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千年之叙
——读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史》
刘自立
一
共和，是不是一个现代概念？可说是，可说否。因为，共和和民主、自由一样，既有古老的故事，也有现代的原则。这里说的意大利千年老共和，比较千年后妄称共和者类，主忧良筹，赋动江关，来得更珍贵，更丰盛；虽然，并无多少今人记得清楚，看得明白。因为，那个所谓“中世纪黑暗”说笼罩在世界人们的头山，国人的头上，历时已久，盖盆敝日。他们既不知、也不道类如中世纪佛罗伦萨、米兰共和国，威尼斯督政乃至阿拉贡、那不勒斯诸多王国，实际上，早就存在着多少程度不等和形式不一的共和元素。佛罗伦萨僭主共和更显示其制、其则、其宪、其政之共和本质和民主性能——且和周边的王政、邦主体制形成你、我参杂其中的、各种内政，外交，战争与和平之历史。
其中，大名鼎鼎的美第奇家族之卓人几代以其争取领土，捍卫国家，赢得和平，争取自由之奋斗，示范世界于千之年以前，亦为我们东方人留下颇为丰盛的政治学和宗教学遗产，又给了那些认为革命原则和共和原则只是1789年产物甚至1917年产物之人们当头一击。类似中国之先秦，类似中国之民国（1929年以前），虽然，其间也是百年之隔，亘海之隔，但是，各种共和因素和自治因素的确存在，实际上，形成了某种意大利真正共和和东方国家亚共和之元素，之种子（“封建”就是“共和”——在某种形式上讲如是）——这些元素和种子随着各国大一统甚至欧盟化的发展，出现一统与自治之间的优劣选择和分化渊薮。
这是我们看待未一统之前之意大利，德国甚至俄罗斯之历史的发展轨迹之角度——也是我们争执秦始皇一统功过之实际分歧——亦不要说民国对于亚自治形式的分化和残存了。这是一个也许是循环，也许是进步之发展轨迹。这个轨迹，虽然，被后来之俾斯麦或者加里波的所扬弃，但是，历史循环论是不是彻底解构和过时，现在并不好说——俄罗斯大一统的分解，事为一证，甚至不可逆转。现在，我们更多地看到意大利一统之前的、那种活跃的国家性状和人物才干——那是建筑主要是西欧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发源地——就像先秦时期创制了世界之轴心文化一般无二。现在，我们简而言之那些承载文化的政治发端，社会渊薮和宗教源头，对于意大利共和的提携。
这些元素的主要核心当然是——
1，民主（或者共和）体制。主要是其政府的贵族，平民和庶民之组成结构；包含选择和任命——这个政府结构，早于马克思倡导之阶级政府和阶级立法将近一千年——而且，这种发自意大利人的自由本性，在实际操作和理念关照上，击破了还未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糟粕和败核；自由之追求，即便在米兰公爵，威尼斯伯爵，阿拉贡国王这些非共和体制下人物之管辖地带，也为互动于佛罗伦萨这些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外交焦聚之，不曾独殊异类，且形成共和周边并不扼死自由之良性互往——这个互相联动，产生了最后之继承罗马共和希腊民主的较为近代的中世纪共和实体。
2，这个共和实体传送和输出的自由概念，随即落实在自由市和自治邦的治理原则，人性塑成和制约体系中，为后来产生自由主义做好匝实的铺垫和基础（且其自身业已产生了最初的自由主义——来自自由市的那些分殊于选帝和邦主的另类政体）。（“这种由市民组成的独立单位，叫做Free city（自由城市）。……从十三世纪初，勒培基和汉堡等地的市民结成公会，势力日益增大，曾经发展到八十五个城市的大联盟。对此，王侯贵族不但无法阻止，而且和他缔结条约，承认他的独立，允许各城市修建城郭、设置军队、制定法律，发布政令，俨然成了独立国家（民主政治的因素）”。）（福泽谕诘语）
3，以洛伦佐（美第奇）为代表的自由领袖和僭主载体，呈托着威权和民主之间的良治与人为；这是佛罗伦萨本位即反对过教皇，也反对过（那不勒斯等）国王的政治、政体；这个政体体现的洛伦佐个人主义，复函着政治、宗教正面的涵义而区隔于后来的墨索里尼统治和极权主义主义统治。这是个人、道德和国家法则之间，那个实际尚存的法制与人治之间的良性旧制（并不比民主多函公正与效率）。用当时洛伦佐的话说就是，是人民而非僭主本身赋予其权力和义务（大意）。
4,国家和城邦在此含义上完成了对于伟人和文化的一体创造（人们对于洛伦佐－美第奇家族于文化之贡献皆知于怀也。）这样，中世纪或者讲中世纪但丁世界（马基雅维利在此书中提到但丁；“但丁的政治学说只应视作纯系个人经历的因素”；“他冀求超越现在，但目光却投向过去。马基雅维利的目光也投向过去，但完全是以不同于但丁的方式。”“一句话，马基雅维利创造了现代世界。”（ 葛兰西）。
换言之，但丁建立“地上天堂”——试图以神圣罗马帝国统一欧洲之说，比较马氏注重共和研讨，实在是一种幻觉和现实对比。以后，逐渐式微的个人魅力性人物的减少，成为新世纪值得研究的课题。这个课题，成为民主和平等一类话题的反面见证甚至负面见证。（“民主文化”的逐渐大众化和平庸化，是世纪难题，不可否认。）也就是说，民主本身是不是要继承类似洛伦佐和但丁式伟人文化和文化伟人，是在新范畴内做好旧范式解析的大文章。
于是，在此意义山上讲，西方共和原则和古代罗马精神、罗马实体，通过佛罗伦萨的实际操作和推行，并透过意大利乱象纷呈的战争与和平，造反与建制，革命与复辟，最后，屹立于世界共和体系而遗世后人——其关键之则则是：公民社会的形成；贵族庶民的制约；阶级妥协的确立；宗教分殊的磨合；政教之间的平衡；文化人性的渗透；外交内政的契约，战争胜败的把握，殖民、独立的项选；……诸如此类的政治经济遗产，精神范畴和宗教传承，传给西方后人乃至全人类一个最为超越历史、直达今天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共和，本来存在，今后，也会存在；任何反共和和假共和政治行将被彻底抛弃。再之，共和真谛的不容抹煞窜改是贯彻共和之阶级互存，取消特权，宪政统合和个性独立之理想——而千百年前，意大利各种行会，工团和团契的阶级分存和立法关照，使得国王，贵族，庶民，平民，在法律之下人人平等——这个平等，经过解构贵族之造反和改造庶民之革命，最后，就像给庶民带来最后胜利一样，也给贵族带来最后的胜利。（而后来之马克思，之共产党，之李大钊等，只是知道“庶民的胜利”，而无晓于佛罗伦萨千载共和之基本内涵而延伸出一塌糊涂的革命论和造反派。）
这是一种结构主义宣扬。这种结构主义绝对不是绝对解构，而是结构之存和结构之新/旧共存。因为，在解构学的意义上，杜撰结构无意义说的现代主义要害，就是他们和马克思主义一样，不足道共和之善和共和之恶，并不会因为他们的解构而发生任何新的改变。革命是复辟，政改是还原，创新是复旧，现代是古代——乃至庞德所谓“越古老，越现代”之类话议，给了政治学一个简单明了的提示和归纳。这样一来，不但墨索里尼荒诞不经，其非罗马化之法西斯粪坑被彻底清除；而希特勒也因为他秉承了并不罗马、更不神圣之伪巴巴罗萨主义而告覆灭；而马克思主义，早在他本人出身以前，就被西欧的历史和理念彻底否定了。这是一个不算奇迹的奇迹。至于后来斯大林、毛等更是对佛罗伦萨共和原则和共和主义施行了彻底败坏和歪曲——于是，建基于共和的宪政和民主随着现代自由的目的呈现了双向路径：一，民主；二，极权；其走向如何，我们多次言及于此略过。只是强调一点。佛市虽然极为强健和渲染过平民主义甚至底层革命，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走上后来的阶级，政党，领袖论点的由平民直达权贵的那种狭隘和危险路径，从而避免极权主义于百千年之前。
以下，我们简单梳理一下佛罗伦萨史料、经过马基雅维利归纳总结、带给我们的最古老也最新式的启示和结论。
二
一如旧时代（含所谓新时代一部分非极权主义政体）之各种体制那样，政治制约之效和政治平衡之度，自觉非自觉展现在世人的现实和历史中。这个制约和平衡就是敌对双向的转化和调整；换言之，任何敌友之间不可能将对方一整至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样的反对派尽数消灭，大一统笼罩政、教，社会既无缝隙也无反弹之后来的20世纪极权主义结构，在五百年前之西方不存在——在几千年来的中外政治博弈里也没有——那是人类历史中敌、我对立而又干戈玉帛，斗争又会转圜自圆的一种潜在甚至明在之机制。这一机制，以佛罗伦萨之小历史呈现了世界、尤其是西方乃至东方大历史的缩影。如是之例，可见于教皇和王君之间，他们可以一起攻击佛罗伦萨，也可以互相反目；先携手威尼斯，后妥协佛罗伦萨——国王可以和教皇宣战，反之，亦然；而僭主之治，可以反对王政，也可以随时协约与重处之——而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之间，和其他王政僭政之间也是战战和和，不会一反倒底，逆转无望——而在土耳其人攻击之之时，他们又建立了统一战线，一致对外。这里可以看出，意大利人、无论是佛罗伦萨人，威尼斯人，还是其他“邦族”（城邦），他们看重的，似乎并不是优选共和还是王政，他们看重的是一种建立在法制之上的品德和荣誉（据说，这是贵族行事的重要尺度）。
这一点和希罗多德和柏拉图呈现的希腊民主、僭政轮替之历史几乎一般无二；更无柏拉图本人主张的政教合一的哲学王体制出现——而一直以来保存着各种帝－师分野的政教分殊——教皇罗马势力并不能够象某些当今中国人主张的那样，让“中国教皇”孔子升为总统。不，人类没有愚蠢到这类程度。意大利人或者可以打击教皇于国王联合，反之亦然；人民或者支持教皇，或者支持国王；或许支持僭政和共和；唯独不会建立彻底的教皇一体统治（那不过是短命的一时之举）。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限制。这是上层和下层西方之人民保持他们的战争，夺权，世袭和民选的体制和程序雏形，也是孕育其民主自由之摇篮。换言之，专制，僭政和王政，封建，都不是民主的主敌或者死敌，而是孕育民主的空隙之制/治。换言之，也就是说，专制－僭政－民主常常互相联姻和互相渗透，从而绝对区隔于极权主义之刚性和僵硬。
僭政类制度的主要衡量标准，是看他是不是能够或者意愿支持和维护文化精神之发展。人类文化发展是不会停顿的——他只是在极权主义时期短暂呈现一种假死状态，而后，就会很快复员；而此复员也许并不带来民主；但是，文化发展势必最后导致民主——这个势头绝对不是经济造成；美第奇家族贡献与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滥觞，使得复古和还原成为孕育新力和新人的沃土。个人（领袖们）的声誉原自他们对文化事业的看重和修养。其才干和王术深深扎根在其文化沃土之中。这是考量他们有无资格统治人民的一个重大因素。
《佛史》最后对于洛伦佐的功过评价，正是以这样的文化和道德尺度作为几乎是唯一标准。这是任何极权主义文化之反和文化之0之体制无能为力的。再是，各种体制杂糅的情势之下，人民追求自己权利的可能性，主要是依赖一种社会缝隙和政治空间论。这是民主和僭政体制韧性和弹性使然。在此体制下政治和政权不能将任何一种社会和阶级存在，扑灭在一种话语和实际暴力之中（武装势力也没有独处于统治者中）。那些流芳百世而为人称道者，也许不是共和国大公民，大旗手（“正义旗手”是他们的一种职称），而是贵族和王帝，平民与庶民，但是，只要他们符合上述之道德，之人格，之文化，他们就会赢得荣誉。
更加重要的是，各种意大利政体之中的制约机制，政府组成，人员选举，团体建制，行会分布，乃至人民与王君，贵族与平民，平民与庶民（一种低贱于平民之阶级），都可以各司其职，分享权限，乃至起义，造反，革命，也是在此自由主义的载体之下运作，胜败和去留。这样，任何一种后来所谓优势阶级消灭劣势阶级，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之无稽之谈，在千百年前，从没有出现过，言说过，施行过——就像几千年前，古代共和和古代民主，也没有作出过任何马克思主义之真理僭妄和语言暴力——导致实际暴力之结果（毒果）。人类在战争，博弈，斗法，阴谋，阳谋，革命，复辟，创新和复旧中，履行这种既不是完美无边、又不是丑陋不堪的，或许是共和，或许是僭政，或许是王政的政治社会原则，契约，法度和规制。他们只是在教皇，主教，君王，领袖，公民之间选择他们自己的、并不违背以上所有人头的、那种道德和社会契约。这一秩序这一文化，持续了几千年，只是被短命的极权主义刚性制度和僵硬尸治所打断。而这个中止，顶多不会超过一、二百年。人类还是要回到他们的良知，良心和良制之中而绝对无可阻挡。
三
回顾之，几近千年以前，“意大利一部分由本地人自治，有一些地区由当地君主统治，其他地区则由皇帝的代表管辖。”“在1010年，正当菲埃索莱人纪念庄严的圣罗慕洛节日的时候”，“教皇势力增大，德意志皇帝的权威逐渐消弱时，各地都实行自治，很少尊重帝王。”这是共和元素最初的发轫（如果将她说成时古罗马共和制以后的复兴和复辟，也未不可。）佛罗伦萨地区的自治政府是这样的。“他们把全城分成六个区，每区选出两位公民共十二人，治理全城。这十二个人领导集体名叫‘长老会’，每年选举一次。”“他们从别的城市请来俩位审判官，一位称人民首长，一位称总监”；“又把城内划分为二十个旗，农村划分为七十六个旗”；“只要人民首长或长老会发出号召，每个青年都必须武装起来。”
这样的治理长达十年之久。“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取得想象不到的伟大力量和极高威望”。当时的宗教派别吉贝林派打击了支持佛罗伦萨的圭尔夫一度统治佛市。这时他们的做法是“废除保有地方官吏以及保有自主形式的一切机构”，激起佛市人民的激愤。当圭尔夫派在教皇克莱蒙特和昂儒的查理支持下夺回名位的时候，他们又回复了原来的自主治理形式；“从地位较高的平民中（注意——平民；自立注）选出三十六名代表，另外还从波洛尼亚请来两名骑士或绅士，委托这些人改组佛罗伦萨政府。”
以下，随之出现我们国人几近千年以后还在讨论的自主组织，工会、农会或公民社会之建立与否之课题——“这些代表集合在一起开会时，立即决定把全体居民按技艺或行业分类，每种行业委派一名官员负责在他管辖的那些人当中执行公正裁决；发给每种行会一面旗帜；城邦号召时，每个成员集合在旗帜之下。开始时，技艺行会总数是十二个，七个大行会，五个小行会。后来次要技艺行会增加到十四个，所以技艺行会总数达到二十一个”。“吉贝林派逃走后，佛罗伦萨人改组城邦政府，选出十二人掌握最高权力，任期两个月（注意——两个月！），不像以前那样称‘长老会’而改称‘贤人政府’‘还成立一个由八十名公民组成的议事机构，名叫‘征信院；另外，还在全城六个选区选出三十名公民，和征信院以及十二贤人一起，组成政务大会；又从贵族和平民中选出一百二十名公民组成另外一个议事会，凡是已经由其他会议审议过的事情都要提交这个议事会再议（请注意——再议权！）以便做出最后决定；这个议事会还负责任命共和国（——注意，共和国……）各级官员。”
在政教属辖与权力分殊上，“教皇……任命查理为该地区的皇帝代表”。以后教皇克氏去世。……这里的教皇更迭和皇室换旗，在双向意义上产生政教制衡的明确力道。这个皇室和教皇的交叉间性，使得佛市也好，威市也罢，不绝于联络，抵抗和和战与之之举。政教制衡的作用，从查理曼和丕平统治时期就有轻重各选之象。但是，总体而论，教皇不可能取代皇室，反之亦然。这是一。西欧各个民族国家的产生，源于各自对于教皇罗马的支持与反对——这股势道并未产生教皇是非和国王是非而出现对于政治和宗教的唯一选项；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战争与之，但是，取消这个最终的形而上体系和载体之想，从来没有发生过——而教皇宣道和笼络人心的做法，也从未出现以宗教取代世俗的意识和主义——梵蒂冈参政也好，干预也罢，终来一个出路，就是还政于民/人。故此，他们不会因为国王而取缔教皇，反之亦然——这就是西方之上帝不可能完全施行帝师合一之道之在。《佛史》一书在诸多细节上，针对这个是非曲直，阐述颇详，而此不能一一。
这样的自主政府是不是可以应时久远，毫无危机和风险于之内外？不是。圭尔夫派和吉贝林派打打杀杀，各施其暴，在分殊贵族和平民权限上无法媾和和协调。于是，“佛罗伦萨人在这个政府下生活了两年。直到马丁教皇即位，又把权力交回到原先被尼古拉剥夺了权力的查理。因此，托斯卡纳的党派活动再次活跃起来。佛罗伦萨人拿起武器反对代表皇帝的统治者；而且剥夺了吉贝林派的权力，这事发生在1282年。”“各个行会因为有合法委任的官长和上边发下来的旗帜，势力早已很大，这时就以他们自己的权威发布命令：取消十四公民执政的制度，推举三位称为长官的人掌握共和政权，任期两个月，人选来自贵族和平民皆可。第一届任满后，人数增至六位，以便使全城六个选区每区能选出一位。这个数目一直保存到1342年。”
于是我们感兴趣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共和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