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面前,柏拉图对“神是万物的尺度”的宣称,“像一个惊雷回荡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当中”。
在我看来,极权主义的各种运动就不得不需要放在基督教文明腐败的背景中;这一系列具有毁灭性的力量可以回溯到中世纪时的各种教派运动,至少远至12世纪。” 沃格林在信中说的腐败,问题就出在人将“神是万物的尺度”置换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而那些跟此有关的各种意识形态不仅不是无害的,正是“人的毁灭”(destruction of the person)的症状。人被送往集中营不过是这个症状的具体表现。
这两种尺度的对比同样也是桑多兹在《政治启示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研究》(Political Apocalypse: A Study of Dostoevsky's Grand Inquisitor)一开始呈现给读者的图景。《政治启示论》的初稿是桑多兹1965年在慕尼黑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桑多兹认为,俄罗斯文学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1821年-1881年)在19世纪面对虚无主义、无神论的人本主义、社会主义,就像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在公元前4世纪面对智者派那样类似。在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面前,柏拉图对“神是万物的尺度”的宣称,“像一个惊雷回荡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当中”。这个声音分别在柏拉图一生最后的对话录《法律》(Laws)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最后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得到了深沉的体现。
然而,即使有这两种尺度的对比,还有沃格林指出的“人的毁灭”、“人自我显现的反叛” 、 “人的启示”、 “这个世界之内的末世论”、“变形的启示论”、“精神的疾病”、 “对经历超越此在的麻木”、“对实在的扭曲”,人面对复杂的自己和世界似乎仍然可能处在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是好的状况。毕竟,在如此之多的“人的启示”、“人的自我显现”、“人的毁灭”发生之后和正在发生以及继续发生的世界上,人还能怎么样呢?虽然柏拉图早在两千多年前提出了“神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万物的尺度”却不仅没有因此销声匿迹,反而似乎总是这世界的主要潮流。即使有了如此之多“人的启示”造成的“人的毁灭”,人似乎还总是情不自禁或身不由己地要“自我显现”。尽管耶稣基督早在两千年前就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然而似乎总是有人要在这世界实现神的国,无论是身不由己还是情不自禁。面对这一切,人究竟还能怎样呢?
这两种尺度的对比同样也是桑多兹在《政治启示论:
然而,即使有这两种尺度的对比,还有沃格林指出的“人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