部写给未来读者的小说,也可以说这是写给50个知音阅读的伟大作品。全世界所有倒霉的作家,无不这样自我安慰,并以此作为创作的动力。但是,就连这样的安慰纳博科夫也不能得到。曾经帮他推荐稿件到《纽约客》发表的评论家威尔逊,是纳博科夫值得信赖的朋友,也是纳博科夫的文学知己。可是,当威尔逊在看完《洛丽塔》之后,回信给纳博科夫:“我所读过的你的作品中,最不喜欢这部。”甚至把《洛丽塔》指责为“可憎”、“不现实”、“太讨厌”,并将这些意见转告给出版商,使《洛丽塔》未曾出版先有臭名。而另一位评论家玛丽·麦卡锡在根本没有读完该书的情况下,竟然写文章批评其“拖泥带水,粗心草率”。

    朋友的打击才是对纳博科夫最大的打击。他一度失去信心,对自己的才华产生了真实的怀疑。当时,炒作和策划还没有今天这么汹涌澎湃,纳博科夫也绝不是想故意制造一本禁书,以便获得另一渠道的畅销和公认。他的写作态度可以为此证明,能把主人公亨伯特的心理写得如此准确、复杂,肯定不是为了弄一个事件来吓人,而是全身心投入创作的结果。另一个证明就是纳博科夫要把《洛丽塔》的手稿烧掉,让这本书彻底地消失。关键时刻,他的妻子薇拉抢救了手稿。她说这是纳博科夫写得最好的小说。纳博科夫当时获得的惟一正面

    评价不是来自文学界,而是来自患难与共的妻子。如果多疑,纳博科夫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鼓励,是“赏识教育”,甚至也有可能是为了家庭收入。假如纳博科夫真这么想过,那他当时的孤独和绝望是可想而知的。

    为什么经典总是要面临被烧掉的危险?难道仅仅是巧合吗?或许,这恰好证明了江湖险恶,证明了经典在成长中注定要遭遇偏见与傲慢。卡夫卡临终的时候,也曾经吩咐朋友布洛德把手稿全部付之一炬。幸好布洛德没有执行,否则这个世界上将永远没有一个名叫卡夫卡的作家,文学菜地里也许会因此而缺少一个品种。纳博科夫和卡夫卡是幸运的,他们的幸运在于有人及时地保护和抢救了手稿。但抢救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他们的幸运可以反证: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经典作品可能已经被烧掉。谁又敢保证果戈里烧掉的《死魂灵》第二部就不是经典小说?

    到了1955年,《洛丽塔》终于以色情小说的面目在法国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首印五千册。该出版社虽然出版过亨利·米勒和让·热内的小说,但大多数

    出版物都是像《直到她消魂尖叫》这样的色情作品。由于对色情标签的反感,开始,纳博科夫还想拒绝,甚至想挂一个假名。但奥林匹亚出版社坚持要用纳博科夫的真名,纳博科夫只好妥协。被美国宣布“此路不通”的《洛丽塔》,终于在异国获得了准生证。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读到该小说之后,把它评为1955年最佳的三部小说之一,并在伦敦《泰晤士报》上撰文大加赞扬。从此,《洛丽塔》才真正获得了生长的土壤、阳光和空气。1958年,美国普特南书局出版了《洛丽塔》,立即成为畅销书。纳博科夫55岁写这部小说,在美国畅销并家喻户晓的时候,他已经60岁了。在西方读者的眼里,他是一位60岁的新作家。

    尽管这部小说没有像亨伯特预言的那样,要到21世纪才能出版,但是,在被退稿和评论家们打击的那些年里,纳博科夫所受的煎熬也许比等待50年还难受。煎熬使时间缓慢,一年长于50年。后来,《洛丽塔》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它仍然给灭它的人提供了如下理由:一、它是色情小说,是下半身写作;二、它太畅销,是炒作出来的经典;三、作家的腔调过于轻佻、油滑,其反省之态度值得怀疑;四、它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五、它堕落到被改编成电影了(1962年电影怪才库布里克以150万美金买下其电影改编权)。以上的任何一条理由,都足以让高高在上的庙堂排斥它,打击它,羞辱它。但是由于它的畅销,它的渐渐强壮,谗言和伤害最终没有得逞。

    好作品不是僵死的,它可以像人一样不断地成长,不断地获得对诽谤的免疫力。在禁欲的年代里,我会把《洛丽塔》当成一本淫书。在放荡的年代,我终于明白《洛丽塔》是一个辛辣的讽刺。产生这样的阅读效果,不是小说传达得不够准确,而是因为社会环境的改变推动了作品意义的改变。如果男人们都敢于放下架子,和亨伯特的内心来一次比较,那我们就会发现纳博科夫远在50年前,就已经撕开了人类的伪装。当亨伯特杀死抢走洛丽塔的奎尔蒂之后,他有这样一段独白:“忠于你的迪克,别让其他任何人碰你。别理陌生人。但愿你爱你的孩子,但愿是个男孩。但愿你丈夫永远对你好,不然的话,我的幽灵就会像一缕黑烟,像一个发狂的巨人降临到他身上,将他一片一片撕得粉碎。”这不是色情,这是父爱与情爱的复杂结合,是对人类复杂心灵的准确勘探。也许就凭惊世骇俗这一条,《洛丽塔》就应该成为名著。它所制造的震惊效果,是所有艺术家做梦都想达到的效果。

    《洛丽塔》是经典作品成长的一个极端例子,它对急于呼唤经典的我们有警示作用。看看今天的报刊,对大师和经典的期盼是如此热切。有的作品还在写作中,吹捧的礼炮早已鸣响;有的作品油墨未干,已经被捧为经典;有的作家只在练习打字,却屡屡被专业人士齐声歌唱……这样的局面,让读者不止一千次一万次地反思:是不是自己已经弱智?轻松得来的所谓经典,必将轻松地失去。真正的经典,也许会被当时的某些因素埋葬,但即便埋葬了,它也像那些土地深处的木柴,多少年之后再变成煤,重新燃烧。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这样,卡夫卡的小说是这样,凡高的画作也是这样……

    东西:小说家,现居南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后悔录》、《耳光响亮》;中短篇小说集《没有语言的生活》、《我们的父亲》、《不要问我》、《我为什么没有小蜜》等。▲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