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世界上公认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国家，是西方价值观念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捍卫者。但是，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一种政治正确、压制言论自由的乌云正笼罩着美国大学校园，并蔓延到政府、机构、企业和媒体。它以微攻（Microaggression）、触发警告（Trigger Warning）、安全空间（Safe Space）、听课反思、对教授的骚扰、对异见人士的抗议、甚至暴力行为等方式，对持保守或不同意见者进行抗议，骚扰，甚至威胁到人身安全，破坏了大学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对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和立国之本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笔者二十多年前移民美国，非常珍惜它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社会环境，对看到、听到和阅读到的政治正确对美国校园生活和社会带来的破坏感到忧心；同时我也在大学执教，深感一个学者和公民的责任将我所了解的美国大学校园的政治正确介绍给更多的美国和世界各国的读者，帮助他们了解美国政治正确的表现形式、它的危害性、产生的原因、对它的反击和解决方法，以便引起更多读者对它的了解并思考解决的办法来恢复美国大学和社会自由和法治的氛围。
一．政治正确的表现形式
政治正确，在时事评论员、作家、《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高级编辑和《美国视角》（American Prospect）助理编辑约翰逊·启德（Jonathan Chait）看来，是一种政治方式，“是左派中的激进分子试图控制政治话语，并给反对话语的人贴上‘有偏见’或‘不合法’的标签。” 它通过以下方式表现出来。微攻击指一些小的行为如穿衣、饮食或语言使用不当引起某些人的不适；触发警告指教授布置的书籍或材料的内容因为可能引起某些学生的心理不安，教授必须事先给学生提出警示，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或回避；安全空间是指校方认定大学必须是一个安全场所，保护学生的身体和情绪不受惊扰；听课反思， 用美国学者协会课程研究中心主任艾斯丽·桑（Ashley Thorne）在其《表演的紧急事件：大学如何对付偏见事件？》 （”Staged Emergencies: How Colleges React to Bias Incidents” 2014）的话说，“当某些人认为校园事件由种族、性别、同性恋恐惧引起时，相当一些大学停止上课，再次重申他们的‘包容’立场，结果是一些事先预备好的、精心导演的‘取消上课重申包容’的表演，目的是让一切‘重入正轨’” 。另外还有对持有保守意见或学生认为不能接受的教授的抗议，甚至要求校方辞退教授。如果校方邀请的演讲人的身份和观点与政治正确持有者的意见不同，他们就举行抗议，游行，破坏学校财产，扰乱演讲会场，甚至对演讲人进行人身攻击。耶鲁大学前教授、作家威廉·德莱塞维茨（William Deresiewicz）写到，政治正确的对象主要是保守派学生，特别是基督徒、犹太学生、运动员学生、来自红色州的白人学生、异性恋的无性别困扰的白人学生。根据保护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的数据，从2000年到2015年，美国大学校园里发生过240场抗议，试图阻止公众人物来到校园，绝大部份发生在2009年以后。也有校方制定的限制言论自由的各种规定。根据美国前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在2017年的一次演讲中透露，保护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对全国450所大学或学院的调查中发现，40%的大学有言论方面的限制，在被调查的公立大学中，三分之一有禁止言论的条款。
下面是最近几年发生在大学校园的几起突出的政治正确事件。
2008年2月2号，在威廉姆斯学院几个门上发现了N符号 (对黑人的贬低称呼)和男性生殖器，院长和学生会于是召集全校学生讨论并起草了“反冷漠和仇恨的宣言“。2月12号，该院所有的教师收到校方电子邮件，要求必须在某一天上课之前将宣言宣读给学生。2009年2月5日学院设立本日为”夺回威廉姆斯日“，学生停课一天，参加系列活动，以后每年成为惯例。2011年11月在一个教学楼里发现”所有的黑 xx必须死去“ 的字句。全校停课，所有学生、教师和员工参加大会。
2011年，在贝多因学院（Bowdoin）一个学生宿舍门上发现 N符号，随后学生处长给全校发了邮件，谴责涂鸦并邀请学生参加大会。2012年1月，全院停课十天，安排了一个 “超越贝多因：行动，倾听，参与” 系列活动，赞助者为院长办公室、学生处、多元文化办公室、宿管处、非裔研究系、同性恋研究系、女性和性别研究系、社会学系等。
2013年4月的一天，学生组织 “讲真话的达特茅斯”进行抗议，称达特茅斯校园有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等问题，代理校长，协同四个学院院长致信学生，取消第二天全部课程，代之为教师会议、师生联席会议、师生免费午餐和有教职工带领的讨论。
2015年，万圣节前，耶鲁大学校方提示学生着装不要冒犯少数族裔学生。斯莱曼学院住院副院长觉得此邮件不妥。在给学生的邮件中写到学生有着装的自由，大学不应该干涉，她最后被迫辞职，丈夫尼可拉斯·科里斯塔克教授（Nicholas Christaki）被迫离开院长职务，但仍允许留在耶鲁任教。
2017年2月1日，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川普支持者、右翼保守派人士米罗·亚诺普鲁斯（Milo Yiannopoulos）来校演讲，校园举行大规模抗议，演变成暴力；稍后，哈佛大学博士、著名作家、政论评论人、电台主持人、保守派人士沙·皮罗（Ben Shapiro）在 2017年9月5日的演讲时，校园不得不支付了60万元维持秩序。
2017年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 College），学生抗议受邀嘉宾、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查尔斯·莫瑞 (Charles Murray) 和本校教授的一场辩论，抗议持续了二十分钟。当演讲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时，有些戴着面具的学生追随而来，拉响火警，包围了辩论者，开始了对他们人身攻击，造成两位教授的身体伤害。
2021 年9 月10 日， 知名华裔音乐家、密歇根大学音乐系教授盛宗亮在其教授的音乐创作课上播放了1965年改编自莎士比亚同名剧作的电影《奥赛罗》。剧中主人公奥瑟罗由英国著名白人影星劳伦斯·奥立佛 (Laurence Olivier) 将脸涂黑饰演。 部分学生和教工认为这是对黑人的冒犯， 要求对盛教授做出处理。虽然盛教授就他的疏忽两次道歉，仍被音乐戏剧舞蹈学院院长去除教授本课程的权利。
纵观以上这些事件，可以看出他们呈现的一些共同特点：种族是极为敏感的火药味很浓的话题；持有激进立场的学生和有关部门对事件过度解读；小事件导致全校停课似乎成了应对事件的惯常做法；大学投入相当多的资源对付此类事件；有些人或组织以言论和思想自由自居，对异见人士贴标签或打击。正如斯德哥莫学院（Skidmore）教授罗伯特·鲍耶斯（Robert Boyers）在2017年3月4日给《高等教育纪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一文《自由中的不容忍》 (“Liberal Intolerance”)写到的，“校园的情况已经失控。将校园里的不同声音清除出去已经成为它的一个使命。羞辱，找替罪羊，不定期的‘驱魔’已经成了校园生活的一个特色。”
二．政治正确的危害性
政治正确的危害性是多方面的，对个人而言，它对敢讲真话和政治不正确的教授造成伤害，甚至威胁到他们的言论自由、学术研究和人身完全，使他们不敢畅所欲言，不敢就一些棘手的问题坦诚告诉学生他们的意见，这样的环境会伤害他们对新领域的开拓，抑制他们的潜力。政治正确也伤害到受邀者，使他们顾虑大学对他们的报告的反应而避开有争议的话题，转而选择安全的题目。政治正确也对学生个人造成危害， 使他们在做事和讲话时极为小心，否则将被扣上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同性恋仇恨者等标签，甚至遭到奚落和围攻。这样压抑的、人人自我审查的气氛对教师和学生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
政治正确在保护一部分人的同时对另一部分人造成了歧视和伤害。1990年五月，布什总统在密执安大学毕业典礼中讲到，“政治正确在全国引起了争议。尽管其铲除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仇恨的初衷是好的，但它用新的偏见代替旧的偏见，它宣布某些观点、某些表达、甚至某些动作是受禁止的。” 显而易见，那些声音很响、观点激进的团体容易引起注意，容易得到校方的关注，甚至支持，那么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停止上课数天，要求学生参与一些他们不愿意参加的活动，动用学校的资源处理这类事件肯定影响了他们的利益，使学院有限的资源不能用在急需的地方。再说，有些激进的政治正确者直接参与校园的抗议、游行、甚至打、砸、烧或人身攻击，其所作所为已远远超越了一个学生应该做的，已经构成刑事犯罪，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但就目前来讲，对他们的处置还是轻微的，主要停留在纪律处分方面。那么谁来为破坏的学校财产买单？谁来为学生失去的学习机会负责？谁来为大学逐渐失去的平静、秩序、自由、学术负责？
政治正确也破坏了大学教育的目的。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让不同意见的人有机会交流，讨论，辩论，就是让学生参与其中，学习思考，判断，形成自己的看法，学会尊重别人的意见，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开阔自己的视野。做不到这一点大学教育的目的就失败了。鲍耶斯说，“大学校园目前所实行的程序审判和羞辱文化已使我们偏离了我们的主要责任，那就是培育一个坦诚的、有良好意愿的、友善的、和保持尊严的环境。缺少这个环境，我们就失去了对自己和对学生的价值。” 罗伯特·德巴德（Robert Debard）和查尔斯·艾伯来（Charles G. Eberly）两位执教超过四十年的教授在其文《针对所有学生的多元：对美国校园再审视》（”Diversity for All: Opening Perspectives on Campus”）写到，”政治正确对高等教育的危害在于它绕开了批判性思维而代之于可接受的思维。事实上，它给那些倡导‘正确’文化思维的人提供了一种归属感，而把那些对此提出挑战的人划归为令人讨厌的‘异类‘。” 美国保护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主席葛瑞格·诺基亚诺夫（Greg Lukianoff）和社会心理学家、纽约大学教授约翰逊·海德(Jonathan Haidt)说, “如果大学的文化环境给出的理念是受邀的演讲者必须是纯洁的，他们的简历不会伤害到校园左翼的思维范式，那么高等教育就会开倒车，智力活动就会变成大一统，学生也鲜有接触不同的观点。如果学生毕业了也相信他们从那些不喜欢或不同意的人身上学不到任何东西，大学在培养学生的智力上就失败了。”
从国家层面讲， 政治正确破坏了美国的宪法和立国之本。可以说，美国过去两百多年的强大就得益于它的自由环境，是其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信仰自由的结果。民众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无所顾忌地表达他们的思想，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的个人潜能，但是今天的政治正确恰恰走到了自由的反面。独立中文笔会作者李丁在其文《政治正确与美国乌托邦》写道， “就内容来说，这套潜规则的实质平等的价值取向是不切实际的，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与良性的秩序、公平的价值取向相抵触。政治正确这套绝对化的观念规则已成为不可置疑、不可挑剔的金科玉律，与真正的民主、自由价值格格不入，成为美国社会的毒瘤，给美国的内政和外交造成了很多问题，比如思想专制、暴力滋长、法制衰退、经济衰败、经济小圈子化、外交挫败等，甚至美国社会有溃败迹象。” 诺基亚诺夫和海德说，“试图保护学生免于受到语言、思想和人物对他们情感上的冒犯对学生是有害的，对他们以后的工作单位也是有害的，因为学生可以觉得他们的安全没有达到期望而无限期地起诉公司。对美国民主也是有害的，因为整个国家已经被不断恶化的分裂造成瘫痪。当将另一方的思想和言论视为不仅是错的而且会对无辜的受害者故意造成侵害时，就很难设想会有双方的尊重、谈判和让步使政治生活朝着良性方向发展”。塞申斯在乔治敦大学法学院的演讲中列出了校园中对言论自由的侵害和对持有不同意见者的骚扰。他说，“这是不对的。这不是美国的伟大传统。我们先辈们起草的权利法案是建立在这样的法律传统上，即理智和知识是接近真理的唯一途径，而且只有在真理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正义。但是理智需要讨论，伴以经常性的争论，这就是为什么保证言论自由不仅写进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而且渗透于我们的机构、传统和宪法中”。作为美国最高的执法长官，他的讲话是严肃的和切中要害的，是关于宪法和每个人权利的重要论述。要击败政治正确必须举起宪法的大旗，勇敢地站起来捍卫宪法，抵制各种违反宪法的言论禁止和审查。
三．政治正确产生的原因
政治正确产生有多种复杂的原因，和学生、大学、大学的管理层、媒体、社会等有关。第一，它和学生的自恋和不成熟的心态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和平和稳定发展。出生在这一时间的大学生鲜有为安全和生存忧虑的。大多数学生来自中产家庭，相当一部分学生更是来自特别富裕家庭，没有经历物质上的缺乏和生存的艰难。这种缺乏带来的一个消极影响就是学术心里的脆弱，不能经受生活中的大风大浪，一些小事都会引起他们的不安、焦虑和伤害。政治正确恰好利用了学生这一弱点。诺基亚诺夫和海德在他们写的2015年9月《大西洋月刊》一文《被溺爱的美国一代》 （”The Cu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提到，今天的政治正确主要是指情绪方面，“它设想今天大学生的心理极为脆弱，必须提高对他们的保护不受心理方面的伤害。终极目的就是使校园变成免于使成年的年轻人感到不舒服的语言和思想伤害的安全空间。” 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兹默（Robert Zimmer）在2016年给《华尔街时报》的评论栏目写到，“这些年大学面临着来自外部和内部团体的攻击，他们要求大学对演讲人、教员、学生和访问者禁声。这种攻击有时来自于某个人或团体不愿意他们的权威受到质疑，有时来自于某个团体的道德确信，即他的价值观、信仰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是其他人必须遵从的；某些人和团体坚信大学应是一个受保护之地，使得学生免于受到不舒服的、有冲突的、有挑战性的观点的影响，且认为这种保护比维护大学自由和公开的讨论更为重要。” 以上三位都是言论自由的坚强保卫者，他们对大学言论自由遭到的破坏的担忧和对学生脆弱心理的分析是准确的。
第二，造成政治正确也和大学有关。不仅学生生活在孤立、溺爱的环境里，大学也处于与社会隔离的自我状态中，特别是那些资源充足的私立大学或学院。这里，校友们给大学慷慨的捐助，研究者也获得各种机构和基金会的赞助，他们孤立于现实世界，较少考虑对社会的责任。即使公立大学拿着纳税人的钱也很少参与本州的政治和经济活动。这样一个自我满足、自我发展的机构难免会失去其重大的社会责任和目标，比如思考大学如何为社会服务，帮助社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大学和社会如何联手寻找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途径。如果没有这些高的追求，他们所关心的就只有一些小事，而且会将这些小事上纲上线地放大，比如大学校园的语言敏感和课程警示。这些事情当然重要，但被拔高到不适当的地步就阻碍了大学正常的运作，滥用了大学的资源，偏离了大学的目的。
第三，政治正确也和大学行政领导的软弱和迁就学生的要求有关。大学领导，特别是校长，肩负着重要的保护教师、学生、和校园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的责任，这一责任要求大学校长具有很高的个人品德、出色的领导能力和在紧急情况下的冷静和勇敢。但在数起校园发生的抗议和暴力中，这些学校的校长没有站在受到嘲笑、抗议和攻击的教授或邀请的演讲人一边，而是站在一帮失控的、激进的、愤怒的、甚至暴力的学生一边。艾斯丽·桑说，“大学的行政人员好像越来越经常性地怂恿这些激动的人群，而置很多学生的更冷静的判断于不顾。在这些事件中他们和一些少数但鼓噪声很响的活跃分子联合，并经常资助这些活动，将一个小事件变成了一个‘可教育的时刻‘。更有一些行政人员从这些活动中得益，因为他们的生存依赖于身份认同政治中某些群体的不满，有些直接可以获得同行的认可和出事故时得到的额外的资源。” 德莱塞维茨更将政治正确与大学的权力斗争联系在一起。他说，”政治正确的很大一部份与正义或创造校园安全的环境无关，而是权力斗争。当今大学里发生的很多事件反映了当今高等教育中权力关系的重新洗牌，学生的权利上升，教师的权利下降，管理者逐渐成为一个独立阶层，他们与学生结成联盟。 相较于关心教师，他们对客户的满意度更感兴趣。 ” 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大学办得越来越像商业机构，除了无与伦比的教学资源，大学里有绝好的体育和娱乐设施，学校行政人员和教授变成服务人员，学生变成了顾客，大学必须使出全身法术使顾客满意。这种顾客至上的商业运作模式决定了学校领导处理此类事件时考虑的首先是学生。就像顾客永远是对的一样，学生也永远是对的。这样对学生的迁就不但不能平息事件，反而使学生更大胆，行为更嚣张，甚至到破坏校园财产和人身安全的地步，不能不引起父母和关心大学教育的人士的担忧。
第四，新闻媒体对其政治正确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过去几十年新闻媒体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客观的新闻报道变成了主观、娱乐性、有政治倾向的舆论操纵，他们不是给听众客观描述问题，而是将一些所谓的专家、媒体人的观点强加给听众，其中不乏极左、极右的立场和观点，但更多的是极左的自由派观点。他们把持着相当大的话语权，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观点的偏激和普通美国人的认识相差很远，但他们自我感觉良好，觉得真理在他们一边，给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人贴上各种标签，其做法和校园的政治正确完全相同，可以说互相呼应。纽约大学新闻系教授查尔斯·赛义菲（Charles Seife）在《互联网时代的隔离》（”The Loneliness of the Interconnetced”）中写到, 1980年代，黄金时段的电视收看观众中，90%收看的是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0%，而且还在不断下降，代之而起的是针对某些人群的政治偏向极强的有线电视和广播，比如有线电视网 (CNN)、福克斯新闻 (Fox News) 和国家广播公司的分支MSNBC。我很同意他的观察。近几年，媒体的煽动性、派性意识、偏激性、暴力性、个人攻击性越发严重，假新闻泛滥，阴谋论泛滥，恶毒的语言泛滥，严重毒化了社会的风气，不可能不对校园的戾气产生影响。校园的抗议、暴力发生后，媒体抓住机会进行煽风点火，上纲上线，不但不帮助平息事件，而且火上浇油， 使事件变得严重。
第五， 校园的政治正确和美国社会充斥的毒性环境有关，和美国社会存在的贫富悬殊、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吸毒、暴力、枪支泛滥、非法移民等有关。这些问题由于两党的争斗在过去几十年里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一些美国人感到不安，一些人感到无望，一些人感到愤怒，社会不安定的成分不断增加，有些问题很有可能失控，造成全国性事件，比如2015年弗格森事件后蔓延全国的攻击警察事件造成几十名警察被杀。在枪支泛滥问题上，民主党人的许多人要求控枪，但共和党坚持认为拥有枪支是宪法赋予美国人的权利；在非法移民的问题上，民主党人坚持美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应对所有的人开放，而共和党人认为保护边境安全、打击非法移民是保护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必要手段。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这些问题上的不妥协导致了互相的指责、推诿、攻击，而且经常暴露在美国民众面前。有些政客公开怂恿选民抗议，甚至人身攻击对手。语言的恶毒、行动的威胁远非几十年前所看到的。这些有害的语言和行为不可能不对大学校园产生影响。
四．对政治正确的反击
政治正确虽然来势凶猛，有时候闹的声音也很大，也得到了校方的袒护，有的甚至引起全国性的注意，但每一次这类事件发生时都受到了有良知的、勇敢的、追求真理的、捍卫宪法权利的人士的有力反击。下面仅举几例。沙·皮罗2015年在密苏里大学的演讲中提到个人性的种族偏见是存在的，但美国不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制度性的种族歧视指制定法律来歧视某一群体，或某些种族歧视者滥用某些机构歧视某些群体。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这两种情况存在。” 这段话抨击了弗格森种族冲突事件后媒体煽动的警察仇恨黑人、美国是个种族歧视国家的论调。在2017年犹他大学的演讲中，他重申种族歧视是存在的，也有种族歧视的警察对黑人开枪，这样的警察应该被关进监狱，但将美国说成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是不符合事实的。他指出政治正确的倡导者经常处于一种不切实际的受害者心态，即他们是美国社会和大学歧视制度的受害者，而且互相攀比谁受的害最大。他戏谑地从最大到最小给他们排了一个队：同性恋者、黑人、拉美人、女人、犹太人、亚洲人、白人。2018年在保守政治行动会议（CPAC: The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上，他说政治正确过分强调个人感觉，他们寻求一种幻想， 即如果你的人生不顺，肯定是他人的责任。他呼吁， ”坚持真理，坚持讲真话，放弃主观的感受。当我们牺牲真理去追求主观感受时，我们就会助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和文明的灭亡。”
查尔斯·莫瑞2012年1月21日刊载在《华尔街日报》的《美国新的分裂》（“The American Divide”）一文中以贝尔蒙特（Belmont）和鱼镇（Fishtown）为例分析从60年代以来到2010年六十年间两个白人城市在婚姻、就业、社会治安和信仰方面的变化。贝尔蒙特以波士顿郊区的一个镇为例，这里居住者为中产以上，学历本科以上，他们是管理人员、医生、教授等，占到美国30-40岁年龄层的20%；鱼镇以费城郊外的一个小镇为例，这里住着工人阶层，高中毕业，蓝领，做着底层的工作，占到30-40岁年龄层的30%。 婚姻上，1960年贝尔蒙特94%的人结婚，鱼镇为84%，到2010年，贝尔蒙特的结婚率仍在83%，鱼镇下降到了40% ；1960年代，两镇未婚先孕为2%，到了2008年，贝尔蒙特未婚先孕率是6%，鱼镇增加到40%；失业率方面，1960年的两镇基本相同，到了2010年，贝尔蒙特的失业率是3%，鱼镇的失业率是12%，即30-40岁的处于黄金工作年龄段的人不工作或不去找工作；犯罪率方面，在1960-80年代高犯罪率时，贝尔蒙特受到的影响不大，但是鱼镇1960-1995年犯罪率增加了六倍；在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数方面，1972-1976年，贝尔蒙特的非信徒是29%，鱼镇是38%，到2006-2010年，贝尔蒙特增加到42%，鱼镇59%。他的结论是这两个城市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他们在这些方面差异如此之大好像处于两个不同的国家，已经威胁到美国的统一和价值体系。如何弥补他们之间的鸿沟， 如何重新构建美国新的社区，需要两个镇诚实面对他们的问题，特别是鱼镇必须面对它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政治正确掩盖这些问题，只会使两个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威胁美国的安全。
另一位对政治正确发起攻击的是海泽·麦克唐纳德 (Heather Mac Donald)，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曼哈顿研究所研究员。在其《对警察的战争: 最近对警察的攻击如何威胁每个人的安全？》（The War on Cops: How the New Attack on Law and Order Makes Everyone Less Safe, 2016）一书中指出由于2014年弗格森事件的影响，2015年的暴力犯罪在美国50个大城市中增加了17%，是1993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原因是黑命贵组织（Black Lives Matter）和媒体对警察的攻击， 他们散布警察是黑人生命的最大威胁等言论。 她指出，对黑人生命的威胁不是白人警察，大批关在监狱的黑人也不是由于执法部门的种族歧视造成的，而是黑人社区高的犯罪率。她说，黑人男青年犯罪谋杀率是白人和拉美人加起来的10 倍，而且媒体不愿从黑人社区的毒品使用、学生辍学、家庭破裂去找原因，比如，70%的非裔儿童和单亲母亲住在一起。只有正视事实才能帮助黑人社区找到答案。 事实上，那些受到犯罪危害的黑人家庭和社区也厌恶他们社区的贩毒、暴力和枪杀，欢迎严厉执法，因为他们正常的生活、生命受到威胁。
在她另一本2018年出版的书《多元的妄想》（The Diversity Delusion）中对多元主义提出批评。她称有些大学生处于一种幻想式的受害者心态（Delusional Victimology）。他们身处优越的社会地位，却称自己是美国制度性的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受害者。 这种幻觉性的受害心态对学生是有害的。她说， “自恋性的身份认同政治（Narcissistic Identity Politics）破坏了人文科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的严肃追求，学生获得了一张无知的证书“，也会影响他们一生对事情的看法， “身份认同政治在撕裂我们的社会，它教会年轻人的是仇恨，仇恨历史上最好的思想家、发明家和美国同胞。” 她说，政治正确喜欢将任何机构在种族和性别方面的人员差异归结于歧视，而忽略了个人能力、文化、技能等行为的影响；要求出版社、企业、董事会、乐团、好莱坞、科学界招聘一定数量的女性或少数族裔，不论他们是否合格，也是错误的。她特别提到在科学研究的申请项目上要包含一定数量的女性和族裔的要求则是荒诞的。她的结论是， “种族主义压迫不是今天美国社会的主旋律，尽管历史上我们犯了罪，真实的、可怕的罪行，但没有一个社会像美国今天这样包容和充满机会。为了保证我们的自由，我们需要用知识和以感恩的心学习西方文明的丰富性、它耐心的法制建设、它的科学研究方法和保护个人权利的理念”。
大多数美国民众对政治正确也是反感的。哈佛大学讲师雅沙·蒙克（Yascha Mounk）在2018年10月的《大西洋月刊》一文《隐藏的部落：美国分化的版图》（”Hidden Tribes：A Study of America’s Polarized Landscape”）说，80%美国人认为政治正确是美国面临的问题，74%的24-29岁和79% 的24岁以下的人承认他们对政治正确感到不舒服。在这些人群中，白人中有79%，亚裔人中有82%，拉美裔中有87%，印第安人中有88%反对政治正确。保守派人士中有97%，自由派人士中有61%反对政治正确。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学过去几十年向左倾斜了，但也不是想象的那样左倾控制一切的局面。据前哈佛大学教授 尼尔·格罗斯 (Neil Gross) 和乔治·梅森大学的索龙·西门 (Solon Simmons) 对1417名大学全职教授的调查发现，46%的教授称他们是温和派，44%的人称他们为自由派。激进的左派人士只是极少数。
作为美国的最高执法长官，塞申斯也对政治正确提出严厉批评并重申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在2017年9月26日给乔治敦大学法学院的讲话中说，“美国大学曾经是学术自由的中心、活泼的辩论之地和不同思想碰撞之地。现在正在变成一个政治正确和同一化思想的回音壁，一个庇护脆弱神经的保护地。” 他说， “谁有权决定何为可以接受、何为反感的语言？大学是寻找真理之地，不是由政府某一审查机构决定什么是真理“。 他说， ”大学校园必须行动起来，大学领导和教师必须勇敢地坚决保卫言论自由，包括大学校长、董事会、董事和校友。保护大学校园言论自由的全国性的努力早应该开始了，保护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行动早应该打响了。从今天开始，司法部将参与这场斗争。我们会执行联邦法律保护言论自由，保护来自各种政治派别的学生的言论自由。语言和礼貌准则侵犯了过世的法官安特尼·斯格列（Antonin Scalia）称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要义’，即一般来讲，国家无权根据言论的内容禁止它。在这片伟大的土地上政府不告诉你想什么和说什么。”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川普也对政治正确表示反对。2016年他竞选总统时对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生说, “过去几十年里讲政治正确，多么糟糕的一个术语，把我们的高等教育从一个活泼辩论的场所变成了极端审查的地方。在一些最小的事情上学生被噤声。我们要终止政治正确，培育自由和尊敬的对话。“ 2019年3月21日川普在白宫签署保证校园言论自由总统令。在他签字之前，他邀请了在保卫言论自由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几个学生来到白宫讲述他们的故事。来自威斯康星州新东北技术学院的一位学生说，2018年在万圣节时，她制作的小卡片写着 “你是特殊的！耶稣爱你！” 准备分发给学生。 学校官员制止了她，告诉她卡片会让某些人感到不舒服；内布拉斯加大学一个保守学生团体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 USA）的学生说他因为持不同立场受到谩骂和攻击；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一位学生是选择生命 （Students for Life）学生会主席，他们策划每年将小十字架插在校园，纪念未诞生的婴儿， 但官员告诉她必须在校园插上语言警示以免其他学生受到伤害。学生讲完了他们所遇到的言论自由的挑战和他们的反击后，川普总统说美国将采取具体可行的措施改变这种状况，保护大学的言论自由。他说， “今天我们给那些压制不同意见和压制美国年轻人挑战僵化左倾思维的权力机构一个清晰的信息：联邦政府管理拨款的部门必须用他们的权限保证公立大学保护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学生的权利，否则他们将失去联邦纳税人的亿元拨款；同时私立大学保护言论自由的政策也要说到做到，联邦政府也会使用他的拨款权促成私立大学的透明运作。”
五． 政治正确问题的解决办法
政治正确不是一个简单的一挥而就即刻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和长期不懈的努力。大学里的教授和学生应该成为捍卫言论自由的精兵强将，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协作，在社会上造成保护宪法、践行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的大环境。
首先，政治正确的主要责任在大学。为了做到这一点，大学必须重归它的使命，那就是一个自由的、批判的、争辩性的空间，让各种思想碰撞和交流，让学生从中选择。更多的大学校长应该放下畏惧，勇敢地站起来捍卫大学言论的自由。芝加哥大学校长兹莫说， ”如果学生不接触，不思考，不辩论带进校园的不同思想，大学教育还有意义吗？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学生提供这样一个批判性的通道，帮助学生实现他们的潜能，改变他们从家庭带来的观念，建立一个更健康和包容的社会。“ 他说， ”在大学里学生学习如何收集、分析、解读复杂的来自不同方面的证据，他们学习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检测自己的假设和怀疑应有的结论。一个优良的大学教育会给学生提供智力的技能和方法，对他们的人生极为重要。大学必须创造一个环境来提供言论自由和公开交流，确保艰难的问题有机会提出，不同的有挑战性的视角有机会考虑，这就是为什么大学需要一个多元的学生、教员和来访者，需要背景的多元，信仰的和经历的多元。大学不应被视作一个舒适之地，而是面对不同思想，从复杂情景中得出理智判断的熔炉，让自己的假设受到挑战和经历这个不舒服过程是良好的大学教育不可缺少的部分。”
第二，教授的责任。这里我想引述一百多年前美国思想之父爱默生对学者责任的论述。他说：“学者的职责是鼓舞、提高和引导众人，使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事实”。他提到学者的独立性、自由性、勇敢性和独创性。他说：“学者应该沉静稳定，超然于世事之上，坚守自己的信念，不断地认真观察，杜绝焦躁，不畏谗言，坐守时机”。他认为学者应该是自由的，“自由并且勇敢”，认为学者应服膺他的内心，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限制他的自由，他是他自己的主人，只有他才可以设定他的自由和束缚。在他的另一篇论文《论自助》中他倡导人的自由、独立， 要人们敢于打破社会和个人造成的各种桎梏。他的话今天仍震耳发聩。在对付政治正确面前，美国教授要做言论自由的坚定捍卫者；要勇敢地坚持真理、事实和研究，坚定地暴露假新闻、假科学、阴谋论， 并将真正的知识带给学生， 带给民众。要教育引导学生从表面之下、从复杂的事物中了解真理， 了解事物的真相， 使他们开阔眼界，独立思考，学习包容等。教授应该是照亮学生，照亮全国民众的灯塔，任重而道远。
第三， 学生的责任。大学是一个人一生中很重要的阶段。年轻的大学生要有开放的心态，学习包容、接纳不同的人和思想，要意识到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在大学里学会包容会帮助他们走入社会后包容。要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圈子，眼睛要看得远一点，大一点，要看到家庭、社区、社会、美国和世界的需要。在保卫自己的权力的同时又意识到自己对集体和国家的责任。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马克.里拉（Mark Lilla）说, “大学应该将重心和精力放在大的问题上，应该关注大学以外、常春藤以外的更广大的世界，应该鼓励学生参与那个宏大的世界，而不是只关心他们自己。” 要尽到一个公民的责任，要有良好的公民道德，做美国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解释者和捍卫者。看到政治正确的虚伪性、绝对性、破坏性时要勇于站起来与其斗争。也要学会独立思想，不轻易受谣言的左右。凡事做研究，思考，讨论，形成比较客观、比较接近真理的看法，不受媒体、社会和校园思潮的影响，站在真理一边，尽管你是少数人。除了学习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外，要学习美国的历史、哲学、文化，不做麦克唐纳德提出的对自己国家和历史一无所知的愚昧的一代。做一个独立、包容、有文化、有思想、懂历史的捍卫宪法的公民。
第四，国家的责任。美国是一个民主和法制国家，已经有一部成熟的保护言论、集会、信仰等方面自由的宪法，需要的是全国上下执行这部宪法，在全社会形成使用和保护宪法的风气。在宪法的基础上，国家既要制定大的纲领性的法规，又要给机构和大学留有余地根据自己情况颁布具体规则。从国家层面，各个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要制定相应的法规，要确保制定出的法规得到贯彻实施。对政治正确，国家机构和大学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界定其合理和不合理的界限。必须看到，政治正确，用李丁的话，是滋生在美国民主法治健康肌体上的一块毒瘤，只有有效地遏制它，才能保证美国的继续繁荣。所以，全社会有责任形成这样一种氛围，与各种形式的政治正确做斗争，保护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
结论
酝酿于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政治正确起初的目的是必须肯定的。它强调种族、性别平等，捍卫少数民族的权益，对美国以后半个世纪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少数族裔和女性的入学、就业、提拔等，也出台了许多可行的有效地保护少数族裔和女性的法规。但也必须看到，自九十年代以后，政治正确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偏离了它原有的目标。约翰逊·启德 在其文 《这是政治正确不应该说的：语言警示是如何使自由变味的？》 ( “Not a Very PC Thing to Say: How the Language Police Are Perverting Liberalism?”) 指出， “政治正确并不真正致力于社会公平，而是一个左翼意识形态压迫人的机器。它不仅不是自由的，而是完全反自由的，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伤害了他们自己。” 他接着写到， “政治正确有一个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弱点，它让人精疲力尽。他们可以在左翼文化保护下声称受害者身份，但也会使他们和大部分美国人隔离。它的极端立场可以激起人们的愤怒，但与大众政治运动中倡导的积极格调并不合拍。” 沙·皮罗更预言“政治正确的时代正在死去。2016年保守派的胜利， 包括选出川普总统就是证据。” 也许如此，但完全死去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但可以准确地说，政治正确虽然在高校和媒体有一定的市场，但它并没有形成一种大气候，而是某些知识精英、媒体大鳄、所谓的人权捍卫者所鼓噪出的一种声势，大有先声夺人之势，但是随着更多的人对它的认识，它恐吓人、控制人的力量将大大削弱，毕竟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例如，参与围攻莫瑞教授的米德伯瑞学院的六十七名学生得到了程度不同的警告和永久性的记过处分，因为他们滥用武力和对他人的言语自由和行动造成伤害。2015年发生在耶鲁的事件也有了后续。2018年8月14日《纽约时报》报道，事件后，耶鲁校友对校长站在学生一边而置科里斯塔克教授于不顾提出严厉批评并威胁停止赞助。一位校友还发起了请愿，要求加入校董会，原因是对校长处理2015年事件的不满和对耶鲁未来的担心。2018年克里斯塔柯教授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获得该校最高荣誉，杰出教授称号（Sterling Professor），说明大学厌恶政治正确，注重认真、严肃的学术追求。
美国也是一个重事实、重证据的国家，不会被政治正确的语言霸权和贴标签吓倒。政治正确虽然对某些人带来一时的不便和伤害，但它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因言论不正确解雇教授的事例还很少。观点保守、言论不正确、遭到抗议的学者最终来到了校园，实现了宪法保护言论自由方面的承诺。社会上下、各个机构、阶层的人应齐心努力，对政治正确说不，捍卫美国宪法赋予每个人的平等、自由的权利，揭露、批评挂着政治正确的旗号实则干着反言论、性别、信仰等自由的各种做法，让活泼的讨论重归大学神圣的讲台和社会生活， 让美国的自由、民主、法治的光辉再次照耀美国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