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对伊藤博文如是说
——读王芸生先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刘自立
一
中国日本近来危机重重。许多问题悬而未决，都是悬在我们两国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历史上的冤家对头，谁是最后的赢家，谁是最后的输家，有没有双赢或者双输的可能性，已经是众说纷纭，不得要领。
不久前又恰逢纪念二战胜利。纪念者心怀各念，上面握手言欢，下面各自动作。
一个常言所谓谁会笑到最后的问题，伏在台面以下。
这个问题其实坦率而言，就是，中国，日本，谁是胜利者，抑或，谁将是最后的胜利者，成为悬案。
而面对历史，究竟中国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抑或兼而有之，确实值得深思。
按照一个通常的推论，老蒋也好，老毛也好，其最终的出路，是国际之干预。老蒋1945年之胜利，是国人之胜利乎？不是。是原子弹和攻克柏林。虽然，老蒋在重要主要战场上的对日阻击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料到抗战胜利之突然。北上运兵，是依靠美国的飞机舰船。成为战史上美国人空前绝后之举。
老毛之抗战，就更是滑稽了。此说巨多，无赘。最后是，他来感谢日本人。
但是老毛跳出这个国际大格局了吗？没有。他捆在苏联的战车上了。
有人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没有胜利，是因为中国人自己制造一个比日本人还剧烈残暴的统治。
这个说法很前卫。
这个说法一不小心，就滑到汪精卫主义者那里去了。因为，没有人知道日本人的统治是不是要比毛主义来得更加常识一些。如香港之英国人和澳门。
但是，一个明显的实事是，日本战败，取消了帝国宪法，改而造就虚君民主，经济重振，自由兑现，只是留下一个后殖民主义的尾巴，继续朦胧历史。
一个明显的答案是，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之胜利，之失败，好像已经不仅仅是国人之事，而是一个全球化的事情。用李鸿章先生的话说，以夷制夷，倒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得不采纳的国策。
这个格局的形成是国人横呈国土，任人宰割之下的一个国策，就是瓜分者由于分赃利益不均，而导致相对遏制的瓜分策略，给中国以一个保全或者半保全中国利益之可能性。
笔者前不久重温日本学者对于中国之传统文化的态度。那时的日本文化局面是，福泽（吉谕）共穆勒一色，佛耶与皇道齐飞。福泽吉谕的『劝学篇』谓，“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中村正直则翻译了『论自由』。
其实，严复和中村都翻译了穆勒，但是想日版的宗旨怕不是“群己权界”！
又如唐振常先生写对于吴虞和青木正尔迟一点之通信，往来，则是说，日本人崇尚中国文化，在中日交流呈现反方向的时候，也是有惯力的。一个说法是，中国人是败而不败，胜而不胜的一个文化大染缸。你日本人来了，也要制造一个中国文化正统，被融合于中国文化。
而现在的悖论是，日本西化之现实和中国非西化之现实，不是什么融合的问题，倒是好像各自崛起，互相摩拳擦掌了。可见，融化问题没有解决。
在此意以上，就出现刚才说的，谁笑到最后的问题。也就是，两种体制，两种出路，究竟谁优谁劣的问题。
当然了，战争不是体制决定论，但又最终是体制决定论。从历史上看，日本之“失之欧洲，取之亚洲”，奥秘就是他体制上领先一步。无其他秘诀。希特勒穷兵黩武，也是最终体制不行。至于偶然，是1812年的俄国和法国。所以，战争有时是体制不决定论。还有就是抗美援朝。也是体制不决定论吧？
我们的疑惑是，重温历史，船坚炮利，是不是可以取代体制的优良，还是未定数。意思是，如果中国真的来一个压倒性船坚炮利，体制不改，可以打败日本乎？虽然，一直以来，就有争论。俾斯麦就对李鸿章说，日本改革是胜利的，中国改革是失败的。因为中国人依旧成法，不思政治改革。（萧公权）
二
于是，寻此思路，我们打开三十年代王芸生先生在大公报出版的名动一时，奠定中日关系研究之权威地位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
按照此书出版年代来看，正值九一八事变以后。为他做序者张季孪先生的『张序』，说：“九一八以后，国民深感亡国之可危。然中日危局，不自今始，纯由国防武力之观点言，则自日俄战争后，日本固随时可以侵占中国领土之一大部分，其能苟安者，国际均势为之耳。惟自沈变迄今，证明均势之力，亦极微弱，淞沪商埠，且遭蹂躏，天津亦几于破坏，日祸凶猛，至此而极焉。”也是对于国际均势打破的一个忧虑。
而该书成书时间，据王芸老自叙，是从1931年九月到1934年四月。届时，王先生还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人。但是读过此著，你会发现，王芸生纵横捭阖历史之大局面的学者和统领之气魄。
这个历史格局在芸老笔下大致可以分成四个单元。
一个单元是中日甲午战争带来的突兀之变。这个变化是日本企图打破列强制造瓜分均势和利益均沾之原则，以致引起俄国等其他国家的对日干涉，发生日俄战争，这种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战争而中国保持“中立”之怪诞局面于是出现。
此为全书第二个单元。
第三单元为八国联军的侵华和“保华”。这里的保华，主要是说他们的对日干涉，对俄干涉。而芸老对于辛亥之变，中外两方的历史之罪，之祸，之则，都有准确的见地，尤其对于义和团的判断，更是一言中的。他说，“构成中国重大国耻之庚子事变，一般责义和团之无识，实则尚有重大历史前因在。”
这个前因，就是列强瓜分之势态已成，中国则已成其弱势和仇势；和势何在，并不是完全可以预料和诉诸理性的。遂王先生并无否认“……造作扶清灭洋之口号，性质全成对外”，引来滔天大祸。
是他总结我们势成历史，势成失败和势成错误的一种历史开端和历史起点。
这和一味谴责义和团与一味肯定西方势力，都是偏执一端，不能有说服力的。
之所以芸老有此说服力，可以见1949年以后人们对义和团之无限肯定，和时隔半个世纪，又有人对义和团之无限否定。
这都和『六十年』不同。
再者，王先生在49年后亦不能“免俗”。他的1977年『修订导言』，就只好偏到党论代史的意识形态大结论、大空洞中去了，如他对待李鸿章之定论为死有余辜类“投降派”，是为例。
而第四个单元，则在那时付之阙如，就是“少了距离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还差十二年时间”的中日历史写作。是以后补定的。这个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单元。是因为这个九一八，最终打破各国均势格局，成为一霸独大的侵华之举。
在这煌煌七八卷著作中，统领全书之历史人物该由何人所属，王芸生一言蔽之，“六十年来中日外交史，李鸿章一人担任其前半部。鸿章以狮子搏兔之力，不能安顿一朝鲜问题，由今日之眼光视之，其外交政策只局于弥缝补苴之牵制政策，而未能利用国际均势以图自强。”
笔者亦尤其感兴趣这个李鸿章。细阅其书，芸老泼墨于兹，也对李之披露不遗余力。
比如，他写马关条约之签订的前前后后，辑录李鸿章到达马关后五次和日本国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的对话。
这个对话当然不是书中辑录对话之唯一一种。以后尚有多种。
只此对话的阅读，就可以看见几种层面的历史和现实兼而有之之信息源。
这些对话说明，一，是李鸿章的心态。他的对于中国事务的看法。
对于政治经济之中国，日本的看法。
对于他在甲午战败后，依然高论全球化和中日世界格局地位看法。
他以一介丧权辱国之臣之身，如何和胜者讨价还价，心高位尊，而实则卑下含辱，羞怨难当之处境。
二，当然是可见伊藤博文之心态。
他的胜利者的礼貌周全，在周全之下的凶恶与傲慢，贪婪和无耻。
他的对于日本事务的看法。对于政治经济之中国，日本的看法。
在战胜后如何比较中国，日本，西方。他屡屡谈到日本比之西方之贫弱和不足。
就是，他如何以一步不让的态度，对待他非常尊敬之中堂大人。他也是心高位尊，但是，这个心如何可以和李的心一般而论，他的羞辱对象，在李鸿章面前好像并不存在；但是对于李经芳等次臣的肆无忌惮的威胁和羞辱，就显示了一个倭寇的气焰和霸道。
三
1
第一次对话，是在李鸿章到达日本马关后，从他下榻的旅船上乘船登岸赴“会议公所”进行谈判。伊藤及外相陆奥宗光前来看望他的“老朋友”。他们在1885年签订『天津条约』，属于两个人，两个国家之间龃齬，遭遇尚未完全来开大幕之际。而今天，事隔十年，两人见面，已是敌国，敌人；而伊藤自然是暗自窃喜，却故意不露声色。在谈后敕书英文，日文及中文翻译文本处理问题后，伊藤言及经过战争，中日两个国家“永远修好”的许诺和期望。虚伪之至。而被日本人称之为“一个人物”之李，要如何答对呢？
李，于是说了一通高论。
他的讲话看似外交词令，却也不乏一些“政治学”和“改革论”的味道。
李说，“亚细亚洲，我中东两国最为近邻，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有益。试观欧洲各国，练兵虽强，不轻起衅。我中东既在同洲，亦当效法欧……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也。”
这个看法当然是堂皇之论。一下子好像，只是好像把自己，把中国人摆在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上。战败者要超越胜败而论胜败者，这论点高是不高呢？
日本受欧美欺负，也是“失之欧洲”，但是，问题是他们很快就“脱亚入欧”了。田中『奏折』的叫嚣和前此李的和平论风马牛也。
而伊藤如何答复呢？
伊藤说，“中堂之论，甚惬我心。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说，“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于是，伊藤说了一些“天道无亲，惟德是亲”的“正确”之论。
看来，伊藤是看了一些中国典籍了。他的亲，他的德，很有点他的根据。就是所谓“优胜劣败”，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