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实在是我们所有有自觉意识的肉身性动物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现象，所以关于这方面才会有如此众多的丧葬禁忌。禁忌本身往往是非理性的，但在本文化系统内却是合理性的，如果有一天，当天葬像哈根斯那些可以全球展览的人体雕塑标本一样，成为全开放的一种展览仪式而失去其所有宗教习俗属性时，那么这对藏文化这个系统，究竟是不是构成了一个天大的威胁？一个系统，只要在某一个方面被外来干扰所破坏，就会进而影响全局，即便能得到自组织性的修复，那也不再能具有原来系统的一些和谐性。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在道孚，新翻修的藏氏民居围墙上，已经出现了城市的大院高墙上才会有的玻璃碎片或者铁钉排，在赤峰，绝大多数的年轻蒙古人已经不会说蒙古话，在西双版纳，无数彝族典籍正在迅速流失……民族性和现代性有时就是构成了深刻而尖锐的矛盾：要民族，就不要现代性，要现代，就不要民族性。
没有人会对上面这个两难推论感到满意，但在无数学者绞尽脑汁思考破解之道时，民族文化资源的同构化威胁却没见丝毫刻缓。今天，我不过是作为一个探针似的扰动，对昌都这里的藏文化产生了一个微弱的破坏，明天，谁能保证，压倒性的现代文明将仅仅带来进步，而不会带来灾难？