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像不像CND打架：），再次说明打架都是在最相似的人之间
I.
战后，1946年的某一天，也就是十月二十五日的傍晚，剑桥道德科学学会(Cambridge Moral Science Club)，像往常一样，聚在剑桥国王学院的H3号房。校园裡的哲学家与哲学系学生齐聚一堂，通常藉此机会讨论各种哲学议题。这个时刻之所以令人瞩目，因为当天晚上的客座演说是由卡尔巴伯(Karl Popper)当纲，而听众当中除了担任主席的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之外，还有资深的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虽然他发表演说的主题听起来并不算尖锐：「Are There Philosophical Problems?」但是当晚的气氛并不怎麽平顺，因为在讨论的过程中引发了争辩，甚至在情绪激动的时刻，维根斯坦拿起室内火炉用的火铲，以之来增强他辩论的语气。于是这根火铲，使得这两位二十世纪哲学重镇的会面(唯一的一次)，变成了一则流传久远的哲学界传奇。
我想维根斯坦绝对没有料到，这根他无意拾起的火铲竟然会成为争论的焦点。他果真以火铲来威胁Popper？在争论之后是否拂袖摔门而去？他们争执的焦点是什麽？甚至还有传闻说这两位哲学家用火铲打起来了。这些看似娱乐新闻的题材，正是作者挖掘史事，重现当日的历史场景最精彩有趣之处。
本书的书名看起来就极富耸动与争议：维根斯坦的火铲(Wittgenstein’s Poker)真可谓是一本小题大作的典范。本书的副标题是﹔两位大哲学家之间十分钟争论的故事。虽然两位主人翁只吵了十分钟，可是却费了作者三百页左右的篇幅。作者是两位BBC的记者﹔David Edmond及John Eidinow，他们以记者专业报导故事与探桉的精神从事挖掘，使得这十分钟前后的演变，尤其是这两个人物的背景与着述，发展成了一本精湛丰硕的探索。我前后读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不敢说是全神贯注，也算少有旁骛，因为题材虽然严肃，但故事可是精采无比，难怪这本书会畅销。
这不是一部奥秘抽象的哲学论着，而是一本充满趣味、富有创意的专论，就像书后引介的说法，是一本集合了哲学、历史、传记、文学探桉的综合性文集。作者客观中肯的精神，让我印象深刻，书中对此两位哲学巨人的呈现，公正持平，美德与丑恶，性格的特点、独特的贡献，以及他们身上不可救药的傲慢都客观的陈列在读者面前，没有偏袒，也无刻意隐瞒。书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丰沛的资讯，就像侦探办桉的手法，他们抽丝剥茧、钜细靡遗，就是要把这个传奇的始末还原给读者。
Popper应伦敦经济学院之聘初抵英伦不久，他的重要着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也刚在英国出版，这本书在纳粹进入奥地利的时刻开始动笔，在战争转折的时刻完成，至终在英国出版，立刻为Popper赢得了诸多的仰慕与肯定。大战期间Popper留在远离战火的纽西兰，但在他的着作中他已经对Wittgenstein的观点透露了不少的批判。
另一面Wittgenstein从G.E. Moore手中接掌了学会(Moore在职位上长达32年)，但实则上，在1912年在维根斯坦抵达剑桥受教于罗素不久，就已经对道德科学学会（MSC）的运作产生影响，当时他就推动学会产生一个能主导讨论的主席。Moore之后被选为主席，担任这个枢纽的角色，直到1944年他因病卸任，
Wittgenstein成为主席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书上却告诉我们，此后的几年Wittgenstein和MSC的关係，就像他与他人的关係一样，狂暴又难测。
Wittgenstein在剑桥的作风，不只是一般的师生关係，更接近宗师吸引门徒的气候。有位哲学家观察到此一现象，他发现那些跟随者对维氏的敬重太过，以致当他提到别的哲学家，他们竟报以嘲弄的口吻。Isaiah Berlin也有类似的经验，他在传记裡提到他见到的景象，维根斯坦的学生彷彿就是维氏的翻版。他们不只临摹维氏的外观，模彷他的声音与腔调，甚至是外在的动作，至于内在的观念思想就不必说了。圣经裡说过心裡充满的口裡就说出来，大致就是此意。Wittgenstein对当时学生的影响可见识非常明显。其实，他自己虽感受此一危机，却也莫可奈何。
所以他的同仁虽然肯定他的学识，但对他宰制的作风也有诸多不满。
就在冲突的现场，除了哲学系的师生，还有一位重要的第三者：Bertrand Russel。罗素原本是维根斯坦的精神导师，但是到了1946年，他们彼此之间的关係已经变味了。1911-1913年其间，维根斯坦和罗素经常彻夜谈论哲学的热烈气氛已经不在，其原因就如同维氏所形容的，他们身上无法相容的个性。维氏不只对Russel的哲学观有意见，对他私生活的状态也有诸多不满。书上提到维氏是个十分专注的人，所以他无法容忍罗素某些弱点，例如罗素言词上的油腔滑舌，为了达到目的而甘心妥协，还有他对性与婚姻的问题喜好说教却十分放肆的态度，以及他坚持无神论且好战的言词。罗素对维根斯坦也无好评，他曾说：『他有路西弗（Lucifer，语出圣经，即撒旦之意）的傲慢。』这些都是维氏与罗素交恶的因素。
Popper对罗素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不只因为罗素在工作上曾经帮助过他，也是因为他刚到英国定居，对罗素在哲学领域的贡献仍旧十分敬重，甚至近乎英雄崇拜的心态。Popper对这次在剑桥的讲论十分重视，书中谈到他试图将演讲的题目与罗素讨论，当然他期盼藉此机会能获得罗素的肯定，甚至使罗素对他的论点产生深刻的印象，但是罗素对Popper却有点漫不经心。我猜想罗素并未认真研读Popper的着作，对他也就不那麽重视，所以日后罗素的自传中，Popper一次也没出现。
II.
这次的会面竟成了绝响，不能不说是个悲剧，也许这个字眼太过强烈。但是等到我们依循作者安排的路线，逐一查阅这两位哲学家的家世、经历、训练、文化的薰陶等等背景，才发现他们竟然有诸多的相似，可能你也会有同样的结论。他们理当成为好友，他们是同文同种的犹太人，至少该有一点同乡的情谊，但是他们的哲学观点，他们一生所依恃的思辩批判的工具，竟使他们成为敌人。
到底他们两人有哪些相似、重叠的领域呢？阅读之间可能大家都会同感惊讶。
他们都有犹太血统，也都出身于犹太的名门，虽然Popper的家比不上Wittgenstein家那样显赫，但基本上他们都在极为浓厚的文化气息底下成长(Popper的父亲是个律师，他的办公室内有上万本藏书，閒暇时以翻译荷马古典的着作自愉)。他们都喜好音乐，可以说他们都和当日重要的音乐家(荀伯格等)有极深的渊源，Popper在自传中回忆他母亲钢琴弹得极为优美。他们都受过教师的训练，也都有若干年担任小学及初中教师的经验。维氏于1920-1926年间在奥地利的乡间作小学老师，Popper则在维也纳担任小学及初中的老师多年。他们出生的地点相隔只有一哩路，他们也都是降生在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的黄金时期（卡夫卡也和他们有同样的背景，只是地点不同而已）。就在这个他们生长的范围，正是当时文化荟萃、前卫文人艺术家集结之地。
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们和弗洛伊德家族彼此交叠的关係。
Popper的父母和弗洛伊德的姊妹Rosa Graf是很亲密的朋友，过往甚密。Wittgenstein的姊姊Margarete因为在少年监狱工作，也在大学中担任心理治疗的谘询人员，为了扩大对精神官能症的理解，使得她有机会接受Freud的心理分析长达两年之久。1938年三月间，弗洛伊德离开维也纳时，还在一本书（The Future of Illusion）上署名，作为离别的赠礼。
弗洛伊德的着作对维氏及巴伯的心智都产生了影响，但却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
维氏晚期的着作和心理治疗呈现平行的状态，但是Popper却取另一种反面的路径，他将弗洛伊德的学说当作一种假科学的鬆散的样版。这又呈现出他们两者之间知识趣味的分野，同样的背景，同样的取材，却导致不同的结论。
他们二人另外一个重要的关连，就是他们两位和维也纳学派或说维也纳圈(Vienna Circle)的关係，本书用了许多篇幅来讨论这个学派的形成和衍生。因为这个学派主要的理论：逻辑实证论(Logical Positivism)，深受罗素及Wittgenstein的启迪。维也纳圈的灵魂人物Moritz Schlick在读了维氏的着作，并且于1924年亲自和Wittgenstein碰面之后，觉得他遇见了不世的天才。Wittgenstein的观念和着作，果然于日后在这个小集团裡引起了一阵小型的风暴。
《逻辑哲学论说》(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于1921年出版，在1920年代中期成了维也纳圈中的热门读物，本书在他们例常的讨论中，经过学派成员逐字逐句的细读，不只一遍，而是两遍。1933年A.J. Ayer(英国的哲学家)写信给Isaiah Berlin时提到他对维也纳圈的印象，他说：「Wittgenstein对他们来说就是个神。」而至于罗素，『就好像基督的先锋。』当然这裡所谓的基督，就是指维根斯坦。这个简单的叙述，已经很清楚显示了彼此的关係。
Popper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维也纳学派，但对这个圈内的动态与讨论的问题一直保持兴趣。就在1929年维根斯坦重返英国，Popper也开始和和圈内的许多人物来往，而哲学圈内的朋友对他的评价都很高，但是从早期他就对Wittgenstein的学说表示诸多不满。不少次Popper对人透露，他和维也纳学派主要的问题就是他拒绝承认维根斯坦是伟大的哲学家。日后，Popper总是夸大他和维也纳圈的距离。除了他原有的不满，虽然他也有肯定，但也论证其理论的问题，对此学派的学说进行批判。在自传裡他甚至宣判这个学派的终结，他说：「我所认为的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论瓦解的最终原因，不应归咎于它学说上的种种严重错误（其中许多我已指出过），而应归咎于对重大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归咎于埋头于细节（“困惑”puzzles），尤其是词的意义；简言之，归咎于它的烦琐哲学。」
从Popper的自传裡我们可以探得一点端倪，他和Wittgenstein的观点冲突之处，就是在于他认为哲学存在了某些问题，不光是像Wittgenstein所说的没有所谓的『问题』，只有语言上的『困惑』。Popper访问剑桥，也是盼望维氏能就此回答他的提问。但当时的气氛并没有对话或解惑的馀地，只有剑拔驽张的对峙。其实他们争论的议题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仍旧是个无解的疑惑。火铲毕竟辜的，因为那是Wittgenstein愤怒之时的工具，但因为两个哲学家的名气，火铲竟然捲入了争议，因此也就分外醒目。
本书的第十四章作者归结他们冲突的原因，不只肇因于他们对哲学问题或困惑的争执，还有其他的因素，这个部分我觉得很有创见。虽然他们的背景有如此多相似之处，但是维氏并不认识Popper本人。对维氏来说，他成长孕育的根源是一个贵族的型态(无论是物质或精神的层面)：他使用的英国服饰、法国傢俱、乡村别墅、无尽的资源、经常的旅行、熟识文化界的巨人等等优渥。当日，他根本没把眼前这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老师看在眼裡，这厢是维根斯坦的自恃。
那厢是Popper的不满。对他而言，Wittgenstein不只是学院围牆的对手，更是代表显赫一时，表徵维也纳财富地位昔日的光荣。他要藉此放手一搏，把他的观点陈明在代表大部列颠学术重镇的论坛之前。也许他的敌意不只是哲学流派的分歧，更是隐藏了市民阶层对旧日贵族体系的挑战。战事和战争引发的通货膨胀，使他们以往的权利受到剥夺，他们被迫流亡海外，如今他们能平起平坐，在各自的领域裡表述他们的差异。夹着他的着作受欢迎的气势，Popper藉此机会挑战Wittgenstein权威的地位。
III.
书中也从多方面向讨论他们对后世的影响。1929年期间，维根斯坦重返英国，他将那本他构思多年(大体是他在壕沟，以及在俘虏营的产物)，但其实只有两万字的着作：《逻辑哲学论说》(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提交给剑桥，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当时审核论文的英国哲学家G. E. Moore(他的伦理学着作在Bloomsbury圈中有很深厚的影响)，他的评述是：『这是我个人的意见，维根斯坦的论述是天才的作品。…当然它已远过于剑桥哲学博士学位所要求的标准。』可见这个篇幅相对短小的论文，却具备相当巨大的身量。除此之外，维根斯坦在世时只出版了另外两本书籍，一本是根据他的讲稿编撰的着作，另一本是他为小学学童编辑的德文辞典。
就着一个重要的哲学家而言，他生前出版的着作稍嫌单薄了些，要等到他去世之后，他的着作才纷纷出笼。因此生前除了哲学界之外，并没有什麽普遍性的名声，他从未获得什麽大奖，也未获得英国女王的赠勳。当然，他的同侪从未怀疑过他对哲学独特的创意与渊博。G. E Moore退休之后，最终由Wittgenstein接替他教授的职位，当时一个学院裡的Don，一直和维氏保持敌对，但等到投票的时刻，他没有因为这种敌对关係而失去理智。在他的理解裡，维氏在哲学领域的地位，就像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的地位一样。
但反观Popper却是非常多产，可说是着作等身，他在世的时刻不只得到英国的肯定，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深获殊荣。Wittgenstein日后的影响力主要在哲学家与艺术家的领域，而Popper则在商业、政治和科学等方面的范畴。
今天来读Wittgenstein所留下的哲学遗产，可能还是像往日一样诲涩难解，就像本书的提法，他就像一阵旋风一样吹过哲学界，但在馀波盪漾之后，一切复归于原位。他启发了许多当代的哲学家，但不能避免的是他也受到许多的批判。维氏的贡献在于他指出语言的屏障，语言就像具备游戏规则的活动，植基于我们的习惯与生活型态，难免有些条框限制、溷淆我们，作者认为他释放我们脱开某些语言造成的蛊惑。然而说所有的哲学问题仅是因为语言的使用，那就大有争议了。所以当今的职业哲学家还在为这些议题奋战，就像知觉的奥秘，身心的关係等等，大多数的哲学家并不同意维氏所提的所谓困惑。
我觉得书中还有一些章节是作者煞费苦心的段落，试图阐明当时的时空背景如何影响当时犹太人的命运。作者回溯他们两人的家庭背景，与他们个人性格形成的过程。也交代了他们背后政治版图与文化气氛对他们日后的影响。尤其是种族问题，作者不厌其烦的阐述反犹的气氛如何在世纪交替与第一次大战之后，强烈的冲击当时德界世界的犹太人。虽然他们许多人身分显赫，财富丰盈，文化地位也举足轻重，归化的犹太精英对德语文化与奥匈帝国的强烈效忠，也远超过其他民族，但是当反犹气氛达到高峰，他们的命运并没有好转。
书中提到希特勒早年曾经和维根斯坦在同一个学校上学，当这个不入流的艺术家穷途潦倒之际，曾经接受过犹太人的接济(其中一位就是Popper的爸爸)。但这些事实都无法改变犹太人即将命临的噩运。就好像早年的马克思，这两位犹太哲学家末了都选择了同样的路径，来到英国定居，在英语的世界发展他们的哲学体系。这可能也是个巧合吧?这个部分对瞭解二位主人翁，以致对当时的犹太人在德语世界的去向非常重要。阅读当中，我常常为种族问题在欧洲世界深剧的浸染感到恐惧而愤恨。也许，这不过是个缩影，人类当中种族的仇恨本就是其来有自，这些最文明的社会也无法免俗。
作者在接近尾声的部分，问了这麽一个问题：『Who won on 25 Oct 1946?』
这个问题可能人言人殊，但总有轨迹可寻。其实，今天看来，这已经是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了。作者说在崭新的民主国家或封闭的社会，《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仍保有其新鲜和启示，目前本书已经拥有三十几种语言的译本，新译本正在等待诞生。然而在欧美，这些相对进步的社会，Popper正从大学的讲坛上消失，他的名字虽未被遗忘，名声正渐渐澹出。作者的评论与其说这是失败的代价，实则上是对成功的刑罚。现实的确是残酷的，五十年后，还有多少人记得今天当红的明星呢？
这个事件历经半个世纪，他们二人也已经先后作古，虽然这本书出版的时刻还是在出版之后引起了一番争吵与波澜，但如今是应该尘埃落定了。在书末，作者还是不忘交代一下火铲的下落：『这个故事的必要条件是什麽？在H3号房发生的事可能愈发清晰，然而火铲的命运却仍旧是个奥秘。多人的寻索并无所获。根据报告，理查布来卫Richard Braithwaite(当日住在H3室的教师)已将之丢弃，将学院派与新闻记者的侦察划下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