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繁体字就有这个毛病，不知为何。
董凯胜
历史迷雾中的爱恨纠葛──我读《我愿意为朗读》
德国柏林大学法学教授，同时也是法官、小说家的徐林克（Bernhard Schlink），在连续写了三本推理侦探小说之後，於一九九五年发表了他个人的第四部作品《朗读者》（Der Vorleser）；这是徐林克在创作题材上的一次全新尝试，书中独特不凡的故事，果然立刻风靡一时；出版之後很快便跃居畅销书的排行榜之上，并且使他成为当今德国文坛上一颗熠熠发亮的新星。与此同时，他的�@本精杰作还先後被译介到世界各地，至少已被翻译成二十八种语言；而台湾在二○○○年初，也有了皇冠出版的中译本《我愿意为朗读》。今天就藉由这篇文章来跟大家随笔漫谈，说一下我个人的读後心得吧！
综观《我愿意为朗读》全书，它就像是一颗美丽的钻石，每一个切割面都是那样闪闪发光，吸引阅读者的目光；虽然解构主义巨擘德悉达早已宣告「文本之外，一无他物」，然而这本小说在主调之外，确实还充满了许许多多耐人寻味的泛音，每一个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切入观赏，都可以得到不同的讯息与触发。这一方面是由於徐林克在书中写了许多，一方面也是由於他刻意不写太多；在这样推挤拉扯、欲放还收之间，遂营造出了无与伦比的诠释空间与戏剧张力，而这当然也正是整部小说最成功也最迷人的地方。底下我将针对个人比较感兴趣的几个部分进行爬梳，提供大家进一步寻思追索的参考点。
在第一部的开头，作者马上就点出了麦克在十五岁罹患肝炎的这个事实。这使我立刻联想起美国重量级文化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经写过一本《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处理结核病与癌症的种种不当隐喻；後来又接续写出《爱滋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 )，专门探讨爱滋病问题。在这两本书中，她细密爬梳上述三种疾病的历史，从而向我们揭示：隐喻让疾病本身成为可以理解的同时，却也造成人们对於疾病产生种 种误解、偏见与迷思；而误解、偏见与迷思往往是歧视形成的根源，因而遂使得病人成为歧视眼光下的受害者。不过，桑塔格没有提到肝炎，徐林克也无意追随桑塔 格的脚步，在他的笔下，疾病做为一种隐喻，反而用来串联纳粹德国的问题。
麦克在十五岁时得了肝炎，当时的他无疑是个虚弱而苍白的青年；常常因为身体的衰弱与经常性的呕吐感到羞愧。等到麦克成年之後，他似乎渐渐摆脱了青春期时折磨恼人的肝病问题；但是，当年那些饱受疾病摧残而不堪回首的记忆，是否也能轻易被摆脱掉呢？亦或成为内心深处再也挥之不去的一片阴影。就像半个世纪前战败的德国，当时的人们如何面对希特勒与纳粹党人这个心灵疫病的操控；而在世代交替之後，管疫病已除，然而昔日的创伤是否亦会随之平复，亦或只是在世代之间造成更大的断裂与区隔呢？另一方面，为了隐瞒韩娜的存在，他与班上同学相处时常常显得心神不宁，然而这样的忧心匆匆，竟被误认为是因为担心自己的肝病，於是，「韩娜变成了疾病」。而日後当麦克得知韩娜曾经效从纳粹政权的背景，使其确实也成为心灵的一种疫病与创痕；对此，成年後的麦克又该如何面对昔日不论在情爱，或者在立身处世上对他多所启蒙的旧情人呢？
除此之外，如果各位曾经看过《真爱伴我行》这部电影的话，相信小说中的第一部也会让你在脑海里浮现许多对比联想。论故事背景，两者都发生在二次大战前後，一个是希特勒纳粹当权的德国，一个则在莫索尼法西斯掌政的义大利。论两位主角之间的关，《我愿意为朗读》中十五岁的小麦克，不但亲身接触了韩娜这位迷人的中年女子，更与之发展成亲密恋人的关，其中不乏床第上肉体交欢的场面；而《真爱伴我行》中那个十三岁的雷纳多，却只能单恋着姿诱人的玛莲娜，大部分时间他都躲在暗处窥探她的行踪与举动，每当夜晚来临之际，也只能躺在自己房间内那张嘎嘎作响的弹簧床上打手枪，发显然分泌过多的荷尔蒙。论女主角，韩娜与玛莲娜两人同样都以谜样女子的身分在小男孩的生命中现身，也同样或多或少都与纳粹和法西斯政权有所沾染；而後在历经一波三折之後，也都以各自迥异的姿态重新站起身来。无独有偶的是，日後她们都成为长大後的小男孩心目中最难以忘怀的女子。
承接前此述及疾病的隐喻与纳粹德国的问题，第二部的精华其实正集中在审判庭上韩娜与首席法官之间的问答，以及麦克自己旁观见习之後的种种反思。战後德国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尴尬的，这样的尴尬不仅来自於它在外部必须承受世界各地的指责声浪，也由於它在内部还必须面对世代之间彼此撕裂的创痛。年轻的一代面对他们的父母，心态上时常是爱恨纠结的；他们无法理解为何上一代的大人们会陷入集体的狂热与歇斯底，悄然支撑起纳粹或法西斯这样的巨大邪恶势力。这些人就如同韩娜一样，其实都不是什麽特别坏心恶毒的人；而正是日常生活遭会遇见的，那些平凡无奇的叔叔伯伯，阿姨大婶们，甚至就是自己的父母亲。然而，正是这些平凡的多数人，在无形中共同支撑起了巨大的邪恶；他们在希特勒的集体催眠下，全都成了极权政府共犯结构中一个又一个的匿名共谋者。
因而，战後的第二代年轻人，管由於亲情血缘和社会连带的关而与上一代维持着难以分割的联；然而，内心里其实却又极欲与之划清界线。他们在对上一代感到错愕、愤怒与失望愕之馀，一方面虽然开启了猛烈批判的炮火；另一方面却也因为摆脱不掉沉重的历史包袱，而普遍陷入一种无力的颓废状态。换言之，对纳粹鹰犬的猛烈批评乃是一种无望的发，并无法扭转年轻一代对社会国家的集体冷漠与疏离。这也就是为什麽即使日後麦克已经成为一名法律系的大学生，他却仍然是冷漠疏离的；麦克与韩娜之间那层若即若离的暧昧关，其实也正是德国在战败之後两个世代之间紧张尴尬的具体缩影。
所以麦克一方面说：「我们很清楚把集中营的这个、那个警卫，或是执行官定罪，只是序幕而已。领教过警卫和执行官的那一代，或是没做过任何事情阻止那些人的人，或是在一九四五年以後没有把他们从人群中驱逐的人，这些人才是被告。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些人，让他们在光天化日下受审，宣告他们有罪，让他们颜面扫地。」另一方面则说：「是谁为我注射了那一针？是不是我自己，因为我不能没有麻醉剂？麻醉剂不但在法庭发挥了作用，让我见到韩娜时，好像爱过她、渴望过她的是别人，那人我很熟悉，但却不是我。我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如此，我置身於自己的人生之外冷眼旁观；看到自己在大学书，和我的父母、哥哥、姊妹、朋友在一起，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并没有参与感。」
此外，让我眼睛为之一亮的，还有审判庭上首席法官与韩娜之间的强烈对比；一个是既无法阅读也无法书写的文盲，另一个则是受过完整法学训练的专业人士。对照於韩娜的从容镇定、恺切陈词，对的部份据理力争，错的地方也勇敢坦承；首席法官就处处显露出他个人专业上的傲慢与擅断，以及躲藏在法袍底下的偏见、恶意曲解，以及种种的刻板印象了。他那看似公正无私的铁面，实则只不过是一张不欲告白的假面；因而每当韩娜将他那些咄咄逼人的质问重新丢回去给他，向他提出反问之际，他的虚矫与伪善也就难免图穷匕见、昭然若揭。面对一个手无寸铁而又不识之无的女子，首席法官管师出有名，然而却是那麽的冷酷无情、那麽的缺乏人性温暖，那麽的像是一个……一个「混蛋」！
是的，混蛋。读到故事中首席法官的这个地方，不禁使我联想起杨照在《Caf’e Monday》书中一篇题名为〈混蛋们〉的文章。他提到自己以前在哈佛大学书的时候，有次去旁听一堂法学院的课；授课教授是位左派法学重镇，因而第一堂课开宗明义就先骂人。他要讲台下那群趾高气昂的准法官、准律师们知道，不要因为修习法律这门学问而自大；反而要为自己学了法律而感到不好意思(apologetic) 才对，根本没有什麽好值得炫耀、值得骄傲的。因为，第一，法律永远落後社会；社会总是先走一步，等到产生了什麽样的问题，法律才後知後觉地奋力跟上，想办法去规、去解决。第二，法律所能辨别判定的是非对错，和真实世界相比，永远都是简化的、粗糙的。真实生活世界的杂与丰富色彩，在法律领域里都将被硬生生地切割开来，而必然有所漏失。
接着，这位教授又语出惊人地说，他总是很同情、很可怜那些终将成为律师和法官的人。因为他们当上律师、法官之後，就定成为一个「son of a bitch」，是的，那位教授就用这麽粗、�@ 麽直接的话来骂人。律师、法官都定是混蛋，而就算是最有良心的律师和法官，也都难逃成为混蛋的命运。因为，在他们手中处理的案件，对当事人而言是如此切身、如此重要；然而对律师和法官而言，却只是他们的职业，只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例行工作罢了！法律诉讼对大部分当事人来说，可能都是生活中的百分之百，关到他们的种种权利义务归属，甚至是生杀予夺的命运；然而，律师和法官们却往往只能拿出百分之一的精神气力去应付。所以，必然定是个混蛋；这是他们的原罪，也是他们的宿命。
左派教授的这种说法或许过於偏激，然而却也不无一番道理。让我们回到《我愿意为朗读》这本小说来。正是由於法庭上所处理的案件都是粗糙的，简化的；因而我们遂需要格外认真谨慎，并且尽可能宽容以对，而非像那位首席法官一般气高张，咄咄逼人。关於纳粹德国的那段历史，日後麦克也反省道：「今天当我回想过去的那几年，才领悟到真正直接的观察是多麽有限，能够真实呈现出集中营状况和谋杀的照片又是多麽稀少。……今天有太多书和电影，使集中营的世界成为我们总体想像的一部份，也形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我们的想像力知道如何悠游其中，自从电视影集『浩劫後』、电影『苏菲的抉择』，尤其是『辛德勒的名单』上映後，这些想像乾脆进驻我们的心灵，它们不再只是片面被认知，而是变成增捕或装饰的部分。以往的想像几乎是静态的：集中营世界纷离破碎的事实，似乎恰如其分的远在天边。而少数得自盟军所拍照片的影像，以及生还者的词，一次又一次在我们的心灵掠过，最後冻结成陈腔滥调。」
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深刻体认，到了本书的第三部份，当麦克考完国家考试，必须在法律界选择从事其中一项职业的时候，他才会感到非常困惑。他实在无法认同当年审判庭上那位首席法官，曾经向他讲述过的那些经历与人生哲学：「他每件事都照正确的方式进行。在洽当的时候修习洽当的课程和研讨会，通过期末考，拿到优异的学位。他喜欢当律师和法官，如果要他重新做一次，他会照同样的方式去做。」麦克说道：「这件事把我难倒了。我觉得在韩娜的审讯中所见到的各种律师角色，没有一个适合我。检察官对我来说就像简化的被告一样怪异，当法官更是最怪异、简化的角色。」看到麦克这样的想法，与那位哈佛法学院左派教授对学生的谆谆告诫，互相参照之下，还真让人有种如出一辙的熟悉感呢！
最後在因缘际会之下，他意外获得了一份法律历史的研究工作；而这个原本暂时性的逃避，却从此成为他永久的志业，是的，麦克成了一位法律历史学者。「研究历史代表的是在往昔与目前之间建立起桥梁，彷观察一条河的两岸，积极参与河两岸的事务。在我研究的畴中，有一项是第三帝国的法律，从这段历史特别明显可见过去与目前在一个现实下融合为一。在这里，逃避并非专注於过去，看不见在我们身上烙下印记的历史，与昔日遗物被迫共存，而是坚定地投注於目前与未来。」
对照於麦克成年之後一波三折的人生历程，後半生都在监狱中度过的韩娜又如何呢？从她入狱後的第八年起，在麦克虽不定时却也从未间断地寄送朗读录音带的帮助下，她自己也找来原着小说逐字逐句地对照参读；热爱文学的她，就这样艰辛而奋勉地学会认字，摆脱自己过去始终引以为耻而不惜为之背负莫须有罪名的文盲身分。并且，跟随着那些录音带，韩娜也开始试着自己阅读；她订购了大量关於纳粹受害者与集中营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慢慢在银行里存了七千马克以及一整个茶叶罐的钱币，希望将来能够交给那位当年和母亲一起逃过教堂大火的女孩。除此之外，她还把麦克寄来的录音带借给盲人辅助机构，帮助盲人享受文学之美；而她自己则过着修道院式的隐居生活，彷她是主动选择搬进狱中来生活似的，直到她正式假释出狱的前一天，才竟而上吊结束自己生命，留给麦克无限的悲痛与惆怅。
你问我好不容易学会认字读书的韩娜，在她终於得以踏出监狱的前夕，为什麽还是选择自杀一途？我不知道。我有很多答案，因而也可以说是没有答案；有的或许只是许许多多的怀疑。
还记得珠儿(Jewel Kilcher)在诗集《无武装之夜》中所写过的那首〈慢性病〉吗？「有些事，人类心灵是永不该了解的，有些事，则是身体无法忘怀。」还记得写过《期表》和《灭顶与生还》的普利摩李维(Primo Levi)，背负着悻存者的艰难责任踽踽独行，最後也还是选择了跳楼自杀吗？做为一名曾经效力纳粹政权的「鹰犬」，是不是韩娜始终无以逃脱的生命污点与心灵疫病？而在那个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年代里，人类的自我意志实质上究竟还有多少自由可言？就像《真爱伴我行》中的玛莲娜，面对饥寒交迫的生活窘境，她到底还能拥有多少选择？就像韩娜始终感到困惑，转而求诸首席法官却也同样得不到答案的提问：「你还有什麽办法？你会怎麽做？」，难道我们可以仅凭「人人都有自由意志，所以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轻易地入人於罪吗？对於韩娜的死，共犯结构下的道德伪善者们是不是也该担负起一些责任？
《我愿意为朗读》是本记忆之书，也是本自省之书；它见了仓皇时代的肃杀与不宽容，也殷殷载记了历史迷雾中的爱恨纠葛与缠绵悱恻。深夜里，重新翻读这本佳作无疑非常值得；它的深邃迷离让人在阅读之际爱不释手，它的泛音馀韵则让人在阅毕之後掩卷沉思。《我愿意为朗读》，我愿意为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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