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这篇的最后几段大家仔细感觉一下。我母亲曾经照顾我父亲好多年,老太太那时已经快70岁,一边还在白手创业!我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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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苏晓康,1988年6月震动了全国的6集电视纪录片《河殇》的总撰稿,著名报告文学作家。
和很多那个年代家喻户晓的名字一样,1989年之后,他的声音被消失得如此彻底,几乎像从来没有呼啸过一样。前几天广传的一篇文章《一九八九的一百万》,提到救援了26名中国知识分子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苏晓康也是这26人之一。然而和刘宾雁、方励之等在海外坚持发言的人不同,1993年夏天的一场车祸,令苏晓康的困境从政治流亡坠落到精神上更黑暗之处:他的妻子傅莉重伤瘫痪,牵手新生的精神伴侣,从此变成搀扶度日的濡沫夫妻。“半身瘫痪的傅莉,只能按照她剩下的有限能力,以她自己愿意的方式,去寻找一种残障在世的活法,我则必须陪她去经历这种寻找。”一腔才情,化作每天跟复健、轮椅、三餐、育儿的缠斗,无休止的悔恨和绝望,以及和这绝望绵延不绝的相处。命是这样子的吗?“希望永远失去了,而生命却简单地留下。”
20年来,苏晓康逃离公共领域,「不知道在写而写着」绝境中的日记,这些日记,最终凝成《离魂历劫自序》和《寂寞的德拉瓦湾》。
以下这篇文章,便是《离魂历劫自序》在台湾增订再版时苏晓康写的序言。本文原名《精神瘫痪与书写休眠》,是忏悔,是告白,也是洞穴里不肯超脱的写作者,给难堪生命留下的勇敢记录。
向朋友们推荐这两本书,台湾印刻文学出版。
《精神瘫痪与书写休眠》
为了《离魂历劫自序》增订再版,我重读了当年的日记,再舔了旧日的伤口。我们九三年发生车祸,九七年书写出版,其间只隔了四年。初版迄今,十五年过去了,每次读它,我都会泪水涟涟;傅莉读它,不是在读回忆录,而是重读她自己的前半生。这种近乎痛苦的阅读,可能造成某种心理障碍,使得我拒绝「重返现场」,毋宁耽溺于眼前的松散。
此刻隔了十五年去重读那次书写,依然可以感觉到无以替代的摧肝断肠。书写只有贴近现场,才能记录情感的鲜活度。时效犹如保鲜膜。记忆是极其短暂的。这种直觉告诉我,再版除了尽可能增添当初遗漏的细节,无需变动全书的整体结构和脉络。
然而也不尽然如此。这次重读、增订的另一种意外收获是,九三、九四年我在悲痛欲绝之中,呼天告地的抢救傅莉,感觉是浑沌的、自我是麻木的;九五年春天西医治疗接近尾声,我开始恐惧傅莉的终身残废,至九七年终于被迫面对残废的事实,安身立命的荒芜感逐渐升起,逼我走向孤独。我的彻底变异,发生在那三年当中:求神求佛、疏离外界、跟儿子冲突;人整个儿换了一个,其痛苦实在不比前两年轻。
这也显示,只有隔开了距离,你才读得出另一种真实。同时也让我找到了十五年来逃避的根源——我几乎看不到在情感灼痛的背后,还有精神的、心理的坍塌。连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故事其实是:一个精神瘫痪的人,陪护着一个体能瘫痪的人。
坍塌:化为悠长的认命
前面我叙述了两个时间概念:车祸四年后书写初版,十五年后增订再版。还有第三个时间概念是一九九三年夏末,在水牛城附近那场车祸中昏迷的傅莉,最初曾被医生诊断为可能成为植物人,而我则迟至2004年才获知这个可怕的细节;其间隔了十一年。
也就是说,当时「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所有朋友瞒住我一个人。今天回想起来,与其说那时大家怕我垮掉,不如说整个群体也难以面对这桩惨剧。当时,作家郑义曾起草一封旅美华人知识界致气功师严新的呼救信,签署者几乎囊括了中国流亡知识精英,还有几位份量极重的学界巨擘,说明它已成为一个「文化事件」。这两件事都显示,这个车祸已成为一种集体焦虑,但是至今无人对此写过一个字,又说明或者昏厥仍在继续;或者已被遗忘。我的书写只有能力叙述个人焦虑,鲜少旁及更广阔的集体焦虑;这也许并非是情感自私,而是一种精神瘫痪。
这本书关于个人焦虑的叙述,如「黑洞」、「灵媒」等章节,涉及了存在、信仰、神秘主义、超越性等等课题,但无意间更浅显地展示了一个精神瘫痪的病例。你可以说那是车祸后难免的惊悚、崩塌、忧郁症等等,但是当我在岁月流逝中慢慢找回自我——对自己的感受、审视、反刍,慢慢跳出悔恨,那被笼罩其中的唯一情绪之后,我才看到痛苦的更多层次和面向,看到我在灾难中的真相、原形、局限……。
换句话说,我的「神迹」期待,成为我应付突发灾难的精神支撑,但那不过是把一切往后推延而已,也给了我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结局却是,半身瘫痪的傅莉,只能按照她剩下的有限能力,以她自己愿意的方式,去寻找一种残障在世的活法,我则必须陪她去经历这种寻找。于是我的精神瘫痪了。
这个结局,正是我在这本书里所描摹的自杀冲动所恐惧的。或者说,这个延续至今的漫长残障生涯,最初给出的滋味,竟然是在林子尽头的湖边出现的甜丝丝的感觉。甚至九七年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记忆对这些细节仍很清晰,绝望也还没有真的降临。此后绝望是一天一天地降临着。霎那间的坍塌,渐渐地化为悠长缓慢的认命。然而,即便我认命了,傅莉也至今不肯接受。
书中引述了杜思妥也夫斯基说的「希望永远失去了,而生命却单单地留下……。」这句话,你若不搭进岁月的消耗,是体会不出其隽永的哀痛的。也许你对它可以有哲学的思辨领悟、文学的朦胧把握、美学的情境想象,也可以轻易地使用「灵魂拷问」的字眼,但是你若用生命去度过它,它从头到尾都是难以忍受的。遗留下来的生命是残缺的:不是残缺了别的什么,只是缺了希望;天不再是湛蓝的,世界失去了五颜六色。
搀扶:相濡以沫的仪式
我从医院出来,就注定要进厨房。我不仅余生要当一个护理,也必须当一个「家庭主夫」。至今,我已经打理了快二十年的一日三餐。我的烹饪手艺的进步,不是因为嘴馋。我到四十岁离国时还不会包饺子,后来这十多年竟可以调馅、□皮、包馅一手拿。我的生活半径,大致可以拿一家中国超市的距离来划定;甚至引诱儿子回家的最终计谋是一碗红烧肉…。
夫妻的含义,从牵手变成了搀扶。生活里最重要的东西,是一张轮椅。而傅莉对车祸的憎恨,转向憎恨轮椅。她拒绝残废的所有情绪,都找到了一个发泄对象。直到她跄跄踉踉能走几步了,都还没学会使用那张轮椅。但她这辈子,可能都离不开它了;我岂不也如此?轮椅比一辆汽车对我更重要,甚至选购汽车的第一考虑,是放置一张轮椅的空间和方便。车祸后的最初几年里,从汽车后箱搬上搬下轮椅,几乎扭断我的左臂。轮椅谱写在我们生活的各种篇章里。这种行走的限制,使生存空间跟着生活半径一道萎缩。公共交通基本上跟我们是无缘的。我回北京奔丧,百般寻找一只足够大的双肩背包,因为我双手被轮椅占用,不能使用拉杆滑轮式旅行箱。
轮椅的下一个层级是拐杖。其间还有一个过渡型:Rollators,大概新造的一个词,翻译成「助行车」,其实就是带(车古)辘的拐杖。其中又有份量之别,制造商变更材质使之轻便,轻到十一磅,真令我感激涕零。我们其实还没福气用上真的拐杖。不过是恨恨地扔下轮椅之后,跋涉在接近拐杖的途中而已。这途中,我搀扶她的机率大增。她常常要我走在她前面,她好搭上我的肩膀。不是她能走了,而是我变成了「活拐杖」。
空间的局促不仅是物理性的。我们蜕化为「非社会动物」。早年的社会联系统统脱落。排斥新的联系进来。社交几乎是禁忌。住宅之外的含义,只意味着看病、采购、寄账单等几件很少的事情。傅莉关闭了她的交流意愿。她的安全感只能是室内的。幸亏近十余年诞生了一种新的空间:网络互联网,否则不知道她还能去哪里游逛。我们2002年由普林斯顿异地而居,迁入完全陌生的环境,却安之若素。如果说我在这本书里,还只能以追悔的姿态,去写傅莉的种种刚烈性格,那么后来的故事,我写进续集《寂寞的特拉华湾》里的我所守护的这个女人,已经孤绝、痴醉、沉困,却决不认命、放弃。我不知道,我的笔墨还能不能接近她紧闭的内心。
傅莉常常言不由衷自称「幸亏清醒得晚」,否则会难受得太早。一个脑伤者与社会的关系,毋宁病人被社会(正常人)所误解的成分更大,人们似乎只有能力接受她的肢体瘫痪,却不懂她的脑力、心智、情感的瘫痪。这方面又以社会不能忍受脑伤者的非理性反应为尤。难怪西方文学常以疯癫者为主角。
记录「失望」:一种书写挣扎
我在初版〈后记〉中说过:「我浑浑噩噩『写』了这本书」、「我第一次不知道自己在写而写着」。「写」还原成一种本能。写不是「创作「而是一种机械行为。写不是为了要人家去读。写出来的文字是睡眠的。
写完《离魂历劫自序》,我又再次跌进这种状态。我逃离「公共领域」、逃离报刊杂志、逃离读者、逃离书本和铅字,自然,也逃离那个无处不在的互联网,躲到我自己的「洞穴」里去写,依然是「不知道在写而写着」。十五年来,旧世界被颠覆了,私密的书信、电话和耳语,已成网络上的众声喧哗。人人都在最大化自己的声音和书写。表达欲第一次超越了所有的欲望。博客、脸书、推特,是每个人的报纸和出版社。而我,竟心如止水地休眠了。
「休眠」是私密地写、不要读者地写、写自己的宣泄也宣泄地写、站在路灯底下写自己孤独瘦削的影子、感觉须臾溜走时拽住它就写、痛苦地写也逗乐地写、写出来的句子「休眠」在纸张和硬盘里……。假如有机会把我十多年来写的日记全部输入计算机,搜索一下最多的字句,大概是「她终于会走了」、「她真的走了起来」、「她怎么走得这么好」等等。
常有人说:书写有益于医治创伤。我觉得很难说。十五年前写了这本书后,我一直在私底下挣扎着写。我不厌其烦地记录每一次的物理治疗。傅莉只要出现症状,我就会满纸惊惶。如果词句欢快轻佻起来,一定是病痛抽丝而去。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一直在记录「失败」。我饱蘸希望地书写着「失望」。我写内心的挣扎无意间成了挣扎着写。我不知道我曾经写掉、写走、写好了内心的什么;也许反而是写出了更多的彷徨、哀愁、懊悔?但无论如何,这本书和它的续集将显示:在灾难和悲伤之外,书写仍然是我唯一喜欢的事情。
回味「丽质」:一种暧昧的快乐
只有在回味傅莉的beauty时我才快乐。那快乐是暧昧的。beauty这个词在中文里不容易准确译出来;「美」、「魅力」皆不能尽释其意,让我暂借「丽质」一词吧。她惨痛地失去了她的丽质,外在的内在的,大部分失去了,而她与生俱来的那种丽质是回味不尽的。只说她当年嫁进苏家后营造的那个长媳的姿态,就是无与匹敌的。她不卑不亢,做事滴水不漏,四面八方平平稳稳,其光彩掩及亲朋邻居;而我妈妈是个严苛的婆婆,对这个儿媳没有半句挑剔。那段时期,妈妈的平和安详神态,是她悲苦的一生里最罕见的。如今回想起来,傅莉当初隐而不显的这个姿态,是何等的一种beauty!
我曾对我们的一位挚友说:我对傅莉,大概也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爱了,我越爱她会越恨自己;爱变成一个吊诡,令我无法承受。我只痛惜,可能是那种此恨绵绵,天长地久式的遗恨。忏悔、赎罪、尽责等等,都不能尽其意;唯有内心的咀嚼,乃至自我折磨式的玩味。十几年里暗无天日的陪伴着她,只觉得她是那么好,一点都不怨我,一笑一颦都会令我惊心。感受这样一个女人,即使是在她的绝境之中,那种尊严、顽皮、愤怒,都还是那么纯的,不掺一丝假象。到此我才悟到:男女之间的情感,不是交换可以得到的,要能得到的,就是全部,是你无法偿还的。你不要担心我。毁灭是一个事实,我得自己去经历,去走过它,走不过去,毁掉了,也是无可奈何的;但走得过去,我就是另外一个人了。
2012年4月于德拉瓦
来源: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